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简史整理

中国美术简史整理（共8篇）

中国美术简史整理 篇1

中国美术简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拥有极其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中国美术有自己的完整体系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原始社会，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和杰出的艺术创造能力，就在劳动工具和生活器具的制作中表现了出来。历史进入夏、商、周奴隶社会，随着阶级的出现，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的美术，特别是青铜器艺术，凝聚了这个时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封建社会占去了较长的岁月。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从战国、秦、汉而至清代，在这2300多年的历史中，画家辈出，仅《历代画史汇传》所录，即计7500余人，加之他书所载及见于画迹者，当在万人以上。还有其他美术形式，也都光辉灿烂。

出于经济的原因，中国美术的载体局限于宫廷和学院之中。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孤独的艺术家，他们在田园和山林当中进行创作。这常常是一些学者和被贬的官员，他们对社会现状不满，从而逃避现实。每逢朝代更替时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比如，明末清初，满族入侵之际。

中国艺术的影响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都可以观察得到。尤其在曾经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区，像朝鲜，越南这些藩属，或者有中国人移民的地方，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日本艺术同样不能摆脱中央帝国的影响。在一些领域，日本的追随者甚至超越了他们的先师，比如在日本达到鼎盛的漆器手工艺。16世纪以来，中国的工艺品——－尤其是瓷器，大量向欧洲出口，这对欧洲艺术也产生了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公元1世纪进入中国。到8世纪，它在艺术领域已经展现了卓著的效应，尤其在大型宗教塑像方面。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勃兴，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相继开凿，大量的壁画和泥塑，在描绘宗教内容的同时，反映着现实的生活；除民间画工外，士林画家大量涌现。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早期人物画的代表作，该画用笔如春蚕吐丝，紧劲连绵，形神兼备，格调古逸，内容是宣传封建女性的德行修养。中国传统人物画注重“成教化，助人伦”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见一斑。隋唐时期

隋唐则“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尤以绘画、雕塑成就辉煌。就绘画而言，唐代周昉、张萱的仕女画标志着人物画的进一步完善。山水画已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景的附属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隋代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游春图》，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幅以风景为主题的绘画，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已经形成了中国画山水画的北派和南派的雏形。唐代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也说明花鸟画已开始兴起。隋唐雕塑最引人注目的当推陵墓雕刻。昭陵石刻中那组以描绘李世民生前所骑六匹战马的浮雕像（习称“昭陵六骏”）雕工精细，形体准确，造型生动，是中国雕塑史上的杰作。五代两宋时期

五代、两宋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鼎盛期。随着画院的设立，宫廷绘画呈现兴旺活跃的景象，后世文人画通常将绘画传统回溯至此时。新的绘画内容如民俗画也开始出现，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式构图，生动地描绘汴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如实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这一时期山水画最后人着墨最多的部份，五代时生活在中原的荆浩、关仝，活动于江南的董源、巨然，分别以不同的笔墨技法描绘不同地域的山川景象，画风各异，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北宋李成的平远画风，范宽的崇山峻岭，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的巨嶂高壁，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使北宋山水画呈现高度成熟的状态。到了南宋，大山堂堂的绘画风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留白的绘画方式，李唐继承前朝，但开展出了独特的斧劈皴技巧来画山石，后来的院画家如马远、夏圭基本上追随李唐的风格，然而在画面上注重剪裁、大片留白渲染，呈现空气感，被称作是诗意山水，一变为纤巧，反映了山水画的不断变革和发展。花鸟画也有着长足的进步。五代时徐熙的汀花野竹，黄筌的奇花异鸟分别具有野逸和富贵两种不同的风格。到了北宋，花鸟画从对称的装饰性转变为写实生动，强调拟真，赵昌的折枝花卉，易元吉的猿猴，崔白的败荷凫雁可以看作是北宋早中期的代表。到了赵佶主政，刻意经营画院，仿效科举考试纳才，增加画院的待遇，让徽宗朝成为宋代绘画的高峰，其院体花鸟画，强调精细写实，栩栩如生。南宋梁楷、法常的花鸟画已水墨写意之先河，文同的墨竹可说是最早没骨花鸟的杰作。陶瓷方面，宋代亦到高峰。此时的单色瓷工艺到达极致，北宋末期所烧制的汝窑是迄今认为单色瓷发展的极致，色泽温润，有珠玉光泽，以枝钉满釉烧造，工艺技术高超，今日传世品稀少，不足一百件。其他如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建窑都有非常高度的发展，并有大量外销，影响周边东亚等地。南宋官窑则被认为是继承汝窑，供给宫廷使用的高级瓷器，龙泉窑与景德镇此时也有大量生产 元代 元代未逾百年，然在中国绘画发展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山水画方面，由于蒙古朝廷轻视汉人，多所贬抑，汉人知识分子有不愿出仕异族朝廷者，多避居山林，与友朋往来，其中不乏有以书画交谊。此时的绘画脱离了宫廷气氛，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文人画多取材山水、花鸟，借以抒发“性灵”和个人抱负。画家标举士气，崇尚品藻，讲究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开启重视诗、书修养的文人条件。此类画家以“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为代表，并开启后来中国山水画主流。入仕元朝的画家也对中国绘画有重要影响。如赵宋后嗣的赵孟頫，官拜刑部尚书的高克恭，以及如朱德润、柯九思、任仁发、唐棣等。赵孟頫提倡复古，主张青绿设色和古朴的山水构图，著名的作品如《鹊华秋色图》可为代表。而由于道教艺术在元代颇为活跃，多有壁画及外销画作流传，《永乐宫壁画》是此类绘画的代表作。元代是景德镇真正驰名的时期，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和釉里红。此时的瓷器外销极为畅行，所以有研究认为青花的纹样是伊斯兰教客户的要求而出现。龙泉窑的青瓷也非常著名，外销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数量甚多，亦大量外销到东南亚一带。明代

