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读后感

《美国与中国》读后感（共8篇）

《美国与中国》读后感 篇1

刘亚洲将军在昆明基地的一次震撼演讲！(信念与道德)刘亚洲将军在昆明基地的一次震撼演讲！(信念与道德)---(刘亚洲原系大陆军队作家，亦系原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其夫人李小琳现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与美国读后感。刘亚洲曾在美国留学数年，加上间断生活，在美国居住接近十年，数年前开始在大陆军队及中共高层领导人中间推销其个人关于国际军事分析观点及中共军队改革方案。据了解，该观点曾得到相当部分文官支持及少部分军队专业人士的支持，其中主要是中下级别军官的支持。目前，刘亚洲将军现任中共空军副政委.)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①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party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police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发生的“9.11”事件了。9.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11“之前去。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9.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party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同志为首的party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government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INCHINA。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①为KB叫好很KB。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视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读后感《中国与美国读后感》。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Mao.ZD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Dengxp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9.11“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government)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government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9.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KB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KB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KB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KB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9.11“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9.11“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空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开短会。我来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比方说我一般下部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三十三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真正的.员“上岛去吃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这种东西的反感、厌恶。”9.11“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搞不好中国就是”9.11“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美国与中国》读后感 篇2

John King Fairbank’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ovides a new visual angle to see some historical events of China through an American’s eyes.The materials in the book are based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an official in the American Embassy during the 1930-40s, and also on some researches he have conducted as a professor in Harvard University after 1946.The book analyzes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especially its political traditions.In part two, the author reviews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ocess, including the western invasion, the rise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book,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review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In this paper, I will mainly focus on the chapter 17, and discuss America’s China policy in Korea and Vietnam wars.

2. America’s China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advocated a policy of the Open Door for trad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kept China in the old order—bo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f the unequal treaty system.However,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traditional China policy went bankrupt.American had formerly defended China’s administrativ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Yet after 1949, America impaired this integrity by steadfast support of Taiwan in a continuing state of civil war.Only one thing remained the same before and after 1949, America was still an uninvited intruder in China.As professor Robert Oxnam says,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had been“grossly asymmetrical”.

America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Chinese Communists’victory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In June 1950,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auspices, America defended South Korea against North Korea’s invasion.However, the war in Korea became a Chinese-American war and ended in a stalemate.Another stalemate happened in Vietnam in 1973.Despite of these, American felt themselves the champions of freedom against tyranny each time.Fairbank is looking for the root causes of the two wars, and raises a question to us:“Was all this fi ght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 c simply a support of freedom against tyranny?”

Historically, the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Vietnam in the 1960s was an incident of gunboat diplomacy, i.e.America wanted to use superior fi repower to shape the domestic policy of an Asian people.Fairbank thinks that the two war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American earlier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especially in China.America’s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had been long on rhetoric and short on political experience.The author thinks that America had an aversion to the domination of East Asia by a hostile power.For centuries, American troops never fought a war in China.Even after World War Two,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intervene with troops in the KMT-CCP civil war.Though America did not go in for power politics before1949, its interests suffered from the outcome of Chinese civil war.

Since 1949, America had to face a strong People’s Republic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where nationalism had achieved maturity.The fi rst reaction of many Americans to the New China was to seize up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s the explanation.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called into question Americans’own view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process.This was a grievous blow to Americans’self-confidence, since one fourth of mankind spurned Christianity but chose Communism.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a majority of mankind was not going American way.Americans felt their basic values directly menaced.

American thought that the new Chinese Communist dictatorship did not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a large enough propor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it maintained itself only by force and manipulation.It was too evil to last, and in any case must be opposed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and duty.This ideological position of the Cold War set America at least to“contain”the expansion of the SinoSoviet allies outside its borders, and that was what America did in the Korea War, in its alliance with Taiwan and also in the Vietnam War.Yet a policy of containment could not be the same in East Asia as in Europe.In East Asia, America promoted industrial recovery in Japan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but the military power had to be supplied more pure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d to be used in actual wars, as in Korea and Vietnam.

3. Conclusion

Fairbank believ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how that“we intervened in Vietnam in the 1960s partly because we had not intervened in China in the late 1940s but had intervened in Korea in1950.”The“loss”of China had been used against the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whereas the Korean War had been accepted as an unavoidable defens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occupied Japan.Ironically,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under Mao Tsetung’s leadership had not proved to be very expansive.It withdrew its forces from Korea, and fought with Indian forces in 1962 only to assert boundary claims, and did not interven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By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airbank raises another question that sets us thinking:Is it this policy of“containment”that had successfully prevented Chinese expansion or is it simply that China had no desire to expand?Historians like Michael Hunt and Alexander Woodside have pointed out the ignorance and ineptitu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is period.Fairbank also expressed his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seek a new understanding both of Chinese realities and of America’s own aggressiveness.”

摘要：《美国与中国》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的代表作之一。这篇论文主要通过分析书中对于朝鲜和越南战争的一些观点, 探讨了美国在冷战前期对华政策中的若干特点及趋势。

关键词：美国,冷战,对华政策

参考文献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2]梅仁毅.美国研究读本[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美国人看美国、中国与世界 篇3

中国拥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很快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只有短短240年的历史，对中国来说，美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建国时正处在中国最后的封建朝代——清朝的中期。但美国却是世界上经济总产值最大、技术最发达的唯一超级大国。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制度虽然不同，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国关系处理得好，可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在世界范围内，不只中美两国，而是世界各国，都应该考虑如何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这对21世纪全世界人民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处理好中美两国关系，我们一定要超越自己的传统观念，提高和加深相互的了解。

一美国人对自己历史的看法

在1776年以前150多年里，北美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打了很多年的独立战争以后，才在1789年建立了美国。正是由于有这种切身的反抗经历，美国人历来同情和支持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国家。中国也有着一百多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所以应该比较容易理解美国人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

实事求是地看美国国内的历史，应该承认，白人曾对印第安人做了很多坏事，杀了不少印第安人。也要承认，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南部的一些地主，将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作为奴隶。但1863年林肯总统解放了南部地主统治下的奴隶。现在美国政府要求对所有住在美国的人都应该给予平等的机会，能够公平竞争。作为一个学者我还应该承认，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理想的平等，种族歧视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追求的理想是通过政府来帮助和支持国内外受压迫的人。

美国人看美国、中国与世界美国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几千年来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住在中国，移民来的人口不多。但在美国，除了几十万印第安人以外，其他人都是从外国来的，主要是从欧洲，也有从非洲、南美、亚洲来的。224年前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人口只有300万，他们是1607年以后从欧洲来到美国的。这些移民的后代，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很快就学到美国的文化，因而，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故乡，对自己出生地的感情并不像中国人那以深，但美国人对美国有很深的爱国主义感情。

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以多人来到美国呢？这些移民中有不少人是想找发财的机会，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挣钱的机会不多；但是在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在欧洲或者其他国家受到宗教或政治的压迫，为了自由和独立而放弃了自己的祖国，避难来到美国的。在美国，他们找到了所要追求的自由，所以追求自由和独立，就成为有史以来美国重要的传统思想。19世纪，美国进行了西部大开发。那时，美国西部的土地很多，人口很少，而且开始时西部也没有政府管理，一切都是依靠个人的努力。那时，东部的人如果感到受压迫，随时可以去西部开垦土地。美国没有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以，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形成了美国很强的个人主义传统。

