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共8篇）
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篇1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以泰国为例
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于1997年第二季度，但病根早在1990年至1995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埋下了。当时，泰国积极实施鼓励外资的政策，处于加快金融业开放、推进本币可兑换及利率自由化的进程之中。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大量外资持续流入境内，FDI及外债均大幅增加，短期外债比重高达50%以上，一部分境外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在外债及外商投资的推动下，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了较多国际收支顺差，本币面临着升值压力，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境外资金流入。在上述各项因素的作用下，国内经济高速增长(1990年至1995年泰国GDP年均增长9.04%)，房价及股市大幅上扬，泡沫经济逐步形成。
1997年2月初,国际投机者向泰国银行借入高达150亿美元的数月期限的远期泰铢合约,然后在外汇市场大规模抛售,使泰铢汇率波动。泰国央行为捍卫泰铢地位，动用了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稳定汇率。3月4日,泰国中央银行要求流动资金出现问题的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增加资本金3.17亿美元,并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坏账准备金的比率从100%提高到115%～120%,此举令金融系统的备付金增加19.4亿美元。但是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下降,从而发生挤提,提走近5.77亿美元。与此同时,投资者大量抛售银行与财务公司的股票,结果造成泰国股市连续下跌,汇市也出现下跌压力。在泰国央行的大力干预下,泰国股市和汇市暂时稳定下来。5月7日,国际投机者通过经营离岸业务的外国银行,悄悄建立了即期和远期外汇交易的头寸。从5月8日起，以从泰国本地银行借入泰铢,在即期和远期市场大量卖泰铢的形式，在市场沽空泰铢，造成泰铢即期汇价的急剧下跌,多次突破泰国央行规定的汇率浮动限制，引起市场恐慌。本地银行和企业及外国银行纷纷即期抛售泰铢抢购美元或作泰铢对美元的远期保值交易，导致泰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恶化，泰铢一度兑美元贬至26.94:1的水平。面对这次冲击，泰国央行动用约50亿美元的外汇进行干预，并取得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不同形式的支持。同时，泰国央行又将离岸拆借利率提高到1000%，又禁止泰国银行向外借出泰铢。在一系列措施干预下，泰铢汇率回稳，泰国央行又暂时控制了局面。6月中下旬，泰国前财长辞职，引发金融界对泰 1
铢可能贬值的揣测，引起泰铢汇率猛跌至1美元兑28泰铢左右。泰国股市也跌至8年来的最低点，金融市场一片混乱。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政策，实行浮动汇率制。泰国金融危机爆发。
对泰国而言，金融危机的影响以不利影响为主，但也会有积极的成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体现在：
第一，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出现的对泰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例如，泰国央行采取的提高利率的措施会抑制企业正常投资需求，妨碍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国际资金流动角度看，大量资金的频繁流动会扰乱泰国的金融市场运作。从公众角度看，金融危机发生期间的不稳定局势会给他们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很大干扰，泰国的经济秩序也陷入混乱状态。
第二，金融危机发生后泰国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金融危机发生后，外国资金大举撤出泰国，泰国缺乏资金发展经济。其次，以泰铢衡量的对外债务大量增加。最后，泰国被迫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后，泰铢大幅度贬值，给正常生产、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金融危机发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泰国政府被迫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大批企业破产或亏损，泰国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近2％GDP，泰铢大幅贬值也使政府损失近1％的GDP。
泰国金融危机的积极成分体现在，其暴露了泰国经济原来掩盖的许多问题--汇率高估、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的监管体制、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以及经济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同时，泰铢大幅度贬值有利于纠正原先存在的货币高估现象，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当然这些有利影响本身也是在非常痛苦的过程中发挥出来的。
参考文献：
《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济调整》，李毅，《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影响》，杨燕华，《燧石》期刊
《面对金融危机泰国中央银行是如何应对的》，李继，《金融会计》期刊
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篇2
索罗斯看重了东南亚经济中最不稳定的环节—泰国, 当时的一段时间泰铢升值过快, 索罗斯预测泰铢的升值空间不大。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 索罗斯联合其他的投机者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 由于泰铢在外汇市场上供大于求, 致使其大幅度贬值, 但是由于泰国政府动用了120亿美元国际外汇储备, 购买了当时外汇市场上多余的泰铢, 使得索罗斯和其他投机者的投机成本增大, 尽管第一二次狙击泰铢失败, 但是却造成了一些持有泰铢的散户的恐慌, 由于这种投机具有很大的杠杆性, 因此索罗斯投入的资本很大, 这也就消耗了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 加剧了泰铢的贬值趋势。索罗斯之后狙击泰铢之前, 先在远期外汇市场上沽空泰铢, 并且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泰铢, 引起拥有泰铢的人们在外汇市场上纷纷抛售泰铢。当泰铢贬值后, 再低价购买泰铢, 再以当时签订的远期合同上的价格卖出泰铢, 从而赚取差价。1997年泰国政府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采用浮动汇率, 由于本身泰铢被高估, 当供给大于需求时, 当日泰铢贬值20%。由于东南亚国家具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经济模式都趋于相同, 索罗斯采用同样的方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机, 使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在股市上和外汇市场上的货币也是大幅度贬值。
亚洲金融危机后, 东南亚基本上几十年的经济毁于一旦, 但是这却为东南亚各政府, 甚至是全世界上了宝贵的一课, 政府应该注重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善, 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都以“出口型经济模式”为主, 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却把这种模式的缺点暴露无遗。从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我们可以看出, 一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长时间的高利率能提供很大投机的空间, 并且长时间的固定利率会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 引发国内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那么汇率制度又将何去何从呢?
