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精选8篇）

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 篇1

【推背贴】解读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后的十年风云变幻

< 当今的社会就像一个大水缸: 泛滥的货币、高涨的物价让人窒息, 民众拼命的劳动维持人民币的国际汇率, 这一切都像一种鞭策——————逼迫你在自己的年轻时侯付出努力，来为自己的今后买下一份养老保险 >

最近央行发布了一份有关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的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政界的广泛关注。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民币的国际化成为了学术界和金融界的最热门话题。专家和学者大致分为两派：支持者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消除国内通货膨胀，增强海外投资能力，使资本向更有竞争力的行业流动。反对者认为，开放资本账户相当于去消除了金融监管的最后一道屏障，目前的国内市场还无法承受国际热钱的冲击，游资搅动的金融界会变得乱象丛生。的确，金融市场的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说是耗尽武功的一招“绝杀”。一直以来，觊觎“国际货币”这一荣耀地位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成功者寥寥。下面各举一个成功和失败的例子。

超级霸主美国，在早期以黄金为货币锚（维持货币价值的基本参照）。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美国又凭借其综合国际地位让美元和石油、芯片、军火、等美国产品挂钩，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时至今日，贪婪的美国人每年仅凭美联储超量发行的美钞，泛滥的输往世界各地就可以洗劫全世界人民的财富，让美利坚人民过上奢侈富足的生活。

另有失败者如日本，尽管科技实力和GDP已达发达国家水平，但日元长期受到美元打压，在国际上用日元结算的场合很少。钱印了发不出去，在国内越积越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政府只能靠连年发债收回流动性，但是巨额的债务已经超出了日本政府的偿还能力，财政干涸。最终，日本只能一步步沦为美国的附庸。

既然，想带上“国际货币”这顶光环如此凶险。中国此轮改革的胜算在哪呢？

首先要看国际大环境，目前的国际形势虽然一团乱糟糟，却可以解读为一种天赐良机。

 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四年后，想通过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EQ3）为美国经济输血。这将导致国际市场美元的泛滥，和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持有大量美元外储的国家敢怒不敢言。再加上美国政府天文数字的债务，基本上已经到了不可能偿还的地步。美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持续贬值贬值是可以预期的。

 欧洲的债务危机也源自欧元有一颗“成为世界货币”的梦想，但就目前来看，欧洲的政治家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政治能量和人民的坚韧程度。彻底的金融改革会给希腊，意大利这样奢侈习惯了的国家套上枷锁，（并不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如中华儿女这般忍辱负重…）最终闹剧以意大利总理和希腊总统的下台收场，人民币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 还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小国最近频繁的折腾，其实给中国帮了一个大忙。伊朗最近闭门研制大炸弹，朝鲜要放窜天猴，叙利亚围剿反革命，巴勒斯坦向以色列讨要拆迁安置费，美国都说不可以！.尽管美国真正知道,最应该防备的敌人是后院的中国,但是大门口这些挥着大棒的野蛮人还是牵扯了它太多的精力。

从国内市场来看，开放金融市场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之前的一套组合拳已经打出，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位，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财富积累面临缩水，人民苦不堪言，如果这笔账不能在美国头上清算回来就GCD就没有办法交代了。

改革的三个重要步骤：资本自由流动、浮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是捆在一起，同进同退，缺一不可。执行顺序，贯彻力度可以有轻重缓急之分,但从改革的目的上来讲，一个国家的利率应该是随市场浮动的，资本应该是可以跨国界流动的，汇率是由其本国经济效率决定。

长期以来，为了配合中央的货币政策，人民币的汇率被严重低估了。早期的货币政策坚持落实了近30年，其核心便是：利用低廉的货币成本促进出口和对内投资，而代价便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对外投资的效率低下。这种货币政策在原材料价格猛涨、用人成本提高、外部市场萎缩的今天已经逐渐丧失竞争力，而其孳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扩大，通货膨胀，资源分配不合理正在逐步侵蚀着社会的根基。

转折的契机在哪，何处搞起？低估的价值到哪里去兑现，政府什么时候打算把缩水的财富还给我们呢？

好！我要开始推背啦~(此处我借“推背”二字预示了下文多有混不吝、不靠谱之处，阴谋论之嫌。文章的灵感源于我一时张狂的兴起,读者请勿严肃看待…)

事情的起源是2008年的那场盛会，时值国内尚无通胀压力，人民安居乐业。站在世界之巅，涛哥宝哥胸中荡起千层云浪，心生大国野望之感慨。但同时也预见到未来10年，中国老龄人口之膨胀，产业转型之压力，社会矛盾之紧张，深感改革开放之紧迫….那时，美国正因金融危机而癫狂。官方数字显示，两轮量化宽松共倾泻了6000亿美元到国际市场。但你要知道,老美的统计局和我们滴一样不靠谱！所以我觉得G20峰会上国际社会联合谴责美国超发了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真的。

