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制度（共12篇）
私人制度 篇1
摘要：私人侦探在我国还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但市场对其有着广泛的需求, 所以变相的经营业务早已存在, 且市场秩序相对混乱。构建私人侦探制度是规范私人侦探行业, 保障其有序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私人侦探,制度,制约因素,构建
私人侦探一般是指接受雇主委托, 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的调查活动去获得各种情报和证据的个人或组织[1]。私人侦探在西方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自由职业, 是受人尊重的职业, 有着强大的市场需求。在我国私人侦探虽然在还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但变相的经营业务一直存在。事实上, 由于存在大量的市场需求, 无论国家是否认可, 都无法阻止私人侦探业在我国的迅猛发展。
一、我国私人侦探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 私人侦探的身份尚未得到法律认可
虽然私人侦探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 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还没有对其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因此存在市场需求与法律定位不明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的私人侦探机构常用其他名字取得营业执照, 常见的有:事务调查公司 (中心) 、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诚信调查中心和商务经济调查所等。由于缺乏监督和管理, 私人侦探行业十分混乱, 容易导致不稳定因素的滋长。
(二) 私人侦探的调查手段没有得到法律确认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依法行使侦查权的只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除此之外, 其他任何机关, 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在实质上排除了私人侦探在我国拥有法定侦查权的可能性。我国的《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工具。”私人侦探在没有法定侦查权的前提下, 受指责较多的是侵犯他人的隐私权。私人侦探在调查中使用的是委托人授予的调查权。由于证据本身的隐蔽性, 私人侦探在帮助委托人调查取证时, 可能会滥用委托人授予的调查权。由于他们大都使用的是秘密的调查手段, 有的侦探在利益的驱动下, 往往冒险去取证, 这样不仅侦探自己的人身无法保障, 对国家公权力的行使也将造成障碍, 并且有可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形成侵犯, 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其所取得的证据的合法性将不会被法律认可。
(三) 私人侦探的从业资格缺乏法律规定和相关审查
由于我国对私人侦探仍然采取禁止性规定, 因而国家对私人侦探的从业应具备的条件和资格审查也缺乏法律依据。目前已有的变相从事私人侦探业务的公司, 实质上只要具备了工商部门规定的条件就可以从业, 从而形成了什么人都可以从事私人侦探业务的事实, 也导致了私人侦探行业人员良莠不齐的现状, 必然导致在从事私人侦探活动中违法和欺诈现象等问题的发生[2]。
二、私人侦探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
(一) 私人侦探有着较大的市场需求
私人侦探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主要体现在:在民事调查方面, 我国民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和民事诉讼中确立“谁主张, 谁举证”的证据规则, 以及刑事自诉案件要自行收集到符合自诉立案标准的证据材料。而受害人大多不具备调查的条件和能力。在收集证据方面, 如个人婚姻、情感方面的调查需求。在婚姻危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雇请私人侦探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此外有关欠债的清偿、人员行踪的监控、寻人调查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在商务领域方面, 在目前诚信缺失严重的情况下, 关于企业或者个人的背景调查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如企业交易对象的履约能力、企业资信制度、供销渠道是否通畅、是否有不良信用记录、是否有巨额债务等项目的调查。
(二) 能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
公力救济成本过高, 程序复杂以及期间过长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由于人员素质、经费、机制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公力救济质量下降, 较难对他人和社会组织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同时公力救济还存在程序设计上的缺陷[3]。我国的一些诉讼程序中, 虽然规定了被害人及其亲属依法享有某些特定案件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自诉权, 但法律同时规定的举证责任又往往使受害人难以获得公力救济。由于被害人自身收集证据能力的限制, 除刑事诉讼案件以外, 许多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经济纠纷案件中, 由于缺乏证据, 也使公力救济难以实现。私人侦探的存在可以成为公力救济机制的一个良好补充。当公力救济无法保障个人利益的情况下, 国家又不允许公民选择一定的私力救济方式, 结果会导致正义无法伸张, 被害人补偿难以获得, 损坏法律的权威。我国目前出现的“取证难”“执行难”、“欠债不还”等方面都反映了这一点。
(三) 有利于我国侦查模式的改革
司法实践证明, 虽然各国法律都要求行使侦控职权的国家机关在收集证据时要客观地收集有利和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两方面的证据, 但作为侦控机关特定的诉讼立场决定了在侦查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侧重于对控诉证据的收集, 而对有利于辩方的证据往往顾及不够, 容易造成司法不公[4]。同时, 我国目前行使侦查权力的只能是国家专门机关, 权力制约的失衡导致司法腐败的出现。而私人侦探介入侦查领域, 有利于对办案人员的违法侵权行为的发现和监督[5]。私人侦探的存在有助于我国侦查模式的改革, 是刑事侦查工作的补充和延伸。承认私人侦探的合法存在, 有利于真正实现刑事侦查与刑事诉讼在价值观念上的协调互动。控方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进行罪案调查;辩护方为澄清案件事实、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委托律师、私人侦探作为民间调查机构进行辩护调查, 双方的调查取证活动形成一种相互对抗、制约的动态平衡机制[6], 同时案件的日趋复杂导致警力的严重不足, 而私人侦探的介入, 对于协助公安机关的破案工作, 提高诉讼效率, 缓解专门机关的压力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 有利于预防犯罪和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 要通过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私人侦探以商业方式介入社会法治秩序可以成为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补充。私人侦探的调查取证活动, 使各种民事纠纷和矛盾通过法律渠道得到缓解和解决, 有效防止了矛盾的激化和恶性案件的发生。使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并使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的实现。同时私人侦探的调查活动, 使各个企业间的签约率和履约率明显上升, 防止了大量的商务欺诈和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 因而私人侦探也是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三、建立我国私人侦探制度的思考
(一) 通过立法确立私人侦探在我国的合法性
1993年公安部以规章的形式禁止私人侦探从业, 但是进入21世纪, 这一规定显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 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私人侦探在我国合法是形势所趋。私人侦探由于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 所以无论我国政府是否承认它的合法性, 它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并有着不断发展的趋势。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规范这一活动。私人侦探的有序发展, 需要通过法律确认私人侦探的合法性, 只有确立了其合法性, 私人侦探才能由隐蔽转向公开, 才能有效规范私人侦探活动。
(二) 明确私人侦探机构的开业条件和私人侦探的从业资格
明确开设私人侦探机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如需要有固定的从业场所、组织机构以及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等。明确私人侦探个人执业的条件, 可以考虑设置执业考试制度, 因为私人侦探的从业人员素质高低将直接影响调查的质量和行业形象。只有拥有相应资格证书的人才能开展调查活动。对申请从事私人侦探业务的人员要进行背景调查, 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没有前科, 没有受过行政纪律处分,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 而且需要有关部门出具的职业能力证书, 以证明具备侦探专业知识、技能和道德品质。经审查、考试、考核合格, 发给执照[7]。全部符合上述条件后方被批准开业, 开业后管理机关定期收集私人侦探本人及其所在公司的情况, 建立档案。
(三) 规定私人侦探的调查手段
私人侦探的调查手段分为公开调查手段和秘密调查手段。公开调查如通过询问当事人、证人、知情人了解情况, 秘密调查如跟踪、窃听、秘密摄影等。如果将私人侦探的调查手段仅仅限制在公开调查手段之内, 那么其调查情况、收集证据的能力势必有所降低, 也就无法显示出“侦探”应有的作用, 因此, 可以规定允许私人侦探使用部分秘密调查手段, 如在公共场所对调查对象实行盯梢、跟踪、监视、拍照、摄像。但应该禁止在调查对象生活和工作场所对其进行秘密照相、秘密摄像、窃听、监控等[8]。
(四) 明确私人侦探的法律责任
明确私人侦探的法律责任是规范私人侦探行为, 惩处其违法执业活动的依据。私人侦探的法律责任可以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如侵害他人隐私权或者商业秘密的, 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实施了违法行为的私人侦探所在的机构, 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私人侦探如果用手中掌握的证据进行敲诈勒索、伪造证据、妨碍作证, 或者侵犯商业秘密等构成犯罪的, 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9]。私人侦探在接受关于民事方面的调查业务, 在没有按约定完成委托事项的条件下应该承担民事违约责任。
(五) 加强私人侦探的管理
由于私人侦探业务容易涉及到隐私和侵权, 因而对私人侦探的从业资格审查和开业后政府的监督要正规和严格。对现有的私人侦探机构和私人侦探从业人员要重新进行审查和登记注册, 对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人员发给相应的证照, 确立其合法地位, 对不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人员要予以清查, 取消其从业资格。管理机关要建立相应的投诉和监督机制, 加强对私人侦探的监督, 信誉不好的私人侦探随时可能被吊销执照, 以维护私人侦探行业良好的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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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晓华.试析私人侦探[J].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5) .
