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

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精选7篇）

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 篇1

结构是文学作品的组织形式和内部构造，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着内在的对应和同构关系，是作品意蕴和作者世界观的重要载体。沈从文小说的结构、意蕴与其创作意图和世界观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种完美的统一在《边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篇小说中，无论是叙述方式、时间结构、人物塑造以及意象等，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特色：圆形美。

一、圆形叙述者

叙述视角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一般说来，小说叙述视角又有内与外、全知与有限的区分。在《边城》里，沈从文主要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外视角，但同时也运用了人物的有限内视角，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了小说的复合视角，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在《边城》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是一种作为整个故事背景的外在视角的叙述。叙述者以全知的视角置身于小说情景之外，引领读者跨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深入到作家笔下营造的偏僻“边城”，去感受和体验那里人们的生活。

全知叙述凸显了一种游刃有余的从容风格，达到了小说自由时空安排、极具对照、穿插等艺术整合功能的独特效果。对于《边城》而言，全知视角更是从文化层面审视人性世界，作者显示出一种深刻，对人生真相有更清醒的认识。因此，全知的叙述手法在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若仅此而已，《边城》则充其量只会是一部有着独特叙事内容的传统小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小说虽然运用了全知外视角，但读者始终能潜入文本，既不与人物隔阂，又不游离于故事。究其原因，这与小说文本整体上运用全知外视角，但局部细微处却运用人物内视角，从而潜入人物内心深处，形成灵犀相通、代人立言的叙述风格，是分不开的。如下面这一片断：

翠翠睨着腰背微驼的祖父，不说什么话。远处有吹唢呐的声音，她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且知道唢呐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过家中那边岸旁去。为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过不久，那一伙人来了，两个吹唢呐的，四个强壮乡下汉子，一顶空花轿，一个穿新衣的团总儿子模样的青年，另外还有两只羊，一个牵羊的孩子，一坛酒，一盒糍粑，一个担礼物的人，一伙人上了渡船后，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那翠翠却傍花轿站定，去欣赏每一个人的脸色与花轿上的流苏。

这里总体上属于全知外视角切入的叙述，但其中划线部分转为翠翠的视角，借其眼光去“眺望”所见，见之细，见之切，真实准确。人物内视角蕴含着丰富的主观情感，以一种体验的态度显示了主人公好奇、羡慕的内心活动。

另外，小说中每当老船夫与翠翠同时成为语境的中心时，叙述者便转换成一位特殊的戏剧化的叙述者，称老船夫为“祖父”(见以上片段中的黑体字)，像翠翠一样。这时叙述者变成了和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作者在小说中隐藏起来。这位戏剧化的叙述者借助小说中人物翠翠的旁观眼光，让生活以最自然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竭力避免以自己的身份去阐释人物的思想，从而达到一种自然、生动的效果。由于看不到叙述者，读者往往自然而然地随着人物角色进入了作者创造的世界，从而可以毫无中介地直接体会其情感和生活。

小说第十三章开头是对翠翠内心情感体验的一段叙写：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这一小段叙述充满了叙述者的议论与评价(见划线部分)，明显烙上了作者印记。虽然议论暂时阻遏割断小说的情节展现，但因为作者的这种介入是建立在感人物所感的基础之上，凸显了人物内心情感体验的真实与细腻，因而它能言人物所欲言而未能言的内心生活，带给读者的也是贴近人物心灵的真实感，因此没有明显地破坏小说的连贯性，也没有导致文本接受的生硬和隔膜。

由于《边城》的叙事采用外聚焦式的全知视角与多重移动的内聚焦视角进行叙事组合，于是小说的叙述声音也就出现了多重叙述声音的状况。小说《边城》中清晰地呈现出两个叙事人的声音，亦即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隐指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按照布斯的看法，“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就不可靠叙述者而言，“不可靠”一词可以保留给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

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的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正是通过对湘西边地邻里之睦、男女之爱、友人之谊、父子母子祖孙之情等世态人性的精雕细刻，赞美了湘西人民简单而执着的生活信仰、坚韧顽强的生命活力。所以，《边城》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一个精神上不堪现代商业文明挤压的美丽的神话世界。隐含作者的性情、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渴望及美学原则正是这一现代神话的创构原则;人性美、人情美则是其灵魂。叙述者一直忠实地维护着隐含作者的理想，贯彻隐含作者的审美精神。所以，《边城》中这位神秘的叙述者是完全可靠的。

衡量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另一方法是看体现叙述者创作追求的述本与底本之间的关系。所谓底本是指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未经叙事处理的生活现象，它是述本的基础;所谓述本，则是指叙述者创作的体现叙述者意愿的叙事文本。从底本到述本的过程是叙述者实现自己叙述目的的过程，是一个倾注了叙述者满腔情感的艺术生产过程。如果叙述者过份地扭曲、变形底本，使述本与底本在质上根本不同，那么其叙述也是不可信的，叙述者失去了可信性。由此标准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边城》中叙述者又是不可靠的。 《边城》以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情调，构筑了一个没有人间烟火味的纯净世界。在这里，弥满了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氤氲着近于原始的传统风习，渲染出一段清新而美丽的爱情悲剧。自然之美、风俗之美和人性之美建构起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桃源净界。叙述者面对的似乎不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世界。他以诗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生活在湘西这块独立自足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称颂的人生方式。这是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遵从着约定的社会礼仪，运用“习惯规矩排调一切”。这里的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这是一个无须法律规范的世界，一个合符情理、人格平等的世界。这里一切未经商业文明污染。显然，“边城”完全是作家人性理想的一种感性形式，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永远那么陌生，那么不可趋近、不可获得，相对于我们的理性而言是不可靠的叙述，但是，小说却以强烈的情感性判断，给我们描述了这一现状。

此外，在作者如诗如画的描述的字里行间点缀着这样一些议论：“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歌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这些明显的充满情绪性的介入式的叙述，同样使得叙述声音显得迷离而不可靠。

综上所述，《边城》的叙述者是一位性格极为鲜明生动的叙述者。这位多元性格的叙述者可以被称为圆形叙述者。小说的叙述声音游走在可靠与不可靠、全知与有限之间，腾挪闪躲，丰富了表现的效果。同时，叙述者众多不同的个性看似矛盾，叙述功能看似不同，但指向一致，均服务于隐含作者的创作目的，以此透视作家的人生追求和审美理想。

二、时间结构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基督教义在沈从文思想中的长期积淀，因此《边城》也重复着这种近似圆形的时间结构。小说中的“边城”是一个具有神话模态的异域世界，人物的诗意造型再辅以自然胜景，让人有美不胜收之感，乐园图式中的自然崇拜和刻意展示，在《边城》里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圣经》中的创世纪，描述了一个乐园——失乐园的图式，其中，那场大洪水扮演了关键角色。洪水被看成神对当时那个邪恶、堕落的时代所施行的审判，它预示着乐园时代的结束。《边城》中也有一场洪水。洪水，在中国民间叙事中是一场浩劫。暴雨之夜，爷爷死了，渡船跑了，白塔坍塌了。这意味着诗性人格在现实面前所遭受的重创，边城所象征的乐园的倾颓。就像《圣经》中有诺亚方舟以拯救上帝的选民一样，《边城》也提示了新生的可能性：翠翠虔诚地等待，二老“也许‘明天’回来”，白塔的重建都暗含了希冀。

如果从整体去观照《边城》，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一种复返乐园的强烈冲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边城》有助于读者“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或许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许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这里虽然语气有点隐晦，但已透露出《边城》是怀古之作，描绘的是伟大的过去，弦外之音是引领读者怀想远逝的黄金时代，以激起在乱世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由此可见，《边城》创作遵循了一个“乐园——失乐园——乐园守望”的近似圆形的时间结构。沈从文想展示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而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性美的消蚀，以此呼唤那个淳美的湘西时代的回来。他预先设计了一个湘西乐园，之后又记录了乐园的覆灭。作者的终极目的是想通过乐园的历劫后获得乐园的重生。

