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

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精选4篇）

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 篇1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历史沿革和现状

3.1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历史沿革

3.1.1 标准化法及其配套法规

我国目前关于标准化的立法依据主要源自于1989年的《标准化法》与1990年的《标准化实施条例》。其中《标准化实施条例》第11条规定:“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二)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要求”。

13.1.2 食品类法律

2006年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11条对标准立法做出较粗糙的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是强制性的技术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和发布，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食品安全法》中用相当篇幅的文字对食品安全标准作了详尽的规定。《食品安全法》除第七章“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第十章“附则”没有涉及食品安全标准之外, 其余各章中都有条文涉及到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法》全文涉及食品安全标准有关规定的条文共有33条。《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标准做出了专章和系统规定。根据这些条文的规定, 我们基本上可以形成一个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法律规范的完整体系的概貌。

23.2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现状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食品、食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

（二）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

（三）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求；

（四）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

（五）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

（六）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

（七）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

（八）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

现行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公布，国务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实施条例》,199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

3标准化行政部门提供国家标准编号。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的限量规定及其检验方法与规程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务院农业行政部门制定。屠宰畜、禽的检验规程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有关产品国家标准涉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内容的，应当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一致。

现行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应当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依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并充分考虑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参照相关的国际标准和国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并广泛听取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意见。

以标准的强制力来划分，食品安全法明确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以标准的层级来划分，食品安全标准可以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而就标准的内容进行划分，食品安全标准则可以分为基础标准、产品标准、方法标准、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标准等标准。

另外，食品安全法指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

目前，我国没有单独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大部分以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形式存在，如GB7718-2004《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而少部分有关技术性规定见诸于各种法规、条例和部门规章中。

按食品标准的属性，我国将食品标准分为强制性食品标准和推荐性食品标准。强制性食品标准包含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如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GB2763-2005《食品中污染物限量》、食品添加剂及使用要求标准、食品标签标志标准、婴幼儿食品产品标准、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国家需要控制管理的重要产品标准等。其它标准为推荐性食品标准。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在保障食品安全，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3.3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主要特点

（1）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产物

这种标准体系以前苏联的模式为样板，为大多数标准赋予强制性属性，由国家意志推广应用，以扩大标准的影响力。根据我国《标准化法》有关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属于保障人体健康的强制性标准，并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 4 关养利.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标准化管理体制转型研究.硕士论文.西北大学,2004 产、销售和进口”5。《食品安全法》未出台以来，正是标准化法赋予了食品安全标准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属性，在我国实际上充当了食品安全技术法规的角色。而发达国家的标准都是自愿采用性质。比如，CAC法典名称虽然类似技术法规，但是实际上和ISO标准一样，都是各国可以自愿采用的。它们的制定主体不是立法机构，其法典可以作为各国制定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和食品标准的基础。但不能强制各国执行。在我国经历了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的形势下，原有的标准体系已经表现为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2）我国没有区分食品标准和食品技术法规，两者合二为一

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制度包括食品安全法律，食品安全技术法规，食品安全标准这三个层级构成，呈自上而下的三角结构。食品安全法律和技术法规由立法机构制定，进行强制实施；而食品标准由相关标准化机构制定，自愿进行实施。欧盟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采用指令的形式规定食品安全方面的基本要求和应达到的主要目标6；美国的食品技术法规采用联邦法规（CFR）以及一些单行的法令的形式7；日本采用的是肯定列表制度。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虽然形式不一，但都与食品标准相分离，有各自明确的定位。此外，欧盟和美国的食品技术法规数量少，食品标准数量多；而如果把我国强制执行标准等同于技术法规，则技术法规多，标准少。

（3）我国食品标准的实施情况差

我国食品标准在许多地方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调查数据，在全国百万家食品企业中，其中有70%是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这些小企业小作坊基本上难以依照标准进行生产。对过去几年我国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进行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大量的食品安全事故不是因为食品安全标准内容不全或技术指标设置过低造成的，而是生产者经营者主观上无视标准的存在，只要能牟利根本不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生产。

3.4 食品安全法运行以来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特点

1、强制执行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管理措施，保证食品安全。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的食品安全负责，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承担社会责任。因此，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