明代初期，宫廷画家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称之为“浙派”（代表画家为戴进和吴伟），虽然被晚明董其昌等人贬低，但是影响范围广及日本朝鲜等地，并一直透过民间画师的传承下来，今日台湾地区庙宇壁画仍是浙派的延续。另一方面，文人官僚以元四大家为学习对象，出现后来成为文人画传统的“吴派”（代表画家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与浙派为明代画坛的两大主要派别。由于晚明崇尚吴派而贬低浙派，致使吴派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成为山水画的主流，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甚至国民政府迁台初的绘画教育，依然以吴派绘画为主。此外，陈淳、徐谓的大写意花鸟，创泼辣豪纵一格，给中国传统绘画带来了新的活力。陈洪绶和崔子忠是明末有名的人物画家，号称“南陈北崔”。前者作品，形象夸张甚至变形，格调高古，对版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一画风，后世学者常称为变形主义。清代

清代延续晚明以来尊崇吴派的传统，出现所谓四王，称其画风为“正统画派”。然而民间出现一种崭新的画风，构图大胆，别开生面，以前朝遗民八大山人及石涛最为人所知。清代中叶江南地区富裕，扬州一带出现以卖画为生计的文人画家，书画均不落俗套，奇特新颖，后来学者将其中重要的八位称之为扬州八怪。清代亦为西方绘画逐渐进入的时期，最著名的就是乾隆时期任职于宫廷的郎士宁，然而这种西方的风潮并没有影响到民间。但中国当时唯一对外的口岸广州，出现专门替欧洲商人以油画作画的画工，此是西方绘画进入中国民间之始。晚清上海辟作通商口岸，由于地处辐辏，成为重要港口，也带动油画的需求与发展，中国画家逐渐学会透视法等西洋绘画方式，并使用进口颜料作画，影响传统绘画的风貌。清末上海取代扬州为商业中心，职业画家群也从扬州转移到上海，出现了海派风格，可谓中国传统绘画的最后一脉。民初高剑父兄弟吸收日本画的西洋式画风，开创出岭南画派。两者均代表了中西结合的新画风，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清代民间美术的兴隆值得称道。木版年画这一传统民间美术品种在清代获得了前所末有的发展。其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了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县杨家埠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与此同时，南京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美术高等教育院校。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的中国美术又随着时代的骤变而发展。

中国美术简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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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简史：原始美术 篇2

美术品究竟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我们认为它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开发自己的头脑和发达双手，在漫长的岁月里不仅创造了维持生存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绘画、雕塑和音乐、舞蹈。人类脱离一般动物的标志是人能够依靠双手劳动来维持生存，最早制造的劳动工具从广义上讲它就属于美术品，因为它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但是我们现在论及的美术品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原始美术包括洞窟壁画、岩画、雕塑、建筑等，大多数现已发现的美术作品集中在欧洲，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留存下来的洞窟壁画、岩壁浮雕和各种小雕像谱写了人类最早的美术篇章。旧石器时代美术

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品产生于原始社会蓬勃发展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奥瑞纳文化期。旧石器时代指公元前100万年到两万年之间，公元3万年前属奥瑞纳文化期，公元2万5千年前属索鲁特文化期，公元2万年前属马格德林文化期。由于当时冰雪覆盖大地，为避寒原始人类都居住在洞穴中，所以在远古的洞穴中留存下他们的绘画和雕刻创造。

旧石器时代美术的特点：表现内容皆以动物为主，手法生动写实。其中最突出的原始洞窟壁画是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和法国西南部的拉斯科洞窟壁画；迄今为止发现的原始雕塑大多数为小型的动物雕塑，少数人像雕刻中，裸体女性雕像占主要地位。这些女性雕像强调夸张女性的生理特点，突出表现女性的乳房、臀部、腹部、大腿等，体现出原始时期人们对于母性和生殖的崇拜。发现最早的雕像是奥地利维林多夫的《母神》（原始的维纳斯）和法国鲁塞尔岩廊石壁浮雕《手持角杯的裸女》。

雕刻艺术是人类生活的形象记录。看来原始人制作雕像决不可能是有意识的艺术活动，更不可能有明确的审美观念，完全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通过制作“母神”形象和吉祥物角器来祈求种族的昌盛。尽管如此，原始艺术家还是在某种朦胧的审美意识驱使下，出于人类艺术创造的本能和敏感，找到了表达目的的合适手段，把自己的理想通过对客观事物形象的把握和结合而传达了出来。所以人们视《维林多夫母神》和《手持角杯的裸女》是处于原始时代的人类最早创造的雕刻艺术精品，它们写下了人类雕塑艺术史的第一页。中石器时代美术

由于冰河的消退，气候逐渐转暖，中石器时代的绘画由洞窟转移到露天岩壁。随着人类狩猎工具的进步，对大自然的征服力的增强，动物形象在绘画中逐渐减少并失去原始的野心，而人类活动开始成为绘画的主要对象。新石器时代美术

新石器时代美术成就主要是巨石建筑。这是用重达数吨的巨石垒成的宗教性纪念建筑。巨石建筑盛行于欧洲，包括石柱、石台、石栏等形式。英格兰南部的圆型巨石栏“斯通亨治”（Stonehenge）是典型的代表。

