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TPP战略与中国

美国TPP战略与中国（共4篇）

美国TPP战略与中国 篇1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国于2005年发起;2008年美国加入后主导了TPP谈判进程, TPP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区域协定。TPP现有成员12个, 分别是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越南、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目前, TPP成员国占全球GDP的40%, 世界贸易的50%, 全球海外直接投资的30%;谈判达成后, TPP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对东亚一体化进程和中国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美国TPP战略的动机

了解美国TPP战略的动机, 关系到对TPP性质及发展前景的判断, 更关系到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一) 实现美国出口翻番是目标之一, 但不是主要目标

2008年美国加入TPP之际, 正值次贷危机, 美国出口额大幅下降, 失业率上升。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五年出口翻番”的目标。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国的主要出口市场。2012年,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额为5550亿美元, 为美国国内创造了大约280万个就业机会。虽然美国对亚太地区出口总额呈增长态势, 但所占份额却是下降的。TPP这一新贸易议程, 有助于美国企业获得亚洲市场准入机会, 促进美国产品出口, 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但出口翻番应该不是美国的主要目标, 因为美国的出口翻番战略跨越时间是2009-2014年, 而TPP原计划要到2015年才完成谈判。

(二) 争夺未来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是最主要目标

1. 一国能够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获得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

国际经济规则的确立能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提升各国福利。但在制定过程中, 主导国还可以获得额外收益。20世纪90年代之前, 以GATT/WTO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一直是国际经济规则形成的主要平台。但是多哈回合谈判一直难产, 导致现在的国际经济规则难以适应商品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要求。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的竞争舞台逐渐转向以区域协定为主体的区域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锥共同体、东盟、海合会等后面都有大国的影子。大西洋两岸的一体化实际进程和计划时间高度吻合, 充分说明了美国和德法等国通过区域经济组织对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展开竞争。20世纪80年代以前, 世界还是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但是由于日本在其后没有参与和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强大区域一体化组织, 导致日本在此之后的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弱。另外, 大国间难有区域贸易协定 (美日欧、中日、美国和巴西等) , 也反证了大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动机在于争夺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

2. 美国存在丧失亚太经济规则主导权的风险

第一, 经济实力处于下降期, 市场规模被赶超。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要内容, 能向世界提供多大的出口市场, 是一国获得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当前世界各国生产普遍过剩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历史上英国和美国的主导权更替就是由于美国比英国为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国家通过区域一体化克服了单一国家市场规模较小的局限, 在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上对美国构成了挑战。21世纪以来, 随着美国实力削弱和中国经济崛起, 美国市场大国地位很快会被中国赶超。事实上, 2013年中国进出口额达4.16万亿美元, 在货物贸易方面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第二, 东亚一体化进程未包括美国。目前东亚形成了以东盟为核心、中国为主要推手的10+X合作机制;中日韩三个大国也走上了制度化的区域合作轨道;“东亚共同体”概念提出后成为东亚国家的共识。同时, 东亚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机制稳步发展, 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成立, 亚洲货币合作在扎实推进。上述东亚一体化进程, 美国都被排除在外。美国一贯积极倡导和支持的是APEC, 但是由于成员国间在经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及合作机制缺乏约束力等原因, APEC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的进展有限, 最终形成有约束力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 也非常困难。

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缺少美国的参与, 意味着美国在东亚失去了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一直以来, 阻止亚洲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目标。为了防范另外一个新“欧盟”的出现对自己构成威胁, 深感处于实力下降期的美国急于在亚太地区先制定一个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 力图通过TPP将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纳入到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所以说, 美国TPP战略谋求更多的应该是国际经济新规则的主导权, 试图在美国经济规模被中国赶超之前, 确立好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毕竟, 在核武时代, 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大国竞争日益演化为国际规则主导权的竞争。

