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精选6篇）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篇1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以及中国的应对

一、朝鲜炮击事件

最近一段时间，朝鲜半岛局势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美方表示愿意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重新开启和朝鲜的谈判，而朝鲜则表示，愿意有条件的重回六方会谈。就在人们都以为似乎看到了半岛无核化进程曙光的时候，2010年11月23日，北京时间下午2：30，朝鲜向正在美韩联合演习的延坪岛倾泻了200多枚炮弹，4死18伤，而后，韩国也回击了80多枚炮弹。事情的起因是，朝鲜认为韩美联合军演（护国演习）向朝鲜海域投掷了炸弹，朝鲜上午电文警告后，下午就炮轰了韩国。事件发生后，韩国总统李明博声明勿使摩擦扩大；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希望各方保持克制，多做有利于半岛和平稳定的事。美国目前为止，没有公开的表态。

就炮击事件国际对此次意图有两种目的假设，第一，稳定政权。金正日由于健康问题急于让儿子接班，近期授金正恩大将军衔，但其军龄几乎为零为空降军衔。或已因此引发其他权势人物、军队成员或政治精英的不满产生内部冲突。此次炮击事件很有可能是金正日有意图将内部异见转移到假想的外部威胁，以提高金正恩的军事威信巩固政权。另一方换取利益。朝鲜勒索国际社会的故技重施，几十年来，朝鲜领导层如有所求，往往采取先挑衅再妥协的套路，此次目的要胁重开六方会谈,朝美对话以经济谋援助以及在未来在核化谈判中增加筹码。

二、炮击事件背后的角力

主流媒体目前基本认为，这是朝鲜为了国内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次军事挑衅，也有人认为朝鲜是为了将美国拉到谈判桌而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但是，置于整个国际大环境和微妙的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之中来看待，此次炮击事件决不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冲突，也不是一次孤立的政治事件，其背后依旧是受到一只“看不见得手”在操纵，实质上折射出美国“重返亚洲”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

朝鲜炮击事件，不仅仅为朝鲜增加了朝美对话以及核谈判中朝方的筹码，同样也为美国提供了名正言顺加强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军力的借口。韩朝炮击事件并非偶发，这与美国一度干预朝鲜半岛局势及美韩在朝鲜边境不断举行的挑衅性军演有关，结果或符合美国的预期。目前美国宣布出动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搭载75架战机与6千多名官兵,准备加入28日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以捍卫区域稳定之名，美军要重返亚洲。

三、重返亚洲战略

奥巴马政府东亚安全战略的重点是“重返亚洲”。从2009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高调喊出美国要“重返亚洲”以来，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一路高歌猛进，并于此后出台了一系列为之服务的外交政策与步骤。

1、全面提升和东盟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关系。

不仅启动了“美国-东盟首脑峰会”机制，还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军事、政治和伙伴关系。这些关系包括：

解除对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的制裁，开始发展与印尼的军事合作关系； 高调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9月派出航母与越南进行联合海军演习，美越军事关系得到了实质性发展；

美国宣布向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出售先进的武器和提供军事技术支持；

支持老挝和柬埔寨的湄公河开发计划，支持东盟成员国在湄公河利用上和中国较劲。

尽管东盟国家与中国在部分对美出口产品上存在重叠，但美国绝口不提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只将贸易保护主义对准中国，而对东盟进口产品采取宽松政策。

2、在朝鲜半岛事务和朝核问题上加强美国的军事应对方案，重新夺回美国的主导权。

从2009年以来，美国不仅与韩国政府磋商推迟原定2012年转交的战时美韩同盟的军事指挥权，而且把原来应对朝鲜“入侵”的军事作战方案“5029方案”升级为危机事态时美国和韩国对朝鲜直接的军事干预、甚至占领方案。在外交上，美国拒绝与朝鲜进行任何直接的双边对话，并在今年7月宣布了新的对朝金融和经济制裁措施。目前，美日韩有关六方会谈的立场重新高度一致，强调在朝鲜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弃核措施、或者就“天安”号事件公开道歉以前，三国将不会重新恢复参加六方会谈。

3、利用“天安”号事件，强化美日和美韩同盟，突显美国的军事同盟义务。

“天安”号事件无疑成为了今年美国“重返东亚战略”的重要机遇。奥巴马政府不仅利用“天安”号事件向朝鲜施压，而且全面提升美韩军事同盟关系。

今年7月，美韩宣布在黄海进行包括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内的联合军事演习，以便向朝鲜释放美韩不会纵容再一次发生“天安”号事件的决心。

