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纠纷调解协议书(精选5篇)
房屋纠纷调解协议书 篇1
房屋侵权纠纷调解协议
侵权方:姓名:性别:民族: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
受害方:姓名:性别:民族: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
侵权事实与理由:
1、侵权方施占强与受害方乐建军、郑艳君夫妇从2012年5月起,由于施占强修建房屋的事实两家成为正式的靠墙邻居关系。乐建军、郑艳君夫妇房屋位置位于四川省崇州市怀远镇泉水村2组114号。施占强修建房屋地址位于受害方房屋左手边;修建方式为靠墙修建。
2、侵权人施占强从2012年5月分开始动土修建房屋;从动土之日起受害人房屋地基被松动房屋下沉受到伤害,开始裂缝;导致受害人152.7平米基础建筑面积的房屋整体受损。现房屋估价在45-50万元之间。
3、现就调解之日起查看房屋受损情况如下:
A、一楼厕所、卫生间、厨房、屋檐、卧室、前厅等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害;最厉害的两处已经墙体整体裂缝、承重墙砖体破损;有多处地方已经透光。
B、二楼后房,前厅门道整体受损。
C、房屋不能在原基础承重墙体上继续修建;如要修建也得以施占强的的墙壁做为共墙来使用。
D、据鉴定机构咨询结果表明;房屋下沉时间最厉害的范围在新修建房屋一年左右;受害方在未来一年内房屋的受损程度无法预知;不排除有重大受损的可能。
E、由于施占强与受害方的房屋属于靠墙修建;之前受害方的排水空间被占用;排水成为双方的共同问题需要解决。
F、二楼阳光篷由于侵害方在修建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损害;化粪池由于侵害方的修建盖于地基之下。
就以上问题;受害方与侵权方多次协调未果。今在镇政府和村委的共同参与下达成以下调解内容:
1、由侵权人施占强一次性赔偿受害人乐建军、郑艳君由于房屋破损所带来的损失:万元;作为给受害方带来不便的损失和后期修补房屋时的费用。
2、由于侵权方施占强的行为侵犯了受害人乐建军夫妇房屋的相邻权已经成为事实;为解决双方今后房屋修建和共同排水防水问题经友好协商达成方案为;侵权方同意并承诺今后如果受害人修建或修复房屋时可以使用侵权人的墙体做为共墙修建和使用;同时排水、防水问题由侵权方承担。
3、由于地基下沉受害方后期房屋的受损程度具有不可预见性;如果以后房屋出现无法修复的状况;责任由侵权人承担。
4、今后受害人清理化粪池时,侵害方需要无条件配合。
本侵权协议书一式三份;经双方当事人、调解人签章后生效。由双方当事人、调解人各持一份。
侵权人(签章):
受害人(签章):
调解人(签章):
2012年月日
房屋纠纷调解协议书 篇2
关键词:医疗纠纷,协议效力,诉讼请求,诉讼技巧
一、基本案情
原告金某与原告苏俊 (化名) 系夫妻关系, 2013年3月25日, 原告金某临产, 到被告中心卫生院住院要求行“剖宫产术”,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并签订手术和麻醉知情同意书, 于当日进行手术, 术中取出一女婴, 出生后1分钟Apgar评分2分, 为重度窒息, 立即给予清理呼吸道、气管插管、吸氧、保暖及纠正酸中毒等对症抢救治疗。抢救30分钟后, 婴儿仍无自主呼吸及心跳, 医师经会诊后口头建议原告放弃抢救, 原告予以同意, 最终婴儿死亡。婴儿死亡后, 原、被告发生纠纷。2013年3月27日, 原、被告共同请求原告所在村委会的“四职干部”到被告处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 两原告及其双方父母均参加了调解, 经“四职干部”主持调解并征求两原告同意后, 由原告苏俊父亲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关于金某生孩故亡补偿精神协议》 (签订协议时原告苏俊在签字现场, 以下简称“赔偿协议”) , 原告苏俊父亲签字时声称“我可以当儿子和媳妇的家, 我签字没事的”, 协议约定:一次性补偿精神损失、亲友误工等合计40000元, 款于2013年4月10日前付清。签订协议当日, 被告给付原告苏俊父亲20000元, 苏俊父亲出具收条, 婴儿遗体由原告带回处理。
几天后, 原告认为被告在产前医学检查和生产过程中, 未严格按照有关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对原告金某进行检查、筛查及评估, 对新生儿窒息未及时进行复苏, 擅自中断抢救治疗。同时, 在新生儿死亡后, 两原告未授权原告苏俊父亲的情况下, 被告与原告苏俊父亲签订的“赔偿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据此, 原告向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与原告苏俊父亲签订的协议无效;2、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143220元、丧葬费1602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3336元, 合计172582元。庭审中, 原告提供被告病历一份, 证明原告金某住院分娩及婴儿死亡的事实, 同时证明医务人员未尽到相应职责, 致婴儿死亡的事实。第二份证据“赔偿协议书”, 证明被告与原告苏俊父亲签订的“赔偿协议”没有得到两位原告的授权, 应为无效协议。
被告答辩认为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原告父亲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在原告在场的情况下签订, 构成表见代理, 且该协议是在第三人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的, 应为有效协议, 这些事实由原告所在地的村“四职干部”出庭作证予以证明。若人民法院认定该协议无效, 则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及医疗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 若原告不能提供该项证据,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被告为支持自己的观点, 请求村“四职干部”出庭作证, 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应为有效协议。