美国人对外政策的基本看法是这样的：在20世纪，美国打了四次大仗；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朝鲜战争，还有一次是越南战争。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人认识到，世界已经变小了，全世界的情况与美国都有密切关系。美国认为，1931年美国没有及时地反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1939年时美国也没有迅速地反对希特勒，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对美国来说，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是：一个独裁的国家侵略别的国家时，如果不及时反击，其后果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有霸权主义的行为，但美国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我个人认为，美国政府在历史上对南美和北美的作法确实接近于霸权主义，因为在那里，美国的力量很强而其他国家则力量很弱。但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力量强大的国家和地区，如欧洲、日本、中国，将来还会有印度。因此，霸权主义的行为是不能得逞的。另外，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单靠美国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一定要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行。当然我也承认，美国国防部有不少人认为美国有能力也应该成为一个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国家，但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

有些外国人会问为什么有的美国人并不完全了解情况但还要乱说话？原因是，在美国人看来，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只要不宣传“打倒美国政府！”所以，尽管有时一些人并不一定了解社会状况，他们却喜欢表明自己的看法。对此，希望中国人清楚地分析和判断，不要误将美国的支流意见当主流。

目前美国在许多方面仍然领先世界。这使不少美国人越来越骄傲。我认为，用中国人的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们应该批评美国人的自高自大，我会和你们一起去批评那些骄傲的美国人。他们应该懂得：自己的经验在别的国家不一定合适，更不要将自己的思想方法强加于人。其实在美国还是有许多美国人虽然很成功，但却非常谦虚，一直努力工作，我很佩服他们。美国的前途只会因骄傲而落后，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功就一定要谦虚，继续奋斗。

二美国社会内部的六大矛盾

（一）贫富分化和地位高低的矛盾

18世纪美国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由于土地多，人口少，任何人都可以去开垦新的属于自己的土地。所以，当时，除南部的棉花种植地区以外，美国没有地主，只有自由农民。这些农民大多以家庭为主，有自己的土地，享有比较平等的社会权利。

但是，在后来的工业社会里，出现了贫富分化。有的企业家，比如买卖股票的人成了大资本家，非常有钱。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技术的进步，现在美国的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而产出的农产品除了供应美国人自己消费以外，还大量地出口。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已使美国的工业人口占全国职业人口的20%以下。另外从事第三产业的人，他们的工资收入、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一般地说，在美国，黑人的生活水平要比白人低，南美西班牙后裔的生活水平则不如从欧洲来的移民。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些不平等是由市场造成的，而不是政府有意制造的。美国人的理想是应该给所有的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是给所有的人平等的结果。当然，很多美国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认为：政府应该想办法减少这些不平等状况，应该给黑人及其他贫民更多的机会，帮助他们提高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

（二）对政府功能的不同看法

关于社会福利，在美国有人认为，政府功能应越小越好；但也有人认为政府应起更大的作用，负更大的责任，政府应该保护那些贫困、机会少的人。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提出国家应增加国民福利。所以直到现在，美国政府都很重视社会福利。但一些中高收入的有钱人和有地位的人认为，他们的个人所得税很高，高达收入的50%，所以他们不愿意政府福利太多。另外，也有人认为，福利太多不能刺激普通老百姓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应该减少福利。但是收入低的贫民和支持他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希望政府给予较多的福利，以改善他们的教育和生活质量。

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政府该起何种作用，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发展较晚——即后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像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等，其政府都在其经济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美国经济發展的经验则是不同的。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移民来到美国时，政府很小，作用也非常小。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靠私营企业的自由竞争，而不是靠政府的领导。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看到日本经济的发展，当时美国也有人提出政府应对经济发展起更大作用。我个人认为，日本在80年代后期，在质量管理、生产组织等很多方面确实超过了美国，但90年代日本的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而美国经济却发展很快，所以现在美国人的结论是：美国的私营企业有自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而在竞争中获胜，只要企业的活动不违法，企业应该有相当多的自由，政府应少干预企业。不过，实际情况是，政府为了防止垄断行为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等做了不少规定，在经济发展中起了不少作用。很多美国人仅凭自己的发展经验就认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应少干预经济发展，这是片面的。

(三)外交政策上应该坚持理想主义还是实用主义

19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美国应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保护国家利益；另一种观点则是要坚持理想主义，支持和帮助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这是从独立战争以来，很多美国人所坚持的理想。

冷战时期，主要矛盾很明显，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保护美国的利益。苏联解体后，很多人又觉得，冷战已结束，没有了敌人，没有明确的目标，不需要再过多地考虑如何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应该继续追求理想主义。所以制定统一的对外政策就很难了。

(四)全球化和美国产业工人利益的矛盾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开放与否，都会带来不同的利害关系，因而产生不同的看法，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很多与世界贸易有关的资本家、企业家由于想与其他国家做生意，赞成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但也有人认为，如果美国进口过多其他国家的产品，美国的劳动力无法与那些工资低的国家竞争，所以应限制进口，保护美国劳动者的利益。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组织——比如说工会，就与一些商业组织，如美中商会有很多矛盾。他们双方都想影响国会，也想利用媒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在对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美国工人的反对并非因为恨中国，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自身利益所致。

(五)关于极端宗教组织与社会的问题

在美国，有些宗教组织的看法是极端的，狭隘的。比如他们在本国反对计划生育，反对流产，所以他们也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政府关于宗教的政策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美国，有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美国的政策是不允许一个宗教压迫另一个宗教。但是其中有些人会有极端的思想，也对其他宗教信仰与无宗教信仰的人有偏见。

(六)国会与白宫的矛盾

1789年建立美国政府的人，或者他们的祖先，是受压迫而来到美国的人。他们最怕一个政府变成一个独裁政府。所以，他们采用三权分立的方式来建立政府，使法院、政府（白宫）和国会的权力相互制约。白宫和国会是否依宪法行事是由法院来判定的。即使是总统，如果他不依照宪法行事，法院也会对他进行处分。白宫可以领导政府的各个部门，但是要制订一个新的法律，要有国会通过才能生效。三权分立中最大的矛盾就是白宫与国会的矛盾。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美国式民主的缺点都很清楚，比如国会议员的利益太分散，一个一贯的对外政策很难保持。尤其是冷战以后，没有了目标，目的不明确，所以要统一政府与国会的意见就更难。这一点也很令美国的同盟国头疼。尽管有这些缺点，但是在美国人看来，没有比民主选举与法治相结合更好的制度了。

以上所谈的是美国社会内部的一些主持矛盾，当然还存在其他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等等。总体而言，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人员构成来自世界各国，不难想象，其社会问题是何等复杂和多样。

三中美关系的主要症结

最近我看过一些中国学者的文章，了解到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认为美国有意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并且还支持台湾和西藏的独立，支持与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者等等，目的是不想让中国变成强国。

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的确使美国人猜测中国将会在20年到30年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变成一个保护世界和平的国家，还是变成一个侵略其他国家的国家？当然，在美国国内也有少数人宣传“中国威胁论”，也有个别人相信“文明冲突论”。但是大多数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并不怕中国的发展，相反的，美国主流的态度是支持中国的顺利发展。否则，为什么美国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什么欢迎中国的产品卖到美国市场，而美国又将许多产品，包括高技术的产品卖给中国呢？我认为，不管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有多大，从1971年至今，历届美国总统都清楚应该与中国搞好关系。当然他们也要考虑到华盛顿内部的情况，考虑要如何说服国会。但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政策一直就是支持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欢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尽管也有美国人批评中国的民主不够，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完全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

