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调解协议书

2024-11-27

医患纠纷调解协议书(精选7篇)

医患纠纷调解协议书 篇1

医患纠纷调解协议书

甲方当事人(医方,以下简称甲方):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参加调解人员姓名:、职务。

乙方当事人(患方,以下简称乙方):姓名:,性别

、年龄

岁、民族

。职业

。身份证号:,住址。

纠纷简要情况:

经调解,本着公正、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一次性了结纠纷。

二、乙方代理人承诺全权处理该纠纷,不再就此事提出其它诉讼请求和要求,若乙方为此提出其它请求及不法行为,一切责任及法律后果由乙方代理人承担。

三、此协议为终极调解,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执行,本协议违约金为

元,若乙方违反,须全额退还甲方补偿款及违约金共计:

元,并承担违约责任

协议履行的方式、地点、期限: 地点:

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本协议一式四份,其中甲方二份、乙方一份、司法公证处/

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方 当事人(盖章)

当事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签名):

签字日期:

****年**月**日

医患纠纷调解协议书 篇2

医患纠纷是我国现代社会长期存在而又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之一。多年来,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曾采取若干措施加以防范与处理,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医患纠纷的数量、规模、频率居高不下,而纠纷的理性解决机制并未在全社会形成,不时酿成恶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济宁市积极探索通过第三方——专门社团组织即医患维权协会调解处理医患纠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失为一剂处理医患纠纷的“良药”。为此,我们组织人力通过调阅资料,召开座谈会,走访政府官员、司法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医院负责人、患者家属等各有关方面,并到济宁市医患维权协会实地察看,切身感受到,这一做法合民情、顺民意,医患双方都受益。该协会已成为当地解决医患纠纷的主渠道。

1 医患维权协会成立的背景

近些年来,医患纠纷严重影响着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司法机构均为调处医患纠纷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很多纠纷并不能理性解决,就医环境时受严重干扰。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到2006年,济宁市共发生严重干扰医疗秩序事件72起,打伤医务人员18人,医院财产损失250余万元。其中,仅2006年全市就发生严重恶性事件22起,打伤医务人员3人,医院财产损失60余万元。面对这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济宁市卫生局长王汝才认为,医患纠纷逐年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酿成很多恶性事件是不正常的,其中一条原因就是医患纠纷调处的渠道还不够畅通,调处机制不灵活,许多纠纷不能及时、公正、合理地解决,难以满足患者需求。相比之下,社会上交通事故纠纷要比医疗纠纷多得多,但很少有酿成恶性事件的,也很少有因此上访的,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处理车祸事件有专门的社会机构,解决矛盾的渠道畅通。要有效防止医患纠纷酿成恶性事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畅通的解决渠道,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解决这类矛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由市卫生局发起,经市民政局批准注册登记,成立了全省第一家专业进行医患纠纷调解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济宁市医患维权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协会的宗旨是维护医疗机构和患者双方的正当权益,“一手托两家”,为医患双方沟通架起桥梁,为医疗纠纷的处理构筑方便快捷的平台。司法、卫生、社会治安等有关方面和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为协会的团体会员。2006年10月20日召开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协会理事会和领导机构,并迅速在全市展开工作。

2 协会组织架构和工作运行情况

2.1 协会组织架构

协会组成了一支有医疗专家、法律工作者、理赔专家等参与的专业工作队伍,为使工作有序、协调开展,根据协会的宗旨和职能,协会内部划分为综合事务部、法律事务部、调解事务部、教育培训部、保险事务部、医疗责任评定事务部和计划财务部等7个部门,并设立了医疗责任评定工作委员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委员会、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3个分支机构。

2.2 工作运行程序

协会制订了受理和调解医患纠纷的基本程序:(1)在接到医疗机构、患者家属有关医疗纠纷的报告后,迅速组织人员调查取证;(2)调查取证采取先患方后医方的顺序进行,患方到协会驻地陈述纠纷经过,提交申请材料及相关的资料、实物,并填写“医患纠纷调解委托书”;(3)医方接到协会的调查电话或书面通知后,告知当事人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准时到场,发生纠纷的医疗机构向协会提供该患者的病历资料及本院专家组的意见;(4)协会组织专家认真审查、梳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听取双方的陈述及答辩,并进行核实;(5)组织相关医学和法学专家对材料进行分析论证,按照医疗卫生方面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诊疗护理常规,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对纠纷进行责任评定,为调解提供客观依据;(6)协会依据专家评定的意见,拟定调解方案,如医疗机构存在过失及医疗缺陷,需要对患方进行赔偿的,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计算赔偿标准,在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拟定赔偿数额,原则上两次调解结案,若调解三次仍未达成一致,协会终止调解;(7)出具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及维权协会承办人员在协议书上签字,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协会调解确定的赔付数额及其他条款,否则协会只出具调解建议书或建议当事人选择其他解决途径。

