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转型战略

美国军事转型战略（精选9篇）

美国军事转型战略 篇1

2013 年1 月, 美国白宫宣布将6 月1 日和6 月2日定为“国家公民黑客日”, 其目的是增强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度。

一、USPTO面向“全球黑客”征集“智能型搜索引擎”

美国联邦首席信息官Steven Van Roekel曾指出, “数字政府路线图”的中心内容是, “以客户为中心, 以信息协同服务为中心, 改变政府运行的方式, 以及它向美国人民提供服务的方式。”

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USPTO) 也按照这个思想在推进“数字政府”工作, 如2013 年6 月召开的第一届“公民黑客解决方案国家日”大会,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民黑客解决方案的“众包 (crowdsource) ”创新思想大会。USPTO参加了此次大会, 并向与会的“全球黑客”提出了一个众包项目——用商标数据和其他公开的数据源, 开发一种“智能型搜索引擎”, 从任意机构的数据、品牌或商业标识中识别它或其他主体在USPTO已经注册的商标, 并识别该商标用在了市场上实际存在的何种特定的产品或服务上, 用在了何种特定的行业, 以及用在了何种特定的地理区域。

由于注册商标的感知要素搭配非常复杂, 而且对比数据需要自动抓取、过滤、筛选、确定, 所以这种“智能型搜索引擎”的开发难度远超过Google、Bing、百度的搜索引擎。其价值也非常大, 如用于需求发现、供给匹配, 则商业前景远超过Google、Bing、百度的搜索引擎。

很多与会“黑客”用USPTO提供的API开发了搜索引擎, 如Ziva、Lewis、Color Search等产品。这些产品发明的颜色搜索引擎、图形搜索引擎、商标分类标定引擎、外国商标翻译引擎等在中国没有出现。这表明, 需求决定创新, 有了需求, 创新才会产生。USPTO向全球黑客提出的需求, 未必不会孵化出新Google、新Bing、新百度。

二、“APP化的USPTO”可能孵化出数千个新“搜索引擎”

2014 年5 月31 日至6 月1 日, 第二届“公民黑客解决方案国家日”全球大会在美国召开。它是全球IT社区自由重建的重大契机——很多技术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将重新聚合成一些项目组, 挑战一些大机构发布的“众包项目”。

如本届大会上, USPTO又带来了自己的“挑战项目”, 用专利、商标数据, 以及其他开放的数据源, 开发“创新性应用”, 如“预警平台”——用户设定某些发明人、授权人、分类、主题、关键词、商业符号后, 该“创新性应用”能自动跟踪公开的知识产权申请, 把满足预设条件的文献抓取出来, 发出“预警通知”。为此, USPTO向与会的全球黑客发布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清单, 把专利和商标相关的数据全部向公众开放, 开发者可用API设计数据库、分析工具,

USPTO承诺会公开更多的API**, 并描述了一些可行的APP开发思路, 上述“知识产权

预警平台”就是USPTO提出的思路之一。

目前, 一些个人、 小组、IT开发商等响应USPTO的挑战, 正开发各自的产品, 为建设“APP化的USPTO”充当技术先锋。这也是全球知识产权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众包”项目, 会陆续孵化出几百款, 甚至数千款“移动互联网”新产品, 并造就一大批新兴的伟大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移动互联网”新产品都将是“搜索引擎”。全球搜索引擎数以万计, 但能挑战Google的搜索引擎尚未出现。USPTO的众包项目能否造就出这种威胁Google的搜索引擎, 这还需要市场来解答。

三、USPTO面向“全球开发者”征集“伟大APP”

按照USPTO的《2014-2018 战略计划》和《信息技术计划》, USPTO已开始实施其面向公众的“移动USPTO战略”、“移动USPTO行动 (Initiative) ”, 希望通过开发“用户驱动”的移动产品, 提升内部、外部用户使用USPTO数据和服务的体验, 让全球客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设备上通过“移动平台”能自由获得USPTO的知识产权信息、教育、服务。

图1 显示, 其具体目标有3 个:把USPTO每项东西 (everything) 放入移动环境, 让数据、内容、服务更容易获取, 这个目标最基本;鼓励并支持市场主体用USPTO的API开发任何产品, 这个目标最关键;把建设“移动USPTO”作为整个USPTO的努力目标, 并将其纳入USPTO的2014—2018 战略计划、信息技术计划, 这个目标是总纲领。

图1 显示, 面向USPTO的伟大APP (great APP) 开发方向和开发方案全球征集活动, 是USPTO所有工作的支点, 如果没有APP开发需求, 则“移动USPTO战略”就会落空。

为此, USPTO发布了一个网络协作平台 ——Idea Scale, 用于发布全球客户对USPTO移动战略、移动规划、移动政策、移动开放数据范围、移动Web API清单、移动APP开发商名单、移动应用、移动APP产品、移动工作进程、移动产品、移动服务的评论, 发布使用USPTO数据、内容、服务的“超级APP”规划、设想、创意、疑问、思考等, 以及其他客户对上述内容的评价、改进、建议或响应。USPTO还发布了一个电子信箱——Mobile USPTO@uspto.gov, 征集上述评论、规划、设想、创意、疑问、思考、改进、建议或响应等。

从Idea Scale讨论的内容看, 热点开发方向包括开发搜索引擎、科技社区、科技论坛、应用平台、知识中心、通信工具、移动操作系统、知识商店、协同研发、知识转化引擎等, 而且大量APP开发者认为, 只要深度挖掘、利用USPTO数据、内容、服务, 那么超越Whats App、 微信、i Tunes、APP Store、MIUI的“伟大APP”或发布平台必将诞生。可贵之处在于, USPTO的API将向私营部门的APP开发者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地开放, 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使私营企业承揽的“众包项目”孵化出“伟大APP”。

四、波音、洛克希德·马丁、Google“靠边站”的时代到来了吗

按照《数字政府——建设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的21 世纪平台》规定的进度, USPTO已发布了6 个API, 向社会公众发布了这6 个API的网址, 宣称还会继续公开新的API。此外, 图2 显示, USPTO希望就6 种服务, 用“众包方式”召集个人或私营企业, 开发APP。

除了USPTO, 美国其他联邦机构已公开了516 个APP, 美国NSA (国家安全局) 有10 多万雇员, 它的“众包”模式与众不同。大部分联邦机构把“众包项目”开放给社会公众, 也就是说, 这些项目之前都是政府拨款, 安排政府部门和政府人员来做, 现在这些项目都面向社会公众, 让公众来做。NSA的众包, 是把一些项目在内部竞标, 让不特定的内部人员来做。

