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房屋买卖合同范本

私人房屋买卖合同范本（精选8篇）

私人房屋买卖合同范本 篇1

甲、乙双方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向本处申请办理前面的《商品房出售合同》公证。

经查，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商品房出售合同》。甲、乙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注①：如有代理人，还应写明：代理人具有相应的代理权)。

甲方转让的房屋坐落于______，建筑面积为______平方米，相应占用的土地使用面积为______平方米。该房屋系甲方经政府批准投资、开发的《______》(注②：商品房的冠名)外销/内销商品房。甲方对该房屋持有______(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全称)颁发的(房地产权证)(编号： ______)(注③：如合同根据预售合同约定签订的还应当据实表述以下证词：此前，甲、乙双方已就该房屋期权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如该合同已经公证，还应写明：并经公证处公证，公证书编号：______)]，该房屋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在______(房地产登记部门全称)查无预售、抵押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登记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该房屋可依法转让(注⑤：该房屋在转让时设有抵押权或其他权利受限制的，证词应据实视情表述)。

甲、乙双方签订《商品房出售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甲方以(币种)______ (大写)______元整将上述房屋转让给乙方，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房屋交付日期及违约责任等条款具体、明确(若房价款在订立合同时已付清及房屋已实际交付使用的，应当据实表述;其他情况，证词视情表述)。

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______(甲方全称)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

与______(乙方自然人姓名)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在______(合同签订地点)签订了前面的《商品房出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鉴属实(注⑥：若合同在本处、本公证员或其他公证员面前签订的，证词应视情表述;若合同经境外公证、认证的，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不予证明。)

该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或公证)之日起生效。

(注⑦：合同的生效证词应视情表述。若根据《预售合同》约定签订《出售合同》的，证词应当加述自该出售合同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签订的《预售合同》即行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___省___(县)公证处

公证员：__________________(签名)

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私人房屋买卖合同范本 篇2

一、城市房屋拆迁概述

城市房屋拆迁的概念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众多学者针对现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解析出城市房屋拆迁的含义。一般认为:城市房屋拆迁是指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获得拆迁许可的房屋征收部门因公益或商业的目的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上的单位、个人的房屋进行征收, 并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 被征收人服从房屋征收决定, 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 主要存在着三方的利益博弈, 即政府部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政府, 其承担着对建设项目的立项、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项目的管理, 对拆迁工作有着响亮的话语权, 也在界定“公共利益”上有着主导地位。占据劣势地位的是被拆迁人, 其有三个选择, 即服从、不服从和拖后服从。若选择服从政府部门安排的拆迁工作, 拆迁工作会顺利进行, 被拆迁人会得到政府征收补偿金。拆迁人若是认为自己的权益并未得到合理补偿, 拒绝服从政府的拆迁工作, 则会出现各种摩擦事件。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建项目的建设, 地方政府本着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目的而进行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 本无可厚非, 只要拆迁工作注重公平、效率的齐头并进, 给予被拆迁人合理的补偿, 妥善安置拆迁户, 都可以得到顺利的实施。但是, 如果假冒公共利益的名义而采取非法的行为, 则是对经济市场、政府信誉等的破坏, 成为社会和谐稳定不利因素的诱因。

二、城市拆迁中对私人财产保护出现的问题

(一) 政府角色错位

政府是拆迁工作的主要管理者和服务者, 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但某些政府却无法正确承担这个角色。为了获取数额可观的土地出让金, 将出让的被拆迁房屋所依附的土地使用权假借“公共利益”的名义, 和某些不良房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 结成共同的不法利益联盟, 侵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而此时, 若被政府授予权利的拆迁人也同样置被拆迁人的利益于不顾, 蛮横、暴力、非法进行拆迁工作, 那么被拆迁人的利益将会得到完全的侵害。再有一种情况, 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扩大城市建设规模, 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大搞旧城改造, 其目的只是为了在其从政经历上添写辉煌的一笔政绩, 只求短期经济效益, 好大喜功的心态也将被拆迁人的利益置若罔闻。

(二) 商业拆迁盗用公共利益之名

一般认为:只有利益的最终取向符合最基本的善和正义, 符合社会公共福利和社会发展和进步, 促进人类文明进程, 这样的利益才是公共利益。目前, 在全国火热进行的拆迁项目中, 真正基于公共利益征收的很少, 而政府和开发商相互勾结借“公共利益”之名, 而行非法之实。比如:将某个本不是公共利益的拆迁项目, 利用各种混淆视听的枉法论证, 应将“公共利益”的名字套在该项目上, 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政府和开发商得到相应的利润回报。

(三) 在安置政策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出现严重

国家如果对土地进行征收, 那么就需要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政府在谋求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拆迁工作应该从公平合理补偿被拆迁人的财产和满足被拆迁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两个方面进行双重考虑。城市房屋拆迁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政府, 单方定价, 对拆迁的补偿方式及其标准进行“一言堂”的肯定与否定。政府将房产评估、与被拆迁户进行协商、听证等程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只有在做出决定之后, 通知被拆迁人, 导致补偿政策以及安置政策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出现严重。前期补偿如果顺利完成, 后期的补偿也应当尽快到位。拆迁完成之后, 政府监督拆迁单位的资金运用力度不够, 导致而被拆迁人应该得到的安置房及其赔偿款项都得不到解决, 严重影响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拆迁单位取得拆迁许可证后抽逃资金的现象也严重存在在城市房屋拆迁中。

(四) 城市房屋征收专门法律的缺失

总体而言, 我国法制建设是健全而有效的, 对各种行为都有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范了我国房屋征收制度, 属于行政立法, 与法律比起来, 地位较低。况且在我国《宪法》、《立法法》中明确规定了:征收公民的财产只能由法律进行调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行政立法, 这就存在下位法对上位法的违反和抵触问题的出现, 不利于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 损害了公民私有财产的权益。

