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天狗》赏析（共5篇）
郭沫若《天狗》赏析 篇1
郭沫若诗歌-《天狗》赏析
郭沫若(1892～1978)
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
《天狗》是《女神》中的一首有代表性的诗篇。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本诗主要通过天狗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诗人否定旧的社会现实、摆脱旧的思想束缚、张扬个性、追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集中体现出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民主和自由的时代精神。
《天狗》
一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二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三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四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诗歌赏析：
全诗四节，第一节极写“天狗”宏大的气魄。诗人借助古代天狗吞食日月的故事，在奇特虚幻的境界中奔驰的想象，并以如椽的巨笔描画了“天狗”气吞日月星辰，囊括自然万物，以无限膨胀的“自我”，雄居宇宙中心的硕大形象。“把月来吞了”，“把日来吞了”，“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把全宇宙来吞了”，既显示了“天狗”磅礴的气势，又透射其万钧之力，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天狗”横扫旧宇宙的破坏精神。
第二节顺应第一节的气韵，写“天狗”获取无穷能量创造新宇宙新人生。正因为“天狗”有气吞一切的`气概，于是，它从自然万物中获得了无比的能量，它吸收宇宙间一切的光源，融汇了“全宇宙的能底总量”，成为宇宙的主宰，大有扫荡一切，重建未来的气度。诗人在《湘累》中借屈原之口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这完全可视为对五四时代那种大胆毁灭一切，创造一切的果敢、决断精神的生动写照。
正因为如此，第三节中，这汇聚了“全宇宙的能的总量”的“天狗”终于暴烈地行动起来，它“飞奔”、“狂叫”、“燃烧”，“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并且无情地“剥”、“食”、“吸”、“啮”自己的肉体，毁灭自己旧的形骸，进而渗透入自己的精神细胞，在内在本质上更敏锐、更自觉地把握自我意识。最后，以“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收束全篇，将“天狗”终于舍弃一切，希冀在爆裂中求得自我新生的革新精神，以奇异的光彩描画出来，从而使整首诗在主题意向上统一到郭沫若式的“涅磐”精神的基调中。
《天狗》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诗人把自我的情感熔铸到“天狗”的形象中，直接以“天狗”自比，极写自我力量的扩张和自我精神的解放。每行诗均以“天狗”自比，极写自我力量的扩张和自我精神的解放。每行诗均以“我”为主语起笔，又多以带有肯定语气的判断词“是”强化比喻，直抒胸臆，以造成火山般喷发式的奔突，汹涌澎湃的激情。充分表现出五四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新生的社会精神。
《天狗》在艺术上，具有想象新奇，气势磅礴，旋律激越，声调高亢，语言峻峭等特点，这些特点又都统一在诗歌奇峭雄劲，富有力度的风格上。就诗的构思方式看，诗人借“天狗”来表现自我，以“天狗”吞食日月展开神奇的联想，通过对“天狗”的气魄和和力量的极度夸张，在象征性的诗歌意象中，塑造了一个大胆反抗，勇敢叛逆的抒情主体——“我”(即“天狗”)的形象。“我”横空出世，“我”雄居宇宙，“我”主宰一切，“我”与宇宙本体合而为一，“我”在自噬其身中获得新生。诗人紧紧抓住“我”的“动”的精神，表现出扫荡一切，摧毁一切的神奇的自我力量，唱出对具有无穷潜能的自我力量的赞歌。这种雄浑的意象，高昂的格调，奇峭的笔法，唯有在想象极度丰富的浪漫主义大师郭沫若的笔下，才显得那样生动，传神，富有感染力。诗体形式上，全诗通体以“我”字领句，从头至尾，构成连珠式排比，层层推进，步步强化，有效地加强了语言气势，渲染了抒情氛围。加之，诗句简短，节奏急促，韵律铿锵，诵读之时，状如狂暴的急雨，奔腾的海潮，具有一种夺人心魄的雄壮气势。
通过上面对《天狗》这部作品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体会《女神》这部诗集的特色了。