2、食品安全标准制修订程序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1989 6 席兴军，刘俊华，刘文，欧盟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及标准；现状与启示.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5年12月 沙林.美国有关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技术法规及其监督[J],农业标准与法规，20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卫生部负责制定。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应当依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并充分考虑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参照相关的国际标准和国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广泛听取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意见，并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

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有严格程序的，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制定标准研制计划、确定起草单位、起草标准草案、征求意见、委员会审查、卫生部批准：（1）制定标准研制计划。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任何公民、法人、行业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均可提出制定或者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建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以及国务院商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划及其实施计划，并公开征求意见。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审查通过的立项建议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或者修订规划、计划。（2）确定起草单位及草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选择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单位起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提倡由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学术团体、行业协会等单位共同起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标准起草单位的确定应当采用招标或者指定等形式，择优落实。一旦按照标准研制项目确定标准起草单位后，标准研制者应该组成研制小组或者写作组按照标准执行定计划完成标准的起草工作。标准制定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食用农产品风险评估结果及相关的国际标准，也要充分考虑国情，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4）标准征求意见。标准草案制定出来以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向社会公布，公开征求意见。完成征求意见后，标准研制者应当根据征求的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提交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由卫生部负责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召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对送审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合理性、可行性等多方面进行审查。委员会由来自于不同部门的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行业协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及社会团体可以参加标准审查会议。（5）标准的批准与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标准，一般情况下，涉及国际贸易的标准还应履行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义务，最终由卫生部批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部门提供国家标准编号后，由卫生部编号并公布。（6）标准的追踪与评价。标准实施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商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视频安全地方标准的执行情况分别进行跟踪评价，并应当根据评价结果适时组织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商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当收集、汇总食品安全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通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行业协会发现食品安全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应当立即向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也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

3、过渡期食品标准执行情况

《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因为食品行业范围广、门类众多，涉及到的食品标准数量也极其巨大，短时期内无法全部变更统一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避免形成标准执行的空白期，该条补充规定“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生产经营食品。”该条文明确指出了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未出台前，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按照现行的标准进行生产经营，避免了新旧标准交接期间产生法律的真空和空白期，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延续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有效的保证了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运行的平稳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009 9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二条,2009

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 篇2

如何解决高密度人口的住房问题,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重要职责。香港保障房的建设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60年时间里,香港特区政府就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安居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1 香港保障房供应体系发展沿革

1954年是香港特区政府对公共房屋系统性探索的开始。以此为起点,可将香港公共保障房体系发展轨迹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1.1“解决刚需”应急阶段(1954—1972年)

二战以后,香港经济腾飞,人口急剧膨胀。上世纪50年代初内地政局变动,大量移民涌入香港导致人口剧增,很多贫困居民在条件简陋的“棚户区”聊以安身。1953年火灾造成大量灾民流离失所,住房矛盾更加凸显。

香港特区政府这一阶段公屋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清理和改善棚户区居民生活条件,换取城市扩展空间,满足最大数量人口的基本居住需求。此阶段多数公共房屋主要考虑以快捷及经济的方法建造居住单位,以满足最大数量人口的基本栖身需求为主。

以解决“刚性需求”的香港早期公屋,因着重强调足够的数量供更多居民栖身,一般设计标准较低,外观朴素,结构简单,设施简陋,只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很少设置社交场所和配套设施。大量快速兴建的低标准住宅使大量人口得以安身。至1965年,公屋住户达到100万人,占到当时香港人口的近三分之一。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兴建用于安置火灾灾民的徙置大厦到60年代实施廉租房计划,这一阶段的公共房屋建设以建造徙置大厦为主,廉租房为辅。徙置大厦主要用于安置灾民及低收入群体,廉租房则针对收入情况相对较好的中下阶层设计。两个典型分别是50年代的徙置房“石硖尾村”公屋与60年代兴建的廉租房“北角村”。图1为重修前的美荷楼。美荷楼是目前香港仅存的“H”形7层徙置大厦,重修后被保留,成为“公屋博物馆”,香港二级历史建筑。

1.2“十年建屋计划”改善阶段(19721986年)