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案由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还是合同效力纠纷;2、原告苏俊父亲与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的行为是否够成表见代理, 该份协议效力如何。3、如果“赔偿协议”无效, 被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医疗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二、裁判结果
某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医疗行为存在过错, 且原告在庭审中自认婴儿死亡与被告的医疗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此, 应认定被告已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原、被告在纠纷发生后双方经第三方调解达成“赔偿协议”, 被告履行了“赔偿协议”的部分义务, 原告也自愿将死亡婴儿自行带回处理, 应认定为两原告对协议内容是明知和认可的, 因此, 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据此,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评析
本案是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相关的案件, 医疗纠纷发生后, 医患双方经常会选择医患双方自行调解或请求第三方调解, 以使纠纷达到及时解决, 因此, 如何妥善处理好此类纠纷对缓解医患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一) 本案案由应当为合同效力纠纷
原告之女因窒息经抢救无效死亡后, 原、被告共同请求原告所在地的村“四职干部”作为第三方主持调解, 经调解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4万元的调解协议。基于本案讼争的事实已由第三方调解完毕, 且双方已经签订“赔偿协议”, 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4条2款“医疗机构与患者已达成调解协议或在第三方调解组织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的, 患者以同一事由又起诉至人民法院, 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处理”的规定, 本案案由应当为“合同效力纠纷”。
(二) 原告苏俊父亲与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应为有效协议
2013年3月27日原告苏俊父亲与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是经第三方主持调解的情况下达成的, 协议内容已经两原告口头同意, 签订该协议时原告苏俊也在签字现场, 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因此, 原告苏俊父亲的签字行为足以使被告相信原告苏俊父亲有代理权, 同时, 该份协议签订后, 被告已经支付20000元, 原告收到该款项后, 原告自愿将原告之女的遗体运回自行处理, 根据《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 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庭审中, 主持调解的村“四职干部”均到庭作证, 证明本纠纷调解的整个过程及原告自愿签订“赔偿协议”的事实, 在原告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赔偿协议”无效的情况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该协议应为有效协议。
(三) 本案中原告第一项诉请为确认之诉, 第二项为给付之诉, 是两个独立之诉, 原告应分别向人民法院起诉, 同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合并审理。在审理过程中, 如果人民法院认为《赔偿协议》无效, 应当先确认《赔偿协议》的效力, 如《赔偿协议》有效, 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能被驳回, 如果《赔偿协议》无效, 按无效协议进行处理, 同时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对给付之诉进行判决。
四、诉讼技巧
第一, 根据医疗侵权案件律师实务, 医疗纠纷经人民调解或第三方调解达成协议后, 其调解协议的效力相对地高于其他证据效力, 因此, 原告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调解协议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 一般不宜请求确定合同无效。但是, 如果原告认为调解协议存在《合同法》第54条的情形, 原告可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或向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根据本案的案情, 原告可将第一项诉讼请求调整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或变更) 原告苏俊之父与被告签订的显失公平 (或重大误解) 的“赔偿协议” (根据案件情况择其一) ;第二项诉讼请求另案主张, 待人民法院作出撤销 (或变更) “赔偿协议”判决后, 在依照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或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主张权利。在这种情况下, 原告胜诉机率可能会比较大。
第二, 司法鉴定意见是医疗损害案件至关重要的证据, 也是主张变更或行使撤销权的重要证据。笔者建议:原告起诉后, 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医疗损害鉴定申请, 请求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的医疗行为与原告之女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 鉴定后根据鉴定意见及其他相关赔偿证据计算赔偿数额, 如果赔偿数额与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约定的数额差距悬殊太大, 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如果原告认为在签订“赔偿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 还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在医方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有可能会认定“赔偿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的情形, 予以判决撤销或变更“赔偿协议”。