10月24日，韩国政府已经宣布将“积极考虑加入”美国在东亚推动数年的导弹防御计划。“天安”号事件也打击了原本想要争取在冲绳美军基地进行重新调整的日本鸠山政府。

在今年6月初鸠山政府下台之后，新上台的菅直人政府在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上，完全屈服于美国按照原有日美协定处理的指示。在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中，美国迅速表达了美日同盟、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的立场。

美日在今年10月宣布了要在12月专门就日本的离岛安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10月24日美日外长会晤中，提出了要在美日之间签署专门就中国问题加强美日军事、情报和经济协调的新协议。

4、奥巴马政府竭力宣扬美国将会坚定地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和防范所谓的“中国威胁”，强调美国在地区层次上应对“中国崛起”的安全义务。

今年美国围绕所谓的“中国问题”，向东盟、韩国和日本等国表达美国可依赖的、强大的军事、外交与同盟责任。奥巴马政府不仅通过进一步密切与印度的关系、“重启”美俄关系来主导亚太均势格局的重组，更通过一连串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和密切军事关系的举动，来强调美国所谓不会忽视“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信息。为此，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事务，宣布美国在南中国海有“国家利益”；在黄海军演问题上，坚持要派航母的态度，宣扬美国不会接受由中国来划定美国在东亚的“航行水域”。美国的媒体和美国军方人士，更是高调宣传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以及中国军事实力上升带来的“不确定性”。虽然民主党政府在本次中期选举中受挫，但其“重返亚洲战略”已经基本成熟。

四、“重返亚洲”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战略，实质上是担心美国自身实力的下降与近十年来将主要的精力投放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所导致的东亚国家对其出现的战略游离，当然这也与十年中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不断努力促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密不可分。美国试图通过借助“中国威胁”，打破东亚国家与中国因经济的密切依赖关系所导致的“亲近”。

但是这一炒作并不会从实质上影响中美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虽然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和双边贸易问题上存在争执，奥巴马政府尽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强硬，但在却无法割断两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美国此次中期选举中，数十位美国民主党议员候选人在选举造势中频频引用“中国因素”，渲染美国再不好好解决经济问题，将面临在经济竞争力上被“中国超越”的困境。中期选举中的“中国因素”，其重在强调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不是主要着眼于中国的“军事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期选举的结果很可能让奥巴马政府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继续保持“施压态势”，但也有可能导致双方在东亚区域安全以及双边军事和政治关系上进入一个新的对话期。今年10月28日希拉里·克林顿在檀香山就美国东亚外交发表的讲话表明，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战略已经基本成型。在美国占据强大军事和战略优势、又通过“重返东亚”的高调行动巩固了其在东亚的外交和政治主导地位之后，美国未来的东亚战略将进入稳定期。

五、中国对“重返亚洲”战略的应对策略

回顾历史，美国与前苏联争霸，美国不是胜在军事而是经济。所以当下，冷静应对美国的挑战，在捍卫中国国家主权、领土领海完整的核心利益上针锋相对、绝不妥协，同时一如既往发展经济不动摇。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在中美未来的博弈过程中让中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面对美国“重返亚洲”的东亚战略，我们不仅要战略深思，要加上连同必需、可行、慎重而又坚决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适当改变战略关注和政策努力过多地集中于对美关系的倾向。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外交到现在已经有了30年了，就是全方位的稳定。中美在东亚新一轮角力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处于守势，而美国处于攻势。中国虽在地缘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这一地区实力较弱，活动范围有限。一些国家过去就曾对中国疑虑重重，现在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中国迅猛发展所引起的“中国威胁论”仍然是一些国家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如何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便成为中国对亚洲工作的重点。中国应当通过与东亚国家加强合作、促进交流、建立互信，逐步消除国家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对于一些领土主权的争执，尽力把纷争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从而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制。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篇2

在此大背景下, 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和深化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贸易, 对于中国争取发展空间和发展时间都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与东盟贸易现状

(一) 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不断增长

2011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3000亿美元, 高达3628.5亿美元, 比2010年增长23.9%。年度数据来看, 从1991年到2011年20年间, 中国与东盟10国贸易总额从84.0亿美元增长到3628亿美元。其中, 除了1995年以外, 中国对东盟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11年中国对东盟10国的贸易逆差高达226.9亿美元。2011年中国对东盟出口1700.8亿美元, 同比增长23.1%占中国出口总额的9.0%;从东盟进口1927.7亿美元, 同比增长24.6, 占同期中国进口额的11.1%。中国从东盟进口商品占总进口商品的份额 (11.1%) 要高于同期中国出口到东盟的商品占总出口商品的份额 (9.0%) 。

