彭宇案判决书分析

彭宇案判决书分析（精选3篇）

彭宇案判决书分析 篇1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原告徐XX，女，汉族，1942年8月9日生，住本市XXX12号。委托代理人唐X，南京X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X，男，汉族，1980年7月2日生，江苏XXX有限公司职工，住本市XXX2X3-1号。

委托代理人李X，女，汉族，198X年8月8日生，住本市XXX19号。

委托代理人高XX，江苏XXXXX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XX与被告彭X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XX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宁，被告彭X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舒、高式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XX 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83路车。大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 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倒，导致原告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因原、被告未能在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0460.7元、护理费4497元（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营养费3000元、伙食费 346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630元、残疾赔偿金7198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500元，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彭X 辩称，被告当时是第一个下车的，在下车前，车内有人从后面碰了被告，但下车后原、被告之间没有碰撞。被告发现原告摔倒后做好事对其进行帮扶，而非被告将其撞伤。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被告客观上也没有侵犯原告的人身权利，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由于做好事而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施行髋关节置换术，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

事故发生后，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依法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案件诉至本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陈述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原告对该份谈话笔录不持异议。被告认为谈话笔录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对原、被告在事发当天和第二天所做询问笔录的转述，未与讯问笔录核对，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案件审理期间，处理事故的城中派出所 提交了当时对被告所做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电子文档的属性显示其制作时间为2006 年11月21日，即事发后第二天。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原告对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持异议，认为其内容明确了原、被告相撞的事实。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且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本案是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权利收集证据，该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出庭作证，证人陈二春证言主要内容：2006 年11月20日其在21路公交车水西门车站等车，当时原告在其旁边等车，不久来了两辆车，原告想乘后面那辆车，从其面前跑过去，原告当时手上拿了包和保温瓶；后来其看到原告倒在地上，被告去扶原告，其也跑过去帮忙；但其当时没有看到原告倒地的那一瞬间，也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时候原告已 经倒在地上，被告已经在扶原告;当天下午，根据派出所通知其到派出所去做了笔录，是一个姓沈的民警接待的。对于证人证言，原告持有异议，并表示事发当时是有第三人在场，但不是被告申请的出庭证人。被告认可证人的证言，认为证人证言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查明，在事发当天，被告曾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且此后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关于被告给付原告钱款的原因，双方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

审理中，对事故责任及原、被告是否发生碰撞的问题，双方也存在意见分歧。原告认为其是和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碰撞倒地受伤的；被告认为其没有和原告发生碰撞，其搀扶原告是做好事。

因原、被告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其伤情的伤残等级 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京鑫盾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徐XX损伤构成八级伤残。

因双方意见不一，致本案调解无效。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本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本院谈话笔录以及本院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理 由如下：

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应予采信。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2、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证人庭后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证以证明其证人的真实身份，本院对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 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4、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 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二、原告损失的范围和具体数额。

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伤残鉴定书等证据，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均是治疗事故造成的有关疾病所必需，且有相应医疗票据加以证明，故原告主张医疗费40460.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2、护理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为4497元，包含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以及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由于本案原告为六十多岁的老人，本次事故造成其左股骨颈骨折且构成八级伤残，其受伤后到康复前确需护理，原告主张该4497元护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共计35天，原告主张该费用为630元，符合法律规 定，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另主张伙食费346元，并提供了住院记录和票据予以证明。由于该费用在住院伙食补助费范围内，该346元与上述6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的主张重复，故本院不予支持。

4、鉴定费。原告主张伤残鉴定费为500元，有鉴定费发票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5、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71985.6元。但根据原告病历及伤残鉴定报告，原告伤病为八级伤残，根据相关规定，该费用应依法确定为67603.2元【14084×（20-4）×30%】。

6、营养费。结合原告伤情，本院酌定1000元。

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为114690.9元。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损失。

根据前述分析，原告系在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且产生了损失，原、被告对于该损失应否承担责任，应根据侵权法诸原则确定。

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 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 发生事故。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

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本次事故虽给原告的精神上造成了较大痛苦，因双方均无过错，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彭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

被告彭X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90元、其他诉讼费980元，合计1870元由原告徐XX负担1170彭X负担700告已预交，故由被告在履行时一并将该款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XX 代理审判员 XXX 代理审判员 XX 二○○七年九月三日 见习书记员 XX