一国的汇率制度和金融安全密切相关, 因此国家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调整汇率制度, 并不是说固定汇率制度一无是处, 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贸易发展, 吸收资本流入, 在特殊时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是可行的, 但一国实行资本开放并且同时长时期地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必然产生投机的空间。所以应该见好就收, 同时亚洲金融危机汇率制度的管理不善为中国做出了很好的预警, 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高速时期, 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遭受着泰国一样的情况, 那么影响会更加严重。但是中国与泰国等不同的一点是, 中国实行的资本管制, 意味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如果在中国外汇市场、股市上进行投机, 他却很难将这些资金转移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投机的可能, 维持了经济环境相对安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 取消资本管制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思考适合本国的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很明显, 中国已经不再适合固定汇率制度, 但是就目前中国的资本尚未完全开放, 因此采取谨慎的汇率制度, 中国逐渐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从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固定汇率制度的缺陷, 中国参考的一篮子货币, 能够避免由于一种货币的变动而引发的大幅度贬值或升值, 使得外汇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也就阻止了投机的可能。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 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浮动汇率制度亦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 同时还要被动地接受美国的一些无理货币政策。因此总的来说, 中国政府定势而动, 随着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汇率制度,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调整汇率制度以适应中国特殊经济体系的发展。
摘要：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 由于影响泰国经济的因素有很多, 本文主要是从汇率制度分析。金融危机前, 泰国内经济一片欣欣向荣, 为了保持经济的高增长速度, 泰国大量举借外债, 与此同时, 当时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 即泰铢是与美元挂钩的, 从而高估了泰铢, 使得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造成了泰国的经常项目的赤字, 同时泰国政府为了减少泰国的经济泡沫, 就制定了高利率政策, 使得投资成本升高, 因此更加剧了泰国的经济衰退, 造成恶性循环, 泰国金融危机由此拉开序幕。
关键词：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中国汇率制度创新,亚洲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王建芹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M].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
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篇3
[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
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
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且易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和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中国2003和2004年间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10%，而这两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所以，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中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998年～2004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2003年，共带动配套资金3.28万亿元。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2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2004年，中国经济基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引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稳健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钢材、汽车、房地产等过热行业开始出现降温迹象或者局部出现降温，农业、教育、能源等相对落后行业开始看到较好的发展前景。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經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就目前实施情况来讲，还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但是其积极效果已经在部分领域内有所显现。
三、中国未来财政政策走向
尽管尚未公布明确的时间表，但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现行固定汇率制度将逐步转向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基于经济环境及各种增长要素的变化，中国实施的相应财政政策一定要和改革步伐保持一致，即应该将收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这样既可以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又可以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根据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将宏观调控的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方面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保证中长期的供给稳定，实现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使宏观经济指标维持在长期来看适宜的区间内。
四、结论
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到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历史时期，成功解决了经济“软着陆”之后的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并且不失时机地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了改善税收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增长、废除部分农业税等积极效果。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及中国入世尚未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中国应该适时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探索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财政政策体系及创新路径。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升温的迹象。今后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资源和需求上，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依靠民间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应逐步回归年度平衡预算，并确立相应的规则体系。未来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基于有限平衡预算的相机抉择财政策略，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实现经济自主性增长，改善经济财政体系运行环境。