二、TPP的特点

其实, TPP呈现的特点也反映了美国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

(一) 从内容看, TPP有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开放性。只要满足TPP的进入门槛, APEC成员和“其他国家”都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二是高质量。除完全削除关税, 实现货物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传统领域外, 还要求具有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环境保护规则、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等。开放性说明了美国并不满足于在几个国家间推行这些经济规则, TPP只是美国通往更大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 的“入口”;“高标准和高质量”则体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已明确表示要用TPP条款作为与其他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 并可能用TPP标准来重新整合已有的FTA。这都充分说明美国拟借TPP重新构建新世纪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进而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转为全球经贸霸权。

(二) 从区域一体化推进方式看, 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有两种推进方式, 即合并和扩张

前者的代表是东亚一体化安排, 通过“10+X”和中日韩自贸区等各种次区域和双边协定, 最后整合成区域协定;后者代表则是TPP, 一开始成员少, 通过设立高标准的进入门槛, 慢慢吸收成员加入。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中美两国采取不同方式的原因。一般而言, 处于实力上升期的国家青睐合并方式。它不会急于在大范围内确立经济规则, 而更希望在将来实力更强时签订大范围的区域贸易协定, 因为将来对于经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更大。处于实力下降期的国家刚好相反, 更偏好扩张方式, 先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高标准的经济规则, 再一个个吸纳新成员。美国搞TPP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加入, 让中国接受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 锁定中国“世界工厂”的低端制造业地位。

三、美国TPP战略对我国的影响

(一) 贸易方面

1. 冲击外贸额。

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 目前我国进出口总额的75%来自亚太地区。TPP达成将对中国形成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 出口和FDI缩减。一直以来, 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量的半壁江山, 对中国外贸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 随着中国人工成本的上升, 很多低端加工业已转移到其他成本相对更低的亚太国家, 如越南、墨西哥等。在我国大部分企业的产业升级尚未完成, 生产技术没有得到根本性提升的背景下, 投资转移对中国外贸造成的冲击将更严重。

2. 冲击现行贸易制度和规则。

TPP是新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标杆, 包括农业和服务业更加开放、环境和劳工标准的强化、国企经营约束的加大等, 体现了深度一体化。这些高标准规则的实施, 将加快我国各领域的开放步伐。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实施的通关便利、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等各种开放政策的实施就是一大体现。

(二) 区域合作战略方面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核心是周边区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TPP的发展将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 尤其在东亚地区FTA的发展进程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 TPP减缓了中国FTA战略布局进度。

中国与现TPP谈判国或已签有协定 (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秘鲁等) , 或正在谈判 (澳大利亚、日本等) 。包括政府和民间的谈判资源转向TPP, 直接影响到目前正在落实或者正在建设中的中国FTA战略布局进度。同时, 由于TPP协定的高标准, 可能会加大FTA谈判国在环境、劳工和知识产权等原来被作为例外暂时搁置方面的要价, 增加中国与这些国家的FTA建设难度。

2. TPP可能会架空中国目前参与的各个东亚一体化制度安排。

目前中国在亚洲参与了多个自由贸易协定, 随着TPP的不断壮大, 这些机制甚至APEC都极可能被代替, 东亚地区将会更加分化。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 美国可以安全因素为诱饵吸引更多的东亚国家加入TPP, 这进一步降低了东亚国家对“10+X”等各种机制的需求, 东亚一体化向心力减弱。目前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日本都已参加TPP谈判, 韩国、菲律宾、老挝和泰国也都已表达了加入TPP的意愿。

一直以来, 东盟通过“10+X”机制主导着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加入TPP, 会分化东盟的凝聚力。过去十年中国所致力推动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可能因此而发生逆转。本来, 中国通过参与一系列合作机制如“10+1”、“10+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和东亚峰会等, 越来越凸显出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美国的TPP战略打乱了中国现有的FTA战略进程和一体化推进方式 (合并方式) , 严重影响中国在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规则中的主导权。

3. 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选择以及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

未来亚太一体化规则的出现将在东亚一体化进程和TPP进程的竞争中产生。一方面, TPP会增强中国领导人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决心, 今后中国与美国在东亚地区争夺盟友和建立贸易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但另一方面, 今后中国区域经济合作重心也可能会从东亚调整至亚太区域。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目前在和美国争夺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的博弈中, 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 中国并不占上风。