(二)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结构性问题

1、中国与东盟商品贸易结构不均衡

中国与东盟贸易商品存在着劳动密集型产品数量占优, 高技术产品数量偏低,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问题。贸易增长主要是依靠规模扩张的粗放增长方式。

按产品分类来看, 2011年中国出口东盟的产品中, 机电产品价值880.8亿美元, 同比增长19.3%, 比总体出口额增长率低3.8个百分点, 占出口东盟总额的51.9%。同期出口东盟的高新技术产品价值377.6亿美元, 增长9.2%;纺织纱线出口额141.8亿美元, 增长34.5%。农产品98.6亿美元, 增长32.3%。成品油62.9亿美元, 同比下降6.3%。集成电路出口60.1亿美元, 同比下降11.1%。中国与东盟之间部分产品贸易指数很高, 如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0.9684。

2、贸易国别结构不平衡

从贸易额来说, 2011年我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增长率均超过10%, 与柬埔寨的贸易额增长率高达73.5%。但我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并不均衡, 对马来西亚进出口总额900.3亿美元, 同比增长21.3%, 占中国与东盟总贸易额的24.8%。对泰国和新加坡分别进出口647.4亿美元和634.8亿美元, 分别增长22.3%和11.2%。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三个国家的贸易额占与东盟贸易总额的60.1%。

3、贸易方式不平衡

一般贸易呈现小比例增加态势, 一直为我国进出口的主导方式;进口比出口更集中于一般贸易。进口加工贸易所占比例偏低, 近年甚至出现降低趋势;出口比进口更集中于加工贸易。在2011年的中国与东盟贸易进出口总额中, 一般贸易占一半,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方式进出口增势强劲且逆差最大。以一般贸易方式的进出口1798.8亿美元, 增长32.7%, 高出整体增速8.8个百分点, 占同期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的49.6%, 比2005年即“十五”期末的比重 (37.8%) 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二、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对我国与东盟贸易的影响

(一)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目标

美国的亚洲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服从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意在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目标。

一是建立崭新的亚太经济圈。奥巴马竞选时提出出口翻番的承诺, 实现这一承诺离不开扩大对亚洲的出口和投资。美国正在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和同各国的双边关系提倡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出口限制、增加透明度, 以及对于公平的整体承诺。

二是保证地区安全。持续的经济进步有赖于对稳定和安全的长期投入。美国正在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部署, 增加关岛的驻军, 与日本达成驻军协定, 与韩国达成新的防卫指针。美国也正在调整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部署, 打着抗击恐怖主义和应对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 同新西兰确立了新的军事合作范畴, 推动同澳大利亚的防卫关系现代化, 扩大在太平洋地区同印度海军的合作。

三是支持加强民主体制和传播普世价值的人。美国一直把自由民主作为自己的“软实力”, 并把捍卫并倡导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观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美国正在以昂山素季、达赖喇嘛和刘晓波为工具和口实, 对缅甸等亚洲国家施加压力。

(二)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主要手段

为了重新树立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 美国在战略手段上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 以促进“重返亚洲”战略的顺利推进。

1. 军事手段, 依托传统盟友

一是将巩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亚洲盟国的关系作为亚洲战略的基础。加强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石, 涵盖了战略安全、阿富汗重建、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此外, 美国还不断加强美澳同盟、美泰同盟、美菲同盟在更多领域中的合作, 将上述同盟关系向着其他领域延伸, 以不断顺应和满足变化中的美国利益的要求。

2. 政治途径, 重点增强与东亚、东南亚伙伴关系建设

这包括了加强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全面伙伴关系, 同时积极参与亚洲多变机构。美国支持印尼在东南亚地区和东亚峰会、巴厘岛民主论坛等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加强美国与越南的在海上安全、外交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 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加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新西兰在增加贸易、民间交流和增强防扩散机制上的伙伴关系;加强与印度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紧密伙伴关系;加强与中国建立一种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 在朝鲜半岛、中美军事交流、贸易和货币、人权对话等领域开展深入的合作。

3. 经济手段, 主要借助TPP, 提高美国的经济影响力

T P P, 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 r a n s-P a c i f i 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原名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从目前看, TPP成员分散在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等三大洲, 相互之间的贸易量虽然不大, 但却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既有来自发达国家, 又有发展中国家, 具有较强的政治代表性。TPP具有涵盖广泛的高标准性, 即TPP是一个所谓“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TPP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各异, 如此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将对地区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冲击。在这套体系内美国能最大化地运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去保证自己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 保证的东南亚施加足够的影响力。

(三)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对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影响