除了“移动联邦战略”的APP平台开发采取众包模式, 美国联邦政府的大部分业务都已开始推广众包模式。图3 显示, 众包的发展已从一些历史项目, 发展到几乎能覆盖当代科技产业、政府产业、社会生活的各种项目。

在美国, 随着“政府众包项目”兴起, 政府外包服务正在走向衰落, 推动美国资源配置加速走向“帕累托最优”。如美国很多政府每年把90% 以上的费用分发给公共服务的“外包”机构或政府项目承包商。“外包”、“承包”机构消耗了大量政府开支, 但它们垄断了政府数据、政府资源、政府能力、政府数据、政府知识、政府道德进入自由市场的大部分渠道, 导致一些“社会草根”通过滥用政府数据、政府资源、政府能力、政府数据、政府知识、政府道德获取了超额利润。这些“社会草根”没什么政府工作背景, 也缺乏对政府数据、政府资源、政府能力、政府数据、政府知识、政府道德的感情和经验, 但它们借助政府数据、政府资源、政府能力、政府数据、政府知识、政府道德产业化的“极少数渠道”, 打造了一些“稀里糊涂”从社会圈钱的平台。

如波音的前身是一个一间房的小修理厂, 借助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当政府的外包商、承包商, 实现快速崛起。洛克希德·马丁的创立人是一个小学没毕业的机械师, 工厂仅有一个人时就开始设计水上飞机, 后来被纽约一个倒卖房子的经纪人收购, 靠给政府造飞机成为企业巨头。Google的创立人是大学在校生, 主要靠抓取、搜索、展示大量政府公共数据成为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 实际上它垄断了政府公共数据通过公共搜索引擎被用户读取的路径。

创立上述企业的“社会草根”如果在一个盛行“众包”的市场环境中创业, 那么他们没什么竞争力, 因为在政府各部门从事过具体工作的“政府草根”对政府数据、政府资源、政府能力、政府数据、政府知识、政府道德有更多的感情和经验, 能借助“众包”把需要大量、广泛、频繁、深度使用政府数据、政府资源、政府能力、政府数据、政府知识、政府道德的企业平台做得远比上述“社会草根”更好。

从这个角度看, 波音、洛克希德·马丁、Google“靠边站”的时代可能到来了。现在, 这些公司的董事长或其他高管被自动地、大批量地替换为政府离职人员或离退休人员, 这可能是它们逐步淘汰“社会草根”, 并逐步重视“政府草根”的一个表现。

五、美国“政府产业”创新进入API、APP时代

美国曾经历建国、西进运动、南北战争、家乡自治、战后重建、硅谷兴起等社会转型时期。现在, 美国正经历一个“政府产业”进入移动互联网的转型时期。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转型呢?

1.“政府产业”进入移动互联网的总规划

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曾获得哈佛博士学位, 担任过哈佛法学教授。上台后, 他最大的政策创新是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陆续颁布了13571、13576 号行政指令, 以及《总统建立透明和开放政府的备忘录》、《开放政府指令 (Directive) 》、《建立数字世界可信身份的国家战略》、《改革联邦信息技术管理的行动计划》等。后来, 总统办公室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整合、完善上述文件, 发布了一个总规划——《数字政府——建设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的21 世纪平台》。

“互联网”就是美国军方“升级”指挥系统的项目成果之一, 用于确保美国军方指令永远不会被“大轰炸”隔断、封锁或屏蔽。上述总规划将把美国整个“政府产业”的创新推送到API、APP时代, 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可能超过“互联网”在20 世纪的兴起。

从图4 看, 上述总规划有三个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 总规划将发展图5 中的4 个数据层, 如对用户层, 要摆脱远程数据浏览的“原始互联网”, 使美国人民、雇员的电子终端安装有强大计算、通信、存储能力的应用, 并存储有大量基础数据, 能获取、采集、生成、交互大量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 要让美国人民、雇员能在“离线状态”、“断网状态”仍拥有强大的数据计算、搜索、获取能力。例如, 对雇员——如“穿隐形服或装备巨力盔甲的数字单兵”或使用太空枪弹的“EMU太空战士”, 其终端装备应具有强大的网络计算能力, 不是一个仅执行远程指令的“傀儡”。

图6 显示, 总规划要求6 个月内发布API政策, 12 个月内启动APP项目发放, 应允许接纳API政策的任何私营企业自由加入APP开发群落。

图7 显示, 为推进总规划, 各联邦机构应在3 个月内确定公开的数据范围, 12 个月内集中发布第一批API目录。

图8 显示, 总规划要求个联邦机构在1 个月内创建数据服务创新中心, 1 个月内启动顾问团运行, 3 个月内发布数据开放指南, 6 个月内识别共享的和开放的数据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并开始为Web API开发商提供支持, 12 个月内启动APP开发。

图9 显示, 总规划设立了“联邦机构与联邦机构”、“联邦机构与社会公众——包括州机构、地方机构、市场主体、人民群众等”、“社会公共与社会公众”在数以百万计的联邦数据

服务平台建立、存储、执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各类“契约关系”的进度。这个进度可能

产生美国联邦政府在21 世纪最重大的一个公共资产——联邦移动互联网资产。

除了进行程序设计、进度安排、工作部署, 上述总规划的内容非常空洞, 不涉及什么实体性内容, 没论述大道理, 也没有数字目标、地区安排、任务描述。可笑的是, 它仅用少数几个胡乱、零散、孤立、插画式布局的“实例”对总规划的必要性做了说明, 如2011 年8 月23 日, 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发生5.9 级地震, 纽约市居民在感到“震感”的30 秒之前, 就通过Twitter知道了这个消息。2011-2016 年, 全球移动宽带用户将从10 亿增加到50 亿。2015 年, 美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将完全超过PC用户。2011 年,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与700 多位来自私营部门的注册伙伴合作, 开发政府APP。旧金山市已对原始交通数据实施公网首发, 不允许政府系统、设备、人员预先实施加工、过滤、隐瞒。现在, 有10 家私营部门的APP开发商已在用上述数据提供商业服务。

2. 如何看待上述“长篇累牍”、“肤浅空洞”的总规划

上述这些“空洞的”总规划算不算影响美国进程的“里程碑式”文件呢?