20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开始高速发展。进入70年代之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早期建设的徙置大厦和廉租房拥挤的居住空间和简陋的设施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

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和民众诉求,1972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十年建屋计划”,计划要在1973 1982年的十年期间,为180万香港居民提供设备齐全、有合理居住环境的公共房屋单位。这项计划标志着香港特区政府对于保障房体系开始长远规划,并且调整了上一阶段对公共房屋只追求数量的态度,开始注重公共房屋的居住品质,例如设施及居住环境等因素。

香港一方面为低收入者提供公营的租住房屋;另一方面开始引入私人机构的资源和力量参与居屋计划,以低于市值的价格出售居屋,协助符合要求的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屋租户置业。鼓励收入逐渐提高的原公屋租住户购买居屋,在帮助实现一部分人“居者有其屋”梦想的同时,也加快了公屋的轮转。至1981年,公共房屋住户人口达到200万,约占当年香港总人口(515万)的40%。

1976年,“居者有其屋”计划开始推行,旨在协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租房租户成为业主,为收入已经有所提高但尚且不足以购买昂贵私人楼宇的市民提供出租公屋以外的阶梯式置业可能。1978年,第一期“居者有其屋”计划投放市场出售。为加快此计划进度,政府邀请私人机构参与兴建工作,即“私人参建计划”。1979年,第一批“私人参建计划”建成的房屋投放市场出售。

这一阶段,建屋的重点从数量转向质量。规划设计趋向统一,户型设计更加合理,出现多重平面类型住宅楼,如“双塔式大厦”。小区配套趋向完善,居住的舒适度有了显著提高。周围配套完备,有商场、停车场、学校、公园绿地、图书馆、体育活动室、运动场等。商业建筑中既有大型商店,也有便民超市和菜市场,公共交通四通八达。

1971年落成的华富邨(见图2)是当时兴建的10个廉租房之一,也是这一时期廉租房的典型代表。华富邨是香港首个规划成自足社区形式的公共房屋,是第一个具有全面配套设施和活动设施,并被视为自给自足的社区。内设商场、街市、巴士总站及学校、图书馆等,配套相当完备。

穗禾苑是首批落成的居屋大厦之一(见图3)。穗禾苑分为两期,共9座,每座36层高,为错层式十字形设计的大厦,共提供3501个单位。屋苑设计上将9座大厦分为3组,每组由3座大厦组成,排列成“品”字。每组都有自己的广场和公共设施。每组大厦都设有供行人行走的天桥直接通往购物广场,小区配套设施齐全。

1.3“长远住房策略”发展阶段(19872001年)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香港公共保障房已基本形成稳定体系。此时已有半数左右的香港居民租住在公屋或者买到居屋。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也上升到新高度。更多人希望能拥有自己的产权房屋,而此时由于僧多粥少,居屋已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如1988至1989年度,购房申请书的数额是待发售居屋的13倍。

1987年,香港地区政府发表“长远房屋策略”,制订1987-2001年香港房屋政策纲领(后延长至2011年),增加资助居民购买居屋的机会。“长远房屋策略”鼓励居民自置居所,同时注重公屋建设的质量。随着长远房屋政策的推行,公屋转向以出售为主。

1988年,“自置居所贷款计划”出台,用以协助符合资格的家庭在私人市场自置居所。1993年,修订“公屋住户资助政策”,富裕住户要缴纳1.5～2倍净额租金及差额。1996年,房委会决定其辖下所有公共房屋全面推行“屋村管理咨询委员会”计划,扩大住户参与房屋社区的管理。实施“维护公屋资源合理分配”政策,经济富足的住户要缴纳与市场价格相等的租金,甚至迁出公共房屋。1997年,推出“居屋第二市场计划”,加快居屋单位流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后,公布房屋计划。目标是十年内令自置居所比率达到70%%1998年,推行“租者置其屋计划”(租置计划),让租户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其自住的公共房屋。第一批试点推售6个楼盘。推出“重建置业计划”,受“整体重建计划”影响的租户可以每月获得按揭还款补助,用以购买居屋。1999年,推出“可租可买计划”协助公屋候选名单上的申请人早日购置房产。