彭宇案判决书分析 篇2

一、法律推理有效性

法律推理从法律规范到案件事实, 从一般到特殊, 其过程可概括为:大前提 (法律规范) ——小前提 (案件事实) ——结论 (判决) , 属于演绎推理。演绎推理具有确定性特征, 只要大小前提确定, 其结论必然确定。法律推理有效性的首要内容就应当是符合演绎推理的形式要件。而结论的正确性还取决于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正确性。“这就使在应用法律时一开始就直接进行演绎推论的机会极为有限, 相反, 必须先确定规则和案件, 考察规则的正确性, 再行演绎推论。”[2]

1. 法律推理形式有效性

“一个推理是否有效是从推理的逻辑形式方面加以考察的。如果用任何一个概念或判断带入相应的推理结构变项中, 并由此能推出必然结论, 则这个推理是有效的;否则为非有效。或者说, 如果一个推理形式是有效的, 当且仅当此推理形式的任一解释 (即符合此情形的任一有具体内容的推理) 都不会出现前提真而结论假的情况。”[3]演绎推理作为推理的一种, 其逻辑结构为:因为, 所有M是P, 所有S是M, 所以, 所有S是P。“其证据支持度是100%, 即前提对结论的形式有效的证据支持关系, 是一种最强的证据支持关系”“一个推理所提供的证据支持度为100%, 称这种推理为必然性推理”。[4]因此, 演绎推理是一种推理形式有效的推理。

2. 法律推理的实质有效性

为了使关注者接受推理得到的结论还要求法律推理满足实质有效性。在大陆法系国家, 法律推理也可称作“司法三段论”。“司法三段论是逻辑三段论在法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但是, 司法三段论并不是逻辑三段论的简单复制, 较之于后者其更为复杂、内容更为丰富……逻辑三段论所考察的仅仅是大中小项之间是否对应以及结论是否符合思维过程, 但是对于如何确定大中小项的具体内容, 其并不作为考察的重点。”[5]“司法三段论”较之于“逻辑三段论”, 其考察重点是大前提与小前提的确定。这就是法律推理实质有效性的要求。

二、法律推理有效性标准及实现

1. 形式有效性标准及实现

形式有效性要求法律推理满足演绎推理的逻辑规则。那么在法律推理中, 首要要求就是应当具备大前提与小前提, 以及大小前提之间有对应关系;其次就是要求大小前提的结构为“凡M是P, 凡S是M”。

2. 实质有效性的标准及实现

实质有效性要求法律推理中所确定的大前提与小前提真实可靠。“法律推理是一种复杂的推理, 其复杂性不在于它的形式, 而在于它的内容……时常出现的情况是:法律无明确规定, 即出现法律漏洞;法律规定之际出现矛盾, 即出现发条冲突;还有法律规定过时, 即出现法律滞后等。另一方面是案件事实的复杂性。”[6]

从形式上看, 援引了正确妥当的法律规范意味着法律规范能够涵摄案件事实。而法律规范是导向社会正义的规范, 那么从根本上讲, 援引正确妥当的法律规范意味着案件的处理结果是符合正义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 难以找到明确的、毫无疑义的涵摄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 这时就要求法官运用能动性, 根据社会大众所公认的正义内容确定应当援引的法律。具体做法是运用某些法律方法来确定, 如法律解释、价值补充、漏洞补充、类推适用、利益衡量等[7]。实质性要求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所确定的法律事实应当真实可靠, 因此, 法官应严格遵守证据规则以及逻辑推理规则, 提取案件中的客观法律事实。

三、对彭宇案判决中认定事实的考察

通过分析判决书, 很明显, 法官认定理由主要以双方陈述和生活经验为基础, 但其所运用的生活经验并不可靠。“法官认定彭宇撞到老太太的事实源于所谓的‘经验法则’推理”, 彭宇案中“推定事实成立的三条‘经验法则’是经不起推敲的, 也就是具备多种其他可能性, 不具有盖然性”。[8]

