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精选6篇）
军事历史 篇1
我国的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在历史历朝历代基本集中统一于王权或者皇权。历史上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的关系是在二者集中统一于至高无上的皇权基础之上来讨论二者的分离和集中。
一、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早期的统一
战争是随着原始社会后期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军事法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 王权的建立而产生。原始社会末期, 氏族酋长为了驱使氏族成员勇敢作战以夺取胜利, 首先制订了军法。 (1) 相传我国最早的法律《皇帝李法》, 就是军事法;最早的法官士或理, 也是军官的名称, 传说皋陶就兼负执掌兵、刑的双重任务 (2) , 这就说明当时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是统一的, 无论是由国王直接掌管还是赋予权力予将帅, 二者都是密不可分的。
这时的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统一于王权, 夏商周三代的国王都有最高的军权。夏的第一代君王启在讨伐有扈氏的《甘誓》中, (3) 表现出了包含军事司法权和统帅权的绝对的王权。同样在商汤讨伐夏桀的《汤誓》中, “尔不从誓言, 予则孥戮汝, 勿有倏赦”说明王拥有最高的军事惩罚权。
随着西周的版图、人口的扩大和增长, 周王实行分封制来管理幅员辽阔的国家。同样对于军权的使用, 周王不能亲力亲为, 周天子就通过“命卿”制度, 使将军官员代为行使军权。《周礼.夏官司马》记载着周天子设立夏官司马官职, 由司马掌管军政大权, “大司马之职, 以久伐之法正邦国”。表现了出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的统一
二、军事统帅权与军事司法权的初步分离
春秋战国时, 奴隶制纷纷瓦解, 封建制度逐渐确立, 社会处在大变革、大分裂的时期。周天子不再拥有无上的王权, 以至于军权从周天子手中滑落到诸侯手中, 又从诸侯手中下移至卿大夫。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 以至于出现礼崩乐坏, 战国七雄并立的混乱局面。
随着战争的增多, 将帅逐渐有了更大的军事统帅权和军事司法权。齐国的将军司马曾说:“将在军, 君令有所不受。” (4) 《尉缭子》记述了将军有处死全军任何人的权力。另一方面, 军事法官在这一时期也在各国逐渐出现, 以掌管军政等事务的的司马担任。河曲之役, 赵孟故意使人以其乘车干扰行列, 司马韩献子“执而戮之”。 (5) 从这里已经产生了军事司法权与军事统帅权的初步分离, 虽然将帅在这时还是拥有不可动摇的军事权, 集军事统帅权与军事司法权于一身, 但是司马已经作为执行军事司法权的单独官职而在各国存在。
秦汉时, 除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司法权和统帅权外, 也赋予了将帅以相应的权力。由于军队执行的是作战任务, 军情瞬息万变, 客观上要求统军将领要有临机处置权和对军事犯罪案件的专门管辖权, 以确保战场胜利。 (6) 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功爵赏, 皆决于外。” (7) 就表明了当时将军在战时的司法权受约束极少。对待普通军人违法, 由专门的军法官“军正”进行管辖和执行军法。军正在军中的执法有一定的独立性, 他只能对士兵及将帅的部署实施军事司法权。作为将帅在军法方面的助手, 军正更多的是在行使将帅军权之中的军事司法权。
三、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关系的完善
唐朝的军事法律制度基本沿袭了隋朝, 司法制度日趋完善。但是, 唐代的军事司法系统随着唐代由兴盛到衰微, 从相对独立的地位日趋弱化, 以至于成为节度使军权的一个附属权力。
唐朝初期, 均田制决定了府兵制作为一种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存在。这时凡成丁卫士不上番时, 自家从事生产, 上番或教阅时, 才集于京师或所在地执勤, 遇有战争则由中央临时委派元帅、大将统一调动指挥 (8) 。在平时, 都督 (护) 府负责本地区的军政事务, 下设法曹, 以参军事为长官, 辅助都督 (护) 府行使军事司法权。 (9) 而领导和管理府兵的诸折冲府和卫率府因为未射军事司法机关, 故不能行使军事司法权。这就形成了在均田制、府兵制背景下的军事司法权和统帅权的分离。在战时, 军事司法权的行使则由皇帝任命的临时性武官行军大总管负责, 使得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在皇帝授权之下得到统一。