三、人物塑造

《边城》人物塑造上的镜像结构，也反映了圆形美的特征。所谓镜像结构，是指人物之间或人物自身前后行为的相同相似或某种特殊联系，使故事的前后情节如镜像一般相互映照，人物的对映互照和形象的矛盾张力，产生了人物结构艺术的圆形特征。

首先，翠翠和她母亲存在着镜像关系。母女二人都是那样的美丽、乖巧、为长辈着想，都一样的用唱歌来选择对象，而二人爱情悲剧又是如此的相像。小说的第一章就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悲剧，同时也为下文翠翠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前，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峒军人。两人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位军士不便逃走毁去做军人的名誉，服了毒殉情;翠翠母亲没有离开孤独的父亲远走的勇气，羞惭、怜悯地仍守在父亲身边。小孩生下后，她到溪边喝了许多冷水死去，最终也为爱情殉情。翠翠的命运和她母亲如出一辙。在作者笔下，天真美丽的翠翠生活在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与看渡船的爷爷相依为命。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上，翠翠偶遇二老傩送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傩送的哥哥大老天保也爱上了翠翠。大老与二老按茶峒人的规矩，打算轮流为她唱三年六个月的歌，看谁先赢得她的心。大老自知要失败，就悄悄退出，怀着一颗痛苦的心，领船下行，不幸在激流中丧生。消息传来，二老禁不住伤感，也悄悄出走了。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孤苦无依的翠翠只能在原来的地方等候那个人。命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无论是翠翠母亲的命运，还是翠翠的`命运，都在重复着这种圆形的命运循环模式。在老船夫的心灵镜象中，深切地感到“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为了获得爱情的精神生命并永久地占有它，都不明而然地要接受生生死死的严峻考验。在这个意义上，翠翠是她母亲的爱情生命的“复活”，也要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爱神的使命。而翠翠与傩送的情缘所遭遇种种磨难所导致的爱情悲剧，也与翠翠母亲、父亲那一辈人的爱情悲剧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两代人互为镜像，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边城》中两个关键性的对比人物是老船夫和船总顺顺。小说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介绍了二人，两个家庭的两位家长一前一后，互为对照。老船夫靠摆渡为生，忠厚善良，安贫乐道，以奉献和牺牲为人生之要义。岁月的风尘与人世的沧桑，陶冶着他博大宽厚的襟怀。几乎是在老船夫死的同时，小城那座象征着纯朴道德民风的白塔也坍塌了。掌水码头顺顺作为老一辈中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远近各色人物“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这一点上，作者把穷的爷爷和富的船总均置于善与美的同一道德水平线上。茶峒人对老船夫“充满好感”，对船总顺顺却是怀着“一种尊敬”，从茶峒人这两种态度上也显示出老船夫和船总顺顺的身份、地位不同。随着翠翠和傩送爱情故事的演变，在对待儿女婚事上老船夫和船总顺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是让儿女婚事自己作主，后者是父母包办儿女婚事。当有人向老船夫的外孙女提亲时，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相比之下的船总顺顺虽然“大方洒脱”，但在对待两个儿子的婚姻大事上却和老船夫的态度全然两样。他为大儿子天保请媒人向老船夫攀亲戚，是因为他同意这门亲事;他为小儿子傩送安排和王团总的女儿相亲，也是因为他同意。他唯一不同意的是傩送和翠翠的亲事，即使傩送和他争吵也无济于事，最后傩送只好离家出走下桃源去了。顺顺的处事风格暴露出其商人的势利心态。老船夫死后，顺顺虽然对翠翠表示同情，但那只是对由他造成的爱情悲剧的一种虚伪的补偿。老船夫和顺顺互为镜像，人情味和人性丑在顺顺身上的混合映衬出人情美和人性美在老船夫身上的完美统一。

天保与傩送都可以视为翠翠父亲的变体。翠翠的父亲“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常“使女孩子动心”，同时，还“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二老傩送和屯兵一样美丽的很，“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便是称赞他的好处;且他们俩都有云雀一般的嗓子，都用唱歌来向心上人表达爱情。

翠翠父亲的爱情不幸在天保兄弟两人身上延续着。茶峒屯兵和翠翠母亲相恋后，困于虚无的常理无法结合而最终殉情。大老、二老与翠翠的感情纠葛中，也正是由于琐碎的常理影响而变得曲折，最终导致大老死于非命，二老离家出走。而三人在面对爱情挫折时，都采取了消极逃避的态度，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茶峒屯兵爱情遇到挫折时，“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从而服毒自杀。天保个性豪爽、坦率，相中了翠翠，就托人说媒。在得知弟弟也爱上翠翠后，便抽身而退，却不幸闯滩而死。二老虽然在面对爱情和金钱的选择时候选择了爱情，但却未能向翠翠再靠近一步，所以他的心思并未被翠翠所知，在哥哥不幸遇难后，难以承受现实的打击而孤独地远走他乡。这三个男人爱情命运的前后映照，让人倍感人生的无奈和命运的无常。

结语

《边城》的艺术结构形式看似散漫，实则呈现为一种极为开放的圆形结构模式。在文艺美学中，圆形美属于古典美，但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有其复杂性。小说的叙述方式、时间结构、人物塑造等都具有圆形美的特征，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是小说《边城》圆形美的重要特征。

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 篇2

首先, 影片的画面、声音和色彩都富于自然美, 导演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 又融进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原小说《边城》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这是一部中篇小说, 它包含了影片所需要的全部人物, 人物关系, 完整的故事, 情节结构, 诗情画意, 意境韵味。影片中的所有人物, 在原小说中都早已出现并各有自己的行为轨迹。原小说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人物之间的关系, 每个人物的所思所想, 行为动向, 都写得非常形象生动。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可以听到各种声音, 看到各种画面, 甚至嗅到各种味道。凌子风从中看到改编电影所需要的全部视听因素。诸如:人物的表情动作, 语言语调, 环境气氛, 色彩色调, 环境音响等等。但不等于说凌子风导演没有改编, 没有创造, 相反, 要把小说的美和艺术魅力变成电影的美和艺术魅力, 电影艺术家必须有一番精心地再创造, 用电影语言去创造一个电影的世界, 去体现原著的风格与韵味。如何把这些因素在影片中生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需要

之痕迹。自信此法乃复兴山水写生之捷径。”

著作中对写生的研究可谓是历来最详备、齐全的。将中国历代写生画家及画论、写生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他的独道写生法:写生当从西法入手, 渐进习中法, 将中西法合用。并亲身将理论与创作相结合, 证明其理论的实用性。写生是中国国画重要手法, 亦成为后世国画学者的必经阶段。这对初学者给予很高的准则和方法, 为后学者的写生之路打开了一扇与众不同之门。

《国画之研究》最后梳理的“画籍之研究”是细致、微小的学术具列, 需大量的精力及丰厚的学术知识。主要从画籍之数目、画籍之分类、画科之分类、画籍之整理、初学必备数目五个方面研究。无疑, 相关画籍的梳理, 对以后“画籍”学科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绘画书籍分类首事整理者, 允推余绍宋氏之《画法要录》 (8) 。直至发展到余氏《书画书录解题》及俞剑华先生所著的《中国绘画史》所用分类:画史类、画法类、画品类、画跋类、画鉴类、丛辑类、论画诗类、杂记类、伪托类。关于“画科分类”, 俞剑华先生对历代相关论述进行了举例, 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优点与不足。针对诸多画籍, 作为初学者该如何研读?俞剑华先生将最要而必须备之书例举为以下九种:解题、画史、画法、画理、画鉴、画诗、丛书、类书、画谱。