四、中国的选择和对策建议

(一) 加入问题

中国是美国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的主要市场, 离开中国, 即使TPP达成, 美国出口额也不会根本性增加, 贸易逆差不会出现明显好转。因此, 美国是欢迎中国加入“高标准、高质量”的TPP的。中国不是TPP成员, 目前也未透露出加入的意愿。中国加入TPP能有效地扩大出口;较早加入也能在新的经济规则制定中获得一定的发言权。但是, 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目前不是加入TPP的最佳时机。

1. TPP没有构成实质威胁。

第一, TPP谈判技术议题和标准过高, 短时间内不会达成。TPP谈判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 但成员间经济差异大, 在农产品 (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之间) 、纺织品 (越南与美国之间) 、知识产权 (智利、秘鲁、越南、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之间) 、政府采购 (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文莱、智利之间) 、劳工和环境条款 (美国与其他国之间) 、国有企业 (国企众多的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和美国之间) 等议题上, 各国分歧严重, 博弈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且, TPP进程受政府主导, 缺乏市场力量的参与, 中短期看前景不明朗。第二, 中国已经与智利、新加坡、新西兰、越南、文莱等TPP谈判国签署了FTA, 部分缓冲了TPP谈判达成时的贸易和投资转移风险。

2. 加入TPP存在现实困难。

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能适应TPP规则。目前TPP谈判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 且各国间的平均关税率已经很低, 对过渡到最终零关税的贸易完全自由化目标有着一定基础。中国不仅在贸易完全自由化上存在压力, 在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国有条款等方面与TPP规则标准的差距更大。同时还面临台湾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否被美国承认、中美两国的政治互信、美国一贯奉行的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以及南海问题等。而且, 申请加入TPP, 需要和现有12个成员国进行双边磋商, 取得同意。按照TPP目前进程, TPP已进行了多轮实质性谈判, 中国几乎不可能在TPP谈判完成之前加入谈判。

3. 如果现在就选择加入, 将使东亚经济合作前功尽弃。

现在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方式竞争中, TPP将会提早胜出,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将丧失未来亚太地区经济规则的主导权。目前中国处于实力上升期, 不是加入TPP的最佳时机, 应在国际影响力大大超过美国时再考虑加入TPP。

(二) 应对策略

1. 区域合作战略方面

第一, 对于东亚和中国比较合意的亚太一体化路径应该是坚持合并方式, 先东亚后亚太, 而非一开始就被动加入TPP;采取分而治之策略, 巩固中国与东盟、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贸合作关系, 获取轮轴国收益。由于美国不会和中国签订FTA (都是大国, 都想谋求经济规则主导权) , 因此与TPP成员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起到的对冲作用有限。今后区域一体化重点是:东亚地区的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合作, 重中之重是推进中日韩合作。具体而言, 加强现有的论坛与磋商机制。积极推动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深化各个领域的实质性功能性合作, 如统合三个不同的“东盟+1”原产地规定, 签订技术标准和检疫合作协议, 海关通关便利协议等。

第二, 深化对东盟主导权的认识。东亚经济合作需要强有力的区域领导者和推动力来打破格局, 协调参与各方利益。虽然仅依靠东盟“小马拉大车”来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显得力不从心, 但是目前东亚的现实情况还不允许中国承担起区域领导权之责, 日本则没有意愿。所以应坚持以“10+X”作为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基础, 维护东盟在该机制中扮演的核心地位, 使其专注于东亚一体化建设, 打消日本和东盟国家的防范心理。长期而言, 中国最有可能承担起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导权。中国能提供区域化市场这一稀缺公共物品, 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 影响和改变它们的决策。

第三, 正视美国因素在东亚地区的长期存在。TPP使得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美国因素进一步强化,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再也绕不开美国。今后要加强中美区域合作的沟通与对话, 增进双方彼此政策的透明度, 寻求共识, 弥合分歧。可以在“10+X”、RCEP等东亚合作机制中吸收美国为观察员国。在东亚一体化后把美国纳入, 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这对东亚和中国而言是最优的路径选择, 在其间充分参与并主导了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2. 国内政策方面