随着时代变迁和居住标准的逐渐提高,公营房屋类型也推陈出新,楼层向高层发展已成趋势,一般都在30～40层。并且公屋设计出现多样化特点,推出小家庭单位大厦及长者住宅以应对特别需要。香港公屋此时出现了“和谐式公屋”和“康和式公屋”两大形态。其中和谐式公屋是现代公共房屋大厦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至今落成的公屋和居屋,多数采取这种设计(见图4)。康和式住宅是香港公屋建设中的最高标准住宅,也是香港“居者有其屋”计划中主要采用的房型(见图5)。设计上具有标准化,模数化的特点;建造过程中大量使用预制构件。套型布局、功能配置更加合理。同时在面积标准上有所提高,人均居住面积逐步达到7.5m2。

1.4“应时调整及可持续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影响延续数年。香港经济下滑并持续低迷,失业人口增加,香港楼市受影响价格大幅下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推出的物美价廉的居屋对楼市产生了极大压力,引发社会争议。舆论认为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已经干扰了当时的市场秩序。房屋委员会于2001年1月下旬宣布暂停“居屋计划”及“私人参建计划”,以减少出售居屋的供应量,通过减少公共住房的供应量作为调控手段来减少公共房屋政策对私营房产市场的干扰。

2002年,经济持续低迷。香港地区政府在扩大租金援助计划、减轻租户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对房屋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2002年,香港地区政府发表《公营房屋架构检讨报告书》,房屋及规划地政局成立,负责香港整体房屋政策。局长发表声明为政府的房屋政策重新定位;其目标在于维持公平和稳定的环境,让私营物业市场可以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为没有能力租住私营房屋的人士提供资助公共房屋。为配合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房委会决定从2003年起,停建停售“居屋”,终止“私人参建计划”建设的房产,终止“租置计划”等措施。2004年,置业自主贷款计划也宣布终止,目的在于减少政府机构对市场的影响。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居民失业率和收入水平受到巨大影响。经济危机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经济因素转而影响市民对公屋的需求。公屋轮候册上的申请人数目在2009年9月超过12万人。公屋的申请数字持续上升,促使房委会加快转变政策定位,集中力量兴建公屋。

在这一阶段,政府开始趋向逐渐淡出居屋买卖市场,集中力量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租住公屋。房屋政策经过重新定位,明确了房委会的核心职能,即为没有能力租住私人楼宇的人员提供公屋,以及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安居。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在公营房屋租赁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2011年,香港特首在年度施政报告中宣布房委会负责推行的《“新居者有其屋”计划》中宣布目标是在2016/17年度起的四年内,提供约17000个公屋。

这一阶段,大批个性化制造模式建造的因地制宜的标准型高层大厦成为香港公屋建设的主流趋势。非标准型设计大厦的特点在于高度、形状设计没有统一标准,楼宇风格多元化,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和地方感。非标准型设计大厦的常用设计有长型、T形、十字形、Y形、退台式设计等类型(见图6～9),以退台式的大厦设计配合邻近的楼宇风格及地势,或以屋邨广场或开敞空间设计凸显地区的特色景物。

香港公屋的公共配套设施可以分为生活设施和商业设施两大类。生活设施包括教育设施(托儿所、幼儿园、小学)、邮局、诊所、图书馆、青年中心、交通设施、活动及休闲场地等,此类设施已经在香港公屋社区中发展较为成熟。商业设施包括购物商场、零售商店等,目前现代公屋的商业设施已向大型综合化发展。公屋社区内的商业设施一应俱全。

由于“可持续发展”成为公营房屋规划、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关注的主题,房委会开始致力于提供以人为本的优质绿色居所,构建可持续发展社区。房委会于1999年开始推动环保措施,通过成立房屋署环保健康安全委员会等措施确保公共房屋的规划、建设及管理符合环保目标及落实环保措施。2004年起,房委会辖下所有公共房屋项目动工前都会进行微气候研究以及空气流通、生命周期等多项评估,采用自然通风、风力及日光的环保设计,节省能源的同时也令居所更舒适。