俞剑华先生的《国画研究》是对中国国画研究较全面、系统较完整的一本著作。运用了科学分析、归纳总结法, 首次全面有敏锐的艺术感觉。

画面是影视艺术语言最基本的元素和造型表意的基本单位。它是“电影思维的基本载体和思维材料”[1], 同时, 它又是“人的知觉与客观事物之间的最活跃的中介”[2], 影片的美感信息是由这个“中介”传达的。《边城》是一部地域色彩很浓的作品, 其中除自然风光, 白塔, 掉脚楼夹峙的河街外, 更有朴素的市井民情和当地人的古道热肠。凌子风虽然没有经历过湘西的生活, 但他却是学美术出身。对湘西那种到处都是挂满露珠的绿, 和一年到头总是飘着薄雾, 有如国画一般的美, 有着很强的感悟能力。而沈老作品中那种如诗如歌的韵味, 更使他的美术功底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挥机会。据沈老自己讲述, 他的这部作品是他离开家乡漂泊在外, “常常念及家乡种种情形”和古朴民风写出来的。其中有很多他在怀念家乡的古朴民风时非常独特的理想主义的东西, 而这才是凌子风苦苦寻觅的。

剧中的白塔, 老船工家门前的草地, 用缆绳引船渡河的野渡, 掉脚楼, 包括赛龙舟的那片宽阔的河面全是专门为这个戏修建的, 但是看起来没有丝毫的造作与刻意, 力求浑然天成。近乎原始的单纯生活, 淳朴自然的民风, 善良敦厚的本性, 与那云雾缭绕的群山、清澈见底的河流、白日喧嚣夜里静谧的渡船一起, 构成了一幅自然美丽的图画。下雨的时候, 电影镜头移向了远处模糊的群山, 进而移向了近处停泊的渡船、青翠欲滴的绿叶, 甚至翠翠那被雨淋湿的俏丽的脸蛋, 类似这些细节性的画面在影片中出现过多次, 不仅赋予了电影画面以静态的却极具“动感”的艺术魅力, 并且与影片的情绪节奏契合一致。《边城》一开始, 凌子风导演别出心裁地首先在银幕上出现了老作家沈从文的形象, 之后, 影片通过画面加旁白, 只用了四个画面:湘西的崇山峻岭, 一条官路, “茶峒”的小山城, 一条小溪, 一户单独的人的梳理了国画的相关知识, 每个细小章节都蕴含着作者的主题思想及详尽的注释。《国画研究》是俞剑华先生突出的美术史论成果, 同时它对后世研究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中国画甚至是西画艺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注释

(1) 引自温肇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纪念俞剑华先生逝世一周年[J].美术, 1980 (01) .

(2) 引自王伯敏.功在筑基与铺路一评俞剑华的画史研究[J].美术与设计, 1997 (01) .

(3) 俞剑华.国画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8. (01) (4) 翰墨缘[M].1925年

(5) 俞剑华.国画通论[J].真善美, 第2卷第2号, 1928.6.16 (16) (6) 俞剑华.国画月刊.第四期, 1934年

(7) 周积寅.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著名美术史论家俞剑华[J].七十五年来的国画, 申报1947.9. (12)

(8) 其书将画籍共分六类:画品类、画史类、著录类、题跋类、论述类、作法类。

作者简介

李秋嫚, 1984年生, 江苏连云港, 现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家, 管理渡船的老人, 从虚到实, 非常精炼清楚, 就把影片的主人公介绍出来。影片结尾, 又是一个大远景――连绵起伏的峰峦, 从实到虚, 首尾呼应, 韵味无穷。凌子风导演充分发挥了电影的空间造型作用, 在每一个画面中, 都注意到人物, 景物, 风俗民情的结合, 使影片成为活动的湘西景色, 人情, 民俗的风俗画。

影视是视听艺术。声音能以独立的美学线索呈现出和谐的、含蓄的和富有节奏的美。《边城》中声音的构成与影片的情绪情感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这些声音大大扩展了影片的空间和表现力, 渲染情绪气氛, 引发观众的联想向更深的审美层次转化。影片先声夺人, 主要人物尚且未出场, 悠远深沉的低音笛子声就已出现, 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 把观众带到遥远的, 历史的略带悲剧色彩的回忆氛围之中。这种笛声时有时无, 贯穿始终, 与剧中的古朴自然的风格相得益彰, 使整部影片笼罩在它创造的氛围之中。影片中有许多大自然的音响, 如鸟叫、虫鸣等等, 富于诗意, 仿佛让观众身临其境, 感受大自然神秘的气息, 同时又衬托了主人公的心境。如翠翠在黄昏时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 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 这个时候的翠翠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影片通过自然音响、画面和色彩的和谐搭配来表现翠翠心中薄薄的凄凉, 这是一种少女春情初萌而又茫然无依、说不清道不明的凄楚与忧郁。导演准确地体验到了翠翠的情绪, 他将翠翠这朦胧、混沌的感觉保持在淳朴自然中, 通过画面与音响效果渲染黄昏的温柔、美丽、平静, 从而揭示翠翠对生活朦胧的期待, 她孤独的心灵、淳朴的心境, 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诗意的表现。山里的杜鹃一直在叫, 接着蟋蟀在草丛中鸣叫,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翠翠叫祖父回来, 被暮色笼罩的祖孙俩就坐在河边说话, 提到了死去的翠翠的母亲, 说起了那些逝去的却又令人无限惋惜的故事。影片中的音响经过了艺术化的处理, 以其独具的节奏, 以它与画面、色彩的互补互释, 给影片涂抹上和谐、含蓄的美。影片中的色彩是大自然的原生态色彩, 茶峒河街, 清碧溪渡口, 古塔倒影, 黛山幽篁, 《边城》不仅让我们饱赏了民初的湘西风土人情, 而且描绘出一幅清新淡雅、意境隽永的抒情画卷。那暮色中的河流、石板路、渡船等都是自然真实的, 没有经过刻意渲染, 这种色彩是与影片的主导情感和谐统一的。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相得相融, 优美和谐, 同时也可体味到爷爷和翠翠这一老一小单纯生活中的孤单与悲凉。总之, 这部影片的画面、音响、色彩之间构成了均衡、统一、协调的视听效果, 并与影片的情绪情感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其次, 导演利用散文化和抒情化的风格, 使影片充满了含蓄美和真情美。如果说好莱坞传统电影是把平淡无奇的片断切除后的人生再现, 那么电影散文化则追求的正是这种平淡, 于平淡中抒发情感, 传达哲理, 表现意境。你必须去看, 去品味, 才能悟出影片之中和之外的东西。格调高雅, 风格抒情始终是艺术电影追求的境界, 因为它表现的是人类精神中最纯净的部分[3]。《边城》拍的都是普通平常的生活情景, 非常散文化, 它不靠虚构的情节吸引观众, 靠的是充满生活内涵的人物心灵, 靠诗意情趣, 淡化情节, 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 充满了抒情化的笔调, 它讲究意境, 讲究含蓄, 宁静致远。《边城》在原著的基础上, 以表现三次端午节老船工操心孙女婚事的心路历程为线索, 将翠翠与大老和二老接触等琐屑小事如散漫的诗句一样串了起来。凌导演着意表现的是老船工对孙女心事揣摩不透和孙女翠翠的情窦初开。但他却故意不加渲染, 使翠翠与大老和二老的几次接触好似全然没有创作者的刻意强调, 但恰恰因此, 反而使这些琐屑的小事竟如颗颗珍珠, 以其特殊的韵味闪现出了濯濯夺目的艺术光辉。