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均田制难以为继, 随即府兵制得以瓦解。开元年间, 募兵制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 甚至皇帝下诏允许各个节度使有就地募兵的权力。《旧唐书》就记载“天宝中, 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 谓之节度使, 得以专制军事。”节度使掌握地方军政大权, 成为本辖区的最高统帅, 而使皇帝对军权的控制大大削弱。由于皇帝的“赐之旌节”, 节度使拥有极大的军事司法权, 可以“总军旅, 颛诛杀”。 (10) 这种司法权甚至不受皇帝的制约, 掌握本军队的生杀大权。最终导致了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 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渐渐远离中央, 集中于各藩镇之下, 最终导致了唐朝走向终结。
宋代吸收了唐朝乃至五代时将帅握有重兵对中央造成威胁的教训, 通过集中军权于皇帝, 将军权按职能划归到不同部门, 以文治武的方法, 建立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军制。在平时, 军事统帅权和军事司法权是相分离的。在战时, 将帅则有直接处置违法者的权力。战争结束, 将恢复成平时的军事司法制度。
四、军事司法权与军事统帅权关系的最终形成
明清作为我国历史中最后两个朝代, 吸收借鉴了历朝历代军事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形成了固定的军事统帅制度和军事司法制度。明朝军事法沿用唐制, 清朝军事法沿用明制。此时, 皇权对于军权的掌握到了空前的地步。
明朝初期, 平时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掌握在五军都督府中, 都督府五军断事官“总治五军狱刑”, 下设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五司, 各理其军之刑狱。 (11) 其下各省都指挥司设有都卫断事司, 主军之刑狱。同样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五军都督府, 在明朝中后期地位逐渐降低, 实权向兵部转移, 后来“所谓五军都督者, 不过空名虚数而已。”这时, 在平时的状态下, 各级的军事司法权与军事统帅权是基本分离的。在战时, 明清两代均采取从重从速, 就地审判, 就地处罚的方式, 体现了战时的特殊性, (12) 皇帝将战时审判的大权赋予了将帅。戚家军的《纪效新书》中记载:“行营排阵间, 将领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骑者, 军法从事。”清朝规定, 战时的重大军事犯罪“从总兵官, 量事轻重治罪”。这就说明在战争期间, 将领不但拥有统帅权, 也拥有对下属进行军事审判的权力。
五、结论
从夏商周到清代, 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归属于军事权始终没有发生改变, 军事权又是封建君权的保障和外在表现, 历朝历代的王或者皇帝都从根本上控制着军事统帅权和军事司法权。所不同的是, 在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时, 皇权对军事权控制得较为严格, 这时最高统治者注重对军事权的制约。在平时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往往分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等级, 随着历史的演进, 这种分权越来越细, 来达到各部门、各权力分工负责, 互相制约, 以至于军事司法权分配于军事行政部门、地方行政长官以及军事监督者的手中, 而将领多为临时派遣, 其统帅权远远大于司法权。战时由于战争的迫切性, 这二者权力则迅速地集中于将领。当地方势力膨胀, 皇权对于军事权控制较为松散以至于军事大权旁落时, 军事统帅权和军事司法权则基本分散地集中于各地方首领和各将领手中。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二元变迁的历史就是军事司法权从统帅权当中脱胎分离的历史。时至今日, 我国军事司法权的配置也受到了历史上平战分开、军事司法权在平时独立于军事统帅权的影响。在平时, 军事司法权的配置相对独立于军事统帅权, 但是实践中还受到来自于军事行政部门的诸多影响;在战时, 对于被赋予临时处置的权力的指挥员, 其权力的行使也应当受到规制和监督, 使之在战场上不被滥用, 从而既维护了军队秩序, 又保护了军人的合法权利。
摘要：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同属于军事权的下位权。在我国军事法制历史长河的发展中, 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所呈现出的集中和分离不同的关系。在平时和战时, 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的关系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又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无论从纵向的历史中还是从横向的平战状态中, 会发现军事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这对权力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这对当今这二者权力的发展起到借鉴性意义。
关键词：军事,司法权,统帅权
注释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142.
