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调处

医患纠纷调处（共5篇）

医患纠纷调处 篇1

林权纠纷的存在由来已久,具有形成原因复杂、涉及权利主体众多、追溯历史时间漫长、相关证件描述模糊、调处解决难以推进等特点。近年来,随着各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逐步完成以及林保规划一张图建设的推进,国有林场和集体、个人之间的林权纠纷也逐渐暴露出来,给林地和资源管理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研究和探讨林权纠纷有关问题,有助于在实践中积极稳妥地推进林权纠纷调处工作。

1 林权纠纷调处的重要意义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的建立,林业经营者的林权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如果不妥善处理好林权纠纷,一定程度上会威胁到森林资源的安全,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局部和谐稳定。同时加快林权纠纷调处也是促进国有林场改革、实现双增目标的迫切需求,只有明晰产权,才能将责任义务和权利相统一,为国有林场改革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如果林权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形成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两种极端,不利于林地资源保护和利用。在发展民生林业、激发农民林业生产积极性方面也是如此,只有稳定林权、化解争议,才能维护林业健康快速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大局。

2 我国林权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林权制度改革大体经历了4个历史阶段:

2.1 土地改革时期,分山分林到户阶段

1950年6月国家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大森林、大荒山和矿山归国家所有,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零星分散的山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分别进行清理和确定林权,由县人民政府发给林权证明。

2.2 农业合作化时期,山林入社

从1953年开始,除少量零星树木仍属社员所有外,幼林和苗圃、大量成片的经济林和用材林,由社员所有转为集体所有,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农村林业逐步由分散经营转向集中统一过渡。

2.3 人民公社时期,山林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阶段

1958年实行政社合一管理体制,196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要求开展确定山林权属工作,并提出必须坚持“谁种谁有”原则。1966年以后,又将社员的少量零星树木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山林实行集体统一经营。

2.4 改革开放时期,林业“三定”阶段

1981年,全国开展了以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林业“三定”工作。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部分省市进行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胆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08年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和深化阶段。

3 林权纠纷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

林权纠纷的成因复杂多样,总体而言是由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两方面造成的,包含着多种较为复杂的情况。从林权纠纷的表现形式上看,主要分为有证纠纷和无证纠纷两种类型。根据以往的林权纠纷调处实践,林权纠纷产生的原因大体归纳如下:

3.1 同一时期林权证之间重复纠纷

这类型纠纷主要是由于发证审查不严密或多头发证造成的,表现较为多见的是国有林场与集体林地或个人之间的纠纷,山西省国有林场在2005年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林权发证工作,基本解决了国有林地的林地权属问题。这次发证首次把林地权属界线绘制在地形图纸上,用图纸形式明确了具体的空间位置,林权证由省政府签发。而后从2011年起,全省各地全面铺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由当地政府发放林权证给集体和农民,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交流不畅、发证审查不严的问题,从而引发重复发证,造成新的林权纠纷。

3.2 林权证件与其他证件纠纷

在林权纠纷调处实践中,还存在着林权证件与其它证件的重复纠纷问题,这些林权纠纷具有隐蔽性,日常管理中不易发现,当出现利益之争时便暴露出来。土地的使用证件繁多:有各种版本林权证、集体林改林权证、土地使用证、牧坡所有证、小流域治理证、四荒拍卖时期的荒山使用证等等。这些证件之间呈现的纠纷,一方面是由于前期发证界限模糊、后期发证范围增大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没有建立统一林权登记制度、林地认定标准不统一、多部门交叉发证造成的。

3.3 不同时期林权证之间重叠纠纷

这种纠纷情况主要集中在1953年、1982年和2005年版林权证之间,由于跨越一定的历史期限,所以很难判断和辨别。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1953年和1982年版林权证发证过程较为粗放,证件内容描述也不够准确,没有图式反映,所以随着时代更迭、知情人士离去,就显得非常难以辨别。当事人只是持证声称存在纠纷,可在具体的落界上纠纷双方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这类型纠纷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后期发证过程中,对以往林权证界限认定不统一、不具体,或者说难以准确;另一方面是在后期发证过程中,对相关利益人告知程度不够或者无法告知造成的。从理论上讲,一般认为后证比前证更具法律效力,但是权利主体不一致时,应该视为纠纷存在。

