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合作（共11篇）
军事合作 篇1
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深刻地改变了战争、通信、科学, 办公室、工厂和政府以及某些文化形式的本质。因二战而出名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第一台通用型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 的诞生。它是以陆军军械部弹道研究实验室 (Ballistics Research Laboratory, 以下简称BRL) 需要快速计算器为理由, 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电气工程学院申请研制的。按照哈佛大学商学院克莱顿·克里斯滕森的创新理论[1], ENIAC的电子管应用技术创新与通用性技术创新分别代表了延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两种创新类型。
由于克里斯滕森的理论主要针对特定的商业案例, 仅考察了用户在设计之前如何表达需求, 产品投入市场之后如何作出选择, 却没有考察设计阶段用户与创新者的互动, 忽视了用户需求在研发时就可以被改变、转化甚至塑造的事实。但在军事合作项目中, 军方用户往往掌握了技术创新的资源和话语权, 他们可以从立项开始就参与并深刻影响着创新过程。在理论分析中, 不仅不能将军方用户在研发中设定为被动的, 恰恰相反, 应把他们与创新者等相关社会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作为形塑技术的重要方面加以考察。因此, 现有的颠覆性创新理论不适于分析军事合作项目, 需要扩充的内涵来作为商业领域之外的补充。为此, 本文结合ENIAC的研制实际, 对颠覆性创新的内涵、困境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微观的审视与考察。
一军事项目合作中颠覆性创新的内涵与价值
颠覆性创新是相对于延续性创新而言的。在军事合作项目中, 延续性创新是指延续了已定型军事技术的性能衡量标准, 朝着军方用户一贯重视的性能不断改进, 以维持他们期待的改进速度的创新。性能强度的提高, 可以巩固和加强用户已有的需求评价标准与价值偏好。
相对于各种计算设备或自身的通用性技术, ENIAC大规模应用电子管就是一种延续性创新。当时, 速度是已存在的性能衡量标准中最重要的一项。当ENIAC把计算机从继电器发展到以电子管为主要逻辑器件之后, 加法运算速度达到每秒5000次, 乘法运算速度达到每秒400次, 超过了当时的任何计算设备, 比Mark I计算机的速度提高了3个数量级以上[2]。如果在两个机器中作出选择, 一般情况下用户都会选择前者。同时, 电子管的应用也鼓励了人们继续朝着速度这个方向努力, 并尝试制造更快的机器。
图1所示, 横轴与纵轴两个维度 (时间和性能强度) 代表了一定时间某技术的性能强度或需求强度。性能衡量标准、需求衡量标准、价值偏好是同一维度的东西, 由另一条向外延伸的轴线代表。性能衡量标准表示技术主要性能的集合;需求衡量标准表示用户各种需求的集合;价值偏好则包括了人们的认知经验和行为方式, 是创新者的环境条件。新的性能衡量标准的出现意味着新的需求衡量标准以及新的价值偏好的建立。
数字代表的是不同技术的不同状态。从状态5到状态6是指一定时间内用户对某技术性能强度的需要情况;从状态1到状态2、状态3到状态4是两个不同技术的延续性创新, 可以看出技术发展前后各自的性能强度对比。而状态3相对于状态1则是技术的颠覆性创新, 两个技术处于不同的性能衡量标准和价值偏好之下, 针对于不同的用户需求衡量标准。因此两个技术的主要性能不同, 不可直接对比性能强度。
再看上图, 颠覆性创新是指颠覆已定型军事技术的性能衡量标准, 且提供新颖性能或强调以往未重视的性能的创新。性能衡量标准的重建不一定是主流用户想要的, 它会对用户已有的需求衡量标准与价值偏好产生颠覆性影响, 并有可能最终取代它们。
正如ENIAC的通用性技术, 当它逐步显示出优越性并被用户渐渐接受时, 用户对计算机的认识和经验改变了, 使用习惯甚至组织结构也随着操作方式的不同而改变了。这时, 用户已从旧的价值偏好转变到新的价值偏好, 单纯追求速度的专用机再怎么发展也不可能完全满足他们。对通用性的需求使微分分析仪等专用机器彻底成为了历史。可以看出, 颠覆性创新与延续性创新的最大区别在技术方面表现为, 有没有延续以往的性能衡量标准;在社会方面表现为, 有没有产生颠覆性影响, 仅仅是适应需求还是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首先, 颠覆性创新强调的是另辟蹊径,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技术的高、精、尖。颠覆性创新之所以“超越”传统的技术, 并不是指新技术比旧技术在当前的性能测量上表现更好, 也不一定运用了新的科技原理或最尖端的技术, 而是赢在有新意。[3]2如最初推出的ENIAC, 它的通用性仅仅是通过人工改变不同的连线来转变任务 (当时工程小组的存储程序思想已逐渐形成, 但来不及在ENIAC上实现) 。这种连线既耗费人力、又浪费时间, 在技术上是十分拙劣的, 而这个理念却产生了颠覆性的效果。
其次, 颠覆性创新不一定比延续性创新有更高的花费。ENIAC的绝大部分费用都是在保证电子管的有效性上。从最初合同上提议的5000个电子管到后来实现的18000个电子管, 使得花费从预计的150000美元变成了400000美元。[2]而通用性设计中使用的线路、开关、插座却便宜许多。因此, 颠覆性创新试图拓展人们的需求, 而不是将以往的追求发展到需要更高的代价才能满足的地步。所以无论是对于具有后发竞争优势的国家[4], 还是在强调建立节约型社会的今天, 颠覆性创新都是值得关注的。
再者, 颠覆性创新的价值还在于它可以避免用户需求不确定带来的损失。用户需求的不确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模糊性。乔布斯曾说过, 用户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你要告诉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不能准确把握自己的需求, 有时说不清楚、说错甚至提出一些无法实现的要求。第二, 多义性。它使转述后的需求脱离用户的本意。用户需求在产品设计中的体现是间接的、被描述的, 本质和描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当遇到技术专家缺乏应用知识, 用户又缺乏专业知识的两难局面时, 设计师本身不可避免地产生“局域性”理解。[5]第三, 变化性。需求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马斯洛认为动态性是人类需求的特征之一, [6]8人们会在原始需求基础之上产生各种扩展性需求和持续性需求的可能。[5]需求的变更通常会对项目进度、人力资源和经费产生很大影响, 这是科技人员非常畏惧的。因此, 一项包容更多可能性与前瞻性的技术方案可以结束用户不确定的想法, 这也是颠覆性创新的一个优势。
二军事项目合作中颠覆性创新困境的形成
在军事项目合作中, 军方现有的价值偏好是困境产生的根源所在。价值偏好决定了他们对当前技术、作战方式和组织结构的依赖性, 也形成了他们对需求的认知以及对解决方案的技术期许。然而, 这些都与颠覆性创新不相适应。
首先, 在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价值偏好的影响下, 军方往往对闻所未闻的颠覆性创新抱怀疑态度。以往很长一段时间, 技术都没有在战争中发挥特别耀眼的作用, 以至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军方仍然忽视技术。正如布什所说, “军官们想当然地以为上次大战的武器就能够决定这次新大战的胜负, 把科学家和工程师只当成是雇来的人手, 或者更糟, 把他们看成是些不着实际、毫无用处的梦幻者。”[7]2虽然军方对研究人员的态度在有了雷达、无线电引信特别是广岛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后有所改变。但面对从未见识和使用过的技术, 军方内部仍有分歧。只有少数人愿意支持, 大多数人则产生疑虑, 并对颠覆性创新的提议置若罔闻。
其实早在1942年8月, 莫奇利教授就呈送给摩尔学院领导和陆军军械部一份《关于高速电子管用于计算》 (The Use of High Speed Vacuum Tube for Calculating) 的备忘录。这是关于ENIAC计划的最早提议, 表明了这台电子计算机可以在100秒钟完成一台微分分析仪需要10至20分钟的计算[8]205。但报告一直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ENIAC计划一直被搁置, 无人问津。虽然在年轻军官戈德斯丁的帮助下, 项目合同于1943年6月1日建立起来, 但就紧迫的战争形势而言, 这已经算是一个很晚的开始。[2]项目开发的延误, 使得ENIAC没有赶上战争。
其次, 在以组织文化为主导的价值偏好的影响下, 军方相对于科技共同体更倾向于延续性创新。创新活动通常由多个成员共同完成, 包含科技专家 (工程师、科学家) 、一般技术人员、管理者、投资者、用户等。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项目的维系涉及工程中各社会组织的需要与利益。然而, 各成员的组织文化决定了他们的目标与偏好截然不同。科技共同体的专家们强调发现真理的优先权, 重视技术的独占权, 所以热衷于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投资者则不同, 他们看重经济标准的优先权, 将成本考虑作为更重要的参数纳入工程项目的决策中。用户则最先考虑使用习惯以及速度、效率、劳动负荷等功能效果。
在ENIAC项目中, 面对共同的弹道计算压力, 各相关组织的想法不同。摩尔学院的科技专家们想借这个机会尝试新技术、新想法, 试图进行不限于专用目的的颠覆性创新;BRL的用户一方面依赖于他们习惯使用的技术, 另一方面想做除弹道表之外的“内部”弹道学和各种类型的数据整理[2];而作为项目投资者的美国陆军军械部却只想加快计算弹道的速度, 并倾向于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的方法, 所以他们一直把想法寄托于改进微分分析仪并加大人工计算的力度上。很明显, 科技共同体的专家们偏向于颠覆性创新;军方则更愿意将资源投向延续性创新。[3]
最后, 即便已经立项, 军方在价值偏好的影响下, 也会对资源分配进行过多控制, 以此干预颠覆性创新, 致使创新风险增高。一般而言, 大型军事技术创新的成本较高、过程复杂。而技术在雏形阶段往往又很粗糙, 性能与效果难以保障。因此, 军方对高价研发颠覆性技术以应付战争急需的行为是有所顾虑的, 他们常常会分批签署这类项目合同。然而, 合同的续签具有一定的难度:军方用户所处的安全环境不断在变化, 除非新技术的前期工程让他们充分看到技术发展的前景与必要, 否则一旦判断不需要某类技术, 他们就会立即撤资。这一切无疑提高了科技人员所承担的创新风险。创新需要完整的过程, 如果资源的提供因合同问题有长时间中断, 那么整个创新活动就会陷入僵局甚至半途而废。
特别是在战争结束时, 一批耗资较大的项目可能最先受到影响。ENIAC项目的负责人莫奇利就曾被告知, “由于战争在一年之内就会结束, 所以建造他提议的计算机会毫无用处”!即使后来项目顺利进行, “第一期合同也只签了六个月, 从某种意义上说, 每个工作人员承受的风险都增大了。”[9]由于颠覆性创新是为了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性能, 着眼于未来需求的。如果对技术前景没有把握, 用户往往会首先放弃此类创新。对科技专家而言, 军事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比军事技术的延续性创新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三军事项目合作中颠覆性创新困境的破解
如上所述, 受现有的价值偏好影响, 掌握资源和话语权的军方用户很少选择颠覆性技术。那么, 如何让颠覆性创新获得军方支持, 并在与延续性创新的资源争夺中获胜, 是破解问题的关键。科技专家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把适应需求作为颠覆性创新的辩护与理由, 将颠覆性创新伪装成延续性创新, 从而获得发展的机会。通过颠覆性创新, 逐渐改变军方的需求衡量标准, 塑造新需求, 把他们从旧的价值偏好转变到新的价值偏好中来。具体的实现途径有三条。
第一, 以“适应需求”作为辩护理由。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代表人拉图尔认为, “要找到将立即相信某条陈述、马上为项目投资或购买模型机的人, 第一个、也是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以迎合这些人的明确的兴趣的方式裁剪客体。”[10]184事实上, 无论科技人员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投身国防科研, 还是“科学好奇心指向军事问题, 抑或是他们的基础研究成果恰好可解军事技术之疑难”[11], 要申请军事技术创新项目, 都必须打着一切为了军方需求的旗号, 以迎合军方的态度才可获得允许或资助。对于颠覆性创新项目, 适应需求是它们必不可少的理由。如果缺乏适应需求的托词, 有时根本就没有申请项目的依据和可能。
早在厄夕纽斯大学教物理学时, 莫奇利就对电子计算有所研究, 那时的他完全没预料到计算弹道这件事。[9]直到摩尔学院之后, 他依然积极营造着实现快速电子计算机的工程环境, 但一直都没有能力和条件独自开发电子计算设备。1941年夏,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莫奇利不仅找到了杰出工程师埃克特 (John Prosper Eckert) , 而且等到了军方急于提高弹道计算速度的契机。当埃克特确认技术实现没有障碍时, 莫奇利最终将想法付诸这个军事任务, 以适应弹道计算的需求为名申请了ENIAC项目。[9]ENIAC计划虽然满足了军方的要求, 但不可否认的是, 莫奇利的兴趣和目的在前, 计算弹道的需求在后。可以认为, ENIAC通用性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是把适应弹道计算的需要作为了它的辩护。
第二, “转译兴趣”, 塑造用户需求。如前所述, 即使在同一个项目中, 科技专家的技术构想与军方用户之间也不可能是一一映射的关系。科技专家将构想的功能转变成用户所需就成了他们的重要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转译。转译是指由事实建构者 (一般是科技人员) 给出的, 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服务的人 (投资者、用户等行动者) 的兴趣的解释。[10]在ENIAC项目中, 军方的需求就是科技人员转译的“兴趣”所在。
由于BRL和陆军军械部的要求也不一样, 于是, 科技专家采取了稍微“迂回”的策略。他们首先说服BRL成员, 但并不是试图把他们从目标上引开, “只是给出一条新的具有吸引力的迂回道路”。[10]当BRL成员接受埃克特一行人的灵活通用的计算机方案时, 项目申请需要攻克的要塞就只剩下负责拨款的军械部了。作为弹道计算的直接部门, BRL成员既了解现状又了解技术, 所以在技术性能的沟通方面, 他们与学院专家之间并无很大的障碍。可以说, 第一步的转译相对比较容易。接下来, 专家们利用已经被吸收的BRL成员作为他们与军械部发生联系的关键点。BRL是军事系统的一部分, 他们在拉拢军械部, 获取资助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BRL的戈德斯丁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身为数学博士的戈德斯丁是BRL弹道表生产负责人, 也是最终成就ENIAC项目的中介人。在仅靠莫奇利一个大学教授的意见始终不能取得合同的时候, 颠覆性项目在这位异质工程师的组织下取得了。1943年初, 戈德斯丁递交给上级一份报告。报告表明, 即使有微分分析仪, 在176名计算员和机器两班倒的情况下, 仍需要大约3个月的时间才能产生一份弹道表所需要的数据。[9]同年春天, 戈德斯丁鼓励莫奇利把计划再次上报, 并答应通过自己的一些影响促成计划。4月9日, 戈德斯丁安排了军械部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之间召开正式会议讨论该项目, 这一系列活动为项目的确立打下了基础。[2]项目的确立标志着转译的成功, 新需求正逐渐被唤起。