[6]陆新淮.试论私人侦探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J].中州学刊, 2005, (2) .
[7]汪岩焯, 汪永全, 周冰冰.西方国家的私人侦探业[J].中国保安2006, (24) .
[8]管光承, 刘莹.关于创建我国私人侦探制度的构想[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7) .
私人制度 篇2
为规范收支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诊所持续发展，根据《会计法》及《医院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制度。
（一）实行收入预算管理
根据上实际收入水平，结合当年的业务计划及医疗收费标准调整情况来确定收入总额。
为了促进收入预算顺利实现，诊所应开展预算执行情况分析，考核、评价收入预算的执行情况，分析完成好坏的原因，发现薄弱环节和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意见，保证全年总收入预算的顺利完成，并为编制和执行下预算提供依据。
(二)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和加强收费票据的管理
诊所各项收费要认真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做到“应收则收，应收不漏”，不得发生巧立名目、重复收费等乱收费行为。诊所应根据实际情况配设专职（或兼职）物价员，及时检查和收集收费情况，保证收入的合法性、完整性。
(三)加强收入的控制
诊所应加强对收费的收入凭证和存根审核，如是否少收或多收、药品收入应注意是否与处方合计数一致。
（四）凡固定资产、办公用品、药品、卫生材料等财产物资的购买，必须做好入库记录。
（五）本规定未尽事宜，按有关制度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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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私人制度 篇3
关键词：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消费者利益
一、反垄断法的执行模式概述
反垄断法的执行模式有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两种，公共执行是指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通过行使公权力来执行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是指受到反垄断违法行为影响的法人和自然人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方式来执行反垄断法。
纵观各国反垄断执法的经验，美国是反垄断私人诉讼最发达的国家，据统计，“美国由私人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已经远远超过了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在欧盟，反垄断的执行曾经采用一元制的模式，但最近几年，欧盟及其成员国认识到，公共执行远远不能够起到预防和遏制反垄断行为的目的，2005年12月19日，欧盟委员会还公布了《违反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绿皮书》强调欧共体条约的第81条和第82条不仅可以公共执行而且可以通过私人来执行”。欧盟竞争法的执行体制正由公共执行的一元体制走向公共、私人执行的二元体制。
由此可见，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制度对反垄断实施的贡献日益突出，同反垄断公共执行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成为反垄断法公共执行的有益补充。针对我国目前反垄断法的不足和现实的需要，我国最高院在2011年4月25公布的《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基本架构作了具体设计。
二、私人执行的优越性
1.有利于实现对反垄断主管机构的制约
在反垄断法的实施领域，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往往是强势的集团企业，这些企业集团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且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去游说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寻租活动。反垄断法私人诉讼能够对公共执行的模式进行有效的监督，能够对公共执行没有采取措施的案件提出诉讼，会迫使反垄断法行政执法机构勤勉谨慎、尽职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2.降低反垄断执法的成本
反垄断的公共执行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持，而公共执法资源的有限，产生了巨大的执行缺口。而反垄断私人诉讼中，调查费用和部分审理成本由私人承担，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个法院系统。而且通过赋予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的权利，有利于实现反垄断案件的分流，大大节约反垄断法的实施成本。而反垄断执法机构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集中调查那些私人不能胜任或者不大愿意提起诉讼的反垄断案件。
3.私人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
对于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主体而言，其处于市场的大环境之下，注重关注私益的损失，也最容易发现垄断行为。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私人由于身处市场经济竞争过程，对行业内的各种反竞争行为也更为熟悉，也会密切关注竞争对手实施的各种活动，因此会比公共机构更容易发现有关企业的垄断行为或者反竞争行为。因此，私人更容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提起反垄断诉讼，寻求损害赔偿，以弥补垄断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三、私人执行模式的不足
私人执行的滥用：首先私人执行高额的损害赔偿可能会被用于不法目的。在一些反垄断诉讼中，原告会借此规定恶意诉讼企业，不管其是否实施了垄断行为，企业也不愿意忍受诉讼的不确定性和随之而来的可能发生的大量的信息披露，高昂的反垄断诉讼成本和广泛的证据开示制度也使得被告望而却步。这些企业宁愿选择私下和解，原告的敲诈目的达成。其次，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制度很可能被用竞争对手用来破坏竞争，他们通过发动战略性执行行为，它们可以战胜在正当竞争状态下无法战胜的竞争对手，从而构成滥用。
四、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的构建
1.执行模式的选择
根据国际反垄断私人执行的经验，执行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直接执行的模式，私人可以直接提起反垄断诉讼，不需要国家公权力机关垄断行为的认定结论；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审决前置”的执行模式，即私人要提起反垄断的赔偿请求，必须有反垄断主管机关或竞争法庭认定该企业是属于垄断违法行为。
那么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经验不足，可以借鉴直接执行模式中的后继执行模式，即私人直接提起反垄断诉讼，不需要国家公权力机关垄断行为的认定结论，但是在诉讼的过程中可以把公权力机关的调查结果作为辅助的证据来帮助自己实现诉求。美国的实践经验表明，许多私人反垄断诉讼是在成功的政府执行后提出的。2011年4月25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也采用了此种执行模式，即垄断行为受害人可以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涉嫌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效力确定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原告资格的认定
美国的《谢尔曼法》第7条和《克莱顿法》第4条中赋予了所有受到反垄断违法行为直接或间接损害的人的起诉权，但美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对该条文作了限缩解释，把原告受到的损害与被告的违法行为的因果关系，限定在近因关系范围；台湾学者认为凡是因为违背反垄断法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人，均有权请求获得民事赔偿，但间接受害人，最典型的就是消费者，是否是失格的原告则认为有待探讨。
审视不同国家关于原告资格的认定，有以下两点共识：首先，原告的合法利益须已经或将会受到损害；其次，造成损害的行为应为触犯反垄断法的行为。我国在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了“因垄断行为受到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可作为原告”，在赋予受害者起诉资格的同时，需要根据我国现实的情况作出必要的限定。
综上所述，反垄断私人诉讼作为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中公共执行的有益补充，为公共执行提供违法行为的信息，为受害者提供经济补偿，有利于竞争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我国构建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郑晓晶.各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比较分析及其启示[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12期.
