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通用7篇）

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篇1

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警察”的称呼由来

“警察”这个名词在历史上不是我国固有的。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而中国开始使用“警察”之名则始于清末。

意大利当代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现代汉语语汇的形成》一书里，做过详细的考辨。他指出，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清廷的总理衙门指示翰林院及六部，拟定了一份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外国访问考察的名单，要求他们撰写考察报告，俾作为改革的基础。这一波大臣出洋考察以傅云龙为始，他去了日本、美国、秘鲁和巴西等四国，计为时两年。傅云龙归来后写了许多考察记，在日本部分即有《游历日本图经》和《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两册，书中将日本以汉字书写的“警察”带了回来。接着，中国第一代日本专家黄遵宪又在所著的《日本国志》里简介了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这个现代名词开始出现。

但中国正式的设置警察却比他们的著作晚了几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除军事占领外，为维持治安而设了有警察之实的“安民公所”。八国联军后的第二年，北京模仿联军之制而设“善后协巡营”，后来改名巡警总厅。而于此同时，则是袁世凯也在河北的保定设“巡警分局”，置巡警这种职称，警察制度正式登场，取代了以前的保甲团练及捕快。

因此，现代的警察之称源于日本.在语言的形成上，这称之为回归借词，它的意思是，警察乃是汉字中原有的词汇，但汉字的这种用法早已被人遗忘，最后是兜了一大圈，再从日本那里重新找回。在当代汉语中，这种“回归借词”举之不尽，通俗的“写真”、“人气”、“一级棒”，严肃的如“自由”、“进步”等均属之。中国古代的司法部门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鲁定公9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他就诛杀当时鲁国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非杀不可。(《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由此鲁国大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比较起来，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安分局或是派出所吧。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算起来还是一位基层警察干部。

刘邦的生地是在丰邑，丰邑在沛县的西部，与泗水亭东西相隔百十里路。被任命为泗水亭长以后，他佩印着冠，披甲带剑，一手持竹简命令，一手持捆人绳索，手下还有两三下属丁卒使唤。在当亭长期间，他结识了大批朋友，建立的这些人际关系成为他的一大财富。象萧何等在秦末随同刘邦起兵后来成为汉朝开国功臣的一大批人物，多是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结识的沛县中下级官吏。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与现代警察部门最相似的部门是刑部。相当于现代的公安部吧。

与现代警察相比，古代警政合一，军警不分。警察的职能尚未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门机关，而是由军队、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所共同行使。虽然作为警察行为对国家与社会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但还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结构稳定的专门的警察机关。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不严格的，“神灵”的意志、皇帝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具有主导作用。皇帝、行政长官，甚至宗教组织直接处理罪案是常见的。私刑、私狱普遍存在。奴隶主、地主、宗教领导人、宗族头人有权使用私刑执行惩罚。大量违背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秩序的问题靠私刑解决。

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黄遵宪首创中国警政

1840年6月，被鸦片战争炮声震醒了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于是，警察制度做为“良法美政”被从西方引进。中国近代警察究竟诞生于何时?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黄遵宪，字公度。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有才干的维新派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警察的首创者。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出生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上靠典当发了家。1867年，黄遵宪考中秀才。1874年，怀着“一学蝇头世俗书”的心情，到了帝都北京。在北京，他认识了同乡何如璋、邓承修等，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6月，黄遵宪赴湖北办理教案，投入了正在开展的资产阶级维新活动。这年的9月，黄遵宪奉光绪皇帝命入京。在当时，只有高级官吏才能由皇帝特旨命令进见，道、府以下的官吏，必须由吏部带领分批引见。黄遵宪当时只是一个道员，按照清制，应该等吏部引见，但光绪皇帝却破格下特旨召见黄遵宪。

光绪想通过变法削弱后党，寻找出路，因此，积极援引改良派人物。光绪问黄遵宪，西方政治为什么胜过中国?黄遵宪回答，西方国家强大，原因在于变法。黄遵宪还说，自己在伦敦时，听那里的学者说，百年以前，英国还不如中国发达呢!光绪听了黄遵宪的话，先是惊讶，接着笑着点头。

黄遵宪被光绪皇帝召见后，户部尚书翁同和又接见了他。1897年6月，由于翁同和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盐法道的职责是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清代的食盐只准官卖。同时，黄遵宪还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也就是财政和司法事务。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黄遵宪抵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掌管全省的刑狱和官吏的考核。是时，恰逢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试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改良中国的封建政体。因此，黄遵宪的变法思想如逢和风春雨，他便劲头十足地帮助陈宝箴，辅佐陈宝箴推行新政。他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论及种种改革措施。他提倡“分官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卫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由黄遵宪亲自负责规划及主持的新政规定要务有十二项：

一、保卫局；

二、迁善所；

三、整顿刑狱；

四、课吏馆；

五、时务学堂；

六、武备学堂；

七、南学会；

八、湘报馆；

九、团练；

十、矿务；

十一、内河小轮船；

十二、湘粤铁路。其中首推保卫局。

上述新政规定要务十二项中的首项是保卫局，即现在的警察局。黄遵宪早年呕心沥血地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论及警察的职务是：“在保护人民：一去民害、二卫民生、三检非违、四索犯罪……”他在任职欧美外交官时，非常留心欧美先进制度，特别对司法、警察体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欧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万户则设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数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广衢要路，则持棍而立者，远近相望，呼应相通……”足见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思想形成颇早。因为他在海外任职外交官十多年，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现状和文化，见识多，涉猎广，加之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中国的变法自强充满信心。因此，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依殷切，借重诚恳。黄遵宪向他提出，现行的保甲制度撑不起社会安定的局面，认为必须设立湖南保卫局。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

黄遵宪亲自制订的《湖南保卫局章程(四十四条)》具体来看，里面对保卫局的职能、机制、职责、纪律及巡警的条件等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章程的首条阐明保卫局的性质是“官绅商合办”。第二条阐明职能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往下提出机构设置“于长沙府城中央，设总局一所，城中分东西南北，设分局四所，城外设分局一所，共分局五所，每所辖小分局六所，共设小分局三十所。”充当警员的条件有七条：“一须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二须曾经读书识字，粗通文理者。三须身体强健，能耐劳苦者。四须性质和平，不尚血气者。五须有保人。六须考验。七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还规定了警员的具体职责九条，以及“两不许”、“七不准”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又详细制订了总局、分局和小分局的办事程序及各级人员的薪酬等等。诚然，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新政主张仿如刚出世的婴儿，因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宣告成一张废纸，但诚如《清史稿?本传》上云：“黄遵宪……于是略仿西欧巡警之制……”