(五) 缺乏强有力的救济机制

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7条关于要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拆迁的规定是有两方面的缺陷。第一, 它严重剥夺了被拆迁人依法享有的司法救济权, 此是公民行使权利保护的最后途径。第二, 让本应独立办案的法院成为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执行机构”, 侵害了法院的不受任何人或者组织影响的独立审判权。

三、对私人财产保护的对策

(一) 政府应尽职尽责完成其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解决一个问题的矛盾, 首先应该找到其关键点所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政府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部门, 其对社会资源的错误配置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失衡, 更重要的是其成为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矛盾主导者。政府在拆迁工作中, 应尽职尽责的完成其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在开发商与被拆迁人的利益博弈中, 扮演正确、公平的规则制定者, 要不偏不倚的对待城市拆迁工作。事前进行严格的审查, 确定相关人员的利益得失, 事中依法监督拆迁人的拆迁活动, 防止不法事件的发生, 事后检查项目是否达标, 有效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

(二) 界定公共利益从应然到实然的差距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 公共利益从应然到实然还有一段距离, 缩短这段距离, 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 被拆迁人应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当被拆迁人在拆迁工作中遇到权益遭受侵害, 处于弱势地位时, 不要心浮气躁, 采取非法手段抗衡, 而是应该沉着应战,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积极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其次, 规范开发商的法律行为, 明确规定政府如若存在失职行为, 则加大其“借公共利益之名, 行不法拆迁之实”行为的惩罚力度。最后, 完善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给公众充分的知情权, 对公共利益的相关决策进行认可;拓宽公众参与决策的征询渠道, 加强利益决策者的监督措施。

(三) 完善征收补偿机制

第一, 在我国城市房屋征收补偿中, 首先确定的就是充分补偿原则。为使被拆迁人财产尽可能地保持价值量上的平衡, 合理、有效、及时是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应当满足的基本要求。第二, 关于征收补偿的标准应在确定市场价格的基础上, 组织专门的专家有效、合理的评判。第三, 在符合社会公平负担的原则下, 为填补被征收人财产所遭受的损失, 征收补偿应相当于被征收人因征收行为所遭受的各种损失, 包括财产和精神方面的损失。第四, 应细化征收补偿的方式,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产权调换的具体方式, 让被拆迁人有更清楚的选择;完善产权调换的程序及保障方式, 让开发商作出一定的保证或担保, 来保证回迁房的真正落实。第五, 我国的房屋评估机构和估价方法要严格遵循市场化的标准, 评估机构要坚持评估信息公开的原则, 从法律制度方面入手, 更要完善违法评估的责任追究制度。

(四) 完善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听证制度

程序上的公开、透明是城市房屋征收补偿程序的重点, 听证制度体现着民主与公开、公平原则, “把决定置放在阳光下”, 保障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双方信息流通和资源对称, 需要得到大力的提倡, 应贯穿拆迁过程的始终。我国的法律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必须相辅相成。政府作为听证程序的组织者, 不仅要保证听证的结果使被听证人心服口服, 更要赋予被征收人充分的听证权利, 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去取得实体工程, 以解决征收方和被征收方信息的不对称, 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五) 加快城市房屋征收立法与救济程序的出台

应从法律层面建立专门的城市房屋征收法, 提高法律效力和层级, 代替现行的行政法规。同时, 应有一套救济制度供被拆迁人选择, 得以解决公共利益纠纷的司法救济问题。在调解和谈判均不能解决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利益时, 可在救济方式上可以规定诉讼、仲裁等多种方式。以此解决被拆迁人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后哭诉无门现象的发生。

结语

公权和私权的不平衡是导致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不和谐的主要因素, 如何平衡被拆迁人的利益与经济快速发展下的城市建设的规模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城市拆迁的主要矛盾是政府、拆迁人、开发商的强势和被拆迁人的弱势, 从而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公平。只有在政府角色引导正确、公共利益认识清楚、征收机制完善、听证程序准确嵌入以及出台相关的征收立法记忆救济程序, 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虽然, 城市房屋拆迁私人财产的权利保护之路还很漫长, 但只要在分清楚公共利益的作用之下, 逐渐完善各项规范和措施, 和谐的拆迁环境将离我们不远。

摘要：随着我国城建项目的加速实施, 城市拆迁中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纠纷也不断涌现, 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在概述城市房屋拆迁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论述目前城市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存在的问题, 提出其完善措施, 以化解城市拆迁矛盾, 保证拆迁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

关键词：城市居屋拆迁,私人财产,保护

参考文献

[1]林雄弟.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08 (1) .

[2]赵坚.浅议征地居屋拆迁中被拆迁人利益的保护[J].法制与经济, 2008 (6) .

[3]傅绍菲.城市房屋拆迁中财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D].吉林大学, 2013.

[4]王雯.论房屋拆迁中的公民财产权保护——基于宪法学视角[J].经济视角 (下) , 2013 (3) .

私人房屋买卖合同范本 篇3

摘 要：随着网络私人代购的涌现，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也逐渐增多。关于代购方和购买方二者之间形成的合同类型认定，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一般认定为买卖合同或委托合同的情形较多，而不认定为居间合同或行纪合同。学理上提出的以“代购方是否有现货”为区分标准，并不能很好地区分买卖合同和委托合同二者。笔者从买卖合同和委托合同的实质特征入手，考虑当事人缔约目的及利益衡量，提出该类合同原则上应受到买卖合同的调整，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委托合同。

关键词：网络私人代购；买卖合同；委托合同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代购作为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以其便利和廉价而受到人们的青睐。据CNNIC监测数据①显示，2009年到2013年间，网络代购市场的交易规模从50亿元增长到767亿元，增长了14倍多。其中私人间的代购，又称C2C（Consumer to Consumer）模式，依托于微信及淘宝等网络平台，正不断为网民所接受。同时，网络私人代购也暴露出准入门槛低、监管缺失、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一系列法律纠纷。