第三, 引导用户与二次创新并行, 巩固用户新需求。阿克里奇与拉图尔曾撰文指出, 我们可以把科技专家的各种努力理解为将其对用户行为的某些合意的安排铭写进给定的人造物或技术系统。包括用户在内的参与者虽然也能发展出“反计划”, 对体现在人造物中的这些安排作出接受或拒斥, 但总体上处于被动反应的弱势地位。[12]的确, 在工程结束后的应用阶段, 科技专家仍要对用户进行引导或培训, 以此来“塑造”用户。具体而言, 就是让技术产品融入应用环境, 使其成为用户所处实践与文化网络的一部分。[13]
1946年6月30日, 当ENIAC从洛斯·阿拉莫斯搬运到阿伯丁时, 机器只有20个累加器, 可以存储20个数, 程序指令是由外部交换线路给出, 而交换线路由开关、插座和联结导线组成。因此, 求解每一个问题, 都需要连接相应的新线路。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 这种硬接线程序设计大约需要操作人员花费30分钟到8小时改换接线。[14]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才可能有效地操作, 但即使是熟练工, 这样的接线也十分麻烦。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 让技术更快更深地融入用户的生产生活, 科技专家不仅会根据用户具体的环境对技术进行重新配置, 而且还常常二次创新。阿伯丁弹道研究实验室的计算机实验室领导克利平杰首先给出了ENIAC的改造方案。他们把ENIAC升级为一台具有内部存储程序的计算机, 用户可以在多个问题之间转换, 准备一个问题只要花费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14]这个改变为ENIAC的深入应用打下了基础。最终, 人们对通用性的需求也逐渐巩固和强化, 重视计算机通用性的新价值偏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 这使得计算机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
军事合作 篇2
英国媒体称，身陷乌克兰危机的俄罗斯渴望表明，除了西方它还有其他选择，中国是它一个强有力的新盟友。中国也有反击美国的强大动力，中国与美国就主导亚太地区进行抗衡的劣势之一是中国在该地区几乎没有明确的盟友。与之相比，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签订了防务协议，美国还与几个东南亚国家关系密切。但是，通过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中国可能组建自己的强力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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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这些关系具有多大的实质性还有待观察。但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的两点还是特别吸引眼球。首先，他宣布俄罗斯与中国计划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表明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雄心的安排，可能不仅仅是偶尔的联合海军演习。“集体安全”安排意味着像北约一样的集体防卫承诺。其次，俄罗斯和中国计划明年在地中海海域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也许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美日台军事合作新动向 篇3
美售台数据链装备，台“博胜案”取得新进展
2月26日，美国威亚萨特公司获得价值12DO万美元的合同，向台湾提供70套“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MIDs)终端及备件。至此，台“博胜案”取得阶段性进展。
所谓“博胜案”，就是以台“国防部”的“衡山”、空军的“强网”、海军的“大成”和陆军的“陆资”等自动化指挥系统为基础，由美国协助台湾建立“台军指管通情监侦”(c4lSR)系统，并通过Link16数据链完成台军c4IsR系统的网络化：整合区域作战中心、空中预警机、陆军作战中心、海军作战中心及重要武器平台，建立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机制，实现陆基、海基、空基平台与指挥中心之间的实时数据传输，提高台军联合作战能力。此次美国提供的70套“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终端作为Link 16数据链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从多个信息源搜集数据，并利用安全、大容量、抗干扰的数字与语音通信手段显示战场的电子图像。目前，该系统已经在美国陆海空三军的平台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平台上使用。
“博胜案”预计完成时间为2011年。2002年4月，美台双方制定了“博胜案”总体实施计划。2D03年9月，洛克希德马丁战术系统公司获得系统集成合同，构建台军C41SR网络；主要负责系统设计开发、硬件采购、测评、安装、寿期支持；该公司还接纳台湾神通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分担部分研发工作和在台的整体后勤支持。
“博胜案”第一阶段(即“博胜一号”)原计划为台空军的60架F-16战斗机、20架“幻影2000”战斗机、6架E-2T预警机、作战控制中心及“强网”三地区的战管中心加装数据链。后因法国拒绝提供“幻影”战机任务系统的“原始码”，改由20架IDF取代。“博胜一号”还包括为海军作战中心、2艘“成功”级导弹护卫舰、3艘“康定”级护卫舰及4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并与海军“大成”自动化指挥系统集成)加装数据链。
“博胜案”第二阶段(“博胜二号”)旨在将空军的“强网”、海军的“大成”及陆军的“陆资”三大自动化指挥系统集成起来。台军方吹嘘，“博胜案”完成后，陆军下达作战命令至基层连队的时间从以前的4小时缩短到0.12秒。
此外，台军目前的兵棋推演系统——“联合战区级模拟”(JTLS)系统是2003年从美国引进的，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十几个北约国家当前使用的系统一样。这套兵棋推演系统能够与美军太平洋总部联机，并通过该总部与日本、韩国及各地美军联通，构成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为“主机”，下与日本、韩国及美国太平洋地区驻军和其他各地驻军等“分机”相连接的、网络化的演练体系。因此“博胜案”完成后，台军不仅将实现自己内部指挥控制系统的整合，还将建立起与美军、北约和日本自卫队的战术信息交流渠道。
日台军事合作由秘密转向公开，重点突出情报搜集
7月，日本防卫省决定向台湾派驻现役自卫队军官。此举表明，日台军事合作开始由后台走到前台、由秘密转向公开。目前，日台军事合作主要集中在4个领域。
以军为主、以政促军的高级合作
日台双方军界对军事交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台湾驻日代表处设有“驻日军事协作组”，专门与日本自卫队现役高层军官打交道。日本防卫研究所、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及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等日本自卫队高级智囊机构，也在为日台军事合作牵线搭桥，向台军提供日本自卫队的指挥参谋教育课程全部资料，供台军学习参考之用。而在以政促军方面，双方更是花样百出。日本有近一半的议员对台持友好态度，特别是日本外务省取消了不允许课长级以上日本官员访台的规定后，更是出现了日本议员访台热。此外，为加深与台湾的交流，东京财团专门设立“军人同行交流会”，已连续6年围绕台海问题召开研讨会，主要议题就是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及三边安全合作模式，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等。
重点突出情报合作
台湾当局专门制定“明德”计划，为驻美、日的间谍提供经费，拉拢美、日政客，搜集重要情报。台军参谋本部还与日军参联会建立了秘密联络热线，遇到重大突发情况可即时联络，台军参谋本部的情报机构与日本外务省、防卫省情报部门之司也建有定期交流机制。交流的内容既包括国际形势等战略情报，也包括双方军事行动互通、大陆异常军事活动等，准则是使来自中国方面的紧急情报信息由“定期交流”转变为“实时提供”。而在东海海域，日本更是想从台湾方面得到最可靠的情报。从目前来看，日台情报合作主要以美日台三国情报共享为大背景，而未来随着日本、台湾相继引进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在共享情报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日常维护方面，美日台将形成事实上的安全网络和准军事同盟关系。
谋划联合军演
以往台军参加与日军的联合军演大都在美日台框架下进行，但自2006年以来，日台之间的联合军演开始浮出水面。2006年4月，台军的“海鲨”无预警海军操演首次与日本控制的海空域实现了“无缝连接”。演习中，部分台军舰队甚至以“美日援军”面目出现在日本领海，但日方并未提出异议。外电称，日本方面之所以不做出异常反应，是因为日本也可以顺理成章地以维护“与某国领海安全”为名，派出舰只前往演习海域实施“警戒”，从而达到台日联合军演的实际效果，而台湾也达到在未来台海危机中拉日本下水的目的。此外，在反潜作战方面，日台联合军演的频率之大、程序之细、针对性之强早已被世人尽知。
梦想得到日本军事技术支持
2007年2月，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柯承亨称，台湾非常希望获得日本的反潜技术。日本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平松茂雄也表示，日本应该把多余的P－3C反潜机通过某种变通方式转售台湾。理由是“战时日本至台湾一线的反潜、海上破袭将由日本和美国携手进行，台湾则全力负责南方至南沙群岛海域的水下安全。如果台湾不加强自己在西南地区的反潜力量，战时将会分散美军的精力。”此外，在购买潜艇方面，台军一直面临着找不到卖主的窘境。而日本的常规潜艇的研制水平和作战能力居世界一流。一旦日本采取转手的方式售台潜艇，那么日本潜艇将很有可能装备台军。
台日现有多种武器平台均是美制设备，紧密的互通性使台日可在需要时迅速连接，实现信息的共享。特别是日台海军使用的都是美国开发的战术数据链，彼此间通过美国中介，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情报共享。日本前琉球防空司令官佐藤守曾表示，台湾和日本确实有海军的计算机联机，一旦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日
本将成为牵制大陆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而根据台湾军方单方面的规划，台日军事合作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要和美军连线，即美日、美台个别连线，并非台日直接连线。第二步就是台湾会进一步寻求撇开美军，单独和日本连线进行军事合作。
美台开通24小时军事热线，各指挥所为美军预留指挥席位
7月，美台24小时军事热线正式建立并开通。台军衡山指挥所与美军太平洋总部已可全天候24小时电话联系。预计到2009年，台海和台军的战场图像可以呈现在太平洋总部的战情屏幕上。
美台军事热线是一条卫星电话加密专线。依台美双方的秘密协议内容设立，军事热线对口部门均为双方最高防卫部门，台湾获授权使用热线电话的最低层级官员是“国防部”副部长。美台军事热线电话硬件由美方提供，设置时美方曾派专人抵台协助，硬件掩护强度可抗空中打击，采用美军卫星通信技术，且有最高级加密防护。军事热线电话的两端，华盛顿部分设在五角大楼内部，台湾部分的位置至今没有透露，估计应该在台军衡山指挥中心、
美国与台湾建立军事热线的原因是：①借助热线了解台军动向。陈水扁上台后，顽固推行“决战魔外”战略，扬言对大陆先发制人，美方担心这会挑起台海冲突，因而必须随时掌握台湾当局动向。②防止台湾当局过激行为。据分析，台湾当局有可能发展一些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比如远程导弹、核武器等。③美方还可以利用台湾当局了解的信息和自己了解的大陆信息相互补充，从而尽可能地全面了解台海两岸的军事动向，随时掌握局势，以利于美国主动应列。然而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建立军事热线，可以造成一种假象，就是美台之间已形成一种军事联盟关系，双方已经从过去纯粹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发展为战略对话和协商。
虽然美方一直强调，美台军事热线仅限于军事层面沟通，而不是台湾当局所期望的政治热线。然而，一旦未来台海有重大事件发生．台湾当局很可能会和美方利用这条热线随时互通信患，这样军事热线就演变成了政治热线。
美台除开通军事热线外，台军还在各作战区指挥所规划了美军的位置，而美军相关人员也清楚自己在台的战斗位置。种种迹象表明，美军介人台海的因应计划已初具轮廓。台军衡山指挥所、位于台湾南北的海空军作战中心、陆军台澎各作战区指挥所内，全都已预留美军作战席位，美军太平洋总部相关人员已陆续藉来台观摩“汉光”演习机会，熟悉在台战斗位置。台湾方面为美军预留的这些席位是固定的，不是为“汉光”演习临时增设的，目的在于让美军人员以最快速度进驻台军所有作战区。
宣称两岸军事日益失衡，台欲参与美日导弹防御计划
今年6月，“台湾驻美国代表”吴钊燮在接受日本共同社专访时声称，鉴于大陆日益扩充军备，台海两岸的军事平衡逐渐向大陆倾斜，台湾方面希望将来能参与美国和日本正在联合实施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吴钊燮2007年4月中旬被派驻美国，是第一位有“台独”色彩的“驻美代表”，与陈水扁相当亲近。因此，可以断定此言绝不是空穴采风。
军事工程与军事设施保护对策研究 篇4
1. 军事工程与设施保护中存在的主要的问题
1.1 军事设施净空空间被压缩, 安全得不到保证
军用机场、雷达、技侦阵地等军事设施需要一定净空或电磁保护环境。但近年来, 一些军用机场净空和某些雷达、技侦阵地的净空及电磁保护环境所需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如空军郑州机场因郑州市的发展需要, 在2005年刚迁址新建, 但近年在新机场周边又盖起多座超高建筑, 影响了军机起飞, 威胁着飞机的安全。据报道, 导致2006年11月14日兰空某飞行团一级飞行员李剑英同志及2010年5月6日济空某部飞行员冯思广同志失事的原因之一就是机场净空区域受到城市扩展, 居民饲养飞禽、散发空漂物等原因造成了飞行事故, 飞行员为避开居民集中区错失跳伞时机而牺牲的。又如广西北海市的违法超高建筑使某处军事设施的雷达工作效率大幅下降, 有效探测距离降低了60%。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
1.2 军事设施被人为破坏, 作战效能丧失
从20世纪90年代初《军事设施保护法》颁布实施后, 一些地区军事设施还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如某军区辖区内军事测量标志每年都因被当地群众视为破坏风水的邪物而移动位置, 甚至有的以影响耕地、建房、修路等为由被私自拆掉或深埋而遭到破坏。又如位于某地京广铁路一侧的某国防工程, 是为战时扼守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的重要军事设施设置的, 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这条工事被一家采石场一点一点蚕食。当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构筑起来的永久工事, 只剩下了骨架, 完全失去作用。
1.3 军港码头及航道受渔船挤压, 造成军用舰船航行困难
有些渔民在军用舰船航行的海区、训练区等进行养殖, 舰船航道被挤占塞, 造成军用舰船航行困难, 特别是遇到海产品交易的高峰时节, 舰船基本无法通行。对军用舰船执行海上战备行动任务造成很大影响, 甚至威胁到潜艇的自身安全。