第三, 根据《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 变更、撤销之诉的诉讼时效为1年, 系除斥期间, 因此, 原告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及时行使权利。
矛盾纠纷调解协议书 篇3
甲方:
身份证号码:
电话: 乙方:
身份证号码:
电话:
矛盾纠纷简要情况:
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产生费用及赔偿方式)
二、本次调解为一次性调解,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再次挑起纠纷。
本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自觉和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和调解方各执一份。
甲方:
在场人:
乙方:
调解方:
学生纠纷调解标准协议书 篇4
甲方:学生_______家长:_______
乙方:学生_______家长:_______
经学校调解双方家长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现已付清乙方的住院费用(____年____月_____日―――____年____月_____日);
2、甲方应另附给乙方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及一切费用_______元(包括车费、住院期间的.生活费等费用);
3、甲方负责乙方的后续治疗、检查费用,直至痊愈(痊愈是指:医院出具的完全康复证明);在校疗养期间由甲方和校方共同监护;
4、康复后在_______市公安局做伤情鉴定,鉴定的费用由甲方负责;
5、学校政教处负责监督此协议的执行情况;
6、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第三方:_______学校政教处留一份。
甲方:_______
乙方:_______
第三方:_______
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立法建议 篇5
1 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队伍
1.1 调解员专员化、职业化发展的必要性
医疗纠纷涉及医学、法律等专业知识,因此,与一般的民间纠纷相比,对调解员的知识结构要求高。一般民间纠纷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队伍结构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医疗纠纷的调解要求。加快推进医疗纠纷调解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与发展,是妥善解决医疗纠纷的必要条件,是医疗纠纷调解制度保持活力的紧迫任务。
医疗纠纷调解人员专业化,要求调解员在主持医疗纠纷调解时,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尽快分清医患双方的矛盾焦点,提出符合医患双方意愿的解决途径,说理更充分,取得医患双方的信任,最终通过调解达到案结事了。医疗纠纷调解员具有较高知识层次,能分析掌握医疗纠纷发生特点、规律,提出防范措施、意见。医疗纠纷调解人员职业化,是指调解员将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看作一项长期的、不断学习进步的一项事业来做,在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技能、职业态度方面精益求精,经得起考验,接受社会的评判。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以及利益诉求日益增多的情形下,加强医疗纠纷调解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培训和要求,已经成为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必然发展的要求。
1.2 建立调解员准入制度
随着调解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需要,也应当随之建立医疗纠纷调解员准入制度。正如医师资格、律师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会计从业资格等一样,对调解员进行医学、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考试,只有通过考核才能进入调解员队伍。调解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分为专职调解员和兼职调解员。
1.2.1 专职调解员。
目前,兼职调解员过多,无法专注调解工作,导致案件无法正常进行下去。专职人民调解员主要有两类:一是乡镇、司法所的人员;二是乡镇(街道)、村(居)和企事业调委会人员。医疗纠纷专职调解员,是指经过医学、法律、社会学、心理学、调解技能等专业考试,考核合格,由司法行政机关聘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领导下,专门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职业化调解员。
1.2.2 兼职调解员。