[2]郑晓晶.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现状研究[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1期
私人制度 篇4
一、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法律特征
1.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原告特殊
关于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主体的确定, 世界上有两种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损害”标准, 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影响”标准。其中, 按照“损害”标准确定私人执行主体的做法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纳。[2]传统诉讼理论中, 民事诉讼以当事人必须具有利害关系为诉讼条件。根据新修的《民事诉讼法》第108条,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
2. 起诉的前提条件特殊, 其造成损害的结果要求特殊
一般民事诉讼往往以现实中损害结果为前提。由于经济法的违法损害范围的特殊性, 包括显性损害和潜在性损害两部分, 故提起诉讼可不以存在现实损害为必要。反垄断法与民法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 损害赔偿具有自己特殊的目的, 因此相对于民法侵权损害赔偿, 反垄断法私人诉讼的要件也在多处得以简化。
3. 具体诉讼程序也有其自身特点
在反垄断私人诉讼开始后, 其他社会成员也可申请加入诉讼, 而不必像在民诉中必须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举证责任也相对特殊, 在反垄断法私人诉讼中, 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居多。
4.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公益性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公益性, 是由反垄断法的公益性决定的。[3]反垄断法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关注的是社会整体利益, 为实现其公益性, 反垄断诉讼需要一些特别的规定。
二、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
1. 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法律责任构成要件, 是指承担某项责任所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就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而言, 主要是指垄断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须具备的条件。世界上进行反垄断立法的主要国家或者地区在设立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同时, 均就责任构成要件进行了规定。主要包括: (1) 有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发生, 即行为的违法性; (2) 有损害结果发生; (3) 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外,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还要求行为人在实施违法垄断行为时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
2. 反垄断损害赔偿金的赔偿倍率
各国反垄断法规定损害赔偿金倍率大体上分为三种立法例:绝对三倍损害赔偿的立法例、单倍损害赔偿的立法例和单倍赔偿与三倍以下酌定损害赔偿相结合的立法例。美国是绝对三倍损害赔偿的典型代表国家, 《谢尔曼法》第7条规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 可在被告居住地、被发现或有代理机构的区向美国区法院提起诉讼, 不论损害大小, 一律给与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后来的《克莱顿法》第4条继承了这一规定。[4]
三、关于构建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几点设想
1. 归责原则方面, 建议采用相对无过错责任原则, 建立豁免制度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明确了反垄断法的无过错归责原则, 美国、日本的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无过错归责原则, 我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明确归责原则。[5]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侵权行为主观要件的归责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
我国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主要原因有:其一, 由于垄断行为的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如果要求受害人证明加害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则对受害人而言有失公正, 不利于其权利维护;其二, 《反垄断法》并未设立日本式的“行政审决前置程序”, 并且我国《反垄断法》也并未像日本一样将企业合并等行为排除在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之外, 故不宜直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以免造成《反垄断法》的过度实施, 阻碍经济发展。综上, 在我国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责任诉讼中, 原告不需要就被告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承担举证责任。只要被告行为被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 那么就可推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 除非他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其实施行为时并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
2. 管辖权的确立
日本在2001年4月对于垄断法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实行专属管辖原则, 但是在2001年4月对《禁止垄断法》进行修改之后, 地区法院可以受理损害赔偿的案件。[6]
美国对于反垄断案件并未确定法院的专属管辖。基于我国法院现状, 我们有必要确立中级人民法院为反垄断私人诉讼案件的一审管辖法院。近年来, 我国法官的素质逐渐得到提高, 但总体还是素质低下, 特别是基层法院。某种程度上来说,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崇高的法律地位, 是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律, 是“经济自由的宪章”, 审理的案件关系到国内利益、国外利益。此外, 反垄断法具有很强专业性, 不仅涉及法律知识还涉及经济学原理, 故笔者觉得有必要将私人反垄断诉讼的管辖权确立在中级人民法院。
3. 我国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制度
鉴于单倍赔偿的威慑不足和执法不足的弊端, 我国有学者认为借鉴美国三倍损害赔偿“是我国反垄断法现阶段最优的现实选择”。但是实行三倍赔偿的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与我国现阶段国情恐难符合。首先, 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不但可能诱发大量缠讼、滥讼给法院带来极大负担, 而且这种诉讼往往可能被用作战略性目的会导致很多合法行为陷入诉讼, 影响到反垄断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其次, 我国目前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冲突的问题比较突出, 从国家发展战略性角度来看, 目前应当将产业政策纳入主要考虑范畴。此外, 我国目前存在的垄断问题主要是行政性垄断, 私人执行力度的加大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用甚微。最后, 美国模式的产生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 美国社会奉行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 极度重视对私人权利的维护, 而且对垄断行为一直给予较激烈的伦理批判。故绝对三倍损害赔偿制度也只是为美国反托拉斯法所独有。更何况, 绝对三倍损害赔偿制度在美国也已经产生了滥诉的消极后果。而在我国, 垄断行为在社会公众中并没有受到如此明显的道德非难, 如果盲目引入该制度比较难以被公众所接受并自觉遵守。
应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 虽然这种立法例不是完美的制度安排, 但在现阶段却是较优选择。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在一般情况下对违法行为人施以单倍的无过错责任, 这较好地兼顾了损害赔偿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的利益, 既免去原告证明被告过错的责任又不至于因损害赔偿诉讼使被告陷于巨额赔付。唯有在原告证明被告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的情况下, 由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被告的恶意垄断行为科以三倍以下惩罚性赔偿责任, 这对其他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威慑。这种适度宽松的竞争政策能够与促进规模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相互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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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员工私人手机使用管理制度 篇5
发文字号：文件编号：版次：1
制订部门：人力资源部实施日期：2013年08月1日修订日期：
1.目的为了维护正常工作秩序，保证对客服务质量和维护我店纪律形象，特制定酒店员工当班期间私人手机使用的管理规定，以加强员工在岗期间的纪律性。