1、美国军力将会改变目前南海局势

美国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影响力对于东盟各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 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美国力量的加入将会对南海力量的平衡造成巨大的影响。最直观的影响就是, 由于美国的撑腰, 南海小国有了与中国叫板的底气, 破坏了过去由于实力悬殊造成的微妙平衡。这些领土争端的加剧无疑会影响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 给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2、TPP的作用会对中国与东盟贸易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

显然, TPP带给了中国又一个全新的挑战。如果TPP建成之后, 将成为亚太地区的现实性选择, 那么今后, 美国将在中美经贸事务的交涉、谈判中无疑又多了一个筹码。按照“一对一”的加入模式, 如果将来中国要想加入TPP, 必须得接受美国开出的一系列新价码, 届时, 中国可能又得付出类似于十年前加入WTO那样的不菲代价。另一方面, 如果中国选择不加入TPP, 由于中国对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占中国对外出口的一半左右, 且美国、日本、韩国和东盟都是中国前十的贸易伙伴, 这些国家一旦形成了自由贸易协定, 将会形成典型的贸易转移效应。另外, 从政治角度考量, 美国势必会以TPP为抓手强化其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 从而可能分散东盟、东亚与中国经济的紧密联系, 而在一个经济和政治继续双轨并存、交集较少的地区结构中, 中国则很难顺利地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从而使自身在地区政治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受到抑制。

三、结论

中国与东盟山水相接, 发展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贸易关系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在过去一段时期内,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框架下, 中国与东盟间贸易发展迅速, 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地区的经济发展。而美国作为世界霸主, 拥有最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 因此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必将会对中国与东盟政治、军事、经济关系造成巨大的影响, 中国与东盟关系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背景下进入新的时期。在军事方面, 美国将以美韩、美日、美澳同盟为基础的军事同盟为抓手;在经济方面, 以TPP为基础的经济自由贸易区为抓手, 在东亚地区施加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 保证美国在亚洲, 乃至全球的利益。

由于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存在领土纠纷问题, 中国与东盟过去所取得的经济贸易成就是建立在微妙的政治、军事力量平衡的基础之上的。美国政治、军事力量在东亚地区的发力, 将改变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微妙平衡, 必将对中国与东盟贸易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 我们应该关注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趋势, 积极应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以实现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摘要：中国与东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自从201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全面启动以来,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平均关税由9.8%下降为0.1%, 90%的商品实现零关税。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飞速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国, 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2004年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2007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和2009年签署的《投资协议》的陆续生效,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但是, 伴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和TPP谈判进程的深入, 东南亚局势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关键词：经济战略,贸易局势,经济危机,贸易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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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确立重返亚洲的战略 篇3

首先,全面提升和东盟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不仅启动了“美国-东盟首脑峰会”机制,还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军事、政治和伙伴关系。这些关系包括解除对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的制裁,开始发展与印尼的军事合作关系;高调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今年9月派出航母与越南进行联合海军演习,美越军事关系得到了实质性发展;美国宣布向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出售先进的武器和提供军事技术支持;支持老挝和柬埔寨的湄公河开发计划,支持东盟成员国在湄公河利用上和中国较劲。尽管东盟国家与中国在部分对美出口产品上存在重叠,但美国绝口不提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只将贸易保护主义对准中国,而对东盟进口产品采取宽松政策。

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和朝核问题上加强美国的军事应对方案,重新夺回美国的主导权。从2009年以来,美国不仅与韩国政府磋商推迟原定2012年转交的战时美韩同盟的军事指挥权,而且把原来应对朝鲜“入侵”的军事作战方案“5029方案”升级为危机事态时美国和韩国对朝鲜直接的军事干预、甚至占领方案。在外交上,美国拒绝与朝鲜进行任何直接的双边对话,并在今年7月宣布了新的对朝金融和经济制裁措施。目前,美日韩有关六方会谈的立场重新高度一致,强调在朝鲜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弃核措施、或者就“天安”号事件公开道歉以前,三国将不会重新恢复参加六方会谈。