国家金融危机原因分析论文 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创新，金融监管，过度消费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一步步演化和扩大为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其时，危机刚爆发时，很少有人预料到，美国次级抵押债券市场的这场疾患会迅速星火燎原；更想不到它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如此大的连锁反应。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表面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所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秩序与金融发展失衡、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美国的过度消费三个方面。
1、金融秩序与金融发展、金融创新失衡，金融监管缺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在金融发展的同时要有相应的金融秩序与之均衡。美国在1933年大危机以后，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实行严格的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在随后近60年里，美国金融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其高速发展的同时，金融市场上的不确定性相应增加。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金融监管，并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
此外，金融生态中的问题，也助长了金融危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金融生态本质上反映的是金融内外部各要素之间有机的价值关系，美国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监管的问题，次贷危机中所表现出的社会信用恶化、监管缺失、市场混乱、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正是金融生态出现问题的重要表现。
从1999年开始，美国放松金融监管使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出现问题。金融衍生品发生裂变，价值链条愈拉愈长，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环节发生断裂，引发了次贷危机。华尔街在对担保债务权证(CDO)和住房抵押贷款债券(MBS)的追逐中，逐渐形成更高的资产权益比率。各家投行的杠杆率变得越来越大，金融风险不断叠加。
2、美国金融危机的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出了问题。
仔细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宏观经济环境，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世界原有的供需曲线断裂，出现了价格的上升。美国采取了单边控制总需求的办法，使得原有的供给缺口不断扩大，物价持续上升，就业形势出现逆转，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下降。
过去60年，美国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超出了本国生产力的承受能力。一方面，美国在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的过程中，实现不堪重负的增长；另一方面，美国把巨额的历史欠账通过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资本市场的价值传导机制分摊到全世界。这增加了美国经济的依赖性，动摇了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和对它们的信心。
3、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则是美国的过度消费。
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度储蓄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对外经济表现为长期贸易逆差，平均每年逆差占GDp总额达到6%的水平，且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单”。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居民则是储蓄过度，长期贸易顺差，积累起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些美国经济体外的美元储备需要寻找对应的金融资产来投资，这就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造、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1990年代后期，充裕的全球资金涌入美国，金融业在美国的发展越来越旺盛，金融产业演变成一个大产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产生大量的产值，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竟达到GDp的40%，华尔街的从业人员可以获得天文数字的薪酬和奖金。但是，虚拟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定演变成一种虚幻经济(fiction economy)。如果将华尔街的金融产业视作一台巨大的昼夜不停运作的“机器”，它一方面吸纳全球金融资源，同时通过其“生产”变成全球各地一个个投融资项目，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用资本在生产中获得的收益回报给全球投资者。如此循环，华尔街的金融产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这些金融产品的创造立足美国本土的实体经济，能促使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危机出现的概率也可以大大下降。然而，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周期波段的末尾，缺乏投资机会，而且美国已经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通过制造业信息化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机会也失去，近期又不可能有大量的科技创新项目吸纳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金融资产的供应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支撑。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重的，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心理影响，甚至也会产生思想认识方面的影响。
直接影响如中国拥有的美元资产缩水，海外投资出现亏损，出口下降。间接影响有，引致性的资本市场下跌，海外金融机构为“救火”需要抽走流动性，导致国内流动性紧缩，并且热钱开始外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等等。同时，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居民的心理变化，预期变化以及对未来宏观经济信心的丧失，这些因素又进一步构成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向下压力。因此，中国受到的间接影响不能忽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可能继续深化。