3 协会工作产生的积极效果

协会自成立以来至2008年8月底,按照以上程序依法调解医患纠纷308起,其中成功调解终结226起,调解中20起,调解成功率达78.5%。患方初始要求经济赔偿总计2158.65万余元,经协会调解实际赔付421.47万余元,占要求赔偿额的19.5%。2008年1至8月份协会共受理医患纠纷135起,同比上年增长一倍,其中已成功调解99起,正在调解中20起,调解成功率提高到86%。城区各大医疗机构发生的医患纠纷绝大部分都到协会调解,协会已成为济宁市医患争议处理的主渠道。另外,协会还运用积累的案例,先后在6所医院以“医患纠纷的防范与处理”为题,对医务人员进行了培训,受到医院欢迎。

3.1 及时转移医患矛盾现场

这一运作方式将医患纠纷的解决在第一时间引向院外,引向法治安全轨道,防止事态扩大化和矛盾的复杂化,有效维护了医疗秩序的正常化,保护了医疗服务环境。

3.2 抑制了“医闹”现象

敞开第三方处理渠道,给当事人以充分的发言权和申诉权,有效地使当事人情绪趋向于冷静,思维趋向于理性,造成事情的处理无需外力插手就可解决的氛围,“医闹”在时间上无可乘之机,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据统计,协会受理纠纷以来的第一年,发生在医院的群体性恶性医疗纠纷较上年减少80%。

3.3 减少了不必要的赔付

“花钱买平安”这是医院管理者在面对压力直接与患者协商解决纠纷时普遍存在的想法,在计算赔付数额时往往带有盲目性,甚至出现“大闹大赔、小闹小赔”。协会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计算由纠纷引起的赔付,避免了赔付数额掌握上的盲目性。据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报告,进入协会调解机制后该院赔付量同比下降50%多,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无谓流失。

3.4 促进了医患和谐及平安建设

成功地调解使医患双方握手言和,消除了对立的矛盾状态,为社会减轻了压力。据有关方面2007年底的统计,全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受理共24起,同比下降74%;法院受理医疗诉讼案件仅6起,同比下降近70%;因医患纠纷到市卫生行政部门上访的大大减少,去上级上访的降为零。

3.5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

各级领导高度赞赏,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多名领导分别到协会视察并充分肯定协会的工作,市委书记孙守刚专门在协会的材料上作出批示,省卫生厅、公安厅、司法厅等部门均派员到协会调研,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模式值得学习、借鉴和推广。《健康报》、《齐鲁晚报》、《山东卫生》等媒体对协会情况作了报道。医疗机构感到受益很大,院长们座谈时一致反映:由协会出面调解医患纠纷,加快了调解终结的进程,使患者及早地从痛苦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医务管理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查清事由和总结经验教训,集中精力抓好医疗质量管理,形成质量管理的良性循环。感受最强烈的是患方,他们感到有了维护自己权利的地方,其中有的患者家属虽然失去了亲人,但为了表达对协会维护自己正当权利进行公正调解的感激之情,专程百里到协会赠送锦旗,截至目前患方已向协会赠送锦旗20面,有的旗帜上这样写:“清正廉明,病患公仆”,“热情为民,真心奉献”。

4 协会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主要因素

4.1 政府倡导组织发起成立协会

协会虽然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但实际上是由市卫生行政、司法行政等部门根据多年来的工作经验教训和现实情况,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医患双方合作权益的高度,进行创新性思维策划发起的。为增加协会在社会上的公信力,确定其业务主管部门为济宁市司法局,理事会由卫生、司法、社会治安、群团等部门及医疗机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协会成立初期邀请了司法局、卫生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协会兼职,显现了协会的政府背景,也较好地克服了初期运行遇到的困难。

4.2 有关部门配合默契

2 0 0 7年1月,市政府高度重视“平安医院”的创建工作,由市综治办、卫生、公安、司法4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维护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的联合通告》,提出坚决打击挑拨医患关系、扰乱视听、蒙蔽群众、胁迫医院就范的“医闹”人员,明确指出处理医患纠纷的合法途径(即司法诉讼、行政调解、仲裁、医患维权协会调解),规定医院不得与患者私自了结医患纠纷,为协会开展调处业务开辟了通道。随后开展了专项整治,各有关执法部门各司其职,积极配合,协同联动,有针对性地果断处理了几起“医闹”事件,维护了医疗机构安定和谐的执业环境,也为协会全面调处医疗纠纷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把医患纠纷调解纳入人民调解的范畴,市司法局批准在协会设立济宁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把协会调解作为司法调解的前置,实现了协会的调解与司法调解的有机对接,也使协会的调解具有更加明确的法律地位。

4.3 协会工作人员积极努力,知难而进

调解医患纠纷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协会的工作团队人员精干,他们在各自领域内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的兼有医学和法律双重学术背景;这支团队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他们靠诚挚的服务和公正的态度取信于民。2002年,一郭姓患者在市区某医院做过两次妇科手术,术后常感到下腹疼痛,认为与手术有关,多次找该医院,与医院发生争执,双方耗费了大量精力,一直未达成共识。医患维权协会接手该纠纷后,为弄清患者腹痛与当年的手术有无因果关系,派员全程陪同患者在上级医院做了一系列妇科检查,患者被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深深感动,她说:“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跑上跑下就跟我的亲人一样。”通过严谨、细致的调查取证及与患者的真诚沟通,最终以零赔付终结了一场持续4年之久的纠纷。