为了不让多年经营的外汇储备被美元的泛滥洗劫，也为了不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汇率大幅走高，从而冲击本已非常艰难的外贸出口，我中央银行英明神武，果断打开印钱机器开始海量超发人民币。至此，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从08年开始全面走高至今，可怜焦土！

在那疯狂的年代，物价就如同林书豪的数据，一高再高！房价遭到爆炒，实业无以为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无处发泄的货币洪流如一头困兽在池中横冲直撞越积越高，让人感到窒息，悲观情绪蔓延… 直到2012年，末日之年

央行课题组刊发了《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一文，提出四点意见：

1.2.3.4.这一标志性的转变指明资本账户的开放已经脱离了务虚阶段，是时候打开三道闸门放水了！

（一）放开货币壁垒

我对这场金融战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人民币正站在一个比历史上任何一种货币都有竞争力的位置上挑战美元。如果美国可以凭借武力让美元与石油、科技产品、文化教育产品挂钩，那人民币最坚实的后盾就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稀土矿藏等天然资源，以及外 积极推出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投资产品

鼓励中国企业采用人民币对外实施投资

引导金融机构为境外企业提供以人民币为币种的融资工具

考虑以人民币出资新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汇储备本身。由于人民币长期处于一种严重被低估的状态，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后的信用与中国主权信用无异，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储备意愿还是很强的。其次，世界目前对“中国制造”都存有依赖，如果中国政府能创造出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制造”的优惠条件，我相信需求是非常大的，足够央行开足马力再印一阵子了。

当然了，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不管的，各种经济、政治、军事制裁手段都会不惜使用。比如在南中国海地区煽动一个小国家来挑衅，制造一场小规模军事冲突，让地区安全形势逐渐紧张，或者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但我相信，在金融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种制裁手段都有反制的办法。更何况中国这次改革之心已绝，中央政治的执政效率远非欧盟国家一盘散沙可比。

（二）推出银行利率浮动政策

此乃改革的第二步。目前所有银行的利率相当于是由国家控制，所以四大国有银行在吸纳存款方面表示毫无压力，仅靠着存贷款的利息差就可以赚取高额利润。由于竞争的缺失，大银行安于现状，一心求稳。只重视资金的规模化效益而不看重投资效率，巨额的贷款都出借给了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导致资源分配极不均衡，民营企业在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资金链逐渐干涸。

让利率随着市场需求浮动是一个不错的想法。首先，适当的汇率浮动，可以作为抵消通货膨胀的工具，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其次，浮动的利率会挤压银行的获利空间，使其盈利能力下降，进而迫使他们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更好的投资项目本上。中国未来国际地位的提升，还是要靠那些有活力，有技术，有优秀企业家基因的民营企业，投资中国的民营企业才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这时的美国想必如坐针毡，千方百计会唱衰中国未来，煽动国际资本撤离中国市场，设置贸易壁垒来打压中国的民族企业。对此，中国政府应表现出大国风度，欢迎国际资本来分享中国进步的果实，放开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存贷款的业务（在总量上要有一个控制）。美国总统一任4年，惹到了民众的利益就会无法连任，所以他们至今连个五年计划都憋不出来！

（三）放开浮动汇率

讲到这里我就激动了，这是一个绝杀！

其实我一直相信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比例是1:3甚至还要更高。

近年来我国的外贸顺差正在逐渐收窄，今年二月份甚至出现了季节性的贸易逆差。据官方的预测，到2015年我国的贸易顺差时代将会结束，之后每年将会持续有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的增长，中国将正式迎来了资本输出时代。巨额的外汇储备作为贸易工具逐渐就显得没有必要，它将被赋予一个新的使命——金融武器

放开汇率后，人民币必然会迎来一个快速的升值，老百姓辛辛苦苦的积累将会得到一次集中兑现。人民币将参与国际大宗商品的交易，国际购买力不断提升，物价开始下跌，国内通货膨胀将会得到一次性的彻底解决。

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现在我们觉得钞票贬值生活艰难，终日拼命劳作却没有安全感。那是因为，政府不希望共和国还是个青年时就被物质冲昏头脑，养成骄奢淫逸的习惯。人口红利终会过去，人民币也终会升值，人民此刻遭受的苦难就是在为祖国明天的繁荣买下一份养老保险！

那时，中国长达40年的保出口、引外资政策将会走到尽头，新的货币政策将服务于原材料进口和海外投资。产业升级后的民营资本将会像被重新输血的巨兽，抢占海外市场的滩涂。有一大批民营企业将会借着这股东风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像华为、万科、三一重工这样资金超千亿的公司将会重夺国际市场的话语权。