1.4 在军事设施周边招商引资建厂与开发旅游, 造成军事安全隐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各地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新建的一些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区、特色工业园区等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 造成不少军事设施成片报废, 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和单位报批手续不全就“先毁后奏”。更有一些地方招商引资, 将部分“三资”企业建在我军事设施的周边, 甚至就在部队营区、机场、军港和雷达、技侦、导弹阵地附近, 对军事设施的安全和部队行动的保密构成了直接威胁。
随着各地旅游开发的逐步扩大, 也有不少处于山区的战略仓库、导弹阵地以及位于海边的海军基地, 其周围成了新的旅游热点, 并且兴建涉外酒店、酒吧、娱乐场所等。前往旅游观光的中外游客日益增多, 增大了保护军事设施和秘密的难度。
2. 造成军事工程与设施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
2.1 忧患意识淡薄
长期的和平环境, 再加上改革开放
中国储运网Http://www.chinachuyun.com131后, 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人们经济利益观增强了, 但忧患意识却越来越淡薄了。一些人认为不打仗军事设施没什么用;也有的人认为现在打的是高科技战争, 军事设施用处不大;还有一些人觉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间谍卫星那么多、侦察手段又高, 我们的军事设施根本无密可保, 用不着这么神秘地保护。
2.2 法律知识匮乏
一些地方由于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 也有一些人所了解的法律知识甚少, 往往为了一点蝇头小利, 而毁坏或损坏国家测量标志或其他军事设施。也有些不法分子为了盗用钢材、铜材, 便把钢制测量标志、军用通信线路或其它军事设施拆掉盗卖。被抓后也仅仅认为是偷了一些破铜烂铁, 根本没有意识到其行为已触犯国家法律, 甚至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影响。
2.3 经济利益驱动
1978年改革开发后, 一些人或单位片面认为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其他的包括军事设施都要为经济发展让道。为了招商引资, 外商提出要在哪里建厂, 就答应把哪块地划出来。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 扩大城市规模, 向包括军用机场、军港码头、雷达阵地等在内的军事设施周边扩展, 压缩机场净空区和安全区域。还有一些地方同样是为地区经济利益, 在军事设施附近开发旅游, 任由外籍人员在军事设施周边兴建楼堂馆所及租住。在军港附近及航道上水产养殖更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具体表现。
2.4 法规体制不全
《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21年来, 对军事设施的保护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 由于该法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办法” (简称“实施办法”) 有些条款还存在难以操作的情况。如法规中划定的“两区两范围”, 即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作战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范围相对较清楚, 也容易划分, 但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作战工程安全保护范围
China storage&transport magazine 2012.07
的划分则较难操作, 基本上没划。这些法规对军事设施外多少米范围禁止修建民房和其它设施也没有予以明确规定。
另外, “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设有军事设施的地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驻地有关军事机关共同成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 , 负责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军事设施保护法》第三条指出:设有军事设施的地方, 有关军事机关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相互配合, 协调、监督、检查军事设施的保护工作。但由于没有明确地方参与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大多是参加委员会的地方代表不能在城乡规划、项目选址等方面参与决策, 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军事设施。
3. 加强军事工程与设施保护的对策措施
3.1 加强宣传与普法教育, 强化国防意识
必须在全国, 特别是军事设施分布较多的地区, 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宣传与普法教育, 使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牢牢树立军事设施事关国家安全的思想, 努力为军事设施的保护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正确处理依法保护军事设施与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关系, 强化国防意识, 提高军民依法保护军事设施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进一步明确保护军事设施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
3.2 完善法规与保护制度, 设置“军事管理缓冲区”
从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20多年来的实践看, 由于军事管理区一般都是以军事区域的边界来划分的, 故仅设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还不能完全解决军事设施的安全和保护问题。因此, 应进一步完善军事设施保护的法规, 如在军事管理区的外围划出一定距离, 设置为“军事管理缓冲区”, 并对各种军事设施外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修建民房和其它设施的“距离”予以明确。同时, 明确“军事管理缓冲区”的范围、边界, 特别是对于如机场、雷达阵地、技侦阵地、军港等军事设施, 可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风险评价或进行专项研究的相关结论来确定。“军事管理缓冲区”应在当地的城乡规划中予以落实, 该区域可由地方政府管理、军事部门监督。在该区域内限制社会团体、个人等进行开发或兴建集中居民点活动。若要开展一些非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时, 应报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同时征得军事部门的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军地双方应联合组织对该区域进行规划, 合理控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保证军事设施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 避免把军事设施范围划得过宽, 尽量兼顾地方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利益。同时划定了“军事管理缓冲区”的范围, 也可减缓军用机场的噪声、雷达阵地的电磁辐射等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减少军民纠纷。
3.3 健全行政与执法机构, 加强规划刚性
完善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组成, 应将地方政府发改委、规划、国土等部门行政主管充实到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执法机构中来, 明确责任和义务。在各级城乡规划中, 不仅要明确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保护区域, 还要确立军事管理缓冲区的保护地位。进一步强化执法检查、监督, 对损坏军事设施、侵占军事管理缓冲区或影响军事设施使用效能的单位或个人决不能手软, 该处罚的处罚, 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 使军事设施得到真正有效地保护。
总之, 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国家的最基本利益。军事工程设施又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利益的建筑物, 军事工程的建设与正常运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就是说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的保障,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经济发展则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 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的经济保证。因此, 军地双方应共同努力, 有效保护, 使军事工程设施发挥最佳的效能, 捍卫国家安全。
摘要：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但也有少数地方片面强调经济利益, 使部分重要军事工程、军事设施周边社情复杂、通道被挤占, 甚至有些重要的阵地工事已经基本丧失作战效能。笔者分析了军事工程与设施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从强化国防意识、完善法规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保护对策措施。
美国与日本针对中国强化军事合作 篇5
作为美日防务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期，“鱼鹰”强势入驻岩国基地，尽管招来了当地日本民众的激烈抗议。同一时间，美国和日本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先后公开表态，暴露出了他们遏制中国的狼子野心。
7月23日，美国驻日本大使发表声明，以美国践行对日本承诺、协助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为借口，强调在冲绳部署“鱼鹰”的重要性。时隔两天，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7月25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毫不掩饰地声称，美军在日本部署MV-22飞机是为了遏制中国。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公开承认“鱼鹰”部署计划的目的。8月3日，帕内塔面对记者的提问，表示“鱼鹰”进驻冲绳是美国针对亚太地区计划的关键部分。
从长远角度看，美国正在加快军事部署，意欲将西太平洋战区打造为重点战区。为此，美国国防部开始重新构筑目前部署在太平洋的联合部队，一方面以关岛和澳大利亚为战略支撑点，着手调整兵力部署，另一方面积极部署高技术装备，以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此次“鱼鹰”部署冲绳将大大增强驻冲绳美军的作战能力和机动性，也是美军“全球部署能力”构想的重要部分。
具体而言，美国部署“鱼鹰”的目的是及时更换普天间基地日益老化的CH-46运输直升机，提升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垂直机动能力，确保顺利实施两栖突击和夺岛作战任务。就美军公开声称的帮助日本协防钓鱼岛来看，“鱼鹰”具有明显的战术优势，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从普天间基地飞到钓鱼岛，在时间方面比CH-46直升机缩短了一半以上，而运送的作战人员和装备数量则增加了两倍。
实际上，“鱼鹰”进驻冲绳普天间基地不只是美国政府单方面的要求，也是日本政府实施安保战略的迫切需要。玄叶强调，美国在日本部署“鱼鹰”，不仅是为了更新武装装备和提高性能，也是为了提高军事的抑制力。
7月31日，日本政府发布了2012年的《防卫白皮书》，不惜篇幅地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指出中国海军舰艇通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进入太平洋进行训练，呼吁在有争议水域的岛屿周围加强侦察和防御能力。鉴于此，日本很可能挟“鱼鹰”来撑腰壮胆，借机在钓鱼岛问题上步步紧逼，从而与美国在加大亚太地区军事部署力度方面合拍。
在“鱼鹰”如期而至的时候，美国又突然派出刚刚解禁的F-22“猛禽”再次飞赴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加上此前悄然而至的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显示出其对日本防务安全的重视。8月4日，日、美两国达成协议，美军将动用驻关岛基地最先进的“全球鹰”高空无人侦察机对中国军舰和其他政府船只在钓鱼岛和冲绳附近海域的活动情况进行监控，及时向日本提供有关情报和数据，力图通过多种手段牵制中国的海洋活动。
8月21日，日本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了为期37天的岛屿作战演习。两天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五角大楼举行仪式，欢迎前来访问的日本自卫队最高军事长官——统合幕僚长岩崎茂。随后，双方在五角大楼举行“最高级别”军事会谈，商讨了建立共同作战指挥部、协调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军事演习等事宜，并就加强日本岛屿防卫合作达成了协议。
面对美、日联手向中国“示威”，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以各种方式做出强烈回应。8月10日，南京军区开始了海空联合作战演习，演练两栖攻击和登陆训练。8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蔡英挺副总参谋长在访问美国期间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介入钓鱼岛争端。
8月30日，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记者提出的有关美日军事合作及其钓鱼岛问题，明确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任何单方面的举动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同时，中国军队有能力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军事合作 篇6
一、地方高校开设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课程的意义