毋庸置疑的是, 现在正是美国社会面向“移动互联网”的大转型时期, 其各领域的发展变化都很多, 联邦政府发布的新法律、新政策、新规划可谓“多如牛毛”, 但联邦政府向移动互联网转型的改革, 可能就是上述能发挥“关键作用”的一种社会变迁。如果我们不能“拨云见日”, 不能从美国数百万种社会变迁中, 看清楚美国能发挥“关键作用”那些社会变迁, 不能“过滤”出那些可能影响美国进程的“里程碑式”文件, 那么我们会出现战略误判。

摘要：目前正是美国社会面向“移动互联网”的大转型时期, 其各领域的发展变化都很多, 联邦政府发布的新法律、新政策、新规划可谓“多如牛毛”, 但联邦政府向移动互联网转型的改革对信息产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应该对美国的互联网战略引起高度重视, 清晰地“过滤”出那些可能影响美国进程的“里程碑式”文件, 为我国的产业发展提供镜鉴。

关键词：USPTO战略,搜索引擎,众包项目,互联网转型

注释

1USA will put Data.gov into a data and API catalog that in real time pulls directly from agency websites.Agencies will mobilize two of their priority customer-facing services, moving us closer to serv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nytime, anywhere, on the device of their choice.We will do all of this while rework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own use of mobile–saving taxpayer dollars and providing better service by bringing consistency to the way we buy and build for an increasingly mobile workforce.From thomas libaray.

美国军事转型战略 篇2

深刻学习“深化战略转型，以利润为中心，全面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讲话，觉得公司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在董事长正确的战略布局和思想下，还有各个部门领导负责人和下属的同事们同力合作，严格贯彻落实公司在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使我们成为一个整体骨肉相连，把我们的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强大的爆发力。战胜一切困难，从“0”到“1”，从弱到强，从薄弱到优势，从籍籍无名到成为该行业的领跑者，靠的是领导正确的战略方针，在领导的指挥和带领不怕困难、不辞辛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员工一起努力工作克服难关为客户提优质的服务，能在这样的公司工作我感到关荣。

当今社会不管大道百亿的大公司，还是小到百万的小公司，还是街边的煎饼摊。如何取得高效的效益和丰厚的利润，最终归根结底都是就俩个字“服务”，也可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吸引客户投资签约、消费者消费的秘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如何做好服务，缔造专业一流的服务是我们在今后工作的核心点，成为业界一流的服务团队。是保障客户利益不受丝毫损失的坚固后盾。时刻以客户为第一位提供最优质的技术服务，让客户对公司信赖，对我们的业务信任放心。将会有更多的客户与我们公司合作，更多的客户入驻我们公司，使用我们公司的机柜和租赁带宽进行业务往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

山西转型发展战略与劳动就业转型 篇3

关键词：转型发展,就业问题,科学发展观

转型发展指经济或社会在从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时期，是实质性改变和全新制度安排的引入，是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转型发展的历史。笔者分析山西资源型地区从传统产业向现代经济模式的转变，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

一、转型发展是山西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山西省现状分析，转型发展是必由之路。近年来，山西省把转型发展作为经济工作主线，取得一定成效，经济总量迅速提升。但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更为严峻的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环境空前变化，山西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问题随之更为突出。其主要表现是“四个过大”，即三次产业中二产比重过大;其中支柱产业中煤、焦、冶、电比重过大;传统产业中粗放型工艺的比重过大;经济运行中资源能源消耗过大。截至2008年，煤、焦、冶和电合计占到全省工业增加值的86.7%，占全省GDP的51.4%;三产比重为7.2%∶59.2%∶33.6%，二产比重过大，三产占全省GDP的比重比全国水平低5.9个百分点。山西旧有的大规模、群体性和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在发展方式上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质量、低效率的粗放增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够快，规模不够大，多元、新型和稳固的现代产业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山西省只有实施转型发展，才能改变旧经济体系，破除新形势下的发展瓶颈。

从山西省面临的挑战看，转型发展是必由之路。2008年9月份以来，山西省经济运行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冲击，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为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源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问题。正是由于山西省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下游产业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力、自主性和后劲不强，抵御市场风险的回旋余地较小。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保增长是首要任务。保增长要靠增加投资，要靠扩大内需，更要靠产业转型。只有在转型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才能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才能确保经济增长有质量、有效益和可持续。

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看，转型发展是必由之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推进转型发展，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资源整合、提升产业集中度和产业水平，实现快速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在发展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还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对山西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资源性大省来说，推进转型发展，就要着眼于山西长远的发展，立足于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变被动适应为主的保护为主动保护，以较小的环境投入和成本换取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永续发展。

二、鲁尔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分析，转型发展是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德国鲁尔地区为例，该地区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煤炭和钢铁基地。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遭遇了“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以煤钢为主导的重型工业逐步衰落，失业率大幅攀升。面对危机，德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政府主导产业转型发展。一方面，不断缩小煤矿开采的规模和减少钢产量，煤矿基地由1957年的140个减少到2002年的7个，炼钢炉由1955年的81座减少到2000年的7座;另一方面，鲁尔区大力拓展产业空间，增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弹性，在原来开采煤炭和炼钢的地方，相继建立化学、汽车、机械制造、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环保等新的大型工业企业，并发展零售业、旅游、法律咨询和广告业等各种新兴产业。经过四十多年的转型发展，鲁尔工业区已经成为综合新经济区，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多种行业协调发展。

其次，鲁尔区利用高新技术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科研中心和生产中心紧密结合，是鲁尔区经济结构成功转型的重要支撑。鲁尔区许多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科研机构，并根据企业特点和国际国内市场行情制定自己的科研计划。此外，鲁尔区在德国建立起了最早重视技术转化的体系，所有大学和研究所都有“技术转化中心”，以帮助企业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加快科研成果的应用，并建立“鲁尔区风险资本基金会”和新技术服务公司，为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和咨询。同时，德国政府为转型发展促进就业提供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政府制定多种有关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灵活政策，加大对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扶持力度，有效地促进了转型的顺利实现。如德国政府建立了拥有5亿马克资金的鲁尔地产基金，用来进行结构调整，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鲁尔区高度重视吸纳劳动力强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经营方式灵活，易于采用新技术，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从而成为转型发展中政府扶持的重要对象。鲁尔区在科研向生产力转换的过程中，建立科学技术革新的信息中心，优先向中小企业转让技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招商引资是实现转型发展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德国联邦政府等各级机构通过地价优惠等政策鼓励新兴工业迁入鲁尔区。仅1958年-1973年，鲁尔区新建和迁入企业达459个，极大地促进了鲁尔区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