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的表态和经济数据来看，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冲击。那么，金融危机是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实体经济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经济学家打了这么一个比喻：美国经济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金融业是心脏，资金是血液，实体经济是身体其他器官。金融业遭到重创如同一个人得了心脏病，心脏供血不足，其他器官就会疼痛或者萎缩。从这个比喻上不难理解，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影响是“惜贷”。也就是说银行不愿意向企业提供贷款，或者提高贷款利率。面对筹资困难以及利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规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萎缩。尽管美联储以及其他主要央行在不断地调低基准利率水平，但决定企业筹资成本的市场利率却不降反升。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依赖信贷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来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第二个影响是消费萎缩。普遍出现资金短缺的金融系统在限制企业贷款的同时，也在减少消费信贷，导致消费支出减少。最新数据显示，因潜在的购车人无法获得贷款，美国9月汽车销售下降至16年来的最低点。此外，正常的社会消费能力也在下降。据统计，美国9月就业岗位减少了将近16万个，为2003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不难理解，这失业的16万人只能是减少各种日常支出才能继续生活。而对于没有失业的人来说，投资股市和基金的钱越来越少、自己未来的薪水只降不升、生活成本的增加等等，都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捂紧了钱包。表现这一状况的是零售业销售情况，美国9月零售销售月降1.2%，是3年来的最大降幅。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最后一个影响是投资需求下降。从银行贷款难或者贷款利率高，人们就不会愿意投资，新企业不会开工、也不会有新的工作岗位、现有企业不会扩大生产规模。或许可以这么理解：投资下降就意味着经济不会产生新鲜血液了。
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篇5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英国；影响；国家措施海啸来临之前
金融危机之前，英国经历了短暂的通货膨胀，其经济政策主要是抑制通胀，可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竭力挽救衰退的经济成为其政策的重点。危机前，英国政府财政支出远远大于财政收入，所以在挽救经济的过程中，一直靠借钱来救济的行为大大挤压了减税、补贴等财税政策的实施空间。为了保大银行，英国政府可以不惜债台高筑，可以孤注一掷地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可以牺牲“民生”。毕竟英国在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积聚的问题太多。
2金融危机对英国的影响：
索罗斯预言
全球知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16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就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和美国国际集团（AIG）陷入困境发表意见。他说：“我担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在进入风暴的过程中，而非走出风暴。”索罗斯直言，英国经济对金融行业的依赖使其在这次金融地震中尤为脆弱。“金融行业是英国经济重要部分，”他说，“所以我认为，英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远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更严重。”
2.1银行业
英国银行大面值缩水，负债严重。市值上，从2008年10月13日到2009年1月19日之间：巴克莱银行从174亿英镑跌到74亿英镑；汇丰银行从956亿英镑下跌到608亿英镑；LLOYDES TSB银行从180亿英镑下跌到106亿英镑；皇家苏格兰银行从119亿英镑下降到46亿英镑。英国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拥有总计4万亿英镑的资产，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
2.2英镑
英镑贬值严重，2008年以来英镑兑美元汇率累计下挫27%，为1971年取消金本位制以来最大跌幅。欧元兑英镑汇率年内涨幅超过32%，英镑兑欧元汇率接近平价，成为欧元诞生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
2.3企业
英国企业变得生存困难。比如英国大型超市——玛莎因为在去年12月27日前13个星期内的圣诞节销售额比2007年同期减少了7．1％，7日宣布关闭其在英国的25家食品专卖店。英国专门销售巧克力的连锁公司THORNTONS圣诞期间销量减少了2．3％。因为企业利润降低，贸易萧条，大多企业采取裁员或者削减薪水或者养老金。
2.4就业
随着经济形势恶化，英国失业率不断攀升，而这会影响个人消费开支，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１１月底，英国失业人数已经连续10个月上升，失业总人数攀升到186万，失业率达6％，为1999年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经济持续下滑，英国各行各业还将大幅裁员。
2.5旅游 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状况分析--AP10352
英国旅游的成本大大降低，给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英国旅游业带来了一线生机。根据英国旅游局的统计数据，受到英镑贬值的影响，2008年夏天来英国旅游的外国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4%。
2.6留学
英国一直是海外留学生的热门。英镑贬值反而对留学生降低了成本。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英镑、欧元货币汇率出现疲软，人民币不断升值。英镑对人民币汇以前的汇率为1：15，而如今却只处于1：11，拿留学英国一年的硕士为例，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约为2万英镑左右，可省8万元左右人民币。
3英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英国是除美国以外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惊恐不安、甚至埋怨责骂的情绪充斥着整个英国。基于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有“自由放任”传统的英国政府紧随美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举措强有力地介入并干预市场。
英国政府推出的救市新计划，简单地说，就是用纳税人的钱救大银行的命。政府以购买优先股和担保的途径推动银行间的资金流通，对银行实行“部分国有化”，一旦情况好转，纳税人有可能从优先股中获利。这一救市计划是继美国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以后，西方大国中的又一次“救市大行动”，注资、贷款、担保、降息，四管齐下。从整体规模、配套方案来看，数额更大、措施更多，可行性似乎更强。
3.1．增加政府支出
英国以发达的银行业闻名于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英国的银行业受到极大的牵连，所以对银行业的救助成为英国政府的头等大事。2008年10月 13日英国政府宣布控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英国两大商业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将用500亿英镑救市资金中的370亿英镑注资于苏格兰皇家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莱斯银行。由于英国银行业未能恢复正常放贷，2009年1月英国政府推出了第二轮救助计划。但是，简单地对银行业实施救济并不能对经济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因为提高民众的信心以及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才是根本出路，因此，同年 11月24日，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在议会下院公布了价值200亿英镑的最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方案的一项核心内容是扩大政府借贷，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达林称，注资刺激经济“十分必要”，是个十分全面、涉及范围广泛的计划。布朗首相也“擂鼓助威”，宣称这是为复苏经济而采取的有力措施。此外，该计划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国民保险、养老金、汽车税、企业税以及环保、房市、就业等也都有一系列的新规定。
3.2．减税
在上述200亿英镑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另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减税。自2008年12月1日起增值税从17．5％降低到15％，到2010年时再恢复到当前水平。这项政策的出台给当时萎靡不振的经济以明显刺激。英国政府的这一新方案，是为复苏经济推出的又一剂救命“猛药”。
3.3．降息及增发货币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一反常态，断然加入国际六大央行联手行动，提前宣布将利率降低半个百分点，幅度之大为七年来之最。英格兰银行的主要目的是：更快地改善信贷环境，提振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活力，防止通缩进一步恶化，刺激国家经济尽早走上复苏的轨道。4 小结