第三,利用今年3月24日的“天安”号事件,强化美日和美韩同盟,突显美国的军事同盟义务以应对诸多地区安全的传统关注。“天安”号事件无疑成为了今年美国“重返东亚战略”的重要机遇。奥巴马政府不仅利用“天安”号事件向朝鲜施压,而且全面提升美韩军事同盟关系。今年7月,美韩宣布在黄海进行包括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内的联合军事演习,以便向朝鲜释放美韩不会纵容再一次发生“天安”号事件的决心。10月24日,韩国政府已经宣布将“积极考虑加入”美国在东亚推动数年的导弹防御计划。“天安”号事件也打击了原本想要争取在冲绳美军基地进行重新调整的日本鸠山政府。在今年6月初鸠山政府下台之后,新上台的菅直人政府在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上,完全屈服于美国按照原有日美协定处理的指示。在中日釣鱼岛“撞船事件”中,美国迅速表达了美日同盟、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的立场。美日在今年10月宣布了要在12月专门就日本的离岛安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在10月24日美日外长会晤中,提出了要在美日之间签署专门就中国问题加强美日军事、情报和经济协调的新协议。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奥巴马政府的“重回东亚战略”竭力宣扬美国将会坚定地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和防范所谓的“中国威胁”,强调美国在地区层次上应对“中国崛起”的安全义务。今年美国围绕所谓的“中国问题”,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主动出招,向东盟、韩国和日本等国表达美国可依赖的、强大的军事、外交与同盟责任。奥巴马政府不仅通过进一步密切与印度的关系、“重启”美俄关系来主导亚太均势格局的重组,更通过一连串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和密切军事关系的举动,来强调美国所谓不会忽视“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信息。为此,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事务,宣布美国在南中国海有“国家利益”;在黄海军演问题上,坚持要派航母的态度,宣扬美国不会接受由中国来划定美国在东亚的“航行水域”。美国的媒体和美国军方人士,更是高调宣传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以及中国军事实力上升带来的“不确定性”。

虽然民主党政府在本次中期选举中受挫,但其“重返亚洲战略”已经基本成熟。美国很清楚,中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中国军力完全处于“被强大”的境地。基于其东亚战略利益考虑的东亚外交与基于国内经济振兴考虑的政党政治形成了不同需求,在此次中期选举中就出现了明显“分离”的状况。

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战略炒作“中国威胁”,担心东亚国家因为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而出现“战略游离”,但是这一炒作并不会影响中美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虽然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和双边贸易问题上存在争执,但在经济上彼此无法真正决裂。此次中期选举中,数十位美国民主党议员候选人在选举造势中频频引用“中国因素”,渲染美国再不好好解决经济问题,将面临在经济竞争力上被“中国超越”的困境。中期选举中的“中国因素”,是重在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军事威胁”。奥巴马政府尽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强硬,但中美难以出现“货币战”和“贸易战”的灾难性前景。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篇4

三．国际政治金融经济环境 四．对各国及国际的影响 五．最终结果 六．总结

一．事件过程

2006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收购亚洲100％股权，交易对价为12.2911亿美元。2006年12月29号，此次并购正式完成。

2006年12月29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完成交割。交割后，美银（亚洲）将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美银（亚洲）的所有营业网点，合同凭证以及往来文件等也将完成表示与名称的更换。此前，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于2008年8月24号与美国银行签署收购协议。收购美银（亚洲）的已发行股份总价为97.1亿港元，相当于美银（亚洲）2005年底账面净资产的1.32倍。2006年10月20号，建设银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该收购议案。

为确保交割后可以平稳过渡，美国银行和美银（亚洲）组成了专门工作团队负责交割和过渡事宜，经过三方紧密合作和审查，完成了公司治理。二．双方优势

美国银行优势：美国银行是香港注册的24家持牌银行之一，在香港和澳门分别设有分行。美国银行(亚洲)是香港市场上一家典型的中小型零售银行，管理团队富有经验，员工团队素质较高，财务表现良好，与建设银行现有香港业务重合度低。

中国建设银行优势：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内地银行行业改革发展的先行者，2004年建设银行首次完成股份制改造，2005年引入了美国银行与淡马锡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之后建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已经成为当今内地最具有综合竞争能力、市场营销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客户服务能力和盈利能力的银行。建行的改革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2005年建行荣获《银行家》杂志“中国最佳银行奖”。三．国际政治金融经济环境

未来三到五年，受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及各国经济实力变化等影响，国际金融环境仍将“动荡不定”。经济危机和国外银行经营困难和内部危机应是我国商业银行并购国外银行的较好时机。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地域性金融危机过程中，银行并购业务机会将会大大增加。中国建设银行的并购活动的优点，使并购发展成为必然。①自身发展壮大后开拓市场的需要 ②国际银行业竞争的压力 ③政府部门的政策上的要求 ④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行：

①经济增长潜力。经济增长潜力反映了该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和经济活力，如果增长潜力巨大，则会给投资者带来乐观的预期，带动实体经济部门的进入，尽管该国的市场还没有成熟，但企业也愿意承担较高程度的资源承诺，以争取市场渗透，即使在短期内不能盈利，银行作为服务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贷款项目和中间业务因此会取得较高的市场回报。从经济增长潜力来看，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国家往往是银行跨国并购的目标国，外资银行进入具有较大的盈利空间；而经济增长潜力较小的发达国家往往是银行跨国并购的来源国，这些银行通过地域的扩张从而获得新市场、新的盈利机会和发展空间；而欠发达国家则很少成为银行跨国并购的发生地。