第一，《女神》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反抗精神。《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叛逆者和战斗者，又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因此，《女神》中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就正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女神》的时代精神还表现为一种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表现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是五四时期新诗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如胡适的《乐观》、周作人的《小河》等著名诗篇都体现着这一个时代的风尚。当然，如同《女神》中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和爱国精神一样，它在表现这种进取精神时也体现着自己独特的个性，那就是对于光明和力量的歌颂。第三，《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我们知道，文学革命开始后，以重视新文学形式建设著称的胡适曾以《论新诗》一文，成为了诗歌理论的权威，但他在文章中提出的“诗体的大解放”还仅仅是一个口号和愿望。而郭沫若的《女神》才真正将它变为了现实。他的诗就如同鲁迅的小说一样，几乎是一首诗一种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是一个成功的创造。所以说“《女神》在艺术上的成功创造，使自由体新诗真正达到了诗的境界”。《女神》才是新诗真正取代文言旧诗的标志。
郭沫若《天狗》赏析 篇2
《天狗》的抒情主体是自信、无畏乃至狂放的, 让人不由自主的沸腾, 而穆旦的《我》则不由得让人沉寂下来:“我”失去了完整的平衡与创新的活力, 成为残缺的孤独与永无旨归的绝望。这里的抒情主体是残缺的、孤独的、绝望的, 天狗式的自信、无畏乃至狂放消失殆尽。20年左右的时光流逝, 抒情主体的自我言说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差异,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又该如何看待这一差异呢?
(一) 不同的个性气质
当比较不同时期的作品时, 我们很自然地从作者身上寻原因, 作者的个性气质总会在作品中留下影子。
郭沫若曾说:“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 “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比我的观察力强”, “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 “作起诗来, 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1】”他的这种奇特的想象力和不受约束的个性冲动在浪漫主义的肆意书写中显示出自信和英雄主义创造者的姿态。
穆旦则是个偏于沉思的人, 不满六岁时发表文章这一事实便显示出了他善于观察与思考的个性。杜运燮对他的评价是:“是个沉思的人。他特别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现代人, 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有的思想和情感, 对许多新问题进行思考。他想得深, 对生活开掘得深, 对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欢欣进行细致剖析……”他的深入感悟毫不避讳自我的矛盾与分裂, 《我》便是这种自觉思索后的独特发现。
(二) 相异的文学资源选择
个性气质不同导致二人在众多文学资源选择上的差异。郭沫若自来喜欢庄子, 又因为接近了泰戈尔, 颇受泛神论的影响, 泛神论为他自我高扬大开“绿灯”。泛神论强调诸神来自自然, 万物来自普遍存在的自我, 强调人、神、自然合为一体, 自我被赋予了创造和驱动万物的无限力量。他更深受惠特曼的影响, “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枷锁摆脱干净了的诗风与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 我是彻底的为那种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2】”惠特曼的诗及形式的选择为他抒发个性、张扬自我找到了最合适的“外套”。