开设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课程是地方高校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形式, 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提高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 全面提高其综合素质。可以促进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熟悉战争谋略, 学习领导方法和艺术, 并能从战略高度去观察、分析、设计和处理问题, 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 使大学生的智力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促进大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 使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进一步锻炼和巩固。有利于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 培养大学生不怕苦累、勇于拼搏、坚韧不拔的良好心理品质。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作风, 通过军事化集中管理, 使大学生养成正规、严格、慎独的生活习惯;通过军事队列训练, 培养大学生雷厉风行、整齐划一的作风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意识;通过军事法制教育, 增强大学生遵纪守法观念, 加强其组织性纪律性;通过在班、排、连的集体形式的国防教育, 培养大学生集体主义精神、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
二、地方高校开设军事理论课程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地方高校开设军事理论课程要立足实际, 坚持普及与应用相结合。具体来说, 要围绕一条主线、突出三个重点。
1. 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军事理论教育的主线
爱国主义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核心, 贯穿于大学生国防教育的整个过程, 加大保卫祖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力度, 使学生在接受军事理论教育的过程中, 不断提高自身的爱国情操和奉献主义。
2. 突出中国国防、军事思想、高科技战争三个重点
军事理论课是一门综合性和普及性较强的军事知识课程, 旨在系统地向大学生讲授国防史、现代国防、军事形势、军事思想、现代武器、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对理论知识教育, 要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类, 形成一个主干清楚、层次分明、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整体。在教学过程中, 要突出中国国防、军事思想、高科技战争三个方面的教育, 使大学生掌握军事知识, 认识战争规律, 预知未来战争的特点。
3. 要创新军事理论课教学的方法和手段
军事理论课教学应遵照教育心理学的原则, 增强教育主体交互性的观念, 改变灌输式、说教式的教育方法, 多采用引导式、启发式、讨论式教学, 营造和谐的教育环境;坚持理论讲授与直观教学相结合, 借助投影、幻灯、录像和模型, 广泛运用多媒体教学, 以提高学生的视听效果, 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要利用国防教育资源开展国防教育实践活动, 组织大学生参观烈士陵园、革命遗址、博物馆等。还可以开展军民共建活动, 由部队派出军官和军事训练员, 把军营文化引入校园, 以军人的高尚品格吸引、教育和影响大学生。
三、地方高校开设军事技能课程的主要形式
军事技能训练是目前地方高校进行大学生国防教育的主要途径。军事技能训练要内外结合、虚实结合、主辅结合, 以改善军事技能培训的效果。
1. 内外结合
军事技能训练采取在校内集中组织实施或在训练基地分批轮训的形式。军事技能训练主要包括解放军条令条例教育与训练, 轻武器射击、战术、军事地形学和综合训练。通过军训使大学生了解掌握武器装备、技术器材工作原理及性能, 并使大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得到磨炼, 增强组织纪律性, 熟悉相应的战斗动作, 提高整体战术水平。
2. 虚实结合
要提高军事技能训练的质量, 就必须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既要注重启发, 用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的语言讲解内容, 增强授课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又要借助挂图、模型、多媒体课件, 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要将课堂教学与观摩相结合, 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如在学习武器装备时, 可采取现场教学的方法, 组织参观军队院校, 参观现代武器装备和兵器模型等,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加深他们对军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 主辅结合
在教学管理上要注重实效, 将军事理论和集中军事技能训练纳入学生学籍管理体系, 按照学分制进行管理, 在发放毕业证书、授予学位上作出必要的限定, 增强大学生参与军训的约束性。
四、建立地方高校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训练有序有效开展的机制
一些地方高校对开展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教育不够重视, 没有从建立强大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巩固国防需要的高度去认识, 没有从实现中国人才培养战略目标、造就高素质人才需要的角度去落实, 有“图形式”和“走过场”的现象, 机制不完善, 效果不显著。对此, 地方高校必须在思想上重视起来, 在措施上完善起来。
1. 建立教育联系机制
把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保卫部 (人武部) 、教务处、宣传部、学工部、工会、团委等部门以及各院 (系、部) 纳入国防教育办公室成员单位, 形成“以保卫部 (人武部) 和教务处为主, 各院 (系、部) 齐抓共管”的国防教育机制。
2. 建立监督约束机制
由专家、教授组成精干的指导小组, 适时深入检查、考核和检验国防教育的效果和质量, 尽快改变以往高校国防教育中存在的“有教学无考核评估”的状况。同时, 应制定和实行国防教育学分制, 规定学生每学期应完成的国防教育课课时, 并严格对学生进行考核。在学生毕业时, 国防教育课与其他课程一样对待, 不及格者不能毕业。将开展国防教育情况列入素质教育验收评估内容, 进行严格考核、科学评估,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不断推进高校国防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3. 建立日常教育机制
将国防教育与校园文化、课外教育活动、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运用各种文艺形式使国防教育形象直观、生动活泼, 使大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中增强国防意识和国防观念。如把国防教育与各种节日、纪念日、双拥共建的庆祝活动结合起来, 开展主题教育;定期邀请军事专家、学者或高级将领为大学生进行国防知识讲座, 或选择当前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或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举办国防形势报告会, 开展国防形势教育;举办国防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和征文活动等;利用国防日和国防教育周让大学生走进军营, 了解部队生活, 培养国防观念;根据学生身心特点, 开展定向越野、射击等国防体育活动;利用宣传橱窗搞好国防法规、国防知识、现代武器装备和大学生军训情况宣传, 把国防法制教育融入国防教育之中, 重点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 增强大学生履行国防义务的自觉性。
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课程的开设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国防意识、综合素质, 而且对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必须在思想上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之提高到国家国防后备力量的战略高度;措施上加以完善, 采取内外结合、虚实结合、主辅结合的方法;建立教育联系、监督约束和日常教育机制, 这样才能使地方高校军事教育的实效性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军事合作 篇7
(一) 探索体育理论, 是军事体育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体育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军队官兵对军事院校体育教学训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也就促使对学员体能要求不断提高。现阶段军事体能教学训练的理论发展相对于实践较为滞后。教员对学员进行体能训练很大一部分是结合自身过去体育训练经验, 有些甚至将体能训练等同于身体训练。直到现在较为完整、系统地论述有关, 如何加强军事院校军事体育课教学理论与训练方法的学科——军事体能训练学, 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完善的体系。因此, 军事院校军事体育教学训练理论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二) 加强体育理论研究, 是训练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现代军事院校军事体育教学训练实践有着丰富的内容, 而学员对体育教学训练的内容、价值、原则和素质发展的敏感期以及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 (协调能力) 、运动素质转移和各项群学员体能训练等问题, 有些还没有系统深入研究, 这样给军事体育科研人员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
军事体育教学训练是运动训练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各个运动项目的特征, 选择训练内容并通过各种有效地训练方法手段, 对学员集体施加适宜负荷, 充分挖掘学员的竞技潜能, 从而改造学员身体形态, 提高机体能力, 增进健康和发展身体素质。
(三) 学习外国体育理论, 是训练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军事体育教学训练是运动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对体能训练问题的系统认识和研究, 却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 特别是上世纪70至90年代, 以一些军事体育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学者, 先后发表的一些有关身体训练的著作, 或在有关训练理论的著作和文章中探讨和研究了与身体训练有关的体能训练问题。如, 前苏联的渣土奥尔斯基、奥卓琳、斯切诺瓦、马特维耶夫、普拉托诺夫, 原联邦德国的葛欧瑟, 加拿大的博姆帕, 日本的猪饲道夫, 英国的狄克, 美国的霍克, 保加利亚的多波雷夫等人, 他们撰写的论文章和著作中, 都探讨了有关身体训练的许多问题。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不懈努力。例如, 过家兴、田麦久在其主编的著作中, 对身体训练和发展运动素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专门探讨。
二、提高军事体育教育训练的有效措施和举措
军事体育课是军事院校教学计划中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 也是院校教学的中心环节, 主要步骤分为训练准备、训练实施和训练结束。搞好军事体育教学训练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一要明确军事体育课的教学目的。
军事院校的军事体育课训练时间很有限, 要想达到课内实现技能自动化是不现实的, 那么它重点解决的问题是规范动作、统一标准, 传授教学方法思路、明确教育训练方法和步骤, 。所以, 从动作示范的角度来讲, 军事体育教员要加强自身专业素质训练非常必要, 确保自身动作要过硬, 让学员练标准, 学有榜样。教研室统一组织, 每天利用一小时进行专业素质训练, 所有人员必须参加, 并且施行“师徒”帮带制度。并且可以通过院校举办“岗位练兵, 质量排名”活动, 旨在提高教员自身军事技能素质。
二是要了解掌握学员情况。
一般情况下, 军事体育开课课前, 对学员体能摸底考核, 召开教学准备会, 座谈等方法步骤, 掌握学员的体能现实状况、伤病、运动史和心理素质等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 增强教学针对性, 这是搞好军事体育课教学的基础。
三是要认真备课, 安排训练密度。
军事体育课应根据课的任务, 训练内容和学员的特点, 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准备, 合理地安排和确定各项活动的时间和份量, 从而保证课的顺利进行。军体课的密度包括练习密度、讲解示范的密度、组织措施的密度等。其中, 练习密度是课的核心密度。
四是要负荷训练, 探索合理运动负荷观。
军事体育课是以教育训练运动技能, 军体锻炼为主要内容的课程, 说明了军事体育课要有适宜的运动负荷, 也说明了军事体育课是“具有健身、锻炼程序和训练效果”的课。由此可见, 军事体育课与训练坚持合理的运动负荷, 不但是实施军体教学的必备因素, 也是评价一节军体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更是军事院校教育的重要突破口和主要教育训练工作。为落实军事院校关于提高学员基础身体素质要求, 增强他们身体体质, 实现军体课与军事教学合理的运动负荷思想显得特别重要。
五是要合理的运动负荷, 能激发学员的军事运动兴趣
适宜的运动负荷, 能有效地增强人体体质的同时, 也能使学员的训练情绪高涨, 在军事运动中获得体验——成功感、愉快感和自我价值感。教员合理安排运动负荷, 有意识地通过丰富多彩的训练内容和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 达到不断激发和保持学员的运动兴趣, 使学员从运动中体验到动作的内在魅力和练习过程中的愉悦心境, 促进学员形成运动爱好和专长, 促使学员自觉和积极地进行军事体育锻炼, 让他们牢固树立终身体育意识能力。
六是要加强课中的教育训练管理。
一堂好的军事体育课要实现练体能同练思想、练作风、练技能和练心理素质的多维一体的, 有机结合的这一教育训练效果。一是教员要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作风严谨, 松紧有度, 注意一言一;二是教育训练要有次序, 严禁打闹嬉笑。如:单双杠训练, 游泳训练。
军事合作 篇8
1. 单位的国防教育使命。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积极发挥社会资源的优势, 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领域的军民融合,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驻军部队、军事院校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当地的国防教育, 配合做好学生军训工作, 帮助提供必要的人才、场地、物资器材等保障。可见, 与普通高校共建军事课程教学是军事单位的一项使命。
2. 单位的深厚资源。