第一, 扩大内需。长期看, 扩大内需是克服TPP负面影响的根本出路。今后要改变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做好加入TPP的各项准备工作, 积极进行改革。太平洋两岸的一体化方式之争尚不知谁能胜出。中国应做两手准备。在TPP压力下, 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与之前的WTO、FTA等自由贸易协定相比, TPP更加强调规则。事实上, 在环境、劳工、国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条款方面, TPP规则与我国调结构、促改革具有一定的同向性。因此, 要深化改革, 打破垄断,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贸易政策和管制措施, 培育现代服务业竞争力, 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健全劳工保护体系, 实行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9) .

[2]刘昌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发展与困境[J].国际贸易, 2011 (1) .

[3]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11 (1) .

[4]沈铭辉.东亚合作中的美国因素——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例[J].太平洋学报, 2010 (6) .

[5]盛斌.美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透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发展[J].南开学报, 2010 (4) .

[6]Peter A.Petri, Michael G.Plummer.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Policy Implications[J].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PB12-16, June 2012.

[7]Shintaro Hamanaka.Institutional Parameters of a Region-Wide Economic Agreement in Asia:Examination of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EAN+FTA Approaches ADB[J].Working Paper No.67 November 2010.

[8]Shiro Armstrong Austral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ABER[J].Working Paper No.71, December 9, 2011.

美国TPP战略与中国 篇2

近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美国铁狮门公司（Tishman Spey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以下简称“铁狮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上海外滩源壹号举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祥明，铁狮门联席执行官徐瑞柏（Rob Speyer）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签约仪式前，双方领导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双方介绍了各自业务情况、近年来取得的成就以及近期发展重点，共同表达了通过长期持久的战略合作，实现合作共赢的信心和决心。双方认识到，此次两家企业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可谓相得益彰，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建筑与铁狮门的合作必将更加紧密和默契，必将促进双方在工程总承包、城市综合体开发及基金募集等方面的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双方的市场竞争力。

铁狮门公司资本市场融资总监陈志超（Wilson Chen）、铁狮门公司资深法务总监辛建红女士、铁狮门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包志远（Ryan Botjer）等出席并见证签约仪式。

公司安全质量环境部、建筑事业部、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领导也出席了签约仪式。

TPP协议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篇3

一、TPP的发展历程与主要谈判议题

(一)TPP的主要发展历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SEP),是一项旨在进一步促进亚太地区经济自由化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在墨西哥举办的APEC领导人峰会上,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就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举行会谈。随后,文莱于2005年4月正式加入到这一谈判中,并初步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这一协议的主要目标是在2006年1月前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90%的关税,并于2015年最终实现所有商品零关税。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其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于2009年11月正式加入TPSEP协议,并在原有协议的基础上,全方位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如金融服务和投资等。自此,TPSEP正式更名为TPP,并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13年7月,日本宣布正式加入TPP谈判,成为继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的第12个成员国。2015年10月5日,这12个国家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并于2016年2月4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正式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如表1所示,这12个TPP成员国之间的差别非常显著。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还是进、出口货物贸易规模都要远超另外11个国家。2015年,美国的GDP总量约是邻国加拿大的11.42倍,墨西哥的15.47倍,人口总量则分别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8.98倍和2.65倍。不仅如此,各成员国在地理位置和经济制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别,既有来自亚洲、大洋洲的国家,也有来自美洲的国家;既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国家。[1]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经与TPP成员国中的六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而TPP协议的签订将会为美国带来更为广泛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二)TPP协议的主要谈判议题