1898年7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湖南保卫局正式开办起来。保卫局的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机构，人员素质上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后来，那拉氏发动政变，使戊戌维新只维持了103天，参与变法、行法的“帝党分子”，彻底被击败，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其他四十多人，被统统革了职。湖南保卫局自然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而被腰斩，10月31日被裁撤，只存活了三个月，之后被迫更名为保甲局。应该说，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身。首开了中国近代警察史的先河。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

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西太后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京城治安一片混乱，案件层出。八国联军为了加强社会控制，找一些中国人临时设立“安民公所”，镇压民众的反抗，防止动荡骚乱，保证社会秩序。待联军撤出后，“安民公所”自然不复存在。但清廷见其法不错，又查列强在沪、津、汉口等地租界均设“巡捕房”，置任印度人、越南人为巡捕，治安良好。于是开始在京城建立“善后协巡营”，后又改为“工巡总局”，直属皇帝，下设事务大臣一人专门负责，同时又下设工巡总监和副监各一人，辅助局务。总局内分为工程、巡捕二局，各设局长分管。每局之下，各有警巡、队长、巡长及巡捕若干人，负责管理警察事务和工程事务。所以，工巡总局实际上是管理市政、司法、警察的混合机构，只能算作中国警察最早之雏形，而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警察机构。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巡警，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专门警察机构。

1901年八国联军之乱后，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西方列强在得到割地赔款同时，还希望随时染指中国事务，特在《条约》中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剥夺清政府在整个天津市的驻兵权。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北京城下，要挟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同时，满朝文武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国联军满街横冲直撞的天津市。

后来，朝庭把这个棘手难题交给了在山东因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的袁世凯。1902年5月，袁世凯在保定创设了警务总局，挑选了500名巡警，设了五个分局，分布在城厢内外。同时，责令赵秉钧在保定开办巡警学堂，聘请洋人充当教习。保定巡警学堂也许是中国第一所警察专业学校。袁世凯之所以创办警务，与筹备接收天津有很大关系。当时，帝国主义联军照会清政府，提出条件：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于是袁世凯想出了一个办法，化军队为警察。他在北洋军各镇中精选了3000兵士，训练成为巡警，开进天津，这样就避开了“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驻扎中国军队”的嫌疑。

同年8月，在正式接收天津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八国联军将天津重新归还中国后，袁世凯把天津控制起来，设在保定的巡警学堂移到天津。袁世凯的3000名巡警中，1500名留在天津，称为“南段巡警局”，由赵秉钧担任总办。1500名分布在西沽、塘沽、山海关、北塘等处，称“北段巡警局”。同年冬，继保定巡警学堂，袁世凯又在天津设立了巡警学堂。次年8月，并归天津的保定巡警学堂与天津巡警学堂合并，改称北洋巡警学堂。

设南、北段巡警局后，袁世凯又增添了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进一步完善了天津的巡警机构。紧接着，袁世凯又把天津的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及铁路，在全省建立起了巡警网。袁世凯曾训练过新军，对西方的军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

1902年，清政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后不久，天津的大街小巷就不断闪现出三三两两的“中国警察”晃动的身影，他们脖子上挂着警哨，腰中挎着佩刀，到处巡视查看。从这时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巡警”正式在中国出现了，而天津则成为了中国“巡警”第一个开始巡逻的地方。由于有专门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地方警察制度的建立，终于导致全国警察制度的建立。1905年10月8日，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务，巡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是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担任，巡警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是由袁世凯的老部下赵秉钧担任。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警察制度起源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巡警制度。

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央警察机关

由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成效显著”，清政府号召各地效仿。于是各地纷纷各自为政地办起了警政。清政府虽然主张各地建立警察制度，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计划和方案。所以，京师以及各地虽然积极尝试摸索，但警政建设长时间没能走入正轨。有识之士就倡议设立一个中央警察统管机构：“于京师特立警务部，于各省特立警署。”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罗瑞卿所在的十八兵团(即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调入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14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来到北平。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表示愿意跟随部队在前线打仗。周恩来告诉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罗瑞卿便说：“听说你不愿意当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大家都不干，都去打仗行吗?”罗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后，我已经想通了。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关照罗瑞卿，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请示周恩来。

7月8日、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讨论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机构设置问题，决定由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协助罗瑞卿组建公安部，首先以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1949年10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在确定了公安部的编制并陆续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后，为确定各省、市公安部门的组织编制和今后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10月15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解决了统一全国公安组织机构和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问题。10月20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人员并讲话，阐述了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

他针对当时退据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时说：“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在和平时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罗瑞卿和与会人员听后深感公安工作责任重大。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话就成为罗瑞卿和各级公安干部的座右铭。1949年11月1日，公安部正式成立。

周恩来一直很关心公安工作。为统一警察名称，去除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坏观念，周恩来总理批示各种警察一律通称“人民警察”。1950年12月14日，公安部第三局发出“统一人民警察名称”的通知。自此，“人民警察”这一划时代的称谓载入了中国警察史册。他还要求交通民警纠章前必须先敬礼。执法为民：人民公安踏上新征程

建国初期，公安机关在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反特防谍等一系列运动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旧社会遣留下来的吸食鸦片烟毒、妓馆等现象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显示了人民公安机关除旧布新、正本清源的强大战斗力。在随后而来的文革浩劫中，公检法被砸乱，法制被破坏，一大批公安战线的老领导老同志受到冲击迫害。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公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为警察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使警察法制建设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研究公安工作中心转移问题，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的状况，各地公安机关针对治安状况和犯罪活动的特点，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因地制宜地开展专项斗争，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公安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大的改革有：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与公安机关原有的兵役制警察合并，并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成立国家安全部，原公安部主管的反间谍工作划归国家安全部；同年，原属公安机关的监狱、劳教管理工作整建制移交司法部门。1986年，由交通部门掌管的公路交通管理工作移交公安机关，城乡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统一由公安机关掌管。从1983年开始，各级公安机关对建国以来的涉及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公安机关的法制机构也得到了建设和加强。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公安机关开始实行警衔制。据统计，1979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21部公安法律，国务院发布了42件公安行政法规，公安部制定发布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700多件。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基本上使得公安主要工作有法可依，而且为公安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职权、任务、活动依据、义务和纪律，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还对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这是确立和完善我国人民警察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此背景下，1996年2月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和同年下发的《“九五”公安工作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警”的方针。《人民警察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有关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加快，公安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目前，一个以《人民警察法》为核心，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行政管理法规、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规为主要门类的公安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的职责是：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防范、打击恐怖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管理交通、消防、危险物品；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国籍、出入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场所和设施；管理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监督管理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当代中国的警察制度是建立在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谋平安、为警察队伍谋发展的基础上，是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为使命。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提出，公安工作要在十七大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公安工作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警察的历史之最