由于有了美国的先例，英国政府政策路径并无悬念。但不管是增加财政支出，还是提高货币供应量，从本质上看，都是在以未来的负担换取现在的经济平稳，但在金融危机的步步紧逼下，英国央行也别无选择。英国经济缓慢回升，股市反弹，消费者信心提升。但多发行货币容易造成日后的通货膨胀。英国出口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逆差减少。
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篇6
发加速发展的形势还是形成了一定影响。结合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在对区镇相关企业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人对这一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一些梳理和思考。
一、金融危机对区镇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对各方面的了解，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区镇经济发展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区镇实体经济的影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减缓明显，对区镇部分企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钢铁行业、造船行业和轻工外贸。首先，钢铁行业深受冲击。由于国际钢材需求和国内房市、车市及项目建设用钢量的急剧下滑，国内钢铁产品有价无市、钢厂集体减产、钢厂亏损骤增、项目缓建、铁矿石库存不断增加的行情依然维持，虽然大多企业采取了及时刹车、加快出货、停产检修的办法加以规避风险，但后续订单已明显减少，明年外销形势不够明朗，个别企业出现停产。二是造船行业面临冲击。由于经济衰退导致国际运力需求下降和国际船东资金困难，区镇几个造船企业虽然没有发生弃船案例，但已经出现船东拖付资金、延迟开工、资金回笼放慢、后续订单无法履行、订单明显不足的情况，一些船舶配套企业也随之出现订单萎缩。三是轻工外贸企业普受冲击。金融危机对大桥镇的外贸出口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大桥镇的兴都玻璃、昌盛工艺、永生皮具等企业产量下滑、效益下降。往年月产1000万元左右，目前订单明显缩水，下半年月产值只在400万元左右徘徊，企业已无利可图，前期承接的个别大订单甚至出现严重亏损。
其次，是对区镇招商引资的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导致世界流动性减少，投资主体出现资金短缺，投资收缩放缓已经成为投资主流，当前招商引资的难度逐步加大，特别是外资保持了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外资项目正在成为稀缺资源。目前区镇一些正在洽谈的客商，沟通接触的频率明显减少，有的直接表示项目洽谈暂缓；一些已经决策的落户项目，推进速度开始放慢。特别是正在跟踪的投资30亿元的首钢国际球团项目，因钢铁形势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急转直下；投资5亿元的宝钢还原梅花铁也被束之高阁；正在洽谈的注册3000万美元的香港豪华集团房地产项目随着次贷危机的到来已付之东流；注册1000万美元的卢森堡罗达莱克斯中国高端阀门项目洽谈进程明显放缓；正在跟踪的大众公司汽配项目也停滞不前。可以预见，明年将是招商引资工作最困难的一年。
第三，是对发展信心的影响。投资者进行投资，政府推动发展，往往都是建立在对未来信心的基础之上，世界金融危机已严重打击了世界经济各国投资者的信心。对于开发区和大桥镇而言，我们有“御寒”的能力，也有“驭寒”的信心，但是我们却无法替企业和客商去克服新的困难和挑战，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为他们打气鼓劲，尽可能地在政策和服务上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而实际在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扩散中，我们已明显感到各类投资者的信心被逐步摧毁，精神萎靡的氛围正在变得越来越浓，投资者在各方压力下已十分脆弱。特别是在钢铁行业今年下半年开始集体步入寒冬，信心不足已经成为主流，此方面对区镇“四大金刚”产生的影响巨大，同时在面上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二、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
近年来，经过区镇上下的共同努力，沿江开发已经步入了快车道，我们已经具备了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基础和空间。以大桥镇为例，今年以来，经济发展形势保持又好又快的总体趋势。截止11月份，全镇实现工业产值121亿元，销售115亿元，利税8.3亿元，技改投入1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3.1%、59.2 %、62.2 %和38.1%。实际到帐外资2701.35万美元，合同利用外资5040万美元，利用民资20亿元，新增注册资本12.6亿元，其中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达24个，投资亿元以上项目达14个。从数字上看，目前金融危机对大桥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限。仔细分析当前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冷静思考我们的发展背景和思路，我们相反感到金融风暴孕育机遇，我们具备着转危为安、转被动为主动的四大有利因素：
1、中国强劲发展的机遇。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14%。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至少在两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一方面，中国仍然强劲的经济增长率让国外客商看到了希望，大笔外资寻求出路、择机投入首选仍然是中国。特别对于许多美国公司而言，远离美国本土参与中国市场也许是避免其资产缩水的最好方式，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由此可摆脱目前的困境，既可利用国外市场缓解销售压力，也可
利用外资大力发展自身产业。另一方面，虽然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出口，但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新的生机。当前人民币贬值已经成为趋势，更多的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此时更加愿意选择价格更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扩大到中国的采购量也就意味着出口增长的潜力仍然巨大。因此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中国转化为机遇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中国这个博大的市场份额
也是很多投资者不肯舍弃的。
2、苏中快速崛起的机遇。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珠三角，无论从企业倒闭面和职工失业率，珠三角地区都承受了很大的困难和压力。由于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比较注重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长三角后来居上已成为定局。而开发区、大桥镇地处苏中版块，在长三角中我们属于后起之秀，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倍受客商关注，机遇无限，一旦经济复苏，我们的区位优势、载体优势、交通优势都将带来无穷的发展机遇。这也是目前投资25亿元的**海螺项目，投资3亿元宝钢金属工业气体项目，在两个集团其他项目暂缓实施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强势推进的原因所在。
3、企业转型升级的机遇。现在，靠过去单纯的密集性、低成本生产模式未来都会逐步遇到发展瓶颈，而金融危机的出现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喘息之机。此时，将“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到日程上来，依靠“转型升级”，找到发展的力量，让自身腾飞，推进整个产业的升级和发展，这应该成为区镇所有企业接下来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只有直面危机，在“转型”中不断飞跃，才能力求长足发展。现在我们有些企业放慢了生产投产的进度，有些企业干脆停产检修，有些企业及早出货变现，较好地规避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这是好事。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积极引导企业乘机加快产业升级，实施技术改造，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到来积极做好准备。