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原始人为什么要画画呢？是否也像我们现代人装饰、美化居住环境呢？或者是为了欣赏？原始人没有现代人那么多闲工夫去欣赏艺术，他们作画都是为了生存的实用。他们画动物目的在于识别动物而去猎获动物。也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原始人出猎前，为了保证打猎成功而举行狩猎仪式，这种仪式是一种巫术。我们在画中动物的身上发现画有投掷器的箭头，类似长矛。由此推想，可能原始人认为，如果他们只要画出所要猎获的动物的画来，而且可能是用投枪和石斧击打着画中的动物，真实的动物也同样会屈服于他们的威力。所以原始人视绘画为魔力，相信画什么就能征服什么。据说，有一位现代画家去一个原始部落画画，画了他们的动物，他们很难过，表示的意思是：你们把它带走了，我们怎么生活呢？

在原始社会里，艺术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它们不是一开始就被当作纯粹的艺术品，而是当作有明确用途的东西。所以产生了多种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论。要合理地解释艺术的起源在某种意义上说恐怕比解释人类的起源更为困难。考古学家可以根据挖掘的实物论证人类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艺术的创造是一种在客观实践基础上的主观思维的过程。艺术品已经被创造出来，连创造者自己都很难说清创作冲动是来源于主客观的哪一种因素。所以，关于艺术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巫术说

原始人经常遭受自然界的袭击，对自然的一切现象都感到神秘，难以理解，企图发明各种能支配自然力的东西，如假面、泥人、雕刻、图画„„这些发明都是企图用一种独特的形式去控制各种可怕的自然力量。首创人应推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和弗雷泽（Fames Frazer）等人。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中提到“野蛮人的世界观就是给一切现象凭空加上一些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任性作用。„„古代的野蛮让这些幻象来塞满自己的住宅，周围的环境，广大的地面和天空。” 游戏说

这一理论的首创人是席勒和斯宾塞。席勒认为人类审美观念的产生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标志；斯宾塞进一步明确并发挥席勒的观点，认为游戏和艺术都是过剩精力的发泄，美感起源于游戏的冲动。正如各类动物都有游戏活动一样，原始人类在劳动之余也要游戏的，要唱歌、跳舞、画画，把生活中看到和感受到的形象用画或刻的手段在想到岩石上、沙土、树木等地方，画的过程是游戏的过程，画完之后的欣赏也是一种游戏。摹仿说

这大概是最古老的一种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论，但和上述两种理论相比，影响较小。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都有过关于艺术摹仿自然的提法，但把它作为较系统的理论提出来的则是亚里士多德。他的艺术发生学的理论同他的艺术创作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即对西方艺术和艺术理论发生了巨大影响的“艺术摹仿说”，认为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中，越来越多的识别各类动植物，识别能力的提高导致了对它们的摹仿。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劳动说、装饰说等等。我们上溯历史走的越远，时代期待艺术服务的目的就越明确，也越离奇，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原始美术之所以成为艺术，不是由于那些制造这些物品的原始人们，而是由于那些购买和收藏它的欧洲人。它之所以是艺术，并非是因为那些制造和使用它的人说它是，它是由外来的宣判成了艺术。

在原始艺术是不是艺术的探讨中，原来一直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解释，即用现代欧洲人对“艺术”品的要求标准（如：个性、独创性、表现性等）去衡量原始艺术品，往往会得出原始艺术是艺术的结论。另外一种是客观主义的解释，主要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看法，他们把原始艺术放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宗教文化背景下考察，认为原是艺术一般主要执行政治、宗教、经济等功能，而缺少审美功能，因而不是艺术。后来，当代美国分析哲学、美学的一位后起之秀布洛克（Gen Blocker），在批评了两种解释的片面性，清除了他们两方面加给原始艺术品概念的不正确涵义，同时吸收了二者的合理性，提出“经过修改的客观主义”原则，既顾及原始艺术的特定社会文化内涵，也估计其审美艺术特质的客观存在；既承认原始艺术产生时所包含的非审美功能，也注意发掘当时条件下原始艺术所包含的审美功能，从而得出原始艺术是艺术的结论，颇得信服。

中国钟表发展简史 篇3

现代钟表大致经历了大型钟—小型钟—袋表—腕表的发展阶段，14世纪在欧洲的英、法等国的高大建筑物上出现了绳索悬挂的报时钟，15世纪末、16世纪初出现了铁制发条，1583年，意大利人伽利略提出了著名的等时性理论，也就是钟摆的理论基础。1656年，荷兰的科学家惠更斯应用伽利略的理论设计了钟摆，第二年，在他的指导下年轻钟匠S.Coster制造成功了第一个摆钟。1675年，他又用游丝取代了原始的钟摆，这样就形成了以发条为动力、以游丝为调速机构的小型钟，同时也为制造便于携带的袋表提供了条件。18世纪期间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擒纵机构，为袋表的进一步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一直到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钟表生产厂家，为袋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袋表已经不能适应作战军人的需要，腕表的生产成为大势所趋。紧接着的二战使腕表的生产量大幅度增加，价格也随之下降，使普通大众也可以拥有它。腕表的年代到来了！

中国的钟表历史由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三部分组成。三千多年前，我国祖先最早发明了用土和石片刻制成的“土圭”与“日规”两种计时器，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器的国家之一。到了铜器时代，计时器又有了新的发展，用青铜制的“漏壶”取代了“土圭”与“日规”。东汉元初四年张衡发明了世界第一架“水运浑象”，此后唐高僧一行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借鉴改进发明了“水运浑天仪”。公元1088年，当时我国宋朝的科学家苏颂和韩工廉等人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它是把浑仪、浑象和机械计时器组合起来的装置。它以水力作为动力来源，具有科学的擒纵机构，高约12米，七米见方，分三层：上层放浑仪，进行天文观测；中层放浑象，可以模拟天体作同步演示；下层是该仪器的心脏，计时、报时、动力源的形成与输出都在这一层中。虽然几十年后毁于战乱，但它在世界钟表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我国著名的钟表大师、古钟表收藏家矫大羽先生提出了“中国人开创钟表史”的观点。