1、最早出现“警察”一词的时间：清朝末年。

2、最早的警察首脑人物：曾历任清朝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职的巡警部第一任尚书徐世昌。

3、最早的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898年在湖南创建的“湖南保卫局”。

4、最早的警察学校：1900年清朝政府军机大臣奕昕警务学堂。

5、最早的中央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902年设置的“中央巡警部”。

6、最早的派出所：清朝民政部1900年在北京内、外城设立的308个区段派出所和59个马路派出所。

7、最早的武装警察队伍：北洋政府1914年在北京创办“保安警察大队”。

8、最早的女警察：1929年上海警察局招收的一批女检察员。

9、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保卫组织：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科”。

10、最早的公安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1月27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

11、第一任公安部部长：曾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副校长、军委公安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国务院政法办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的我国公安杰出领导人罗瑞卿。

12、最早的人民警察队伍：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5月组建的“延安市警察队”。

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篇2

早在远古时代, 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之间最激动的思想感情。舞蹈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此时舞蹈的典型代表是西周时代的祭司仪式的乐舞和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的舞蹈, 以后逐渐改为供奴隶主娱乐的巫舞, 并把乐舞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为其政治服务 (周公旦《四裔乐》) , 并出现了专职乐舞奴隶———“倡优”。

当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 汉代对礼制乐舞的变革, 设立乐府, 广泛收集民间歌舞, 出现了“百戏” (指民间各种各样的技艺表演, 也包括脚力武术的竞技和歌舞表演) 。当时汉代的乐舞, 不仅宫廷的乐舞和民间的乐舞都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 而且表演技术随着汉族男女服饰上的变革也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如“翘袖折腰”、“掌上舞”等。

在歌舞艺术鼎盛的隋唐时期, 社会政局稳定, 生产恢复, 对外贸易发达, 国家强盛, 使文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乐舞艺术也出现了繁盛局面, 尤其是最为繁荣的盛唐时期更是如此。如唐朝祭祀上歌颂皇帝百战百胜的“武舞”《破阵乐》;表示皇帝功成回乡与民同乐的《庆善乐》;把皇帝比作上天之子、能管天地制鬼神, 应居于万民之上的《上旦乐》。唐代宫廷乐舞又称“燕乐”, 它不仅建立了完整的乐舞机构组织, 成立了“教坊”、“梨园”等, 还极大地丰富了乐舞表演的内容形式 (坐部伎和立部伎) , 在舞蹈风格上也形成了两大类健舞 (刚健敏捷多为来自外族的舞蹈) 和软舞 (舞蹈温婉轻柔多为汉族自己创作的舞蹈) 。

在元朝, 又出现了“元曲”, 这是一种有歌有舞的戏剧形式, 就是戏曲舞蹈的前身。

进入清朝以后, 戏曲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出现了昆曲和京剧, 清明时代宫廷乐舞已逐渐僵化、刻板, 成为没有任何艺术生机和感染力的礼仪和程式。尽管清代宫廷增添一些满族风格的舞蹈节目和形式, 也未能挽救宫廷乐舞的衰败。

历史到了近代之后, 欧美社会所流行的剧场艺术体系逐渐流入我国, 甚至外国的“土风舞”、“社交舞”等开始传入我国。1922年, 俄国芭蕾舞艺术家安娜·巴普洛娃来上海公演芭蕾舞“天鹅之死”等, 将芭蕾舞演出带进中国;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的第一代亲传弟子“俄玛·邓肯”曾率邓肯舞蹈团来我国的哈尔滨、天津、北京等地演出, 使现代舞第一次与中国人见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舞蹈也起了根本的变化, 从封建的舞蹈文化里开始挣脱出来, 其中具有进步意义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儿童歌舞的成就方面。

在20世纪20年代, 以黎锦晖为代表的舞蹈工作者, 创作大量适合儿童表演的舞蹈节目, 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而20世纪30年代, 在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影响下, 吴晓邦举起“新舞蹈艺术”的旗帜, 积极以新舞蹈为抗日战争与民主解放斗争服务, 相继创作了一批舞蹈, 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

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舞蹈的先驱者, 如戴爱莲。戴爱莲是一位新中国舞蹈界的老前辈, 三代人侨居国外, 14岁到伦敦学习芭蕾, 1941年回国后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等地编创舞蹈《空袭》、《思乡曲》等, 宣传抗日,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并深入少数民主学习舞蹈, 创作了《瑶人之鼓》、《拉萨踢踏舞》、《青春舞曲》、《边疆舞》等。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的舞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 戴爱莲、吴晓邦分别担任了正、副主席, 为我国舞蹈事业提出了积极建议。在50年代还建立了培养我国专门舞蹈人才的“中国舞蹈学校”, 各地及全国性的舞蹈文艺单位相继成立。它们在新中国文化生活的建设中创作了大量的歌舞节目, 反映了人民精神面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 对舞蹈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时我国的舞蹈无论在题材、体裁, 还是在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摘要：唐代宫廷乐舞又称“燕乐”, 它不仅建立了完整的乐舞机构组织, 成立了“教坊”、“梨园”等, 还极大地丰富了乐舞表演的内容形式 (坐部伎和立部伎) , 在舞蹈风格上也形成了两大类健舞 (刚健敏捷多为来自外族的舞蹈) 和软舞 (舞蹈温婉轻柔多为汉族自己创作的舞蹈) 。