3.4 无证纠纷

这类型纠纷在现实中也是经常存在的,表现较为常见的情况是国有林场持证,而集体或个人无证,但当事方反映强烈,认为纠纷存在,只能提供一些历史作业的证明材料或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林地上实体附着物或与村民集体组织签订的协议证明等不具典型性的材料。这类型纠纷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但主要是由于后期发证时相关集体组织在确权勘界盖章时盲目草率所致。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出现利益之争时伺机争辩之嫌。

3.5 合作纠纷

这类型纠纷发生范围小,主体较为明确。往往是由于合同约定不清晰或者后期权利利益人变更补充以及林业政策调整所致。有集体和个人之间合作、国有和集体之间合作等多种形式。

4 林权纠纷的发生特点与调处的主要依据

林权争议多数是历史遗留问题,牵涉面广,追溯时间相对较远,在实际调处过程中,情况复杂、取证困难,很难推进,这与它的发生特点有很强的关联性,多数的林权纠纷问题存在有着一定的隐蔽性,在日常的管理中不易暴露,在涉及到生态效益补偿、占用林地补偿和开发利用时就凸显出来,这是林权纠纷能够显现的最主要原因。

当前林权调处的主要依据是:一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林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晋政办发 [2004]30号),省政府办公厅2004年5月发文,其中明确提出了解决林权争议的12条办法。二是《关于加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指导意见》(晋政办发〔2011〕71号),省政府办公厅2011年8月发文,其中明确指出了林权调处的原则、程序和依据、认定处理方法等。

5 林权纠纷调处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5.1 把握好对待和调处林权纠纷的态度

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在态度上要积极主动,方法上形式多样,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机智。当事双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互谅互让的态度对待林权纠纷问题,拒不接受或放任不管,把问题激化后上交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要在尽量甄别纠纷真相、推理历史沿袭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状况妥善协商解决,达成一致意见时,形成书面材料,申请有关部门介入重新发证确认。另外也要尽量把握林权纠纷解决的时机,要在发现初期进行协商,加以解决,避免在出现利益之争时,急于解决,往往很难推进。

5.2 明确基本的政策界线和理论依据

1982年稳权发证是山西省稳定山林权属的重要历史界限和政策界限,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应当维护其林权证的合法性。省直林区在2005年依据1982年版林权证经地方集体确认盖章、公示无议后换发新证(省人民政府发证),应当视为林权纠纷调处的最主要依据,原则上应全部予以认可;对于1982年以前的林权证明一般不应采纳,特殊情况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于像牧坡所有证等其他权利和使用证明与林权证交错纠纷的,应当在询征有关部门后制订相关调处解决办法。

5.3 建立林权发证过程审查和证件撤销机制

现在有相当部分林权纠纷是由于当地政府在集体林改中违规发证所造成的,在一些边界地块的林权纠纷中,国有林场早在2005年就经当地村委会盖章确认、公示后由省政府发证,而当地人民政府在2011年的集体林改中,操作不到位,未与相邻国有林场对接,也未经国有林场盖章确认,私自发证,形成同一地块重复发证,造成了新的林权纠纷。对于同一地块由省政府和县政府分别发证,应审查其发证过程有关程序文件,对于未通过相邻单位确认盖章发证的,应由省级林权调处领导机构撤销其林权证。