2.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大酒店全体员工。
3.职责
3.1 ***大酒店人力资源部负责本制度的推行，并对本制度推行的质量和效果负责。
3.2 ***大酒店各部门负责配合本制度的执行和落实。
4.定义
针对员工当班期间私人手机使用制定出相应的规范及措施，以确保员工当班纪律管理规范有序。
5.内容
5.1 员工私人手机使用规定：
5.1.1 凡我店对客员工（主管级以下）在工作对客时间原则上不得随身携带私人手机（工作手机除外）进入工作岗位，禁止上班对客期间开动手机或者拨打、接听电话。
5.1.2 对客员工（主管级以下）个人手机如存放不便，可到部门办公室统一上锁存放，非当班时间可随时向部门主管级（含）以上人员领取。对客员工（主管级以下）的外来私人电话，如有紧急情况，可转酒店总机或部门主管级（含）以上人员留言或通传。
5.1.3员工（主管级以下）当班期间若确有急事需要接打私人电话，须向部门主管级（含）以上人员请示，主管级或以上人员向直属上司请示，所有人员经请示同意后到指定区域接打，严禁在对客区或接待客人期间接拨私人电话，且接拨私人紧急电话原则上不能超过5分钟。
5.1.4酒店全体员工禁止上班期间拨打、接听私人电话！若发现员工上班期间用手机接听私人电话、聊天、玩游戏、看小说、看电影等，我店将严肃处理，第一次发现的，将作口头警告处理，第二次发现的，将作书面警告处理，如此类推，情节严重者，可导致被开除处理。
5.2 员工私人手机管理、监督要求：
私人制度 篇6
该培训是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专为给海外学生设计的141课程。您只需年满17岁，完成20小时的地面课程和10小时的单人飞行训练，以及拥有最少35－40小时的飞行时间，通过考试后便可获取个人驾机飞向蓝天的通行证。
私人飞行员虽然不可作进行收取酬劳的飞行，但只要有适当的培训、评级和批注，他们也可接载乘客。所以，一旦完成这课程，你便飞载你的朋友和家人，与大家共享翱翔蓝天的乐趣。
TIPS
1.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取完成一个私人飞行员执照？
答：一般而言，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完成培训并取得证书的时间约为2个月。而从海外来的学生，通常在3个月内可完成培训和考取私人飞行驾照。
2.美国联邦航空局认证的私人飞行驾照在中国是被认可的驾照吗？
答：是的，美国联邦航空局认证的飞行员执照，同样是被中国民航局确认的一项非常严谨的执照。
3.申请人须符合哪些条件才被接纳参与课程？
答：申请者必须年满17岁，有阅读、写、说讲和理解英语的能力，通过第三级体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背景调查。
4.此培训计划有否包括
其他服务？
私人制度 篇7
一、私人复制概述
(一) 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的概念及特点分析
私人复制通常是指少量的、非公开的复制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以供复制者个人使用。网络时代的今天, 科技的发展使得公众具有了大规模、低成本精确复制和传播作品的能力, 私人复制有了自己的特点。首先, 网络环境下的私人复制, 成本低、质量好、准确度高;其次, 存储方便、可无限距离的传输;最后,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促使复制主体数量以几何倍增加, 如此趋势下势必使得版权人与私人复制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被打破。
(二) 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与合理使用间关系分析
权衡公益与私权的关系是著作权法的基本考量。前数字时代, 版权人与私人复制之间的利益在法律的规制下达到了一种平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把私人复制纳入合理使用既可以尊重公众的信息获取权又可以协调版权人对作品的专有权利, 因此, 是合理且经济的行为。
数字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技术条件下的利益平衡局面, 针对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的性质定位争论不断, 其中以“侵权论”和“合理使用论”为代表。代表版权人利益的“侵权论”认为私人复制并不必然属于合理使用, 而代表作品使用人利益的“合理使用论”则认为大多数私人复制都只是基于有限目的且偶尔为之仍属于合理使用。
二、私人复制补偿金制度概述
(一) 私人复制补偿金制度的发展
私人复制补偿金制度首创于德国, 1965年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54条规定允许为个人使用目的而进行复制但应当支付报酬, 这两条规定将以录音录像方式对作品进行私人复制和支付报酬的义务构成一个整体:消费者可以为欣赏目的录制音乐, 但该作品的作者对录音设备制造商享有报酬请求权, 该请求权应通过著作权人集体管理组织实施, 这就是补偿金制度。数字时代来临后, 2007年德国参议院通过了《规范信息社会著作权的第二部法律》规定, 补偿费率不再由法律来确定, 而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机器和储存介质的生产商协会等进行协商。如无法取得一致, 则由调解和司法机制介入。
补偿金制度由德国创立后先后被一些国家所引进。1992年美国通过《家庭录音法案》, 成为美国建立家庭数字化录制补偿金制度的基础;1992年日本针对数字式复制建立补偿金制度;1997年加拿大修订版权法在有限的范围内引入私人复制税规定。
(二) 私人复制补偿金制度的学理分析
著作权法的目标是保护作品创造者权利和保障作品的传播和利用、保障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和利用,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科学文化繁荣的社会公共利益。纵观各国立法实践, 著作权领域的原则规定, 大都反映了著作权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相博弈。版权补偿金制度基本理念是版权人不得以复制权反对为以个人使用为目的进行复制, 但是可以得到经济补偿。然须注意补偿金并非复制权使用费, 故难以达到“权利与义务相适应”的实质公平。
三、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规制措施比较分析
(一) 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的规制措施
1. 网络技术提供商的间接责任
间接责任肇始于美国, 是指由第三人为违法行为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表现为帮助侵权责任和替代责任两种形式。构成帮助侵权需满足的条件是, 明知是侵权行为仍然加以诱导、促使或以物质帮助他人实施侵权。构成替代责任需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监督控制的能力及权力;二是直接的经济利益。然而, 制裁技术服务商并不能解决问题之根本。起诉制造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严重损害技术提供者的利益并抑制技术创新, 这有违著作权法的立法本意无异于饮鸩止渴。
2. 技术措施和数字权利管理
技术措施和数字权利管理是数字时代权利人保护自己作品的一种新手段, 法律意义上的技术措施即技术措施权。数字权利管理系统是指数字化内容在传播、销售、使用过程中预先设置的保护著作权的技术工具以遏制盗版保护数字化内容不被非法复制和传播利用。技术措施和数字权利管理收费精确更公平公正, 且不必经过设备制造商和集体管理组织, 节省了中间的管理费用。但技术措施和数字权利管理其本身存在理论上的矛盾以及实际运用中不可避免的缺陷。技术措施和数字权利管理限制了合理使用的制度功能, 其易于规避且常被用于侵权并且对隐私权造成威胁。
(二) 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补偿金制度的优势
补偿金制度的创立体现了法的正义价值以及各利益主体的平等性, 有利于作品使用价值的实现, 有利于作品的使用和文化的传播。进入数字时代, 补偿金制度以其易于操作和成本较低的优势使得数字环境下著作权的维权功能得以维系。但须清醒的认识到, 不是所有的私人复制都可由补偿金制度加以控制, 补偿金制度的理念并不在于权利和义务相适应的“形式公平”, 而在于使版权人获得合理补偿进而鼓励创作、使全社会受益的“社会公平”。
四、对我国引入私人复制补偿金制度的初步思考
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确立补偿金制度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总体上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立法模式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逐步实施。
(一) 修改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确立补偿金制度
著作权法中的财产权利包括专有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但“获得报酬权”不同于德国著作权法中的“报酬请求权”, 并不是补偿金制度的法律基础。前者是指由专有使用权派生出来的一种债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形式, 后者则是作者对特定情况下的作品使用所产生的报酬请求权。
(二) 合理限定补偿金的征收对象
我国人口众多科学技术发展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面对实际国情, 建议可由立法机关借鉴德国经验抽象性定义征收对象, 以便使得矛盾的解决有缓冲空间稳定有效地解决矛盾。
(三) 完善和加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完备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有效实施补偿金制度的关键。我国虽已经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音像著作权协会, 但整体上我国的集体管理组织仍处于主体缺失状态无法适应实行补偿金制度的需要。因此, 建议著作权法还应确认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强制保障义务使其为著作权人的报酬请求权提供服务。
补偿金制度是实现作者经济利益和保障作品最终使用的一种折中解决办法。它既满足了公众获得更多著作权作品的社会需求又维护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所应当享有的专有权利, 既体现了法律对私人复制权及生活空间的尊重又能够适应新技术发展适时维护著作权的灵活性。数字时代面临越来越难控制的私人复制问题引入补偿金制度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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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学龙.网络时代的私人复制[J].电子知识产权, 2004 (8) .
[5]陈杰.试论网络环境中私人复制行为的性质[J].法制与社会, 2011 (1) .