兼职是相对于专职而言,是指调解员在从事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根据组织安排或自己申请,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调解工作。目前,各地医调委调解员大部分都是兼职调解员。一方面,兼职调解员是医学领域、法律领域等方面的专家,能够依靠其在行业领域的权威性说服医患双方。另一方面,在专职调解员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医调委工作的开展要依靠兼职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兼职调解员在推进医调委开展调解工作的进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 保证医疗纠纷鉴定的公正性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医疗纠纷鉴定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医疗事故分级标准》交由医学会组织鉴定。医学会老师大都数来自卫生行政系统,专家库的专家包括医学专家和法医,但主要由医学专家组成。专家库通常是来自于本地区的医疗机构的医学专家组成。当本地区的医疗纠纷产生,其鉴定专家也是本地区的医学人士,因此,难免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之嫌。即使规定了回避制度,也通常是回避发生医疗纠纷所在的医疗机构的医学专家。任何一个正常思维的人都可以想到,在同一个地区发生医疗纠纷,发生医疗纠纷的医院总会与鉴定专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等。即使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同行鉴定也难免心生怜悯,手下留情,万一某天自己发生了医疗事故,同样希望其他鉴定专家高抬贵手。这样的结果就是,医学会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比率极低。社会对医学会鉴定信任度极低,加重医疗纠纷的冲突。发生医疗纠纷,患方都不愿寄希望在医学会的鉴定上,而是选择医闹,冲击医院、甚至冲击法院。在不构成医疗事故时,会选择再次鉴定,如果再次鉴定不满意,会寻求其他鉴定,比如司法鉴定,在不允许司法鉴定的情况下,会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甚至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很多患者对医学鉴定充满委屈、屈辱、愤怒,当这些不满的情绪积蓄到一定程度,又无处释放,法院又偏信医学鉴定的权威,作出对患者不利的判决时,他们在走尽了诉讼途径时,又选择上访,一次一次无怨无悔的上访,搞得他们身心疲惫,工作、家庭都失去正常。当很多不满的患者聚集在一起上访的时候,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医疗纠纷的公正鉴定在解决医患冲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鉴定体制也是医调委解决医疗纠纷的核心问题。
2.1 司法鉴定、医学会鉴定并存
在医疗事故中,存在着两条鉴定路线,一是医疗专家鉴定,二是司法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鉴定。目前大部分省市可以申请司法鉴定,从程序上保障了医疗鉴定的公正性。部分省市规定首次实行医学会鉴定,再次鉴定可以实行司法鉴定,但是在上海规定只能实行医学会鉴定。
2.2 医学会鉴定亟需解决的问题
2.2.1 同省级行政区域回避制度。
医疗鉴定人名册由医调委告知医患双方,医患双方进行选取,而不是由当事人随机抽取。规定本地区回避的制度,医患双方可以抽取外省的鉴定专家,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抽取的鉴定专家属于本地区,可能影响公正鉴定时,可以提出回避。比如,上海是直辖市,如果患方抽取外省的鉴定专家,医方抽取上海市的鉴定专家,即使不同区,但是患方认为仍然有可能产生不公正的鉴定结论,可以提出回避,医调委应当进行回避。
2.2.2 医患双方共同选择一位鉴定人或医调委选择一位鉴定人担任鉴定组组长。
医患双方独立选择相同人数的鉴定人,再共同选择一位鉴定人担任鉴定专家组成。如果医患双方达不成共同意愿,应由医调委选取一位鉴定人担任鉴定专家组长。鉴定专家组成人数为单数,各位鉴定人独立出具鉴定意见,再共同讨论形成最终的鉴定结论,鉴定报告上须有各位鉴定人的亲笔签名。
2.2.3 医疗鉴定人的专家责任。
现行的医学会鉴定结论中,各位鉴定专家均不签名,只盖上医学会的章,这种集体负责制实际上就是集体不负责。鉴定一结束,患者也不知道各位鉴定专家到底是谁,对不明不白的鉴定结论也不知道该向谁问,问医学会,医学会说我们只是负责组织鉴定,鉴定完了,我们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最多让专家再给一个补充意见,也是盖的医学会的章。鉴定程序是如此神秘,将患者推来推去,激发了医患矛盾,甚至是社会矛盾,很多老百姓感到官官相护,有冤无处申。
透明、独立的鉴定程序,让医患双方自主选择鉴定专家,即使结果不利于当事人,当事人也可以请求明确的有名有姓的鉴定专家进行补充解释,及时化解当事人心中的疑惑,对鉴定结论的来龙去脉搞清了,问题也解决了,对医院、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就消除了。良好的鉴定程序是公正的前提,长此以往发展下去,社会对医院、对医生的医疗工作逐渐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是像目前的医学会鉴定机制造成恶性循环的后果。
鉴定专家在必要时可以出席鉴定会,接受医患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医疗鉴定人如果徇私舞弊,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并取消司法鉴定人资质。
2.2.4 如果当事人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原则上让鉴定人出具书面的说明意见。如果确实存在程序不公正、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应当组织第二次鉴定。如果当事人认为鉴定结论明显不公正,请求第二次鉴定的,医调委可以组织第二次鉴定。二次鉴定终结,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赔偿依据。
2.2.5 鉴定费用。
由于实行异地鉴定,涉及到鉴定人差旅费、鉴定费等费用,应当由医患双方共同承担。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医调委可以尝试将鉴定材料上传到网上,通过机密文件形式发给各位鉴定人,由这些鉴定人出具鉴定意见,再汇总给鉴定组,经过电话、电视讨论出具鉴定结论。
医疗鉴定的公正性是医调委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只有建立独立、透明、公正的鉴定体制,才能有效化解医患矛盾,妥善彻底解决医疗纠纷。
3 加强医疗纠纷调解的组织保障
3.1 医疗纠纷调解的组织领导
3.1.1 确立党和政府在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组织领导角色。