至元明之时，计时器摆脱了天文仪器的结构形式，得到了突破性的新发展。元初郭守敬、明初詹希元创制了“大明灯漏”与“五轮沙漏”，采用机机械结构，并增添盘、针来指示时间，其机械的先进性便明显地显示出来，时间性电益见准确。十九世纪末期，我国造钟工艺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1875年由上海“美利华”作坊制造的南京钟，屏风式样，钟面镀金，镌刻花纹，以造型古朴典雅、民族风格鲜明和报时清脆、走时准确而闻名于海内外，曾于1903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特别奖。此后常年战乱，1949年前，我国仅在山东烟台有一些小型钟的制造业，根本就没有手表制造业。

1954年底，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现天津手表厂)决定自行研制生产手表。厂里找来了江正银等四位有经验的老师傅，一边研究一边制作，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于1955年3月24日试制出我国第一块手表。这是一只15钻的机械表，全部用手工制作，表盘上镀有“中国制造”三个金字和五颗金星，被定名为“五星”牌，1957年手表易名为“五一”牌。1958年手表生产列入国家计划，由轻工业部统筹规划发展。在这一时期，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南昌、西安、青岛相继兴建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涌现出“上海”牌“钻石”牌“宝石”牌“双菱”牌“蝴蝶”牌“红旗”牌等产品。随后又出现无钻的经济手表“紫金山”牌。1968年,上海手表厂年产手表突破100万只大关,我国手表开始摆脱以进口为主的历史。此时手表的产量直线上升，但是手表的款式单一没有女表。直至进入70年代天津手表厂又推出“海鸥”女表，填补了女表的空白。由于手表丰厚利润及国民的需求，全国各地又陆续出现不少手表厂。如石家庄，重庆、丹东等。到1980年，包括地方独立建设的工厂在内，共有68家手表厂，年产量达2200万块。

上世纪80年代处于商品短缺时期，人们结婚都讲究家里要有“三大件”：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手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当时的手表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买到，找关系求人走后门，真可谓是“千金易得,一表难求”，国家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用统一机芯的生产方式尽快让所有中国人都戴得上手表、修得好手表。好的愿望却带来负面的效果:统一机芯后,全国手表厂生产出来的手表款式基本一样，这样就潜伏着危机。只有天津海鸥表厂由轻工业部特批,没有进行统一机芯的改制。这为海鸥后来的复兴留下了生机。

到80年代后期,日本石英表技术对以生产机械表为主的中国表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石英电子表由于采用了频率稳定的石英晶体为震荡器,有电路简单、走时精度高、不用上弦等优点,再加之造价低、外观时尚,成为当时人们买表的首选。从此,中国制表业进入了比较困难的调整期,经历了十几年的低潮。全国38家表厂,在经过市场的洗牌之后,仅存十几家,众多小厂家被拖垮,有实力的大厂也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其实电子钟表在国际钟表领域很早就研究开发。其过程是摆轮游丝电子手表——音叉式电子手表——指针式石英手表及数字显示石英手表（液晶为主）。其中音叉式电子手表作为美国阿波罗12号登月球的计时器。展示了电子钟表的优势及未来的前途。我国自六十年代从击落美国U-2飞机上发现了其座舱计时器是音叉式电子手表后，正式揭开我国电子手表研制的序幕。由津沪两地专业人员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着手音叉电子手表的研制，首先由天津拿出了样机。但该产品还处在研制阶段。出于历史的原因，六十年代中期停顿，六十年代末转入重新的研制阶段，七十年代初进入批量试生产阶段，终因工艺复杂难度大，其关键零件齿轮寿命短，当时电池质量不好等诸因素，结束了它的暂短生命。全国电子手表研制工作一度停滞，仅在天津第二手表厂的在连续不停地工作，七十年代中期转入研制指针式石英电子手表，开始了我国石英手表生产阶段。电子石英表的大规模投产，对当时瑞士高档机械表也形成冲击，但瑞士高档表有质量、有品牌、有文化、有营销经验,他们的很快复苏,也带动了国际上对机械表的需求。

瑞士钟表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1860年，清朝咸丰皇帝向瑞士江诗丹顿订制了一只蓝色珐琅装饰的怀表，这是瑞士钟表首次传入中国。1895年瑞士欧米茄为中国铁路局制造了第一只官方铁路表。1979年3月15日，瑞士雷达表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做电视广告的外国品牌。自1995年瑞士劳力士率先进入中国大陆后，积家、伯爵、爱彼，众多瑞士知名品牌如过江之鲫陆续进中国。中国已经成为瑞士钟表最大的出口市场。

2000年前后,由于制作简单的石英表技术日趋成熟且产量大幅增加,市场价格迅速下滑,利润日趋微薄,继续发展的空间十分狭小,因而人们再次将目光转回到功能持久不衰的机械表上来,使得机械表、尤其是具有自动功能的高档机械表重新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幸存的中国表厂在环境回暖的情况下也慢慢复苏。

时光流转，到了2007年的夏天，国产手表以质量尚可、价格低廉取胜的时代终告结束。同样技术指标，同样材质的同类手表，价格直追西洋名贵钟表的时代似乎已提前到来。钟表企业高擎的民族工业大旗，极大的聚拢了尽可能多的人气，国产钟表未来发展还是要靠长时间的品牌沉淀。