在网络私人代购中存在两个合同，一是代购方与购买方的合同关系，二是代购方与原厂商之间的合同关系，由于后者属买卖合同并无太大争议，本文研究对象为前者，即代购方与购买方之间的合同类型认定问题。学理和实践中，通常将这类合同认定为买卖合同或委托合同。由于它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差异较大，直接影响到法院的裁判结果，因此厘清二者区别十分重要。

二、司法及学理认定的困境

从《合同法》的规定上看，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二者原本泾渭分明，但“代购”兼有“代”（委托代理）和“购”（买卖）的要素，存在交叉之处，使得区分难度加大。

以下选取几个案例加以分析：

（一）认定为委托合同的案例

在陈某与赵某一案②中，原被告通过QQ即时通讯工具取得联系，被告向原告“下订单”委托其在美国为其代为购买商品，后双方就收到的商品数量产生纠纷诉至法院。法院通过双方之间的通讯记录等认定，双方之间应成立委托合同，并阐释了理由——“原告受被告委托为其代为购买系争商品，根据所代购商品的价格按照一定比例收取报酬，故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应为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接受委托并按被告要求购得系争商品，并将对购得商品所拍的实物照片通过QQ传给被告，随后将系争商品通过快递公司邮寄给被告，并告知被告包括其个人报酬在内的系争商品价格，而被告知悉后多次表示同意，故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成立、生效且实际履行。”据此，法院进而根据委托合同性质认定，“委托合同系劳务合同，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仅向委托人提供劳务，而提供劳务后果则应由委托人承担，故原告将系争商品交付第三人承运后即完成委托事务，即使系争商品中途发生毁损、灭失，该风险亦应由作为委托人的被告承担。”

在刘某某与樊某委托合同纠纷③一案中，被告樊某在朋友圈中转发工程车的照片，原告看到照片后与被告联系，委托被告与车主联系购车事宜，后原告购买了诉争铲车，接货并支付运费。法院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中并无被告直接向原告出卖铲车的相关内容，而是均知道车辆系案外人所有，被告从货款中收取的部分费用系其联系业务的回扣，加之原告在微信中明确表示“希望让你再给我搞个越野车”，可知双方之间并无买卖铲车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应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法院据此以“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二）认定为买卖合同的案例

在张某某与汪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中，④汪某某通过QQ与张某某取得联系，希望能从张某某处低价购得燕窝，并明确了燕窝的价款。一审法院认定二者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理由是“汪某某基于个人原因低价采购燕窝将款项汇往境外的张炯飞，由张某某在印度尼西亚工作的便利条件为汪雪萍在当地采购燕窝，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是张某某向汪某某销售燕窝，故汪某某与张某某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二审法院则从汪某某诉请的事实理由分析，认定汪某某实际上是希望能从张某某处低价购得燕窝，并明确了燕窝的价款，故将案由改为买卖合同纠纷。

在孙某与包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⑤法院认定，被告向原告发送货源信息，是希望原告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为要约邀请；后原告根据货源信息向被告订购商品并将预付款转至被告银行账户，系向被告发出要约；被告承诺向原告交付所订商品，系作出承诺。该交易合意系由原告提出意向，并得到了被告的认可，符合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及合同成立的规定，故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成立且应受法律保护，而双方之间的运作模式不符合委托代理这一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被告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因此不予采信。

（三）法院判决的特点

整合此类案件中的判决理由，我们发现以下三个特点：

（1）法院容易受到“代购”、“代理”、“海淘”等词语的影响，把代购行为认定为代理行为，从而将该类合同认定为委托代理关系。但法律人不能被生活中的术语或概念的字面含义所迷惑，而應当通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析法律关系的实质特征。比如，在张某等诉重庆车天车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⑥，法院从经手人签字、汇款明细、发票抬头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所谓的《委托代购协议》是买卖合同而非委托合同的结论，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如果法院仅凭合同的名称就得出结论，则容易陷入误区。

（2）法院在否定买卖合同成立时，通常以卖方在出卖时对货物不具有所有权（现货）为理由。然而根据《合同法》51条⑦可知，即使卖方在出卖时对货物不具有所有权，如果其事后取得所有权，买卖合同仍然成立。再退一步讲，即使卖方事后仍未取得所有权，买方也可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⑧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特别是在原告以买卖合同为由提起主张时（如刘某某与樊某委托合同纠纷案），法院单单以“出卖人无所有权”为否定其诉讼主张未免显得武断。

与此相似的是，有些学者认为应当以“卖家是否取得现货”作为区分標准。然而这一标准实则经不起推敲。首先，在现实中，除非代购方主动告知，否则购买方很难得知对方是否有现货，以此为区分标准会造成作为购买方的举证困难，也会使得合同类型因代购方的一面之词而变动不居，丧失确定性。其次，即便代购方把这一信息如实告知了购买方，也会遇到较为棘手的情况。如果代购方在和购买方签订合同之前已经预定了货物，而彼时货物通过邮寄运输等途径尚未到达代购方手中，那么应视为有无现货呢？如果代购方已经与厂商形成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只需与购买方下单后即可通知厂商立即发货，又应如何处理呢？其实，“非现货代购”在很大程度上与“将来财产买卖”有着类似之处，即经销商与终端购买人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后，经销商自己才与上端供应商（生产商、进口商、批发商）订立买卖合同，购进已经销售给终端买受人的货物。因此，“非现货代购”中的大部分可以归入买卖合同的范畴。

（3）法院在否定双方成立委托合同时，常以双方行为“不符合委托代理这一行为的特征”作为理由（如孙某与包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但对于委托代理的实质特征却没有进行着重论述，而是选择了一笔带过，难让人信服。