2周健.中国军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13.
3<尚书·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 天用剿绝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 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 赏于祖;弗用命, 戮于社, 予则孥戮汝。”
4史记·司马穰苴传>[M].
5周健.中国军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106.
6丛文胜.军事法制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1:90.
7史记·冯唐列传[M].
8周健.中国军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217.
9徐占峰.军事司法权配置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8.6.
10赵翼.廿二史札记[M].
1111梁玉霞.中国军事司法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19.
1212周健.中国军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304.
军事历史 篇2
我军的发展史是一部事业的辉煌史，也是一部军事文化的创造和建设史。纵观我军80年的发展历程，我军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立足战争和建设的实际，创造出了灿烂的先进军事文化。我军正是在先进军事文化的哺育下，发展成为一支举世闻名的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和威武之师。当前，认真梳理和总结80年来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深刻认识军事文化的战略意义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在8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军历代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军事文化的战略意义，始终将军事文化建设作为核心工程纳入到部队的全面建设中去，为军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根据各国军队现代化的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认为科学技术也是战斗力，而且是最重要的战斗力；加强国防科研和发展军事高科技是国防现代化的关键；必须走“科技强军”的道路，使中国国防建设尽快赶上时代的步伐。邓小平同志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军事科技文化的发展，把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引领到一个新的时代。江泽民在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新变化以及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指明了军事文化在2l世纪军事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军事领域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动力。我们要牢固树立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进我军的质量建设，全面提高我军的战斗力。”“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要素，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知识的较量。”
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军事文化在战斗力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军事文化已经成为战斗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和影响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越是先进的军事文化，其文化含量就越多，所具有的以政治保证力、思想引导力、精神驱动力、智力支持力、科技创新力、部队凝聚力等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文化力越大，越能增强部队的先进战斗力。认知程度决定建设力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对军事文化的战略意义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军事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二、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作为文化的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文化的先进性根本在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最新成果牢固占领军事文化阵地，这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也是加
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在政治课课程内容设置上，必须教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军事文化建设能不能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的成败和军事文化的走向。始终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我军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在战争岁月，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是当时军事文化建设的根本，是人民解放军提高干部、战士的理论水平和加强部队思想文化建设的根本性措施。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军又展开了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也要求“一切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部队和院校的军事、政治训练，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程”。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江泽民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军深入学习并坚决执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军队建设的战略性转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调整了军内外关系，对人民解放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巩固和提高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反对和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有所抬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军事文化必须更加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切实使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成为引领部队建设的灵魂。