我认为在中美关系中如下三个问题最重要：

（1）台湾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打败日本，所以要与中国政府合作。由于当时是国共合作，美国政府就需要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继续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合作。美国与当时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直到1945年美国的政策还不是反对共产党。但在1947年和1948年，冷战开始了。当时美国政府怕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国民党跑到台湾，美国的政策还是不一定支持台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与台湾建立了同盟关系。

1971年基辛格访问中国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美国政府想与中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反对苏联，所以就有了三个联合公报。有些人认为“美国的战略是支持台湾独立”，但我认为，美国人主流的看法并非如此。美国在1949年的冷战时期，反对过共产党；但1971年以后，美国不再反对中国共产党。美国认为最重要的是安定。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的事，但是如果两岸的一方使用武力的话，就会影响到地区的安定。所以美国应该支持两岸和平解决问题。

（2）人权问题

美国人很重视民主，所以美国人看一个国家，很重视它是否是民主国家，人民是否有权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很多人批评中国，批评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的原因。我相信，中国自然会选择适应其历史发展和自身特点的制度。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很多美国人对此认识不够，另外，很多美国人在电视中看到媒体报道的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得出结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的确变化巨大，人民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总体上，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太高，从西部到东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已有一亿人，还存在待业、失业等非常严重的问题。19世纪以来中国战乱频繁，所以非常珍视现在的稳定局面。美国的社会比较稳定，所以很难理解中国面临的社会稳定问题。

（3）美国在太平洋的安全战略问题

在太平洋地区，除了中美两个大国之外，另一个起重要作用的国家就是日本。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至今仍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略行为真正认罪，而且还有可能要复活军国主义，也有不少人怕美国会卖给日本更多现代化的军事设备、技术和武器，从而使日本再次变成一个军事大国。或者是担心日本有朝一日会脱离日美同盟，而再次威胁中国以及亚洲的安全。我认为，大多数日本人都知道日本政府是不会采取这样的对外政策的，因为那并不代表日本的利益。

中国与美国对日本看法不同的原因是，中国与日本接触最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人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情景，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美国与日本接触最多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看到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很高。直到现在，很少有日本人愿意参军当兵。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日本很多人都这么看，所以，日本自卫队本来需要30万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达不到这些人数。从1600年到1895年日本一直没有打过仗。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间日本打了几次仗。但1945年战败以后，日本依靠着和平的大环境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所以，日本人看得很清楚：打了50年的仗，得来废墟一片；和平了50年，前途光明灿烂。

现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谈判是一个好趋势。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有着共同的利益，为了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的稳定，中美两国应该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广泛交换意见。

四对于如何处理好两国关系的建议

为了改善中美关系，我想谈以下六点建议：

（1）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目前我认为最可怕的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军事冲突。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作法是：大陆和台湾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2）相互理解人权问题

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有不少人权问题，中美两国的不同看法可以通过讨论和交流来达到相互理解。我认为美国不应该用强迫命令的作法要求中国改变，中国也同样可以对美国的人权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讨论的方式达到相互理解。

（3）扩大中美各界的交流

现在台湾在华盛顿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原因是从50年代到现在，他们与美国的各界接触非常多，所以他们知道如何与美国各界搞好关系，知道如何说服美国人支持和帮助他们。我建议中国的研究人员和记者加强对华盛顿的决策过程研究和了解，分清谁代表美国的主流意见，谁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而哪些人的意见是不能代表美国整体利益的，这样才能真正让中国人民和政府了解美国的态度，促进中美两国的友谊和发展。

（4）充分利用国外留学人员

中国国内虽然改革开放只有20多年，但在美国却有大批优秀的中国人在学习和工作。比方说我们的哈佛大学非常欢迎这些人，虽然我们培养学生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希望帮助中国培养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世界。我个人很希望有更多人学成回国，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但有些学生可能会留在美国，这些人也应该与中国保持联系，想办法帮助中国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也帮助中国提高对美国政治的了解。住在美国的华人也能对中国作出较大的贡献。

（5）帮助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了解实际情况

美国记者常常发表一些批评中国的文章，或者发表一些对中国起负面影响的文章，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报道正面消息的文章未必受欢迎，经济利益也会受影响；而小道消息却往往颇受读者青睐。就是对美国自己的领导人，美国记者也是喜欢报道令人震惊的新闻。我个人认为，应该给美国记者更多的自由去调查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不管这些记者的好恶如何，利益所在，他们即使不会都写对中国友好的文章，但至少不会再认为中国在有意妨碍他们的工作而使他们的态度变成反对中国。如果让他们了解真实的状况，他们会做出自己的分析，从而会写出使美国读者感兴趣又友好的文章，也会越来越多地报道中国的真面貌，这样也有利于转变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另外，美国人认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是非常自然的，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

（6）增进中美日三国友好关系

中国有本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中美日三个在亚洲势力最强的国家的关系呢？再来一次三国争斗吗？还是想两对一？来个日美对中国？我认为，这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真正搞好中美日三国关系，这对三国及全世界的人民都有好处。因为我们已从人类的历史中发现：战争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造成更大的灾难。

五结论

对中美两国的前途，我抱较乐观的态度。原因有三个：

第一，美国的主流思想确实是不想搞霸权主义，也不想把中国当作敌人，而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美国的目的是要维护世界和平，而这是我们中美两国共同的愿望。

第二，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享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我认为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现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已经比20多年前要多得多。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也在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尽管其中还有波折，但现实中的中国已有了深刻的变化。可惜的是，美国大多数老百姓对此认识和理解的不够，这就需要我们这些美国亚洲问题专家负起责任，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提高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

第三，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美两国都寻求和平、稳定与发展，都受益于两国贸易的不断发展。另外，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中美也需要合作。所以在许多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尽管在很多方面还有分歧，但应该用求同存异来处理中美两国及世界的问题。中美两国应该有信心，也更要有耐心地面对和处理21世纪的各种挑战。

中国春运与美国铁路 篇4

原创[首发]:东方玄(卢铭)

(2)解放后50多年(1949-2002年)增长了5万公里;(人口大约10个亿以上【人口增长比例粗约)250%，铁路增长比例粗约230%，——人口增长高于铁路增加比例】

【注:发展过程中，不同统计方法(或者其它原因)可能会造成数据部分小差异】

(依据:美国经济史学家乔纳森·休斯提供的数据)

中国人的道理往往是一流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要想富，先修路”。美国人的实践却是一流的，19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人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大喊口号，而是在脚踏实地的大规模的高速度的大修其路。那个时候，因为飞机还处于想象阶段，汽车还处于萌芽阶段，马车已经有被淘汰的危险，而蒸汽机火车已经处于成熟的实用阶段了，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的主要军需物资和兵员就是由火车运输的(南方则是多靠马车运输)，所以美国人战后要大张旗鼓修筑的路不是公路、也不是开辟航线，而是——铁路。开始时是铁轨，后来是钢轨。后者的硬度和质量好过前者。