2 香港保障房供应体系发展趋势

2014年1月,香港特区政府发表2014年《施政报告》中阐释了香港未来的“长远房屋策略”:①增加整体房屋供应,逐步解决短缺问题;②增建公屋满足基层市民的需要;③增加居屋及其他资助出售房屋供应,让中低收入阶层及青年人有更多自置居所的机会;④重建房屋阶梯,让有能力的公屋居民购置居屋,腾出单位给有需要的基层市民。

2.1 土地供应趋势

在新的房屋供应目标下,特区政府的目标是平均每年提供约20000个公屋单位和约8000个居屋单位。由于香港寸土寸金,人口众多,土地供应已经非常紧张。政府将大体遵循三个方向进行土地储备。①现有土地和楼宇的利用与重新规划改造;②变更土地和楼宇的规划用途;③寻找开拓新的未开发土地,谋划新的住宅土地资源,如新界北部。另外,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施政报告》中提到“进一步研究填海、岩洞发展及开拓地下空间等方案增加可使用土地资源”,同时,特区政府也将提供可兴建私人住宅单位的土地,平衡公屋发展与私人商业楼宇需要。

2.2 房屋政策趋势

香港特区政府将重点放在公租房屋的建设和管理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住房政策,将保障房的建设和管理继续保持高水平,发挥香港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作用。同时面对高涨的房价和租金,政府将适当调整政策,恢复居屋供应,增加各阶层自置居所的机会。

2.3 管理制度发展

加强准入准出制度管理及屋邨管理,继续保障分配公平、申请公开、管理公正。

2.4 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保证公营房屋供应目标的基础上,加强公共房屋的可持续发展。在提高环保意识、增加能源效益、美化绿化与园景、加强物料使用及有害物料的管制和废物处理、节约能源等方面都将做出进一步举措。

安居才能乐业,解决人口住房问题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香港是世界上公认的住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公屋和居屋已经成为香港城市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们保障了低收入阶层的最低住房需求,使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实现安居。成功的保障房体系为香港的经济腾飞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坚实的基石作用。

3 结语

香港保障房体系建设取得成功,与房屋政策、政府大力支持、法律制度保障、管理及财政资金上的有效支撑等因素密不可分。香港住房保障制度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内地保障房供应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贾倍思.香港公屋本质、公屋设计和居住实态[J].时代建筑,1998(3):58—62.

[2]秦铮.香港《长远房屋策略》的提出和推行[J].城市,1991(3):54—58.

[3]冯宜萱.从规模化生产到个性化制造[J].动感(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2010(2):26—30.

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 篇3

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国际激烈竞争的局面，哈佛在课程设置方面将培养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放在首位，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来说，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特点充满时代感和科学性，它通过扩大基础、博才取胜的策略，体现个性与共性的平衡，重视伦理教育，培养全素质的人才，实现学以致用。这些理念和具体措施都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批判吸收，为我所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纵观哈佛大学课程发展进程，我们不难看出，它也是在曲折中不断求证、不断整合、不断发展的。

一哈佛大学课程改革的历程———从交锋走向融合

哈佛大学每一次课程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大学办学思想之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美国教育以强调个性、个人利益和实用性著称，实用主义文化可谓美国的主流文化，是美国一切制度和主流价值观生存的土壤。哈佛大学建校之后先受英国大学的影响，形成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大学思想，其中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成为传统理性主义的经典思想。进入18世纪后，德国现代理性主义大学思想开始影响哈佛大学，从1841年哈佛大学借鉴德国正式采用选课制，欧洲的理性主义大学观念开始作用于美国实用主义文化[1]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哈佛的课程改革可以说是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博弈与制衡、理性主义大学思想与功力主义大学思想的交锋走向融合的过程。

由于哈佛的课程改革与选修制密不可分，在这里，我们以哈佛选修制发展演变为视角来看哈佛的课程改革进程。选修制之所以能为世界绝大多数高校接受并沿用至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例如它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各种学生对不同课程的要求，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其同时，还促进了学科的分化，使新课程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了大幅度增加。体现了美国大学课程设置的开放性和民主性。哈佛大学课程选修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受德国选修制度影响。十九世纪以前的美国高等教育，深受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崇尚“绅士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为数不多的政府官员、教师、律师等，开设的课程主要以文史哲方面内容为主，且均为必修，学生没有选课的自由。而十九世纪初期，洪堡倡导创办的柏林大学以“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为办学指导方针，允许教授自由讲学和从事科学研究，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修各种课程，选择自己专攻的方向。这种学术自由经过美国留德学生的传播，很快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高等教育课程改革产生重大影响。[2]弗吉尼亚大学率先接受了“学术自由”的观点，允许学生在八个学系开设的课程之间进行选择，享有一定的选课自由。而真正促成美国选修制的形成和发展的，要属哈佛大学。