关键词：六代舞,燕乐

参考文献

中国钨矿的发展简史 篇3

从1783年西班牙首次用炭从黑钨矿中提取了金属钨至今有200余年的钨矿开发、冶炼、加工历史。

中国对世界钨业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我国钨矿于1907年发现于江西省大余县西华山,钨矿开采始于1915~1916年(据《中国矿床发现史·江西卷》,1996年)。此后在南岭地区相继发现不少钨矿区,生产不断扩大,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钨精矿产量达到万吨,跃居世界钨精矿产量首位,至今仍居世界第1位。

我国钨矿资源丰富。开发钨矿地质调查工作,由翁文灏先生创始于1916年,尔后在河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区)分别做了一些探测工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赣、湘、粤、桂、滇等省(区)的一些钨矿床进行了较系统的地质调查,特别是对赣南地区的钨矿,先后有燕春台、查宗禄、周道隆、徐克勤、丁毅、张兆瑾、马振图等地质学家做了颇有成就的地质调查研究。其中,徐克勤、丁毅所著《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1943),对赣南几十年钨矿床分别作了系统的论述,堪称我国第一部钨矿地质专著。这些地质前辈的工作成果,不仅为后来地质勘探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当时开采赣南钨矿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5年江西省成立了资源委员会钨业管理处,统一价格,收购钨砂。1938年西华山建立矿场,投资经营东西大巷,进行坑采。抗战胜利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第一特种矿产管理处西华山工程处。据不完全统计,西华山钨矿至新中国成立前,共采出钨砂近5万吨。1937年成立大吉山钨矿工程处,收回民窿开凿第九中段,开始国营生产。

在20世纪30~40年代,不仅发现了大量黑钨矿,而且白钨矿也有陆续发现。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金耀华、杨博泉于1943年对云南省文山县老君山地区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时,首次发现接触交代型白钨矿床(夕卡岩型白钨矿床),著有《云南文山老君山白钨矿床之成因及其意义》论文(地质论评,1943,№.Ⅷ)。1947年徐克勤又在湖南省宜章瑶岗仙和尚滩发现了白钨矿床,并写专文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为振兴钨业,在五六十年代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钨矿地质普查和勘探工作。由原重工业部、冶金部、地质部所属地质勘探部门,迅速地对赣、湘、粤以及闽、桂、滇等省区的钨矿开展全面普查勘探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为赣南西华山、大吉山、岿美山、盘古山等“四大名山”黑钨矿床作为重点矿山建设项目以及在湘南、粤北、桂东北等地区的钨矿建设矿山,提供了可靠的地质成果,作为采选设计的依据。60~80年代,为保矿山、保建设和钨业持续发展,继续进行了大量地质勘查工作,在华南和西北甘肃等地又发现并探明了一批大型、超大型钨矿,为中国钨业可持续发展准备了充足的矿产资源。

在大量地质勘探工作基础上,从20世纪50~70年代建成了原中央直属企业的矿山有20多座和一大批地方国营的中小型矿山,到80年代以来,国营钨矿山形成生产矿石总能力达870万吨，年产钨精矿4~5万吨。

中国无土栽培的发展简史与展望 篇4

1931年，我国中山大学的罗宗洛研究铵硝营养的成果受到世界同行的瞩目。1937~1941年，上海的四维农场（Safeway Farm）在虹桥附近采用“基质培”栽培番茄，后因二次大战市场萧条农场停办。1941年上海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余诚如、陈怀圃合著的《无土种植法浅说》一书。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6~1948年，驻南京的美军顾问团为了生产洁净卫生的生食蔬菜，在御道街附近办了一个无土栽培农场，进行砾培，后因国内战争停办。1969年台湾在龙潭农业职业高校进行无土栽培试验研究。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进行蔬菜和水稻的营养液育苗。1975年山东农业大学由于特需供应的任务在大陆率先开展西瓜、黄瓜、番茄等蔬菜作物的无土栽培实用化生产，先后研制出半基质培的“鲁SC-I型”和“鲁SC-II型”无土栽培装置。

就全国而言，推广应用无土栽培技术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当时刚刚实现了开放的城市、港口，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等地，涉外部门纷纷要求提供洁净、无污染的供外宾生食的新鲜蔬菜，无土栽培应运而生。80年代中，农业部委托南京农业大学邀请世界著名无土栽培学者、专家伊东正、山崎肯哉等在南京农业大学举办全国性无土栽培培训研讨班多达6次，为该项农业高新技术在全国内的研究开发奠定了技术基础。1980年北京林业大学马太和教授以美国Howard M.Resh的水培为基础编译出版了系统介绍无土栽培理论与技术的专著《无土栽培》。1985年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下设无土栽培学组，至1992年每年召开一次年会，1992年年会上改名为“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设施园艺工程专业委员会”，每2年召开一次年会，并且与国际无土栽培学会等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建立了日趋频繁的联系。1986~1995年的 “七五”、“八五”期间农业部把蔬菜作物的无土栽培列为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教学、科研、生产单位参加了这一攻关项目，同时山东、广东、上海等省市也开展了适合国情的无土栽培技术研究开发。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良创新，先后研究开发出适合国情的高效、节能、实用的系列蔬菜无土栽培技术，包括简易NFT、基质培、有机生态型基质培、浮板毛管水培、鲁SC型和华南深液培等无土栽培装置，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使我国的无土栽培从实验研究阶段迅速进入了商品化生产时期，获得了一批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高新技术，使国外的先进实用农业技术率先实现了国产化。

随着从国外大型现代化温室的引进，现代化的无土栽培设施也随之有所引进，1985年北京长青果菜开发公司和深圳农垦果菜公司分别从日本和美国引进了整套无土栽培设施，终因成本过高，经营不善，未能持续运行。随着全国各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兴建，引进国外温室设备的高潮再次出现，仅1996年到2000年短短4年期间，引进国外10多个国家现代化温室175.4hm2，也带动了无土栽培成套设备的引进。例如，1996年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在引进荷兰温室的同时，引进成套岩棉生产设施；深圳、北京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从加拿大引进生菜连续生产的深池浮板水培装置，其特点是设备、品种、技术和管理人才一并引进，较80年代的引进完全不同，这对于开拓研究者和生产者的视野，消化、吸收、学习国外无土栽培先进技术设备，形成适合国情，适合我国气候特点的无土栽培设施和技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八五”期间，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业大学在对日本浮根水培设施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研制出用定型泡沫塑料板槽的浮板毛管水培技术（FCH），用分根法较好地解决了水培中供液与供氧的矛盾，并在东南沿海地区广泛推广应用。1985年开始，华南农业大学依据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气候特点，在日本神园式深液流栽培设施的基础，开发出华南改进型水泥砖结构型深液流水培装置，并在华南各省市推广应用。南京市蔬菜研究所研制出简易营养液膜技术，上海、北京等地广泛引进岩棉培技术并应用于生产。