4.4 协会创造了方便快捷的调处机制,适应了社会需求

在医患纠纷处理途径方面,以往有3种渠道: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请卫生主管部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并行政调解,通过司法诉讼判决。现实生活中,无论通过那种渠道,路径都比较长,往往久拖不解。协会调处与以上3种途径相比有其独特优势,接受调查的有关方面对此都有切身的感受和比较实际的评价。一位三级医院的院长说,医院直接与患者家属协商受局限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医院本身不超脱,缺乏患者信任基础,再加上双方信息不对称,很难沟通,非常容易激化矛盾,有时接待患方几十次,还不一定达成协商结果;而协会既超脱又拥有不同方面的专业人员,容易与患方沟通。市卫生局一位从事医政管理多年的负责人讲,患方到卫生局上访,要求解决问题,卫生局必须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鉴定往往耗费大量时间,由于医患双方都可能对鉴定结果不服,最终的鉴定结果出来可能要耗上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协会专司调解,一般都能较快解决,有的纠纷当天就能结案。济宁市中区人民法院的汪忠陵法官说,医患纠纷是当前较难解决的矛盾之一,在打医疗官司中,法院也是倾向于维护弱者的权利,但对于患者来说,请律师打官司不仅要花钱,在时间和精力上更是耗不起,所以,医患纠纷很难得到满意的解决,有时双方反复上诉、申诉;由协会调解,则程序简明,患者不用花费,目前是最便捷的方式。山东圣和律师事务所的朱福祥律师说,在律师界一般都不愿意接手医患纠纷案件,原因一是案件专业性太强,二是为患者代理出力不讨好,三是现行医患纠纷处理法律制度存在疏漏与冲突,造成医患纠纷的司法处理往往陷入困境。综上所述,相对而言,由医患维权协会调处医患纠纷,患者比较容易接受,据对城区3家较大医院的现场问卷调查显示,有86%的患者认为,当发生纠纷时,应选择到医患维权协会调解。

5 几点看法和建议

5.1 第三方调处医患纠纷势在必行

这种非诉讼替代性解决方式(国际上称ADR)是医疗界多年来呼唤的机制,济宁的做法证明实行这种机制可以更好地畅通医患纠纷解决渠道,从根本上扭转当前处理医患纠纷中医疗机构的困境,解决患方面临的困难,有效保障人民群众正常就医的良好环境。政府应鼓励和推动这类组织的产生,选取有志于构建医患和谐并具有卫生管理、医学、法律、保险理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良好沟通能力的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其主管部门最好为司法行政部门或社会综合治理部门。

5.2 政府应购买医患纠纷调解服务

从济宁的实践看,协会调处医患纠纷实际走的是人民调解之路。按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人民调解的结果是社会和谐,受益的是社会,政府应从平安建设的大格局看待医患纠纷的调解,有义务购买这部分服务并采取一定的形式明确调解机构的责任。

5.3 应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和运行机制

一是政府应通过司法、卫生、治安管理等部门联手运作,从机制上畅通医患纠纷正常解决的渠道,严厉打击“医闹”;二是立法机构应尽快对医患纠纷的处理立法,或先行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必要的修改后上升为法律,有了这方面的专门法,才能避免天价赔付的“搅局”;三是推动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险部门应科学合理地进行理赔,避免赔付率过高或过低,逐步完善医疗风险公担及有效的补偿机制。

5.4 医疗机构在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的同时,应大力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医学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培训使医务人员在具备良好医疗专业技能的同时,具备相应的人文医学素养,能够主动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提供高度人性化的服务,让患者满意,打牢医患和谐的基础,最大限度地避免医患纠纷发生。

摘要:山东省济宁市积极探索通过第三方——专门社团组织即医患维权协会调解处理医患纠纷,收到了较好的的效果。这一做法合民情、顺民意,医患双方都受益。目前,该协会已成为当地解决医患纠纷的主渠道。

比利时:调解员如何化解医患纠纷 篇3

早晨10点,通过医院前台电话联系皮亚特·瓦诺门林格恩,一直显示占线。见面后才知,他之前接到了一位病人的投诉。

瓦诺门林格恩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圣吕克医院的专职调解员。在比利时,同样的调解员超过150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将医患纠纷化解在医院中,避免其升级为冲突或案件。

让医患对话达成和解

穿过圣吕克的挂号大厅,病人也如国内医院一般熙熙攘攘,这是一所著名的综合型医院,每年接诊约60万人次,收到的正式投诉年均400例左右。病人可以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甚至在线投诉,如果只是敲门进来咨询些小问题,瓦诺门林格恩一般会当场解决并不记录在案。

病人的投诉中,一半以上针对医疗服务本身;近三成集中在医院管理上,如等候时间过长、收费过高等;还有关于侵犯隐私、选择医生不自由等方面的投诉。倾听并记录下病人的遭遇和诉求后,瓦诺门林格恩会立刻联系投诉对象,了解另一方的说法和态度,通过反复对话协商,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在个别情况下,调解员还会邀请医患当面沟通。如果有人拒绝直接对话,调解员会担当传声筒的角色,保证沟通的顺畅。瓦诺门林格恩的权力可不小,不管是医生、护士还是管理人员都得全力配合其工作。