而学院派诗人穆旦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时便开始系统接触英美现代派及其文论, 中外现代派老师尤其是燕卜逊的实用讲解更让他受益匪浅, 大开眼界, 更注重从外来资源的原文原貌中汲取养料, 并用之于实践。他回忆说:“30多年前, 我写过一首小诗, 表现在旧社会中, 青年人如陷入泥坑里的猪而又自以为天鹅, 必须忍住厌恶之感来谋生活, 处处忍耐, 把自己的理想都磨完了, 由幻想是花园而为一片荒原。”他还在诗旁写道:“这首诗是仿外国现代派写成的, 其中没有‘风花雪月’, 不是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 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词句来写成诗。【3, 179】”穆旦用现代思维、技巧省察现代感受。他的许多现代感受与认识与存在主义哲学或至少是里尔克——冯至式的存在主义哲学观有着惊人的相似。
(三) 不同的诗歌理念
谈及早期诗歌主张时, 郭沫若说由于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主张个性解放, 思想上主张个性发展, 要求打破一切束缚, “在那个时候, 大胆地想, 大胆地写, 要推翻一切, 要烧毁一切, 甚至连自己都要一同烧毁。【4】”为创新不惜摧毁一切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 (极度夸张与张扬) , 注重抒发所思所想。他反复强调“诗的本质专在抒情”, “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 “个性最彻底的文艺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 民众的文艺”……这些理念使得诗歌中抒情主体的心态呈现出面对一切都信心十足、意气风发的张扬。
穆旦不曾专门写过诗论, 我们只能从其书信及诗歌中感受其诗歌理念。他说:“诗应该写成‘发现底惊异’”【3, 178】, 要使现代的生活成为诗歌的形象来源, 要在现代生活中发掘新鲜而独特的感受与体验, 而并不能一味的风花雪月, 即使新诗的形象现代生活化。他对《还原作用》的评价可以看做是对自己40年代诗歌的一个自评。写现代生活的惊异的发现, 是经验的传达, 而非热情的宣泄, 是“脑神经的运用”而非“血液的激荡”, 即要理性的新的抒情。“新的抒情”以理性为骨, 在提炼生活经验的基础上, 进行哲理思考, 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知性与感性的融合, 是思想与意象的融合。这种诗歌理念及其表达方式要求诗歌主体做出相应的变化:从感性走向理性!
(四) 相异的时代底色
个人的发展总离不开时代的机缘。
郭沫若创作《天狗》的“五四”时代是狂飙突进的时代, 也是个性发展、个性解放的时代。“我是我自己的”无疑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先驱们看到了“黑屋子”对人的束缚和压抑, 看到了家庭宗族观念极其残酷的等级制度对个性的剥离与整合, 看到了无形中巨大的黑手对个性生命的埋没与侵蚀……他们放眼世界, 果敢地拿来西方的良方, 那便是民主与科学, 那便是真正的、大写的人!五四文化便是“人”的文化, 是对人的人性、价值、个体、尊严的书写!天狗式充满活力的集创造者与破坏者于一身的“自我”正是人们的普通体验与期待。
而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 战火烽烟四起, 人们流离失所, 政府统治黑暗, 百姓生活疾苦, 战时初期盲目的激情与盼望逐渐冷却, 内在的反思与审视代替了外在的兴奋。西南联大的诗人群多倾向于冷静的思考, 进入了人生与艺术难得的“沉潜”状态。他们开始反思抗战初期诗歌中强调集体“大我”而忽视“小我”的倾向, 相当一部人自觉地致力于诗艺审美特征的探索。穆旦便是这其中走的最远的一个。《我》的发现便是自觉探索的一大成果和体现。
《天狗》与《我》的抒情主体虽然迥异不同, 但我们却从不同中发现了相同的惊异:那便是对自我的重视, 对主体的肯定。放大来说便是对人文精神的重视与肯定。西方文化中不论是人文主义下对人的张扬还是人本主义理念下对人的怀疑都是对人本身的关怀。如西方认识历程一样, 中国对人的接受也由郭沫若的“天狗”般的自信确认到穆旦“我”的残缺、挣扎与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 穆旦的“我”的观念是对郭沫若自我观念的反思与深化, 承接与发展, 带给人的发现与探讨更多穿透的力量。可惜这种对人的集中探索总被打断难以形成持续的潮流, 中断期的反动几乎总是掩盖了前面取得的成果, 从而使人依然从属于集体或家族的变形体。从这个角度上讲, 他们的探索显得尤为可贵!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论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A].秦亢崇.郭沫若代表作赏析[M].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6.
[2]郭沫若.我的做诗经过[A].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C].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204.