三、山西省转型发展给就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国内外资源性地区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看，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全面转轨过程，对劳动就业会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看，山西转型发展给就业带来新的机遇，提供新的就业渠道。首先，各级政府对就业工作更加重视。转型发展是要实现科学发展，政府就要统筹规划、全面协调，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新型的就业机制和相应的保障制度，从根本上促进全方位扩大就业目标的实现。其次，传统产业的产业链在转型中延伸，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山西省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产业结构的转型，通过技术进步创新改革传统优势产业，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朝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它不仅使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获得更大发展,而且加快了产业链的延伸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吸收劳动力，以促进劳动力的大规模就业。第三，替代产业在转型中成长，重构经济增量中的就业空间。随着新行业的出现和发展，劳动量必然会增加。因此，积极利用技术进步促使新产业的产生，可以扩展就业渠道。

但是从短期发展分析，山西转型发展给就业带来严峻的挑战。首先，经济转型发展导致短期就业缩减，这是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成本。一方面，转型发展中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会改变就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还约束了就业容量的扩张。随着山西省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企业用较少劳动力来推动更多生产资料，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新技术逐步减少对基层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下降，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山西省劳动力资源整体素质低造成就业困难。随着山西省转型发展步伐的加快，知识和技术含量高的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近年来山西省教育发展成效巨大，但劳动者整体素质依然偏低，成为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了就业的难度。山西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在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但是山西省农村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本省各级城市，加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使就业压力空前严重。第三，传统的就业观念影响就业的实现。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长期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形成高依赖性、低风险性、弱竞争性的超稳定的就业观念。这种就业观念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力，并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拥挤，就业难度加大。

总之，山西经济传统发展模式日益不适应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要求。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压力下，山西省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深度调整期。转型发展既给当前解决就业问题带来许多现实困难，也是面向长远的重大机遇。有鉴于此，认真分析转型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十分必要。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解决山西省就业问题

随着山西省实行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山西省就业工作将面临新的形势，要抓住这次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务实的精神抓好就业工作，始终把解决就业问题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首先，积极发展接续替代产业，扩大经济增量中的就业空间。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增长是劳动就业的原动力。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旺盛，失业率就会相应降低,这是促进就业稳步发展的有效保证，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要以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为方向，做“精”资源产业，加快煤炭加工转化进程、延伸煤炭产业链，由过去只生产初级煤炭产品到提供多种优质能源和化工原料。要在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替代产业，加速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壮大园区经济，实行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以就业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二是发展知识密集和劳动密集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三是围绕构建和谐社区和加强城市管理的要求，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重点开发便民服务、公共服务、公共事务协管等社区就业岗位，广辟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

其次，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健全完善就业机制。就业问题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山西省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既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帮助。从政府角度讲，在千方百计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新的就业机制，为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和就业压力的全面缓解提供政策和制度环境。一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失业保险制度，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二是要进一步规范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真正形成“单位自主用人、个人竞争就业、市场基础配置、政府引导促进”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三是建立一支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就业服务队伍，从而形成功能齐全、方式灵活、流程规范、运作高效的就业服务体系，切实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鼓励和发展非正规就业，缓解就业压力。非正规就业的目的是创造机会和提供收入，主要由从事生产和劳务的单位构成，包括部分小时工、租赁工、契约工、外包工、自我雇佣工、按时计酬的零工等。非正规就业进入成本低、市场程度化高、就业形式灵活，比较适合处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省份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应以市场为指导，将非正规就业视作有效吸纳劳动力的渠道，为非正规就业创造市场环境。政府要从制度上为非正规就业人员解除后顾之忧，保证他们享受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政府要鼓励下岗职工和新生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

最后，积极创建教育科研生产新模式，促进就业人口素质提高。从全球范围看，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就业创造与就业摧毁并存的过程。被摧毁的是低技能的就业岗位，而被创造出来的是高技能的就业岗位。山西省现有劳动力素质整体较低，难以适应转型后企业技术升级和新兴产业及替代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为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一要在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加速发展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完善高等本科和专科教育，提高未来时期新生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者教育培训体系。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建立多领域、多专业、多层次、多方式的培训体系，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三是推动企业成为学习型组织，培养和壮大具备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学习潜力的工人队伍。

就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事关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在今后五年时间内，山西省转型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就业问题的解决将更加紧迫。全省必须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构建和谐山西的政治高度出发，把积极扩大就业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正确处理转型发展与增加就业的关系，推行切实可行的全省就业发展中长期战略。

参考文献

[1].郭金龙.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比较.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2].黄余安.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景维民,孙景宇.转型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4].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5].潘光军.中国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6].张抗私.就业问题:理论与实际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柳工三大战略 六大转型 篇4

柳工将实施三大战略六大转型

为实现发展方式更优，柳工实施三大战略：强化装备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巩固和提升工程机械的全球竞争力，加速发展建筑机械和压缩机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的关键零部件市场开拓；以中国消费和全球消费为核心，探索消费服务产业；构建链接装备制造业和消费服务产业的金融纽带。

与此同时，柳工将实施六大战略转型：一是向全面国际化转型，将在中国区直面国际化竞争，全产品线定位于国际中高端，标杆是国际企业；二是由量到质增长模式的转型，重点关注品质和效益的增长；三是核心零部件和供应链优化转型，将进一步打造核心零部件能力，提高产品差异化竞争能力和市场化；四是资源和能力获取转型，树立全球经营意识和思维能力；五是企业管控模式转型，打造高效协同的集团化管控模式；六是产品大型高端化转型，着重发展中大型产品，并使产品高端化。

惠普转型战略摇摆有理 篇5

在推翻了剥离PC业务的决策后,近期,惠普新任CEO惠特曼又否决了卸任CEO李艾科的另一项转型措施——彻底放弃webOS。有媒体甚至表示“惟一能给李艾科留点面子的是并购Autonomy总算得到了批准”。

表面看来,惠普对于个人系统集团(PSG)去留的犹豫和反复反映了其现阶段战略仍未明晰,但是,笔者却以为,相较于李艾科壮士断腕般的孤注一掷,惠特曼的新政则显得更加稳健,只有先较好地平衡了董事会利益以及现阶段发展目标,惠普才能持续而稳步地实现向企业级市场转型的中长期目标。

在开源webOS、收购Autonomy以及保留PC业务三项决策中,PC业务对于惠普的短期业绩影响较大,惠普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PC业务收入约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对此,笔者认为惠特曼已经分析清楚了保留PC业务的利与弊。弊端方面,由于PC行业已被视为夕阳产业,虽然目前存量市场利润仍存,但随着PAD未来在娱乐、音视频等领域对其的逐步替代,PC未来增长空间较为有限,那么如果在现阶段不及时出售,其或将彻底丧失出售的可能。