当前，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继承前人、着眼中国新的实践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它既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三、始终坚持谋求打得赢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作为战争活动反映的军事文化必须满足“打得赢”战争的需要。在80年军事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军立足战争特点，着眼战斗力提升，大力加强战时文化、战地文化、教育训练文化建设，使得军事文化的战斗力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针对红军官兵军事技能不高的情况指出：“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他要求部队，“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减轻与敌对峙时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单调、思想沉闷等问题影响战斗情绪，我军各部队大力加强战时军事文化建设，在战斗间隙，运用皮影、幻灯等形式作为战时的电视、电影进行文化宣传教育，有效地提高了官兵的战斗热情。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邓小平在提出“战争可能推迟”、“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的同时，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消除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敌我对抗这个基本的军事矛盾，军队建设必须仍然以提高战斗力作为标准。邓小平指出：“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而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明确指出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建设；并强调“部队严格训练，严格
管理，加强教育，把质量建设的方针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奔涌，面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挑战，面对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重担，军事文化的建设更要紧紧地瞄准“如何全面提升战斗力”这个核心问题，将之作为自身建设与发展的终极目标，积极探索运用军事文化来提高战斗力的有效形式和途径，从而以不断适应军队战斗力发展的时代要求，使其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最大的效能。
四、切实重视军队思想道德建设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
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性质、宗旨和任务决定了必须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用先进的思想文化、高尚的道德精神培养官兵。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高尚的军人道德情操是我军军事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我军与其他军队的本质区别，更是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大法宝。同时，思想道德本身就是文化，而且道德文化最能反映文化的精神实质。所以说，思想道德是军事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我军治军带兵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历来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军事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建军宗旨的教育。他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由于废除了雇佣制、进行了思想教育，红军士兵提高了阶级觉悟，都知道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了自己、为人民打仗。进入抗日战争阶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成为激发官兵战斗热情的重要内容。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把德育放在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首位，“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把爱国奉献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看作是保持革命军队本色的重要内容，并将思想道德建设看作是提高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水平的重要举措。江泽民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在他的亲自倡导下，《军人道德规范》在全军颁布实行，《军人道德组歌》在全军唱响。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历史沿革 篇3
征兵制
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普遍推行征兵制。征兵以郡县为单位，农民是主要兵源。秦代兵役、劳役都很繁重，当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常被征发的就有二三百万人。秦于中央设太尉掌全国军事。京都之兵，置卫尉、中尉率领。地方之兵，由郡尉率领。
府兵制
府兵制是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与社会组织制度。西魏初创时，一人当兵全家编入军籍，不属州县管理。隋文帝时，军人户籍并入所在州县，府兵制与均田制相结合。唐初健全了府兵制，增加军府数量，府兵制兵将不在一起，服役期间免收租庸调，出征时自备粮食武器。府兵制有利于农业生产，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扩大了兵员，有利于国家统一、富强和民族融合。但出征时要自备物资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武则天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农民得不到土地，失去了赖以推行的经济基础；由于战争频繁，兵役繁重，兵士逃亡现象较多；府兵的地位下降，官僚用府兵为私家役使，社会上以充当府兵为耻。唐开元年间，府兵制崩溃。
募兵制
唐玄宗时开始实行的兵将隶属的军事制度。开元年间，府兵制崩溃，唐玄宗为增强军事力量，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基本上由国家供给衣食，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节省了府兵往来于路途的消耗，国家得以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募兵制的士兵以当兵为职业，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容易导致军阀的形成。
节度使制
唐后期募兵制恶化发展的军事制度与军事现象。其特点在于节度使政治上有自主权，经济上有财权，军事上有强悍武装，以及将士可世代相承同节度使建立义父子关系等。节度使是藩镇割据的基础，藩镇割据是地方豪强势力膨胀的产物，是地方与中央矛盾难以调和的必然产物，是唐后期统治崩坏的历史根源。
保甲制与将兵制
它是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军事制度与社会组织制度。保甲制实行兵民一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出战，利于控制人民和减少军费开支。将兵制在于训练禁军，利于操练军队和充实边防力量。它的实行有助于增强北宋的军事实力和抵御辽夏的军事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猛安谋克制