三、应对：以买卖合同为一般原则

在疑难合同类型的认定中，首要的是考察当事人缔结合同的目的，还要注重整体评价，并要体现经济效率的衡量。可供参考的是，在出口代理纠纷中判断国内供货商、外贸企业以及外商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究竟是代理还是连环买卖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提出了辨别遵循的两个原则，即综合考虑原则和追求真意原则。前者意味着要综合国内供货商与外贸企业合同的名称、付款条件、责任承担与纠纷解决、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事人对合同性质的特别约定等，后者则强调应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图。

通过对当事人缔约目的的考察，以及对代购方行为特征和购买方弱势地位的利益衡量，笔者认为网络私人代购合同原则上应受买卖合同的调整。

（一）从当事人缔约目的考虑，合同标的是物而非行为

在强调意思自治的民法体系下，认定合同类型首先应遵循当事人的意思。买受人和委托人通过订立合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就决定了二者的标的不同：前者的标的是物，而后者的标的是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约定处理事务这一行为。

分析可知，在网络私人代购中，购买方并不关注对方是从何种渠道进货、以何种方式运输货物，也不过问其是否按照委托人要求处理受托事项，而更为关注能否收到货物以及货物是否符合约定、是否有瑕疵等。实际上，买受人也只有权请求出卖人按约定条件支付标的物，而无权过问对方的生产经营或标的物取得情况。因此，以物而非行为作为标的更符合当事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二）从代购方行为特征上看，代购不具备委托代理的信赖基础：

一般认为，委托合同的基础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如江平教授认为，委托合同的信任所指主要是受托人的人品及办事能力，受托人是基于既有的甚至是先天具有的人品及办事能力处理或管理委托人的事务。也有学者认为，信赖基础主要从委托人的角度考虑的，受托方接受委托则更多出于情谊或者利益，如基于亲戚邻居关系照看房屋、幼儿是出于情谊，律师接受委托代理诉讼则是出于利益。在网络私人代购中，我们则很难发现这种信赖关系的存在。尽管有个别是熟人间的代购，但更多是出于代购的目的才互相认识的。

由于信赖基础的存在，受托人必须亲自办理受托事务，不得擅自将自己受托事务转委托他人处理，但经过委托人同意或者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委托人的利益时除外（《合同法》第406条）。代购的情形与此不相符，因为代购方常常有“上家”作为进货商，有些甚至形成了等级分明的“一级”、“二级”代理，下单和进货环节有不同人负责。此时代购方通过他的不为购买方所知的“上家”进货或发货，没有经过也没有必要经过购买方的同意，这一点也被我们的问卷和访谈调查所证实。可见认定为委托合同，则会与“亲自处理”的规定相抵触。

（三）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考察，买卖合同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购买方

1.购买方处于弱势地位

笔者通过实证调查和文献检索发现，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技术性，参与私人代购活动的购买方实质上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具体体现为：

（1）交易的虚拟性：由于网络代购的双方在交易中并不见面，双方从缔约到履约的过程都是通过电子数据记录保存在网络空间或磁盘中。易于改动的数据电文给交易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购买方的隐私也极有可能被窃取；

（2）信息不对称：代购方往往能够接触到代购的商品实物，对其价格、品种、质量、代购渠道等信息十分了解。而买方在选购代购商品时，一般无法接触商品实物，所获得的商品信息全部来自于代购方所提供的描述，信息不对称十分严重；

（3）监管不到位：购买方和代购方之间的实力悬殊，网络代购的交易经常在与相关规定打“擦边球”，处于海关、税收、工商部门监管的“真空地带”。这一现象，也助长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使得购买方陷入维权难题，海外代购渐成管外之地。

2.无过错责任侧重于对购买方的保护

通说认为，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责任采取的是以严格责任为主、以过错责任为例外。买卖合同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而根据《合同法》406条⑨和无偿委托则均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无偿委托更要求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由于不能以是否达到某种结果来衡量其是否履约，债务人应当仅承担合理注意义务，反之则有过失并应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如果认定为委托合同，在违约责任的举证和成立上，对委托人将十分不利：

（1）如果认定为委托合同，会加重委托人的举证责任，即不仅要证明代购方违反合同义务，还需要证明对方有过错，这无疑加重了购买方的证明负担。

（2）在受托人因第三人或其它不可归因于受托人原因而违约时，委托人将难以向受托人追究责任。

比如，代购的商品在快递公司运输过程中毁损或灭失。若依买卖合同的規则，标的物转移应以交付为标志，⑩此时商品若因快递公司原因而发生毁损，应视为履行辅助人违约，并因此而归责于出卖人，出卖人无免责之余地，只有承担责任后方可向快递公司求偿。但若依委托合同的规定，委托人尽了注意义务后，则即使标的物因他人原因发生灭失毁损，其也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代购方因无过错免除责任，购买方将则能向未与他实际接触的快递公司或远在海外的原厂商寻求救济，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无疑有失公允。可见，为实现实质公平，出于对弱势地位的购买方倾向性保护，认定为买卖合同较为妥当。

四、例外：严格认定委托合同

以买卖合同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委托合同。此处提供两点，以供司法实践参考：

在双方当事人已经对合同的性质作出明确约定时，如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或在诉讼中以其行为默示表示接受委托合同的调整，此时应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委托合同规制双方的法律关系。

在双方当事人没有作出明确约定时，应从如下两个方面严格把握委托合同的适用范围：

（1）从主体要素看，双方当事人此前已经熟悉并有所接触，代购方主要是出于与委托人之间的情谊实施代购，只收取少量劳务费用甚至不收取费用，也即二者的人身属性较强，信赖较强，符合委托代理的特征；

（2）从行为要素上看，代购是由于“委托”这一行为而引起的，也即“无委托则无代购”。代购方对购买方指定的商家及产品事先不了解，也不是以营利的目的专门从事代购活动，而只是利用工作的便利、去外地度假的契机等途径，为个别人进行偶尔、少量的代购。