私人制度 篇8
关键词：网络环境,私人复制,合理使用
私人复制通常是指非公开地少量复制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以供复制者个人使用。在模拟环境下,一般公众缺乏私人复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复制件的质量也远不能和原件相提并论,且私人复制只是少量的,对著作权人利益的影响几乎不存在。将私人复制纳入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范围内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的经济属性和技术特点与模拟环境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络环境为公众复制和传播作品提供了全新的方式,人们可以在线浏览作品,也可以把作品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内,还可以将网络上的作品打印出来以供日常使用。普通公众拥有这种低成本、高质量的复制能力,对著作权人的权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情形下,如果坚守私人复制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将会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探讨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对著作权制度的挑战与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行为的性质争议
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如Napster案、Grokster案、百度案、迅雷案等,表面上看是著作权权利人团体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著作权侵权纷争,实际上案件的焦点却是认定私人复制是合理使用还是侵权使用的问题。
在网络环境中,著作权法领域关于私人复制行为的合法性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代表著作权人利益的“侵权使用论”。该观点认为,网络环境下,为个人目的而复制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行为并不必然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主要理由有:其一,复制权是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专有性权利,即复制权只能由权利人自己行使或者通过授权由他人行使,除此之外,任何人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行使构成侵权。私人复制属于复制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包括在权利人的权利范围之内。其二,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手工摘抄和旧式的机器印刷方式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高度经济性、普遍适用性、高质量的新的私人复制方式。出版商、唱片公司及电影公司原本通过零售及出租正版作品就可以赚取的利润,由于日趋增加的私人复制行为而日益减少,严重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利益。
另一种是代表作品使用者利益的“合理使用论”。该观点认为私人复制通常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大多数私人复制只是基于有限的目的且偶尔为之,这种复制不会取代商业性复制件的销售,因而属于合理使用。主要理由有:其一,美国法院在“索尼案”的判决中明确指出,应推定非商业性私人复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没有必要为了保护对作者的创作热情而禁止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没有明显影响的私人复制行为,对这种非商业性复制行为的禁止只会阻碍人们获取作品的思想,而不会带来任何收益”。其二,依据市场失灵理论,与签订私人复制协议的交易费用相比,从这类使用许可中得到的收益是很低的,即许可私人复制的所获得的收益要明显少于签订私人复制协议所需的费用,由此,认定私人复制为合理使用。
以上观点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对私人复制行为的不同理解,笼统的将私人复制归于合理使用的范畴或者置于侵权使用的境地都不够合理。实际上,网络环境下的私人复制有时是合法的,但有时又是非法的,只能根据私人复制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案认定。
二、我国著作权法关于私人复制的规定及不足
作为合理使用制度的私人复制,主要体现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其不足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缺乏限制性条件。
《著作权法》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包括私人复制在内的12种合理使用,对于这些著作权的例外情形仅仅规定了一般性的限制条件,即“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关于私人复制,既没有区分使用的目的、作品的类型、使用的方式,也没有对使用的数量、场合等条件做出规定。对于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有关私人复制的案件,存在着不易于司法实践操作的问题。
2. 未区分使用目的。
《著作权法》将私人复制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因这种使用作品的行为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是非商业性使用。在模拟环境下,私人复制大多是非商业性的,属于合理使用。但在网络环境下,“商业性”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私人复制并不等于非商业性使用。如Napster案中,用户的行为是一种私人复制行为,但法院认为,为了节省购买正版音乐作品的开销而反复上传、下载作品的行为构成商业性使用,不属于合理使用。从使用者使用作品的目的来看,有些是为了创作新作品,有些是为了欣赏和娱乐。为学习、研究等创作新作品进行私人复制对著作权人利益的影响不大,因为使用者范围小(一般是学生、教师、研究者等)、使用作品的类型少(多是著作、论文、教科书等),属于合理使用。相反,消费者对作品的欣赏、娱乐是著作权人实现经济权利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基于该目的的私人复制涉及的作品和范围广泛,对权利人利益的影响很大。对于欣赏而复制必须运用合理性标准结合具体情形进行个案认定。《著作权法》没有区分使用作品的目的,无论是为了学习、研究或是欣赏,都构成合理使用。由此,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即只要是为个人目的的使用都属于合理使用,这与现实情形相脱节。
3. 未界定私人复制的法律属性。
对私人复制的法律属性理论上存在着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一种消极的侵权抗辩,有些则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权利。私人复制不同的法律属性对各方利益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前者,使用者实施私人复制取决于著作权人的态度;如果是后者,使用者进行私人复制处于主动的地位,遇到妨害时可以诉至法院,要求强行保护其私人复制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不利于明确权利人、使用者的权利义务范围,也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三、完善我国关于私人复制的立法建议
1. 将“三步检验标准”上升为法律规定。
《著作权法》仅仅罗列了私人复制在内12种情形为合理使用,而把总括性的规定交由《著作权实施条例》规定,造成出现实施条例“超越”基本法律的“立法”解释。应该将“三步检验标准”即实施条例的规定上升为法律规定,置于著作权法“权利限制”之中。当出现不属于著作权法所列举的情形时,可以采用“三步检验标准”进行判断,即私人复制只有未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没有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这样才属于合理使用。
2. 将“个人欣赏”排除出合理使用的范围。
网络环境下,使用者大多是基于欣赏的目的对著作权作品进行私人复制,而且日新月异的复制技术使得私人复制的范围、强度得到极大的提升。如果仍将该目的的使用视为合理使用,对著作权人来说是极为“不合理”的,会严重扼杀作者的创作激情,最终损害的还是使用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对这类目的的私人复制加以适当的限制,转变人们认为只要基于个人目的使用都是合理使用的思想观念。具体可以采取将该类使用转变成法定许可的方法。
3. 明确个人下载非法传播的作品的行为性质。
《网络信息传播条例》仅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网络上提供作品的行为为非法,但对于下载未经许可传播的作品的行为性质未加以规定。这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即对具有合法来源的作品进行私人复制可能属于侵权,但对非法传播的作品进行私人复制却不属于侵权。为了达到法律上的公平正义,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应该明确下载非法传播的作品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可以借鉴德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公民只能对合法的原件进行复制,至少不知道或者没有理由知道该原件是非法出版物或违法复制品。
4. 建立著作权补偿金制度。
补偿金制度的实质是将权利人的某些专有权转变为报酬请求权,由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代为进行收取和分配报酬。该制度把私人复制与强制付费措施结合起来,用取得一定经济报酬的利益来弥补对复制专有权的限制。既满足了使用者进行私人复制获取更多作品的现实需求,又维护了著作权人所应该享有的经济利益,改变了双方处于紧张对峙的局面。虽然引进补偿金制度存在着许多现实的难题,其中主要涉及补偿金义务客体、补偿金的费率、确定补偿金数额的程序、补偿金的分配办法等,但不能否认实施该制度对解决私人复制问题的价值。因此,著作权补偿金制度是一个能较好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利益平衡的制度,既保护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又保障使用者使用作品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张今.版权法中私人复制问题研究—从印刷机到互联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陈杰.试论网络环境中私人复制行为的性质[J].法制与社会,2011(1)
[3]彭学龙.网络时代的私人复制[J].电子知识产权,2004(8)
私人制度 篇9
近年来,环境问题的恶化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不断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然而雾霾、水体富营养化、河流污染等环境污染事件依然屡见不鲜。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我国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瓶颈问题。”