它是金太祖阿骨打实行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与社会组织制度。猛安谋克原是女真族氏族部落组织，阿骨打建金后为加强统治力量而大力推广。它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各户壮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它的实行有利于推动女真族的封建化和金朝社会的发展。
卫所制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卫所，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属于自给自足军屯类型。每个军士授予一定数目的田地，国家提供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在明初25年中，各地卫所军士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从而使朝廷无需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卫所军士、军官身份世袭，所有军户的户籍皆有五军都护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
都督制
它是明太祖推行的军事制度。特点在于将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约。都督府有统兵但无调兵之权，兵部有调兵但无统兵之权。遇有战事，兵部奉旨调兵，由皇帝临时任命将领和总兵而统帅军队作战。都督制的实行强化了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八旗制
八旗制是建州女真建立的兼有军事、政治和生产职能的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明后期，首领努尔哈赤按照八种旗号把女真人按军事编组（太宗时增设蒙古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旗人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八旗将领平时管理民政，战时充当将领。入关后，八旗兵已脱离生产，军队直属于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后来八旗兵逐渐腐化，清亡后八旗制瓦解。八旗制的实行有助于统一涣散的女真各部落，推动满族的形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保证入主中原、维护清廷统治、平定叛乱以及镇压人民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绿营兵制
军事历史 篇4
以上记述只是有关于武术的一些简单的历史记忆,而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了一些有关于武术的具体的理论表述。据《吴越春秋》载:春秋时期,越王向越女请教剑术之道,越女说:“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剑之道,诵之不休。”这里的“击剑之道”即指的是剑术的理论。对于越王具体的提问:“其道如何?”越女说:“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越女的这段话对剑术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相当精到的总结。《庄子·说剑》则进一步提出了“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高深剑术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作为剑术理论的高度总结,更被视为武术技击理论的指针,成为今人依然在遵从的技击原理。《汉书·艺文志》“兵书”类的“兵技巧”中介绍了武术,共有13家、199篇,其中除射法外还提到“手搏六篇”、“剑道三十八篇”、“蒲苴子戈法四篇”等。这些是我们今天通过文本资料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武术著作,虽然现在都已亡佚,但可以看出早在汉代,拳术、剑术等武术技巧就已经用文字进行了记述和传播。这些已经亡佚的武术著作也可以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对武术文化进行有意识的积累。
从以上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武术发展中军事平台的重要性,亦可以看出军事发展中武术的重要价值;在整个冷兵器时代,军事武术都作为武术的重要历史形态而在不断积累、不断发展。隋唐时代,中国文明臻于繁荣,出现了众多武艺高强的名将。隋末唐初的薛仁杲,“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李晟,“性雄烈,有才,善骑射。年十八从军,身长六尺,勇敢绝伦。时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击吐蕃,有骁将乘城拒斗,颇伤士卒,忠嗣募军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发而毙,……忠嗣厚赏之,因抚其背曰:此万人敌也。”
唐王朝还经常组织各种骑射比赛,其中每年的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为固定的竞射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骑射训练。《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真传》:“有才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薄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则皆善射……遂雄视山东。是时,天下称昭义军步兵冠诸军。”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兴)也“尝于军中角射,一军莫及”。
明代的武艺有两种:一种是军事实战中用的技艺,一种是江湖艺人杂耍的花架子。抗倭名将戚继光特别强调要学真艺,反对学花架子。为使士兵练好武艺,戚继光告诉士兵:“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以启发士兵习练武艺的自觉性。戚继光还在军中实行定期考核,进步受奖,屡无进步则要受罚。
军事武术的发展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近代以后,随着火器在战争中的大量运用,军事武术作为武术的重要社会表现形式逐步衰落,失去了其在军事斗争中的统驭地位,但即便是在现代军事训练中,武术依然常常用于士兵个人素质的提高,以提高单兵作战能力。
军事历史 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军事工业；历史经验
前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军事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变强，从生产部门单一到国防工业体系完整的巨变，为我国国防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今天回过头去终结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历程时，会发现有优秀作风值得我们继续传承。
一、党和国家的重视
党和国家的重视，是我国军事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军事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全国兵工厂共有162座，为了维护人民民主政权的安全，在建国初就成立的重工业部，主管军工企业。随后重工业部专门成立了一系列的小组，主管全国的军工生产和建设，比如兵器工业办公室。朝鲜战争期间国家成立了兵工委，隶属于中央军委，随后又成立了兵工总局，统一管理我国的兵器生产工作，航空工业局专门负责航空工业。朝鲜战争停战后，我国军工获得快速发展，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在政策上我国一直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枪支弹药，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我国必须重视军事工业的建设，在苏联援助的一百多个项目中军工项目就有44个。在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动乱期间，虽然我国经济一片萧条，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都遭到巨大破坏，但是党和国家仍然全力支持军工企业的发展，这一期间我国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中心发生了转移，但是军事工业仍然稳步向前发展[1]。