美国铁路(要想富，先修路)，从此铸造了美国经济的神话……(略过)不过，近百年之后，现代美国人乔纳森·休斯(美国西北大学已故教授)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了铁路过多的解释性权力，以至于损害了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历史学家过分夸大铁路对于美国经济腾飞的作用，制造了铁路神话，不利于考察美国经济成功的真实原因。他认为“美国成功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靠某一个部门或一小部分‘重要’部门的集中发展就能轻易带来的，即使是像运输那样的基础部门也不行。”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都经历过和工业化同时进行过的一段大范围的“铁路化”的历史，即便是在后发达国家的中国，百多年过去的改革开放后(2003年开始)所进行的大规模的铁路扩建(和提速)，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发展中国家在铁路建设方面的“补课”，使得中国的铁路营运里程达到9.1万公里(约合5.65万英里，相当于美国1870年的里程)，经济建设也在同时有了较大发展。(结论:工业化的初步阶段，铁路发展能够带动经济发展——这至少是一个共同规律)。

150年前的美国铁路，在美国现代化过程中崛起，南北战争前夕奠定3万多英里坚实基础(初级发展期)。1860年(30600万英里)到1910年(351767英里)的第二个发展阶段(高速发展期)，铁路总里程增加11倍多;之后到1928年，经过高速发展的铁路直接向着顶峰猛烈冲击，达到了美国铁路总里程的历史最高潮，美国铁路总里程接近70万公里(429883英里)，比第一阶段初的1860年(30600英里)增加了14倍(69年间)、增加65万公里。

中国铁路的发展，2011年比1949年，62年间只增加4倍多、增加7万公里;中国铁路增加量仅是美国铁路增加量的九分之一，人口相差10倍以上(以最高拥有量时的人口相比);而在时间上，1929年与2011年，相差约80年。上世纪毛伟人提出的“超英赶美”，从铁路发展看还没完全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世纪初叶，美国经济发展很快。铁路大发展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它促进了生产和市场的大规模开发。之后，美国铁路已不需继续扩张，相反，进入过剩时代;因其它运输方式(汽车、飞机、航运)迅速发展，致使美国铁路公司不断拆除和封闭线路，总里程的长度随之缩减，1929年之后，铁路一度被称为美国的“夕阳产业”。——此时许多国家的铁路工业才刚刚起步。

※美国人口:1930年1.23亿;美国铁路1929年人均拥有5.69米 2009年春运时期的北京西站候车大厅

这是1993年春运，成都火车站迎来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出川农民工陡增。

也是从1993年开始，春运民工潮成了社会热点。此后，春运开始浮动加价。很多农民工不得不在外过年，不是不想回家，而是每到年关，要么工资被拖欠，要么买不到平价票。

铁路部门开行农民工专列

2011年1月18日，众多旅客冒雪在设立于江苏省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的集中售票处外排队，准备购买火车票。

2011年1月18日晚，旅客进入北京西站内准备乘车。

中国慈善事业与美国的比较 篇5

巴菲特：我为什么捐掉99%的财富

2010年08月31日08:21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06年，我曾作出承诺，逐渐将我持有的所有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捐赠给慈善基金。这个决定让我再开心不过。

现在，盖茨夫妇和我正在要求几百位美国富豪至少为慈善事业捐出50%的个人财富，所以我还是重新解释我的意图及其背后考量为宜。

首先，我承诺，在我有生之年或大去之际，我将把至少99%的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以美元衡量的话，这笔钱诚然可观，但从相对价值角度出发，每天都有许多人向他人赠予更多。

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常常为教会、学校和其他机构作贡献，从而放弃了原本可以用来惠及自己家庭的物质财富。他们对贫乞者的接济和给联合之路劝募协会的捐款，意味着放弃看电影、去餐厅就餐或其他个人享乐。相形之下，我的家人和我兑现捐赠99%财富的承诺则不需以牺牲需要或想要的东西为代价。

更何况，这一捐赠也不会让我放弃最珍贵的资产，即“时间”。有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的三个子女，都为帮助他人奉献了大量时间与才华。这种赠予往往远比金钱更有价值。对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孩子来说，从一个充满爱心的良师益友处获得培育，远比得到一张支票更珍贵。我的姐姐桃乐丝每天都对一些人施以援手，我在这方面则做得很少。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拿出一大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凭证，这些“提款存单”变现之后可以换成各种资源，从而让那些没能抽中人生上上签的人获得些许补偿。

目前为止，我已经捐赠了20%的个人股票（包括来自我过世的妻子苏珊·巴菲特的股票）。剩下的股票，我会每年捐出4%。在资产清算后最迟10年，我希望我所拥有的伯克希尔股票能够悉数投入慈善事业。这些钱将不会用做长期性捐赠基金，我希望它们能用来解决人们的眼前需求。

拥有某些东西，确实能让我的生活更有滋味，但拥有过多反让我吃不消。我想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若拥有好几处房产，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很多时候，拥有越多财富，越会沦为财富的奴隶。我最珍视的财富，除却健康，还有那些幽默有趣、个性多彩、长久相伴的朋友们。

在这个国度，那些在战场上挽救他人生命者会被授予勋章，好老师会被回报以学生家长的感谢信，而那些能够发现公司股票错误定价的投资者，则会被飨以数亿资财。一言以蔽之，命运的安排反复无常，无人能确定谁会抽到上上签。

我和我的家人不会为我们的非凡好运感到罪恶，相反，我们充满感恩。假使我们把多于1%的财富花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并不会因此加强。然而，剩下的99%财富却能对他人的健康与福祉产生莫大影响。这一现实为我和我的家人指明了道路：留下的财富够花即可，其余则赠予社会，去满足更多需求。这份捐赠誓言，就是我们踏上慈善

陈光标:在巨富中死去可耻去世后将捐全部财产

2010年09月06日02:51扬子晚报谷岳飞

昨日，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了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陈光标在信中指出，当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是一种高尚和伟大。”所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昨晚，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陈光标。

■“裸捐”信全文

尊敬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先生：

作为美国首富和“股神”，你们最近在全球掀起一股慈善风暴，希望世界各国亿万富豪行动起来，将自己半数财富捐赠出来，支持慈善事业，让我非常敬佩和感动。

去年11月3日晚，我接受比尔·盖茨先生邀请在北京进行私人会晤，就慈善事业进行了亲切交流。这次又应你们共同邀请再商慈善事业，感到非常愉快和高兴。今天，当你们来到以“勤劳、智慧、善良”闻名于世的中国时，我在此郑重宣布：将做第一个响应并支持你们行动的中国企业家。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这也是我给你们两位先生中国之行的见面礼。

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世界各国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是一家人。只是由于每个人的起点不同，机遇不同，分工不同，所以在拥有财富数量上有了差别。事实上，在中国，每一个企业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更离不开广大普通员工的辛勤劳动。所以，每个富人应该意识到：能够成为富人是幸运的，但你拥有的财富绝不可以仅仅属于自己个人，你有责任为他人，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更多地回报社会。

我作为一个富人，绝不做财富的守财奴。目前我每年都在把公司一半以上的利润拿出来做慈善。2009年我们公司净利润4.1亿，我捐出去了3.13亿，捐出

净利润的77.6%。财富是什么？我认为，财富是水，是身外之物。如果有一杯水可以一个人喝，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在家里，要是有一条河就该与大家分享。从1998年做企业以来，我每天都在奔跑中，没有休息过一个周末。为了公司的发展，我总是精打细算，将每一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因为我要将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用于慈善事业。我认为，慈善不是一时一地的，它永远没有终点，我做企业十年来，到目前，累计向社会捐赠款物13.4亿，直接受益者超过70万人，今后我还将一直这么坚持下去的。

我一直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轰轰烈烈地为自己的国家干一番事业，创造财富，创造就业，创造文明和进步，无疑是幸福和快乐的，同样，当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让更多遭遇不幸和贫困的兄弟姐妹共享，自己清清白白地离开这个世界，更是一种高尚和伟大。相反，如果在巨富中死去则是可耻的。