②经济规模。经济规模涉及诸多因素，比如该国产业是否发达，又如消费者消费能力如何，还有零售客户的金融需求的变化。通常，经济规模巨大的国家往往是银行跨国并购的目标国，外资银行可以在这里获得规模巨大的企业客户和零售客户，从而获得业务和市场的扩张；但是经济规模巨大的国家也可以是银行跨国并购的来源国，因为经济规模巨大的国家往往也培养出了许多规模巨大、实力超群的巨型银行，这些银行通常制订了国际化战略，并具有跨国经营的实力和意愿。四．对各国及国际的影响

①扩大了建行在香港的业务规模。

通过此次收购，建行获得发展香港业务所需的网点渠道、人员、系统、产品和客户，从而快速搭建起在香港的零售业务平台，增强为零售客户与商业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

②大陆与在港业务形成良好互动

建行在香港业务也将依靠建行在中国大陆强大的网络与客户基础，形成良好的互动，为建行的客户提供优质的跨境服务。③提升了建行的国际影响力。

两家银行建立了致力于长期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已在个人银行、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等多项领域进行了合作。有助于巩固美国银行与建设银行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银行可为香港及内地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④此次并购可立即对建设银行的每股盈利带来增溢。⑤使建行收购美银亚洲拉开海外扩张序幕，也开启了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序幕。

⑥帮助建行向国际大银行的目标迈出一大步。五.最终结果

2006年12月29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完成交割。交割后，美银（亚洲）将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美银（亚洲）的所有营业网点，合同凭证以及往来文件等也将完成表示与名称的更换。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该行会稳健推进海外业务发展，不会搞“大跃进”。

建设银行有关负责人29日说，此次收购完成后，建行在香港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为原来的两倍，客户贷款从原来的第十六位飙升至第九位。建行通过此次收购，获得发展香港业务所需的网点渠道、人员、系统、产品和客户，从而快速搭建起在香港的零售业务平台，增强为零售客户与商业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建行在香港业务也将依靠建行在中国大陆强大的网络与客户基础，形成良好的互动，为建行的客户提供优质的跨境服务。六．总结和启示 建议：

①我国应该加快市场化步伐，利用市场机制，完成收购，将众多弱小的银行资本在短时间内重组为较大的银行资本

②我国应该推动银行混业经营的发展，促进多元化，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③应放宽实体企业的参股和控股行为。

④加大力度实施大中型银行“走出去”战略，与国际接轨 ⑤加强银行以及其他金融行业与国际组织的整体合作能力。启示：

一、管理团队必须处理好与股东的关系

二、通过股权变化来收购是一种市场行为

三、必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1、①应完善股东大会制度，股东大会有权对公司重大事项、决议进行审查。②完善董事会制度，加强监管，注意收购这是否合规、合法。(包括是否用短期资金进行长期收购，收购资金的杠杆率是否过高，要进行风险提)③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及时、详细。有没有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一致行动人问题。

2、收购程序是否规范。公司内部操作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和法规程序。

3、收购是否保护了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在资本经济社会里，资本有决定的话语权。对资本要尊重与敬畏。

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话语建构 篇5

所谓话语 (discourse) , 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一词源自语料库语言学, 后来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学、女性主义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和科学哲学研究等众多学科。在人文社会开心领域, 话语通常指一种能够通过语言阐释事实的形式思维, 源自关于界定特定主题边界的思维。[1]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开启了学者们对话语研究的关注。不过之后的话语研究逐渐改变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论取向, 突出建构主义的立场, 认为话语不是反映既存的社会现实, 而是为我们建构了社会现实。[2]话语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现的, 因此具有社会性。话语本身就是社会行动。奥斯汀认为语言的本质不是单纯地描述世界, 传递信息, 而是为了以言行事。话语不仅表达意义, 而且其本身就是社会互动过程的一部分。即语言赋予事情以意义, 并建立起具有共同意义 (shared meaning) 的语言符号, 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得以持续。话语是社会关系, 更是一种权力关系, 话语可以展示社会互动关系之中的权力运作, 因为使用语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产生影响或支配他人的行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3]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不仅是实现社会权力和实施控制的手段, 而且是构造社会文化和现实的工具。德里达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福柯的“话语之外无意义”都说明意义是在语言之内被建构的。[4]而政治与意义紧密相连, 政治过程是一个创造意义、维持意义和改变意义的过程。哪种意义能够最后被接受将直接影响合法性, 决定统治的成败。[5]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话语在政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看, 学界对语言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些研究总体认为语言是国际关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要素, 不仅表象现实, 还建构现实。[6]在语言使用过程中, 语境决定了行为体的交流意图, 意图通过语言而体现出来。[7]