5.4 要探索解决林权纠纷的多种方法

实践中,林权纠纷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一些争议较大的地块,省政府曾提出过国家让集体、集体让个人的基本要求。要灵活运用“以林换地、以林换林、适当回购、协商分林、合作经营、两权分离”等方法调处解决。其中协商分林和两权分离应该是运用比较多的,很大一部分林权纠纷是重证或无证,权属存在较大争议或权属不清,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林地划分开来,妥善解决纠纷。在一些合同类林地纠纷、既定事实与证件不符以及一方产生实际投入的林地纠纷中,通过协商将林地、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分离开来,也是解决纠纷的有效办法。总之,在解决林权纠纷中,要积极探索可操作且适用的方法,只要在法规框架内达成一致意见,均可使用。

摘要：林权纠纷是影响林业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我国林权制度的历史沿革谈起,探讨了林权纠纷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指出了在林权纠纷调处实践中应该明确的基本依据和注意事项。

关键词：林权纠纷,成因,调处

医患纠纷调处 篇2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山亭区人民政府

（2012年4月6日）

近年来，山亭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按照“高标准、严要求、高实效”的要求，扎实推进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成立了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了各种复杂、重大的医患纠纷数起，取得了“信访人数下降、涉诉案件下降、内部纠纷下降”和“政府比较满意、患方比较满意、医院比较满意”的成效。

一、主要工作成效

一是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减轻了有关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的压力。医调委作为专业处置医疗纠纷的调解组织，化解了大量的医疗纠纷，与其他人民调解组织共同发挥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减轻了司法、卫生、信访及法院等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的压力。

二是把纠纷解决从院内转移到院外，保障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医调委强调中立性，以“第三方”身份介入参与调解医疗纠纷，既架设医患双方沟通的平台，又铺就医患双方的“缓冲区”，把医疗纠纷从医院内冲突转移到医院外调解，保障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更是及时介入，充分发挥调解人员的特长和优势，做好稳定当事人情绪的工作，引导当事人到调委会办公场所调解，使得事态及时得到控制，医院得以正常行使救死扶伤的使命。

三是高效化解医疗纠纷，维护了患方合法权益。医调委注重调解程序，对每一件纠纷都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设计调解方案，积极寻找调解突破口，促使医患双方尽快达成调解协议，使应获赔偿的患方及时得到合理的赔偿。通过高效地化解医疗纠纷，降低了患方的维权成本，较好地维护了患方的合法权益，获得了患方的肯定和支持。

四是及时反馈信息，预防和减少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委在调解中注意分析医疗纠纷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梳理医患纠纷典型事例，主动加强与医疗机构的个别沟通，及时向医疗机构反馈发现的问题和有关信息，对医务工作者加大反面教材培训力度，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促使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质量，加强医风医德建设，注重医患之间沟通，预先防范，减少了医疗纠纷的发生。

二、具体工作措施

一是成立领导组织，健全医患纠纷调处的组织体系。自2011年5月，我区就建立了医患纠纷调处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由分管区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山亭区医患调解工作委员会，在区新华书店设立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成员单位各派一名联络员参与办公室工作，并从政法系统离退休人员中聘请6人为专职人员，搭建起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平台，合力推进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扎实开展。

二是制定处置预案，建立预防医患纠纷的长效管理机制。为提升医患纠纷调解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区政府制定并下发了《山亭区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建立了预防医疗纠纷长效管理 2

机制及处置预案，对医疗纠纷报告、处置、部门职能和工作要求作出了规定，对保证医疗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发挥了作用。同时，建立医患纠纷调解与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间的协作制度，定期通报调解信息，加强医患纠纷预防工作。发生重大医患纠纷时，两部门间迅速派员指导协调，及时化解处置。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法院诉讼的衔接配合，形成多元化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

三是加强法规学习，提升医患纠纷调处的能力和水平。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医患纠纷处置培训班，就相关法律知识及相关文件进行了培训。同时，规范医务人员行为，加强“医德医风”教育，经常排查整改医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从人员、设施、器械、药品等方面堵塞漏洞，提高医疗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事故和工作失误，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四是搞好协调配合，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加强医院内部协调配合。在发生医疗纠纷时，病区、职能科室以及院领导各负其责，积极主动开展调处工作。在接到重大医疗纠纷报告时，积极和公安、保险公司协调配合，为医患双方搭建沟通平台，宣传法律法规，认真介入调查，及时制定处理方案，给出处理建议。医调委成立以来，共接待群众来访20余人次，接待电话来访100余次，受理医患矛盾纠纷9件，调解成功8件，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1件。9件纠纷共协议赔付金额54.6万元。