人类的慈善是不分国籍的，世界会因为我们的慈善行动而多一些和谐，多一些平等，多一些爱，并且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正是我们共同的期望。祝你们永远健康快乐！

你们的中国朋友 陈光标

2010年9月

四问陈光标为何“裸捐”

“将对财产进行公证，接受全社会监督”

1、为什么要全捐？

去年，陈光标和比尔·盖茨在北京一家酒店会晤，两人交流了两个多小时。陈此次是应比尔·盖茨的邀请而来。昨晚，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陈光标表示，那次见面给他的促动很大，在西方富人回馈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在中国只有百分之一的富人选择回报社会，两者的差距让人心寒。据陈介绍，当时比尔·盖茨邀请其赴京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商量怎样把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好。如此种种，陈光标决定在中国富人圈中率先站出来，以促进更多的富人投身中国慈善事业。

2、陈光标全捐是多少？

陈光标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他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有600多台大型设备，在北京、上海、香港、南京等地购置有办公楼，再加上其他固定资产和现金一起，大约有50多个亿。这就是他目前的全部家当，陈光标表示，近期内，他将在江苏乃至全国找一家最权威的公证处，对他的财产进行公证，以让全社会来对他进行监督。陈光标表示，目前自己年富力强，未来争取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从中国首善变成全国首富，而所有挣回来的钱，他死后都将一分不留，全部捐献给社会。

3.是否经过家人的同意？

陈光标介绍，起初他原本想捐出百分之九十五，给孩子和家人留下百分之五，但最终让他下定决心全捐的还是孩子，“我在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他现在学习成绩不错，德智体各方面素质都很高，我觉得他只要继承我吃苦耐劳的精神，未来的人生路上靠自己肯定没问题。”陈光标表示，他也不是没给孩子留下点什么，“我给他的是精神财富，是榜样的力量，而这种东西是无价的”，陈光标说。至于妻子，陈介绍，他妻子在家排行老小，自小家境就不错，因此对钱没什么概念，其家人也不缺钱，“目前为止，我一共捐出了十多个亿，但两人间没有因此吵过一次。”陈光标告诉记者，其父母对此也很是支持，老人都觉得这样有意义。

4.全捐目的是什么？

陈光标表示，相信中国的有钱人看见这条新闻后会有所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可耻”。陈光标介绍，他家人中不全是有钱人，亲妹妹陈春华洗碗已经十一年，现在一个月能挣一千五，最开始一个月甚至才七八百块钱；他的弟弟至今还在做保安，每个月最多也就两千块钱。一开始，弟弟妹妹也未必理解他的做法，“一开始很怨恨，后来慢慢的好了点”，“一是因为文化水平有限(两人均小学文凭)，他们只有这个料；另一方面，作为富人还应该有大胸怀，不应仅仅关注自家的家常里短。”陈光标说。

慈善与政商关系的不同

巴菲特：与政商没有任何瓜葛

巴菲特做慈善，与政治和商业没有丝毫关系，仅仅与他个人有关。他的钱以个人名义捐给盖茨基金会，而盖茨基金会是和微软完全没关系的非政府公益组织。巴菲特和盖茨的捐赠，既不会带来政治地位，也不会带来商业利益，可以说是纯公益的。

陈光标：与政商紧密结合在汶川地震之前，陈光标和他的公司鲜为人知，之后则闻名全国。打开江苏黄埔公司的网站，“总裁简介”、“集团简介”、“公司新闻

渠道的不同

巴菲特：通过基金会

获得巴菲特捐赠的盖茨基金会，粗看和一家公司没啥区别。有董事会，聘请了CEO和工作人员，有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只不过它的“业务”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两个：

第一，吸收更多的慈善资金以及增值已有的慈善基金；

第二，运作慈善项目，慈善项目有范围有计划。

陈光标：主要是单打独斗

陈光标的慈善由他个人主导，慈善捐赠基本是亲自出马。慈善项目四处出击，计划性少而随意性多。虽然陈光标也在访谈中提到过“公司基金会”，但是查不到任何这个基金会的资料，大概即便有，也是公司里辅助陈光标做慈善的一个团队吧。当然中国的土壤和美国不同，建立盖茨那样的慈善基金会也是不可能的。财务约束力的不同

巴菲特：毕马威审计的财务报告

打开盖茨基金会的网站，可以找到由会计事务所毕马威审计的财务报表和活动报告。收入包括投资了哪些债券，获益多少，免税多少等；支出包括各项慈善项目的花费、行政管理费用、纳税（这一项其实是负的，因为慈善是要免税还有优惠）。

可以说来的每一分钱和去的每一分钱都有据可查。

陈光标：主要依靠口述

陈光标的慈善支出，主要依靠他自己的介绍和媒体报道、以及公司网站上登出的部分单据。由此就出现了表述前后不一，报道互相矛盾，金额无据可查的问题。登出的单据由于没有审计，也被人指出“捐给了不同的省份，但是最后收款收据签字人的笔迹都是类似的”之类的问题。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捐赠真的就名不符实，而是缺乏精细化运作的慈善，在财务上难免混乱

对慈善项目的产权不同

巴菲特：不拥有产权

盖茨基金会可能拿巴菲特的钱捐建一座图书馆，但是不管是巴菲特还是盖茨基金会不可能成为这座图书馆的所有者。基金会也可能奖励一项创新项目，但是不代表这个项目就会成为基金会的。

陈光标：对一些项目拥有产权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篇6

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取得了全面的优势，于是苏联解体形成的权力真空使尼克松时期一度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演变成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

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与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发生激烈冲突，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1。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经过权衡与列强的实力对比，美国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积极扩张海外利益：在拉美实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经济势力；接着，发动美西战争夺取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强租）、关岛和菲律宾；最后，在列强势力较大的中国鼓吹“门户开放”政策，挤入列强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由于没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国遂得以将国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尽管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最初提出的“十四点”宣言，如废除秘密外交、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以及战后建立集体安全等，的确是基于威尔逊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但当遭到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强烈抵制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威尔逊仍然与后者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 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2。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在二战后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苏联在列宁执政的后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包围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复杂多变，外交政策目标迅速转向扩张苏联的国家利益，此后，自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则完全因袭了沙俄扩张主义的传统，对被奴役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支持始终从属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追求。因此，美苏冷战的实质是两国国家利益的斗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在道义上证明自己站在历史正义面的工具。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

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freeeconomic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又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3。但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或象战前那样形形色色的封闭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这些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将给战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带来巨大的实惠。

然而，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存在差异，不可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取得平衡发展和利益上的均等。经济实力是决定权力的基础，权力又表现为支配他国的能力，它代表着国家利益的极大化，国际关系的集中体现就是权力政治；权力之间的“零和博弈”特征表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因此，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权力上升的经济大国就会不安于现状，寻求建立有利于新兴强国的国际权力结构，而权力下降的一方出于国家理性也自然会采取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措施，包括对外国的贸易和投资加以限制，从而损害“全球自由经济体制”。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关系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军事力量迅

速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此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则树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苏核均衡状态下的“冷和平”为西欧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有效遏制，从而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正是从战后核时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西欧内部逐步开始了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市场。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奋发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于是严格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将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进一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构成重创，美国势力被迫退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

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把“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撕开了裂缝，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5；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扩大的世界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