中国陀飞轮之父

2003年12月31日，瑞士专利局首次为中国人颁发了有关陀飞轮发明的专利证书，它的获得者就是矫大羽。到目前为止，矫大羽是当代全世界惟一获得瑞士、美国和中国有关陀飞轮发明专利的钟表大师。实际上，早在1990年他已试制成功自己的第一只陀飞轮手表，成为中国和东方第一个陀飞轮手表的创造者，开创了中国和东方制造陀飞轮表的历史。并在1991年7月－1993年正式公开其制造的五只不同设计的陀飞轮手表（第一代），打破了陀飞轮表全由欧洲杰出制表师独占的神话；1993年3月首创一只“正透视飞行陀飞轮” 手表（第二代）；1993年7月－1996年，他发明并创制五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第三代）；1997年首创一只“单支秒针型旋转框架”的飞行陀飞轮手表；1998年又发明了一只带有“时间指示装置”的飞行陀飞轮手表；2001年，矫大羽再次制造了一只“神奇陀飞轮”手表，用事实证明中国人的时计创作同样可以超越当代世界最高水平，他不但造出亚洲第一只陀飞轮手表，因此一举成为“国际时计独立创作人学会”中惟一的亚洲人，而且发明了陀飞轮中前所未有的许多新品种———包括“神奇陀飞轮”在内的系列创新。由于是中国人的创造，其作品也被称为“中国陀飞轮”或“矫氏神奇陀飞轮”。

如今，矫大羽制造了三代结构、五种类别共15只陀飞轮手表，这些成就使他成为有史以来原创设计和亲手制造最多不同类别陀飞轮手表的殿堂级人物。其中第十号“神奇陀飞轮”长方形手表于2004年4月在安帝古伦（Antiquorum）日内瓦拍卖会上成功拍卖，成交价格达到70万港币，创下了东方人制造手表的最高价记录。

从1990年开始，矫大羽创造的每一只手表，除了在机械结构和外观设计中具有史无前例的创新和发明以外，还为自己的作品注入了中国艺术的风格元素，尤其是在国际表坛经过15年的磨砺之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矫大羽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在手表设计中的内涵，已经开创了一种叫做“中国表”或“文人表”的流派。

世界第一座时钟: 中国宋朝水钟(水运仪象台),1088年。

世界第一只有名字的怀表： 德国纽伦堡的「纽伦堡蛋」,1564年。

世界第一只陀飞轮表:瑞士人亚伯拉罕·路易斯·布勒盖，1795年。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4

陈店镇初级中学 杨颜 党龄6年

闲暇之余，重新读了冯友兰的这本书，300来页的书本，充满了睿智与哲人的洞见，感受到了作者“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大家风范。

多年前囫囵吞枣的看过，不求甚解，近来再读，感悟颇多。哲学，很多人觉得高深莫测，晦涩难懂，其实它跟我们每个人都密不可分，哲学这门科学并没有在中国古代被命名过，但是他一直潜移默化的侵入人们的思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大家所熟悉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它是孩子们的刚学识字的课本，而《三字经》的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边是孟子的哲学思想，包括科举考试必考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古代先哲的哲学著作。冯老的这本著作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将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从商周时期到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系统完整，条理清晰的剖析在我们面前。平淡中散发着清茶香气，有着朴实的睿智。

中国封建社会主流哲学思想主要有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伦，法家重赏罚分明，道家重无为。冯先生列出了“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接着，就围绕这个主轴开始了百家的论述。

孔子推崇“仁义”，仁的本质是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常念及此，人们就会善待自己身边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人人都有这个境界，人自然会更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和亲人，也会以同样的爱心去对待别人。如果天下人都有此心，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如果把“仁”摆在教育里面，放在教学里，首要就是要求我们爱学生，注重人文教育，其次，便是要求我们用自己的“仁义”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将自己的“仁爱”的品质传递给学生。

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冯先生将两个人进行对比，很是有趣。儒家的中心观念是仁、义，墨子认为仁义倒是可取，但他用另一个名词叫做“兼爱”，与儒家所指还是有不同。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墨子极力宣扬兼爱学说，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墨子·兼爱下》）这也就是墨子的理想世界，它只能通过实行兼爱而创造出来。尽管他提出的不分人我、不别亲疏、没有差别的爱在专制等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对于我们现代社会，也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幅极有吸引力的社会蓝图。特别是对于我们广大的一线教师，更应该具有这种思想，对待学生，不分成绩，不论出生，做到“兼相爱”。

诸子百家的思想冯先生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剖析在我们面前，并将哲学思想的演变顺着历史脉络，结合地理环境，分析中国人特有的“人格”，对于我们很有启示意义。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其实它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蕴含在我们工作中，体现在我们的为人处世之中，更深刻的指导着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工作，对生活的态度。冯先生将人的不同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于我们教师来说，在努力加强业务素质的学习，加强教学能力锻炼的同时，我认为道德修养的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过程。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篇5

我对哲学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对哲学史更是从没有过涉猎。冯友兰先生的这部《中国哲学简史》是我第一次阅读这方面的书籍。

全书的篇幅并不算太长，作者也尽量选用了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像我这样的读者读来也还不至于感到吃力，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度。限于学识和作业篇幅，我仅对全书最让我感兴趣的有关儒学中理学与心学的内容谈谈我的一点想法。先说说理学，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有这样的表述：“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着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摘自《中国哲学简史》）读这几句话，我的第一印象是，朱熹所说的“理”似乎和现代人对科学的看法有些相似。既然万事万物有理，为什么中国智慧的古人没有去探求，去发现，建立现在几乎完全是由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呢？书中提到关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一则故事。王阳明年少时听说了“格物致知”之学，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古代读书人的迂阔实在让人觉得好笑。虽然明白“万物皆有其理”，但却将“格物致知”寄托于个人的思考（在我看来是空想），以期最终达到某种“顿悟”的境界，缺乏科学理性。

说到王阳明，就自然要提到新儒学的另一派：心学。心学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相比之前说的理学，心学对我而言就更难以理解了。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冯友兰先生这样解释“良知”：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