会不会太容易了？对，差点把美国忘了。这时候的美国恐怕火拼的心思都有了，各种台独藏独都会一并冒出来使劲把好事搅黄。公海上也会是各种飞机、潜艇、航母各种耀武扬威，三天一小演习，两天一大演习，有什么用呢….美国真的敢打吗？

我承认两国在军事实力上有20年以上的差距,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中国在自己的近海打赢一场地缘战争。虽然政府近年来在边界问题上的回应过于软弱，但这其实都是国家为了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而制造的假象。当年朝鲜战争志愿军前赴后继牺牲了300万老毛也不让步，最后换来对等谈判，换做任何别的国家恐怕早就觉得损失太大无法接受而屈服了吧？唉，说白了还是我党太NB，不服不行。

核大战是反人类的，打不起来。常规战争中国有牺牲两亿人口的决心，美国的底线在哪呢，三百万？一看政治底牌就会知道美国已经输了，所以我觉得根本打不起来。冷战、对峙到是不会少。

一位大神开导我说，中美对峙最后只会有两个结局： 1，中国内乱然后被肢解，国企被动私有化；

2，美元不可逆转性信用崩溃，被RMB和欧元平分天下（如果欧元还没被整死的话）我想了一下觉得有道理，按照现在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蚀和分裂速度来看，第一种情况也不是不会出现，四六开吧，赢的面大^^

后记：

意淫了一通，我爽了~ 至于风云变幻是不是真的能如本大仙儿所言.....哎，前路荆棘怪石,长夜漫漫.....产业转型升级,岂是我动动嘴皮子的功夫......君不见,沿海地区多少依靠外贸出口的中小企业起早贪黑,仅为挣一点出口退税的钱，人民币升值一毛钱就会砸了他们手中的饭碗… 三点殷切的希望是提给国家:

1.全力提振国防实力,精兵尚武,防空防海.2.肃清科学教育界的官僚浮夸之风，抵制一切形式主义，加强科研经费力度，敢于选用人才.3.逐步淡化国企的垄断地位，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注重塑造本土企业文化。最后一点期许送给你：

生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即将经历劳动人口严重过剩的狂乱年代，特殊的背景赋予你特殊的使命。有的人觉得这片贫瘠的土地不值得自己耕耘，就出国走了；有的人觉得这个黑心的政府不值得自己尽忠，就把它抹的更黑；还有人觉得自己是完全市场化的产物，道德标准被利益驱动。这都是你们的选择,但是你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用心来好好建设这个国家！

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 篇2

扑朔迷离：谁是幕后推手？

2011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是艰辛的一年，紧缩的货币政策给中小企业带来阵阵寒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导者，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随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断发酵，一场引发全国关注的老板跑路潮在温州爆发。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从去年下半年起，更是遭遇到了一场生存危机。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指出，温州是这次民间借贷危机的“风暴眼”和“重灾区”。近年来，温州大量民间资本四处逐利，成为盲目性很强的热钱、炒金，温州经济也呈产业空心化趋向;债务危机频频“引爆”，民间信用体系受到侵蚀，个别企业主跑路、跳楼。为此，一些人士发出了“温州精神日趋萎靡”的感叹，甚至质疑“温州模式已经破产”。

多名温州民营企业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借贷危机导致民间信用濒临破产境地，过去半小时借1个亿不难，现在半个月借100万都难。

2012年3月28日，就在众人雾里看花的悬念中，国务院批准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随后，温州也公布了“十二条”。人们不禁叩问，“十二条”的出台是无独有偶的巧合?还是高利息击鼓传花的崩盘救赎?扑朔迷离的背后，究竟谁是幕后推手?

“此次‘信贷危机’对于‘十二条’的出台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温州‘金改’由来已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浙江当地很多官员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温州市金改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只能说其直接推手是2011年温州出现的民间借贷风波。但是这绝非主要原因，因为“十二条”中的多数内容之前已经提出，这次是再次重申。比如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温州一年多前就提出了相关方案。

缘起之问：三十多年的历史巨幕

温州过去是计划经济社会中一个被忽视的小城，没有多少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业经营，这也就给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试验者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和约束的飞地。

温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发区域，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金融的改革与创新始终是重要一环。早在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率先试行浮动利率改革，从此拉开了中国金融改革创新的序幕。

2002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戴相龙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设想;2003年开始，温州启动建设资本活跃的“金融港”发展战略;2004年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制试点改革;2005年温州对区域性金融改革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部署，提出近期10方面改革方案和中长期4方面探索课题。

活跃的民间金融支撑了温州民营经济。一大批以担保、抵押、保理、租赁、汇兑、结算服务、理财投资等金融中介业务见长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个长久不散的民间金融生态圈。