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两极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样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掌握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7，并以意识形态（如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干涉主义）等理由在中东和巴尔干频频发起军事干预，但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主要取决于这种干预是否在地缘政治和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控制等方面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在心理上树立美国说一不二的霸

主形象。西欧和日本尽管对美国的霸权感到不悦，但其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尚为低下，而且各自在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仍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在共同反对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上与美国则有着高度的一致。因此，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同时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外交上缔结广泛的美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美国推进其国家利益的一贯的对外方针。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区。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of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

“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splendid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操纵均势”本身表明在敌友选择上的动态特征，但“光辉孤立”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8。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美国自二战以来维持欧洲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洲战略平衡的苏联。更深一步讲，美国战后利用苏联的威胁重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控制了资本主义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苏联解体后，经济衰落、但政治上尚未被彻底整合、民族性格桀骜不逊的军事强

国俄罗斯仍然是美国权力政治的敌人，因此，美国将继续遏制、削弱俄罗斯，阻止它的复兴。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导致权力的进一步失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使转型中的国家更多地关注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于是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名无实，从而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9。

中俄无法结成真正的战略联盟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加剧了各自的安全困境。欧盟对衰落中的俄罗斯主要着眼于在长远的未来防止其重新崛起，眼下则立足于从俄罗斯获得经济利益。在东亚，情况要复杂得多，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绥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外交和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变。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认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10。

美日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互吻合，那就是维持远东的力量平衡，因而双方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十分稳固。鉴于中国有着辽阔的战略纵深和巨大的军事潜力，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力量11。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远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国因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尤其是美国重返东南亚不但适应了后者在地缘政治上的期望，而且还趁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在东北亚驻扎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助“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持的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将中亚和里海的石油经

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利用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和对石油出口的依赖，把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从而拆散“上海合作组织”，从西部威胁到中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出动600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海空军基地12。俄罗斯因财力困窘，不得不将于2004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俄国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美国对印度权力上升感到疑虑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利用印度在南亚抗衡中国，近年来美印军事合作的不断加强，已使中国陷入战略上三面被围的境地。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

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同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13。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1][2][3]下一页，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美国对华采取军事遏制态势、在东亚与日本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军事反击能力。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中国大陆无视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而在对台的一系列政治对策上的自以为是，不但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更增强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政治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此背景下，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岛内的

台独倾向。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是，如果大陆放弃武力威慑，台湾独立就会成为现实14。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15，那么，武力统一作为次佳的选择方案必然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以武力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台湾。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不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的胶着、包括对台湾实施立体封锁，不但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从而使中国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进而对中国的内外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和权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改革能力严重不足。出于必须维持经济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倒逼国内改

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对自主振兴国家丧失自信，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16，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17。

因此，美国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使中国的企业完全臵身于“全球公平竞争”（globallevelplaying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18。也就是说，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难以实施产业政策，因为旨在迅速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与必要的市场保护分不开，这是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成功经验，因此，规则的全面实施构成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削弱。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实力上升迅速，但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19。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已处于寡头垄断地位，中小企业即便再有竞争优势，也根本无力向大跨国公司发起挑战。外资对东道国关键产业的控制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控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旦中国的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企业全面臵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因而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即所谓的“全球制造业中心”），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但中国入世初期将难以避免地遭遇企业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同中央政府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避免激起广泛的社会不满。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谋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

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和与中央部委有关系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20。

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ofcompliance）”21。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22。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23，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24。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把对华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目前，美国加紧与印

度合作以及渗透南中国海地区，已经对中国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东的石油供应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石油消费的1/3依赖进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来自中东，这就迫使中国从地缘经济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亚和里海地区，但美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进入了中亚。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25，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26。西方跨国公司究竟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还是对于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获得垄断性利益增强了自信？

在战后国际政治中，从二战结束直至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捍卫民族经济和政治独立，对西方跨国公司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国有化运动；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在1968年迫使美国彻底退出驻法军事基地，推动法德联合反对美国的政治控制27。这些一度延滞了美国构建战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但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28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美国除了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尤其是利用中国入世以及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论以及人权自由民主等经济和政治意识

形态，培养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崇拜，削弱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华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的内政基础和发展对策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收入和人文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却相当靠后，反映出中国离真正的工业化和全面的现代化还相距遥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权力寻租，造成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地区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持续衰减。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和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松弛，使得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有限投入远不足以覆盖大量低素质的农村人口。税负的加重、农业收益的下降和1997年以来农村工业的萎缩，迫使大量缺乏技

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而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和注重产出规模的政治激励，导致了国内市场分割状态下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臵，不但大大制约了解决社会就业的能力，而且还造成持续通货紧缩的局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加上城市自身排斥出的失业人口，致使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资水平20年来未得到实质性提高，并使社会犯罪急剧增加。

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内敛倾向，人口问题已构成现在和将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大的内政问题。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唯独不允许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无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维护各自的民族国家边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冲击它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方面都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发达国家人口的中产阶级化，过去是靠殖民掠夺，如今则靠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超额利用和对全球劳动力的广泛剥削29，而这些又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制约了中国市

场规模的扩大，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得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这类产品正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中国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使中国经济明显受制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日益枯竭，随着国内能源消费的扩大，进口需求迅速增长，世界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却恰恰处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地带的中亚和中东地区，稳定战略能源的供应必须要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主动权，而角逐地缘政治利益又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持，在这场角逐中任何的退缩势必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再者，中国入世后经济开放程度极大提高，产业安全、未来政治发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存续均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些因素已使得必须在某种封闭的条件下潜心发展、以积聚国力的所谓“韬光养晦”战略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

在当今时代，通过开拓殖民地解决本土资源的不足和人口转移来推进工业化，无论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还是从现行国际关系的道义原则看都是行不通的，但是通过改进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处境，形成本国产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方式来解决本国资源所需则是可行的，这正是战后资源严重匮乏的日本和韩国 的经验。中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生产具有低附加值和资源过度消耗的特点，在国际交换中以大量资源性产品换取国外资源的代价十分巨大，一旦本土资源枯竭，产业技术升级又未完成，中国为维持生产和就业将不得不耗费巨额外汇超量进口国外资源，从而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甚至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在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又面临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产业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励精图治，背水而战。经济发展应当首先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大批技术开发人才以及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同时制定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以缩小两极分化，为内需的扩大提供动力30。为此有必要对全体国民的计划生育和优生实行严格的立法，坚决控制人口增长。

但即便人口增长停滞，中国的人口总量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十分庞大，中国目前有8亿左右的农业人口，其中1.5-2亿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假定工业化和小城镇的建立可以吸纳这部分农业人口，余下的农业人口仍有6亿多，无论如何达

不到美国那样高的劳动生产率。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推行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张，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条件和技术制约下，很容易扭曲为严重的土地投机，使大批农民沦为失去土地的流民，从而把社会推向大**的边缘。而且，旨在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城镇化恰恰需要农民的技术工人化（知识化），但教育又是一项长期的投资，需要几代人的艰巨努力，这就需要继续在农村保留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者。因此，鉴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和解决城乡整体就业的困难，必须对中国的农业实行高度的国家保护和产业扶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证粮食自给31。

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将会增强内需动力，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并促使工业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工业产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石油短缺和土地资源持续下降的现实32；在决定我国经济自强基础的战略产业上，必须坚决地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对石化、航空等战略产业实行内部整合，同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战略产业的地理分布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以坚强的国家意志推动我国战略工业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国家利益，必要时不能受到国际条约的束缚22。