电影艺术是融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摄影等艺术于一体的综合艺术, 而不是以文学语言的单一形式叙事的文本。电影艺术是直接可视性的艺术, 在银幕上一切都具体形象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相对说来, 诉之于观众想象、回忆、联想的余地, 比文学作品缩小了。小说《边城》中用语言文字描绘的一切隐喻、暗示、比喻、心理刻画等, 都可以以意会的形式启发欣赏者思考, 促使读者展开创造性的想象, 然而在电影中成为了直观可视的形象, 要做到含蓄, 无疑更富有挑战性。而电影《边城》把同名小说的含蓄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通过画内画外、色彩音响交叉融合, 形成了超然于影片影像之外的诗性意向蕴蓄的情态, 实在是中国传统表现手法的典范。

翠翠母亲与茶峒军人相爱而后殉情的故事, 影片采取了含蓄性的表现手法, 画面出现了老船夫那张饱经沧桑的脸, 还有翠翠站在山上吹笛的身影, 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通过饱含感情的旁白, 配以清脆哀婉的笛声娓娓道来。导演没有刻意地去渲染这种悲剧, 而是用淡化的手法只把这个故事作为主人公翠翠的身世背景, 在后面的情节中, 也出现过两次老船夫跟翠翠提到死去的母亲的情景, 一步一步地把这个悲剧推向高潮, 正是这种含蓄性包蕴了丰富的内涵, 从而揭示了这个平凡的故事后面隐藏的人生悲剧。即使在最激烈即影片的高潮处, 感情的表达也是含而不露的: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 老船夫望向窗外, 传来婴儿的哭声, 一个女人手托着一个襁褓……另一个爱情悲剧) , 老船夫泪流满面, 慢慢地垂下了头, 悲伤地死去。正是这些传统的最真最美的感情, 通过平凡的几户人家, 反映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坎坷不平的生活, 使人们去沉思, 去琢磨这个爱情悲剧, 也许不加雕饰的感情, 最能打动人的心。结尾也耐人寻味, 翠翠身上披了一层雪, 站在渡船上凝望远方, 她的身影就像一尊雕塑, 留给人无穷的想象, 想象着这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命运是怎样的。画外音响起:“那个人 (指二老) 也许永远也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就回来。”那个人会回来吗?留给我们的只是淡淡的哀伤和无法释怀的惆怅。

一部作品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不是即兴的灵感的拼凑而成的, 而是来自于蕴含在艺术整体性中的深厚哲学内涵。哲学内涵指凝聚在影片造型表意和结构叙述中的对社会、人生、情感、道德、伦理价值思考的哲学体味[4]。在《边城》的回忆里, 伴随着对湘西优美自然风景的欣赏, 我们也体味着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导演用诗意的情绪, 为观众营造出理想世界, 渗透了导演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和谐宁静理想境界的想象。但这种想象又是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 翠翠爱情的悲剧, 并不具有戏剧性, 一切尚未发生就已经消失, 就像生活中许多失之交臂的事情。爷爷的木讷和犹疑, 源于没有“碾坊” (陪嫁) 的自卑和善良人的自尊, 而船总顺顺对爷爷的误会, 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人在根本上是无法沟通的。翠翠与二老的爱情, 在某种程度上, 就阻隔在了这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空白”中。翠翠与大老、二老没有展开就仓促结束的爱情, 大老的殒命、二老的出走和爷爷的离世, 迅速将一个妙龄少女朦胧的幸福梦幻击碎。这部影片给人的美感, 主要不是来自故事的离奇和情节的紧张, 而是来自一种流动的旋律、优美的意境和弥漫的情愫。影片中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 没有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 一切都是温情脉脉的, 然而在这温情中渗透着难以言说的伤痛, 《边城》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 所有人都是善良的, 都在心底渴望美好的生活, 但即便是善良的人到最后也是悲剧的结局, 这样的故事促使着观众去思考, 他们的悲剧原因到底是什么, 也许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解读, 但不管是何种解读, 都会带给人们心灵的升华和精神的陶冶。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边城》原本是沈从文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 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是, 《边城》给我们的, 却绝不仅仅是“优美”, 也有人在命运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凌子风导演在电影《边城》的改编中准确地把握了作品的深刻内涵, 并运用光影的协奏曲和生动的生命变奏, 这使影片《边城》获得了一种深邃的品格和魅力, 是一部抒情化的诗意艺术。

参考文献

[1]、潘秀通, 万丽玲.《电影艺术新评—交叉与分离》,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3年.

[2]、朱羽君, 《电视画面》载《电视研究》.1993年.

[3]、陈南.《艺术电影的魅力》.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

《边城》结构美的艺术构建 篇3

关键词：《边城》 结构美 人格象征

沈从文有“文体作家”之称，这首先得益于他文中叙事视角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其次表现为叙事结构的多样化。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它的叙事方式体现着作家对作品所要展现的生命世界、人生意义、文化意蕴等多方面认识理解，是小说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蕴藏指向的符号信码。一个优秀的作家要把自己的情感世界、人格精神表现出来，就必然要考虑对文体结构形式的选择。因此，通过对作家叙事文体各因素的考察，便可以更好地把握某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的整体创作风貌。

小说《边城》非常恰当地体现了作者沈从文对小说文体结构的深刻理解与巧妙表达——边城明净的风光，淳朴的民风，教化着善良敦厚的人们。小说优美清丽的语言，叙写着人间的真挚，汩汩涛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文中不仅给我们展现了民俗风情的美，风景秀丽的美，人性的美，人物的诗意美，独特的语言美，而且整个文章的结构也是美的。

一、散文、诗歌化的叙事结构

在《边城》中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写“事物的中心”，只是平平地去写，直到要写完了为止。作者在全文中也很少构筑紧张、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而是把创作看做是“情绪的体操”、“抽象的抒情”，只是通过加强创作主体内在的感情色彩，来增添作品的诗意。

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的一段话给了我们启发：“叙事结构就像是支撑一座现代高层建筑的主梁结构，你看不到它，但它决定了你构思的作品的轮廓和特点。”在《边城》中作者缓缓地，极有诗意地讲述着故事，把读者引人淳朴温暖的风情中。主人公一步步地走近幸福，我们顺着作者的思路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主人公会走上幸福之路，但情节却阴错阳差，又仿佛是命运般注定的，最后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幸福一瞬间化为乌有，使人发出感慨而又有无限的悲痛、惋惜之情。这就是最具沈从文特征的叙事结构——“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人于秋肃”。

《边城》中的翠翠在青山碧水中长大，天真活泼、情窦初开，对未来充满了幻想。端午节看龙舟赛，偶然遇到青年水手傩送，翠翠纯净的心灵中留下了对傩送的深挚印象。傩送是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的次子，秀拔出群，当地人都非常喜欢他。傩送的哥哥天保在见到翠翠后也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最后协商，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所认可的公平竞争，在月夜里到溪边山上轮流唱歌，由翠翠从中选择。天保自知唱不过傩送，所以就坐船远行了，却在远行的过程中出了事故。傩送对哥哥的遭难十分伤心，也坐船远行去了桃源。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爷爷也磕然长逝，丢下翠翠孤苦一人。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而翠翠却重操爷爷的旧业，在等待心爱的人某天会回来。整个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很散文化。

文本结构既内在地统摄着叙事的顺序和模样，又外在地指向作家的人生体验，这当中往往也就潜伏着作品最深层的意蕴。《边城》描绘了一幅湘西风景自然图，贯穿其中的亲情、爱情、友情让人心旷神怡。散文化、诗歌化结构使沈从文的小说产生了独特的意境和韵味，这种独特的审美意味打动了读者的心，让人身临其境、流连忘返。