二、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话语建构

美国在其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一向重视话语的作用。例如, 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 美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场合进行了一系列系统的“战争动员”宣传, 利用政治话语建构起一个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威胁”。[8]

1. 用话语框定美国的身份及其行为的合法性

“框定”的英文是 (framing) , 其名词是 (frame) , 即框架。我们可以通过画框来理解框定的含义。画框主要是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它所包围的图画, 不同的画框凸显出作品的不同层面。与此类似, 人们如何框定某个事件会影响到其他人如何看待该事件以及专注的特定层面。[9]美国在其重返亚太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 就充分利用话语的框定作用, 建构了其身份。对后结构主义而言, 身份并不是国家或个人本身的特点, 而是话语的产物。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特殊行动的合法性, 并通过话语表达出来。[10]而身份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行为体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行为的合法性甚至行为的成败。一个国家想要什么和为了得到它而采取怎样的行动, 在含义上并非完全由该体系中的物质结构所决定, 它还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身份有关。[11]

在构建其亚太政策中的身份时, 美国不仅强调自己是一个亚太国家, 还强调自己是一个亚洲国家。美国通过话语对其亚太政策的调整框定为“重返亚太”, 后来又框定为“再平衡”。无论是当初的“重返”, 到后来的“再平衡”都强调了美国参与甚至干涉亚太事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美国自1898年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来, 就一直待在亚洲。鉴于此, 后来美国又把其政策调整为“再平衡”, 就进一步构建美国从未离开亚洲的印象, 当然事实上美国也确实从未离开亚洲。通过这一调整, 美国期望它的亚太政策更能掩人耳目, 能够得到更加顺利的实施。

2. 用话语建构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重要性

美国政府要实施一项政策, 必须要得到国内政治势力及民众的认可, 这样才能得到国内的支持, 才能更加顺利地执行。为了赢得国内对某一项政策的支持, 它总是要鼓吹此项政策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同样, 为了使其重返亚太政策能够得到国内的支持, 美国政府也利用话语建构出重返亚太的战略重要性, 构建出此政策对于美国的重大意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称:“美国的未来与亚太紧密相连, 而亚太的未来依靠美国。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在继续领导亚洲方面具有重要的利益。”而为了掩人耳目, 美国政客麦凯恩表示:“美国更重视亚洲的战略不是为了遏制中国或在亚洲寻求新冷战, 而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领导作用。”希拉里还宣称:“不管我们到哪里访问, 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 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改善地区安全形势, 推进地区繁荣, 推广美国价值观。”

3. 用话语建构包括中国在内的潜在对手与威胁

在“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中, 美国也用话语建构着亚太地区潜在的对手与威胁, 例如, 朝核威胁、“中国威胁论”等。这样“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有了针对性, 也就显示出了其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希拉里认为:“亚洲不仅是崛起国家之地, 也是孤立于国际社会的政权所在地;不仅存在长期的挑战, 而且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威胁。”就美国针对中国问题上,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希拉里的亚洲之行烙上了深深的中国印记, 她发表了完全针对中国的讲话, 却绝口不提‘中国’字眼。”希拉里在2012年曾3次访问亚洲, 每次都就南海争端、对外援助等问题发表讲话, 要么是呼吁“东盟各国要团结”, 要么是提醒某个东盟国家“警惕那些只对挖掘你们的资源更感兴趣的援助国”。虽然美国反复声称其“政策意图”并非遏制中国, 但美国政要在亚洲访问期间的每一次发言, 似乎都在影射中国。“中国威胁论”是许多美国政客必不可少的论题, 当然事实上也成了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原因之一。

4. 用话语建构美国重返亚太对于其亚太盟友的重要性

美国要重返亚太, 其亚太盟友的支持至关重要。所以, 美国也大力宣扬其“重返亚太”政策对于其亚太盟友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通过各种言论阐明其亚太政策对于亚太盟友的好处, 作出大量的承诺。从美国的官方宣言中, “再平衡”战略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塑造亚太地区的行为和游戏规则, 保证国际法和惯例得以尊重、商业和航行的自由不被违背、新兴大国同邻国树立信任感以及保障分歧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威胁或胁迫得以解决来促进美国的利益”。国务卿希拉里宣称:“美国的未来与亚太的未来相联系, 本地区的未来有赖美国。美国有强烈的兴趣延续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传统, 而亚洲也有强烈的兴趣看到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和起稳定作用的军事影响力”。此外, 美国不断挑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问题上的纷争, 引起亚洲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焦虑, 由此欢迎美国介入亚太以制衡中国, 陷中国于国际孤立地位。美国通过在不同场合对其亚太盟友作出承诺, 通过话语建构出其“重返亚太”对于其盟友的益处, 从而谋求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