现有研究发现,我国环保投资效率低下,环保投资结构和环保投融资体制有待改进(颉茂华等,2010)。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其环保投资会更具针对性。可见,加大企业环保投资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现有关于企业环保投资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环境规制展开(Kesidou and Demirel,2012;Yang et al.,2012),但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文献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Kesidou and Demirel,2012;姜锡明和许晨曦,2015),也有研究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Leiter et al.,2011;唐国平等,2013)。需要指出的是,环境规制是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外部因素,必须作用于企业内部因素,即通过改变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来影响其投资决策,造成上述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是可能是忽视了管理者的异质性。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制导致管理者享有信息优势,而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总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有意愿也有机会利用信息优势和控制权来获取私人收益,即管理者私人收益会影响其决策。对此,实证研究也给出了大量的经验证据(吴育辉和吴世农,2010;王清刚和胡亚君,2011;肖继辉和孟婷,2015)。
鉴于当前鲜有从管理者私人收益角度分析企业环保投资的研究,本文以我国2008~2014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的相关性,并分析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为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管理者私人收益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为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作用、优化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现代企业的特征是委托代理制,投资者委托管理者经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无法获得关于管理者真实而充分的信息,只能根据市场对管理者价值的评估结果来决定其报酬。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影响评价指标的主要行为之一就是选择次优的短期项目,努力增长公司当前业绩(公司当前的业绩往往成为经理人能力未知下的一个重要评价依据),从而帮助自己在下一期获得更高的工资与福利(吴战篪和李素银,2012)。环保投资是一种包含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特殊投资,结果往往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彭峰和李本东,2005),其更多地被认为属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范畴。保护环境需要较大的资源投入,并需要专人长期负责,这必将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因此,管理者往往将环保投资视为一项负担,不愿意主动进行环保投资。此外,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累积性和长期性特征,当受到高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将注意力聚焦于短期利益时,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就可能有所减少,导致企业的环境表现相对较差(李强和冯波,2015)。
有研究证实,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环保投资不足的现象,环保投资对管理者来说是一种被动行为(唐国平等,2013)。对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的上市公司,由控股股东主导的管理层掌握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他们不仅掌握着企业资源,拥有战略经营管理和投融资决策的绝对权力,而且当投资项目存在大量私有收益时,大股东及管理层之间还存在“利益协同及激励效应”,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合谋”倾向(唐国平和李龙会,2013)。因此,管理者私人收益很可能会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负相关。
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可能存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动机和能力三个方面。第一,国有企业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压力更大,能够更为积极主动地实施企业环境战略。企业环境战略决定了管理者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进而影响到企业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产品属性和循环生产等行为,积极的企业环境战略意味着积极的环境投资决策(李永波,2012)。第二,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较为单一,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承担着更多的社会性目标,如物价稳定、就业等(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唐雪松等,2010),管理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第三,国有企业主要由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政府控制着企业经营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如上市资格、银行贷款、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等(申宇等,2015)。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获得这些资源时往往占有较大优势(孔东民等,2013)。以上因素将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业绩评价的多维性,这将降低国有企业管理者仅为追求财务业绩而减少环保投资的动力,即国有企业管理者因追求私人收益而减少环保投资的动力可能被弱化。
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承担的冗员负担弱化了管理者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联性(张敏等,2013),即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与财务业绩的敏感性低于非国有企业。邵帅等(2014)基于上海家化管理者持股方案设计的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差异影响管理者持股计划的制定,国有企业管理者持股比例及收益受到过多的政策限制,而且考核指标也更容易实现。因此,国有企业管理者通过挤占环保投资来提高经济利益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私人收益对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更大。
组织合法性是指组织行为与已经形成的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及解释体系相一致的状态(Suchman,1995)。根据合法性理论,企业的环境行为同样受到制度压力的影响,当企业环境行为偏离公众期望或法律要求时,企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由于环保投资收益不明显,且有严重的滞后性,管理者在追求私人收益过程中可能缺乏环保投资的积极性,但这种追求私人收益的行为必须在环境行为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当企业环境业绩不足以满足合法性要求时,企业将受到失去合法性的威胁。
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正式制度,对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有重要影响(李怡娜和叶飞,2011;沈奇泰松等,2014)。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管理者追求私人收益与环境合法性的冲突并不大,企业开展环境治理与环保投资的积极性不高,他们甚至为了减少环保投资而宁愿缴纳相对较少的环境税费和环境罚款(唐国平等,2013)。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企业为了缓解合法性压力或迎合政府要求,会更加重视自身的环境业绩,挤压环保投资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抑制(李强等,201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环境规制能够降低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以来,相关企业才开始较为详细地披露环保投资数据,因此,本文以我国2008~2014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考2010年9月环境保护部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的分类,并根据证监会2012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重污染行业细分为20类。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样本观测期间的ST、PT以及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原因是此类公司的财务状况异常,不具有代表性;(2)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经上述处理,本文最终得到444个样本。环保投资额数据通过逐一阅读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并整理得出。其他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某些年份环境规制缺失的数据采用趋势预测法得到。为减少极端值对回归分析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与99%分位数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环保投资。一般而言,企业环保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不如其他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明显、直接,企业在经济效益较低的环境保护方面进行投入就可以视为企业重视环境保护。因此,本文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资本化支出和费用化支出不做严格区分。采用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现有文献的做法(唐国平等,2013),用环保投资额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来反映环保投资规模。