军事单位具有以下几项普通高校没有的资源, 一是军事理论资源。军事单位对军队的历史、世界近现代战争史、战略理论、党的治军思想、军队发展、军队人才培养、军事技能、军事训练等, 在不断的实践、总结与反思中提炼了深厚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二是军事人才资源。经过近百年的建设, 军队培养了一大批军事理论人才和军事技能人才, 这些人才分散在各个军事单位, 这些军事人才有能力承担普通高校共建军事课程教学任务。
3. 单校军事课程教学资源匮乏。
《教育部发布2015年教育工作要点》强调, 要进一步推进国防教育, 研究制订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意见, 修订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普通高校部队转业人员有, 大多是士兵转业, 具有较强军事理论的人员较少, 而这些具有较强军事理论的人员能上讲台的同样很少, 特别是军事理论课在普通高校全面铺开的当前, 迅速培养大批军事理论课教师难度很大。
4. 军人授课效果会更好。
普通高校学生大多有“军人情结”, 很多学生的祖辈或父辈曾经是军人, 从小就听祖辈或父辈讲军营的故事和英雄的事迹, 一身戎装帅气遥不可及又让他们魂牵梦绕, 军人讲台上一站, 就有一种威严, 相比, 高校老师就“平凡”些许, 因此, 现役军人授课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二、单位与普通高校共建军事课程教学存在的现实问题
1. 军人时间有限。
虽然现役军人都有开展国防教育使命的使命, 但, 相对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的需求量, 军事理论基础的现役军人多是军官, 他们本身的工作事务缠身, 因此, 能抽出的时间来讲授军事理论课的现役军人就更少。
2. 军人的条理性可能有所欠缺。
虽然能讲授军事理论课的现役军人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深厚的理论水平, 但毕竟很少为师范专业毕业, 他们没有接受授课技巧的专业知识, 也缺乏授课的经验。
3. 时间的安排难度增大。
由于现役军人具有铁一般的纪律, 还可能随时备战或进入装备状态, 学校已经安排好的授课时间可能会经常性的打乱, 重新安排后可能再次更换时间, 学校最讲究教学安排, 重新安排会造成教学安排的一定混乱, 要求邀请现役军人授课的高校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三、单位与普通高校共建军事课程教学的途径
1. 军事理论课教学大纲。
在共建过程中, 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师要与军事理论课授课军人一起讨论教学内容, 要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重点、学时安排等细化到每一个学时, 尽可能的制定符合有关文件精神的教学大纲, 讨论的过程, 即可以提高高校教师军事理论水平, 又有助于现役军人把握授课规律。
2. 积极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
普通高校要充分利用共建的过程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 要让尽可能多的授课老师参与制定教学大纲, 把制定大纲的过程当做理论培训, 让他们与军事理论课授课军人充分接触、讨论。在军事理论课授课军人授课时, 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教师听课, 学习军事理论基础。高校老师要放下架子, 虚心学习, 同时, 高校要为教师创造条件, 让他们有机会深入军营切身体验、感受, 培养气质。
3. 研发具有特色的军事理论课校本教材。
为高校教师和军事理论课授课军人创造条件, 在时机成熟时组织开发具有特色的军事理论课校本教材。校本教材要着眼于时代的发展, 要具备结构合理、内容完备、实用性和可读性强的特点。针对新时期国防教育课学习的特点, 要将国防教育的实践经验、当今国内外国防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起来研究开发, 校本教材还要兼顾理论与实践、系统与重点、讲授与自学等的结合, 注重提高军事理论的理论性、针对性和可读性, 遵循教师精讲有据、学生自学可循的原则。
4. 内容检查促进教学内容规范。
考虑到普通高校教师的军事理论水平和现役军人的授课经验, 课前, 授课人员要认真备课, 准备讲义, 避免“跑题”, 相关部门要同时组织相关专家检查教学内容, 包括理论性、针对性、实用性以及政治倾向等, 确保准备充分、内容充实、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立场正确等, 提高授课效果。
5. 教学方式和教学工具。
为了广大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军队的发展, 了解人民军队的历史, 了解国外军队的现状, 也就是要让青年学生了解国情, 军事理论课很有必要。只有深入了解军情才能了解国情, 青年学生才会更加爱国, 才会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学习。因此, 军事理论课可以引入军事纪录片、近代战争片、微课、网络教学等授课形式, 在学到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 要让青年学生学有所“循”、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从而居安思危, 增强忧患意识, 常怀忧国之心, 恪尽兴国之责, 提高爱国情怀。
摘要：高校开设军事课程教学的目的是让普通高校青年学生掌握基本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 激发他们投身国防的热情, 在军事理论课程教学的摸索和起步阶段, 普通高校教学资源匮乏, 而军事单位拥有强大的军事教学资源和深厚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基础, 军事单位开展军事理论课教学, 本身就是军事单位在和平年代的国防教育使命。普通高校要充分利用共建时期的资源, 迅速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
关键词：军事单位,普通高校,军事课程教学,共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 2011.7.29.
军事合作 篇9
一、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早期的统一
战争是随着原始社会后期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军事法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 王权的建立而产生。原始社会末期, 氏族酋长为了驱使氏族成员勇敢作战以夺取胜利, 首先制订了军法。 (1) 相传我国最早的法律《皇帝李法》, 就是军事法;最早的法官士或理, 也是军官的名称, 传说皋陶就兼负执掌兵、刑的双重任务 (2) , 这就说明当时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是统一的, 无论是由国王直接掌管还是赋予权力予将帅, 二者都是密不可分的。
这时的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统一于王权, 夏商周三代的国王都有最高的军权。夏的第一代君王启在讨伐有扈氏的《甘誓》中, (3) 表现出了包含军事司法权和统帅权的绝对的王权。同样在商汤讨伐夏桀的《汤誓》中, “尔不从誓言, 予则孥戮汝, 勿有倏赦”说明王拥有最高的军事惩罚权。
随着西周的版图、人口的扩大和增长, 周王实行分封制来管理幅员辽阔的国家。同样对于军权的使用, 周王不能亲力亲为, 周天子就通过“命卿”制度, 使将军官员代为行使军权。《周礼.夏官司马》记载着周天子设立夏官司马官职, 由司马掌管军政大权, “大司马之职, 以久伐之法正邦国”。表现了出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的统一
二、军事统帅权与军事司法权的初步分离
春秋战国时, 奴隶制纷纷瓦解, 封建制度逐渐确立, 社会处在大变革、大分裂的时期。周天子不再拥有无上的王权, 以至于军权从周天子手中滑落到诸侯手中, 又从诸侯手中下移至卿大夫。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 以至于出现礼崩乐坏, 战国七雄并立的混乱局面。
随着战争的增多, 将帅逐渐有了更大的军事统帅权和军事司法权。齐国的将军司马曾说:“将在军, 君令有所不受。” (4) 《尉缭子》记述了将军有处死全军任何人的权力。另一方面, 军事法官在这一时期也在各国逐渐出现, 以掌管军政等事务的的司马担任。河曲之役, 赵孟故意使人以其乘车干扰行列, 司马韩献子“执而戮之”。 (5) 从这里已经产生了军事司法权与军事统帅权的初步分离, 虽然将帅在这时还是拥有不可动摇的军事权, 集军事统帅权与军事司法权于一身, 但是司马已经作为执行军事司法权的单独官职而在各国存在。
秦汉时, 除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司法权和统帅权外, 也赋予了将帅以相应的权力。由于军队执行的是作战任务, 军情瞬息万变, 客观上要求统军将领要有临机处置权和对军事犯罪案件的专门管辖权, 以确保战场胜利。 (6) 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功爵赏, 皆决于外。” (7) 就表明了当时将军在战时的司法权受约束极少。对待普通军人违法, 由专门的军法官“军正”进行管辖和执行军法。军正在军中的执法有一定的独立性, 他只能对士兵及将帅的部署实施军事司法权。作为将帅在军法方面的助手, 军正更多的是在行使将帅军权之中的军事司法权。
三、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关系的完善
唐朝的军事法律制度基本沿袭了隋朝, 司法制度日趋完善。但是, 唐代的军事司法系统随着唐代由兴盛到衰微, 从相对独立的地位日趋弱化, 以至于成为节度使军权的一个附属权力。
唐朝初期, 均田制决定了府兵制作为一种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存在。这时凡成丁卫士不上番时, 自家从事生产, 上番或教阅时, 才集于京师或所在地执勤, 遇有战争则由中央临时委派元帅、大将统一调动指挥 (8) 。在平时, 都督 (护) 府负责本地区的军政事务, 下设法曹, 以参军事为长官, 辅助都督 (护) 府行使军事司法权。 (9) 而领导和管理府兵的诸折冲府和卫率府因为未射军事司法机关, 故不能行使军事司法权。这就形成了在均田制、府兵制背景下的军事司法权和统帅权的分离。在战时, 军事司法权的行使则由皇帝任命的临时性武官行军大总管负责, 使得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在皇帝授权之下得到统一。
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均田制难以为继, 随即府兵制得以瓦解。开元年间, 募兵制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 甚至皇帝下诏允许各个节度使有就地募兵的权力。《旧唐书》就记载“天宝中, 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 谓之节度使, 得以专制军事。”节度使掌握地方军政大权, 成为本辖区的最高统帅, 而使皇帝对军权的控制大大削弱。由于皇帝的“赐之旌节”, 节度使拥有极大的军事司法权, 可以“总军旅, 颛诛杀”。 (10) 这种司法权甚至不受皇帝的制约, 掌握本军队的生杀大权。最终导致了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 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渐渐远离中央, 集中于各藩镇之下, 最终导致了唐朝走向终结。
宋代吸收了唐朝乃至五代时将帅握有重兵对中央造成威胁的教训, 通过集中军权于皇帝, 将军权按职能划归到不同部门, 以文治武的方法, 建立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军制。在平时, 军事统帅权和军事司法权是相分离的。在战时, 将帅则有直接处置违法者的权力。战争结束, 将恢复成平时的军事司法制度。
四、军事司法权与军事统帅权关系的最终形成
明清作为我国历史中最后两个朝代, 吸收借鉴了历朝历代军事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形成了固定的军事统帅制度和军事司法制度。明朝军事法沿用唐制, 清朝军事法沿用明制。此时, 皇权对于军权的掌握到了空前的地步。
明朝初期, 平时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掌握在五军都督府中, 都督府五军断事官“总治五军狱刑”, 下设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五司, 各理其军之刑狱。 (11) 其下各省都指挥司设有都卫断事司, 主军之刑狱。同样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五军都督府, 在明朝中后期地位逐渐降低, 实权向兵部转移, 后来“所谓五军都督者, 不过空名虚数而已。”这时, 在平时的状态下, 各级的军事司法权与军事统帅权是基本分离的。在战时, 明清两代均采取从重从速, 就地审判, 就地处罚的方式, 体现了战时的特殊性, (12) 皇帝将战时审判的大权赋予了将帅。戚家军的《纪效新书》中记载:“行营排阵间, 将领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骑者, 军法从事。”清朝规定, 战时的重大军事犯罪“从总兵官, 量事轻重治罪”。这就说明在战争期间, 将领不但拥有统帅权, 也拥有对下属进行军事审判的权力。
五、结论
从夏商周到清代, 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归属于军事权始终没有发生改变, 军事权又是封建君权的保障和外在表现, 历朝历代的王或者皇帝都从根本上控制着军事统帅权和军事司法权。所不同的是, 在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时, 皇权对军事权控制得较为严格, 这时最高统治者注重对军事权的制约。在平时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往往分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等级, 随着历史的演进, 这种分权越来越细, 来达到各部门、各权力分工负责, 互相制约, 以至于军事司法权分配于军事行政部门、地方行政长官以及军事监督者的手中, 而将领多为临时派遣, 其统帅权远远大于司法权。战时由于战争的迫切性, 这二者权力则迅速地集中于将领。当地方势力膨胀, 皇权对于军事权控制较为松散以至于军事大权旁落时, 军事统帅权和军事司法权则基本分散地集中于各地方首领和各将领手中。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二元变迁的历史就是军事司法权从统帅权当中脱胎分离的历史。时至今日, 我国军事司法权的配置也受到了历史上平战分开、军事司法权在平时独立于军事统帅权的影响。在平时, 军事司法权的配置相对独立于军事统帅权, 但是实践中还受到来自于军事行政部门的诸多影响;在战时, 对于被赋予临时处置的权力的指挥员, 其权力的行使也应当受到规制和监督, 使之在战场上不被滥用, 从而既维护了军队秩序, 又保护了军人的合法权利。
摘要：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同属于军事权的下位权。在我国军事法制历史长河的发展中, 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所呈现出的集中和分离不同的关系。在平时和战时, 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的关系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又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无论从纵向的历史中还是从横向的平战状态中, 会发现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这对权力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这对当今这二者权力的发展起到借鉴性意义。
关键词：军事,司法权,统帅权
注释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142.