2011年下半年，温州出现了民间借贷风波，如信泰集团事件、立人集团事件等。温州市政府紧急部署，包括建立工作小组介入实体经济、向各大在温金融机构派驻联络协调组加强银企协调等，对协调银行不压贷、抽贷，及时稳定社会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温州调研，明确表示温州可以进行一些改革探索。

随后，温州市政府制定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初稿，于2011年11月10日上报至国务院。后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七部委会签后，于2012年3月初上报国务院。

2012年3月28日，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带队参加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提出了改革“十二条”。当中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等，将成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重要任务。

“温州能够成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几十年来几代人温州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如是说。

“当下温州非常需要有这么一个定心丸，大家期望值很高。”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方案是一个重大利好，对温州来说是“及时雨”，对浙江省的区域经济转型也起到了定方向和试验田的作用。

涅槃重生：“金改风暴”极速升温

每一场风暴的前夕总会伴经历着一些雷电交接，2011年被戛然叫停的《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无疑给温州“金改”的推动者们当头一棒。然而，历经一年的“疾风掣电”，2012年温州“金改”以“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升级版的形式涅槃重生。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一次破冰之旅，能够引入大量资本用来扶持实业，并且希望这次改革能够恢复民间借贷的信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国务院的此次举措称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因为温州作为民间融资最具代表性的地域，这预示着过去不被支持的民间金融状况将得到改变，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是个利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室主任吴庆指出。

对于温州当地的经济来说，这无疑极其振奋人心，受此利好消息的影响，在正式发布后的两日内，虽然A股大盘整体仍然黯淡下行，但温州当地上市公司的股票却呈一枝独秀的态势。对于全国民间金融而言，这亦令人充满想象空间。毋庸置疑，“十二条”为未来更为全局性的金融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方向要把握住，要稳健，要允许试错，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温州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明确表示。

国务院对温州金融改革的有力支持，使温州有望开拓一条新路，能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新36条”，开拓民间资本投资的新渠道。

“温州金融改革12项任务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小微企业债券融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融资租赁等方面。”中国民 (私) 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

1980年10月，温州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就开始了存贷款浮动利率的试验，但此次改革并没有涉及“银行利率市场化”，而是把温州民间资金引向合股村镇银行、合股贷款公司、合股投资企业、企业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这样，能吸收存款的民间机构，将被迫通过提高资信和服务来进行存款业务竞争;而不愿接受低息存款的人，则能通过合股机构进行放贷和投资。经过如此的“放贷投资合股化”，没有吸引力的低息存款，就会被引向高股息竞争的新空间。在贷款方面，民间金融机构的主体规范化，等于为利率的自由浮动空间注入合法竞争的元素;竞争只会使市场利率产生向下的压力，所以，高利贷的问题将得到缓和。“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创立，无疑将有利于这一市场过程的发展完善。

“‘放贷投资合股化’是‘没有利率市场化的金融主体市场化试验’，是这次‘温州金融特区’最妙的一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今年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很多专家也表示“放贷投资合股化”不仅通过温州本地“股息竞争产生的高股息压力”，绕过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全国存款市场的冲击，而且还通过温州本地“放贷竞争的低利息压力”，绕过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高利贷法规的冲击。

浮光掠影：“华丽新政”背后的落寞

相比于以往不出事时放任自流，出了事又重拳打击以致伤及整个民间金融市场的粗放管理，此次温州“金改”疏堵有序的管理无疑是符合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的现状的。当然，温州“金改”作为全国的改革先锋，在“改革”的叫好声中亦免不了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一些专家形容为“华而不实”。

众矢之一，该方案没有对“利率市场化”这一结构性困境进行破解。众所周知，在利率管制政策之下，必然会形成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真实利率”的严重脱节。而在这一结构性阻碍未打破之下，所谓的民间金融尤其是民间信贷的放开，仅是实现其从“地下”到“地上”表面身份的转变，民间金融真实层面的运作机制，仍然无法由此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更无法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众矢之二，该方案对民间金融放开缺乏进一步的明确细化。比如第二条“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这一政策中，事关“村镇银行”，银监会早于2006年即已发布“鼓励各类资本在农村设立村镇银行”;事关“贷款公司”，银监会亦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事关“贷款公司”，银监会在2008年亦已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此番虽然提出“加快发展”，但是对其成立条件的放宽、审批程序的简化并没有针对性的量化明确。

众矢之三，该方案有益于温州民间资金的出海，却无益于温州实体经济的振兴。作为此次“温州金融新政”最具突破性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且可能将个人年度总额放宽到2亿美元以内，这对于温州当地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的民间资本，显然增加了其海外投资的通道，且未来该政策的拓展可以为央行外汇储备提供减压功能。但是，另一方面，温州当地中小企业近年来频繁的资金链断裂，恰恰源于资金供给的不足，而此番放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必然会进一步减少民间资金对中小企业的供给，而在利率市场化这一结构性要素没有放开之下，民间资金的供给成本不可能真正降低。在民间资金对中小企业的供给总量可能相对减少，而供给成本却不会相对降低之时，必然会无益于温州实体经济的振兴。