三、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

虽然我区在医患纠纷调解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工作中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医调委成立时间较短，机 3

制尚不健全，调委会的运作和各项程序还处在探索阶段；医疗纠纷调解的财政保障水平起点较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作需求，等等。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根据这次会议要求，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使医患纠纷调解工作逐步规范化、法制化、社会化、科学化，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安宁、和谐的就医环境。

一是扎实做好医患纠纷的预防工作。创新服务流程，为患者提供及时、方便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加强医院技术防范体系建设，严格落实医院各项内部安全保卫措施，制定、完善各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配合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和打击影响医疗秩序、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是加快推进医患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建立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司法与卫生行政部门密切合作的管理体制，使全区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统一组织形式、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调解流程。

建立房产登记纠纷调处机制的构想 篇3

近年来, 我单位在房产登记工作中已遇到数起当事人持调解协议申请相关房屋登记的情况, 主要集中在继承、离婚分割业务等方面。在实践中遇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县 (区) 级以下调处机构的人民调解员都不具备长期直接从事房产登记工作的经验, 对房产登记所涉法律法规政策知晓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较为有限, 其主持调解所形成的调解协议, 往往存在事实调查不清, 法律适用不准等问题。二是调解协议从法律性质上来讲是民事合同, 虽对争议各方有法律约束力, 但不属于确立房屋归属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 当事人必须通过申请登记——公示这一程序才能取得物权, 且不属于《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的申请登记的情形, 需要争议各方共同申请登记。三是登记机构能否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和调解协议直接办理登记尚存争议, 赞成者认为该类协议对物权变动的基础原因 (即债权设立) 已经明晰, 只需经过登记——公示这一程序就能完成物权变动, 可以直接办理, 反对者认为应要求当事人依据《人民调解法》第33条的规定, 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登记机构实行的是“要件式”登记受理;不应陷入审查物权变动基础法律关系的漩涡中。四是家庭财产继承纠纷, 当事人就房产继承事项达成一致, 持调解协议申请登记, 若直接受理即违反了《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管理登记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要求房屋继承必须办理公证的相关规定, 若要求其达成调解协议后再办理继承公证, 则加重了其经济负担。

二、建立房产登记纠纷调处机制的构想

建立房产登记纠纷调处机制, 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 在房屋登记机构内部设立专业的纠纷调处机构, 通过和法院的有效对接, 将调处成果经过司法确认后, 快速、有效地运用到房产登记工作中。

(一) 意义及作用

1.能有效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建立房产登记纠纷调处机制, 通过登记机构和法院的有效衔接, 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大调解机制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

2.有利于深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建立纠纷调处机制后, 登记机构主动作为, 便于及时、就地、有效地解决和平息矛盾, 符合“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3.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人民调解工作对于解决公民主体间的民事纠纷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迅速解决, 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

(二) 可行性分析

1.有上位法作为依据。《人民调解法》第8条明确: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据此, 作为事业单位的登记机构设立调处中心是有法律支持的。根据《房屋登记技术规程》的要求, 登记机构自2012年6月1日应成立登记审核委员会, 审核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不仅包括登记机构的登记官、还包括法官、律师等专业人士, 登记机构可以建立专业化的调处队伍, 具备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

2.有工作人员作为支撑。目前各地登记机构均有一定比例的人员通过了房屋登记官考试, 掌握了房屋登记的知识和技能。

3.有具体操作的可行性。调解行为本身并不具备可诉性, 对登记机构从事的调解行为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复议。

(三) 调处的矛盾种类

1.房屋买卖、交换等合意交易行为过程中的纠纷。此类纠纷的争议双方为房屋转让的出卖人和买受人以及房屋交换的互换人, 常见的是一房多卖、房款支付、交易税费、中介费的分摊、房屋交接等方面的纠纷。