经济自强将粉碎美国从内部控制中国的企图，但经济自强受制于我国在地缘政治和与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劣势，美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向它主宰的国际秩序挑战是无庸质疑的，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在必要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如策动台湾独立）对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和内地的核战略基地实施军事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当美国在NMD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处于严重威胁之中。因此，我国应加紧研制反制NMD的新型武器系统，提高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确保我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和对美国在远东军事盟国的毁灭性打击能力。同时，全面加强海空军力量，确保我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驱逐入侵者，以保护我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及海底资源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

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因此，在并行不悖地振兴我国民族工业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抗西方强权，增强我国的战略后援，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全保障。当前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开放的形势下开展国际竞争，压力和挑战是空前巨大的，这不仅有来自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

距，更有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民族精神的侵蚀。一个处于严峻生存危机下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勇拼搏的民族精神是注定要被征服的。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追求国家利益，但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内容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它的基本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国家主义的核心是所谓“国家至上”，强调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国家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无视现实中国家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实质，轻率和武断地推行国家意志，因此往往可能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和对国家长期利益的损害34。尤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度里，国家主义通常沦为少数政治寡头动辄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逐私人和寡头集团利益的工具。不同于国家主义，中华民族主义的生命力孕育在广大民众朴素的民族自尊意识中，是用以凝聚起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的宝贵的精神资源35。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的超级霸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再次到了必须焕发起民族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了！

（全文共计15,350字）

1Williams,TheTragedyofAmericanDiplomacy,转引自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P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P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nbs上一页[1][2][3]下一页

p;4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5美国在冷战时期为在政治上争取第三世界以抗衡苏联，默认后者对本国市场进行一定的保护，关贸总协定有关降低关税的多边谈判为此进行了40多年。

6它宣扬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资本主义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信息技术大大促进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

7美国的军事开支相当于全球军事总支出的36%，美国一国的军事支出，比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位的九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见2002年2月4日德国《明镜》周刊对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采访。

81902年缔结的对付俄国的英日同盟、1904年和1907年缔结的对付德奥同盟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光辉孤立”政策的终结。

92001年9?11事件以来俄美关系迅速改善，2002年4月，俄罗斯默认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及美国势力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2002年5月俄罗斯与美国正式缔结削减战略武器的《莫斯科条约》，并与北约建立新型合作机制，俄中关系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已处于次要地位，这些令周边形势日趋紧张的中国倍感不安。

10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02.11尽管遏制中国将难以避免地带来日本军事力量扩张的副产品，但美国军事上控制日本并不困难。因此，并不存在美国扶持实力尚弱的中国抗衡日本的可能。中国更无从离间美日关系，在美日同盟中打进楔子，“联美制日”或“联日制美”。

12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02.13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00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P56。

14DavidLague,“Taiwan,GoodbyetotheMainland”,FarEasternEconomicReview(online),Issuecover-datedFebruary07,2002.15台湾与回归前的港澳在政府构架上截然不同，港澳回归的实质是中国政府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回主权，故采用“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恰如其分，而处于长期分治状态下的台湾并不愿意把自己从“中央政府”降格为一个地方政

府，因此，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模式在台湾社会中缺乏呼应的基础，对台湾的政党和民众没有多大吸引力。台湾对大陆的认同危机大大减少了中国在其他和平统一模式上的可选择余地，这就使中国统一所面临的困难要远远超过东西德和南北韩。

16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00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P55。

17BeginningtheJourney:China,theUnitedStates,andtheWTO---ReportofanIndependentTaskForceSponsoredbythe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前言。

18PeterNolan,“China,theUSandtheWTO:Battleofthegiantsordefeatofthepygmies?”,adaptedfromChinaandtheGlobalBusinessRevolution,publishedinSpring2001byMacmillan.19同注18。

20同注17，P20。

21同注17，P23、24。

22同注17，P18。此外，他们还建议不要轻易启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DSM），而应通过双边会商或建立新的双边机制来解决商业争端（同注18，P3、P23），以免过多地使中国成为DSM的被告将令中国对履行世贸规则丧失兴趣。

23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曾在2000年1-2月号《外交季刊》中撰文“促进美国国家利益”，文章指出，“加强中国那些寻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人的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这可能会形成要求进行政治自由化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压力。”

24同注17，P21。

25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02.26王小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三网合一》P69-70，P136，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27法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国家，迄今仍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十分警惕。见StanleyHoffmann,“ClassicDiplomacyintheInformationAge:HubertVedrineExplainsFrenchForeignPolicy”,ForeignAffairs,Jul/Aug,2001.28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29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301960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仅为3.8%，经过几十年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美国在2000年出口依存度也不过为7.92%，是中国的1/3。比较倚重出口的德国和日本，出口依存度也仅为10%上下，反衬出这些发达国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1992年就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应当主要依靠内需。

31对是否应确保粮食自给，国内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在美国独霸、并竭力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下，粮食不能自给将成为美国要挟中国的杠杆。

32例如私人轿车的发展势必占用大量城市空间和农业耕地，并带来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沙漠化等因素对我国国土资源的长期约束，宜考虑调整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工具。

33美国极其重视自身主权，向来将国际法臵于国内法之下，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例如它一贯鼓吹的自由贸易就是对人不对己，一旦对本国利益不利，美国就毫不犹豫地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尚且对维护国家利益如此谨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

34鼓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决策者在对外政策遭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转向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

35由于民族主义可以和任何的思潮和政权体制相结合，民族主义存在着走向极端化的可能，那样将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华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只能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

中国农业与美国农业的对比研究 篇7

关键词：中国,农业,美国,对比研究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如果说要真正了解世界农业的发展规律, 就要客观、公正地把中国农业和其他国家的农业进行比较, 这样才能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国农业发展的情况, 才会了解中国农业预期世界上发达国家农业的差异与差距。通过对比发达国家的农业, 才能找出中国农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处理问题所需要的对策。

一、中国农业与美国农业的比较

1.农业装备水平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粮食产量一直持续稳步增长, 13亿人口的饮食的问题得到解决, 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而农业装备可谓“鸟枪换炮”, 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截至2009年, 全国耕种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0.8%, 小麦的机械化耕种水平达到86%, 全国已执行农机具购置税补贴中央财政资金52.8亿元, 补贴的机具超过112万台, 受益农户逾105万户。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农机生产企业实现农机产值约480亿元, 同比增长21%。中国虽然在农业装备水平取得进步, 仍然与美国有着极大差距。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从而使美国在很早就取得了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巨大成就。美国工业为农业提供了大量农业机械和农用飞机等先进的生产装备。美国平均农业工人拥有的机械设备达1.5万美元, 比制造业工人拥有的机械设备多达22%。高度机械化生产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也使美国变成世界上第一农产品出口大国。早在1987年美国农业人均产值就达到了55 300美元, 居世界第一位。

2.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比较。目前,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到43%, 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依然很大 (发达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均在60%以上, 有些甚至高达80%) 。2007年, 中国耕地平均化肥施用量为48.41t/万hm2, 而美国仅为11.71t/万hm2。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 中国农业资源产生了严重的浪费, 而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 美国的农业科学技术投入超过3%, 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37%, 而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投入强度却只有0.49%。稳定且大规模的农业科技投入使美国农业的农业科技含量极高, 新技术和新设备第一时间应用于农业的实践生产, 从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 美国农业科技投入中私人投入占很大的部分, 而且超过国内用于农业科技资金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农业科技投入不但数额小, 而且很少有私人资金在农业科技这个领域进行投资。