格物致知，明万物之理。不论是心学还是理学，似乎都有这样的要求。中国古人并不缺乏对万事万物的思考，并不缺少探求真理的精神。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值得被赞颂和令后世自豪的。可对世界的深入思考并没有为古代王朝带来先进的科学观念，没有能够带来一次科学革命以推动技术进步，以致这个最强大的帝国逐渐被西方拉开了差距，这无疑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报告 篇6

安图三小周红新

书名：《中国哲学简史》

作者:冯友兰

页码：30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冯友兰先生哲学与思想融铸的结晶。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学生专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其中充满睿智与哲人洞见。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颇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大家风范。本书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

读后感受：

初读《中国哲学简史》,才发觉原来自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一窍不通.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从这只有300来页的书本里看到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在中华上下5000千年的历史的发展脉络.这本书里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儒家,法家,道家,名家,墨家等等，尽管对哲学知之甚少，但书中所写“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这句话，可以大概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哲学的重要性.对哲学的态度，我的感情很微妙，仿佛“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如那不可触摸的皇冠，它的金光灿烂已在昭示着，是凡人不可侵犯的。哲学，也被人称为所有科学的科学。当我捧起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心中的神圣感与畏惧感也油然而生。在首章，“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分析道：“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实际上，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所循循教导的是“道”与“德”，帝王之家讲求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普通人际交往中，也以忠义为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思想的灌输可通过许多的途径，即使大字不识一个，那你总会听说过岳飞的故事吧，岳飞其实此时也成了中国儒学所颂扬的道德的载体。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认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的。哲学这门科学并没有在中国古代被命名过，但是他潜移默化地浸入人们的思想。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从前，一个人如果受到教育，首先就是受哲学这方面的启蒙教育。即使现在也为大家所熟知的《三字经》，它是孩子们刚学认字所通用的课本，每三个字为一组，每六个字成一句，偶句押韵，朗读时容易上口，也便于记忆，而《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更无须多论“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读书人的必学教材，它们实际上就是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学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了一种宗教——儒教。我从某一角度看来，中国之所以在过去被称为“礼仪之邦”，要诚心地感谢这种精神教导。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地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是来世。它有一心教导人向善去恶，何为“君子之道”，如孔老夫子“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他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仁，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施之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仁”的含义还有一方面“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为“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于实践的途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恕之方”。

孔子推崇“仁义”，仁的本质是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常念及此，人们就会善待自己身边的人。遇到艰辛劳作，流着臭汗的农民或工人时，他不会避之不及；看到乞丐，他自然会生出恻隐之心；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少争执，多谅解。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把仁付诸实践。如果人人都达到了这个境界，人自然会少作恶，多行善。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念及此，人自然变得更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和亲人，也同样自然地去爱护别人。若天下人都有此两心，人与社会也就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官者理解了这个道理，懂得了人伦之道，自然要竭尽所能来促进人民大众的福利。最后，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四种关于人生境界的看法，对我们也是大有启示的。只有懂得世上并不是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社会，自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或者人是“宇宙公民”，做每一件事，都是为宇宙的好处。我们就会舍弃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而去追求“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或者是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

作为一名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向书本学习，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阔视野。通过拜读《中国哲学简史》，使我受益颇深，因为在很多时候，哲学被单纯地作为一种知识、一种专业远离我们的生活，而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则在见证中国历代哲学派别之间精神通融的同时，将中国哲学做了推广普及。

从大的层面来讲，作为研究人的学问，她大到可以影响人类，改变世界，建设国家。投射在社会发展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引领了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彻底地、深远地影响了世界格局，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从小的层面来说，她必然是我们心灵的指引者、人生的引路人，这即是哲学生活化的一面，这是一种人生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可以教导我们在工作生活中更加舒畅自如。要做事先做人，哲学对此意义重大。正如书中所讲：哲学的功能就在于使人成其为人，而做人，是有限制的。康德曾说：“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

正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全面系统、准确通俗的表达，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于我们个人而言，清晰的是非观念，明确的荣辱观念，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和底线，坚持做一个善良的人，厚道的人，时常反省自己的过错，包容别人的过错，在与人交往相处的过程中，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时刻谨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良好的品德和人格魅力正是我们的工作所需要的。

保持良好的心态。不怨天尤人，时刻保持一颗诚敬的心，对待他人充分尊重、谦恭有礼；对待工作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为人处事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有进取心，但不强求；力求完美，但不求全责备。

由此看来，哲学的亲切和成熟，是以任何人都可以了解和掌握的姿态出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思想，哲学孕育在我们的头脑中，反映在我们的行动上。

中国哲学简史 读书笔记 篇7

读书笔记

书目：中国哲学简史 作者：冯友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摘录范围：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第一部分：第一张、第二章、第三章

在这一部分冯友兰先生就中国哲学的常识做了简单介绍，为接下来章节的讲解做了铺垫，具体如下：

第一章 中国哲学精神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通过这一节我们可以总结出冯友兰的两个定义：

1.对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反思的对象是人生。人生论、知识论、宇宙论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哲学家必须对于人生反思的思想，然后有系统的表达出来。

2.对宗教的定义：每种宗教都是一种哲学加上一种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是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和宗教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宗教等于哲学加上层建筑，因此道家是哲学派别，而道教是一种宗教；佛学是一种哲学，而佛教是宗教。同时他也在文中指出，中国人不关心宗教观念和活动，关心的是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升心灵的境界。哲学提供了一条比宗教更直接的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

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

中国哲学家认为一个人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圣人。而成为圣人，是否就要脱离社会，甚至否定“生”呢？冯友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总结了中国古代各哲学流派的观点，又参照了西方哲学理论。他说中国哲学的圣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是“内圣外王”。圣人的内心达到了人与宇宙统一的境界，有最高的精神成就。在外在行动上，圣人可以处理日常人伦事务，因此哲学与政治思想相联系。（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既是哲学又是政治思想。）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注意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暗示。在这里冯友兰指出西方的哲学有着严密的推理过程，而中国哲学的著作则是模糊而富于暗示性的。因为暗示，所以它可以无穷无尽。这也是中国诗歌、绘画等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