2.房产继承、析产、分割等基于身份行为引发的纠纷。此类纠纷最为常见的是多个继承权人对于继承遗产房屋的纠纷、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或离婚时未进行财产分割的房屋处分、家庭共有房产的分割析产等方面的纠纷。

3.商品房销售纠纷。主要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商品房买受人对于房屋面积 (特别是分摊面积的认定及面积误差超过3%的处理) 方面的纠纷, 此外还包括预告登记、预告登记转本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纠纷。

4.涉及抵押权的纠纷。主要包括对于抵押权登记有效性的争议及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过程中的矛盾纠纷。

5.异议登记、更正登记申请人和簿载权利人之间纠纷。此类纠纷涉及的面比较宽, 指争议一方已通过登记程序成为簿载权利人, 而利害关系人对此提出异议。

(四) 调处的办法和程序

1.一般调处程序。通过“申请—受理—选择调解员—举证质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房屋登记”, 形成可以直接用于房屋登记的调处成果。调处机构无法受理或调解未果的案件应及时告知当事人走法院诉讼程序。

2.调解员的选任。调解员一般应由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从事房屋登记工作5年以上、通过房屋登记官考核的人员或审核委员会的专家成员担任。调解机构建立调解员信息库, 简单案件适用简易程序, 由当事人选择确认一名独任调解员, 相对复杂的案件适用正常程序, 由当事人各选择一名调解员, 调处机构另派出一名首席调解员, 调解员的选任适用回避制度, 应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独任调解员或首席调解员认为有必要的, 可将案情提交审核委员会研究讨论, 形成处理意见。

(五) 与法院的对接

登记机构和法院建立对接机制的核心要义, 是施行“统一受理, 分类处理”, 凡是调处机构能够处理的, 形成调解协议后, 和法院联动, 快捷、高效地进行司法确认;调处机构不能处理的, 迅速进行案件分流。

1.案件分类处理的衔接。登记机构进行调处的只能是案情简单, 事实清楚, 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案情较为复杂、事实难以认定、适用法律拿捏不准的案件经过审核委员会研究后, 应及时分流至法院。

三大纠纷调处程序 篇4

一、当事人提出申请

先把申请书和申请书副本递交到职能单位（或由职能单位做权属纠纷申请笔录），由职能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二、受理

职能单位在接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填写好受理审批表交镇政府分管领导签名后正式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的当事人。经审查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当事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送达另一方当事人，并书面通知其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20日内向职能单位提出答辨意见，并提供有关权属纠纷的证据材料。

职能单位应当将另一方当事人的答辩意见告知申请当事人，如另一方当事人未提交答辩意见和有关权属纠纷证据材料的，不影响调处程序的进行。

三、现场勘验

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后，应当到权属争议现场勘验，通知村委、当事人到场，勘验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并绘制权属争议区域图，并由勘验人、当事人、村委会代表签名或盖章。

四、调查取证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经过调查核实后，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职能单位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反复进行调查取证，调查情况应当制作调查笔录，并由调查人和被调查单位、被调查人签名或盖章。调查笔录至少包括当事人询问笔录和第三方证人调查笔录。

五、组织调解

职能单位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对权属纠纷进行调解。

1、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参加调解，要制作调解记录，调解记录上要有当事人签名。

2、如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制作调解协议书和权属界线图。由当事人、调解人签名，并加盖主持调解单位的印章，送达当事人后后效。

3、属镇内个人之间、个人和单位之间的权属纠纷，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职能单位应当尽快写出调查报告和书面处理意见交镇政府；属镇内单位之间的权属纠纷，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镇政府要应当自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和书面处理意见，报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六、处理决定。

政府自接到处理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书要按照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要有送达回证。（由镇政府作处理决定的，自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不超过四个月内要作出处理决定。）