但相比弊端,保留PC业务的益处更多。首先,作为三分之一强的“现金牛”,PC业务将在惠普向软件和服务进行转型的关键时期持续提供充足的现金与转型准备时间,毕竟不论收购、聘任还是整合都需要资金与时间。事实上,虽然PC产业的黄金期已过,但不可否认,近几年内PAD等智能终端尚不会完全取代PC,目前PC与PAD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PAD强调便携与易操作,而PC更加偏向商务与专业。其次,保留PC业务也有利于惠普品牌的维护。虽然企业级市场是方向,但目前谈及惠普,多数人的第一印象还是PC机,倘若草率卖掉PC业务,惠普不但将损失大笔收入,更对其品牌形象与影响力较为不利。再次,考虑到移动互联网的未来趋势,对于webOS等智能终端相关产品,“死马当做活马医”总比完全放弃要好,毕竟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惠普努力布局智能终端时,PC将有助于个人用户不至于完全遗忘惠普。

转型的关键是战略 篇6

相对于大型银行, 中小银行转型既有弱势也有优势, 弱势就是转型的方向、把控能力可能不足。优势则是比较扁平化, 决策链比较短, 机制比较灵活, 因此我认为, 中小银行成功转型的关键点, 第一, 根据自身实际扬长避短, 形成和大银行错位发展, 改变原来从小而全要转变为所谓的专特精, 核心是通过管理的转型, 从粗放型逐渐转变为精细化。通过经营的转型, 从同质化寻求相对的专业化, 最终来实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 特别是对投行, 资金交易、财富管理、资产托管业务, 这些业务实际上对资本的约束比较小, 对物理渠道的依赖度也比较小, 中小银行更加容易实现这个差异化的发展, 所谓实现弯道的超车。第二, 中小银行如果不进行顶层设计, 不通过战略推进小修小补, 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转型问题。最后, 我觉得转型的关键还是战略。中小银行总体上说船小好掉头, 转型的难度和复杂度可能比大银行要小一些。但是中小银行由于受到生存的压力, 受到短期利益的诱惑比较大, 容易偏离方向。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培育涉及方方面面,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关键是要始终坚守目标, 一步一步将战略落到实处。转型要加强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互动和协同。同时还需要加强同业合作, 在同质化竞争的时代, 所有银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竞争对手, 转型以后的中小银行更专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在更多领域和我们的同业有广泛的合作, 银行间、同业间合作的深度会越来越普遍。

吉利:自主品牌战略转型 篇7

2010年12月20日晚, 吉利战略转型研讨会在广州长隆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小虞, 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原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 河北省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关云山,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赵平,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资深评论员刘戈, IBM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总监白艳以及来自全国80多家媒体的嘉宾, 就吉利战略转型的话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吉利公关总监杨学良首先介绍了吉利战略转型的基本经验和情况, 吉利副总裁刘金良、副总裁魏梅分别介绍战略转型在营销方面的成果、人力资源领域在转型期间所做的一些创新和取得的成就。随后, 冯并、赵平、刘戈、关云山、白艳等嘉宾分别就吉利的发展转型是民营经济的样本、如何塑造成功的中国品牌、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选择性和必要性、企业文化与企业品牌、人才战略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作了演讲。

从2007年转型始, 吉利已经走过了3年。工信部部长苗圩针对吉利战略转型曾指出:在国家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汽车工业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汽车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尤其是自主品牌的凸现, 丰富了我国汽车工业的结构, 推动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吉利汽车就是其中非常出色的代表。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韩镭在研讨会上指出:“吉利战略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成果, 对其它自主品牌企业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启示和借鉴, 吉利通过战略转型已使企业的品牌结构、产品结构、营销理念和企业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使之走上了一条健康、良性、快速、具有竞争力的道路。”张小虞在总结发言中指出, 以吉利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的企业, 正在推行由大变强的战略转型, 谁能转过来, 谁就能发展。

精辟观点

吉利倡导问题文化, 发现问题是好事, 解决问题是大事, 回避问题是蠢事, 没有问题是坏事。

——李书福

2007年前, 我们的使命是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 战略转型后, 提出要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这需要整个企业运营系统的支撑和配合。

——杨学良

吉利在服务方面也进行了服务转型, 从以前吉利汽车被动保障服务转变为现在主动关爱服务, 从服务保品牌到现在服务创品牌, 吉利汽车有了自己的服务品牌。

——刘金良

我们的理念是, 没有不好用的人, 只有用不好的人。我们创造阳光平台, 在选—育—用—留—退—备六个环节中, 每个环节都有机制保障。我们的口号是, 快乐人生, 吉利相伴。

——魏梅

有些东西消费者需要, 但是不等于有未来。吉利转型是富有生命力的, 概念主题抓的很清楚。节能、环保、绿色是未来企业发展的一个总体方向。

——冯并

真正要塑造成功的中国品牌有三点:第一要知己之现状, 第二要知己之目标, 第三要知己之路径。

——赵平

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如果这个槛过去了, 日本和韩国就是我们的未来, 如果过不去,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就是我们的未来。

——刘戈

砸掉过去的生产线, 过去的模型。吉利转型背后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 文学要探究这种精神的魅力。

——关云山

这种转型是从价格和营销为主, 转为质量和品牌为主。从战略布局上走出浙江, 走到全国, 走到全球。

美国军事转型战略 篇8

关键词：战略转型,企业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波特五力模型

企业战略转型是指企业长期经营方向、运营模式及其相应的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整体性转变,是企业由传统运营模式转变为符合未来发展要求的管理模式,重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进入21世纪,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形势下,各国企业战略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展开。对跨国大型企业而言,战略转型的成功与失败意味着企业的存续与破产。本文特以“富士”与“柯达”公司为例,从企业生命周期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剖析企业转型关键因素,以资借鉴。

一、“富士”与“柯达”转型发展简史

1.富士施乐股份有限公司(Fuji Xerox Co.,Ltd.,以下简称“富士”)是全球最大数字与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商。目前其复印机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富士经历了创建、联合、成功转型三个阶段。(1)创建发展期。富士前身为富士胶片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富士胶片”),创建于1934年,以大日本塑料的“胶卷试验所”为成立基础。此初始阶段延续近30年,主要注重日本国内影像基础技术研发及市场开拓,树立富士品牌。(2)海外联合期。1962年,富士胶片与英国的兰克施乐公司合资建立富士。此中期阶段延续近40年,其间富士积极向海外发展,构筑了强大的全球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其业务范围拓展至影像事业(传统和数码两大产品群)、信息事业及文件处理产品及服务等,成绩卓越。(3)全面转型期。21世纪初至今,富士开展全面战略转型,执行“绿富士”计划,即一方面将传统胶片业务压缩至收入1%,同时全力巩固深化优势领域,将核心技术作为企业跨界的助力,整合成立“富士胶片先进研究所”,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含化妆品)的开发便是上述创新平台的产物。目前,富士为全球500强企业之一。