语言障碍

此书是冯友兰先生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讲稿，语言障碍也是对于西方学生而言的。然而随着全民文学修养的下降，现代人在读传统哲学经典时同样有“语言障碍”，这恐怕是冯友兰先生始料未及的。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

这是冯友兰在本章中引用的一句话，透过这句话来观察中国与希腊的话，可以看到大陆与海洋的不同。同时也是其所引起的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不同。这使得中国哲学犹如仁者，广阔的土地让中国人“上农”，所以中国哲学强调顺应自然，提倡过犹不及。在中国，出世之学和入世之学有着完美的统一，苏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因为如此，中国的哲学通常从直觉入手，富于暗示性。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迥异的方法论。

第三章 各家的起源

对于各家起源的探索，冯先生提到的第一个人是司马谈。司马谈首次将各哲学流派分为六家，虽然不尽科学，但却有首创之功。刘歆进一步分为十家，并试图系统上追溯各家的历史起源。后来的学者则对刘歆的理论进行了开掘和补充。各家的起源是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引起的，具体来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士。名家者流盖出于辩士。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

第二部分：第四章、第七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在第一章中冯友兰先生指出中国的哲学富有暗示性。儒家是中华精神之源，孔子是儒家之源，孟子、荀子则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学说。之后的文人学士虽然围绕着孔孟之道多有阐释，但是都是其本人所悟出的孔孟之道所暗示的学说的一部分，并非全部思想内涵。更何况后世学者出于政治目的作出了一系列的增删改造。因此研究儒家学说，当先研究孔子、孟子、荀子，才不至于舍本逐末。

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对于孔子的理论，冯友兰总结为“正名”、“仁义”、“忠恕”、“知命”。

孔子的“正名”是出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如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有相对应的义务和责任，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履行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其“正名”的含义。

“仁义”是孔子关于人的德行的回答。“仁”不光是指某一特殊的德性，而且指的是一切德性的总和。“义”则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出于道德的考虑做的事。这个词与“利”相对。

“忠恕之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自身的行为。具体来说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之为“恕”；“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此之为“忠”。因此“忠恕之道”就是仁道。

“知命”就是一心一意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计成败。儒家讲“无所为而为”，依照儒家看来，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做的事，他做这些事情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做的结果。

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冯友兰解释说孔子十五岁开始学习，四十而不惑，知识增加到了一定的水平，已是成为知者。而到了五十、六十孔子认识到了天命并顺应天命，完成了从道德价值到超道德价值的超越。这是孔子精神修养的发展过程，这也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义派：孟子

孟子与现实主义的荀子相对，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者。孔子讲仁，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实行仁。孟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在回答的过程中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学说。

冯友兰进一步解释说，孟子的性善论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圣人。孟子认为人性内除了善还有其他成分，这些成分若不加控制就会通向恶。他还举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来佐证。而人为什么会向善，孟子解释说这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

儒家认为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孟子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充分发展这些人伦。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元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即“内圣外王”。君若没有道德，人民就有权来推翻他。君若有道德，他实行的治道就是王道，这与霸道相对的。实行王道要有经济基础，即实行井田制；要有教育基础“谨庠序之教伸之以孝悌之意”。圣王也要有他的“恻隐之心”，要爱人、忠恕。

冯友兰指出孟子的观点比孔子更进一步。孔子的忠恕之道还只限于个人，孟子则将其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内圣”上，孟子进一步指出就是“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是人天生所有，即人性善，是上天所给予的，所以知道了性也就知道了天。

同时，冯友兰还指出了孟子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孟子这一派认为宇宙的实质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就是宇宙的不变法则。人的道德最高标准是与宇宙融为一体。融为一体的方法就是行仁，将自己的自我私欲减少，到减无可减时，就达到了这个标准。而怎样达到这一标准，孟子给出了自己的修养方法：养浩然之气。

第十三章 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

有人提出孟子代表了儒家的左翼，荀子代表了儒家的右翼。冯友兰则指出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地概括。孟子强调个人自由，却又重视超道德的价值；荀子强调社会控制，但又发挥了自然主义。他们都是有左有右的。

而可以肯定的是，荀子的很多思想是孟子的对立面，如他的性恶论。他认为人虽然本是恶的，但人有“智”，智可以使人向善。

这就必须回答一个道德的起源的问题。荀子认为，人一定要生活在社会组织当中，社会组织是需要规则的，这就是“礼”，即道德。另一方面，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辨别的能力，能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也是“礼”。人性本恶，充斥着各种欲望，而礼可以进行调节。这是荀子对孔孟观点的进一步阐释：礼可以使人文雅，使其情感得到净化。

冯友兰认为《礼记》的各篇大多数是荀子门人所写的。丧礼和葬礼是最重要的礼，本来充斥着不少迷信色彩，但是儒家对它进行了净化。虽然知识对人很重要，但是人还需要情感上的满足，在决定对死者的态度时，也是具有感情因素的。因此会有丧礼、祭祖礼和其他祭礼。除此之外荀子还作了《乐论》阐述音乐是道德教育的工具。因此荀子极大发展了孔子的礼乐理论。

荀子在逻辑理论上也有贡献。他也指出了其他几家的谬误。他的学生李斯与韩非也是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第十五章 儒家的形上学