4、企业整合做大的机遇。从宏观方面来讲，金融危机促使优胜劣汰加快，行业重组兼并必定会风潮再起。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区镇很多企业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大家都在抓着这一机遇拼命做大做强，希望通过争先发展、壮大规模，力求今后在行业中争得一席之地。原先我们的估计企业的兼并潮会在2011年到2012年左右出现，但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这一时间提前了，这正是我们规模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佳时机。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思考
在汉语中，“危机”可以解释为危险加机遇。危机百年一遇，机遇也是百年难遇。只要细辨新危机，就会发现新转机。下一步，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根主线，围绕现代制造业基地、滨江科技城、大江风光带三大功能区建设，坚持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并举，规模扩张与质效提升并重，突出“三个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推进沿江开发又好又快发展。
1、以招商选资创新为抓手，加快基地型开发区建设。配套载体功能。2009年新增基础投入10亿元，新拓园区面积10平方公里，建成2座11万伏变电所、红旗河东江堤加固、大宜路南延段、白沙路西延段、銮江路、西园安置区20万平方米安置房和开发大厦等15项重点工程，开工建设中远码头3号、4号泊位。强化招商选资。强势推进中海造船、海螺水泥、海昌物流等在手项目，重点围绕特钢生产加工、船舶制造及配套件、港口物流、it等主导产业，积极“走出去、请进来”，着力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占用资源少的项目，力争在旗舰型、基地型大项目上取得新突破。继续加强与中远集团、中交集团等国内500强企业的战略合作，深入开发建设**港，大力发展现代港口物流业。全年确保引进千万美元或亿元以上项目20个以上，完成协议利用外资4亿美元，实际到帐外资1.5亿美元，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0个，建成投产项目10个。
2、以推进科技创新为依托，实施创新型开发区建设。落实沿江开发科技创新研发平台、转化平台、服务平台等载体建设详规，从滨江科技城和中小企业配套园（大桥工业集中区）中辟出专用区块，围绕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释放诚德、长青博士后工作站集聚效应，加快中海造船、龙川钢管科研配套基地建设，启动沿江高科技研发中心、创业服务中心和商务会所建设；制定出台鼓励企业集成创新、原始创新、跨越式创新的扶持激励政策，大力引进和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在吸引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推进土地、电力等生产要素资源向创新型企业倾斜；组织企业走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做好研发成果市场对接，不断健全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用足用好国家和省市推进科技创新的各项优惠政策，激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3、以发展方式创新为支撑，突出生态型开发区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投入与分配机制、土地与环保资源调控机制、合力共建责任机制，大力推行以开发区为主体的“一区多园”、“一园多制”的市镇联动开发，把沿江区域作为全市各镇、各部门投资共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财产共有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地，激励和引导各镇、各部门在沿江园区兴建“区中园”、“区中村”、“区中企”，有效突破开发区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约束。遵循生态立区方针，坚持环保第一审批，加强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严格执行大江风光带规划，建成滨江森林公园一期工程，启动实施二期工程和夹江森林公园建设，有序推进沿江区域点、线、面生态绿化体系，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篇7
所谓危机的传染, 是指—个国家的危机导致另一个国家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它强调的是某一个国家发生危机的原因就是另一个国家发生的危机——如果另一个国家没有发生危机, 这个国家原本也不会发生危机[1]。目前已有的传染检验方法多集中在资产价格的协同运动上, 主要有资产价格的相关性分析、波动性溢出分析、发生危机的条件概率检验、协整分析等。
目前已有的传染检验方法多集中在资产价格的协同运动上, 主要有资产价格的相关性分析、波动性溢出分析、发生危机的条件概率检验、协整分析等。资产价格相关效应不能证明Massion定义的“纯粹传染”的存在;波动性溢出分析效应检验的结果可能由于内生变量的异方差的存在而受影响;发生危机的条件概率检验同样由于可能存在变量的异方差性导致结果误差的风险;协整分析则适应于长期动态效应进行研究, 不适应具有短期性、突发性特征的现代危机。
此外, 还有新闻溢出分析、极端值分析等。综观以上各种方法主要是通过方差-协方差矩阵或相关系数来分析市场相关程度, 主要目的是检验数据生成过程中参数的稳定性, 但是如果存在内生变量、忽略变量和异方差性等问题, 其参数稳定性的检验结果往往是有偏的。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正, 但其结果不具有普适性, 并且这些方法都无法再现传染的动态效应, 更无法将传染冲击的力度定量化。
2.检验方法
2.1方法介绍
鉴于传统检验方法的多种弊端, 本文提出运用向量自回归 (VAR) 系统来检验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 系统是Sims于1980年提出的一种新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它由一组动态联立方程构造而成。与一般联立方程组模型不同, VAR系统将所考虑的经济变量纳入一个系统, 能够反映系统的完全信息。VAR系统中包含的所有变量都视为内生变量, 避免了划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以及识别模型等复杂问题, 从而解决了以回归分析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的 (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在VAR系统中, 经济理论的作用仅限于选择变量和确定变量的滞后长度, 从而使经济理论对统计推断的限制减少到最低程度。VAR系统的解释变量全部都是滞后变量, 因而可以描述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此外, VAR系统还有独特的分析功能, 如对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脉冲响应 (Impulse responses) 分析等。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并不是建立在参数估计基础上的, 因此它能避免传统的基于参数估计的检验方法中的忽略变量、内生变量和异方差性等问题。正是由于VAR模型具有上述优点和功能, 所以它很适合于检验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
对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世界上几个代表性的主要股票指数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 可以判断是否存在传染效应。如果危机前后股票指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则这种情况不存在传染;如果危机前后股票指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则需进一步分析才能判断是否存在传染效应, 为此, 可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是指系统对其某一变量的一个冲击所做出的反映, 它可以动态地描述某国发生的危机对其它国家冲击的强度和冲击持续的时间, 如果一个国家的脉冲相应比其他国家的脉冲响应急剧增加, 则可以说明传染效应的存在;否则, 不存在传染效应。
2.2 Granger因果检验
对{Xt}和{Yt}两个时间序列, 依据Granger的定义, 如果相对于仅用Yt的过去值来预测Yt时, Xt的过去值能用来改进对Yt的预测。即如果Xt的过去值能统计地改进对Yt的预测, 则称Xt因果于 (Granger-causes) Yt。Granger因果检验不仅能对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 而且也能对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进行检验。对不存在单位根的两个平稳序列, 可以定义如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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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从Xt到Yt的因果关系, 即为检验βj的零假设。
原假设H0:βj=0, j=1, 2, …, m