[3]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怀念查良铮叔叔[A].杜运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C].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郭沫若《天狗》赏析 篇3
郭沫若的《天狗》最初发表于1920年7月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是第一个诗歌集《女神》中的一个作品，也最能代表《女神》中“狂飙突进，浮躁凌厉”的诗风，是“五四”时代精神的经典之作。郭沫若确立了“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成功地位，写新诗他主张形式上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尽情地抒发诗人的感情。郭沫若提出：“诗之精神在其在韵律……内在的情绪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郭沫若言及的情绪消涨的内在韵律，其实就是一种诗情的节奏或情绪的节奏。《天狗》便是这种主张的直接实践者。
一、绝端自由的诗体
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诗体则是形式的第一要素。新诗运动是从诗形式上的解放人手，以“诗体解放”为旗帜，对传统诗词的旧格律予以彻底否定，冲破旧体诗的束缚，以自由体的形式抒发诗人的感情，开一代诗风。《天狗》在诗的形式上突破了一切旧格律、旧程式、旧传统和新“套子”的束缚。郭沫若主张形式上的自由创造，要“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能够够昧的东西”。诗人不让形式的套子束缚住自己思想的翅膀，完全服从感情自然流泄的需要，他以自己的思想情绪自由支配诗行，以情绪的旋律来选择诗的旋律。郭沫若的《天狗》，从每一个字当中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一颗激情跳跃的心，这除了得益于作者写作时自由激昂的情感倾注笔端，也得益于诗中排比、反复、夸张等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
(一)独特的自由句式
句式的相对整齐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外在的标志，诗歌讲究句式的整齐不仅是为了形式的美观，主要还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诗歌凝练的形式，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性要求句式大体整齐，句子长短适宜，这样才能使诗的节奏更好地表现出来。《天狗》以诗节、诗行、诗句外形排列的变化和特有的句式，使凝固的诗行喷射出作者强烈的诗情节奏。
《天狗》全诗四节，少至两行一节，多至十六行一节，每行字数少至三字，多至十字，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打破了传统。这样的句式结构之间有很大的空隙和巨大的张力，既为诗人的情感的流露提供了广阔的形式空间，又体现了诗人对自由形式强有力的把握，并通过自由绝端的形式实现了情绪节奏的灵动表达。尽管诗行数有时有变化，但其变化体现出更为明显的情感的律动曲线。
全诗29句，每句都以“我”开头，句子结构不是“我是什么”，就是“我怎么样”，“我”始终是诗中的主词。虽然这种以“我”到底的句式在现在看来似乎很单调，但是这种单调也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它增强了火山喷发式的情绪，强调了抒情的主体，放纵了作者的感情，使句式与作者的情感节拍一致了。通过“我”的反复强调，“我”的不断重复，彰显出一种奔腾流荡的气势，将诗人喷泻而出的激情径直地融入富于节奏感的诗行中。其次，判断句与把字句本来就是一种静态的呈现，但是诗人描写时，避免了这种文字的呆板，大量使用定格的判断句，划出了一道道的情感曲线，分出了一道道的情感流，构成了情感的层层推进。
(二)丰富的艺术手法