在这一章中，冯友兰着重讲了“易传”和《中庸》中的形上学、伦理学学说。冯友兰先生指出，在“易传”中的道是与道家的“道”完全不同的概念。道家的“道”是统一的，而儒家的道则是多样的。如君道、臣道、子道、父道，每个道都有所要遵循的规范。这在孔子时期是正名的学说，但在“易传”里进一步发展为形上学的学说。《易》本是占卜的书籍，里面有各种的卦辞与爻辞，这些卦辞与爻辞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逐渐的变为了一种公式，这种公式代表了宇宙中各类事物的道。事物可以改变，但是道不变，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除了各类事物的道，还有万物作为整体的“道”。这是万物生成的“道”。生了某物，就必须有生此物者，又必有生此物所用之质料。前者是主动成分，后者是被动成分。前者是刚健的，是阳；后者是柔顺的，是阴。生成万物，需要二者合作，此之谓：“一阴一阳谓之‘道’”。

冯友兰举出了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传”认为这是万物变化的公式，这就是万物变化的“道”。万事万物在运行过程中，要想保持住完善的状态，就要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因此这个“道”看是去是变化的，实则是形上学的。《易》的卦辞把这叫做“正”、“中”。“中”的意义是既不要太过，又不能不及。冯友兰先生同时又提到了《中庸》中的一句话作为佐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点既适用于个人欲望和情感的控制，也适用于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这种和不止包含在人和社会中，也弥漫全宇宙，这叫做“太和”。

而“庸”则是《中庸》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意即“普通而平常”。正如吃喝一样，正是因为普通平常，所以才重要而有价值。吃喝是天性，维护人伦，实行道德，这也是天性，也称“道”。因为太过平常，人们容易忽略它，所以要“修道”。“修”必须要“教”。只有“教”才能使人觉悟而完全，也就是明而诚。

《中庸》中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亦。”因此“明诚”意即一个人能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平凡细节的意义，而且能把他理解道德完全做到。这样就可以“成己”。

而在成己的同时还要成人。成人和成己是相互的。因为人生活在社会领域之内，人伦之中。而要成人，必须忠、恕、行仁。这就又回到了孔子和孟子的传统。儒家正是通过推广仁爱，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寻常的人我与物我分别。

第三部分：其他章节

在其他章节中，冯友兰先生对儒学之后的发展和其他哲学流派的理论做了介绍。在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儒家所期待的“内圣外王”的圣人来统治天下的情形并没有出现，不过秦王朝倒是因为它的暴政而过早的灭亡。到了汉代儒学在董仲舒手中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之后又经过了韩愈、二程、朱熹、陆王等人的发展。而儒、释、道一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心中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篇8

摘录笔记以中国哲学背景为开头，包括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第二章中国哲学的背景、第三章各家的起源，接着就是开始对于各家的阅读摘录，以儒家为首，包括第四章孔子、第七章孟子、第八章荀子、第十五章儒家的形上学、第十七章董仲舒、第二十三章到第二十六章的新儒家，然后以第十八章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为节点，接着阅读道家，其包括第六章杨朱、第九章老子、第十章庄子这道家的三阶段，还包括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的新道家。主要的儒家和道家结束后，开始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墨家、第八章的名家、第十二章的阴阳家、第十四章的法家、第二十一章的佛学和第二十二章的禅宗。最后，以当下为焦点，世界为范围，阅读第十六章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第二十七章西方哲学的传入、第二十一章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结束对于整本书的阅读。那么，接下来总的读书心得也就按这个方式进行思考。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陆国家，由于是大陆国家且土地大部分适合耕作，故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农业文明，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上层建筑，所以一切的源头都是农业，那自然就包括中国哲学。

在中国哲学中，对于宇宙的反应，本质上是对“农”的反应和看法，中国思想的主要两个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他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在同一轴杆都表达了对农的渴望和灵感，只是在方式上各不相同。例如，道家的“反者道之动”事实上就是中庸之道的另一种解法，物极必反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凡事应适度不应过极，也就是中庸。所以可以说，“农”是中国哲学的开始和延续。

综合以“农”为基础的等级制度、法律法规和风俗文化等等，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下，就如同所追求的“内圣外王”一样，中国哲学最终形成了“既出世又入世”的结果，事实上都是一种平衡，一种中庸的体现，而也是中庸之道，让中国哲学互相交融、互相结合，不断地吸收消化，变成新的事物，如同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指出的“外来文化的入侵总是会被中华文化所融合吸收”。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儒家，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到后面演变出来的新儒家，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的历史上处主流的地位，以等级秩序为界线，规定所对应的礼仪礼节。每个有名分的人，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以忠恕之道为方式施行“仁义”，可以说是儒家对于“善”的看法。虽然其地位特殊，但是儒家也并非一家独大。有反对其“正名”的等级制度的墨家，其自始至终采取功利主义的方式，认为不存在差等的爱，而应该实行人人平等。有反对其“入世”观点的道家，认为“无为”才是实现“善”的唯一法则。也有反对以礼治国的法家，认为“刑应上大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处法律非现代法律)。还有醉心于“名”“实”之分，不顾实际的名家，粗糙的探寻科学起点的阴阳家等等。

每个学说都有自己的独特观点，但是通过分开单独阅读发现，事实上除了一贯坚持反抗儒家的墨家(之后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以外，道家、佛学、儒家三者之间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相互肯定和相互吸收，出现了禅学和新儒学，甚至后期的新道家反而认为孔子比老庄更伟大，因为其已经忘记了说忘。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比起西方“一神论”式的思想路线，东方的中国以“百炼刚绕指柔”的方式，将本是殊途的各家学说，最终巧妙的融合到了一起，起到了适合当代社会的作用，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前行，其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这一方式的一大体现。就如同西方哲学的传入，给只有负的方法的中国，带来了正的方法，如果在西方的话，定会分出个胜负，最终择一进行，但是在中国，正的方法只是给予了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并没有取代负的方法，而只是补充了负的方法。根据冯友兰先生的看法“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出世又入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