2周健.中国军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13.
3<尚书·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 天用剿绝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 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 赏于祖;弗用命, 戮于社, 予则孥戮汝。”
4史记·司马穰苴传>[M].
5周健.中国军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106.
6丛文胜.军事法制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1:90.
7史记·冯唐列传[M].
8周健.中国军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217.
9徐占峰.军事司法权配置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8.6.
10赵翼.廿二史札记[M].
1111梁玉霞.中国军事司法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19.
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篇10
【关键词】中国 日本 韩国 军事合作 安全困境 解决途径
【作者简介】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8年12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曾共同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明确了未来三国的发展方向，但其中并未包含军事合作内容。直到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通过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才开始明确提出了“我们将探讨建立‘三国防务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以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防务或军事人员的交流合作”。 然而，2010年以来的朝鲜半岛复杂局势以及一些突发事件，使得三边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伙伴关系”基本上停留在以经济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而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安全合作则基本上处于口惠阶段。事实上，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历史宿怨等问题，致使中日韩三国军事安全困境并未消除，甚至有所加深。要想寻找出有效解决途径，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自信。
一、中日韩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军事安全困境
通常“安全困境”（或“安全两难”）被解释为：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一个国家即使是出于防御目的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 事实上，这个国际政治术语的核心体现在军事领域，因此，中日韩间的“安全困境”更多体现在军事问题上。
中日韩三国的地缘政治属性，使得三国即便在非全球化时代也存在着无法割裂的紧密关系，而全球化将三国关系推向更加紧密阶段，经济合作不断加深，贸易额不断攀升。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2010年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为3018.5亿美元，与2009年相比，增长率为30%。同某一贸易国的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在日本历史上尚属首次。 中韩贸易额2010年达到2072亿美元，同比增长32.6％，与建交时相比已增长了40倍。 日韩间2009年的贸易额也达到6.46兆日元。 如此庞大的贸易额，使三国成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重要经济区，也使三国领导人萌生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三国联系之紧密、关系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从国家关系发展的角度看，经济上的良好关系和利益捆绑必然导致其他关系的顺利发展，从而导致安全指数的升高，正如从煤钢联盟起始，曾使欧洲大部分国家最终走向联盟道路，从此远离多年的争斗甚至战争。然而东亚的现实却并未如此简单。中日韩复杂的三角关系，并未因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而导致政治、军事关系的良性合作与发展，相反却导致了军事领域安全困境的加深。
首先，中国军力提升迅速导致日韩备感紧张，纷纷加大军备投入力度。出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需要，“反台独应急作战”准备的拉动，近年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DF-21D导弹和歼10战机等一批高精尖武器装备不断研发成功并陆续装备部队，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系统建设的完成，歼20战机的试飞，前苏联“瓦良格”号航母的翻新等都是具有标志性的军事发展成果。凡此种种，无一不让日韩两国感到原有的东亚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被打破，自身安全指数下降。其中有关航母问题，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中国已决定在全国开展航母计划，其中包括在2014年建造常规排水量为5-6万吨的航母，2020年建造核动力航母”。 特别是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日本人更感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因为，日本人认为，“台湾海峡地区一直是美军第七舰队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军事存在被封堵在台湾墙的内侧”，但是，由于“台湾墙”的倒塌，“中国海军和空军的活动范围正在向西太平洋扩展”，且“中国军力的增强是陆海空全方位的”。 不仅一般的日本学者，日本的官方研究机构同样如此。2011年3月由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撰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作为对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因素，人民解放军军事力量的迅速现代化引发了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心。”其中，“以充裕的国防经费为后盾，人民解放军正在更新旧式装备，不断引进最新装备，切实地推进着装备的现代化”。报告根据一些所谓具体事件，称中国“有关对外政策和军事力量装备的正式说明，与人民解放军等实际动向的不一致，使东亚各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未来的方向性感到不安”。 而事实上，日本政府已将中国锁定为现实敌手，这不仅体现2010年版《防卫白皮书》中长达十几页的描述中，也反映在2010年底公布的推迟了一年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中。如果说《防卫白皮书》对所谓“中国威胁”还有些遮遮掩掩的含蓄表达，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则对此表述得十分明确和直白。其中针对“中国向海洋进军”要实施“动态防卫”和向西南方向的“空白地带”的岛礁派遣小规模部队加强守护和监视能力等新构想，以及从未来武装装备的发展规划看，减少陆上作战装备，重点加强海上装备建设等， 都是重点防范中国的最好佐证。可见，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日本方面的极大关注和不安。
其次，朝鲜核试验导致日韩危机感增加。朝鲜的两次核试验，以及“天安舰”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得日韩两国的不安全感增加。这点从事件后日韩两国均纷纷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言论和实践中即可看出。特别在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运载工具问题上，日本表现出极大的专注，认为“是对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且“断然不能容忍”。 而韩国对朝鲜的防范意识更加强烈，2011年4月15日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韩国将投资2至3万亿韩元，到2015年推进建设韩国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KAMD/ Korea Air and Missile Defense），以防范朝鲜弹道导弹日趋严峻的威胁。而在此之前，韩国军方还曾表示计划2012年左右引进相当于KAMD“眼睛”的以色列弹道导弹预警雷达（2800多亿韩元），并建设相当于KAMD“大脑”的弹道导弹作战指挥所（210亿韩元）。
第三，日韩双方因领土与历史问题导致的猜忌，致使日韩相互防范心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尽管日韩双方在许多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可以结成暂时“同盟”，但在领土问题上的争执则使得两国关系一直存在问题，而在军事问题上更是互相戒备。根据日本《宝岛》杂志近日登出的“世界前50大军力排行榜”，综合排名前5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美国、韩国、英国、中国和印度，而日本排在第22名。 这种将韩国排名如此靠前的做法，尽管有排名方式的原因，但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日本人眼中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劲带来的现实压力。
总之，上述情况导致日韩两国都在加大军备的采购力度。以日本为例，尽管受大地震和海啸影响，日本经济必将受到一定影响，政府财政也必将吃紧，但防卫省依然坚持称“必须为老化的F-4战机配备接替机型，力争根据2010年年底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最终购入约40架新战机”， 而海上自卫队正计划引进美国正在制造的“高速运输舰”以应对夺岛作战。 此外，日本防卫省防空系统研发部门主任吉冈秀正中将2011年3月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日本自2009年以来已经在隐形战机研发计划上投入约4.73亿美元，命名为“心神”的原型机已经试飞成功。 这些都显示出日本在扎实地推进军事装备建设，以寻求与中国的平衡，这是中日韩安全困境加深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充分说明，日韩两国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已不仅是心理上的不适应，更多是感到实实在在的战略威胁，即三国原有的军事平衡出现变化，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增强，日韩传统优势的削弱，导致安全感下降，进而战略压力感增强。
二、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最大壁垒和障碍
中日韩在军事安全合作问题上不仅存在着安全战略思维方面的差异，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它们成为构筑起三国军事合作的最大壁垒和障碍。
（一）领土等问题
钓鱼岛归属和专属经济区划分问题，均被中日两国视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是最容易引发两国军事摩擦的关键点。
日韩间的岛屿（日本称“竹岛”，韩国称“独岛”）之争同样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2011年4月，韩国开始着手在该岛屿建设“综合海洋科学基地”。对此，尽管由于韩国在日本大地震中给予了日本“热情的”援助，日本对如何应对感到纠结，担心过度反应会损害日本形象，但仍表示此事“不能撼动”日本在“竹岛”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我国怎么也无法接受”。 而韩国在这个岛屿问题上一向表现得十分强硬，且占据实际控制之“优势”，不断加强岛上的设施建设，这必然导致日本不满的增强，从而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特别是政治军事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自民党领土特命委员会2011年4月12日决定向政府提议，针对日韩争议岛屿“竹岛”（韩国称“独岛”）从国家层面制定“竹岛日”，并设立有关独岛问题的专门机构，以抗议韩国政府正在推进建设的独岛“综合海洋科学基地”事宜。
（二）国家情感与民族情绪
尽管从学理上说，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有着不同内涵与外延。但是，当与国家问题相关联时，事实上已经很难将两者分清，或者说，这两者已经成为一个集合体共同发挥作用。由于历史原因，中韩两国对于日本的侵略历史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含糊甚至错误表达与认识，导致中韩民众间蕴含着极大的仇日情感和情绪，一旦遇到某个触发点就能即刻引发巨大的喷发，并影响至双边关系。例如，2008年7月，因日本宣示竹岛主权引发韩国民众大规模示威，并焚烧了日本国旗以示抗议。而韩国政府迫于民众压力甚至召回驻日大使。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实力增强后的必然反应，更是人们对于国家利益认识上升后的必然反应。尽管极端民族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从历史经验看并不可取，但蕴含与中日韩间的国家情感与民族情绪的存在现实，无疑严重制约着国家间关系的理性发展，更为军事安全合作增添了屏障。
（三）互信缺失
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问题应“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观念，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但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目标的不确定性导致日韩两国对中国的戒备心理无法放松。“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亚洲的国际关系，也改变了中国内部的力量关系。中国现在站在了十字路口。” 中国始终强调政治互信是加强两国军事外交关系的重要前提。而日方对此颇有异议，认为中国这种“以政治关系为优先的对日军事外交”，无助于两国防务关系特别是危机管理的实现，甚至可能导致“不测事态”的发生，因此“中国的对日军事外交尚停留在培养政治信赖阶段”。 同时，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从协调走向强硬”，特别是2010年已经成为一个“转换点”，因为“国力增大、自信增强的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摩擦增多，为追求自身国家利益开始采取强硬姿态”。 而中国对日本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和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自卫队的不断军队化和海外化，同样无法视而不见、放松警惕。
（四）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以及美日、美韩同盟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事实上加剧了东亚地区军事安全困境，也导致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较难深入。
首先，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战略东移并将主要亚太力量部署于东亚地区， 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美国盟友国家的警觉。特别是由于美国对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的态度，直接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没有理由坐视国家利益的流失而无动于衷，而在丛林法则尚未退出历史舞台前，加强自身力量建设也就成为必然选择。而美国也一直在为平衡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动作频频，这就更加剧了安全困境的长期化。
其次，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存在和活动，除了所宣称的为应对朝鲜威胁外，无疑都将中国作为最大的防范目标。加之东亚地区复杂的安全态势，美日韩三国不断加大在中国周边海域甚至接近内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频度和规模，这是导致中国军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导致中日韩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只能停留在较低层次，难以向深入发展。即便是相对较好的中韩关系，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已从原有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连日本都认为中韩“两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关系，比之以经济为主的其他领域，尚停留在初步水平”， 更何况问题更多、关系更敏感与脆弱的中日关系。
此外，尽管由于上述日韩间的问题，至少短期内美日韩很难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同盟关系，但是，一旦这种战略同盟形成，中国自然会作出应有的反应，从而必将导致安全困境的升级，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显然无法得到实质性发展。
三、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可能因素与出路
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中日韩三国间在军事合作上尚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并非不存在三方加强合作的可能性。三国之间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总体上存在着一些共识和一致性，而这些共识和一致性，正是三国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成为的可能的有利因素。
（一）中日韩三国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可能因素