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大多是购买方找上门来托人办事，而非由代购方主动宣传。购买方处于主动地位，而代购方处于被动地位，只是严格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行事。代购方无所谓的“上级”代理，更谈不上与厂家形成长期买卖关系，或谓“轻车熟路”，又无固定“存货”、也无“取货”的惯常途径、更无处理“剩货”的方法。此时，双方实力较为平等，不存在自由选择、公平交易和知情权的明显优劣之分，认定为委托合同对于衡平双方利益较为合理。

五、结语

以买卖合同为一般原则，以委托合同为例外，这一标准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网络私人代购合同类型的认定混乱问题，给双方提供较为明确的指引。另外，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双方对合同性质认定发生分歧时，应当由主张成立委托合同的一方负举证责任，如举出双方当事人的明确约定、或通过主体间人身信赖强、代购由“委托”引起、代购行为不具有营利性等特点，从而证成委托合同，否则应当适用买卖合同。通过此种方法，实现当事人缔约目的和利益衡量的兼顾。

注释：

①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3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②案件字号：（2010）虹民一（民）初字第55号

③案件字号：（2014）驿民初字第3131号

④案件字号：（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97号

⑤案件字号：（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1463号

⑥案件字号：（2013）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0638号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6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3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参考文献：

[1]参见曾丽华：《网络代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高炳辉：《试论境外代购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林凯：《网络跨境代购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2]参见梁慧星：《读条文学民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Shi

[3]参见宁红丽：《论合同类型的认定》，《法商研究》2011年06期，第90页。

[4]林晓镍、徐子良：《出口代理纠纷审判实务问题研究》，《法治研究》2007年11期，第41页。

[5]姚欢庆、陈亚飞：《买卖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06期，第827页。

[6]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97页。

[7]转引自崔建远、吴光荣：《我国合同法上解除权的行使规则》，《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第16页。

[8]张春阳：《论委托合同》，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9]兰德华：《微商何以沦为传销工具》，《工人日报》2014年12月14日第002版。

[10]论我国合同法上的严格责任原则》，《河北法学》2000年03期，第45页。

私人买卖合同 篇4

(本人)(法定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国籍：__________

(身份证)(护照)(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国籍：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邮政编码：__________

买受方：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本人)(法定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国籍：__________

(身份证)(护照)(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国籍：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邮政编码：__________

第一条 房屋的基本情况

出卖方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坐落于__________;位于第__________层，共__________(套)(间)，房屋结构为__________，建筑面积__________平方米(其中实际建筑面积__________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__________平方米)，房屋用途为__________;该房屋平面图见本合同附件一，该房屋内部附着设施见附件二;(房屋所有权证号、土地使用权证号)(房地产权证号)为__________.

第二条 房屋面积的特殊约定

本合同第一条所约定的面积为(出卖方暂测)(原产权证上标明)(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实际测定)面积。如暂测面积或原产权证上标明的面积(以下简称暂测面积)与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实际测定的面积有差异的，以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实际测定面积(以下简称实际面积)为准。

该房屋交付时，房屋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的差别不超过暂测面积的±__________%(不包括±__________%)时，房价款保持不变。

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差别超过暂测面积的±__________%(包括±__________%)时，甲乙双方同意按下述第__________种方式处理：

1.买受方有权提出退房，出卖方须在买受方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__________天内将买受方已付款退还给买受方，并按__________利率付给利息。

2.每平方米价格保持不变，房价款总金额按实际面积调整。

该房屋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__________;土地使用权年限自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批准文件号为__________;该房屋买卖后，按照有关规定，买受方(必须)(无须)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

第三条 价格

按(总建筑面积)(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该房屋售价为( 币)每平方米__________元，总金额为( 币)______亿______千______百______拾______万______千______百______拾______元整。

第四条 付款方式

买受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向出卖方支付定金( 币)______亿______千______百______拾______万______千______百______拾______元整，并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__________日内将该房屋全部价款付给出卖方。具体付款方式可由双方另行约定。

第五条 交付期限

出卖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该房屋的产权证书交给买受方，并应收到该

第六条 买受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买受方如未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时间付款，出卖方对买受方的逾期应付款有权追究违约利息。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限期之第二天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月利息按__________计算。逾期超过________天后，即视为买受方不履行本合同。届时，出卖方有权按下述第________种约定，追究买受方的违约责任。

1.终止合同，买受方按累计应付款的__________%向出卖方支付违约金。出卖方实际经济损失超过买受方支付的违约金时，实际经济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部分由买受方据实赔偿。

私人房屋修建合同书范本 篇5

乙方：

一、经甲、乙双方协商，由乙方给甲方修建房屋，为包工不包料，工价 元每平方米，开工时间为 年 月 地址在威宁县草海镇陈家井下面100米左右地段。

二、一层、二层、三层为独立柱，地梁高公分，宽

三、一层包板高为 米，二层、三层高为 米。

四、山墙和后墙为水泥清光墙，正面为外墙漆。

五、室内地板砖不包括瓷粉，水、电、瓷片砖。

六、付款方式：

1、合同定金大约为元;

2、乙方进场首付元;

3、一层打板完甲方付给乙方元;

4、二层打板完甲方付给乙方元;

5、开始抹灰甲方付给乙方元。

七、施工期间如有任何单位和执法部门来干扰由甲方全权负责。剩余工钱，待房屋完工时一次性付清给乙方。

八、工程质量：

1、垂直线每层不能超公分;

2、料子不能浪费;

3、质量如返工，由乙方负责;

4、施工安全事故问题由乙方负责。

九、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私人房屋买卖合同范本 篇6

卖 方(以下简称甲方)： 姓 名:

地 址： 联系电话：

买方(以下简称乙方)： 姓 名：

地 址：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乙方向甲方购买私有住房，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房屋的基本情况：

层 户，房屋结构为，房产证登记面积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编号：。

第二条 价格：

元（大写 拾 万 仟 佰元整），（含附属设施费用）；

2、甲、乙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交易税费由乙方负担。

第三条 付款方式：

乙方于本合同签订当日内向甲方支付交首付款 万元（）元（大写 拾 万 仟 佰 元整）在房屋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支付。