2. 解释变量:
管理者私人收益。本文将管理者定义为对企业战略性决策、投资、经营和企业绩效负责的关键人员,选取董事长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管理者私人收益主要来自激励体系,本文借鉴马跃如等(2010)以及李强等(2015)的做法,将管理者薪酬和持股数据作为管理者私人收益的代理变量。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总经理定义为管理者,重复检验程序,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3. 调节变量:
环境规制。借鉴唐国平等(2013)的做法,以工业废物排放达标率为基础数据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由于相关数据只公布到2011年,对于缺失年份的环境规制数据,本文采用趋势预测法加以计算。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数值越大,表示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越大。
4.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唐国平和李龙会,2013;陶岚和刘波罗,2013;薛求知和伊晟,2015),从市场环境、企业特征、财务状况、内部治理四个方面进行控制变量的选取。研究中的主要变量及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以下模型:
模型(1)用于检验H1和H2,模型(2)用于检验H3。其中,MS表示管理者私人收益,分别为M-salary和M-share。考虑到现实中的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滞后于外部环境变化,本文对以上模型中刻画制度压力的变量即环境规制(Reg)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企业环保投资(Epi)的中位数为0.004,远小于其均值0.009,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都没有达到平均水平,反映了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普遍偏低,环保投资不足。企业环保投资(Epi)的标准差大于均值和中位数,说明企业环保投资比较分散。同时,有的企业的环保投资几乎为0,而有的企业的环保投资高达20%以上,反映出环保投资规模在样本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企业产权性质(State)的均值为0.798,表明接近80%的样本为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收益(M-salary)的中位数为11.739,远大于其平均值7.175,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董事长薪酬收益偏高;管理者持股收益(M-share)的均值为0.306,这表明超过30%的样本企业存在董事长持股的现象。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其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3可知,无论是管理者薪酬收益(M-salary)还是管理者持股收益(M-share),其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H1得到支持。这说明管理者薪酬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高额薪酬会诱发企业管理者的短期行为,管理者薪酬越高,越重视公司当期业绩,忽略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社会责任的履行,导致企业环保投资越低。同时,管理者持股对企业环保投资也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对环保投资有负面影响,管理者基于短期推高股价而套利的目的也可能导致环保投资的积极性不高,从侧面支持了大股东和管理层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可能表现出“合谋”倾向的观点。
此外,交互项(State×M-salary和State×M-share)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H2得到支持。这表明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受到产权性质的调节,当State=1即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与国有企业在环境行为的规范、环境战略的实施以及资源的获取都有很大关系。本文的结果也说明企业环境战略的实施、管理者业绩考核体系以及企业资源获取能力都可能对管理者私利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关系产生影响。
2. 环境规制对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其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管理者薪酬收益(M-salary)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管理者持股收益(M-shar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且交互项(Reg×M-salary和Reg×M-share)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交互作用的存在,表明环境规制压力可以抑制企业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小时,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较小,管理者对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私人收益才是管理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减少环保方面的投资而增加短、平、快等经济效益明显的项目,提升企业短期业绩便成了管理者最理想的选择。当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时,为缓解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管理者会更加重视自身环境业绩,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本文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合法性理论。
(三)稳健性检验
此外,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
1. 借鉴张兆国等(2014)、黄俊和陈信元(2011)衡量投资时的去规模化方法,因变量“企业环保投资”采用“环保投资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进行替换,并在模型中引入或替换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因素,如引入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会议次数(Meeting)、用企业经营现金流量(Flow)替换企业现金存量(Cash)等。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管理者私人收益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实证结果仍然支持H1和H2。
2. 借鉴吴德军和黄丹丹(2013)的做法,将总经理作为管理者研究对象,管理者薪酬收益和管理者持股收益的计量方法与前文保持一致。结果如表6所示,实证结果与前文基本相同,研究结论不受影响。
3. 按照环境规制强度的中位数进行分组,若环境规制强度大于中位数,则赋值为1,表示该样本属于强环境规制组;否则取0,表示该样本属于弱环境规制组。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7,强环境规制组中管理者私人收益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弱环境规制组,H3得到证据支持。
此外,考虑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对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主要结果基本不变。综上,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推动了学术界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研究。本文以我国2008~2014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管理者私人收益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的影响,并且分析了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负相关,表现为管理者薪酬收益和持股收益越高,企业环保投资越低,因此,管理者自利可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普遍偏低、管理者缺乏环保投资积极性的现象;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私人收益对环保投资的负面影响更大,说明国有企业管理者在环境行为的规范方面比非国有企业更积极;环境规制能够降低管理者私人收益与企业环保投资的负相关性,表明制度压力是抑制管理者自利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管理者基于私人收益的追求不利于企业环保投资的扩大和环境业绩的改善,加大制度压力是减弱这种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加大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力度,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优化管理者激励机制。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被高度关注,使得产品绿色环保成为大势所趋。政府应当鼓励并引导企业实施环境战略并完善企业业绩评价系统,将企业的环境业绩纳入管理者激励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控制管理者自利带来的环境风险。第二,加大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政府应当发挥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和环境执法力度,从而使得管理者降低环保投资的成本。同时,管理者面临环境问题时的合法性压力增大,迫使企业实施环境战略并将环境问题纳入风险管理体系,以抑制管理者自利行为对环境的损害。第三,减小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带来的成本压力。企业环保投资在短期内带来的成本压力降低了管理者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当在鼓励企业实施环保战略的同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提高对企业环保投资项目的财政补贴,加大对企业购买及安装环保设施的税收优惠力度等。
私人定制农场萌芽 篇10
近两年, “私人定制农场”模式在农产品流通领域悄然兴起。日前, 本刊记者来到北京阿卡农场体验私人定制模式。在农场, 记者看到每个蔬菜大棚被分为数个地块, 种着茄子、豆角等蔬菜, 而每个地块旁边都立着一块牌子, 上面标有“主人”的名字。农田租金、种植成本都是向“主人”先期募集, 农场工作人员按照要求种植、管理, 待农产品成熟后定期向农场“主人”配送。