当时留德回国的提克诺（G·Tiknor）就试图将“讲授自由”和“学习自由”的制度应用于当时的哈佛学院，在他的敦促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哈佛大学同意高年级学生选修一定数量的课程。1839年，哈佛大学同意学生从二年级起就可以选修自然科学、外语和历史等课程，以取代原来规定为必修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虽然这种尝试遭到了传统势力的阻扰和反抗，当时的耶鲁大学也提出异议。这个阶段是选修制在哈佛大学的发端期。

第二阶段，1869～1909年，自由选修制全面推行阶段。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受德国学术影响，在其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四十年间，不顾阵阵反对声，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改善并推广选修制。他认为只有那些适合学生志趣并促使其独特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课程，才是最恰当的课程。在他的领导下，该校的教学改革进展很快。从一开始的选修课只在高年级开始到后来一年级也开始实行选修制，选修课约占该年级总课程的60%。与选修制紧密相联的是更多科目的开设和更多教师的引进。从此，哈佛大学全面地实行了课程选修制，并走在了美国高校的前列。

这个阶段，虽然选修制深入发展深受学生的欢迎，但是在对旧学科的取舍与新学科的引进方面也引发了一些混乱。学生选修科目的盲目性（例如，很多学生选课时并不做充分的准备，往往根据授课时间是否方便和是否容易取得学分而选课），导致75%的学生所选的课程根本没有中心和重点，且学生多选修初级课程。不利于学生建立完整的学科框架系统与学习系统的学科知识。[3]虽然后来不得不改革选修制，但是课程选修制仍然是哈佛大学教学管理的主要方法。

第三阶段，哈佛选修制新阶段。1909年，洛厄尔（Lawrence Lowen）继埃利奥特就任哈佛校长，正式开始改进哈佛选修制，推行“集中与分配”制，他将课程分为表达艺术、自然和归纳性科学、归纳性社会科学、抽象或演绎性研究四组，要求学生至少把六门课分配在这四组课程中，同时至少把六门课集中在一个主修领域。这样的话可以控制学生对课程的选择，加深学生在主修领域知识的深度，保证学生在若干学科知识的广度，以此来纠正在自由选修制下出现的学生知识凌乱和肤浅的弊病。我们也可以将这一阶段称之为自由选修制的纠偏阶段。

第四阶段，从二战结束到六十年代中期，自由选修制的回复期。1933年，“要素主义者”的科南特（J·B·Conant）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历时二十年，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在深入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现状后，于1945年发表了《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报告书，书中认为“高等教育的真正危险在于过分专业化”，他们认为本科生课程中，有六门要为普通教育课程，分别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类中，至少选择一门。

而六十年代中期，在反战运动、种族冲突和校园风潮的冲击下，促使教育委员更多的关注通过强调选修课和课程内容的广泛多样性来达到普通教育的目的，而非教育的质量提高。这使得埃利奥特时代的课程自由选修再一次成为学生的要求。

第五阶段，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加强基础课的选修制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国教育质量每况愈下，哈佛再次率先从理论上论证了全面知识对人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从实践上控制自由选修制的泛滥，继科南特任哈佛校长的普赛认为，“大学院校的首要职责是致力于知识和学术的探索”，而“高教工作者仍然对学术界负有重托和应保持其应有水平”。文理学院院长提出了《公共基础课方案》，用以取代六十年代被忽视的《普通教育大纲》，保证学生在主要的学术范围内通过必修课来获得基本的文化知识。强调公共基础课虽然包含的知识本身的内容不多，但它们注重知识的深度，重视向学生传授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正确的判断与思考的方式，以此来适应知识的大量增加、学科高度分化又高度集中的新形势。endprint