甲方房屋坐落于 位于第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所售房屋总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

拾

万

仟

佰

私人房屋买卖合同范本 篇7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商品房,经济适用房,适用性

一、惩罚性赔偿在商品房买卖中的合理性分析

惩罚性赔偿又称惩戒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 一般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了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1], 对于惩罚性赔偿在房屋买卖中的合理性, 笔者将从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和法律依据进行说明。

(一)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及补偿、惩罚、遏制等功能于一身的制度。[2]

首先, 对受害者而言, 惩罚性赔偿具有补偿的功能, 其赔偿数额虽说超出了实际损害额, 但其仍以实际损害为基础, 首先让受害者的权利和利益恢复到损害之前的状态, 其次才是对其进行的惩罚, 支付超额的赔偿金。

其次, 对于不法行为人而言, 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的功能。从字面就可以看出, 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为了惩罚不法行为者, 这也是与传统民法的损害赔偿的不同之处, 可以说这是对违法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观恶性的一种惩罚。

再次, 对于潜在不法行为人而言, 惩罚性赔偿措施具有遏制违法犯罪的功能。从经济学角度看, 当违法成本小于违法所带来的收益时,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违法者宁愿铤而走险。而在传统民法领域, 损害赔偿是以补偿为基本原则的, 即损害赔偿额只是对于受害者权利和利益损失的一种补偿, 此时, 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远远小于违法可以给他带来的利益, 如果不加大其违法成本, 是不足以遏制其违法行为的。

(二) 房屋买卖中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在《解释》中可以看到, 其列明的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以下简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以下简称《担保法》) 等相关法律以及民法审判实践。《民法通则》沿用了大陆法系补偿性民事责任的立法传统, 并无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担保法》中更是难寻这一责任形态的踪影。[3]而《合同法》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对惩罚性赔偿唯一做出明确规定的只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消法》) , 因此, 商品房是否使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关键看其是否属于《消法》所保护的范围。

首先, 合同本应完全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但是在消费者购物活动中, 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因此有了《消法》对其实行倾斜性保护, 而在房屋买卖合同中, 普通居民作为房屋的消费者在经济实力、信息、专业知识、精力等方面远不及与之进行交易的房地产商, 因此, 其同样处于劣势地位而应当属于特殊的消费者而受到《消法》的保护。

其次, 居者有其屋是对于基本生存权的基本保障, 而商品房买卖正是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买卖合同。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历史表明, 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发达程度, 决定了其消费者保护的主要目标和热点。[4]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 房地产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高房价的问题, 房屋价格过高, 致使购房者望而却步, 居民的生存权受到了损害, 购房者的权利自然应该受到《消法》的保护。

综上所述, 商品房买卖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是以《消法》为蓝本, 因此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三) 笔者在引言中已经提到, 对于是否可以对房屋买卖适用惩罚性赔偿, 理论界仍存在一些否定性意见

理由大致如下:其一, 《消法》制定时, 针对的是普通商品市场存在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问题, 其适用范围不包括商品房;其二, 《产品质量法》明文规定产品不包括建筑物, 故《消法》可作类推适用;其三, 商品房涉及金额巨大, 若是适用《消法》第49条会导致显失公平, 且双倍赔偿造成的影响巨大, 不利于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其四, 商品房质量问题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可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5]

对于第一个理由, 笔者认为, 虽然在房屋买受者范围的认定上目前与《消法》的消费者没有得到完全的重合, 但是对于买房自用的房屋消费者而言, 其仍处于与《消法》所称的消费者同样的劣势地位, 况且法律本身就有一定的滞后性, 《消法》制定时并没有将商品房明确排除出去, 只能说在当时的立法环境下没有预见到, 因此, 第一个反对理由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反对理由认为《消法》可类推适用《产品质量法》, 笔者认为, 由于立法者对每部法律作出规定时, 其立法目的和要保护的法益是不同的, 因此将不同法律拿来类推而对某一制度进行否定是不严肃的。我们在前文提到, 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 房地产商会将其不法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对比, 当成本小于收益时, 法律是无法阻止其不法行为的。在房屋买卖中涉及利益之大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不能片面站在房产商的角度认为惩罚金额过大。通过规定双倍的惩罚性赔偿, 一方面可以加大房产商的违法成本, 防止出现侵害购房者的情形, 另一方面, 对房产市场也起到了净化的作用, 反而有利于房产市场的发展。而对于瑕疵担保责任, 如果购房者的目标房屋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仅仅是瑕疵担保又有何意义呢?

而从个地方的实践来看, 也有将《消法》中的赔偿性措施运用于商品房买卖的例子, 如2000年10月29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通过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认定商品房买卖受《消法》保护, 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

综上所述, 在房屋买卖中运用惩罚性措施有其自身合理性。

二、经济适用房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性

在《解释》中可以看到, 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只及于商品房, 那么对于同为保障居民生存权的经济适用房是否也能适用这种规定呢?

(一) 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的区别

1994年, 我国开始建立经济适用房制度。根据我国《经济适用房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 经济适用房是我国在进行房改过程中, 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 由政府推出的新兴房产种类, 由政府提供政策优惠, 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 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是适合于中低收入家庭承受能力、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房。[6]相对于商品房,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7]

其一, 土地取得方式不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通过划拨取得的, 而商品房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通过出让的方式取得的。

其二, 针对的对象不同。经济适用房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 是为了满足社会中低收入家庭需要而推出的房型, 因此只有符合中低收入家庭的条件才可以申请购买。而商品房属于自由交易的房屋, 因此其购买者并没有这种限制。

其三, 所享有的处分权能不同。经济适用房由于是政府扶持的项目, 且针对有限的购买群体, 为了保障交易安全, 防止出现违法违纪、趁机牟利的行为, 对购房者的处分权能也做了限制, 如对于转卖、租赁的限制性规定。商品房买卖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因此其购房者的权利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是完全的。