二、链式结构

这种结构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多种故事的叙述推动故事情节前进，去体现、表达同种相似的情感。它与传统的章回小说的不同在于，作品的情节或人物不是统一的。下面以《边城》的第三章到第六章为例。

第三章，写第三个端午节，筹备龙舟竞赛。第四章，写第一个端午节，看龙舟翠翠巧遇二佬傩送。第五章，写第二个端午节，翠翠巧遇大佬天保。第六章，写迎婚送亲的花轿，引发翠翠情思。第三章写眼前，第四、五章通过翠翠回忆展开，第六章又回到了眼前。人物视角在不同空间、时间、情绪、心理段落中穿插跳跃，浅浅深深，作者架构起一个开放、流动的叙述空间。

三个节日场景，详写两次端午龙舟竞赛，略写新年，中秋节则一笔带过，为何这样安排呢？这与翠翠的感情有关，作者通过情感把这些故事情节链接了起来。自从与傩送相识后的两个中秋无月，翠翠所期待的男女对歌不能举行，因此，这两个中秋留给翠翠的印象极其平淡无奇。新年虽然热闹，但在翠翠看来，总不如第一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第二个端午节翠翠再次去看船也是因为不能忘记与傩送的邂逅。文中以中秋节、新年来衬托端午节，突出第一个端午节留给翠翠的甜美感受。作者就是通过这些场景、故事，把翠翠的那种对傩送的思恋和爱慕写了出来，这样不仅使述怀情绪的细碎片断窜起来，更使文章显得紧凑。

三、人格象征化结构

这种结构的特征是以特定的象征意象组织小说形象体系，在沈从文众多小说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性意象，暗含了作者的审美取向和情感意识。《边城》描绘了一幅人性美的风情画，从中灌注了作者关于自然人性的理想，描述了美好的人性所遭遇的不幸，表现了悲剧现实的无奈与苍凉。

《边城》中青山绿水和淳朴的风情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和天真、稚气、单纯的气质特征。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女神”，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具体化身和生动体现。

翠翠和爷爷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不贪财、不羡贵、不嫌贫、不偷懒、甘愿清贫、乐于助人，正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

翠翠与傩送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的聘礼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合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含蓄的东方式传统美德。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慕之情，讴歌了一种淳厚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人生。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

作者在每个人的身上都赋予了象征意义，或者是自己心目中理想化的，或者是传统中国人民所认同的，使全文人物的象征结构化、系统化。

参考文献：

[1]胡秦葆.《边城》人性美的艺术构建[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9).

[2]杨军.沈从文小说文体结构解读[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3).

[3]周伟华,张继定.《边城》的主题对话意义[J].贵州社会科学,2008,(5).

《边城》叙事结构特征 篇4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中国传统小说多重视故事的讲述与结构的营造，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系列“湘西小说”，对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亦颇具特色。例如，沈从文在他的小说《边城》中，用简洁质朴的文字描绘湘西人民种种生命形式，寄寓了作者对民间文化、乡土文明、乡下人性的探索和认识，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赞美与追求，为现代文坛筑起了一个神奇优美的“湘西世界”，而且在继承古典小说叙事方法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突破，形成了小说自身独到的多重叙事结构特征。例如，古典小说中的重复多为情节上的重复，而沈从文则重视事件场景、语言和某些象征性意象的重复。这种叙事策略既可以取消读者对小说内容的陌生感，又进一步深化了小说主题。从艺术上讲，《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关于《边城》的结构，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有鉴于此，本文专就此小说《边城》中的叙事结构特征略加剖析，借以观照沈从文小说创作艺术特质之一隅。

首先，在情节的构筑上，《边城》运用了重复叙事的结构模式。众所周知，传统的小说是讲究叙事的，而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却往往突破原有的情节叙事模式，淡化情节，强调感情的渗透，注意凝结诗意。加强作品的含蓄性，扩大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表现在小说《边城》中，则尤其十分重视事件场景的重复，以此来增强小说的诗化意蕴。简言之，事件场景的重复是沈从文《边城》中惯用的叙述模式，比如端午节赛龙舟的场景重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描写翠翠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会上与爷爷走散，遇见了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傩送派人将翠翠送回家，两人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好感;第二次，翠翠为了不能忘记上个端午节遇见傩送的“甜而美”的经过，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上去看赛龙舟。天突然下了雨，为避雨，祖孙两人到船总顺顺家，没有见到傩送却遇上了大老天保，这就为日后兄弟两个去碧溪姐唱歌埋下了伏笔。端午节场景第三次出现时，翠翠还一直“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时，听闻傩送要娶有碾坊陪嫁的王团总女儿。这对翠翠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她对傩送的爱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了。于是当傩送与翠翠热情打招呼时，翠翠“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作家通过这三个相似的端午节场景记录了翠翠与傩送感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既是作家将自己的人物安插在写意的风景画里的一种策略，又十分巧妙地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简单重复叙事手法的不足。

重复叙事结构还体现在小说中出现的三次死亡事件上。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实则有深层的内在联系，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这三次死亡事件的总根源是翠翠父母的自杀身亡。翠翠的母亲和一个军官恋爱，但却不能自由地结合，于是双双殉情而死。他们最终选择死亡乃是维护生命的尊严，死亡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命方式。沈从文把他们的死亡极度诗意化，在诗意的氛围中展示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翠翠父母的死产生一种悲剧性的连锁反应。老船夫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孤维的责任，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对翠翠的婚事总是犹豫、小心，以防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老船夫的这种谨慎又导致天保遇难身亡，天保之死又导致傩送出走，最终自己也抱憾离开人世。死亡事件通向《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彰显出边城的理想生命形式及其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由此形成了《边城》田园牧歌与悲剧挽歌的双层结构。