目前国内外研究对于协定章节的分类并无统一分类标准,本文为了理清TPP协议文本的主要脉络,参照东艳[2]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3]的分类方法,将TPP协议的30章内容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传统议题的深化,具体包括货物贸易及相关议题(第2-8章)、投资(第9章)、服务贸易(第10-14章)三大部分;第二类是深度一体化议题(第15、16、18-20章);第三类是横向新议题(第17、21-26章);第四类是其他制度性议题(第1、27-30章)。传统议题和其他制度性议题属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内容。从已经发行的TPP文本中可以看出,TPP协议不仅对传统的议题进行了深化,而且还将一些对经济发展作用重大的议题单独设立了章节,如对纺织服装实施零关税,在电信、金融、电子商务等服务领域实现全面市场准入。除此之外,TPP协议还对深度一体化议题中的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达成了更高层次的一致。横向新议题一直是TPP谈判中的难点,而且这些议题的达成已经突破了一般贸易规则的范畴,开始向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等民族国家的国内法律法规转移。这7个横向新议题集中体现了TPP协定的“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面向21世纪”的特点,但是随着国内规则向区域规则甚至是全球规则的延展,可能会导致部分成员国失去国家经济管理的独立性。

总的来说,TPP协议文本体现了两大基本特点:一是推广美国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理念,TPP文本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以美国版自由贸易协定为模板,在国际层面上延续了美国的法律法规,体现了美国企图通过TPP协议扩大本国贸易规则影响力及“重返亚太”的战略意图;二是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传统的产品生产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而是分布于世界各国(地区)以充分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因此,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保证,同时,随着关税、投资门槛等的降低,全球价值链上的跨境交易成本得以进一步降低。

资料来源:由IMF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而得。注:表中的人口及GDP均为2015年数据;总进出口额指的是货物的总进出口,由于部分国家数据的缺失,表中贸易额采用的是2014年的数据。

二、TPP协议与美国的战略意图

最初并不起眼的TPP协议能够进入美国的视野并不是偶然,而是美国面对蒸蒸日上的亚洲一体化进程做出的策略反应。对于美国来说,加入并主导TPP协议有着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的战略意图。

(一)经济层面:主导亚太

1. 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机会

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国对外贸易的重点区域,自21世纪以来,美国与APEC国家(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约占美国每年进出口总额的60%,与TPP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比重虽有所下降,但是基本每年都保持在40%左右(见图1)。亚太市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地,在全球经济普遍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东亚地区仍然呈现积极的经济活力,因此美国迫切地需要亚太市场来帮助自己走出经济困境。[4]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在波动上升。为了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和减轻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美国迫切希望成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TPP协议还将之前基本没有出现过的中小企业等横向新议题纳入谈判范畴。这些新议题的推广将会为美国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提高美国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强美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注:由于台湾数据的缺失,故APEC国家(地区)中没有包括台湾;此处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指的是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2. 构建国际贸易新规则

虽然有的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认为TPP协议并不能给美国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牢牢掌握21世纪国际贸易新规则的主导权才是其最看中的。[5]美国希望凭借TPP协议将其所标榜的“高标准”推广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并且要求未来所有要参加这一协定的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此项协议。正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柯克所说,TPP条款将成为今后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范本”。[6]如果美国的经贸规则能够顺利推广,那么美国将会牢牢掌握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的主导权。

(二)政治层面:重返亚太

在亚州地区,东盟(ASEAN)是比较成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除此之外,以东盟为轴心,形成了“东盟+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日本”、“东盟+印度”、“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正在谈判的“东盟+中日韩”,即5个“10+1”和1个“10+3”。上述大部分合作机制已经发挥了应有作用,但是由于中日韩三个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0+3”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在由东盟主导的亚洲一体化进程中,美国是被排除在外的。事实上,美国之前一直在强调全球多边贸易主义,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注并不多,直至1989年参加APEC,才开始逐渐重视区域一体化。美国并不希望另一个欧盟的出现,更不希望自己被排除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之外,因此美国选中了当时并不起眼的TPP协议,将其作为介入亚太地区的主要途径。当前,成立亚太自贸区(FTAAP)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以TPP为主的“跨太平洋轨道”;二是以“东盟+3”为主导的“亚洲路径”(见图2)。[7]尽管韩国还没有加入TPP协议,TPP13尚未形成,但是相较于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盟+3”的停滞不前,TPP协议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美国路径”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已初具雏形。至此,美国“重返亚太”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资料来源:Perti(2012)。