对于认定理由一, 法官的推理结构为: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撞倒之外, 还有被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被绊倒或滑倒等事实, 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因此, 原告被撞倒的可能性较大。然而, 在本案中, 原告自然不会陈述自己是被绊倒或滑倒, 而被告也无义务主动提出以及证明原告可能是被绊倒或滑倒, 而相反法官应当在庭审中询问比被告更知情的原告相关情况。在法官未履行庭审职责的情况下, 就把不利因素倒向被告显然是不合理的。即使上述推理成立, 接下来的推理过程也不可靠: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相撞之人逃逸;本案事发地点在公共场所, 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 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因此, 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这一推理过程, 似乎更容易得出相反结论。

认定理由二的推理结构也不可靠:被告可能是见义勇为做好事, 也可能不是;如果是做好事, 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 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因此, 被告不是见义勇为。而在本案中, 此推理的小项却不为真。如果原告是被撞倒地, 在混杂的人群中, 社会大众并不会将注意力放在相撞之人身上, 而更倾向于把老太太及时扶起, 以免再次受伤。如果扶起老太太后, 其伤势较轻, 也不会过多责怪相撞之人, 更不会将他抓住。既然“仅仅好心相扶”的做法是存在的, 那么被告的行为可能是见义勇为。

其他认定理由同样存在上述类似问题, 此处就不再详细分析, “原告是被被告撞倒在地这个命题的真实性既没有得到证据的有力支持, 也没有得到论证方式的支持 (推理形式存在多种严重错误) , 我们虽然不能绝对肯定地说这个命题一定为假, 但至少该命题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9]

法官对本案所认定的事实并未达到真实可靠的程度, 其法律推理也就不满足实质有效性, 案件的判决结果难以被接受。

参考文献

[1]张继成.可能生活的证成与接受——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规范研究[J].法学研究, 2008 (5) .

[2]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4]张斌峰, 李永铭, 李永成, 等.法律逻辑学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5]王利明.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6]尹国华.法律推理的有效性及其实现[J].社会科学家, 2010 (8) :77—79.

[7]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8]杨晓玲.经度与纬度之争:法官运用“经验法则”的推定事实以“彭宇案”为逻辑分析起点[J].中外法学, 2009 (6) .

彭宇案判决书分析 篇3

一、走近“见义勇为”的困境

(一)“彭宇案”及其影响

2006 年在南京市公交车站台,一位老太在公交站台等车,于人来人往中被撞倒摔致骨折。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彭宇,将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最后江苏省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因本案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原则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 876.6 元。

“彭宇案不是判例,对其他法院没有约束力,恰恰对民众产生了制约力。”[1]“彭宇案”判决偏离社会主流价值,给予公众的传统道德观念重重一击。

一方面,社会上绝大多数公众因判决中不正确的分析缺乏引导,以致陷入见危不救的“囚徒困境”。公众见义勇为的博弈分析(见表1)。

注:在(-100,0),(0,-100)预期收益之所以会出现-100,是因为笔者将模型建立的前提设定在路人在“彭宇案”影响之下,即考虑到见义勇为可能会为自己招致诉讼,从而引起赔偿,即“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情形下。

从表1 中可看出,虽然集体利益最大化就是均采取见义勇为策略(20,20),但是甲乙从个人理性出发最终选择的是却是见危不救策略(0,0)。综上,甲乙两人更加趋向于都选择见危不救策略(0,0)。

另一方面,对于坚持彭宇是撞人者的公众也会产生错误的引导。一个撞人之后又救人的人竟然可以在社会舆论的保护之下,被宣扬成“见义勇为”者,钻法律之漏洞,免受法律责任的追究。

(二)“彭宇案”的深度分析

对于像“彭宇案”这样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就要求法院在处理时更加地谨慎。既要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同时也要注意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以此来化解公众在类似案件上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彭宇案”之所以演变成“好人被冤枉”的典型案例,并逐渐对社会造成上述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相关重要事实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彭宇案”二审时,当事人要求“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加之法院又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没能处理好案件当事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法院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过若干年的发酵,逐渐加深了公众的错误认识。

第二,面对一个两难的判决,法官在处理时欠缺必要的稳妥。法官在判决中的推理,偏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但法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面向公众解释判决中包含的法律价值,向公众释明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区别。尽管一审判决从法律角度看其所认定的事实和结果均为正确,但由于公众所接收到的信息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判决不公”、“做了好事反被索赔”。当此案的误解逐渐被加深时,法院也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使该错误认识持续地在公众意识中发酵,久而久之便产生了“老人倒地不能扶”等社会负面效应。