同期，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推出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采用砖结构加薄膜的槽式栽培，生产过程中全部施用有机肥，以固体肥料施入固体基质中，滴灌清水，力图降低无土栽培的投入和化肥营养液对环境污染的压力，同时简化了栽培设施，降低了投资和生产成本，在北京、新疆、山西等地推广应用。“九五”期间，南京农业大学以造纸厂下脚料——芦苇末等工农业有机废弃物，添加发酵微生物群体和其它

辅料，发酵合成优质环保型有机系列栽培基质，广泛应用于工厂化穴盘育苗和无土栽培之中，并形成配套的有机基质培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推广应用效果良好。1994年由华南农业大学连兆煌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李式军教授组织编写的全国第一本无土栽培方面的高校统编教材——《无土栽培原理与技术》，大部分高等农业院校在各专业开设了“无土栽培学”课程，对无土栽培技术的人才培养和技术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全国无土栽培面积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我国无土栽培发展的态势和应用前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足10hm2（不含台湾省），1990年增长到15hm2，1995年突破100hm2，1999年超过200hm2，2000年急速增至500hm2以上，现仍处于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从栽培形式来看，各地都在多年栽培积累经验的基础之上，努力摸索适合本地经济水平、市场状况和资源条件的无土栽培系统和方式。总的来看，南方以广东为代表，以深液流水培为主，槽式基质培也有一定的发展，有少量的基质袋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以江浙沪为代表，以浮板毛管、营养液膜技术为主，近几年有机基质培发展迅速，有一部分深液流水培，而北方广大地区由于水质硬度较高，水培难度较大，以基质栽培为主，有一部分进口岩棉培，北京地区有少量的深液流浮板水培。无土栽培面积最大的新疆戈壁滩，主要推广鲁SC型改良而成的砂培技术为主，在90年代末，其砂培蔬果的面积占全国无土栽培面积的13。

无土栽培这一农业高新技术，在我国虽然开发利用的时间不长，但已取得明显效果，表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开发的巨大潜力。

我国受人口增长、土地减少的挑战非常严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但所具有的耕地面积仅为世界总耕地面积的17，据2000年统计，全国人均耕地仅为0.01 hm2，要使国民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必须不断提高有限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开拓农业生产的空间，无土栽培可提供超过普通土壤栽培几倍甚至十多倍的产品数量，可利用沙滩、盐碱等不毛之地生产农产品，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打好基础；我国是水质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被列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农业每年缺水约300亿m3，无土栽培作为节水农业的有效手段，将在干旱缺水地区发挥其重要的作用；我国设施栽培发展迅速，以成为许多地区农业致富、农业增效的有效手段，但长期栽培的结果，设施土壤土壤栽培连作障碍日益加剧，无土栽培作为根治土壤栽培连作障碍的有效手段正在发挥着作用，今后在设施栽培中将广泛得到应用；另外，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农产品种类和质量的要求，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和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无土栽培技术将受会到更大的重视，发展进程将进一步加快。遵循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高效低耗的原则，无土栽培形式将呈现以基质培为主，多种形式并存的发展格局。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将是现代化无土栽培发展的重点地区，它已作为“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具有成本低廉、管理简单的简易槽式基质培和其它无土栽培形式将是大规模生产应用、推广的主要形式。

论文关键词：无土栽培 现状 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无土栽培是一种用营养液代替天然土壤作基质的栽培新技术，这种营养液可满足作物整个生命周期对水分、养分、氧气及温度的需求。简述了国外无土栽培的概况，介绍了中国无土栽培的发展，现状，并对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为推进中国无土栽培技术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无土栽培以人工制造的作物根系环境取代了土壤环境，可有效解决传统土壤栽培中难以解决的水分、空气、养分的供应矛盾，使作物根系处于最适宜的环境条件，从而充分发挥作物的增产潜力。目前，世界上应用无土栽培技术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00多个，由于其栽培技术的逐渐成熟和发展，应用范围和栽培面积也不断扩大，经营与技术管理水平空前提高，实现了集约化、工厂化生产，达到了优质、高产、高效和低耗的目的。

1国外无土栽培的发展概况

在设施农业中，无土栽培正在改变着传统种植方式，成为飞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实践证明，无土栽培具有节水、节能、省工、省肥、减少环境污染、防止连作障碍、产品无污染及高产高效等一系列特点。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就应用无土栽培技术生产蔬菜供应部队。到20世纪60年代无土栽培技术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70年代后，出现了营养液膜技术(NFT)，生产成本有所下降，后来又出现多种人工基质。其中岩棉的应用较广，发展迅速。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无土栽培商业化生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干旱、沙漠地区，主要栽培作物有黄瓜、番茄等蔬菜，无土栽培面积超过2000hm2。荷兰是无土栽培最发达的国家，其无土栽培面积达4000hm2，有64％的温室都采用无土栽培技术。日本也是无土栽培较发达的国家，其无土栽培以岩棉培和NFT为主，无土栽培面积约300hm2。现在世界上商业性无土栽培是以基质栽培为主。荷兰的基质栽培占无土栽培总面积的90％以上，法国占81％，加拿大占80％，日本各种循环水栽培占80％以上，比利时基质栽培面积占50％左右。

世界各国采用无土栽培主要生产蔬菜、花卉和水果。在欧盟国家温室蔬菜、水果和花卉生产中，已有80％采用无土栽培方式。欧盟规定。2010年之前该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温室必须采用无土栽培。产量高是无土栽培的最大特点，世界上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其番茄产量可以达到45～55kg/m2，黄瓜产量达到50～70kg/m2。为此，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采用计算机实施自动测量和自动控制，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可以较好的保护环境，生产出绿色食品。近年，发达国家又采用了专家系统的最新技术，应用知识工程总结专家的知识和经验，使其规范化、系统化，形成专家系统软件，它可以完成与专家水平相当的咨询工作，并可为用户提供建议和决策。