“国务院确定的温州改革十二项任务只是鼓励民间资金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但银行法里没允许，无法可依;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成村镇银行，却没说什么条件。条件由谁来定又分不清楚，方案看上去很美好，一琢磨没法执行。”中国民 (私) 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批评指出。

“最新出台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可以为下一轮全国民间金融改革积累经验，但即便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获得突破, 由於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很大, 仍不意味可在全国推广。”中国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自己的担忧。

万千期待：“温州模式”的星火燎原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严重妖魔化，高利贷、非法集资、洗钱、地下钱庄等词汇习惯地与民间金融画等号，涉及民间金融的机构和个人动辄得咎，战战兢兢。

事实上，那些积极、创新的民间金融不过是管制之外的金融，并不是非法金融。尽管温州出现过一些商业欺诈和信用危机, 但民间金融的主流和方向始终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30年来，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可谓是一枝独秀，温州经济取得了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开始面临着一些困难与挑战，此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适时建立，带给了温州民营经济解决困难的动力与勇气。联系温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历来敢想敢干、先破后立的先行者勇气，我们仍可对温州在金融新政中的有所作为充满期待。希望温州在具体实践中，灵活务实地拓宽此番相对保守、且过于宽泛的新政十二条，从而不仅有效激活温州当地的民间金融活力，而且使其真正服务于当地实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未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体制改革闯出新路。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说，“方案中的要求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被不少人认为特别‘提振信心’。”

此外，“温州金融特区”的做法还将有利于消减“非法吸储”、“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金融违法犯罪现象，“地下钱庄”也将成过去。如此，民间企业特别是民间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将得到解决，温州更多民间大企业家和民间金融大亨涌现，或将不是天方夜谭。

曾“跑路”美国后重回温州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说：“今后民间借贷得到规范，大家借款都按法律程序走，多好啊!缺钱也不用都找‘老高’，这样干非法的事也少了，‘跑路’、倒闭、跳楼、坐牢的人也会少了。”

次贷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述评 篇3

关键词：金融海啸；金融监管改革；公司治理；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5－0054－06

2008年发生金融海啸，虽源于美国，却波及全球，更快速严重影响实体经济成长与就业等；因此，由全球国家透过对话与合作共同解决，先确立了加强全球合作改革金融市场的共通原则及工作重点，并继续讨论相关方案。因此金融监管规范强调与全球接轨，自须深入了解金融海啸后的金融监管改革关键议题，以因应未来金融监管新趋势。

一、金融海啸成因与美国金融体系当时概况

金融海啸成因来自全球面、金融机构面、金融市场面及金融监管体制面。

1、全球面。因为全球经济不平衡与全球储蓄过剩。全球经济不平衡主要因为美国长期大幅贸易逆差对应了中国及产油国等外贸顺差；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则因美元为多数国家外汇存底之主要货币，且外债多以美元计价，使美国财政赤字不受全球收支条件限制。并延缓美国经济调整时间。

2、金融机构面。此与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及人性贪婪等有关。包括了银行及非银行房贷机构授信作业草率、保险机构过度涉入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保证业务、金融机构高度运用财务杠杆，扩大金融体系风险。

3、金融市场面。因为贷款后证券化模式盛行，降低创始机构及发行机构监督借户信用的诱因。金融创新商品在不透明之店头市场进行交易。“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 or Parallel Banking)”未纳入严谨监管范围。美国政府赞助机构(GSEs)加入高风险投资行列。信用评级机构对证券化商品之评估有欠严谨。公平价值会计强制揭露金融资产损失，造成上市公司股价大幅滑落。

4、金融监管体制面。多头马车之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监管漏洞。具系统重要性之金融机构未严格监管。金融监管忽略总合或系统风险。发达国家政府对银行(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之隐性保证，让银行产生道德风险。美国金融界对美国政府及国会有强大之游说影响力，以形成对其有利之政策。

前述金融海啸衍生之风暴，实与次级房贷(sub.prime)有关。

金融风暴前一年底(2007年)，GSEs持有之抵押债券投资组合中，非优级房贷比重超过15％，占当年全体市场之10％。

美国证券化商品流通余额，自1970年证券化商品首次发行以来，总发行量约24.1兆美元。其中RMBS约18.6兆美元；CMBS约1.3兆美元；ABS约2.9兆美元：CDO约1.3兆美元。

2006年，美国固定收益证券的总发行量约5.9兆美元，其中资产证券化市场约占总发行量49％。2008年。美国固定收益证券的总发行量约4.7兆美元。其中资产证券化市场约占总发行量28％。