2.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 Company,以下简称“柯达”)是一家大型跨国摄影器材公司,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影像产品及相关服务的生产和供应商。其发展、鼎盛及衰败亦可分为三个阶段,或称为三次战略转型:(1)始创发展期。1880年,柯达由发明家乔治·伊士曼始创,在随后约20年时间里,柯达实现第一阶段成功战略转型,即果断抛弃玻璃干板转向胶片技术,从一个小型干版胶片研发公司,转型步入影像产品全新领域,引领该行业革命性变化,其战略转型速度与空前市场回报有力佐证其正确选择。(2)鼎盛垄断期。时至1930年,柯达已占世界摄影器材市场75%的份额。在随后60余年中,柯达实现第二次成功战略转型,从一个本地化优质感光器材公司发展为覆盖全球的跨国摄影器材公司,其经营战略、研发模式及其资源配置方式已发生了相应转变,垄断世界感光行业市场。(3)盲目衰落期。2003年9月26日,柯达宣布实施另一项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放弃传统的胶卷业务,重心向新兴的数字产品转移。短短9年后,2012年1月19日,柯达公司在纽约依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提出破产保护申请。这意味着柯达第三次战略转型失败,即从影像领域的最大生产供应商,衰落为遭受市场冷遇而售卖百年专利救局的艰难存续者。

二、企业生命周期:富士清醒常绿VS.柯达盲目衰落

生命周期理论以企业成长和发展为基点展开,指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具有不同特点的若干发展阶段,而企业自身需在各方面实施不断变革与之适应。此理论较为务实有用,可指导管理者清醒认识企业的发展阶段,准确把握转变战略的时机与空间。伊查克·爱迪思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学家之一。他在《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把企业成长过程分为婴儿期、青春期、盛年期、贵族期,以及死亡期等十个阶段,更具意味的是,他利用管理学深入阐释了企业成长与衰落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企业成长与衰落的每个阶段都可通过灵活性和可控性两个指标来体现:当企业初建或年轻时,充满灵活性,做出变革相对容易,但可控性较差,行为难以预测;而当企业进入老化期,企业对行为的控制力较强,但缺乏灵活性,直到最终走向死亡。按照上述管理学理论分析富士与柯达的内部因素,发现两家企业有惊人的相似及相异点。

1.富士清醒常绿。富士管理者保持清醒,明确企业生命周期节点与状态,在其三个发展期皆有体现。创建阶段积累发展,清晰明了当时影像领域的顶尖公司为柯达;继而联合兰克施乐公司,战略经营转向信息事业及文件处理,同时影像事业并未停滞,依然向纵深发展;第三步全面战略转型则为企业长青之必然,一方面依托优势技术继续引领影像事业,另一方面注重科研创新,成功跨界经营。由此分析,富士一直保持既灵活又可控状态,具备年轻和成熟的双向优势,长期处于“盛年”期常绿状态。而理论中的盛年期,既为稳定荣耀时段,也为企业管理弊端弱点频现时刻。但富士始终保持冷静的成长期待,积极应对新市场、新技术及新布局,在盛年期中开创新的成长期,实现持续发展。

2.柯达盲目衰落。柯达发展历程与富士极为相似。同为优质企业,积累创新逐步确立全球影像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自身综合实力日趋成熟,其鼎盛期的深度及广度甚而大大超过富士,雄踞全球霸主地位。然而柯达百年发展历程与生命周期惊人吻合,当其进入蓬勃的盛年期和自傲的贵族期时,如影相随的便是内部大量潜伏的消极因素,使之路径发生逆转快速衰落。柯达高层为其卓越发展创新史表现出极度盲目自信,认为“胶片之王”地位不可撼动。正是如此,柯达失去了往日的创新精神与清醒头脑,对数码技术日益显现的潜在竞争力失去应有的敏感性。时隔十年发现战略决策失误,而此时已积重难返,衰落已成必然。

三、行业生命周期:富士顺势转型VS.柯达逆势停滞

行业的生命周期指行业从出现到完全退出社会经济活动所经历的时间。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企业管理另一经典模型,其中提出了某项产品或产业的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它指导产业实践者把握产业的发展路径、设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按照上述理论分析富士与柯达的外部因素,发现任何产业发展也会依循一个周期轨迹,经历转型及再生的过程。这两个公司作为行业领军者,在如何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能力方面出现较大差异,唯有顺势转型者方可持续发展。

1. 富士顺势转型。

富士管理层不仅领会了行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精髓,还掌握了波特五力模型理论要点,以设定自身的战略定位和竞争策略。富士充分意识到战略转型是个动态过程,通过不断修正企业既有的战略定位,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转型。富士敏感察觉到影像产业发展的替代产品、服务或模式,即从战略高度给予数码技术这个“替代者”以应有的定位。而上述“替代者”的发展不仅对传统技术带来全面变革,并将导致消费者消费行为、企业商业模式的彻底变化。富士一方面在传统影像领域,已果断迅速实现数码技术的转型;另一方面成功转型为横跨影像、医疗系统、生命科学系统、高性能材料、光学元器件、印刷系统、记录媒体、办公室和工业产品制造等领域的高科技品牌,甚至创新性地开发了护肤品。顺势转型成就富士。

2. 柯达逆势停滞。

按照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柯达发展路径貌似按规而行,即在传统影像技术发展相对巅峰的时期,柯达意识到新的数字技术对于影像产业所带来的影响,并抢先于竞争对手,对数码技术实施了战略性的创新研究。美国《大众科学》在2012年评选了最近25年来的最优创新技术和产品,柯达数码相机系统位列其中。可现实状况却大相径庭。为何柯达最早预见并研发新技术,却坚持传统路线而停滞于创新呢?原因在于,柯达违背了上述产业生命周期的基础规律,过分相信自身对于产业的把控能力,认为可以通过掌握了核心的数码技术,从战略上和技术上遏制新的数码技术发展,以此延续原有产业的生命周期过程,永远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但事实表明,以数码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于消费领域和产业模式的影响速度是颠覆性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对欧美电子产业构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一时间电子产品成为年轻人时尚生活的象征。进入21世纪,整个传统影像技术和产业加速衰落,柯达依旧反应停滞迟缓,逆产业和历史而动,最终注定了今天的失败。

四、企业转型关键因素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余年,已发生数不清的企业转型案例。富士和柯达转型成败,给我国产业界和管理界带来启示。通过上述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分析,企业战略转型需考虑的关键因素如下:

1.对内部因素而言,企业应遵循生命周期发展轨迹,以清醒的头脑保持企业稳定持续发展。在进入盛年期时,不断在企业内部分化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生命曲线,以实现企业整体上的持续经营。

2.对外部因素而言,企业应深刻理解产业发展周期,充分结合产业特性、消费者行为习惯等多重因素,在整体上把握了“顺势转型”的战略机会。

3.运用波特五力模型理论,将战略转型视为动态过程,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不断修正企业既有的战略定位,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转型。

4.保持对新技术、新模式足够的敏感性,高度重视对影响产业发展的替代产品、服务或模式,及时决策、系统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晓慧.柯达转型的反思[J].新财经,2010,(12).