第六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大学取消了学分制，采用课题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核心课程体系。核心课程是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专业课、选修课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按照哈佛大学《1994～1995学生手册》的修课规定，美国申请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修32门学期课程，其中有8门核心课程、8门选修课和16门专业课。课程之间的整合比以往历次改革都更为圆满。从课程目的看，核心课程的设置以培养学生的智能和思维方式为准绳。核心课程是“一种通识教育课程，其目的不仅在于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而且还要使学生掌握学科间的联系，最后能把知识应用于生活”。核心课程涵盖7个领域11个方面，即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艺术、道德、自然科学、社会分析与定量推理7个领域。[3]学生的每个核心课程要选两个学期，在此之后才能修其他的自由选修课程，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开始趋向理性，在体现课程多样化的同时，也注重了统一性，即尊重了个体对教育个性化需求，也反映了鲜明的时代性和文化性，将自由和秩序、灵活性和规范性、个人兴趣和学校指导较好地结合为一体，使得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得到较好地整合。

总而言之，美国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是美国主流文化与传统大学思想相互作用下的理性主义大学思想与功利主义大学思想经历了对立与冲突、融合与发展的历程。

二现代哈佛课程设置特点对我国高校课程改革的启示

1注重培养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温伯格曾说：最好的学生与次好的学生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多少，而在于有对未知世界的进攻精神。我认为教人求知就如训练人游泳和教婴儿走路一样，最终你要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探索整个世界，教师不能代替学生去游去走，不放手只会让他们永远都学不会。高等教育如果只停留在教师传经布道上，那么学生永远都不会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知识的主人。

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充分考虑到不同年级阶段学生的知识背景、认知能力、心理特点和学科知识体系结构等各种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哈佛大学不同阶段课程设置来一览究竟。哈佛大学的绝大部分课程都被编为4组，分别为：1～99，低级组课程，主要为本科生开设。100～199，中级组课程，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可选修，但考试要求不同。200～299，高级组课程，为研究生开设。300～399，高级组课程，为研究生开设的阅读和研究课程。

编号为1～99的课程。主要是通过教师讲授课程，广泛地介绍学科及与之相关的领域，介绍学科中集大成者，让学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学科理论中有影响的著作及其相互关系，并重构、评估、修改理论，为学生独立从事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除了阅读以外，教师还将学生分为小组，也有在大二和大三开设个别的学习课程，以学生的个别学习探究为主，由有经验的教授指导，探讨当前各学术机构普遍关注的课题，了解前沿学术动态，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学会探索，找到自己的学术生长点。

编号为100～199的课程由2部分构成。一方面由教师讲授课程，引导学生思考学科理论问题，并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一方面开设讨论课，讨论课以问题为研究重点，学生交流自己的看法，教师不断地试探、提问、假设、鞭策和评论，帮助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编号为200～299的课程由教授讲授课程和师生专题讨论会组成。通过教师讲授课程，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学科各种研究方法，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学生可获得对自己科研课题极为有用的思想。这个阶段更主要的是师生专题讨论会，师生共同就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学生运用这些讨论会分析和解决他们为完成课题产生的疑难问题，以进一步探索他们的课题，或开发一个新课题。

编号为300～399的课程。专门为研究生开设的阅读和研究课程，是为学生完成毕业论文而开设的，通过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为学生提供更多阅读、研究和交流的机会。

总而言之，哈佛大学的课程分为教师讲授课程、学生个别学习课程、讨论课程、学生与教师专题讨论会四种形式，在学生学业的不同阶段，各有所侧重和调整。低年段，教师讲授的课程比重相对较大，在传授基础知识方面，讲授法简洁高效。而随着年级的增高，讨论课与师生专题讨论会比重不断增大，最后成为课程的主要形式。[5]这个课程设置思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像我们现在的课实际上也是一种专题讨论课，但是否可在大三、大四年段推行呢？）而在我国的课程设置中，教师讲授课程占绝大多数，其他课程类型极为少见。即使哈佛的教师讲授的课程，也不单单强调知识的传授，而是努力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研究。