2008年底。美国固定收益证券总流通余额约30兆美元。资产证券化市场约占总余额56％。当年，美国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规模约12兆美元；前五大银行控股公司资产合计约6兆美元，约占全体银行体系总资产10兆美元之60％。前五大投资银行总资产则约4兆美元。美国金融机构之杠杆倍数。如表1。

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来自美国政府、代表性学界意见与美国国会立法草案。

代表性学界意见，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Eugene stiglitz(2001)与Paul Robin Krugman(2008)对全球及美国金融体系之观点，及美国纽约大学Vi-ral v.Acharva、Matthew Richardson等十位教授学者共同撰写的《恢复金融稳定：修补之道》一书。

美国国会立法草案要点，相关改革提议已进入具体化立法条文并咨询大众意见阶段：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于2009年10月27日与美国财政部联合公布《强化金融稳定法案(Financial Stability ImprovementAct)》。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Chris Dodd经其它委员支持，亦于2009年11月10日提出《恢复美国金融稳定法案(Restoring American Financial Stability Act of 2009)》。

美国财政部于2009年6月11日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有五大目标：强化金融监管、全面监管金融市场、保护消费者与投资人、赋予政府处理金融危机之必要职权与工具与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并加强国际合作。

1、强化金融监管。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s Oversight Council，FSOC)。对所有大型且相互关联性之金控公司执行高度合并监管。加强银行与银行控股公司之资本水平及其它审慎作业标准。消弭银行监管漏洞。废止证券交易委员会(See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对投资银行等控股公司之合并监管权责，并将前述权责移转给美联储(Fed)。要求对冲基金与其它私募基金(例如：私募股权基金及创投基金)资产规模超过一定门坎时。须向SEC注册登记。降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oney Market Mutual Funds，MMFs)易遭大额赎回压力之可能性。强化保险业监管。决定政府赞助机构(GSEs)之未来角色。

2、全面监管金融市场。加强对证券化市场之监管，规定证券化商品之创始机构或发行机构应对其证券化商品信用暴险持有相当比重(例如：5％)之信用风险部位。

对所有店头市场(OTC)衍生性金融商品，含信用违约交换(CDS)等，订定完整之管理法规。包括标准化OTC衍生性金融商品契约；设立集中交易结算所(central counterparties，CCPs)或电子交易平台；要求非集中清算之衍生性商品契约向指定之交易汇集机构(trade repository)申报交易量及部位，并汇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SEC及承作机构隶属之主要联邦监管机关；以较保守方式规定资本需求；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部位订定交易保证金制度；调和期货业与证券业相关法规。在适用上取得一致标准；将具系统重要性之支付、结算、清算系统及相关作业，责成Fed加强监管。

3、保护消费者与投资人。创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CFPA)；CFPA

是唯一负责消费者金融保护之联邦独立机关；CFPA管辖范围扩及原本不受金融监督的其它公司，并具有监管与执行之权；消费者保护原则：透明、简易、公平及普及性。

强化投资人保障。责成SEC在既有权限基础上，研修现代化行政管理架构，提升投资人保障的能力；并创设消费金融协调委员会(Financial Consumer Co-ordinating Council)，由SEC、CgI'C、司法部、CFPA及其它州或联邦政府等机关首长组成，至少每季召开一次会议检讨金融方面的消费者保护议题；此外，修法将SEC辖下新设立的投资人顾问委员会(Investor Advi-sorv Committee)改为常设机关。

4、赋予政府处理金融危机之必要职权与工具。参酌FDIC运作模式，对问题银行控股公司，建立特别处理机制。财政部为决策机关。该机制由财政部启动，惟若问题金融机构之最大子公司为证券经纪自营商或证券公司，则毋须经FDIC董事会同意，但须取得SEC2／3以上委员同意。财政部经取得Fed理事会、FDIC或SEC董事会2／3以上成员书面同意，呈报总统核准后。即被赋予启动该机制之裁量权。财政部对问题经纪自营商或证券公司，有权指定SEC为接管人或清理人。

修订Fed紧急融通办法(Emergeney Lending Au-thority)。为加强危机处理措施之行政责任，将修订《联邦准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第13条第3款规定。要求Fed执行紧急融资前，须取得财政部长书面同意。

5、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并加强国际合作。协调各国对下述措施达成共识：提升自有资本适足率的计提标准。改善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例如：信用衍生性商品及其它OTC衍生性商品的标准化作业)。加强监督大型国际性金融机构。改革金融危机之预防与处理机制。强化金融稳定委员会功能。加强审慎作业规范之订定。扩大监管范围。引进较佳之薪酬实务规范。订定较严格之洗钱防制及打击恐怖活动融资法规。改善会计准则。强化对信评公司之监督。