[2]柯达破产:自满的代价,警惕产业生命周期[EB/OL].21世纪网,2013,(3).

[3]富士胶片成功转型的秘诀[EB/OL].牛津管理评论,2011,(7).

德国能源转型战略及启示 篇9

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敲响了化石能源的警钟,德国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德国开始考虑能源安全问题,当时把发展核电作为能源转型的重点。到1990年,德国核电装机容量2100万千瓦,占国内总装机容量的23.6%。1986年切诺贝尔核电站事故暴露出核能利用的高风险性,核电站运营安全以及核废料处理问题引起了德国人对核电的担忧。20世纪90年代,德国把能源转型的目标锁定在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上,但仍未放弃核电作为过渡能源的选择。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使德国政府进一步坚定了弃核的决心,提出在2022年彻底放弃核能,加速进入可再生能源时代。

德国人选择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转型的核心目标,在于他们对可再生能源两大特性的深刻认识。第一,可再生能源的首要性,即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认识可再生能源的价值。德国的最高法律———《基本法》第2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和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第20a条规定“出于对后代的责任,国家在宪法秩序的范围内,通过立法并依法由行政和司法机构对自然生活环境和动物予以保护”,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按照上述精神,对生命和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的环境污染应该得到严格控制和治理。据此,德国人在可再生能源首要性方面达成两点共识:一是把发展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作为保护环境、实现基本人权的重要保障,从社会和政治责任的高度认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二是把现在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作为保障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都能获得环境友好、廉价充足能源供应的前提条件,从当代人的历史责任出发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1]。第二,可再生能源的优先性,即全面考虑各种能源的成本,可再生能源比传统能源具有突出的优势,应该优先发展。由于可再生能源是免费的,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都可以获得,并且取之不尽、无污染。而传统化石能源除高昂的勘探、开采和运输费用外,还具有对健康、环境和气候损害这些外部成本。德国正是摒弃了孤立的经济成本比较,进行综合的社会成本衡量,从而充分认识到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并从法律上保障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市场上享有优先权。

二、德国能源转型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2010年9月28日,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发布了“能源方案”的长期战略,提出了德国到2050年以发展可再生能源为核心,以提高能效、降低能耗为支撑的未来能源战略,具体目标如表1。2012年德国最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EEG-2012)进一步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提出在2020年、2030年、2040年、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电力供应中的份额分别要达到35%、50%、65%和80%。表明德国已经确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能源转型战略。

资源来源:德国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BMU):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n Figur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2013:9

实际上,德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采取措施,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至今德国已经形成一整套以《可再生能源法》为核心的完整的战略措施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明确的上网电价给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提供稳定预期和激励。

1991年,德国颁布实施《电力输送法》,逐步开始建立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的固定电价制度。2000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和随后在2004年、2009能和2012年进行的三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上网电价制度。德国的上网电价制度规定有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强制入网,电网运营商有义务保证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完全接入电网;二是优先购买,电网运营商有义务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商的全部电量;三是保护性上网电价,电网企业有义务根据《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价格和期限向可再生能源发电商支付固定电价,并由全体电力用户分担对可再生能源电价的补贴费用。德国的上网电价根据不同情况形成了复杂的结构,根据可再生能源技术类型、电厂的预期成本制定,保障大部分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有效运行。比如,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21.11~28.74欧分,海上风电为每千瓦时3.5~19欧分。德国上网电价制度有一个较长的期限,一般为20年。为激励技术进步并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尽快投产,在电价支持期限内,上网电价按照一定的比例逐渐递减。比如水电的递减率为1%,地热能为5%(从2018年开始),海上风电为7%(从2018年开始),陆上风电为1.5%[2]。对于已经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不再给予价格优惠和支持。

2.灵活的电力交易市场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提供广阔市场空间。

在1998年《能源经济法》基础上,德国建立了开放、竞争性的电力市场。其要点有:(1)打破地域供电界限,允许任何符合条件并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经营许可的公司经营供电业务;(2) 对所有的用户开放能源市场,即所有用户都可以自由选择供电商;(3)电力公司必须将发电、电力传输和配电业务分开,而电力传输在经营管理上也必须与公司的其他业务分离开来。在竞争性的电力市场中,可再生能源电力作为绿色产品被推向市场,得到用户的认可。仅在2002年德国就有135个市场开发商向用户提供了绿色电力产品,吸引了32.5万用户参加。目前德国900家城市电力公司中有95家提供了一种或多种绿色电力产品。新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EEG-2012)规定,自2012年起可再生能源设备运营商除可选择固定上网电价外,也可选择直接参与电力交易。虽然直接参与电力交易的运营商不再获得固定上网电价,但是仍然能得到除交易收益以外的市场补贴。此外,中欧区域电力市场也为可再生能源跨境交易提供了机会,更有利于通过灵活的价格信号平抑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波动性。

3.电力、建筑和交通领域推广可再生能源,加速能源转型步伐。

从2000年开始,德国把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扩展到建筑和交通部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以长期低息贷款支持现有建筑物开展碳减排项目(1996—2004年),以长期优惠贷款开展住所现代化项目(2003—2004年),以长期低息贷款面向新建筑物开展生态建筑物项目(2005年初开始)。由环境部、行业协会和部分企业共同提供资金,能源署发起“促进太阳能供暖”行动(由2002年开始)。2009年“市场加速计划”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在新建建筑的供热制冷系统中所占的最低比重,并为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提供投资补贴和软贷款。为实现交通领域的能源转型,德国政府把重点放在道路交通方面,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天然气汽车。德国政府在2009年8月发布的《国家电动交通工具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推出至少100万辆、2030年至少500万辆电动汽车[3]。同时,为提高现有汽柴油中混入生物燃油的比例,德国政府将要求汽车和燃料制造企业在技术上予以支持。德国政府也通过调整费税制度加速减少化石燃料在道路、航空和铁路运输上的使用,并为个人出行提供更多更环保的交通运输方式。