其次，围绕翠翠的爱情这一主线，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其间穿插着另外两条线索，尽管故事并行交错，但其脉络十分清晰，使得小说的情节更生动、丰富。翠翠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主线，几乎贯穿小说始终，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脉络清晰。此外，围绕翠翠的爱情，小说还叙述了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等。纵观其文，小说本身是从翠翠母亲的故事开始的，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前，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峒军人。两人在白日里对歌，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位军士不便逃走毁去做军人的名誉，服了毒殉情;翠翠母亲没有离开孤独的父亲远走的勇气，羞惭、怜悯地仍守在父亲身边。小孩生下后，她到溪边喝了许多冷水死去，最终也为爱情殉情。这个故事基本上采取的是倒叙方式，通过老船夫的讲述来呈现，前后并不连贯，脉络忽明忽暗。这两条线索通过老船夫而交织起来，形成对照关系。如老船夫不仅常在与翠翠谈话时说到死去的翠翠母亲，给翠翠讲述母亲的故事，而且常常产生一些相关联想：“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虽然也是以时间为顺序叙述，基本上与翠翠的爱情故事相并行发展，天保、傩送兄弟情深，都是当地的优秀小伙子，两人都爱上了翠翠。天保先是托人说媒求亲，不成后与傩送商议夜里同去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自知自己唱不过傩送，便主动退出，远走闯滩不幸而死;傩送不仅向天保表明自己喜欢翠翠，同意与天保一起夜里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而且在面对渡船、碾坊的选择时，不顾父亲的阻扰，最终选择了渡船;但最后因天保的死而心怀内疚出走他乡。久久未归。当然，相对于翠翠的塑造而言，傩送的碾坊故事是通过人们的议论而呈现，兄弟两人夜里唱山歌是补叙的。换句话说，相对于翠翠的爱情故事，线索并不明晰。这三条故事线索时而并行、时而交织，最终以翠翠等待傩送归来而结束。不仅使翠翠的爱情故事丰富、曲折，而且使小说的情节更生动、丰富，显得尤为精致、完美。关于这一点，与沈从文的艺术审美追求是相一致的，这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从小说对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情况来看，和沈从文其他“湘西小说”一样，《边城》一文在这方面同样采用了圆形循环的结构模式。《边城》里的主人公翠翠的命运，对圆形循环结构模式的运用极为到位娴熟。在作者的笔下，天真美丽的翠翠生活在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与看渡船的爷爷相依为命。这时候的翠翠处在命运的原点位置上。翠翠在无忧无虑的状态里幸福度日，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上，偶遇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并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翠翠，命运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兄弟两人约定按照当地的习俗，在月夜里到溪边山上轮流唱歌，由翠翠作决定。在翠翠方面，她爱老二傩送，不爱老大天保，所以天保无望之下驾船离开，事情似乎刚有了一些起色，天保却不幸淹死了。这时候，翠翠的命运处在转折点上，傩送也因为哥哥的死而选择了离开，于是也驾船外出了。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孤苦无依的翠翠又颓废无奈地回到了原点，在原来的地方等候那个人……命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主人公翠翠命运的这种圆形循环，与其母亲的命运是一脉相承的。《边城》第一章里，作家便讲述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十七年前，她同一个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便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但又结婚不成，军人便服毒自杀了，她生下翠翠后，喝冷水死去。后来，翠翠母亲又多次出现在文章中，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那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翠翠将步母亲可怜命运的后尘。不论起点和终点的处境是多么惊人的相似，但是在主人公命运旅行的途中，心境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翠翠的命运，还是翠翠母亲的命运，都在重复着这种圆形的命运循环模式。用小说中的话来说：“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他(指爷爷)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另外，从艺术特质角度来看，小说《边城》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结合，这就使得《边城》的叙事结构具有诗化的特点，并且呈现出结构的散文化倾向。“21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讫，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边城》打破了情节结构模式的惯性。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把故事情节以外“情调”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必然发展的因果联系，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小说中忆往述怀的情绪串起细碎的片段，运用诗化、散文化的情绪结构形态，使结构跳跃变化多端，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小说讲述事件、介绍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恬淡平和的氛围。沈从文用很多的篇幅来写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小镇的环境，营造出一种古朴恬淡、温馨和谐、淳厚朴素的文化氛围。用自然原生态的“湘西叙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静静流淌的辰河水、矗立百年的吊脚楼、闲坐街旁的老人、沉寂肃穆的古城墙、平整无语的石板路，等等。这些自然景物与人文景物，反映出人与自然契合的一种完美的生存状态，这就使得《边城》展现出来的生活既是真实的，同时又具有了理想化的成分，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换言之，小说的叙述并非写实而充满写意，不追求表现客体的逼真，而突出主客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形成了象征性的叙述。作者用贴近生活的淳朴人性和古***俗的描写来取代情节故事性的冲突，将带有浓郁抒情色彩的纯朴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地方文化，通过精英化处理，俗事雅化，人物纯化，形成情调，融入意境，构成了民间理想的象征，而形成独特的诗化小说。

论沈从文《边城》的人性美 篇5

【摘要】中篇小说《边城》创作于1934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作者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省凤凰县人。他生长在湘西沅水流域，苗、侗、土家族汇居的地方。其创作思想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观察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注重民族品德的重建，宣扬原始古朴的人生审美理想。他在《边城》中描写湘西男女爱情、邻里互爱等人际关系,来表现人性美,这种美是淳朴的、原生态的、至高无尚的、可尊可敬的美。以湘西小山城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对男女之间的爱情，祖孙之间淳浓的亲情，邻里之间友爱互助、和睦相处的乡情的细腻刻画，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

【关键词】 沈从文 边城 人性美 翠翠

一、这里的山水，孕育出了茶峒人的真诚、善良、淳朴的美。

茶峒——不属于外面繁杂的世间，这儿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坐看夕阳西下，云卷云舒，聆听风抚过竹林留下的眷恋之音、鸟儿飞越河面时的倾慕之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边城偏于中国西部，环有武陵山、雪峰山与云贵高原，酉水等河也汇集于此。这里，没有人与人的利益争吵，没有情敌间的怒目相向，没有亲人、父子的反目成仇。有的只是人们的坦诚宽容，有的只是被世间遗忘的热情助人。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勾画了大段大段极有诗意的风俗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

二、《边城》表现出的人性美

(一)、翠翠的人性美

首先，翠翠，这个名字在读者眼里、心里也是美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简单称呼，它体现了爷爷对翠翠所寄予的理想。在这里，爷爷之所以给外孙女取名“翠翠”，除了希望她富有生命力，茁壮成长而外，更希望她出落得美丽动人。平时在渡船上，如果有人对她注意时，她用大大的眼睛怯怯地盯着陌生人，作出随时都可能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当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她长得如她的名字那样动人、可爱。

其次，翠翠美在行为切合她的个性。翠翠有着对爷爷的那一份深深的依恋之情，所以她不愿意离开爷爷，就连上一里路远的茶峒城看热闹，也要和爷爷一起去。她不愿意让小船来陪爷爷，她要和爷爷一同撑渡船，一同歇息，一同看热闹。她是那么地毫无心机，甚至于超出了一切利害关系之上，她拉着摆渡客衣角说：“不许走，不许走！”要别人收回钱去，引来一阵阵的欢笑。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听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垌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娇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有时采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她喜欢听人唱歌，2 能领会歌声的缠绵处。睡梦中，她的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摘虎耳草。可是，当二老把老船大的酒葫芦送来时，翠翠被二老望着，翠翠有点不好意思，溪边有人喊过渡，翠翠却借故走开了。随着她一天一天地长大，她热切地希望着幸福，盼望着爱情的来临，但是当爱情悄然来临时，她又似一只受惊的小兔，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把自己爱情的心埋藏得极深，默默承受命运的安排，达到了美丽的令人忧愁的境界。”①

(二)、老船夫表现出来的人性美

第一、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服毒死了，女儿为之殉情。老人主动挑起了哺育孤雏的重任，没有一句怨言，几十年如一日，风里雨里，来来去去。小孙女“奇迹”般地长大了。对于翠翠，老人总是那么迁就，不折不扣地让小孙女体验到父爱。通过老船夫，作者讴歌的是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天黑了，翠翠坐在悬崖上，心中觉得很悲伤，一只萤火虫尾上闪着蓝光，很迅速地一飞而过。翠翠锐声叫道：“爷爷，为什么不上来?我要你!”船上的祖父听到这种带着娇，有点儿埋怨的声音，一面粗声粗气地答道：“翠翠，我就来，我就来！”一面心中却自言自语：“爷爷不在了，你将怎么样?”在清冷的碧溪蛆，白塔，渡船，黄狗，祖孙俩相依为命。“若说是爷爷的慈爱给了翠翠安全感，那么必是翠翠的乖巧、明慧和天真给了风烛残年的爷爷以人生的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②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己出落成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老人开始为翠翠的归宿着急了。他一心想着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给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应该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了，他的事才算完结了。当老人得知大老天保喜欢上翠翠时，既惊又喜，盼望着她从此能找一个好人家，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从此他的心事也好有一个了结。因此，当大老天保说出对翠翠的爱慕之情时，老人一 针见血地指出：“下棋有下棋规矩，车有车路，马有马路，各有走法。”所谓“车路”，意指媒人说媒提亲，男女婚姻由双方家长做主，所谓“马路”，意指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③老人真心希望能促成这桩亲事，大老走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作主。老人的意思不管你怎样选择，你都该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了。另一方面，老人又怕伤害到翠翠，用玩笑的方式含蓄地告诉翠翠，翠翠在失望中，懒懒地坐在船上漫不经心地剥豌豆，将一簸箕豌豆全倒在了溪水中。翠翠心事忡忡地走到葱地边，他连话也不敢说，生怕翠翠会把一块地的葱全掐掉。当老人意会到翠翠心中喜欢的是二老傩送时，老人又忙碌着张罗。一场大病，走路也踉跄，他还急着到城里去，找到船总顺顺打听关于二老亲事的情况。可是，大老天保下河遇险了。在顺顺和二老心中，总认为这事与翠翠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尽管老船夫要为孙女翠翠的命运抗争，要为翠翠作一个完美而“清楚” 的交待，他拼命抗争却心力交瘁，再也无力支撑了，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雷声将歇的黎明前，正是那无情的雷雨让爷孙小屋后的白塔坍塌之际，老人一病不起了。就在临死之前，老人还担心翠翠害怕惊雷，强撑起身来把一条布单搭在她身上，担心她着凉。爷孙之间的亲情之爱结束了，人性之爱却永不终结。他带着万般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他对女儿、孙女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来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