调解过程中,病人的要求五花八门,瓦诺门林格恩会跟他们解释,自己并非法官,无权作出这样那样的“判决”,但通过沟通,若只是误解,也许会让患者消气;若医院存在过失,医生或院方也能对账单进行一些减免。“这要靠双方的对话达成一致。”

瓦诺门林格恩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自信,他列数去年的成绩单:“90例当天解决,85例10天内解决,算起来,20天内解决的恰好占了一半。”但也有失败的时候,有超过10%的投诉并没能达成和解,瓦诺门林格恩此时有义务告知病人其他选择,譬如找医生协会、保险公司或诉诸法庭。

政府拨款助设调解员

2002年,比利时《患者权益法》正式生效,赋予了患者投诉医生、医院的权利,同时也要求所有医院提供纠纷调解服务。如今在比利时,大医院可能同时雇用几名调解员,也有人同时为数家医院工作。

“瓦诺门林格恩们”的出现,让患者感受到自己的问题有人关注、倾听,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来说已是安慰。“我们为病人解决纠纷提供了更便捷高效的选择,案件也少了很多。”

对于医院雇用的调解员如何保持公正中立,人们也曾心有芥蒂。但瓦诺门林格恩认为,调解员不是要在医院和病人之间站队,而是一个让产生矛盾的双方重新沟通的桥梁。另外,比利时卫生部还特别向各医院拨款资助其设立调解员,“归根结底,我们拿的是政府工资”。

“法律刚出台时,人们担心投诉会多到天上去。”瓦诺门林格恩还记得当年医生们的担忧。前三年,患者投诉数量的确大幅上升,但随后开始慢慢减少并保持稳定。在圣吕克医院,投诉的数量近七年来波动不大。

每年调解员必须要做一个年度报告,包括投诉次数、对象和处理结果等,但涉及的医生或护士“完全是匿名的”。报告还会提供相应的建议,医院哪些部门和服务应该进行改善,以避免类似投诉重复出现。除了上交医院的管理层和医务委员会,报告还要送往国家卫生部。卫生部汇总各医院报告后会发布年度报告,未来可能影响医疗政策的调整。

医疗体系完善是保障

不过,医患之间的和谐关系并非靠调解员一己之力就能完成。

在比利时,医院大多数是“国营”性质的,约80%资金靠政府预算拨款。医院没有经济负担,医生也不需要考虑创收问题。在一般的医疗纠纷中,即便需要赔偿患者,也不必医护人员自掏腰包,医院会为所有工作人员的行为入保。2009年,比利时还实施了《无过错医疗条例》。根据该条例,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只要医生不是故意为之,即可免除责任,患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即可得到赔偿。

如果生病了也不需要担心看病贵。比利时法律强制要求人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保费根据投保人的工资收入不同而变化。收入少的每月仅交十几欧元,收入多的也只需交几十欧元,但报销比例一般在70%左右,而孤寡老人、退休人士、丧失工作能力者能得到更多返还。

调解员设立之前,比利时医疗纠纷案件多发,但仔细分析案情,医患之间的信息误读和沟通不畅是主要原因。“比如就诊时间短的确容易造成矛盾。”但瓦诺门林格恩认为,医生的沟通技巧颇为重要,最好能在一开始就告知病人,只有5分钟或10分钟为他看病;就诊结束时主动问一声是否理解病情和疗法,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也许这就能让七成以上的病人满意了。”

医患纠纷调解特点及注意事项 篇4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特点和注意事项

主要内容

一、第三方人民调解的优势

二、纠纷处置的角色定位

三、医方如何引导到第三方调解

四、调解预案5步骤

五、调解3大纪律

六、调解8项注意

一、第三方人民调解的优势

1、独立中立。医调委独立于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和保险公司的第三方人民调解组织,中立于当事医疗机构与患者进行调解,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以情感人、以理服人,遵循公平、公正、合法的原则。在省司法厅指导下开展工作,业务上也接受人民法院的指导。

2、便民保密。医调委的调解,需要医患提交证据材料。要求不象司法诉讼那样严格,调解场所和方式灵活多样,方便群众。简易调解会、正式调解会、评鉴会、背靠背调解、亲情融化法、冷热处理法、互动调解法、交替调解法、过错剖析法、换人调解法等。

3、及时快捷。纠纷接报案后及时处理,一般一个月内 调解结案,复杂重大案件可适当延长。

案例:患者乳腺癌术后化疗突然死亡,亲属二十余人吃住在医院,接报后一小时内赶赴医院,劝导说服亲属离开医院,引导纠纷到“医调委”调解,连续三天达成协议,赔款16万元了结纠纷。

4、平等自愿。医疗机构与患者在调解纠纷过程中地位是平等的,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均有接受调解、随时拒绝调解、要求更换人民调解员、同意签署或拒绝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等权利。