《天狗》中大量使用排比、反复、重奏等艺术手法，使诗情获得酣畅的表达而又节奏鲜明、诗意盎然。第一、二节诗中主要是大量的排比，在排比中增强了诗人狂发的能量。在第三节中各种手法交相辉映。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起笔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三句简单而铿锵有力的排比，虽然每句只有三个字，但是字字有力，字字有声。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又是一个简单的排比，只是在第一个排比基础上更加形象，加上了更加形象的比喻，更加增强了情绪的跳动性。连续三个“我飞跑”，是反复，是诗人感情的反复吟唱，诗人的思想在快速地飞奔，思想的情绪敲打着流动的节奏。接着又是两组排比，它层层扩大，逐级开放，显示了诗歌抒情主体外展、奔放的雄伟气魄。反复与排比的区别是：反复强调词语与句子在字面上的重复，而排比则是结构的相同，意义的相近，语气的一致。反复相同词语相同结构的叠加，而排比相同结构不同词语的层层排列，反复在于强调、突出，而排比在于层层递进，增强语势。全诗从头到尾都是连珠式的排比与不断的反复，层层推进，步步强化，加强了语言的气势，渲染了抒情的气氛。再加上它特有的简短句式，就更加节奏急促，语言铿锵有力，有一种火山喷发式的雄伟气势。
我们再连起来看整节诗，就会发现，整节可以看成是两次回环，前面六句，两组排比是一次回环，完成从“飞奔”到“飞跑”；后十句，一次反复与两组排比是一次回环，从“飞跑”到“飞跑”。这类“回环调”的诗，诗人的情绪层层荡开，充满了向外辐射的张力与欲望，极大地抒发了诗人追求精神自由、个性扩张的心灵感受。当读完上一节时，就会预感到下一节又会像波浪一样地涌来，仿佛层层的涟漪在同样的旋律下荡漾，好像是读者自己在控制着诗歌的节奏，这样的审美感受给人一种高昂亢奋的精神激励，这正是诗人内在情绪的一种涌动。
二、散文化的诗语
所谓的诗语，也就是诗歌的语言。散文化的语体，与现代汉语诗歌双音节、多音节为主的现代汉语词汇直接相关，散文化语体越来越有利地发挥现代汉语的诗性功能，促成了诗歌的新的诗意的生成，情感的凸显。从《天狗》散文化的诗语可以体味出郭沫若情绪节奏。
(一)人称代词“我”
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说：“在大多数旧诗里，一般没有人称代词“你”如何，“我”如何。人称代名词的使用往往将发言人或主角点明，并把诗中的经验或情境限指为一个人的经验和情境；在中国旧诗里，语言本身就超脱了这种限制性。虽然这种新的语言也可以诗行不受人称代名词的限制，不少白话诗人却将倾向于将人称代名词带回诗中。”白话新诗人称代词的使用，非常突出地体现于这首《天狗》中。在《天狗》中，所有的诗句都以“我”字开头，以这个人称带词统领全诗，从开始到最后一共29个我，反复的强调，反复的重复，表达了对抒情主人公自我的高度强调。五四时期的白话诗人才将
“我”——这一个性化色彩强烈的代词频繁地引入诗中，一方面达到了自我诗情的自由宣泄，另一方面也张扬了追求自由独立、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除此《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晨安》等则是通篇各句都以第一人称“我”或是同一个词来打头，将基本相同的句式一贯到底。这有助于造成一种奔腾流荡的气势，将诗人喷泻而出的激情径直地融入富于节奏感的诗行中，既能彻底将早期白话诗从半文半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表现出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又比较容易获得新的韵律感。
(二)动词的应用
《天狗》中的动词的大量使用，更加清醒地呈现出了诗人的情绪节奏的曲线变化。首先以第一节中的“吞”为开始，展示了天狗吸取了世界万物的生命能量，第二节顺应第一节的诗韵，天狗展示它的能量，他代表了一切宇宙的光芒。第三节拥有了宇宙能量的天狗开始暴烈地行动起来了，他要“飞奔”，要“燃烧”，并无情地剥食自己的肉体，毁灭自己的形骸。整节中一共用了8个动词“飞奔”“狂叫”“燃烧”“飞跑”“剥”“食”“吸”“啮”，这8个动词都是表现强烈的动作行为，而且每个动词都极具强度和力度，作者借此来表达的情绪也便有了震撼力。我要横扫一切，我要毁灭一切，唱出自己无穷的力量；我需要喷发，需要尽情地展现自己的生命力，这种激情是如此的浓烈与震撼，充分显示了诗人的个性与张扬的自由精神。
而且动词的在诗中也是反复的应用，“吞”字就用了4次，“狂叫”和“燃烧”各用了两次，而“飞奔”一共用了7次。动词在诗中的应用本来就是一种力的凸现，而这样反复使用更加突出了动态美的追求与诗人当时的情绪的激动喷发。除此之外在《梅花树下的醉歌》《地球、我的母亲!》《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都表现了这种动态的张力。动词的张力使这种单调语言句式和隋感的爆发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使语言没有显得呆板与桎梏，更加表现了诗中流动的情绪。
三、现代性的诗思
诗思就是诗歌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具体而言，它包括诗歌的感受力、想象力、组织性与表现性等本体性的诗歌因素。上面我们谈到诗体，诗语都号隋绪变化有关，它们都直接联系着思想和思维的层面，是与诗歌情感发生着根本联系。《天狗》中现代性的诗思，也是一种内在的情绪节奏论。