目前，世界上的无土栽培技术发展有两种趋势：一种是高投资、高技术、高效益类型，如荷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及丹麦等发达国家，无土栽培生产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其温室环境、营养液调配、生产程序控制完全由计算机调控，实现一条龙的工厂化生产，实现了产品周年供应，产值高经济效益显著。另一种趋势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济技术条件。就地取材搞土法上马。手工操作，采用简易的设备。这些国家发展无土栽培的目的是改造环境、节约用水和土地资源，解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2我国无土栽培的发展现状

我国无土栽培的历史悠久，如生豆芽、船上种菜和盆里养水仙等都是原始的无土栽培。但我国开展无土栽培研究工作的时间比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山东农业大学首先开始无土栽培生产试验，并取得了成功，80年代中期，从国外引进温室及无土栽培设施相继投产。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蔬菜生产已经从过去的单纯追求高产向高产、优质方向发展，人们需求无公害蔬菜、绿色食品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形势下无土栽培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迅速从研究阶段进入生产阶段。据资料统计，1985年全国无土栽培的面积只有7hm2，1990年增长到15hm2。1995年全国无土栽培的面积发展到50hm2，2000年全国无土栽培的面积达100hm2左右，2005年我国无土栽培的总面积约为315hm2。近几年，我国无土栽培进入迅速发展阶段，无土栽培的面积和栽培技术水平都得到空前的提高。

我国从事无土栽培技术研究的部门和单位约50多个。除研制不同类型的栽培装置外，重点研究营养液膜栽培和不同材料基质培的配套技术，并在全国普及推广，使我国的无土栽培从实验研究阶段进入商品化生产时期，获得一批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高新技术，使国外的先进实用技术实现国产化。无土栽培的植物也扩大到蔬菜、花卉、西瓜、甜瓜及草莓等20多种，但绝大部分用于蔬菜生产。

我国无土栽培方式主要有基质培和水培两种：

(1)固体基质培。主要是有机生态型基质培，还有基质袋培、立体培、岩棉培等形式。使用固体基质的营养液栽培具有性能稳定、设备简单、投资少、管理容易及不易传染根系病害等优点。近期使用的基质主要有岩棉、泥炭、沙、蛭石、珍珠岩及锯木屑等。现已证明，岩棉和泥炭是较好的基质，但我国的农用岩棉尚在试用阶段。多数靠进口，成本较高。岩棉是一种用多种岩石熔融在一起形成岩浆，然后喷成丝状，冷却后稍微压缩而成的疏松多孔的固体基质，因岩棉制作过程是在高温条件下进行的，故经过高温消毒，不含病毒和其他有机物。

(2)水培。目前以营养液膜技术(NFT)和浮板毛管水培技术(FCH)两种为主。营养液膜技术(NFT)的特点是循环供液的液流呈膜状，仅以数毫米厚的浅液流流经栽培槽底部，水培作物的根垫底部接触浅液流吸水、吸肥，上部暴露在湿气中吸氧，较好地解决了根系吸水与吸氧的矛盾。但存在液流浅、液温不稳定、一旦停电停水植株易枯萎以及根际环境稳定性差等不足，限制了其发展。浮板毛管水培技术(FCH)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业大学于“八五”期间研制开发，应用分根法的特点在栽培槽中设置湿毡分根装置，既解决了根系水气矛盾，又有一定深度的营养液，不怕短期停电(24h以上)，根际环境稳定。易于调控(冬季于栽培床内铺电热线加温，夏天铺设塑料软管通深井水降温)。

3我国无土栽培的发展趋势

无土栽培具有十分诱人的广阔前景，但其技术要求严、设施装备投入高，受我国生产、消费、资金、技术等方面因素的限制，目前不宜盲目发展，更不能全套照搬国外的生产模式。应结合当地实际进行研究试验，在推广应用中走出一条实用可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无土栽培之路。

3．1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无土栽培技术

由于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市场环境等因素千差万别，因此各地不能全盘照搬国外或其他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如栽培基质的选择，应在试验的基础上大胆尝试利用本地资源：营养液配方也因各地水质、化肥种类等的不同，做出灵活调整；还应根据各地区消费习惯及气候特点，选择无土栽培的作物种类。总体看，南方以广东为代表，以深液流水培为主：东南沿海长江流域以江浙沪为代表，以浮板毛管、营养液膜技术为主；北方广大地区由于水质硬度较高，水培难度较大。以基质栽培为主；无土栽培面积最大的新疆戈壁滩。主要推广

鲁SC型改良而成的砂培技术。各地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建立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无土栽培技术体系。

3．2大力发展立体栽培模式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但耕地面积仅为世界总耕地面积的1/7，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我国是水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被列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农业每年缺水约300亿m3。要使我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不断提高有限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拓展农业生产空间。据研究，立体栽培能充分利用空间和太阳能，提高土地利用率3～5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2～3倍。为节约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效益，我国要加强立体栽培方面的研究，大力发展立体栽培技术。

3．3简化技术，循序渐进

无土栽培作为一项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涉及的范围包括作物栽培、肥料、病虫害控制、农业工程及自动化控制等多个学科，其技术难度、管理的复杂性均高于有土栽培，不易被农民所掌握，推广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各地农技推广或科研部门把特定的无土栽培技术总结、制定成简便易行的操作步骤，而农民只需按此操作即可。如需配制适宜当地某种作物的某种无土栽培方式所需的营养液，农民只需购回特定的专用复合式完全化肥，加入到一定比例的水中便可使用，在一定时间后，再加入要求量的部分或全部营养物质即可。先试验性探索，再大规模投入生产应用，使无土栽培技术的管理和操作均有类似的“指导”可循。同时还要对农民进行有关的技术培训，提高其现代农业技能和水平。

3．4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无土栽培技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多使用专用设施和设备，如成型的各种栽培槽、商品化基质、营养液的自动监控及管理系统等，这些设施设备费用约为170元/m2，这在我国许多地区是不现实的。在发展无土栽培时应考虑成本的投入、技术力量及其他社会条件。因此，通过诸多方法和技术避开高投入问题是推广无土栽培技术的关键。无土栽培的类型和方式多种多样，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就地取材，筛选出各种无土栽培设施替代品或采用人工、半人工管理的方式进行尝试，增强无土栽培技术的实用性。如用炉渣、锯末、菌糠代替蛭石、草炭基质，用各种水泥、砖、土槽代替泡沫、塑料栽培槽等，均能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收到较好的效果。