获信任把责任分清,0赔偿患方也满意。

5、专业有效。查明主要事实,分清主要责任,不随意和稀泥。

三大专家顾问库:“医学顾问专家库”、“法律顾问专家库”和“保险专家顾问库”,疑难复杂案件会借助专家的力量来促进医患纠纷的妥善解决,专家的选择将随机抽取。

2011年1月1日颁布实施《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经司法确认有效的则具有法律强制力,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6、免费调解。不向纠纷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人民调解法》第4条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纠纷处置的角色定位——三位联动

医调委——调解医患纠纷(涉及经济赔偿的民事纠纷),先停止“医闹”再正式调解。

因医患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政府有关部门履行维稳职能。

因医患纠纷而引发的治安事件、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职责。

当事医院——配合调解、妥善解决医患纠纷,及时报告政府、请求公安救助,不能屈服于“医闹”。•

三、当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如何引导第三方调解

宣讲政策、宣讲人民调解的特点并发放宣传手册。

注意事项:

1、患者投诉的管理职权和“赠送礼物”医院应留给自己;

2、留给患方自愿选择的机会:人民调解、医疗事故鉴定和法院诉讼,避免生硬要求患方进行人民调解;

3、不能一推了之、不要激化矛盾、不能诱导高诉求、不能误导“医调委无所不能”。

四、调解工作预案5步骤

一、与当事医院处理纠纷领导沟通,了解医方对案件处理途径方式和案件过错责任的意向;重大案件和医闹案件应立即报告委领 导,重大处理意见应征得同意后才能告知医患双方;收集《医疗责任保险事故出险报案书》和病历资料。

二、与患方面谈沟通,了解患方对案情的观点看法和索赔意向,有医闹行为的建议患方停止医闹行为,否则无法调解。

三、初步调查取证后提出调解预案,形成书面《调查分析意见书》,报委领导审核批准。

四、开展调解工作,工作重心是疏导、说服患方,时机成熟时启动“评鉴会”。

五、依据“评鉴”及定责结果再向医患双方调解,工作重心仍是患方,取得患方的理解和接受,赔偿金额应在评鉴结果范围内,切忌一步到位。•

五、调解纪律

一、不以“专家”自居。谦虚低调,多与医方纠纷处理领导沟通

二、不以“法官”自居。赔多赔少并非医调委或调解员说了算

三、不能无所作为。对医方:协助制止医闹,纠纷处理转移到医调委;对患方:有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和保险专家,帮助患方得到合理合法赔偿,维护合法权益。•

六、调解注意事项

1、首要任务:争取患方的信任、信赖,把握好与患方 第一次接触的5分钟。

2、工作重心:说服、疏导患方,医闹行为不利于调解,引导到医调委来调解,引导患方将赔偿期望值到合理合法范围内,掌握患方索赔的底线,了解患方对诉讼的接受程度。

3、防止过早倾向:过早要求医患双方书面申请调解或表明接受调解,过早劝导患方走司法诉讼和医疗事故鉴定,过早向医患双方判断责任和确认赔偿金额。

4、禁忌或谨慎用语:不必要尸检,去咨询大医院的医学专家或专业律师,去信访,找媒体曝光,多去找医院领导等。

5、患方在场时与医方保持适当距离:调解间隙多与患方拉家常、沟通,如果吃工作餐应与患方人员一起吃,离开与医方沟通时要告知患方说去做医方调解工作,不要表现得与医院人员熟,不要主动热情与医方打招呼。

6、评鉴过程:结合案件医方依法应承担责任情况和可能调解成功的赔偿预案,引导评鉴专家得出合理合法的评鉴结果。

7、评鉴结果:切忌将结果一步到位告知患方,应结合患方索赔底线,一般首次告知为结果的七八成。

8、医调委的性质:是医患沟通的平台和桥梁,是医患矛盾的防火墙,是医患和谐的纽带;需要调解员热心、耐 心和信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医患纠纷调解协议书 篇5

为了贯彻落实卫生部、公安部《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精神,医患纠纷调解场所需按照要求安装紧急报警、视频监控、声音复核等技防设施,一旦遇有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报警、固定证据、妥善处置。经医院研究决定,在医疗纠纷调解室(汽车班)、医疗科办公室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形成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管控模式,以提高调解室的防控能力。

根据以上需求分析总体需配置监控设备如下:硬盘录像机2台;液晶显示器24英寸2台;彩色半球型摄像机海康威视(带音频)4支;室外海康威视1支;拾音器超强降噪2个;光纤收发器单模单纤4个;有源音箱2套及辅件一批,预计共需投入经费约4.5万。

保卫科

医患纠纷调解协议书 篇6

报告

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5月24日,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在副主席陶承德的带领下,就我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副市长孙兆宏应邀参加调研。调研组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司法局负责同志关于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的通报。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筹建、运行基本情况

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市司法局与市卫生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对全市近年来医患纠纷发生数量、类型、医患纠纷的成因及社会影响进行认真调研,并赴江苏省建湖县、南京市六合区学习考察当地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经验。3月中旬着手组建市医患纠纷调委会,5月14日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天长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施意见》和《天长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置暂行办法》。市医患纠纷调委会成立以来,在短暂的时间内已成功调处3起医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加强部门协作,搭建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平台。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5月18日正式成立,但早在3月中旬,市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就聘任了3名专职调解员和1名助理调解员,负责全市医患纠纷个案的受理和调解工作。同时,组建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联络员