(一)丰富的想象力与跳跃性
《天狗》中，诗人以巧妙的借用天狗吠日的古代传说作为整个诗的
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诗人借“天狗”来表现自我，以“天狗”吞食日月展开神奇的联想开始，通过对“天狗”的气魄和力量的极度夸张，塑造了一个大胆反抗，勇敢叛逆的抒情主体——“我”的形象。所以借天狗发挥想象，诗人的想象力有了更大的活动的空间，诗人的思维也就有一股张力，情绪更加活跃与灵性，想象力的活跃就是情绪的活跃。
《天狗》中每行诗除了想象的大胆放肆，思维的奇诡突兀，而且诗人通过无所羁绊的夸张，使事物外部变形及思维的跳跃性，借以表现出诗人内心的反抗叛逆。不管诗的内容如何的变化无常，各段之间如何任意的跳跃，诗歌仍然是个整体，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规则句式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这样，诗的内在旋律又和诗人感情节拍和谐一致，构成了排山倒海的宏伟气势，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二)荒诞性
《天狗》一诗中，通过奇特怪诞的“天狗”意象，传达出近乎疯狂的反叛情绪。诗人借“天狗”口出狂言，夸口“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借“天狗”的行为肆无忌惮，“我剥我的皮／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这就是诗人纯粹自我情绪构成的“意志化”，是一种情绪的极度自我扩张。在《天狗》里，诗人充分肯定着“自己”，又否定着自己”，《天狗》在大呼“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以后，紧接着又高唱“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这矛盾的声音，是随着诗人感情的喷发，诗人自身的内部已经分不出理性和非理性而产生的一种荒诞，展现了诗人骚动的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是诗人渴望新生、欲罢而不能、进退两难真实心境的写照，显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是对“五四”时代心理、情绪与情感的立体化的真实反映。“天狗”整个作为荒诞的存在而呈现自身，其实质就是诗人以一种恣肆狂放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节奏，宣告了对旧世界的大胆反叛和独立自主的自我觉醒，这种叛逆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五四时代大破坏、大创造的时代精神。
三、结语
郭沫若静夜赏析 篇4
静夜
月光/淡淡，笼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云/团团，漏出了/几点/疏星。
天河/何处?
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对月/流珠?
赏析：
诗的标题是《静夜》，诗中用了大部分笔墨描绘静谧的夜景。诗的第1小节描绘了一幅极平常的画面：月光淡淡，村外的松林沐浴在月光里;天上白云团团，星光点点，这些景致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见到的，透过诗，读者仿佛看到诗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一人踱到屋外，随意地看那淡淡的月光、月光下朦胧的林影，抬头看那云团中漏出来的疏星。如果顺延着这条平淡无奇的写景的思路写下去，充其量也只是一首写景的好诗罢了，但第2节一开头，诗人劈头问道：“天河何处?”这一问使全诗的境界得以拓宽和提升，把读者的视野与心胸带到那广袤的宇宙之中去了。作者似乎想引领读者的思绪去“精骛八极”、“神游万仞”，似乎想让读者的眼光透过茫茫的黑夜。
看到星夜的无穷深处，但紧接着的一句“远远的.海雾模糊”又把读者刚刚放开的心神收拢回来，模糊的海雾能阻挡住人的视线，却不能阻挡那脱缰野马似的想像。此时，放飞的心欲罢不能，已想到了很远很远──“怕会有鲛人在岸/对月流珠?”这一句是极好的证明，证明诗人的想像的确已穿过了那茫茫的海雾，想像着有一位“鲛人”立在岸边，对着月亮无声地流下串串珍珠泪……“鲛人”是喜极而泣，还是伤心落泪?抑或是无穷的思念?这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回味。这就是诗，这就是郭沫若的诗!这就是想像，这就是郭沫若的想像!