第二、通过老船夫对自己工作的敬业和对过渡人的慷慨来表现的。在作者的笔下，老船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于是，不论是早还是晚，不论自己的身体累还是不累，不论心里的情绪好还是不好，只要有一个人喊一嗓子要过渡，他便毫无怨言的飞快起身。船将 拢岸，老船夫口中一面嚷着“慢点，慢点！” 自己却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老船夫的工作为公家所有，所以过渡人不必再另外出钱了。但也有人心中不安，抓了把钱掷到船板上时，老人就一一拾起来，依然塞回那人手上去，俨然吵嘴的样子：“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也还是有人为求个心安理得，不管如何都要给钱。老船夫没办法只好收下，但随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这个理就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垌去买茶叶和草烟。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随意解渴，草烟则被一扎一扎挂在老人腰带边，过渡人谁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估计过渡人中有注意到草烟的，老人总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一面说：“大哥，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看样子不成材，巴掌大叶子，味道蛮好，送人也很合式！”老人质朴、厚道的性格为所有过渡人称赞。在碧溪蛆，船是老人的劳动工具，几十年如一日，过往的行人随叫随到，把凡是要过渡的人总是热情地迎来送往。老人是桥的化身，从老人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宽宏、博大的美。老人用自己一双老茧的手建起了一座桥，这桥联结了碧溪两岸，增进了两岸人民的情谊。老人是渺小的，然而老人是最伟大的，他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人化的自然更合乎人们的理念。④

(三)、人性美通过邻里的互爱来体现

《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喜欢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于是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他为人公正无私，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有不爱财”，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诈小人的阴险；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才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在老船 夫死后为其打理丧事，安慰翠翠。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另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沈从文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而翠翠便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在这些理想人物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情怀。

(四)、通过翠翠的爱情故事来凸显人性美。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部分作家写男女婚姻爱情故事,都遵循男女个性解放,妇女如何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恋爱的原则。而沈从文描写青年男女爱情不落俗套,标新立异地以人本能欲望为前题, 自然 而然地产生淳朴爱情,这种爱情是人性爱,人本能的爱。

翠翠对傩送的爱是忠诚的,坚真不渝的,没有因人事的周折而改变最初的选择。她拒绝大老天保的托媒说情,心始终放在傩送身上,致使大老因情场失意溺死茨傩,二老因对她和祖父产生误会,一气之下驾船下了桃源。她却仍然坚守对傩送的爱。祖父去逝后。她独守渡船等待着那个没有归期的爱人,“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翠翠以一颗金子般纯洁、淳朴少女之心,谱写着人性美的爱情颂歌。

傩送也是一位出色的小伙子,眼眉秀拨山群,为人聪明而富有感情,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矫情,不仗势凌人。他第一次见到翠翠就倾心翠翠,借给老船夫送酒机会,去看翠翠并邀请翠翠,为了他们甜蜜的爱情,半夜里,他遵照当地习惯,很诚实与坦白地为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当他面临渡船和碾房做出选择时,他舍弃碾房,愿为爱情守一辈子渡船。他对父亲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许我命里只许我撑个渡船。”话语委婉体现出他爱的分明、爱的忠真、爱的自然。这是边城人民爱情与美的化身。这样的爱才显得人高大,令人向往,让世界为人类所拥有,这正是作者对爱情的彰显,对人性美的诠释,对爱情本色的赞美。

在旧的封建婚姻习俗束缚下,翠翠和傩送爱情终成悲剧,但是作者一生都在 用笔墨践行着自己的理想,表达着自己的抗争。他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彻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这种自然淳朴善良的人性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边城》正是从翠翠、爷爷、船总、大老、二老等众多的人物的言行、心理等方面体现出了人性美，包含着人的潜意识和共同性，这种美朴实纯真，令人向往，有着陶渊明似的“世外桃源”之美。

总之，《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这里人性皆真，人性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生的人性美、人情美，经纬、营造了这个世界。⑤

注释：

①②③陈国思《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2期。

④《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7页、第9页，纪怀民，陆贵山等编著。⑤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党秀臣主编

2、陈国思《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2期。

好玩的圆形宝宝 学习圆形分类 篇6

教案目的：

认识圆形，并说出其名称，能从众多图形中辨认圆形，体验与圆形宝宝游戏的愉悦。

教案难点：

认识圆形，并说出其名称，能从众多图形中辨认圆形。

教案准备：

自制圆形国王大图片一张，一张城堡图片，园形城堡的环境布置（实物、实物图片，同时要体现层次性：显性和隐性），大、小不同的圆形图片若干，白纸、一个小筐

教案过程：

1、老师带领小朋友从圆形城堡门口进去，吸引小朋友的兴趣，引出今天的主题，让小朋友初步感知圆形的概念。

2、老师让小朋友观察圆形城堡的环境，通过观察和比较进一步直观感受圆形的特征。

3、老师鼓励小朋友说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哪些物体是圆形的，同时老师也要告诉小朋友圆形的基本特征，巩固加深对圆形的认识。

4、小朋友根据操作材料进行创作，老师在旁边进行指导，进一步更加直观的认识圆形的特征。

教案总结：

《边城》悲剧艺术赏析 篇7

然而, 我们并不能完全沉醉于小说诗一样的梦境中, 品读之后更多的则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尽的忧伤、悲凉和惆怅的情绪, 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命运让人产生无法消除的悲哀。翠翠父母的双双殉情的悲剧故事, 贯穿着小说始终, 象幽灵一样伴随读者的情绪;小说主人公翠翠与船总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三角爱情悲剧, 让人叹息与牵挂不已。悲叹之余, 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作者既然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理想的人生形式, 那么, 又为何要带着一种凄美痛惜的情绪在这个温暖的作品里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呢?带着这个问题, 我反复咀嚼《边城》作品, 肤浅的理解如下:

首先, 作品的悲剧因素是缘于作者理想的人生形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理想的人生梦境的破灭。从文学创作的目的来看, 文学是人们自觉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总是“伴随着某种十分复杂但又清晰鲜明的思想活动而产生的有节奏的感受, 还包括全部生命感受、爱情、自爱、以及伴随着对死亡的认识而产生的感受。”

三十年代的中国, 遭受日本的侵略, 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兵荒马乱, 饥饿重重, 惊恐万状。作者所在的济南、南京到处是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 随时有着性命危险。作者辗转武汉, 长沙, 取道沅陵至家中。到这时作者希望能成为自己避难之地的湘西已经不再是偏安一隅的边地, 而是通向大后方的战略要地。作者十分渴望理想的世外桃源生活, 将理想寄托于幻想之中, 将还带着原始纯朴气息的湘西茶峒边城设想成一方理想的世外乐土, 希望生活在曾经温馨的“边城”世界里:人性尽善、尽美, 没有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贫困富裕之分, 看不到邪恶、奸诈和贪欲, 没有战争, 没有物欲之争, 人们互相亲善, 互相扶持。然而现代文明的侵蚀不可避免地延伸到这里, 完美的人性也必将遭受侵蚀, 就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王团总的碾房好象没有战胜古老的渡船, 可它毕竟赫然立在了茶峒的河边。精神与物质的冲突已经展开, 民族的最后一块桃源乐土其的堕落不可避免。社会的蜕变如暴风雨的来临, “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作者除了哀叹、留恋和无奈之外, 又能怎样呢?