队伍,在市卫生局和38家医疗机构内确定42名医患纠纷调解工作联络员,在医患纠纷发生第一时间,联络员与医患纠纷调委会联系,调解员及时赶到现场,主动介入,在调处阶段,联络员积极配合调委会开展工作,促进医方、患方、调解组织三方的沟通交流。为适应医患纠纷调解工作专业性要求,调解委员会选择82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药、病理、护理等专业人士,组成市医患纠纷责任认定医学专家库,在发生重大、复杂医患纠纷时,医患纠纷调解委员将会聘请3—5名医学专家组成医疗责任分析论证小组,提出责任认定意见,供调解员参考,增强医患纠纷调解的专业信服力。

依托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设置医患纠纷调委会办公场所,投入了3万元在司法局院内租赁了办公用房,按照规范化调委会“五有六统一”的标准配置软硬件设施,各项工作制度、工作流程上墙公开。医患纠纷调委会工作经费全部纳入市财政预算,确保日常工作的需要,保证了医患纠纷调委会独立和公正的开展调解工作。规定医患纠纷一律离开医疗机构场所,统一到调委会进行调解。

2、建章立制,规范调解工作行为。为提升医患纠纷调解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医患纠纷调委会制定了调解范围、调解原则、调解纪律及医患纠纷调委会工作职责与工作流程。建立了工作例会、接待登记、纠纷受理登记、调解指派、调查取证、调解工作程序、调解协议制作、协议履行和回访等制度。根据调解文书规范格式印制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接待登记表》、《调解申请书》、《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纠纷受理调解通知书》、《提供材料告知书》、《送达回证》等文书,建立了各类接待、受理、登记台帐,使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有章可

循,促进工作规范开展。同时,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定期学习培训、重大医患纠纷集体会商、疑难纠纷聘请专家分析评估、过激纠纷请示报告协调等多项业务制度,并与市卫生局进行工作研讨,不断提高队伍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质。

3、快速高效,真情调解。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作为第三方,秉持客观公正原则,从法、情、理的角度向患方、医方进行耐心细致地矛盾纠纷分析,增进双方相互理解,互谅互让,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签定调解协议书并及时履行。目前,已相继受理3起医患纠纷调处申请,且全部调解成功。其中1起纠纷最初索赔金额8万余元,并且还要打官司,经调解,实际赔付金额2.9万元,医、患双方对此调处结果均表示满意。

二、我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照搬照用,尚属“摸着石头过河”,委员们在座谈时认为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还需在以下方面完善和加强。

1、进一步加强医患纠纷协作机制建设,实现部门联动。医患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情绪激动,容易激化为群体性事件和“民转刑”案件,应建立并全面落实多部门协作制度,保障医患纠纷调解工作顺利开展。一是要建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与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间的协作制度,定期通报调解信息,加强医患纠纷预防工作。发生重大医患纠纷,两部门间要迅速派员指导协调,及时化解处置。二是医患纠纷第三方调处不可能包揽全部医患纠纷的处理,要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法院诉讼的衔接配合,形成多元化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对

一些纠纷复杂、赔偿数额较大的医患纠纷,在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及时到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强化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给予配合支持。三是建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与法律服务配合制度,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将调解与普法宣传、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和公证等工作紧密结合,加强宣传和疏导,使简单的医患纠纷“未调先解”。对重大疑难医患纠纷案件,各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要发挥资源优势,配合专职调解员开展攻坚调解。

2、进一步加大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宣传,提升群众知晓度。建议在医疗机构内开展针对患者及其亲属的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宣传,使患方了解人民调解,最大限度地将医患纠纷引入人民调解渠道。通过报刊、电视、网络宣传医患纠纷第三方调处的优势和便利,对采取“医闹”方式无理索赔的坚决予以遏制,提高群众对第三方调处医患纠纷的认可度,提升社会影响力,使群众在发生医患纠纷时理性选择解决方式。

3、加快落实医疗机构医疗责任保险,分担医疗风险责任。要根据安徽省卫生厅、司法厅、保监会的文件要求,医疗机构应针对自身情况,积极探索建立医疗责任保险或联合组建医疗事故赔偿基金,由保险公司或基金会直接承担医患纠纷赔偿责任。这既可提高患方对医患纠纷调委会的信任度,又可增强医方的抗风险能力。外地经验表明,这是处理医患纠纷行之有效的举措。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对医患纠纷中医方确无过错和责任,而患方又有重大损失且经济十分困难、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宜适度安排资金,酌情救助,让患方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缓解对立情绪。

4、完善重大医患纠纷应急处理机制,严厉打击借医患纠纷滋事现象。公安机关应针对医患纠纷引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频率、表现方式、规模和激烈程度等情况,制定科学有效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公安机关要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及时果断处置,维护现场秩序,杜绝“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现象的出现。