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借用外力相结合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将自己最先进，最发达的军事武器和军工技术传授给他国，所以要想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军工技术和军事武器的研发并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有些时候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建国之初，我国一无所有，外有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内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骚扰，面对内忧外患，我国与苏联结成同盟，从苏联方面得到大量军事援助。朝鲜战争期间，通过贷款的方式我国从苏联方面得到大量的军事装备。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55年，中国从苏联方面进口了八十多万枝枪械，一万多门火炮，五千辆飞机，三千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其他一些军事设备。苏联不但为我国提供武器装备，还帮助我国建立建设军工企业，在“一五”和“二五”期间，苏联向我国派遣大量军事专家，帮助我国培养军事人才，建设军事工业基地，苏联的援助是我国建国初军工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苏联方面撤走了所有的专家。我国的军事工业被迫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虽然失去了苏联方面的援助，但是我国的科学家充分发扬我党的优秀作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比如在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原子弹没有炸，为了搞清楚原因，邓稼先冒着核辐射的危险，去捡原子弹的碎片，最终邓稼先因为长期受到大量的核辐射患上了癌症。这一期间我国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打破了西方的核威胁、核垄断，并于1970年用“长征一号”火箭，将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预定轨道[2]。
三、不断进行创新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为了适应国内的经济形势以及国外的安全威胁，党和国家对军事工业管理体系进行了多次调整，其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高度集中
在党和国家的高层设立一系列的军工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军工企业，比如兵工委、兵工总局、国防工委等。这些部门都直接归中央军委或者国防部领导，集权程度非常高。
（二）政企不分
当时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所以军工企业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三）军工管理机构频繁变动
当时我国频繁的调整军工管理机构，每隔几年都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有时一年都会调整好多次。但是这种频繁的调整对我国的军事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让我国的军事工业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过去几百年的路，让我国的军事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一期间我国建立起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许多以前没有军事工业部门都纷纷建立了起来。一大批爱国科学家的回国使我国的科研队伍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同时军工的发展还带动了冶金、钢铁、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等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彻底否定市场的作用，出现了许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3]。
四、军民结合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一直都是我军的优秀传统，在军工建设上更是如此。建国之初，我国经济基础非常薄弱，面对内忧外患，毛泽东同志提出“两手抓”，一方面要抓国防建设，另一方面抓经济建设。并指出这两件事情必须依靠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中都体现了军民结合的思想原则。后来在多种场合、毛泽东同志都阐释了军民结合的思想观点，第二机械工业部在1957年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军事工业发展方针。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军工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生产优势成功研制出了一大批军事设备和民用设备。比如轧钢设备、制造氮肥的设备。60年代初期，中央军委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正式确立为军工企业的发展方针。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对印自卫反击战以及国民党不断叫嚣“反攻大陆”等事件的发生，保家卫国再次成为我国的首要任务，出于安全考虑，我国军工企业开始贯彻“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使寓军于民的方针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结论
综上所述，新中国特色军事工业发展壮大首先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在建国之初，面对内忧外患，党和国家毅然决然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新中国特色军事工业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其次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国之初，我国一穷二白，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我国很快建立健全了军事工业体系，使军事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是我国清楚的认识到求人不如求己，于是走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军事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再次离不开改革创新，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为我国的军事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最后离不开军民结合的方针政策的指导。
参考文献
[1]杜人淮.中国特色军事工业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J].军事历史研究，2012，05（04）：11-15.
[2]白利伟.浅谈军事工业发展壮大的经验解构[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3，08（04）：20-28.