七、将本案涉及的资料归档，形成案卷。（所有书面资料要用A4规格）

医患纠纷调处 篇5

1 农村山林纠纷起因

农村山林纠纷按时间段划分, 可分为集体林改前已经存在的纠纷和集体林改实施过程中引发新的纠纷。按跨度范围分, 有跨省市、跨县乡、跨村屯。按参与林权纠纷的主体, 大致可以分为4类: (1) 不同村民集体组织 (村民小组) 之间的纠纷, 这种类型的纠纷最多。 (2) 村民集体组织内部村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林地界址分歧引发的纠纷。 (3) 村民集体组织与国有林场林地界址分歧引发的纠纷。 (4) 民众对村集体村屯干部“非规范”转让集体山林不满而引发的纠纷。不论哪个类型纠纷, 都有它的成因, 当前农村山林纠纷主要成因如下:

1.1 历史原因

为明确农村山林权属, 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一次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工作。林业“三定”工作对大部分的有林山岭初步确定了权属, 并制定有相关的档案清册, 颁发了部分的山林权证。但是, 部分地区并没有完全贯彻落实“林业三定”政策, 部分农村地区的集体林地仍然是由村集体管护和经营。而且由于工作方式粗糙, 技术力量薄弱, 造成档案清册记载不全、缺漏百出, 以至出现了“有山无证, 有证无山, 山证不符, 一山多证”等情况, 导致农村山林权属不清、界线不明、纠纷量大。

1.2 现实原因

首先,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土地、山林价值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张、自然资源开发等等, 使得许多原来一文不值的荒地、山岭、水面, 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 权属并不明确的许多荒地、山岭等就成为农村集体之间拼死争夺的焦点。其次, 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 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农民对未利用地或“无主地”的争夺显然就不可避免。再次, 受经济社会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熏陶, 广大民众法制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 促成了农村山林纠纷的暴发。

1.3 自然环境原因

在自然力的作用下, 河流, 山脊等明显地标物移位或受到破坏, 从而引起山林界址不清引发纠纷。

1.4 个人行为原因

某些人为利益所驱, 无理取闹, 不择手段, 侵占它山, 挑起纠纷。

2 农村山林纠纷特点

农村山林纠纷各地都有, 情况各异, 但归纳起来, 共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农村山林纠纷数量众多, 涉及面极广

小山乡辖区内5行政村69个自然屯, 山林纠纷有35起, 平均每2个自然屯就有1起, 有跨县界、乡界、村界的, 涉及山林面积达266.67余hm2。一个小小的乡就有那么多, 到全县全市全区那数目应该是惊人的。

2.2 山林纠纷涉及利益重大, 人数众多

2006年以前, 土山林地出让667m2承包费6~8元, 目前已涨到60~80元;2010年以前, 森林生态效益667m2补偿金4.75元, 现已提高到9.75元。几十亩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山头, 对于一个村庄来说, 意味着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转让费或者补助金。纠纷一起, 牵扯到众多村民的重大利益, 为大多数村民所关注, 一起纠纷地, 牵扯到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2.3 山林纠纷涉及历史档案遗失严重, 纠纷事实难以查清

由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档案清册大多遗失殆尽, 林业三定时期的档案清册又错漏甚多, 难以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 加之许多当时参与划界的人不愿作证指界或者经历时间较长、证人不能准确说明事实真相, 甚至当时参与划界的当事人已经不在, 所以农村山林权属的划分往往因为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而难以查清, 地方政府也难以在纠纷双方之间做出处理决定。

2.4 山林纠纷具有长期久拖未决的特点, 影响了林地的利用, 给当地造成了损失

有些山林纠纷,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林业三定”到现在, 都未得到解决, 大部分山林纠纷一拖就几年几十年甚至长期久拖未决, 如辖区内小山村庇屯与麦屯的土山荒地纠纷, 争议面积37.67hm2, 从1972年纠纷发生至今, 这些林地没法利用, 直接经济损失多达上百万元。