二、国外案例的比较分析

正当国内见义勇为因“彭宇案”而走入“囚徒困境”之时,在美国加州也上演了类似的案件。

2004 年,亚历山德拉开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卡在车内动弹不得。其好友丽莎见状前营救,把卡在车里的亚历山德拉拉出。亚历山德拉车祸后身体瘫痪且经济收入极为有限,便一纸诉状将丽莎告上了法庭,称其拉她出车时用力过度才致其瘫痪,要求丽莎为她的瘫痪买单。地方法院不予受理,通过逐级上诉,2008 年12 月19 日,加州最高法院4 比3通过裁决,亚历山德拉可以起诉丽莎。消息传出,加州舆论一片哗然,一边倒地支持丽莎。同时,加州议会也迅速做出反应,于6 月25 日表决,75 比0 票通过了“好心人免责法案”。面对新法案,亚历山德拉只能撤销起诉[2]。

可以看出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会对加州公众再见义勇为产生太严重的阻碍。现在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美对相似案件的回应及其社会影响会如此大不同?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加州法院面对这一棘手案件有以下处理特点:

其一,救助人免责法案的支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州议会及时出台了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好心人免责法案”,引领了正确的舆论导向。

其二,及时、准确地让公众知晓案件信息,免除了其不必要的猜疑。向公众及时公开重要的案件信息,避免了公权力机关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免除了公众因不清楚案件细节而产生不必要的猜疑。

三、走出见义勇为的“囚徒困境”

类似案件由于处理方式的不同对社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为了能更好地缓解中国当前社会存在的见义勇为“囚徒困境”,笔者通过对比“彭宇案”和加州案件,提出关于化解该囚徒困境的以下几点建议:

1.赋予善意救助者有限制的豁免权[3]。在赋予救助人豁免权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好撒玛利亚人法,即在见义勇为人实施救助行为时赋予其豁免权,可以使其在日后免受被救助人的恶意诉讼索赔纠纷。

2.鼓励公众到庭旁听,完善审判程序的公开。让公众亲临法庭旁听双方辩论,保证信息的第一性、客观真实性,以防被媒体片面、错误引导。只有让公众参与到案件中,了解案件真实情况,才不会出现公众片面看待判决从而导致见危而不敢救的情况,只有这样才可缓和此类案件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3.注意对媒体舆论引导。鼓励媒体参与,但同时应重视舆论引导,积极与媒体沟通,确保报道的客观公正,以防出现“媒体绑架司法审判”的情况,让真正有责任的人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4.国家基金保障制度。建立基金保障制度,并扩大该基金的覆盖范围,即不仅包括已被认定是真正的见义勇为者,还应包括提供案件相关证据的旁观者。这样一来,在补偿救助人的同时还能鼓励目击者为案件审理提供证据,更有利于查清案件真相。

在经过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之后,路人之间就是否应该见义勇为的博弈将变成(如表2 所示):

从表2 中可以看出,对见义勇为者采取有限制的豁免权、国家基金保障机制等措施之后,见义勇为反被诉讼而引起的预期成本支出就不存在了,而且见义勇为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补偿金。在这些措施的实施下,民众就可免除社会现状之下的后顾之忧,而且保障基金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见义勇为,进而使见危不救现象可以得到解决。

四、结语

见义勇为是应被倡导的传统美德,见危不救现象的出现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反映。为了跳出见危不救的“囚徒困境”,我们需要借用外部力量,即借助立法手段、制度手段、国家保险等手段。只有通过科学分析现实中见危不救现象的深刻原因,从中去思考正确、有效的解决方法。这样,民众见危不敢救、见义勇为反遭索赔、虚假“见义勇为”等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摘要：见义勇为历来是中国所倡导的传统美德。但近些年来,尤其在“彭宇案”等案例的影响下,见义勇为与被救助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见义勇为者正在陷入一种“囚徒困境”中,这又直接助长了见危不救的社会风气。事实上,对类似案件的处理与传统的案件不同,信息的充分公开对于纠正“囚徒困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国外的类似判例也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处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