首先，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和打击海盗等问题上存在共识。自“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态度总体开始趋于一致，中日韩三国也不例外。三国共同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将继续紧密合作，消除恐怖主义”。 而在打击海盗问题上，即便是对中国海军走向深蓝耿耿于怀的日本，也对中国的表现表示肯定，认为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保障合作的实例”，基于此点，“期待在东亚地区中国也能拥有共同的国际规范，并为此维持与强化作出贡献”，同时“期待中国能真诚并积极地参与以确保东亚稳定为共同目标的对话”。
其次，在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上存在着一致性。三国都是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国。尽管日本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某些动机并不纯正（借参与维和实施自卫队的“走出战略”在此姑且不论），但参与国际维和的热情十分高涨。2010年11月，日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5个任务区共派遣了266名自卫队员。 韩国同样是国际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自1993年6月首次向联合国驻索马里任务区派出由504名组成的营级建制的部队以来，已经参与了众多国际维和行动，仅2007年韩军就在12个国家共派遣了2200名士兵执行维和任务。 而同样是2010年11月时，韩国在联合国的11个任务区共计派遣了642名军事观察员和维和分队。 中国自1990年4月首次向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UNTSO）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已先后参加了联合国2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8万余人次。先后有3名军事观察员和6名士兵在执行维和任务中牺牲。2011年初，中国共有1958名官兵在联合国10个任务区和维和部执行任务，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兵最多的（总体看与法国相差无几，排名时有小的变动）。无论是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历史还是人员贡献上看，中国都处于日韩的排头。仅在2010年11月的同一时期，中国在联合国的10个维和任务区则共计派遣了2040名维和人员， 分别比日本多出1774人，比韩国多出1398人。从三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情况看，在这一领域，三国有着共同的认识，并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三，在应对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存在着利益一致性。尽管三国在针对朝鲜实施核计划以及如何处理该问题的具体细节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防止战争方面三国仍存在着共识。因为三国均认识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并不符合自身的利益。因此认为“朝鲜半岛无核化非常有利于东北亚的持久和平、安全和经济繁荣。为此，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通过六方会谈实现2005年‘9•19共同声明’的目标。”
（二）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出路
首先，必须拥有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这种超越并非专指中韩两国忘记历史，还指日本应该正确反省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超越历史和面向未来，这也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真正内涵解读和实践指南，是消除积怨，化解民众相互敌视情绪的解药。
其次，必须拥有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增加。其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作为东亚最为重要的三个国家，共同的军事安全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只有放弃冷战思维，以宽宏的战略视野和战略智慧，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为准则，以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为目标，才能消除安全困境并在军事安全合作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
第三，必须拥有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由于安全问题本身是客观现实与心理反应的综合产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全困境的产生既是对现实安全形势判断的结果，也是内心世界不安全感觉的滋生物。而只有内心的强大，才会导致安全感的增强，安全困境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更重要的是，只有对安全困境及其带来的问题有清醒的解读，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强大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确保安全指数保持高位。这种悖论正是安全困境的本质特征所折射出的困惑”， 才能解决互信问题，众多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点。而三国以“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防务或军事人员的交流合作”为目的开始“探讨建立‘三国防务对话’机制的可能性”的共识， 至少使人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结论
军事合作 篇11
1 对于军事法律英语中关键词的翻译
1) 法律英语中不少词和短语在平常的语境中也使用, 但在法律英语中有着自己特殊的含义, 而不懂法律英语, 就不能掌握其准确意思, 因而遇到这些词语, 要注意其在法律英语中的含义, 由于军事法律英语同样使用这些词, 翻译时尤其要注意。
比如第四十一条“回避”中有一句话, 英文原文为“Themilitary judge, or if none, the court, shall determine the relevance and validity of the challenges for cause, and may not receive a challenge to more than one person at a time.”, 原文翻译为“军法审判官, 或者没有军法审判官的法庭应当决定回避的理由是否与本案有关和合法, 但不能同时受理一人以上的回避。”[1:11]“challenge”在普通英语中的含义为“挑战”, 但在法律英语中适用的是它的另外一种意思“提出异议 (a statement oran action that shows that sb refuses to accept sth and questions whether it is right, legal, etc.) ”[2:260]文中将“challenge”翻译为“回避”并不恰当, 其实“challenge”本来的意思是“申请回避”[3:30], 而“challenge”有两种, 一为“challenge for cause”, 要求说明理由;另一为“peremptory challenge”, 无需说明理由。因而本句翻译可以改为“军法审判官, 或者没有军法审判官的法庭应当决定有因回避申请是否与本案有关和合法, 但不能同时受理针对一人以上的回避申请。”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对第五十一条的翻译中, 第五十一条“表决和裁决”第一款, 英文原文为“Voting by members of a general or special court-martial on the findings and on the sentence, and by members of a court-martial without a military judge upon questions of challenge, shall be by secret written ballot.”原翻译为“高等或特等军事审判法庭对决定和判决的表决, 以及没有军法审判官参加的军事审判法庭对争议的表决, 一律应当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1:13]文中将“questions of challenge”翻译为“争议”不当, “questions of challenge”在法律英语中有特殊的含义, 即“有关申请回避的问题”。
又如在第六十条“军事审判法庭召集人的初审”第四款中有一句话, 英文原文为“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taff judge advocate or legal officer shall include such matters as the President may prescribe by regulation and shall be served on the accused, …”原翻译为“军事审判法庭召集人或者根据本条有权审查的其他人的军法顾问助理或海军军法顾问助理对案件的书面意见应当包括总统条令规定的有关事项, 应当有利于被告……。”[1:16]该翻译将“should be served on the accused”翻译成“应当有利于被告”是错误的, 译者在此处大概将“serve”理解成了它的一种普通意思, 即“to be useful to sb in achieving or satisfying sth (对…有用) , ”而“serve”在法律英语中有一种用法是“serve sth on sb”, 其含义是“送达 (to give or send sb an official document) ”[4:1587]现根据英文将全句翻译为“军法顾问助理或者海军军法顾问助理对案件的书面意见应当包括总统条令中规定的有关事项, 并且应当送达被告。”
2) 在法律英语中有许多专用的词汇, 在普通英语中不适用, 即便是国外的一般人也难以了解其含义, 所以在军事法律英语的翻译中, 要掌握专业词汇。如“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标准, 学界一般翻译为“排除合理怀疑”, 这种情况下一般应与学术界通行的翻译统一起来。加之军事法律英语的翻译又涉及到一些军事术语, 如对于不同的军种、军衔、军官的翻译, 所以还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常识。
如第五十一条“表决和裁决”第三款第四项, 英文原文为“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to establish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原文翻译为“除合理疑问以外, 证实被告犯罪的举证责任, 属于政府。”[1:14]“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是美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犯罪的证明标准, “In a criminal case, the proof necessary for a conviction must b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becaus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4:98]即由于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的存在, 刑事案件定罪证据必须符合这一标准, 学术界一般翻译为“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因此正确的翻译应当是“国家负责证明被告犯罪证据足以排除合理怀疑”。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对第一百零六条的翻译中, 第一百零六条 (甲) “间谍活动”第三款, 英文原文为“A sentence of death may be adjudged by a court-martial for an offense under this section (article) only if the members unanimously fin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ggravating fac-tors:……”, 被翻译为“军事审判法庭只有在一致同意、没有任何合理疑问的情况下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时, 才判处死刑……”[1:24]在本句中,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应翻译为“排除合理怀疑”, 其在句中的位置也应调整, 较准确的翻译应是“只有在军事审判法庭成员一致认为, 下列一项或多项加重因素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 方可对本条规定之罪判处死刑。”
又如在第三十六条“总统的制定法规权”第一款, 英文原文为“Pretrial, trial, and post trial procedures, including modes of proof, for cases arising under this chapter triable in courts-martial, military commissions and other military tribunals, and procedures for courts of inquiry, may be prescribed by the Presidentby regulations…”, 被翻译为“对于军事审判法庭、军管法庭和其他军事法庭对依照本法受理的案件进行预审、审理以及延期审理的程序, 包括证明手段, 以及军事调查委员会的程序, 总统可以颁布条令加以规定。”[1:9-10]此处将“post trial procedures”翻译为“延期审理的程序”, 意义不当。“post”作为英文单词中的前缀, 其含义是“after后, 以后”[2:1336], 而“延期审理”一般翻译为“postponement of trial”[5:641]同时从前面提到的“pretrial (预审) ”来分析, 此处应翻译为“审判后的程序”。
又如第十五条“指挥官的不经审判处罚权”第四款, 英文原文为“The officer who imposes the punishment authorized in subsection (b) , or his successor in command, may, at any time, suspend probationally any part or amount of the unexecuted punishment imposed…”[1:5]被翻译为“有权实施本条第二款规定处罚的指挥官或者他的授权的指挥官, 随时可以暂缓执行已经科处但尚未执行的一部或者全部处罚。”, 文中将“his successor in command”翻译为“他授权的指挥官”, 而“successor”正确的翻译应为“继任者”, “a person who takes an office or position formerly held by someone else”[6:1056]。
3) 在法律英语的用词中, 有时会故意使用一些比较模糊的语言, 表面上看来, 这与法律英语要求的准确性是相违背的, 但在特定的环境中, 无法使用较准确的语言, 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如“reasonable time (合理时间) ”。对这些模糊词语的翻译, 要根据它适用的具体语言环境来把握其意思, 没有固定的方法。
比如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项, 英文原文为“The Secre-tary concerned shall, by regulation, define"reasonably available"for the purpose of paragraph (3) (B) and establish procedures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military counsel selected by an accused under that paragraph is reasonably available.”, 被翻译为“各军种的部长应当以条令形式明确本款第 (三) 项第2目“适当有效”的含义, 并且规定被告依照本款选择的军队律师是否愿意接受的界限。”[1:10]查找该条第二款第三项第2目为“The ac-cused may be represented--…by military counsel of his own selection if that counsel is reasonably available (as determined under regulations prescribed under paragraph (7) ) .”其含义为“被告可以选择由下列人员代理……自己选择的可以合理提供的军队律师。 (合理提供的含义根据本款第 (七) 项由条令加以规定) 。”原来的翻译将"reasonably available"翻译为“适当有效”, 难以理解。根据词典的解释, “reasonably”具有“公平合理地, 适度地 (in a fair way) ”[2:1436]的含义。而available的含义为“able to be had、obtained、used、seen, etc.”[6:59]综上所述不如译为“合理提供”恰当。并且原翻译将后半句翻译为“是否愿意接受的界限”与英文含义不通。正确的应翻译为“各军种的部长应当以条令的形式明确本款第 (三) 项第2目“合理提供”的含义, 并且规定相应程序以确定被告依本款选择的军队律师是否属于合理提供。
4) 在翻译成汉语时, 要主要使用法律语言。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 不可随便改变。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 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
如第一百零六条 (甲) “间谍活动”第一款第一项, 英文原文为“Any person subject to this chapter who, with intent or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t is to be used to the inj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the advantage of a foreign nation, communicates, delivers, or transmits, or attempts to communicate, deliver, or transmit, to any entity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thing described in paragraph (3) shall be punished as a court-martial may direct”, 原来的翻译是“凡受本法管辖的人员, 意图或者信仰从事损害美国、为外国利益服务, 向本条第一款第 (二) 项规定的实体, 直接或者间接地联络、递送、转交或者试图联络、递送、转交本条第 (三) 项规定之物品者, 应当依法受军事审判法庭的审判。”[1:24]在该句中, 将“with intent or reason to believe”翻译为“意图或者信仰从事”难以理解, 在我国法学理论中描述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时, 有“应知”和“明知”的提法。为了便于理解, 不如改为“凡受本法管辖的人员, 应当知道或明知其行为会损害美国利益或给外国带来好处, ……。”