2设置交叉学科课程，促进学科间融会贯通，产生新的增长点

剑走偏锋，像海德堡大学大力推进开设交叉学科一样，哈佛大学还设置许多跨学科和辅修的学位课程，学生可以与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学校交叉注册，使学生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及跨专业、跨学科的能力。[5]可以说，虽然此类课程正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向学科交叉领域进军，成为学科带头人及其获得重大发现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3将社区实习纳入课程，实现学以致用

21世纪以来，大学已然成为社会服务站，为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哈佛大学也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放在重要位置，体现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社区实习课程。社区实习给了学生运用自身所学来解决社区和其他人实际问题的能力，是验证所学、将思想转化为客观现实的机会。同时，聘请许多各行各业的顶尖专家、权威人士、优秀的校友来给学生上课，通过跟这个各行各业的学长实习，让他们更多接触社会，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哈佛毕业的学生大多有极强的工作能力，这与哈佛的相关课程开设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然，哈佛课程设置并不是完美的，它是美国主流文化以及他们所认可的大学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学课程还存在着“重术轻学”、“重实用轻理论”等不足，但是仍然给我们许多可以借鉴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王作权.课程体系创新与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J].现代教育科学，2003（5）：91-93.

[2]赵中建.哈佛大学的课程选修制度[J].高等教育研究， 1987（2）：54.

[3]孙美花.哈佛大学核心课程设计研究[J].教学研究，2010（1）：42.

[4]刘瑜.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J].学习博览，2010（02）：38-39.

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 篇4

一、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词考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理该属于文化的范畴, “文化”一词的内涵相当宽泛丰富, 从百科解释上来看, 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 由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 为人所特有的。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 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

从历史上看, 武术文化的称谓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变革, 春秋战国时称“技击”, 汉代出现了“武艺”一词, 并沿用至明末, 清初又借用南朝《文选》中“偃闭武术”的“武术”一词, 而其实南朝《文选》中泛指“军事”, 民国时索性将其称“国术”, 新中国成立后仍沿用“武术”一词。从其社会作用来看, 商周时期, 利用“武舞”来训练士兵, 鼓舞士气;特别在周代出现了一部中国武术史上重要的著作《周易》, 其中“一阴一阳为之道”的哲学思想, 对中国养生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其“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为后世太极武术学说基础;春秋战国以后, 诸侯争霸, 都很重视竞技技术在战场中的运用。齐恒公举行春秋两季的“角试”来选拔天下人才;秦汉以来, 盛行角力、击剑;唐朝以来开始实行武举制, 裴民的剑术、李白诗歌、张旭草书并称唐代三绝的美誉, 可见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已经颇具影响力。中国武术自唐宋后, 就逐渐传向国外。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国家习武者不少, 并形成一些武术门派。在欧美国家, 中国武术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称中国武术为“功夫”。

二、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一) 武术文化中深刻的哲理对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

中国武术的独特的魅力, 不仅在于它内涵丰富, 兼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而且还在于它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思想。正如近代著名太极拳家杨澄甫说的:“中国之拳术虽派别繁多, 要知皆寓于哲理之技术。”绝大多数拳种都强调刚柔相济、内外合一、动迅静定、虚实分明。这里的刚柔、内与外、动与静、虚与实等都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 它们相辅相成, 但又同时寓于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美国学者弗里乔夫·卡普拉在其名著《转折点》中写道:“由于东方哲学和宗教传统总是倾向于把精神和身体看做一个整体, 因而东方发展出大量的从身体方面来解决意识的技术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沉思的方法对治疗的意义在西方正逐渐被认识到, 许多西方治疗家正把东方的身体作用技术, 例如瑜珈、太极和合气道结合进他们的治疗中。”

(二) 中国武术文化丰富了美学观念

武术的美, 历史上早已所识, 古代就有“武舞”的娱乐表演。武术的某些表现形式和技艺, 已相继被中国的戏剧、舞蹈、杂技所吸收和借鉴。武术美包含功架造型、攻防技击和手眼身法步以及节奏、速度、力度等方面。其中功架造型直接产生技艺形式之美, 攻防技击是武术特有的内涵。武术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丰富了世界体育的美学内容, 给世界人民提供高尚的美的享受。

(三) 中国武术文化丰富了世界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