各择假设H1:βj≠0, ∀j, 1≤j≤m
如果接受原假设, 则不存在Xt到Yt的因果关系;反之, 则存在Xt到Yt的因果关系。
2.3脉冲响应函数
考虑一个P阶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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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t由内生变量组成的k维向量, Ai是系数矩阵, B是常数向量, εt是k维误差向量, 其协方差矩阵为Ω。
一般地, 如果 (2) 式是可逆的, 则它能表示成一个向量移动平均模型 (V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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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Ψs是系数矩阵, C是常数向量, 它们可由 (2) 式中的Ai和B求出。
根据 (3) 式可以看出, 系数矩阵Ψs的第i行第j列元素表示, 变量i对由变量j产生的单位冲击的S期滞后反映, 即VAR系统中变量i对变量j的S期脉冲响应。
这里隐含了一个假设, 即误差向量εt的各分量之间不相关。但一般情况下上述假设并不成立, 也就是说向量εt不是标准的向量白噪声, Ω也不是对角阵。为此, 常做如下变换:
由于误差向量的协方差矩阵Ω是正定的, 因此存在一个非奇异阵P使得PP'=, 于是 (3) 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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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变换, 原误差向量εt变成标准的向量白噪声ωt。此时, 系数矩阵ΨsP的第i行第j列元素表示, 系统中变量i对变量j的一个标准误差的正交化冲击的S期脉冲响应。
3.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证研究
数据的选取:本文选取了自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的法国CAC指数, 英国富时100指数, 德国DAX指数, 道琼斯指数和上海上证综合指数。以周平均指数计量, 共145个观察值。本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世界主要股票指数作为分析的对象, 用股票市场指数来判断一国资本市场和另一国资本市场的关联程度,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两国股指变化有因果关系说明两国资本市场关联程度较大, 反之, 说明两国资本市场关联程度较小。
(1) 单位根检验平稳性
由Granger因果关系的定义知, 所检验的时间序列必须保证严格平稳的前提, 否则容易出现“伪回归”所以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先对单位根进行检验。这里采用的是LLC的ADF单位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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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检验:H0:α=0, H1:α<0
H0假设存在单位根。如果接受原假设H0而拒绝H1, 说明序列y1存在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否则说明序列yt不存在单位根, 是平稳的。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 5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均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即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继续检验, 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可见5个国家时间序列均为I (1) 过程, 可进一步对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序列为非平稳的原假设, 1%的临界值为-3.476472.Level为ADF统计量, 1st为一阶差分条件下ADF统计量。
(2) Granger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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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联合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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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假设H0:X不是引起Y的格兰杰原因。
检验结果如表2:
注:因样本容量大于120所以1%、5%、10%的临界值均为1.00.
从上面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看出在10组数据中, 具有双向因果关系的有5对, 单向因果关系的有4对, 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有5对。其中涉及上海上证综合指数的4组数据中只有与美国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 与欧盟的指数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剩余的6组不含上证综指的数据中有4对数据具有双向因果关系, 2对数据具有单向因果关系。
具有双向因果关系的国家是:美国与德国、美国与英国、美国与中国、美国与法国、法国与德国。具有单向因果关系的国家是:英国对法国、德国对英国、德国对中国、法国对中国。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美国与其他四个国家都存在着资本市场的传染效应。四个国家的资本市场都与美国具有紧密的联系, 所以由次可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
(3) 脉冲响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其他四个国家资本市场影响的深度, 本文分别对美国与其他四个国家的指数数据进行脉冲响应检验。
脉冲响应检验的结果可见附录1。
从脉冲响应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 中国受到美国资本市场的冲击相比较其他国家比较小。其他国家受到冲击后脉冲图下滑趋势较明显。
4.结论及政策建议
结论
(1) 由以上分析可见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股指变化更具有因果关系的特征, 而中国股指变化与上述四国因果关系较弱, 说明中国资本市场与其他几国资本市场的关联程度较低。
(2) 金融危机的传染过程存在逆向反馈机制。金融市场走向危机的强烈信号及各国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投资的直接损失和心理预期的逆转, 导致相关国家金融市场陷入危机, 并将危机信号向美国反向传递。
(3) 金融危机交叉传染导致危机程度加深。金融危机在国家间的网状交叉传染形成危机传染的恶性循环, 导致危机程度渐进加深。
(4)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非接触性传染渠道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季风效应和净传染效应在其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美国金融危机并没有恶化其他国家的经济基本面, 但与其金融市场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德国, 英国和法国却受其影响较大, 而与资本市场没有全面开放的中国受其影响较小。
防范金融危机传染的政策建议
(1) 审慎开放资本项目, 加强外资流向监管。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总是出现在金融自由化和较大规模的资本流人之后, 因此, 资本项目的开放要遵循审慎性、渐进性的原则。同时, 加强对外资流向的监管, 防止外资大规模的流进流出对我国造成冲击。
(2) 建立我国金融危机预警体系。金融危机爆发前, 一国经济运行会表现出一些不正常的迹象, 因此, 我们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预警体系对潜在的金融危机及时预警, 以便采取措施来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并表现出显著的传染性。本文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 建立VAR模型, 对其传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 通过资本市场的传导, 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影响较小, 最后提出有效的危机传染防范措施。
关键词：危机传染,VAR模型,Granger检验,脉冲响应
参考文献
[1]王春峰, 康莉, 王世彤.货币危机的传染:理论与模型[J].国际金融研究, 1999, (1) :44-50.