5) 注意英文中关键的介词、连词的翻译。在英文中有不少介词、连词起到连接前后单词和句子的作用。对于这些关键词翻译要准确, 如果理解失误, 也可能导致意思相反。
如第六十一条“放弃或撤销上诉”第二款, 英文原文为“Except in a case in which the sentence as approved under section 860 (c) of this title (article 60 (c) ) includes death, the accused may withdraw an appeal at any time.”, 原翻译为“对于已经军事审判法庭召集人依据本法第六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批准的包括死刑判决在内的案件, 被告人可以随时撤销上诉。”[1:17]按照该翻译, 对于已经批准的所有案件, 包括死刑案件, 被告人可以撤销上诉。其含义正好与本来的意思相反, 原因在于翻译时没有把“except”翻译出来。该句的本来意思是为了表示对死刑案件的慎重, 除死刑案件外, 其余的案件, 被告人可以撤销上诉。正确翻译应当是“除依据本法第六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所批准的刑罚中包括死刑的案件外, 被告人可以随时撤销上诉。”
又如第七十二条“缓期执行的撤销”第一款, 英文原文为“Before the vacation of the suspension of a special court-martia sentence which as approved includes a bad-conduct discharge or of any general court-martial sentence, the officer having special court-martial jurisdiction over the probationer shall hold a hearing on the alleged violation of probation.”, 原翻译为“经过核准的特等军事审判法庭的判决, 包括品行不良退役的判决, 或者高等军事审判法庭的判决, 在撤销缓期执行以后, 对缓刑犯具有高等军事审判法庭管辖权的军官, 应当主持审讯该犯在缓刑期间的违法事实。”[1:20]文中将“撤销缓期执行以前”, 翻译为“以后”, 意思大变;要撤销缓刑, 应当先审查清楚缓刑期间的违法事实再予撤销, 先后顺序不能颠倒, 原来的翻译没有将“before”一词正确译出, “special court-martial jurisdiction”又因笔误写成了“高等军事审判法庭”。应改为“经过核准的特等军事审判法庭的判决, 包括品行不良退役的判决, 或者高等军事审判法庭的判决, 在撤销缓期执行以前, 对缓刑犯具有特等军事审判法庭管辖权的军官, 应当主持审讯该犯在缓刑期间的违法事实。”
又如第一百三十五条“军事调查委员会”第三款, 英文原文为“Any person subject to this chapter whose conduct is subject to inquiry shall be designated as a party.Any person subjec to this chapter or employ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ho has a direct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of inquiry has the right to be designated as a party upon request to the court.”原来的翻译是“受本法管辖的人员, 自己的行为应受询问的, 是军事调查委员会的一方当事人。受本法管辖的人员或者国防部雇佣的人员, 与询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根据委员会要求, 有权被指定为一方当事人。”[1:27]文中将“upon request to the court”翻译成“根据委员会要求”, 把利害关系人与委员会的关系颠倒了, 如果其原意为“根据委员会要求”则英文应为“upon request of the court”。因而正确的翻译是“在向委员会提出请求后, 有权被指定为一方当事人。”
6) 翻译如同写文章, 要注意前后一致, 对于同一个词或词组, 如果没有不同的意思, 翻译时要用统一的标准, 即便是由不同的译者翻译, 关键的词汇也要统一起来。
如第六十二条“国家上诉”第一款第 (二) 项, 英文原文为“An appeal of an order or ruling may not be taken unless the trial counsel provides the military judge with written notice of appeal from the order or ruling within 72 hours of the order or rul-ing.”, 被翻译为“对上述命令或者决定的上诉, 应当在该案出庭律师在命令或者决定发布后72小时之内向军法审判官提出书面上诉通知之后进行。”[1:17]文中将“trial counsel”翻译为“出庭律师”不当, 在美国统一军事司法典中, “trial counsel”与“defense counsel”对应, 前者指的是代表国家起诉的军事检察官, 后者指的是为被告辩护的律师, 在该法的第27条和第38条中, 译者都是将“trial counsel”翻译成了“军事检察官”, 不知何故此处翻译失误, 应予改正。
又如第六十四条“军法顾问的复核”第三款第二项, 英文原文为“If a rehearing is ordered by the convening authority finds a rehearing impracticable, he shall dismiss the charges.”, 原翻译为“如果下令再审, 但有权召集听证会的人发现再审不适当的, 他应当撤销指控。”[1:18]文中有两个“rehearing”, 一个翻译为“听证”, 一个翻译为“再审”, 应当统一起来, 现改为“如果已命令进行再审, 但召集人认为再审不适当的, 他应当撤销指控。”
2 对句子的翻译
在法律英语中, 由于法律要求概念明确, 逻辑严密, 长句的运用比较普遍, 军事法律英语也不能例外。这里所谓的“长句”, 不单纯就句子的长度而言, 而且是指语法结构比较复杂、从句和修饰语较多、包含的内容层次在一个以上的句子。鉴于法律文件的目的、性质和文体特征, 其长句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文字作品, 这就给法律翻译造成了额外负担。翻译时一定要注意逐层进行分析, 在找到主体结构、确定其主要意思后, 再进行翻译。不然一个从句的理解失误, 可能会导致整句话的意思颠倒。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 还可以调整句子的顺序, 把一句长句变成几个短句, 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1) 注意从句所修饰的是哪一个词, 军事法律英语比较长, 如果在理解时将本来修饰某一词的从句理解为修饰另外一词, 则意思大变。比如下面的例子。
第二条“本法对人的管辖”第四款第五项, 英文原文为“ (5) A member ordered to active duty under paragraph (1) , unless the order to active duty was approved by the Secretary concerned, may not-- (A) be sentenced to confinement;or (B) be required to serve a punishment of any restriction on liberty during a period other than a period of inactive-duty training or active duty (other than active duty ordered under paragraph (1) ) .”, 被翻译为“依照上款被强制转入现役的人员, 非经国防部长批准, 不得受到下述处罚:1.监禁;或者2.限制自由的时间超过参加非现役训练或者服现役期限的拘束。”[1:2], 该项的规定与第一项有关, 第一项英文原文为“A member of a reserve component who is not on active duty and who is made the subject of proceedings under section 815 (article 15) or section 830 (article 30) with respect to an offense against this chapter may be ordered to active duty involuntary for the purpose of-…”含义为“非现役的后备役部队成员, 因触犯本法, 依照本法第十五条或者第三十条的规定, 应受不经审判的处罚时, 应当命令将其强制转入现役…”。对第五项的翻译失误有三, 第一应当是依照“第一项”, 而非“上款”, 第二应是经“相关部长批准”, 而非“国防部长”, 第三相关部长批准的对象是“转入现役的命令”, 而非“处罚”, 即“unlessthe order to active duty was approved by the Secretary con-cerned”。因此正确的翻译应当是:除非强制转入现役的命令得到相关部长的批准, 否则依照第一项规定被强制转入现役的人员, 不得受到下述处罚:1.监禁;或者2.被要求接受在非现役训练期或现役期之外限制自由的惩罚。
第九条“拘禁的科处”第二款, 英文原文为“An enlistedmember may be ordered into arrest or confinement by any commissioned officer by an order, oral or written, delivered in person or through other persons subject to this chapter.”被翻译为“军官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命令, 亲自交付或者通知受本法管辖的他人拘留或者拘禁士兵。”[1:3], 文中“oral or written, delivered inperson or through other persons subject to this chapter”修饰的都是“order”此处的含义是军官下达命令可以本人交付, 也可以通过受本法管辖的他人交付, 并非通知他人直接拘留士兵, 因此应翻译为“军官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命令拘留或者拘禁士兵, 该命令可以由军官亲自交付或通过受本法管辖的他人交付。”
第一百零三条“侵害战利品”第二款第 (二) 项, 英文原文为“buys, sells, trades, or in any way deals in or disposes of captured or abandoned property, whereby he receives or expects any profit, benefit, or a advantage to himself or ano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nected with himself;”, 被翻译为“意图得到或者谋取利润、利益或者好处, 直接或者间接与他人买卖、交易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理或者处置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财产或者敌人丢弃的财产的”[1:23], 在这句话中,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nected with himself”修饰的是“another”, 原来的翻译错误地将其理解为修饰“buys, sells, trades, or in any way deals in or disposesof”, 导致翻译难以理解。正确的翻译应是“买卖、交易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理或者处置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财产或者敌人丢弃的财产, 而为自己或与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他人获得或者谋取利润、利益或者好处。”
第一百零六条“间谍”, 英文原文为“Any person who in time of war is found lurking as a spy or acting as a spy in or about any place, vessel, or aircraft, within the control or jurisdiction of any of the armed forces, or in or about any shipyard, any manufacturing or industrial plant, or any other place or institution engaged in work in aid of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by the U-nites States, or elsewhere, shall be tried by a general court-martial or by a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on conviction shall be punished by death.”原来的翻译是“战时, 凡在武装力量控制或者管辖的地区、舰艇、飞机、船坞、制造厂、产业部门或者其他部门或者公共机构之内或者周围, 参加从事国家或者盟国作战工作的人员, 被发觉是潜伏间谍, 或者从事间谍活动的, 应当由高等军事审判法庭或者军管法庭审理, 犯罪成立, 应当判处死刑。”[1:24]在该句中, “engaged in work in aid of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by the Unites States”修饰的是“any other place or institution”, 原翻译将其理解为修饰“any person”, 导致发生误解, 翻译成了“参加从事国家或者盟国作战工作的人员”, 使该罪的主体大大减少。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战时, 凡在武装力量控制或者管辖的地区、舰艇、飞机、船坞、制造厂、产业部门或者辅助国家进行战争的其他地点和机构、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之内或者周围, 进行潜伏或从事间谍活动的, 应当由高等军事审判法庭或者军管法庭审理, 犯罪成立, 应当判处死刑。”
2) 注意断句, 在长句中, 有时会使用逗号进行断句, 此时如果把本该断句的地方没断, 相反给连起来了, 在翻译时也必然出错。
如第十五条“指挥官的不经审判处罚权”第一款中有一段, 英文原文为“Under similar regulations, rules may be prescribed with respect to the suspension of punishments”, 被翻译为“依照类似条令和规则的规定, 可以缓期执行本条规定的各种处罚”[1:4], 原文中“regulations”与“rules”之间有逗号隔开, 因此应翻译为“根据类似的条令, 可以制定缓期执行本条规定的各种处罚的规则。”。
3) 在翻译时注意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关系。在英文表述中, 有时为了表示强调有使用被动语态的习惯, 翻译时不能按照汉语习惯理解成主动语态, 否则意思会颠倒。
如第五十九条“法律中的错误;重罪中的轻罪”第一款, 英文原文为“A finding or sentence of court-martial may not be heldincorrect on the ground of an error of law unless the error materi-ally prejudices the substanti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被翻译为“军事审判法庭的裁定或者判决, 不能以法律的错误为由而坚持己见, 但是危害被告基本权利的实质性错误除外。”[1:15], 此处将“held incorrect”译为“坚持己见”不当, 译者大概是将其理解为主动语态了, 其实全文为“may not be held incorrect”, 含义为“不得被认定为不当”。因而正确的翻译应当是“军事审判法庭的裁定或者判决, 不得以有法律上的错误为由而被认定为不当, 但是危害被告基本权利的实质性错误除外。”
第一百零六条 (甲) “间谍活动”第二款第 (一) 项第2目, 英文原文为“the members unanimously determine that any extenuating or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are substantially outweighed by any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e aggravating factors set out under subsection (c) .”, 原来的翻译是“军事审判法庭成员一致决定, 对被告从轻或者免除处罚, 实质上超过了法律规定, 包括本条第三款规定之从重情节的。”[1:24]在本句中, “are substantially outweighed”是被动语态, 原翻译将其译成了主动语态, 变成了从轻和减轻情节超过了加重情节, 意思正好相反。正确的翻译是“军事审判法庭成员一致决定, 被告所具有的加重情节, 包括本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加重情节, 远远超过了其所具有的从轻或减轻情节。”
4) 在翻译成汉语时, 一定注意语言的组织。有时译者已经正确理解了原文的意思。但由于英语和汉语表达方式和顺序的不同, 语言组织不当也会导致误解。
如第五十二条“通过表决的票数”第二款第一项, 英文原文为“No person may be sentenced to suffer death, except by the concurrence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urt-martial present a the time the vote is taken and for an offense in this chapter ex-pressly made punishable by death.”, 被翻译为“除本法明文规定判处死刑的罪犯以外, 非经全体出庭成员一致投票赞成, 不能判处死刑。”[1:14]此处翻译在语言表述上引起误解, 好像在本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经过全体出庭成员一致投票赞成, 还可以判处死刑, 这样的理解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判处死刑需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是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其二是全体出庭成员一致投票赞成。因而正确的翻译应当是“除本法明确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并经全体出庭成员投票一致赞成外, 不得判处死刑。”
3 结束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英语的翻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 没有任何一个译本会是完美无缺的。由张纪孙先生、肖风城、叶峰翻译的《美国统一军事司法典》在诸多地方的翻译都很经典, 符合军事法律的表述, 该书在学术界的广泛被引用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有一点缺陷, 但“瑕不掩瑜”。笔者对上述内容的纠误也许本身就是错误, 希望以此文能得到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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