“我们农场为无公害模式生产, 物流配送全部采用冷链方式, 可以保证品质。”阿卡农场CE O江宇虹在农场向本刊记者做出如上表示。业内人士认为, 这种模式有利于先期获得订单、快速回收资金, 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仓储和物流成本。“私人定制”的核心优势是现场体验, 如何利用技术使城市消费者实时感受到农作物生长情况, 是最大的技术难题。同时, 物流配送过程中的冷链技术也是障碍之一。
定制+电商模式
据阿卡农场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该农场有土地500亩、大棚206个, 是以体验种植为特征的会员制有机家庭农场, 该农场运用“众筹”模式运作。一言以概之:消费者首先要缴纳一定费用方可到农场体验耕种, 农场为消费者提供种子、化肥和种植管理服务, 待农产品成熟后农场按协议为消费者进行配送。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价位的产品套餐。
提供“私人定制”服务的不仅只有阿卡农场一家, 北京沱沱工社农场、红星农场、达然农场等都开展类似业务, 甚至将业务搬至线上。今年3月, 淘宝聚划算推出了“定制你的私家农场活动”。此次互联网私人定制农场项目由聚划算和安徽绩溪联手打造, 1000亩土地都是绩溪当地的闲散农田。消费者可根据家庭需求自由签署协议, 认购土地位置、面积以及要播种的农作物, 成为主人。认购之后, 农村合作社雇佣当地农民帮助主人种植看护, 待农作物成熟后, 将以每两星期为一个周期把产品快递给主人。聚划算方面介绍, 这种新颖的定制农场模式一上线就受到欢迎, 短短几十个小时, 就有2500多人预约。
在淘宝推出此项业务不久, 京东也加入战团, 而京东不仅与合作基地推出私人定制农场, 同时推出定期宅配业务。消费者通过订购生鲜宅配卡的方式, 享受果蔬送门到家的服务。京东开放平台事业部食品部生鲜部总经理韩成信表示, 生鲜作为百姓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内拥有近万亿元的市场规模。但目前的生鲜电商还处在发展的初期, 京东此次与果蔬基地推出的定期宅配与私人定制这两项服务, 意在消除消费者在网上购买生鲜产品的顾虑, 培养生鲜产品的消费习惯, 并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业内认为, 在私人定制业务模式中, 能否将过程变为“数字化”成为改变一切的关键点。“私人定制”需要大量的消费者体验、参与和订制, 而一般城市消费者至少一周甚至一个月才能现场体验一次, 因此农场拥有必要的网络数据平台和团队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本刊记者通过实际订购阿卡农场的体验, 在定制的半个月时间内, 并未收到相关的作物生长信息。
CBCT北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董事长李志起撰文指出, “私人定制”的服务与消费群参与度和互动频率息息相关, 这两个指标则基于网络营销的成功与否, 企业需要有专业的网络营销团队, 才能及时抓住消费者需求。
绕不开的冷链
目前“私人定制”的生鲜电商模式, 美国较为成功的是F armigo网站, 该网站打造了“食物社区”的概念, 即将地理位置相近的消费者以“食物社区”为单位和当地中小农场连接起来, 由发起人向网站申请建立食物社区, 邀请至少20个朋友或邻居加入, 并将农场产品添加到社区, 成员可在其社区专属的网页上“点菜”, F armigo以社区为单位向农场发出订单, 而当地农场则会每周将来自同一个食物社区的订单汇总后, 再进行采收和配送。配送由外包第三方派送公司负责完成,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物流环节, 组成一个灵活高效的系统。农民则可以浏览交易的细节, 如账单追踪、配送明细等。
与F armigo相比, 我国私人农场定制模式的物流配送难度更大。F armigo是将产品统一配送至社区, 然后由消费者自取, 而我国的模式是要全部配送到门。江宇虹告诉记者, 目前阿卡农场的蔬菜基本上是当天采摘当天配送, 全部由第三方冷链物流完成。相对于普通配送其成本要高很多。虽然江宇虹没有对记者透露每单配送的快递价格, 但是记者了解到, 如果客户要求配送次数超过套餐规定的次数, 每单要加收50元。
达然农场相关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表示, 其配送模式是仓库预冷+普通快递。目前消费者定制的蔬菜只能做到上午采摘, 下午配送, 如果不在冷库进行预冷, 采用普通运输方式很容易出现腐烂的现象。配送周期是根据套餐和作物生长周期来决定, 一般为一周一次。“目前, 我们租用农场里的冷库, 既能节省仓库建造成本, 也能降低物流成本。与我们合作的快递公司是宅急送, 合作比较愉快。”
同样开展私人定制业务的宅锦食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其蔬菜配送总体为每周一次, 消费者可以选择周三或者周六。为提高用户体验, 其物流配送基本上为自建, 但是由于冷链物流成本较高, 因此基本上采取仓库预冷+普通物流配送模式。“因为配送成本较高, 我们会合理规划客户配送地址, 做到路线最佳优化。而冷藏运输的成本更高, 暂时没有购买冷藏车。”
“冷链是农产品配送绕不过去的难题。”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利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私人定制农场的价格不菲, 消费者要求新鲜完好的蔬菜运送到家, 这就需要有完整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无论是电商带动的B2C配送, 还是私人定制的配送, 都与传统的商超冷链配送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电商或者私人定制农场自建冷链物流, 成本会非常高;如果采用普通的第三方快递, 商品质量不能保证。而目前宅配为主的冷链物流企业很少, 因为目前电商或定制的客单量不足以支撑其配送成本, 因此其服务价格也非常高。据记者了解, 市内普通快递向大客户收取的每单价格为5~6元, 而冷链快递一般为15元。
“私人收藏”走红 篇11
“现在，拍场上70%以上拍品来自私人收藏。”北京隆瀚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下称“隆瀚拍卖”）总经理姚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并不是所有私人收藏都能走红拍场。
什么才是私人收藏？从收藏主体上看，私人收藏与公益性博物馆收藏、企业收藏相对而论。从藏品上看，“这些东西要么来自重要藏家，要么是重要藏家曾经收藏过的。而且，一般是重要藏家收藏中的精品。”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下称“匡时拍卖”）总经理助理谢晓东表示。
这样说来，私人收藏拍卖屡创佳绩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私人收藏屡创“白手套”
6月6日，匡时拍卖“亚洲重要私人收藏近现代书画专场”，33件拍品100%成交，收获1.41亿元。
7月24日，隆瀚拍卖（原北纬拍卖）更名后的第一场拍卖，也定位在“私人收藏”，汇集了近300件中国古代宋元明清遗珍、近现代书画大师名作等。当天的“敬承堂藏宋元宝绘”等专场，也收获了“白手套”（全部成交）纪录。
业内人士认为，私人收藏专场之所以“热”，最大的原因在于藏品来源真实可靠。而且，由于拍品来自著名收藏家之手，他们收藏经验丰富、鉴赏水平高，也造就了拍品整体档次较高。
据了解，私人收藏专场拍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单个著名艺术家的藏品组织专场拍卖会，另一种则是把一些著名收藏家的藏品组成专题来拍卖。
“在拍场上你会注意到，越是贵的东西，越是精的东西，越受追捧。因而它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反过来又推动这个专场为更多的人所认知。更多人会去追捧这个专场。当然，作为拍卖公司，首先要保证很专业地去设置这个专场，而不是说你在一个很重要的专场里，放置一些水平一般的作品。”谢晓东说。
70%以上拍品来自海外
姚兢和谢晓东都提到，私人收藏，尤其是其中的古代书画板块，近期出现了很显著的“海外回流”现象。
7月24日，隆瀚拍卖当天的亮点，在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山岳神秀图》手卷，这幅画以1200万元起拍，3100万元落槌。这幅作品流传有序，先后经过明清时期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吴宽、张凤翼、刘若宰、龚鼎孽、汪文柏、薛怀、唐淮、陆凤墀、完颜景贤等珍藏，皆为一时俊彦。
这幅手卷在民国期间进入张学良府中，后由国民党49军军长王铁汉带至台湾，又转至美国。这次是从美国“回流”进行拍卖。
“本场拍卖，有70%以上作品来自海外。”姚兢说，“早年收藏书画，尤其是古代书画的人群比较窄。这当中有学识、资金来源等限制。欧洲、日本、东南亚一些大企业集团买走了不少古代书画，30年前他们出5万，已经是天文数字了，现在拿回国内拍，也许要500万。”
谈及古代书画“回流”的原因，姚兢表示：“收藏肯定不是一个人在玩，是要流通的。现在国际拍卖市场，行情最好的就是中国市场。”
正是由于行情火爆，眼下，到海外征集拍品已经成为国内很多拍卖公司的“重头戏”。
私人收藏发展最快
来自浙江临安的郎先生，在7月24日的隆瀚拍卖上，竞得14件拍品，总价超2000万元。
他对记者说，现在浙江一带投资收藏的人很多。“玩收藏，肯定不是一般百姓，是要有一点闲钱的。现在房地产面临调控，股市行情又不好，收藏是个不错的投资渠道。”
“拿几个亿炒花生米、大蒜，能把市场搞乱了，但几个亿在收藏市场基本掀不起波澜。给他一个渠道，让多余资金释放，藏宝于民，这有利无弊。”姚兢说。
姚兢还表示，现在发展速度最快的就是私人收藏。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带动了投资向收藏市场转向。
“从我们自己，以及了解到的一些公司的竞买主体来看，绝大部分都是个人。有些是以企业名义购买，但代表的还是个人，民营企业家比较多，国企参与的非常少。每年的新入场者以30%以上速度增长。”谢晓东告诉记者。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赵力分析认为，我国新兴的私人收藏家，主要集中在近年来资本增长最快的领域，如房地产、金融、能源与基础资料、高科技以及制造业等行业。他甚至认为，在北京、上海等地，艺术品投资已经成为继房地产、股票之后的第三大投资工具。
中国著名“私人收藏”
王世襄: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有“京城第一玩家”之称。
马定祥:当代中国著名钱币学家、钱币收藏家，毕生从事钱币集藏。
胡若思:著名古琴收藏大家，一生收藏历代古琴百张之多，以明清古琴为主。
刘銮雄:香港富商，收藏方向以现当代艺术品为主，在《ARTnews》2010年全球十大艺术收藏家中排名第六，是唯一上榜的中国藏家。
张宗宪:著名收藏家，收藏方向以中国瓷器和字画为主，他是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在香港拓展市场的主要推动者。
翟健民:香港永宝斋斋主，华人圈最活跃的古董商之一。
高岭梅、詹云白夫妇:梅云堂主人，是张大千的挚交，也是其作品的最权威收藏者。
刘益谦、王薇夫妇:近年来艺术品拍卖场上的“超级卖家”,他们的收藏堪比博物馆。
郭庆祥:吴冠中作品的顶级藏家。
中国富豪痴迷私人飞机 篇12
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富豪消费价格指数”显示, 2011富豪消费价格指数涵盖富豪生活消费的豪宅、汽车、手表、珠宝、烟酒、教育、旅游等十大类、61个与高品质生活方式相关的商品价格。过去一年中, 富豪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7.73%,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富豪消费价格指数下降3.6个百分点, 去年同期为11.3%。
专业人士指出, 今年拉动富豪消费价格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包括游艇和私人飞机租赁, 以及豪宅价格的上涨。数据显示, 游艇和私人飞机价格上涨20.1%, 配饰和护肤品价格上涨16.6%;豪宅价格上涨14.4%;高档烟酒价格上涨9.2%;教育价格上涨7.4%;手表和珠宝价格上涨5.7%;奢华旅游价格上涨4.1%;私人俱乐部会籍价格上涨2.9%;汽车价格上涨1.5%;高档家居价格下降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