[2]张志波等.基于VAR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效用检验方法与实证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 2005, (3) :115-120.
[3]李子奈, 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2000.231-234.
[4]Sebastian Edwards.Interest.Rates, Contagion and Cap-ital Control[A].NBER Working Paper.2000, No.7801.
亚洲金融危机背后的文化冲突 篇8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不少人至今还对索罗斯先生恨之入骨。这场危机来如疾风，去如急雨，就像旅游胜地巴厘岛经历那场巨大的海啸一样，而如今依然游客云集。
亚洲金融危机，顾名思义，一是发生在亚洲，二是亚洲人的危机。前者无须赘言，后者却颇有深意。众所周知，亚洲人重教育，重储蓄，这是亚洲人的传统美德。和犹太人相比，差别不在重教育，而在于犹太人重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循环而言，储蓄偏好和投资偏好的高低有天壤之别，国民收入中的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经济总量会因此缩小；而储蓄率低于投资率，一国的生产、消费和投资总量都会循环放大。再加上经济循环中的乘数效应，单位收入的高投资率就能产生高出几倍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洲人的传统美德却不幸而成为“经济人”的行为缺陷。
重储蓄的民族，性情敦厚，行为保守，于是储蓄偏好和保守稳健画上了等号。但是在股市赌场之中熙熙攘攘的亚洲人脸上，人们却很难发现保守稳健的痕迹。于是，澳门的赌业收入超过了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香港的新股上市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当年台湾股市在1985.1990年两次震惊世界：升势惊人，5年间从650点达到12，682点；跌亦惊人，9个月一落千丈，跌幅达八成以上。越南人玩股票更是后来居上，从2005年初到去年底仅仅两年，就把7亿美金的总市值玩到146亿美元，涨了21倍。与此相比，中国的A股市场从1000点涨到4000点，真还有些惭愧。
重储蓄的民族何以在投资领域如此偏激？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而国际对冲基金的投机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不久前有人把当年建议索罗斯先生做空泰铢的报告译成了中文，读了这篇颠覆亚洲的研究报告，就不难理解亚洲金融危机并非外敌入侵，空穴来风。这两个分析师一个名叫Armenio Fraga （后在1999年因此受聘为巴西央行行长），另一个叫Rodney Jones。他们发现当时表面繁荣的泰国实际已经病入膏肓：1、外债高企，达900多亿美元, 其中有850亿流向私营公司；2、储备枯竭，央行库存不到360亿美元，且连续六个月没有新增流入；3、坏账丛生，银行不良贷款率激增到16%；4、财政失控，政府支出猛增30% ，经常账户赤字高达GDP的8% ，财政赤字亦达GDP的2%；5、房市低迷，大量借入外债的私营公司过度投资于房地产开发，导致房市严重供过于求。报告的结论是：建议量子基金做空泰铢，因为在银行坏账过高的同时出现国际收支的失衡必然导致货币贬值。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
索罗斯先生是个犹太人，但在他的一生中你看不到犹太人的吝啬，却充满了投资人的传奇。如果我们把索罗斯和亚洲人的恩怨换一个角度，看成为投资文化与储蓄文化的冲突，就会原谅这位投资大师在亚洲所做的一切，进而反省我们的文化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至今还对索罗斯先生耿耿于怀的人，其实仍在抱残守缺，不思进取。
投资人的文化精髓是捕捉机会，投资者的教育重点是经营风险，这两点在索罗斯先生的理论和行为中深入骨髓，也是亚洲文化教育传统中的两大缺失。人们都知道子贡（即端木）是孔子的门生，却几乎无人了解子贡当年富可敌国，“每亿则盈”（孔子语），可以说是当年中国的索罗斯。人们也都知道范蠡西施之恋，却几乎忘记了“陶朱事业”，殊不知当年的陶朱公也是富可敌国，身价远高于同期欧美的任一首富。范蠡的“黄老锦书”已经失传，殊不知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理财商道，其流行年代远早于《巴比伦富豪的理财圣经》。人们当然知道孔孟之道，却忘记了中国的商家鼻祖：陶朱事业，端木文章。
在亚洲人的血液里，投资偏好不足，投资情绪偏激，这可以追溯到亚洲的传统文化。在犹太人重教育重投资的文化中，传统教育必然包含着投资者教育和投资人文化，因此经营风险的投资理念是其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亚洲人重教育重储蓄的文化中，由于投资行为被排除在正统教育之外，所以有教养的民族却生产着没有教养的投资者。在亚洲的传统文化中，回避投资，厌恶风险，没有真正的投资文化。而投资文化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在主动承担风险（Venture ）的同时防范和规避意外风险（Risk ）。亚洲文化产生着没有教养的投资者和厌恶风险的冒险家，所以投资=冒险，冒险=赌博，投资失控则掩耳盗铃，这是亚洲金融危机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