三、德国能源转型的成效及面临的难题

德国能源转型起步较早,措施得力,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近20年来,德国可再生能源获得了飞速发展。

首先,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最终能源消费比重明显提高,由1990年的1.3% 、1.9% 分别提高 到2012年的11.5% 、12.7%。

其次,可再生能源应用范围得到拓展,除了在电力部门以外,在供热和交通部门得到广泛应用。从1990年到2012年,德国终端能源供应中,可再生能源占发电比重由3.4%提高到23.5%,可再生能源占供热比重由2.1%提高到10.2%,可再生能源占汽车燃料比重由0提高到为5.7%。2012年在全部可再生能源应用部门中,发电、供热和交通部门的应用比例分别为44.1%、44.8%和11.1%[4]。

最后,在发电领域,传统的水电保持稳定,风电异军突起,光伏、生物质能发电后来居上,形成了以风电为首,生物质能发电、光伏发电等多种可再生能源齐头并进的局面。

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大国中,德国也占有重要一席。2012年,德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装机容量达7100万千瓦,列中国、美国之后,位居第三。其中,光伏装机列第一,为3240万千瓦;风电装机列第三,为3130万千瓦[5]。

然而,能源转型是一个涉及技术、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系统过程,是持续的结构变迁过程。由于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德国能源转型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难题。首先是转型的成本问题。德国目前是欧盟能源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2012年与2000年相比,居民平均电价(含各种税费) 由每千瓦时13.9欧分上升到每千瓦时25.8欧分,4口之家能源成本占税后收入的比例从5%上升到7%,市场的电力销售价格和上网电价之间的差额由2000年的9亿欧元上升到2011年的130亿欧元[6]。德国能源和环境部长阿尔特迈尔估计,到2030年,德国能源转型的成本将高达1万亿欧元,到2020年,仅用于支持风能和光伏发电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将高达6800亿欧元。此外,电网的大规模改造也将增加成本,在2030年之前估计需要支付最高达425亿欧元的电网改造费用。这些补贴和成本会加重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对德国产品的竞争力将造成一定影响。其次是电网和储能设备的技术问题。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较大比例时,需要大规模的储能设备实现供需平衡,维护电网稳定。德国国内的抽水蓄能电站基本已无更多的开发潜力,使用邻国的抽水蓄能电站不仅会增加成本,也会进一步增大电网的压力。而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以及电动车储能技术都有待取得更大的突破,才能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第三,能源转型涉及到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冲破各种传统能源体系的“惰性”和阻力。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得到社会民主党、绿党以及其他占多数的议会党团的支持,体现了德国社会对可再生能源的认同。但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社会运动过程,随着能源转型的深入,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更加具体、涉及面更广。

四、德国能源转型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经济发展还将面临着能源消耗总量上升的压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一个必然趋势。但现实是,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70%左右的格局长期难以得到改变。“十二五”规划确定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1.4%的约束性指标,并提出2020年达到15%。而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显示,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9.4%,离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需要加快,德国能源转型给我国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要用长远、战略性的眼光选择能源转型方向,设计能源转型的快速通道。德国能源转型战略目标是提供安全、可支付的环保能源,把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转型的核心,同时放弃把核电作为过渡时期能源。这是德国人从社会责任高度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视角认识可再生能源而做出的选择。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能源结构转型面临的困难更大,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应该看到,能源战略的选择将产生长远影响,因此必须对能源转型的方向做出科学理智的抉择。在化石能源方面,要逐步提高天然气的比重,但也要看到我国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十分有限,而非常规天然气如页岩气的开发又面临着技术、成本和对水资源及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等障碍。核电是中国能源结构中不能缺少的角色,但其项目建设周期长达十几年,使用周期长达数十年,锁定效应十分明显。更要注意的是,核电缺乏“错误友好性”,即核电有可能出现的错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不可逆转的后果。相比之下,我国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如太阳能的年可开发量为22亿千瓦,风能年可开发量为10亿千瓦,并且大多已经具备规模化开发的技术水平。因此,在能源转型战略上,中国应该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这对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有重要作用。

调研世界2014年第11期第二,要进一步构建适合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全面支持。德国以《能源经济法》作为能源的基本法,明确将“保障提供最安全的、价格最优惠的和与环境相和谐的能源”作为立法目的,并以《可再生能源法》为核心,在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而我国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还不够,虽然制定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以及《可再生能源法》等10余部配套法规,但是相关法律不够完善。比如,2009年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法》在目标、措施、保障体系、实施等方面还有不少缺陷,对有关各方、尤其是电网企业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中的责任和权益界定不清,影响了其严肃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德国经验还提示我们,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强大的电网和灵活高效电力市场的支持。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将对电网的建设及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推进相关改革,加强和改善电网建设、电网调度,合理分担可再生能源入网造成的额外辅助成本,激励电网企业接纳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同时,要建立竞争性、高效的电力市场,优化电力系统的运行方式,推进跨省跨区联合调峰,充分挖掘消纳潜力。要逐步提高化石能源的资源环境税费,使化石能源价格能够真正反映·64·环境成本,从而为可再生能源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

第三,动员全社会力量,拓展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和应用范围。可再生能源分布广泛、开发利用方式灵活,与传统能源的高度集中、规模化开发方式不同,它是一种适合公众参与、集中与分散发展相结合的能源体系。德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采取集中开发与分布式发展相结合,发电与供热、交通齐头并进的思路,极大加快了可再生能源替代的步伐。而中国由于可再生能源市场开拓存在障碍,导致出现可再生能源“产能过剩”现象,“弃风”和“弃光”时有发生,造成资源浪费。借鉴德国经验,中国需要调整原来重生产轻市场的发展思路,通过对可再生能源用户的直接补贴,着力培育可再生能源的用户,在发电、建筑、交通等领域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同时,调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方式,在“三北”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大力推动其他地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应用,形成因地制宜、集中与分散开发及分布式利用并进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摘要：基于对可再生能源首要性和优先性的充分认识,德国选择了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战略,并提出了积极的能源转型方案。明确的上网电价、灵活的电力市场以及多领域市场开拓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德国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道路上取得明显进展。能源转型也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其中成本、技术及利益调整等难题也困扰着德国。中德两国面临着相似的能源与环境挑战,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对推进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