5、健全医患纠纷预防机制,防患于未然。首先要完善制度,强化管理,规范医务人员行为,加强“医德医风”教育,经常排查整改医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从人员、设施、器械、药品等方面堵塞漏洞,提高医疗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事故和工作失误,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建立并严格执行医疗责任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其次是医疗机构对医疗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或非正常死亡的个案,及时掌握情况,分析原因和责任,依据法规、情势,采取应对措施,掌握处理纠纷的主动权。第三是加强医学科普知识宣传,广泛宣传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的特殊性、高科技性和高风险性,引导群众理性对待可能发生的医疗风险和医疗损害纠纷,营造有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舆论氛围。

6、进一步加强医患纠纷调委会公信力建设,提高工作实效。医患纠纷调解必须以医患双方自愿申请调解为前提。调解员既不是患者的代理人,也不是医方的辩护人,而是站在第三方立场,秉持客观公正原则,依法调解。但在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践中,调解员会产生“出力不讨好”的顾虑,即医方认为调委会“拿别人脚板底挑刺”,患方担心调委会替医院说话。因此需进一步加强调处工作公信力建设,使医患纠纷调处工作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均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善始善终处理好每件纠纷,取得医患双方的信任,提高纠纷调处工作实效。建

医患纠纷调解协议书 篇7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其中由医患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医患矛盾尤为引人关注。由于医疗费用、医患沟通、媒体舆论引导等原因, 医生和患者在出现不良医疗后果时容易诱发医疗纠纷, 而医疗纠纷的频频发生使医疗环境不断恶化。针对这一情况, 国务院曾先后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 然而由于法规本身的局限性, 以及上述3种方法各自存在的缺陷, 导致医疗纠纷不减反增, 医患关系更加紧张。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全国法院受理医疗损害案件为15 756件, 而2010年则增加到16 959件。因此, 处理医疗纠纷迫切需要更有成效的机制。

1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模式探讨

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能否成功推行, 关键在于公信力。只有具备公信力的第三方调解机构才能得到医患双方的共同信任, 才能更为有效地帮助身处医疗纠纷漩涡之中的医患双方解决纠纷。

1.1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一般情况

对医护人员的调查表明, 有6成左右的医护人员知道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 与接受调查的患者群体大致相当, 但总体知晓程度仍处于偏低水平, 而谈及第三方调解能否缓解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时, 患者表示肯定的居多 (62.97%选择能缓解) , 而医护人员则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 (38.18%选择不能缓解) , 说明第三方调解模式这一新兴的解决医疗纠纷的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扩大其影响力, 同时政府应对其予以相应的政策倾斜, 扶持其发展, 使其在解决医疗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2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地点与主管部门

在对医护人员和患者群体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对于第三方调解的机构设置这一问题, 医护群体和患者群体均更倾向于设置在法院内 (选择设置在法院的患者有55.35%, 医护人员则有29.05%) 。我国现已存在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地区之中, 尚无第三方调解机构设置在法院内的地区, 而目前的第三方调解机构, 多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设置于本地区与医事法律研究相关的事业单位之内;二是成立专职的第三方机构, 独立运作;三是挂靠于当地的仲裁委员会;四是成立营利性中介机构, 有专门的场地从事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1]。然而本调查发现, 医患群体对于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地点的倾向, 与目前的几种做法并不一致, 且本调查还发现在调解失败后继续维权方面, 医务人员和患者都倾向于调解失败后选择司法途径继续维权 (医护人员选择司法途径继续维权的比例为81.25%, 患者为57.41%) 。因此, 在第三方调解机制大力推广的今天, 本文认为应将调解地点与司法机构衔接起来, 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第三方调解的信任程度, 也便于调解机制与司法机制相衔接, 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在谈到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主管部门时, 67.23%的医护人员选择了卫生行政机构, 而患者选择法院的比例则超过一半。从公正角度出发, 由于卫生行政部门是医护群体的行政主管部门, 发生纠纷后其立场难免受到作为医疗纠纷相对弱势一方的患者的质疑, 因此第三方调解机构由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必然会带来对其中立性和公正性的质疑, 而通过法院对第三方调解机构进行监管则有效避免了主管部门由于存在部门利益而出现的立场不中立的问题, 这是由于法院本身是中立的司法裁判机关, 在调解过程中, 不仅没有本部门利益的牵涉, 可以保证其中立地位, 而且由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 其主管的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调解结果更容易令医患双方信服, 从而促成调解[2]。据此笔者认为, 法院可根据实际设置专职或兼职机构, 负责对第三方调解机构进行管理。

1.3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人员组成

关于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调解人员, 医患群体均倾向于由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共同调解 (医护人员选择此项的比例为47.97%, 患者为70.58%) , 且与其是否经历过医疗纠纷无关。调解员作为第三方调解的中心环节, 医护人员和患者对其的信任度直接与调解的成功率相关, 因此对于调解员的选择应十分慎重。本调查显示, 医护人员和患者对于调解人员的背景有着相似的倾向, 这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医疗纠纷由于涉及医学专业, 一向是民事纠纷领域的难点, 且因其关涉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而格外引人关注。医学专家对于医疗纠纷的成因以及发生发展的经过有着比较深入的把握, 也即对医疗纠纷的医疗事实部分有明确的判断。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 在法律事实和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上不如法律专业人士, 因此在医疗纠纷中, 两者各有所长。而在各地的实践中, 我们也发现了由医学和法学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医调委进行调解的情况[3],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据此本文认为, 在推广第三方调解机制时, 应对医护人员和患者关于调解人员组成的共同倾向予以重视, 调解的人员应考虑由具有医学背景和法学背景的专业人士共同组成。