其四, 购买是否受限不同。经济适用房是为了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保障, 因此严格坚持一房一套的原则。商品房购买者并不受其限制。

由此看出, 经济适用房具有明显的保障性和政策性特点, 因此在相关法律方面也有不同的规定, 但在购房者与房产商的关系上, 经济适用房买卖在很大程度上与商品房买卖相同, 因此, 虽然目前法律并没有相关规定, 但笔者认为, 当经济适用房购房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 仍可考虑适用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

(二) 关于《解释》第8条恶意违约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解释》第8条规定了在恶意违约的两种情况下房产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一是订立合同后转卖, 二是订立合同后恶意抵押。经济适用房是根据国家政策建设而成的, 其买卖也遵循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但是不能排除开发商在售楼时因过失或者故意的一房二卖或者订立合同后又恶意抵押的情形。

首先, 对于开发商的恶意违约, 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 而且惩罚性幅度应该更大。虽然开发商在建房时享受一系列政府的优惠政策, 购房者也有严格的准入条件, 但在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关系来看, 与普通商品房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大区别, 这是经济适用房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前提。而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相对于普通商品房买卖中的购房者, 由于财力不足而对“经济性”的要求更高, 因此其对于房屋的选择性有局限性, 况且当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时, 符合条件的购买者只能通过摇号的方式购买房屋, 其能再次排上队的几率很小, 而商品房买卖中的买受者由于是按市场价格对房屋进行交易, 因此当购房目的不能达成时, 仍可选择其他建筑房屋。可见如果此时由于开发商的过错导致购房目的不能实现, 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将承受更大的风险, 因此有必要提高惩罚性赔偿的幅度;而另一方面, 开发商开发经济适用房本身享受了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 其成本相对于普通商品房开发商低很多, 因此, 当因开发商原因而导致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实现时, 让开发商承担更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也是有可能的。

其次, 买卖二手经济适用房时恶意违约的, 应分情况讨论。根据有关规定, 对于已经居住满五年的经济适用房, 业主可以依照目前市场价格进行出售, 但出售后业主需按房屋成交额的10%补交综合地价款;对于居住不满五年的经济适用房, 只能以不高于购买时的单价出售, 且只能出售给符合经济适用房购买条件的家庭或由政府相关部门收购。而对于按照不高于购买价卖房的购买者, 如果符合申请条件, 仍可再度申请经济适用房。基于这些规定, 笔者认为, 如果二手经济适用房的卖方是按照市场价格出售其经济适用房, 说明其对于经济适用房的需求已经超出了满足基本生存居住权利的条件, 也从侧面说明了其购买力上的变化, 因此, 对于这类卖房者的恶意违约, 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但是因没有与开发商一样的优势, 因此幅度应该低于开发商的恶意违约;如果按照购买时的价格出售经济适用房, 从主观恶性来说是小于前者的, 况且其再一定条件下仍符合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条件, 因此对其不适用惩罚性的赔偿制度, 而只适用于一般的违约赔偿责任。

(三) 关于《解释》第9条欺诈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解释》第9条第 (一) 项规定了开发商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 买受人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在经济适用房中, 开发商从招投标到销售前定价都与政府存在着密切的信息交流, 遵循严格的程序要求, 因此不大可能出现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明的情况, 因此笔者认为, 第一项是不适用于经济适用房的, 而其他两种欺诈情形, 完全可以适用关于恶意违约时的分析。

(四) 关于《解释》第14条关于房屋面积违约时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解释》第14条规定, 当房屋面积误差比超过3%时, 对于超过部分的房价款应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对于“3%”的面积误差规定, 实际上就是对根本违约的界定, 在经济适用房中, 当然可以适用这种根本违约的情形, 因此, 也应当适用关于超出房款双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由此可见, 经济适用房虽然因有政府的保障性支持而低于市场价, 但是其仍要符合“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 房地产商为了从中谋取利益, 往往背离了这两个特点而损害购买者的利益, 而这部分购买者相对于商品房买卖中的购买者由于在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差异, 处于一个更不利的地位, 其利益更容易受到损害;对于二手经济适用房, 则要根据不同情形, 综合考虑售房者的主观恶性和公平原则进行不同的制度规定, 因此, 立法急需对该部分购买者的利益保护作出明文规定。

三、房屋买卖适用惩罚性赔偿存在的问题和完善

通过以上分析, 已经很明显的看出惩罚性赔偿措施在房屋买卖中适用的现实必要性,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制度规定与现实需要严重脱节, 因此应该找出问题并进行制度的完善。

(一) 法律依据的缺失

首先, 对于买受人的定位。根据上文分析, 目前商品房买卖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依据是《消法》, 但是根据《消法》的规定, 消费者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 一般是指自然人或者由自然人组成的家庭。但是根据《解释》的规定, 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 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即只要接受房地产开发企业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并支付价款、转移房产的均可构成买受人, 这个范围远大于《消法》中的消费者的范围。但是2002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第2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 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此处买受人的范围与《消法》中消费者的含义是相同的。[8]但是该《批复》只是针对《合同法》第286条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性质争论而作的, 如果没有“正式”的概念链接, 说房屋买卖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消法》仍然是底气不足的。因此, 应当对买受人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的规定。

其次, 在《解释》中列明的法律依据中, 无一例外的都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措施, 而我们推断出来的唯一法律依据, 即《消法》, 却没有列明在法律依据之列, 这说明《解释》不是对《消法》的直接使用, 而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司法创制[9], 纵然我们分析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种种合理性和适用的必要性, 但法律依据的缺失仍让不少人怀疑其适用的合法性。而在对经济适用房的适用上, 其情况更为严重, 甚至在《解释》中也只有关于商品房的相关规定, 因此, 法律依据的缺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适应范围过于狭窄