对初中历史中军事史教学的探讨 篇6
1. 学习军事知识,掌握发展规律
学生平时所接受的军事史知识是杂乱的、零碎的,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应抓住教学时机,适时地把同类军事知识加以综合,使知识序列化、系统化,并揭示其发展的规律。
一个国家往往把自己国家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到军事上,所以,军事技术往往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如第18课“高度繁荣的宋元文化(一)”“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中指出,宋元时期火药已经在在军事上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出现了大量的火药武器,这说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发达的水平了。
在此基础上,教师也可对中国古代的兵器发展史作一简单总结回顾:夏朝使用铜兵器,商朝使用青铜兵器,春秋时期出现铁制兵器,东汉时期铁制兵器取代青铜兵器,三国时出现战舰,唐朝开始使用火药武器、火箭,到宋元时期出现突火枪和铜火铳。在此基础上,可引导学生分析其发展线索:中国古代的兵器经历了一个由冷兵器到火器的发展过程,冷兵器阶段经历了铜器、青铜器到铁器的过程。同时可揭示其发展规律:中国古代兵器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是伴随着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一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2. 深度挖掘中国古代军事史中思想精华
中国古代军事史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传统美德,教师应能挖掘出其中的思想精华,以此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2.1 教师在讲授中要体现中国古代军事史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成就博大精深,我国是火药和火药武器的最早发明者、使用者,我国有漫长而复杂的战争历史,在战争中涌现出了众多虎奋鹰扬的军事名将和广博精深的军事著作,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兵书产生最早、数量最多的民族,历史上的浩繁而详备的军事典籍是世所罕见的,我国古代兵书中饱含着丰富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在讲授宋元时期火药在军事上的广泛使用及其传播时,同样要揭示它对西方近代枪炮的发明及其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合教材有关火药的传播的内容,进一步向学生指出,公元1世纪,欧洲人就在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学到我国的火药技术,但直到14世纪中期,欧洲人在和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中得到了火药武器之后,才看到了火药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并开始了火药武器的制造与使用,由此揭开了近代军事技术革命的序幕。马克思曾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出了中国发明的火药在欧洲封建社会灭亡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在介绍《孙子兵法》这部兵书时,教材仅仅指出该书“系统地叙述了战略战术的原则,提出集中兵力打败敌人的重要性,强调作战时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作周密的调查”,只字未提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教师可在讲授《孙子兵法》以上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该兵书所提出的政略和战略相结合、政治重于军事、奇正相生、虚实结合、冲虚备实等战略战术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历代兵书的依据,而且影响波及国外。早在唐代中期,日本就把此书带回国内,因此影响到日本历代兵法,被日人称之为“将相秘本”、“东方兵学柱石”。据说,日本的武田信玄就将兵法中的“其疾如风”等词语写在军旗上。日俄海战时,日海军大将东乡也运用了它的以逸待劳的作战原则。10世纪《孙子兵法》传入法国,后又传入俄、英、德等国,成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一个思想源泉。据说,发动一战的德国皇帝在失败后读了此书,不禁发出“可惜二十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叹息。直到现在,西方的一些军事著作还经常引用此书,它的不朽价值是世界所公认的。据说海湾战争中,美国军队中每人都有一本英译本的《孙子兵法》。
2.2 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应注重情感的调动
教师在讲授军事人物时,应饱含情感地对他们的生平作较为具体的讲述,即使对他们的一言一行也要作重点讲解,以他们的言行感染学生。如,在讲授第一册第17课“西汉与匈奴的和战”时,教师不仅要讲清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建功立业的历史知识,还应介绍少年将领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因公而忘私的品德。
2.3 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应注意对事件本质的挖掘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揭示农民战争爆发的共同原因及其规律。这就是,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出于它的本性,总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剥削者不仅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而且有时侵吞他们的必要劳动成果,使他们无法生活下去,以至于社会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才能迫使剥削阶级节制其剥削欲,保证社会生产正常进行。教师可以秦末农民起义为例,加以进一步说明。
例如,秦朝统一六国以后,曾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后来,秦朝的暴政却使其走向反面。当时秦朝用于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建造骊山墓和从事杂役的劳动力,占成年男子的1/3,社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和破坏,许多贫苦农民的土地被剥夺,赋税负担却依然沉重,加上严酷的刑法,终于导致陈胜、吴广的起义。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秦朝的暴政,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 分析战争性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讲授战争史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区分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如:明朝戚继光抗倭的战争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属于正义战争;隋炀帝发动的三次对高丽的战争是封建统治阶级发动的对外侵略的战争,属于非正义战争。战争性质的区分主要依据对战争的目的和战争所起的历史作用诸方面的分析。如:战国前期和中期,秦国和其他国家交战,主要目的是要霸占他国的领土和人口,是争霸战争、掠夺战争,因此具有非正义性。战国后期,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力量逐渐强大,这一时期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秦国实行并吞六国的统一战争,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