3.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比较。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模小, 水平低, 竞争力不强。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覆盖面720多万户, 还不足全国的30%。农产品加工产值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很低, 没有很好地发展农业延长产业链。而美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却达到了90%以上, 而中国仅有50%左右。在中国4.2万个龙头企业中, 销售额亿元以上的企业只有4.7%。发展农业产业化能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 也是开发新型农产品的必要动力。美国开发品种有300多个, 而中国却只有100多个。完善的市场机制是美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的保证。美国农业基本形式是一体化农业, 公司和农户组织农业社会化生产。身份重叠时企业家就是农户, 同时农业人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中国与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仍有巨大差距, 中国的商品农业还不发达, 影响了产业化发展。目前中国农业市场需缺少专业性中介组织, 农业的产业化还不完善。

二、美国农业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迪

中国农业的发展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发展较晚, 我们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 但是鉴于中国资源数量总量多个人平均较少的情况, 以及中国各个地区的地形气候都各有所不同, 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经验时, 不能盲目地学习, 要根据自己自身的特殊情况进行有选择性地学习, 立足于本国实际。

(一) 发达国家发展农业的借鉴

1. 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农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促进了美国农业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大力支持农业正常发展, 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进一步进行结构调整扩大规模, 加大各种政策扶持的力度, 促进农业的发展。中国各级农业部门应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内容, 做好当前农业的各项工作, 出台和落实各种政府对农业的各种补贴的政策。中国政府应该全力支持农业的发展, 提高农业生产力, 从而进行农业的产业调整和扩大农业的生产销售规模,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各种补贴政策的强度, 促进农业的发展。各地农业部门应该加强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等重要环节的监管, 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除此之外还要高度重视农业安全生产。

2. 加强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的力度。

在美国, 政府是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发展的, 20世纪90年代末期, 美国每年用于农业科学研究的经费约为620亿美元, 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强度高过社会平均的科技投入水平很多。农业科技支持着农业发展, 美国就是因为科学的农业技术和完善的农业推广体系, 才很早地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这与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投入比重有着重大的关系。调整好农业科技所需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 让资金严格落实到位。加强私营自己在农业科技投入的力度, 让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 大力发展农业技术推广。在农业科技重视程度和其投入差距的形势下, 直接影响到中美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

3.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充分利用农业资源,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产品商品率, 保持农业的竞争力, 美国特别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 实行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 保护好自然资源, 以生产足够的食物, 满足当代人类及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 全面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既满足于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妨碍后代人对农业自然环境的需求。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 通过适合的资源投入和科学的协调发展, 既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性, 又保障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促进生态、经济的全面发展, 保持在国际地位中的农业竞争力。

(二) 中国农业需要发展加强的方面

目前, 中国农业的现代农业刚刚起步, 既有传统农业的特征, 又有现代化农业的趋势。而且中国很多地方条件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没有固定的形式, 需要结合自己实际情况, 采用不同的模式, 逐渐地实现农业现代化

1. 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作用。

中国现在面临着人多地少的情况, 随着政府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 耕地数量将进一步下降, 因此一味地通过增加耕地数量是不现实的。以科技和知识化的劳动投入为主, 减少物质资源的投入, 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大力增加农业科学的的投入, 结合本国实际国情, 发挥农业科技的作用, 用来加强农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并不少, 但是农业技术推广力度相对较小, 以至于大量的农业科技研究成果没有很快地转化为劳动生产力。应该制定有效的奖励机制, 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将成果第一时间转化成生产力, 使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民都能直接从农业科技的成果中得到利益。

2. 增强对农产品的补贴强度。

根据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和世贸组织对扶持农产品的规定, 大部分国家都对本国农业实行了各种不同的补贴方式。补贴力度直接影响产品市场的需求, 间接影响农业市场的供给。中国农业补贴的强度也在逐年的提高。不过,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情况的要求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通过农业直补、降低农产品流通费用等方式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 是中国实行的做法。随着中国人口的持续增加、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消费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有着多元化的环境, 农产品有着较大的供给压力。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提升农民务农积极性, 必须增加各种补贴力度, 这是客观的趋势, 也是实现的路径。

3. 加快农业规模化经营。

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 为中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各个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 在符合农民意愿的基础上, 寻找和探索适合并具有有自身特色的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方法推行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方式, 也可采取先在某些地区试点的办法, 在该地区获得一定的成绩和认可后, 再继续推广到其他的地区。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方式, 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完善健康的农业市场, 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

4. 加大培养农业人才的力度。

中国农业人才现有的数量和素质都不高, 达不到中国农业发展所要求的标准。一方面要加强对偏远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建设, 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也要加强建设, 就是在各类高校、高等职业院校以及技工类学校多开设涉一部分与农业相关的学科专业, 以达到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的目的。结合中国农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需求作出决策, 注重实践和教学相结合, 大力推广农业人才与农业市场的合作, 培养具有高素质和高文化的农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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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运梓.比较农业经济概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3]王学真.农业国际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互发展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4]崔岩.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研究[M].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父母与美国父母 篇8

那天，我在印第安纳大学附近最大的一家超市里买完东西出来，看见一对四五十岁的中国夫妇。站在超市门前的凉棚里，用手机打电话，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初夏的布鲁明顿，忽冷忽热，天气变化很大，这一天，阳光灿烂，显得很热，看见那一对夫妇满脸是汗，脚下堆着一堆满当当的塑料袋和纸袋，买的东西不老少。上前一打听，是老乡，来自北京，请假专门来这里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的。

不一会儿，一辆白色宝馬车开到了他们的面前戛然停住，车门打开，从驾驶的座位上跳下一个戴着太阳镜的小伙子，从副驾的座位上袅袅婷婷地走出位一袭黑色连衣裙的中国姑娘。两个年轻人把堆在地上的东西麻利地拿进后备厢里，这对父母和我打过招呼，钻进车，嗖的开走了，如鸟飞去。按照这对父母的说法，这里的小汽车比北京更便宜，这辆宝马在这只要四五万美金，合人民币30万左右，于是给孩子买了辆。心里不禁暗叹，中国人真的有钱了，或者应该说中国人中真的是有钱的人多了。

又一天，下着蒙蒙小雨。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校园里，碰见了一对来自密西根的美国父母，也是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的。他们是从密西根开车出来，先到爱荷华州立大学接上刚放假的女儿，一起来参加哥哥的毕业典礼。典礼结束，他们开车带上儿子和女儿一起回家。然后，儿子再回学校，打理他自己的衣物书本和一切东西，彻底清空后回家。

我问，儿子有车吗？他们告诉我，没有为儿子买车。和很多美国家庭一样，孩子读大学了，一切需要自己打理，他们希望孩子能够独立处理日常生活的一切。如果需要车，他自己会贷款，以后工作后偿还。如果不需要，他可以自己应付这一切。

我问那一对父母：孩子那么多东西，没有车怎么拉回家，你们还要再开车来一趟吗？他们摇摇头告我：孩子会租一辆车的。

事情就是这样的简单。但是，我们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同。就像我，首先想到的是，路途那么远，孩子又一个人，总有些不放心，父母应该开车再来一趟（如果是我的孩子，我肯定是轻车熟路地就这样做了），而他们则很自然想到孩子可以自己租一辆车回家。做父母的，不必像个跟包的似的，事必躬亲。

那一刻，我想起了前两天在超市门前遇见的那一对来自北京的父母，和他们开着宝马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