3．5发展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

鉴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无土栽培方式仍以无机耗能型为主，不仅耗能高、污染环境，而且生产的食品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应大力推广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其具有投资省、成本低、用工少并易操作等优点，能够生产高产优质产品。该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全部使用有机肥，以固体肥料施入。灌溉用清水，耗能低，灌溉排出液对环境无污染。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的优点是以有机固态肥取代传统营养液，操作管理简单，大幅度降低无土栽培设施系统的一次性投资，大量节省生产费用，对环境无污染，产品质量优。目前，全国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的推广面积超过无土栽培总面积的60％。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能适应当前生态农业及绿色食品发展的需要，只有大力推广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才能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总之，我国无土栽培技术的应用起步较晚，无土栽培技术水平虽处于初级阶段，但我国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经济条件的逐步改

中国电信简史 篇5

历史发展

中国电信的前身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邮电部，实行邮电合营、政企合一的经营模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信的经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电信业务蓬勃发展的需要，同时中国电信独家垄断的局面也屡遭诟病。1993年，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作为中国电信的竞争者的形式出现了，中国大陆的电信市场首次出现了两家运营商的局面。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电信的垄断状况，因为中国电信在参与竞争的同时也是整个市场的管理者，这种情况被比喻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在此后几年，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网通）、中国吉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吉通）等纷纷成立，而中国电信的移动业务也于1999年被剥离，另行成立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

2000年，中国电信结束了邮电合营、政企合一的经营模式。5月17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作为一家完全的电信业务运营商成立，而电信市场的管理职能则交给了信息产业部负责，邮政业务则由邮政总局经营。

2001年，为进一步打破电信业的垄断格局，中国电信被南北拆分。其中南方的21省区的省电信公司成立了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是南方地区的主导电信运营商。而北方10省区的电信公司则与原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吉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

2002年9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选举了周德强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及首席执行官，常小兵为副总经理、总裁。11月，中国电信H股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ADS形式）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交易。

下属机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部分资产重组后成立的上市公司，其H股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ADS形式）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31个省级电信公司：其中20个省区市的电信公司在纽约和香港上市

中国电信（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美国）有限公司：于2002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正式开业。中国电信（美国）公司是中国电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为美国企业提供中美间国际电话、专线、数据、电视传送和商用业务。中国电信（欧洲）有限公司：2006年9月12日正式在英国首都伦敦挂牌成立。[1]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信元公众信息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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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中国电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范围内经营除移动通信业务以外的各类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包括：

一、语音通信业务 包括固定电话本地通话、国内长途通话、港澳台通话、国际通话、IP通话。

二、数据通信业务 包括各类专线、主机出租等。

三、网络通信业务 包括宽带上网、窄带上网、ICP服务等。

四、信息服务 中国电信原先的114查号服务在转型后成为了综合性的各类信息提供者。

争议

中国电信宽带上网的帐号含有可自动登陆的“互联星空一点通”的功能，该功能默认开通，可以让中国电信宽带用户在无需用户密码、无需上网帐号的情况下，“轻松一按”，即可登陆中国电信旗下网站“互联星空”网站进行消费，可消费的内容包罗万有，费用全部由该用户的固网电话统一收取。

然而，该功能的推出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电信局在借机乱收费。该功能推出不久，全国就有许多用户陆续投诉，说自己家的电话费无缘无故多出几百元，经查证，这些用户的电脑其实许多都中了一种病毒，该病毒能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用户宽带的“漏洞”进行消费，随后，部分地区的电信局退还了部分“多收”的电话费，但仍有一部分电信局拒不退费。这引起许多用户的不满。

电信局解释说：用户是可以自行到客户服务中心申请禁用“一点通”功能，由病毒引起的损失理应由用户承担。

服务接入号

中国电信客服中心：10000

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服务：114，118114

中国民建简史 篇6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和其他专家学者组成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中的参政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单位。民建于1945年在重庆成立，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光荣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建团结、联系经济界和有关知识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成立之初的政党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民族工商业者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摧残下，已濒于破产境地。为团结自救，争取光明前途，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文教界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联合起来成立了民主建国会这一政治组织。民建成立大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主要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其政治纲领的核心是要求民主和建设，集中反映了我国爱国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反对独裁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要求。这一政治主张与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完全一致，同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相呼应，表明了民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爱国、革命、进步的性质。民建的诞生，是我国爱国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争取光明前途作出的历史抉择。

民建成立后，积极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促使旧政协会议成功，民建积极提供意见并多次举行报告演讲会，宣传动员社会舆论支持，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旧政协会议上的斗争。在“沧白堂”、“校场口”、“下关”等事件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其扼杀民主运动、坚持独裁内战的阴谋，以促进民众觉醒。民建积极参加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政治斗争，声援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解放前夕，民建又通过多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商界介绍解放战争形势，介绍解放区情况，宣传解释中共经济政策，安定人心，为迎接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是民建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民建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民建确认并接受中共的领导，有其认识发展的形成过程，是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民建是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的政党。由于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前者是其区别于官僚资产阶级成为革命同盟军的客观依据，后者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

其次，尖锐的政治斗争，使民建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可能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正是基于共同的政治斗争需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与中共密切合作，互相声援配合，共同并肩战斗。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后，民建参加由毛泽东领衔的10个党派《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的署名，特别是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表明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终于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之路，才是自己惟一的光明前途。这一《声明》，也是民建对自身成立以来政治活动、政治立场的总结，昭告世人自己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前途。毛泽东对这一声明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二、建国初期的政党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后，民建积极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制定，并把《共同纲领》作为民建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教育、推动会员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为新中国的建设献计出力。