医疗纠纷调解是调解对象之一,要纳入调解体系之中。建议各级党委、政府成立调解工作领导机构,分别由党委和政府的分管领导担任正副负责人,由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一把手和各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组成,由各级政法委、综治办或司法局担当具体的综合协调职责。
3.1.2 确立各级政法委、综治办或司法局在医疗纠纷调解中的中枢地位。
各级政法委、综治办或司法局在医疗纠纷调解中的中枢地位具有几个条件:便于协调政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便于组织整合专业调解力量和社会调解力量;自身拥有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优势。相比之下,司法局更具优势。第一,司法局既属于政法系统,又属于行政系统,可以同时协调政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第二,司法局自身担任着人民调解的指导职能和管理职能。
3.2 医疗纠纷调解的经费保障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调解经费保障制度可以概括为“政府财政单一保障,多渠道分散投入,总体保障不足”。对于建立专业化、职业化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经费的保障是必需的。政府应当增加医调委的投入,有助于解决医疗纠纷。
3.2.1 采取“公共财政为主,其他途径为辅”的经费供给原则。
医调委属于公共服务,提供的是公共产品,面向社会服务,有助于化解纠纷,稳定社会秩序。因此,在财政保障上应以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为主。同时,考虑到当事人作为直接受益者,需要缴纳一定的经费。并且,鼓励社会各界志愿人士为调解事业捐资。
3.2.2“专款专用、效果评估”的经费使用监督原则。
无论是公共财政支出,还是当事人缴费,以及社会捐助,均需做到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同时,建立效果评估机制,对医调委的工作效果进行评估,包括调解受理量、成功率、调解难度、对社会和谐的影响度等进行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调整公共财政供给规模的依据。
4 医调委调解与诉讼的衔接
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在解决医疗纠纷中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但是与诉讼相比具有较大随意性。诉讼的特征有:一是具有公权性,民事诉讼通过国家行使审判权来解决民事争议,它不同于医调委解决医疗纠纷;二是具有强制性,民事诉讼的判决、裁定具有强制履行力,法院有专门的执行庭负责执行;三是具有程序性,诉讼主体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参与。医调委调解制度应与诉讼制度相互衔接,实现优势互补。
4.1 向法院申请出具民事调解书
根据《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2年11月1日施行),第1条明确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该规定初步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机制的对接。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统一,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述这些单位、组织或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通过法律规定,民事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且,民事调解书不能申请上诉,具有终审效力。
4.2 赋予司法审查核准权利
由法院组织法官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实体审查。包括主体是否合格、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审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询问双方当事人的方式进行审查。第二种是法院进行书面审查,对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书面审查,不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在实际操作中,建议“书面审查为主,当面讯问为辅”。对调解协议涉及案外第三人权利义务时,建议在案外人提出书面异议时,法院进行审查,对理由成立的,对调解协议不予确认,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对法院的裁定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
综上,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有助于引导医患双方采取理性的方式及时化解纠纷,缓解医患矛盾,但是由于医患纠纷不同于其他民间纠纷,该制度的建立需要完善的法规保障。首先需建立正规专业的调解员主持医患双方的调解工作,对疑难复杂的案件需要委托专业的医学会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同时,调解工作需要政府的直接领导,在组织上、经费上得到保障。并且,达成的调解协议需要及时经司法确认其法律效力。
摘要: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员是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实行异地鉴定机制是保证鉴定结论公正的必要条件。此外,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要能持续开展工作,还必须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并且,医疗调解法律制度要与诉讼相衔接,才能保证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关键词:医疗纠纷,调解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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