6、《恢复金融稳定：修补之道》提出金融市场运作及金融机构之监管问题：房贷准驳作业标准松弛。贷款中介商欠缺管理。房贷证券化盛行。财务杠杆游戏。信用评等机构评估有欠严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彰。公平价值会计揭露与表达之缺失。店头市场衍生性商品之杠杆操作。股票放空交易。政府赞助机构。证券化发行机构或保险公司。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影子银行。

7、国会立法草案要点。比较参议院、众议院两院版本与财政部《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不同之处在于改革之主要目标、监管机关架构、系统风险监控及大型问题机构倒闭处理机制等。

另外，美国联邦准备银行于2009年5月7日发布之19家大型金融机构压力测试结果，所实行的监管资本评估计划(The Supervisory Capital Assessment Program，SCAP)；其方法系针对19家大型金融机构，以两种不同的经济环境为前提，来评估其抵御冲击的能力。各大金融机构须模拟分析未来周内生产总额(GDP)、失业率和房价在基本和较差两种情境下，预估2009～2010年可能增加的资产损失情形和所需增加的资本支撑，是典型的前瞻性监管措施。

三、欧盟等金融监管改革

1、英国。英国财政部长2008年10月要求金融监管局(FSA)局长Adair Turner对防范金融危机所需之金融体制变革进行检讨，即所谓《透纳评论报告(THiTlerReview)》。英国财政部另于2009年7月8日发布《金融市场改革计划》。2009年2月修正银行法，建立常态性问题金融机构特别处理机制(Special Res-olution Regime，SRR)。

《透纳评论报告(Turner Review)》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资本适足性、会计处理及流动性：资本适足率由原订8％大幅提高。Core Tier 1资本比率由2％提高至4％。Tier 1资本比率由4％提高至8％。

金融监管之机构及区域涵盖范同。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监管：全球监管标准应适用于境外金融中心。

存款保险，以保障小额存款人为原则。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内部治理。包括是否需改革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架构，以提升风险管理功能之独立性以及大型综合银行之非执行董事应具备专业能力及投注足够时间，以有效监督风险及质询银行所采策略。

传统银行与投资银行：订定资本及流动性规范，限制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自营交易。

全球性跨国银行：设立跨国大型综合金融机构之监管机关联系会议(college of supervisors)，且有效运作。预先建立监管机关、央行及财政部间之危机协调机制与应变计划。

欧洲跨国银行：建立一个欧盟地区具独立权限之新监管机关。

其它公开讨论议题：英国应否对房贷市场实行贷放成数(Loan To Value，LTV)或贷款所得比(Loan To Income，LTI)规范?金融监管机关应否限制批发性金融商品(例如：CDS)之设计或使用?有效之总体审慎政策，是否需实行逆景气循环资本及流动性规范以外之其它政策工具。例如：透过随景气变动之贷放成数(LTV)或贷款所得比(LTI)或对衍生性契约及担保融资交易，规定担保品之保证金(margin)或折扣(hair-cut)比率。检讨允许放空行为(short selling)之决策，是否有招致市场非理性行为及市场滥用之虞?

2、欧盟。欧盟执行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2009年9月23日公布强化欧洲金融监管之立法提案，建议创设《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ESRB)，及《欧洲金融监管机关体系》(European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ors，ES-FS)。

3、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自2008年起积极检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Ⅱ)》，增修风险管理与金融监管准则。

强化银行监管五项措施：(1)提升第一类资本之质量、一致性及透明度。(2)采用杠杆比率，作为Basel Ⅱ资本规范架构之补充工具。(3)发布资金流动性(Funding Liquidity)之全球最低标准。(4)除最低资本需求外，导入逆景气循环(Countereyclical)之资本缓冲架构。(5)发布有关处理跨国银行倒闭引发系统风险之建议。

提升第一类资本之质量、一致性及透明度，包括：第一类资本主要组成内容须为普通股及保留盈余。规范股东权益之减除项目及合格条件。资本组成内容须

充分揭露。

采用杠杆比率，作为Basel Ⅱ资本规范架构之补充工具：将协调各国实行一致会计准则，便于杠杆比率可相互比较。

发布资金流动性(Funding Liquidity)之全球最低标准，包括：着重长期结构性流动比率(Structural Liq-uidity Ratio)。要求实行压力情境下之最低流动性覆盖比率(Stressed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除最低资本需求外，导入逆景气循环(Counter-cyclicality)之资本缓冲架构。包括：适当限制资本分配。以盈余及授信为基础，作为增减资本缓冲依据。以预期损失为基础，要求提列前瞻性准备。