其次, 从作者创作的情感角度看, 缘于“对农人与兵士不可言说的温暖之情”和为“乡下人”主体精神的蒙昧的忧虑。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 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 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 随处都可以看出。……因为他们是正直的, 诚实的, 生活的有些方面是极其伟大……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

由于对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之情, 故在《边城》中沈从文描绘了一群善良、朴直的乡下人, 他们性格率真、淳朴、勤劳、热情友好。老船夫年逾七十, 仍很健壮。他勤劳、朴实、憨厚、乐善好施, 他无偿替人行船摆渡, 数十年如一日, 从不肯接受别人的丝毫馈赠;对于自己的女儿 (翠翠的母亲) 私下与一个茶峒军人发生了暧昧关系并有了小孩, 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 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 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士兵服毒自杀, 女儿殉情, 他毅然肩负起抚养遗孤的责任, 他为要给翠翠找个好的归宿操碎了心。翠翠从小受外祖父性格的熏陶, 一样的纯朴, 善良, 她聪慧、乖巧, “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 从不动气”。她安贫乐道, 公家给了她与祖父三斗米、七百钱, 她没再收过过渡人一文钱, 即便客人再三要给, 她与祖父也是坚决拒绝, 或想着法子归还。她朴素而纯真, 浑身充满着朝气与活力。船总顺顺为人公正无私, 喜欢交朋结友, 慷慨大方又能济人之急, 一点也不贪婪世故, 从不巧取豪夺。两位年轻小伙子———天保、傩送更是豪放豁达, “和气亲人, 不矫惰, 不浮华, 不倚势凌人”。勤劳、勇敢, 相貌俊俏, 身体结实如小老虎。不贪图富贵, 追求自由和爱情。杨马兵是城里的一位屯戍老兵, 他一样是一位善良、热心帮助他人的人。为了让老朋友能陪孙女在端午节看划龙舟比赛, 他热心帮老船夫撑渡船。他不计前嫌, 在老船夫死去后, 自觉接替老船夫照顾翠翠, 让翠翠感觉到, 外祖父去世了, 却又多了一个伯伯, 日子过得跟以往一样。

这一群热情、质朴、善良的“乡下人”, 他们没有私欲利己观念, 没有对生活过分的奢望, 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美丽光环。沈从文的其它多部作品, 同样塑造了一系列“乡下人”形象, 如《萧萧》《贵生》《会明》《虎雏》《夫妇》等, 与《边城》里的“乡下人”一样, 他们依然保留着原始的生命形式:勇敢、雄健、热情、善良、纯朴、忠厚。但是, 伴随他们原生态人性共生的, 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 也不知道要可怜自己, ”对命运缺乏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

《边城》中的几重悲剧产生的原因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悲剧故事是翠翠的父亲与母亲的悲剧。翠翠的父亲———一个茶峒屯戍兵, 与翠翠母亲因唱歌相熟发生了暧昧关系, 有了小孩后, 本欲私奔去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但因翠翠的母亲不愿离开孤独的父亲而放弃私奔, 为了不毁灭作军人的名誉服毒自杀了。翠翠的母亲尽管没受到忠厚的老父亲的一个有分量的字眼的责备, 却一直处于羞惭之中, 等生下小孩之后故意喝了很多的冷水殉情死了。第二是翠翠与天保、傩送的爱情悲剧。船总的大儿子天保与二儿子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 然而翠翠却对傩送一见钟情。老船夫十分希望翠翠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他希望能为他做主, 嫁给天保, 但因十五年前女儿殉情的事, 他小心翼翼, 又希望尊重翠翠的意见, 所以他希望为翠翠的婚事做主, 却又害怕冒然做主。在无法弄明白翠翠的心意的情况下, 他积极努力地撮合翠翠与天保, 结果弄巧成拙, 将事情弄糟。天保与傩送知道兄弟俩同时喜欢翠翠后, 决定月夜到山上轮流唱歌, 看谁的歌声能打动翠翠的心, 谁就娶翠翠。用走“马路”的方式决定出爱情上的胜负, 为了成全弟弟, 天保主动相让, 外出闯滩, 不幸遇险而死。船总顺顺虽然性格异常豪爽, 可是却不同意把间接害死第一个儿子的女孩作为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傩送对哥哥的死十分歉疚、自责, 认为是自己造成了哥哥的死亡, 抛下翠翠, 赌气离开茶峒, 再也未回。老船夫不堪翠翠婚事失败的重击, 带着遗憾于雷雨之夜猝然死亡, 留下翠翠一人孤零零的守侯在渡口, 等待着那不知归期的心上人, “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 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 还不曾回到茶峒。”

翠翠的父亲认为自己与屯戍地的女孩子相好, 是有辱作军人的名誉, 翠翠的母亲内心既渴望美好的爱情, 但又把私下与人相好看成是羞耻之事, 道德、传统、世俗观念成为灭杀健康心灵的痼疾。翠翠只停留于幻想之中, 不能主动抓住属于自己的爱情。她喜欢傩送, 却过于羞涩, 既不能主动向傩送表达爱意, 也不能坦然接受傩送传递的爱情信息。心口不一, 让老船夫无法明白她的心思, 错以为他喜欢天保, 将事情弄巧成拙, 造成悲剧。此外, 天保傩送追求自由、追求爱情但还不够大胆、直接和勇敢, 老船夫对孙女的溺爱和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 顺顺的过于迷信等等最终成了产生悲剧的原因。

总之, 《边城》中人物的悲剧是因为人物主体精神受传统、自然观念的影响, 还缺乏主动把握人生命运的抗争精神。或者说, 这群原始的自然人自己就是悲剧的制造者。沈从文将《边城》故事设计成悲剧, 无疑表现出对这些“原始自然人”前途命运的忧虑。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 现代文明冲击着中国的各个地域, 冲击着人们的心灵, 如果人们再不能主动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那么, 像湘西茶峒这样的原始自然地带人们又将有怎样一种悲剧命运呢?《边城》是沈从文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颂扬上, 凝聚着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点的反省。沈从文思谋着用什么方法, 能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对“明天”的“恐慌”, 放弃过去对自然平和的态度, 重新来一股劲, 用划龙舟的精神活下去, 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他在追究民族的症结所在, 他希望人们弄明白:在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 以及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 若此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 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 这促使了沈从文构思《边城》悲剧结局的缘由。他渴望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 希望他们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人生竞争。也因此, 作品中作者也寄托了美好的祝愿, 小说结尾这样写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会回来!”作者希望用手上那支笔, “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 唤起民族做人的意识。

摘要：他在追究民族的症结所在, 他希望人们弄明白:在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 以及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 若此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 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 这促使了沈从文构思《边城》悲剧结局的缘由。

参考文献

(1) 《边城》沈从文著蓝天出版社

(2)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沈从文卷》之《沈从文小传》蒋泥甲一编著蓝天出版社

(3)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沈从文卷》之《选文与赏析》蒋泥甲一编著蓝天出版社

(4) 《文学系统与比较文学》杨政著文化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