摘要：美国重返亚太政策是奥巴马的第一任总统任期中其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决策与战略。本文分析了美国在实施重返亚太政策中, 如何运用话语建构的作用帮助其政策的具体实施。通过分析美国如何利用话语来建构其“重返亚太”政策, 将会有助于对于美国亚太政策本质的理解。

美国重返欧洲与“亚洲再平衡” 篇6

三年以后，美国面临困难抉择。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成为“阿拉伯之冬”，美国介入益深，国务卿克里三天两头跑中东，充当阿以冲突调解人，并期望影响该地区“国家重建”进程，却鲜有进展。

更为人瞩目的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并持续发酵。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美欧制裁俄罗斯导致美俄对峙、俄欧对峙。目前危机还在深入，乌克兰东部动荡不已，甚至波罗的海国家也可能卷入，乌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新冷战的阴影笼罩欧洲大地。美国主导的北约是这场危机的主角，加之美欧正在同步推进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美国重新大幅度介入欧洲地缘政治已成定局。

而欧洲对美国的态度则是“爱恨交加”。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基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在欧洲眼里，西方联盟差不多名存实亡了。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的发生，TTIP的战略重要性逐渐显现，与作为欧美同盟军事支柱的北约相提并论，可望成为欧美同盟的经济支柱。欧洲现在要求在谈判中增加能源的内容，推动美国开放对欧洲的油气输出，以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削弱俄罗斯对欧洲的战略筹码。

那么在新形势下美国将何去何从？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问题将是美国战略“西移”的导火索，美重返亚洲和“亚洲再平衡”战略将由此发生逆转。但这与前几年国际舆论对美国战略“东移”纷纷扬扬的渲染一样，都存在明显的误区。美国的对外战略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护美全球霸权地位，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地位，并不存在今天“东移”、明天又“西移”的问题。

当然，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确有变化，主要表现在奥巴马政府“外交关注赤字”和美国国内政治掣肘这两个方面。

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拖泥带水，到国会拒绝给予奥巴马政府“贸易谈判快轨授权”，再到国会至今不予认可奥巴马政府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的方案，都严重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和信誉，以至于“美国衰落”和“西方衰败”的言论此起彼伏。不少欧洲官员甚至怀念小布什热情的个人风格和当时美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攻势。近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成为众矢之的。

最近，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美国利益》杂志上撰文指出，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都出了问题。其主要表现在：1.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扭曲了民主进程；2.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严重，美国政治的制衡制度变成否决制；3.司法和立法部门影响过大，导致行政部门权力受损，效率低下。这样的观点已经不是零零星星的评论，许多政治家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堕落”忧心忡忡，认为如不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将成为美国衰败的前奏。

再看美国的战略重点问题。美国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中东和亚洲，这些都是美国不想也不能放弃的战略重点地区。从目前形势发展观察，美国将会适当加大对欧洲和中东的投入。

首先，美国会力争在TTIP谈判上取得突破。因为TTIP与TPP一样，谈的是国际经济的新“游戏规则”，西方国家在重新制定规则方面立场高度一致。专家估计，两场谈判将涉及80%的全球经济规则和管理制度。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因能源革命取得成功，战略回旋余地增大，但中东依然是美全球反恐和能源战略的重点。美国“塑造”中东民主化的目标并未彻底放弃，美国介入中东只会深入，不会抽身。

就欧洲而言，虽然乌克兰危机将美国推向前台，美俄对峙与对抗升级，但欧洲毕竟在美国掌控之下。而且，目前东欧国家绝大多数已经加入北约，俄罗斯战略空间被大大压缩。事实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绝地反击”正好说明，乌克兰已是俄罗斯最后的战略屏障，俄已无路可退。美国其实并不想把俄罗斯逼上绝路，双方出牌都心知肚明，留有后手。

今后十年，美国还会更多注意亚洲，关注中国的发展。在美国精英们看来，20世纪头十年美国陷入全球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中国，是美国犯的“战略失误”，而现在可能是遏制中国发展的稍纵即逝的“好时机”。一来中国国内问题成堆，处理不好经济将陷于停顿；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摩擦、争端增多，美国可以从中渔利。不难想象，今后几年美国插手中国周边事务的力度将加大，中美摩擦会增多。

中美的分歧和战略取向不同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事，不必大惊小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提出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思想，是双方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优选合作框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已经表示赞同。现在的关键是，双方携手，共同努力创造对两国和亚洲都有利的和平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