《解释》运用列举的方式把几种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列举出来, 虽说这种列举方式简单明确, 便于识别和操作, 但是在房屋买卖纠纷中, 违约和欺诈的情形复杂多变, 并不是列举所能涵盖的, 如开发商不具备开发商品房的主体资格;所销售的商品房屋证件不齐全, 致使商品房的权利出现严重瑕疵;开发商故意隐瞒影响购房者正常使用房屋的重大质量问题, 致使房屋居住目的无法实现等等[10], 而在经济适用房中, 甚至根本没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违法者得到不惩治, 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因此, 应该适当扩大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三) 惩罚性赔偿数额仍需明确

在《消法》中, 惩罚性赔偿数额是这样计算的:“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说明, 《消法》和合同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是“双倍赔偿”, 而《解释》则是“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即采用的是“一倍上限的赔偿”[11]笔者认为, 对于惩罚性赔偿, 由于其惩罚力度较大, 因此不能给法官留下太多的自由裁量权, 以免造成司法中的寻租。无论是商品房还是经济适用房, 其赔偿数额都应得到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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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 2003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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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翦艳.浅议商品房买卖中的惩罚性赔偿[J].法制与社会, 2007 (3) :277.

[5]翦艳.浅议商品房买卖中的惩罚性赔偿[J].法制与社会, 2007 (3)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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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耀东.再论购房者消费者地位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J].中国房地产, 2003 (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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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桂春.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房地产法中的适用[J].法制与社会, 2009 (3) :52.

私人房屋买卖合同范本 篇8

关键词：无效房屋买卖合同；实例分析

1产权主体有问题，合同无效

出卖房屋的主体必须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其买卖行为无效。房屋的产权为数人共有的，必须征得共有人同意才能出卖。出卖共有房屋时，须提交共有人同意的证明书。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也无效。但在实践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王某与刘某是夫妻关系，1998年8月购买了某小区某幢406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丈夫刘某名下。因夫妻矛盾王某于1999年7月搬出406室住回娘家。2000年6月刘某背着王某与蔡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406室以76000元出售给蔡某。商谈过程中，刘某出示了房屋所有权证，带蔡某实地察看了房屋，并谎称其妻王某同意出卖房屋。在房管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刘某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证、结婚证、伪造王某签名的出售房屋委托书和托人取得的关于委托书属王某出具的证明。2000年8月蔡某付清了房款，领取了406室产权证后搬入406室居住，对房屋还进行了装璜。嗣后，王某发现406室被卖，遂以刘某、蔡某侵犯其房屋所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房屋买卖无效。

对该案的法律适用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406室是王某、刘某的夫妻共有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刘某处分夫妻共有财产未经王某同意，侵犯了王某的房屋所有权，刘某与蔡某的房屋买卖无效；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刘某作为共有人之一处分了共有财产，但蔡某作为第三人不知道王某不同意出售406室，是善意的，而且支付了相应的房价，已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应认定买卖关系有效，王某的损失可向刘某另行主张。第一种观点从无权处分的角度着力保护共有人的权利，第二种观点根据物权公示原则侧重维护财产交易安全，均有一定的法律落脚点和适用上的合理性。第三种观点蕴含着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针对房产部分共有人擅自出卖共有财产的复杂情况，区别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本案中蔡某符合善意取得要件，确认买卖关系有效。笔者赞同第以下观点。

第一，有明确的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司法解释从某一角度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针对的是共同共有财产，其内容的外延应理解为包含共同共有的房产，案例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蔡某的合法权益应予保护；第二，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若判令买卖无效，一则势必发生返还财产的后果，造成法律关系再次调整，打破已形成的稳定，并产生财产的耗费，二则带来人们对房产交易安全疑虑，不利于维护动态交易安全。

2侵犯优先购买权，合同无效

房屋所有人出卖共有房屋时，在同等条件下，共有人有优先购买权。房屋所有人出卖已租出房屋时，须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所谓“同等条件”，主要是指房价同等，还包括房价交付期限、方式同等。房屋所有人出卖房屋时侵犯共有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共有人、承租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

张先生两年前在市区向某房产公司租了一间商铺，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合同于2005年3月到期。2005年2月，房产公司准备将这家商铺出售，向张先生发出了《意见征询书》，征询购买意向。《意见征询书》上列明房屋每平方米价格8500元，总价90多万元，办理手续的定金为2万元。但当3月份张先生的租赁合同快到期准备向房产公司购买这间商铺时，才得知房产公司已在几天前与一位王先生签订了商铺出售合同。事后，张先生得知，王先生购买商铺的总价只有85万元，而且支付的定金也只有1万元。张先生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房产公司解除与王先生的合同，并以与王先生签订的购房条件与自己签订合同。

我国《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房屋所有权人出卖出租房屋，须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房主出卖房屋时在同等条件下，原房客优先购买的权利应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因此，在此案中，房产公司与王先生签订的购房合同显然侵犯了原承租人张先生的优先购房权，张先生的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意见》（试行）第118条的规定，出租人出卖房屋时未尽通知义务，致使承租人丧失行使先买权机会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另一方面，先买权人应当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先买权，否则，先买权人无限拖延表示是否购买，义务人出卖其不动产的权利就无法得到实现。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

3单位违反规定购房，合同无效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城市私有房屋。如因特殊需要必须购买，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单位违反规定，购买私房的，该买卖关系无效。有的单位以个人名义购买私房，产权也登记在个人名下，但实际上是单位出资，作为单位的固定资产用于生产、经营、办公或用作集体宿舍等，这种情况属于单位变相购买私房，该买卖关系无效。凡享受国家或企业事业单位补贴，廉价购买或建造的城市私有房屋，需要出卖时，只准卖给原补贴单位或房管机关，否则也无效。

4结语

综上所述，如何把握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有着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然而这些问题确实在司法实务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认识误区，《合同法》的立法要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从实质上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实质，这对我们走出误区和指导实践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张靖宇.探析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管理问题[J].大陆桥视野月刊，2012（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