1.4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依据与调解结论的效力

医护人员选择调解的依据时, 医学会鉴定 (43.58%) 和司法鉴定 (47.64%) 的比例相近, 选择司法鉴定的比例稍高, 而患者则更相信司法鉴定 (73.05%) 。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了为医疗纠纷提供定案依据的作用, 但由于其适用面较窄 (仅适用于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 而一般医疗纠纷则难以明确责任) , 适用标准苛刻, 且由于鉴定主体 (医学会) 的地位不中立, 患者信任度低, 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医疗纠纷鉴定的现状。而在司法实践中, 司法鉴定作为判断医疗纠纷中医院是否具有过错以及过错和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常用方法, 在过错认定方面较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有明显的优势, 司法机关的采信程度高, 因而越来越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4]。本文由此认为对于第三方调解所采用的调解依据, 应尽量采用司法鉴定, 以保证调解依据的科学有效。而针对调解确定的赔偿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医务人员对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倾向更为明显 (56.42%) , 而有超过6成的患者认为应使用《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 明确了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划分, 表现为在医生的说明义务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紧急情况下医疗机构不经患者及家属同意实施医疗的权利、医疗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等方面的详细规定, 并且改变了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存在的“责任范围”“鉴定”“赔偿”上的二元化现状[5], 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同时, 由于《侵权责任法》属于国家部门法, 在效力位阶上高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因此, 目前处理医疗纠纷诉讼时法院通常采用《侵权责任法》。结合本调查数据, 本文认为通过第三方调解确定赔偿时, 应遵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以避免适用法律错误带来的对调解结论的质疑;同时, 要注意在医护群体中进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普法宣传工作, 使医护人员知晓相关法律的正确适用, 减少因适用法律错误带来的对调解工作的误解。

关于第三方调解结论的效力问题, 超过70%的医护人员和67.9%的患者都选择了通过仲裁形式对第三方调解的结论进行效力确认, 以保证第三方调解的有效性。仲裁是当事人根据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 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由非官方身份的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进行裁判, 并受该裁判约束的一种制度, 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之一。医疗纠纷作为民事争议的一种, 应用仲裁确立调解效力在法理上可行, 且不失为一种减轻司法负担, 同时高效快速解决纠纷的方法。然而目前我国尚未针对医疗纠纷建立相应的仲裁制度, 而本研究显示的医患双方对仲裁的高信任度, 势必推动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发展。建立医疗纠纷的仲裁制度, 首先要保证其专业性和中立性, 其次要体现出快捷、高效的效益特点, 最后要满足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要求[7]。目前我国学界对仲裁制度有3种模式构想:第1种是设立与劳动仲裁机构相似的机构, 即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内部设立仲裁机构作为处理医疗纠纷的办事机构, 负责办理日常事务;第2种是独立设立一个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仲裁机构, 该机构有自己的财产及独立承担责任,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存在, 与已有的各市仲裁委员会相平行;第3种则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各市仲裁委员会的基础上, 在其内部建立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和建立专门的专家[7]。结合本研究对医患群体的调查数据, 笔者认为, 第3种方式即在已经建立的仲裁委员会基础上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 在保证仲裁机构的专业性、中立性以及高效快捷等方面较前2种方式在操作上更为简便, 且与第三方调解机构的构建存在交叉点 (专家库的设立) , 可以作为下一步的发展重点。

2 对第三方调解机构发展的建议

针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构建本文提出一些建议, 以供参考:

(1) 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知晓率仍然较低, 政府除了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扩大其影响力外, 还应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予以相应的政策倾斜, 扶持第三方调解的发展。

(2) 将第三方调解的调解地点与司法机关挂钩, 并由法院根据实际设置专职或兼职机构, 负责对第三方调解机构进行管理;调解员应选择具有医学背景和法学背景的专业人士担任, 调解依据则建议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取得, 以增加调解结论的专业性和可信度, 赔偿的法律依据则应采用《侵权责任法》, 以避免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的问题。

(3) 政府应在本级财政中划拨专款, 以维持本地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基本运作;同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强制确立医疗责任险制度, 通过引入多家保险公司承保医疗责任险的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医疗责任险的良性发展;此外, 还应加强对承保的保险公司的监管, 避免承保公司由于提前介入医疗纠纷的调解过程导致出现不公平的结论, 损害医患双方的合法利益;此外, 还应积极探索在地方仲裁委员会的框架下构建医疗纠纷的仲裁制度, 为第三方调解的结论提供快捷、高效的法律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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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新成, 武红霞.“人民调解”彰显构建和谐社会生力军作用——透视山西省人民调解年活动[J].人民调解, 2007 (5) :23.

[3]王将军.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D].北京: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0.

[4]陈建波.医疗纠纷司法鉴定的法律依据——兼谈正确处理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的关系[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 (3) :204-206.

[5]刘士国.论医疗损害责任立法规定之问题与完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 (6) :109-113.

[6]王炤, 戴斌.论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10 (6) :7-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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