3 山林纠纷调处对策

总结多年实践经验, 调处山林纠纷, 应根据纠纷的长期性、严重性、复杂性等特点, 采取不同层次的解决办法, 既要积极调处纠纷, 又要防止和避免发生集体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确保林区和谐稳定, 在调处过程必须强化“三个针对”、“六个到位”, 认定山林权属的依据和适用原则。

3.1 三个针对

3.1.1 对权属已经明确的集体山林, 必须给予维护, 登记造册确定权属, 颁发权属证书, 不再变动。

3.1.2 对有证据证明争议山林在解放后曾划分给相关农村集体, 但存在重复分配或者界线不清无法确定权属的, 基层政府应组织双方调解, 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的, 按照双方协议确定权属;双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 根据现有证据又无法分清权属的, 法律应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有利生产经营、有利和谐稳定的原则上有权对争议的土地、山林在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

3.1.3 对没有证据证明解放后曾经划归相关农村集体所有的争议土地、山林, 原则上应收归国家所有。如果争议山林适合纠纷双方的农村集体或个人开发经营的, 可确定给相关农村集体或个人一定期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3.2 六个到位

3.2.1 领导到位, 责任到位。

调处工作实行领导干部负责制,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领导, 落实工作责任。首先是要建立市、县、镇领导包案制度, 通过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 及时化解处理山林纠纷案件。其次是强化分级调处责任制。各地要严格按照“分级负责, 就地调处”的办法, 将责任落实到人, 常抓不懈, 切实做到乡内纠纷不出乡, 县内纠纷不出县, 一级抓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第三是要建立由林业、国土资源、民政、农业、水利、海洋渔业、公安、法制、信访等有关部门参与的多部门协调工作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

3.2.2 规范程序到位, 确保山林纠纷调处质量。

强化乡镇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处理农村山林纠纷的要求, 实现程序上和形式上的公正, 使纠纷双方能切实感受到政府的公平和法律的公正, 严格执行山林纠纷操作规程, 从调处的申请、审查、立案受理、调查取证, 到调解、处理、送达、立卷归档等各个环节严格管理, 规范操作, 程序到位, 依法妥善处理好山林纠纷案件。切实做到每个案件处理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和准确无误, 办成铁案。

3.2.3宣传到位。

广泛宣传《森林法》和《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一方面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提高农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坚持正确的舆论宣传导向, 大力弘扬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摒弃“寸土必争, 寸土不让”思想观念。

3.2.4 培训到位, 提高调处工作人员素质。

进一步加强对基层调处工作人员的培训, 有计划地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基层干部进行培训和轮训, 争取把其中大部分人培养成为既懂相关的法律政策, 又具备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行家里手。处理山林纠纷的乡镇干部应专职化和固定化, 选择法律素养和调处纠纷能力较强的干部专门负责, 不可随意调换。每一起山林纠纷的调处干部都应尽量的保持稳定, 不要轻易换人。

3.2.5 经费到位, 强化保障。

要把山林纠纷调处工作经费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调处工作, 着重解决重大、跨县、跨市和跨省个案的协调经费, 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 为开展调处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3.2.6 严格考核, 确保调处工作落实到位。

年终对各市县山林纠纷调处工作进行考核, 重点考核山林纠纷案件调处情况、业务培训情况、领导包案情况、调处工作程序和档案管理等, 考核结果全区通报。年终召开全区山林纠纷工作会议, 总结经验, 发现典型, 表彰一批调处工作优秀个人和先进单位。

3.3 认定山林权属的依据和适用原则

认定山林权属的依据为“三证”。 (1) 林业“三定”证 (包括山林所有权证、自留山使用证、林业生产承包合同或林权证) ; (2) 土地证 (包括清册) ; (3) “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 (包括入社资料、“四固定”证、协议书、调解书、政府处理决定、法院判决等) 。

山林权属依据的适用原则。林业“三定”证、土地证、“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在效力上是相等的, 都具有法律效力, 但在适用上却有顺序之分, 基本的顺序是:林业“三定”证→土地证→权属变更凭证。

4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