民建积极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贯彻《共同纲领》，参加政权建设，参与政协协商，教育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改造，带动工商界人士爱国守法、依法纳税、支援国家建设，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争取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在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中，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作出了突出贡献。在1952年7月召开的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民主建国会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推选黄炎培为主任委员。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为了推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对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务，民建积极组织会员及其所联系的工商业者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帮助他们在思想上适应所有制变革的要求，在行动上配合政府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在这一过程中，民建组织发挥了“一教育、二代表”的特殊的历史作用。一方面，教育会员和所联系的工商业者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发挥带头、模范、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切实代表和反映民族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和要求，协助中共和政府制定和贯彻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尽了自己的光荣历史责任。由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政策，以及广大爱国工商业者和进步分子的积极配合，我国顺利完成了对资改造任务。在对资改造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不完善，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失误，但整体上可称为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将要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直至发生了“十年**”。这个时期，民建与工商联协作，帮助会员和所联系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教育，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收到积极效果。民建一大和一届二中全会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开展辩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对民建的自我教育给予高度评价。民建二大采取“神仙会”的方式，对当时我国工商业者所处的地位、工商业者与中共的关系、工商业者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取得共识，使会员进一步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经过自我教育，逐步形成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

在“十年**”中，民建被迫停止活动。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广大会员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党一道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

三、新时期的重要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的时期。

随着国内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是对民主党派所作的历史的、科学的结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民建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制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个纲领的提出，体现了民建在总结50年代“听、跟、走”的长期实践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拥护和坚持中共的路线方针，并结合自身实际，发挥主动性，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厥文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以后，民建各级组织经过积极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以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为四化服务的新路子，发挥了民建的特点优势，调动了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开创了具有自身工作特色的新途径，取得了显著效益。

民建四大以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回顾总结并形成了民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开展为四化服务的基本经验，更鲜明地强调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民建的具体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这一经验的总结，把民建坚持中共的领导和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奠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对民建几十年来实践的概括，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这一指导思想的统领下，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充分发挥民建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11月，胡厥文向民建中央提出辞去主席职务、建议由孙起孟担任主席。在同年12月召开的四届七次常委会上，选举孙起孟为民建中央主席。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强调现阶段要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建五大认真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民建的基本职能是政党职能，要以发挥政党职能为自己的根本职责，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深化改革，发挥积极作用。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新的里程碑，有力地促进了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的发挥。民建各级组织根据这个文件精神和民建五大的要求，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参政议政工作，围绕改革与建设，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重大建议。同时，着眼于提高全会的组织程度、觉悟程度，提高参政党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取得了新的进步。

中共十四大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部署。面对新形势和自身发展的要求，民建六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本会要努力成为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中，能够掌握较高主动性的，在参政议政、实施民主监督中确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在自身建设上有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和比较健全的工作机制、充满活力的参政党，努力开创发挥参政党职能和自身建设的新局面，把民建建设成为有自己特色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会议以后，按照六大精神，民建各级组织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国有大中型企业、农业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多党合作等经济政治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和提案，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关于把多党合作写入宪法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正式写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以扶贫开发工作为重点，切实有效地开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活动，发挥了自身的特点优势。同时，自身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会员达到6万多人。在1996年12月召开的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接受了孙起孟辞去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成思危为民建中央主席，新老合作交替迈出了新的步伐。

四、新世纪的光荣使命

在中共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民建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确定了把民建建设成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机制上健全和充满活力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的目标。

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全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和民建七大精神，围绕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取得了积极而丰富的成果。七大期间，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12件，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34件、发言12件，全国政协民建界委员提交提案共计3990件。民建中央关于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建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同，推动了这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民建提出的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指导思想，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建议得到采纳。民建中央领导同志在高层政治协商活动中，求真务实地发表意见，得到了重视和肯定。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为中共和政府提供了决策参考，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执政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民建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和舞台。为此，民建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七大以来的实践经验，确定了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参政党的行动纲领，动员全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建功立业。八大以后，全会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各级组织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精神，学习中共中央致民建八大贺词和胡锦涛走访民建中央机关的讲话，为坚持和发展新世纪的多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民建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协商会上提出的有关建议，受到高度重视。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的民建会员舍生忘死，救死扶伤。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民建会员勇挑重担，尽职尽责。各级组织、广大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情系疫区，踊跃捐款捐物，价值达1.4亿元，有8个先进集体和331位先进个人受到会中央的表彰。参政议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许多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社会服务工作有了新的提高，举办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中国中小企业经济论坛。对外联络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自身建设上更加注重制度化、规范化。

与此同时，民建的组织不断得到发展，会员总数由恢复工作初期的1.8万人发展到现在的9.4万多人，其中大多数为经济界和其他方面的代表性人士。成员的素质不断提高，结构不断改善，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到2003年底，全会有2311名会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12076名会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在区、县以上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有1364人，担任特邀（约）行政、司法监察等职务的人员有2929人。

民建半个多世纪走过的道路，是顺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光辉道路。在长期的实践中，民建形成了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同经济界密切联系的历史特点。

民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遵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前进和发展，一方面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党合作制度；另一方面源于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的不断努力。从民建自身来看，其主要因素是：第一，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民主革命时期，民建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这是不断前进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主要动力。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只要坚持和发展爱国主义，其结果往往会通向社会主义，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第二，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提高。在民主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又以极大的热忱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仅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且在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的亲密合作中，不断增加共识和一致性，使民建政治纲领的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第三，骨干的积极作用。在民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核心力量。他们的带头作用，团结了大多数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不断进步。第四，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建国以来，民建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和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组织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成员在思想上得到提高，从而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前进。

中国“夫人外交”简史 篇7

1963年4月13日，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携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新中国的“第一夫人”走向世界的历程由此开启。其后的1966年3月到4月，王光美還陪同刘少奇出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

自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国家领导人夫人陪同出访方式渐成惯例。新华社曾广泛记录了江泽民夫人王冶坪、胡锦涛夫人刘永清的相关努力。1998年11月访问俄罗斯期间，王冶坪受时任俄总统叶利钦的夫人邀请共饮早茶；同年11月访问日本期间，在时任日本首相的夫人陪同下观看日本传统和服的表演；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刘永清会见出席峰会的成员国元首夫人和贵宾夫人，并同她们一起观看中国少年儿童的书法表演和艺术表演，参观中国传统工艺陈列；当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与非洲国家代表团团长夫人一起观看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大型专场演出《我的梦》；2008年奥运会期间，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举行国宴招待来华的80多位国家元首，并被认为“中国的奥运外交也是一枚金牌”。

而现任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更是将中国的文化底蕴传向世界，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