郭沫若诗歌《哀的美顿书》赏析 篇5
哀的美顿书
郭沫若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19，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摘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加快了反革命复辟的步伐，他为了早日黄袍加身，更加奴颜媚骨地投靠洋人，出卖民族权益，在短短几年中，就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上百个不平等条约，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机，大肆加紧了畏略中国的活动，看成独城中国的“天佑良机”，不仅乘机占领山东，想一口吞下东北，还凯叙转一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19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交了 “二十一条”。照会用纸上面，印有无畏舰和机关枪的蛮横暗示，企图对我施加军事压力。5月7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碟。5月9日，袁世凯政府正式接受口本的最后通牌。“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的怒吼声震动了全国。留日学生也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枚，纷纷回国抗议日本滔天罪氛郭沫若是其中之一。
诗的发端两句，开门见山，直陈其事，情露纸背，慷慨悲歌，顾不得律诗的音韵平仄，直用西文译音“哀的关顿”入诗。用西语译音入古体律诗实为罕有之事。哀的关顿书，即Ultimatum之音译，意为最后通牌，是为外交文书之一种。其意是说，日本的最后通碟已经向中国发出了，对于日本这种横蛮无理的要求，我愤怒无比。日本在东，中国在西.故日“已西”，已向西(中国)发出。根据“书已西”，可知诗人当时已在日本。“冲冠有怒与天齐”，是突然的消息所引起的`激怒情绪。怒发而冲冠，言其怒极之状，再夸张一笔“与天齐”更为突出，既深化了情绪，又富于浪漫色彩。
次联两句紧承首联而下，把首联铺开的怒发冲冠之气拓展开去，深化下去。明确表示，谁敢于侵犯我国的神圣领土，我就决心为国为民斩除害虫。为了强化这种情绪，诗人顺手拈来两个典故，大大丰富了诗意。一个借用匈奴南下牧马侵犯边塞、入侵国土典故。贾谊《过秦论》:“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此处暗指日本以“二十一条”达到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一个借用晋人周处励志为善，上山射虎，下海屠蛟，耿直烧勇，战死沙场为民除害的故事，来比喻自己愿为国家民族斩除祸根的决心，表示“慨当以慷”的思想。“爱国”、“恨敌”、“悄怒”、“决心”都是比较概念、抽象的词，缺少具象感，通过“牧马畏长塞”、“屠蛟上大樊”两个典故就把“爱国”、“恨敌”、“愤怒”、“决心”等拍象的概念和情绪变成了具体的行动，富有形象感。
第三联具体写情绪的曲折变化。“九天”，即九重天。指诗人从5月7日山日本返上海，“在上海的客栈里呆了三天”，“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此次回国抗议日本的强盗行为，心中怀着取消“二十一条”的强烈愿望，结果却成了九天迷梦。留日青年学生满腔爱国热悄，而段祺瑞政府却以欺编、敷衍的态度，要他们“回到日本安心学习”，一腔热血骤然冷却，犹如做了一场醉梦一般。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牌，中国政府对不平等条约的承认，给爱国青年当头一棒，打破了他对段政府的幻想和痴迷。
最后，“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收束全落点出题旨。虽是诗的尾端，然而在诗的旋律上却是高潮，在高潮上嘎然结束，结束得铿锵有力、气势雄浑。这时诗人直抒胸怀，爱国热情，炎炎逼人，赤子之心，灼然可见。有志男儿，从军报国寻常事情，为了祖国独立，就是变成沙场泥土，也在所不静。豪雄之气，滋于字里行间，十分感人。
这是一首铺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抒怀之作，诗人矢志献身祖国的壮志紊情，纵情抒写，赤子之心，犹如万解泉浦，奔泻而出，一个热血男儿的光辉形象在五四浪潮的推动下出现在中国诗坛。诗写作技巧的特点是以议论式的抒怀为主，这种议论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的说教，而互在揭示内心世界，;.划诗人的自我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诗的感倩色彩强烈，激情如火，紊气如虹，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旋律高昂起仇具有排山例海之势，读之使人心潮难平。
【知识拓展】：
人物评价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闻一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