三、TPP协议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TPP协议是美国“重返亚太”,避免被排除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之外的战略选择,其试图通过签订高标准的贸易投资协议来增强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同时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从中短期来看,中国加入TPP谈判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面对TPP协议的冲击,中国将不得不面临挑战。

(一)贸易、投资转移效应

从TPP文本中不难发现,大部分TPP成员国的零关税比重将达到80%以上,再加上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原产地规则等条款,这将会对非成员国的出口、投资产生一定的转移效应。一方面,中国对TPP成员国中的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的贸易依存度仍然比较高(见表2),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将会使得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彭支伟和张伯伟利用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的结果表明,在TPP12的前提下,中国的GDP将下降0.14%,福利水平将下降40.58亿美元,进出口将分别下降0.32%和0.53%,进而将导致贸易条件恶化。[8]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与TPP成员国中的5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再加上最终完全落实TPP协议的所有条款尚需时日,贸易和投资的转移效应在短期内可能并不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选择加入TPP协议,再加上中国经济本身对国际贸易和外资的较高依赖性,那么贸易和投资转移的潜在负面影响将难以避免。另一方面,随着TPP投资条款的逐步落实,其成员国境内的投资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却在逐年增加,这无疑会加剧中国境内部分外资的流出,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成本更低的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特别地,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别,国有经济仍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而TPP协议却史无前例地将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作为单独议题纳入谈判范畴。从表面上看,这一条款针对的仅是其成员国的国有企业,但是实际上无论中国加入与否,这一有意或者无意的举动都会对中国国有企业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巨大挑战。

(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产生影响

2002年,在第六次东盟—中国首脑会议上,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成立的第一个自贸区,自正式成立以来,双方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该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在面对TPP协议的“高标准”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对于TPP协议,东盟诸国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化。东盟十国中的四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已经成为TPP成员国(其中文莱和新加坡还属于创始国),其余六国中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由于TPP谈判中的“高标准”而显得摇摆不定,但并不排除未来加入的可能性,剩下的三国则基本属于旁观国。由于现阶段中国加入TPP协议的可能性较低,但是一旦东盟七国都加入TPP协议,将会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一方面,由于东盟中的TPP成员国(包括潜在加入国)都希望可以通过该协议拉近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并借助“100%撤销关税”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同时扩大本国国内市场和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这些东盟国家也想借此减轻对中国的依赖,以巩固自身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同时弱化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9]这样一来,使得原本就比较松散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更加困难重重。

数据来源:根据IMF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计算而得。

(三)丧失下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

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分工模式,但是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却并不完全符合这种新型分工模式的要求。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不断深入调整,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并且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逐步增强。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始不再满足于原有的国际贸易治理结构,希望通过改革旧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以进一步扩大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然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贸易治理结构改革中强调领导权问题,主张建立更加“公平、公正、自由”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而新兴经济体出于自身经济条件,更加强调合作与发展,主张建立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因此,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TPP、TI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等高标准的贸易投资协议,来主导当前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构建,力求维护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TPP协议的签署正是为了引领21世纪贸易投资标准,它不仅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传统议题,也确定了新的横向议题和标准。因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缺席这些协议谈判的同时,也丧失了对下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TPP协议可能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中国一方面不能自怨自艾,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积极应对。具体地,现阶段中国可以从对外和对内两个层面来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对外政策:全面参与双(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

双(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提高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进而增强话语权和主导权。目前,中国已经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议等约束性合作机制(其中包括新西兰、新加坡、秘鲁、智利和澳大利亚5个TPP成员国),还有12个正在谈判或者研究的自贸区项目(见表3)。但是,中国已经签署的或者正在谈判及研究中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项目的合作对象大多是一些经济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或者是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且以周边国家为主,甚至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外交策略的需要。虽然这些自贸区建设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与签约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但是实际的经济效益却仍然十分有限。与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相对比较成熟的自由贸易区相比较,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运用程度偏低,且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这说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相对缓慢,还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必须立足于周边地区,并对原有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体系,维护和发扬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把握:

第一,继续深化与东盟的FTA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裙带相依,有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深厚的合作基础。目前,双方在进出口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深度与广度都在不断加强,但是面对持续低迷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双方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亟待加强。首先,扩展双方的合作领域。除了传统的贸易和投资领域,双方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旅游、环境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其次,提高双方自由贸易协议的运用程度。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各项协议正在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中,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条款,切实提高双方企业和人民的经济利益才是重中之重。最后,优化双方的产业结构。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的产业结构较为相似,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存在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不仅如此,双方在部分产品的出口上还有着非常强的可替代性。因此,为了避免恶性竞争,造成双方利益受损,双方应该将自贸区建设与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资料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第二,加快进行中日韩FTA谈判。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相类似,中日韩自贸区也属于“异质”结构,即由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FTA,因此中日韩三国之间有着非常强的经济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根据中日韩联合研究报告的预测,中日韩自贸区成立之后,将会使中国、日本、韩国的GDP分别提高1.1%~2.9%、0.1%~0.5%和2.5%~3.1%。因此,通过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加强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有助于推动三国的经济增长。不难发现,在亚洲一体化进程当中,东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10+3”、“10+5”还是“RCEP”,都呈现出“小国”主导“大国”的区域合作模式,但是这种合作模式却并不持久。因此,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将不仅有助于促进亚洲一体化进程,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中日韩的“大国”作用,同时还可以提高中日韩在东亚地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第三,重新启动WTO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双(多)边自由贸易区得以蓬勃发展。虽然这类自贸区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利益,但由此产生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也愈发突出,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因此,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多边自由贸易区是符合所有国家共同利益的,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贸易壁垒,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贸易自由化。当前,多哈回合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农产品市场准入和农业国内支持这三个问题上,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早日重启。

(二)国内政策:加快实现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TPP协议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以及内部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一方面,如果越来越多的亚太地区国家加入TPP谈判,那么随之产生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将会使中国蒙受巨大的利益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加入TPP谈判,TPP协议中的高标准将会导致农业、服务业等领域遭受强烈的外部冲击。因此,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国内经济改革,扩大市场开放度,并以积极的姿态去参与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进程。

第一,加快改革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低廉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取得了巨大的开放红利。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国外竞争的加剧,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对外开放,国内改革的步伐则相对较慢,改革带来的红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工作中心都应该放在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上。现阶段,中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新科技革命及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东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努力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以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此外,中国还需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实现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等在内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逐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努力为国内外企业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还需要适时处理好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问题,防止其成为未来中国参与更高层次区域一体化的体制障碍。

第二,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投资、出口与消费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基本上是靠贸易和投资驱动,消费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了减轻TPP协议带来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改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对净出口的高度依赖,中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首先,要深化劳动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贫富差距是导致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中国需要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来促进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即缩小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要推动进出口之间的平衡。长期以来,中国都保持了巨大的对外贸易顺差,因此适量地扩大进口是中国实现贸易均衡、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措施。现阶段,中国可以借助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契机,利用本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突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与此同时,加快引入高端消费品的竞争机制,实现本土、进口高端消费品共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格局。[10]最后,要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扩大内需必须要有新的内容,中国需要重新认识服务业的重要作用,将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的一条重要途径。努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利用其发展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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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TPP战略与中国 篇4

【摘要】进入21世纪后，美国逐渐开始了战略重心的东移，目的主要是为遏制中国崛起后对其霸权的威胁。在南亚，美国不断介入南海问题，使得南海问题的解决愈加困难；在中亚，美国增兵阿富汗，使其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同时不断援助巴基斯坦欲使其支持中国的立场动摇，并对中国西北部安全问题造成严重威胁。中国正面临来自美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压力，这与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相冲突，中国突破美国的“围堵”策略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美国；战略重心；中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01―002-01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没有专注于在东亚地区的统治，只在东亚保留了日本与韩国的势力范围。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9.11事件”打破了美国的霸权梦，致使它开始广泛地关注全世界的威胁力量，开始了“反恐战略”、“人权外交”的种种。美国学界于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并以此作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理论基础。此时，中国作为美国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者，正在高速发展，势力不断壮大。奥巴马上台之后完成从伊拉克的撤军，迅速调整开始“东进”的步伐。 一、美国对中国的U型包围圈从三处进行构建 （一）巩固美日韩同盟，并建立美菲、美澳同盟 在中国的东侧，日本、韩国可以作为强有力的牵制力量。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也在一直增加。中菲关系因“黄岩岛”问题而恶化。之后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问题走到冰点。另外，美国与日韩从来多次在东亚地区举行联合军演，逐渐加强三者之间军事上的默契与配合，并向周围传递它重返亚太的决心。 （二）积极拉拢泰国、越南、缅甸等国，试图确立美国经济在亚太的主导权 美国通过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加大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这也是为了应对中国近年来建立的“上合组织”，“东盟十国组织”等经济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奥巴马都曾高调访问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并给予其一定的经济支援来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 （三）奥巴马增兵阿富汗，表面上是在对抗基地恐怖组织，维护阿富汗的稳定，其实是看中阿富汗的地缘位置 阿富汗联通俄罗斯、中国、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可谓是兵家必争之地。阿富汗与中国通过瓦罕走廊相连，历史上也曾被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觊觎成为进攻中国的跳板。美国控制这一地区，可以有效的制约中国的崛起，此地连接中国内地极为重要的西藏这一敏感地区，一旦**发生将直接导致中国内部的分裂。 二、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对于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将在东北亚太平洋海域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 这一地区在冷战结束以后一直保持较均衡的.状态。近期朝鲜半岛因“天安号”事件、炮轰“延坪岛”以及朝鲜核试验成功等事件后关系恶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很被动。中国近年来开始积极发展海上军事实力，希望打破日韩岛链的包围。美国则要在中国成为海上军事强国之前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如果美日韩继续加强军事压迫，那么中国势必要做出反应从而引起东北亚的军事竞赛。中国如果不做反应那么实现海上军事现代化就会遥遥无期。可以说中国现处于两难的境地。 （二）南海对于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意义非凡 此处不仅蕴藏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同时也是我国海外石油输入的主要运输海域。此地一旦被美国及其同盟国控制后，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将会受到严重阻碍，甚至要面临资源被掠夺的严重后果。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这些国家一般都很惧怕中国的强大，于是积极寻求制约中国的力量。美国的介入不仅打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谋发展的计划，而且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表示了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关注与兴趣，称南海岛屿领土争议事关美国国家利益。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议题却被南海国家忽视、曲解。一方面，中国不能放弃在南海的权益，放弃不仅意味着领土主权的丧失，国际形象的受损；还意味着中国失去了一个巨大的能源宝库，割断了自己的海上生命线。另一方面，中国不能采取强硬措施与南海国家进行对抗，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要靠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保障。如果一味强硬必然会引起南海地区的军备竞赛，这会消耗中国实力，无暇顾及自身的发展而步苏联的后尘，成为东南亚国家的众矢之的。 （三）中巴关系受到挤压，中国“走向”中亚的计划受阻 介于东亚局势难以突破，中国应当把握陆上机遇，实行与中亚国家的强强联合才能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时有反转的余地。美国加重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并倡导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联合，这将对中巴战略合作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巴基斯坦对中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巴基斯坦，中国的货物即可抵达印度洋沿岸各国，铺设经过巴基斯坦的石油管道，中国可以避免绕道马六甲海峡从而减少运输里程。其“走廊”作用对中国参与全球的经济竞争和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巴基斯坦一旦被美国“操纵”，那么中国不仅失去了通往中亚的有效通道，至此中国将被美国完全“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将被大大压缩。 对于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中国不必太惶恐。目前，美国依然要考虑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不可能完全对立起来，更不可能爆发热战。所以中国要沉着应对，建立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积极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