BCBS央行总裁及监管主管小组另建议，各国监管机关在其银行体系依前述措施提高资本水平与质量之过渡期间，应遵循下列准则：

(1)建立逆景气循环资本缓冲之监管架构，并要求银行采取资本保留措施，例如限制股利分配、购回股份及支付薪酬。(2)遵循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发布之稳健薪酬准则须与承担风险及长期绩效进行连结。FSB于2009年4月发布三份监管准则，《因应金融体系顺景气循还(Procyclicali-ty)之监管建议》、《银行薪酬实务之稳健准则》、《危机处理之跨国合作原则》。(3)兼顾国内金融体系与实质经济之稳定下，要求银行采取迅速有效行动。以提升资本水平与质量。

BCBS因应全球金融危机陆续修正或发布准则：2008年9月修正《流动性风险稳健管理与监管准则》；2009年4月发布《评估银行金融工具公平价值实务之监管准则》；2009年5月发布《稳健压力测试实务及监管准则》；2009年6月发布《有效存款保险制度之核心准则》。

Basel Ⅱ修正后之主要内容，仍依循三大支柱以增加规范。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需求。修正银行簿之复杂型资产证券化部位及资产负债表外暴露。包括提高再证券化交易适用之风险权数。决定自我保证性质之证券化暴险部位的风险权数，不得适用因该等保证或类似支持而取得之信用评等。要求银行强化证券化交易之信用分析，非单纯仰赖信评机构之信评结果。资产证券化部位采标准法者。合格流动性融资额度之信用转换系数(Credit Conversion Factor)由20％提高至50％。市场崩溃时始生效之流动性额度，取消其适用较低资本计提之规定。修正交易簿暴险。包括经核准以模型计算特定风险之银行，须增加计提99.9％置倍区问，1年之增额风险(ineremental risk)所需资本。增额风险不仅须涵盖违约风险，亦应包括信用评等变动风险(migration risk)。要求银行以涵盖重大金融危机时间数据，至少每周计算压力情境下之市场风险值，并计提额外资本。删除权益证券部位若符合流动性及充分分散性得适用4％较低资本计提率之规范，一律适用8％。

(2)第二支柱：监管审查程序。修正重点之一是要求银行进行全机构(firm-wide)之风险监督、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包括：董事会及高阶主管积极监督。订定七二十一适当政策、作业程序与限额。全面且及时地辨识、衡量、降低、控制、监视及报告风险。建置业务别及涵盖全机构之适当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完整之内部控制机制，其范同应涵盖资产证券化、资产负债表外暴险、结构型信用交易及复杂型交易簿活动。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修正增加量化或质化之信息揭露内容。包括：交易簿之证券化暴险。对资产负债表外工具之赞助(Sponsorship)。内部评估法(IAA)及资产担保商业本票(ABCP)流动性融资额度。再证券化之暴险。证券化暴险之评价方法。证券化暴险之导管(Pipeline)风险与仓储(Warehousing)风险。

4、20国领袖高峰会(G20 Summit)。20国领袖高峰会(G20 Summit)于2008年11月全球金融危机渐趋恶化期间，在美国华盛顿集会。会议结论：(1)强化金融市场透明度及责任；(2)加强审慎监管；(3)提升金融市场诚信；(4)竞争之公平性与加强国际合作。

G20领袖会议前，瑞士金融主管机关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The Swiss Federal Banking Commission)，已依缓和景气循环机制发布了新的强化银行资本规范，限制银行在景气时期的资产成长。瑞士两大银行UBS and Credit Suisse将被要求较高的自有资本与风险性资产比率，且其财务杠杆比率不得低于3％，此将在不考虑资产风险情况之下，限制两大银行可持有的资产上限。

加强审慎监管。将加强金融管理机制、审慎监督及风险管理，确保所有系统重要性之金融机构、财务工具及信用评等公司受到适当规范及监督。对冲基金及其经理人必须注册管理及揭露适当信息，以评估其所承受的风险。透过总体审慎监控措施(macro-pru-dential oversight)，对大型银行集团实行更严格规范，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提升金融市场诚信与竞争之公平性。藉保护投资人与消费者权益、避免利益冲突行为、禁止非法操纵市场及舞弊行为，及防范来自不合作管辖区域之不当金融风险，以维护全球金融市场之公正性。

加强国际合作。将透过各国监管机关之协调与合作。检讨金融业务规范；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监管措施：要求资产负债表外之金融工具充分揭露；检讨改进国际会计准则，避免公平价值会计处理方式对金融机构造成不良影响；推动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标准化：研订金融机构高阶主管薪资报酬合理性之准则规范等。

G20领袖2009年9月24及25两日另于美国匹兹堡召开会议，商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之相关议题，并建议国际监管改革措施之时程表。会议结论：(1)建立强劲、永续、平衡之经济成长架构。f2)强化国际金融监管体系。(3)调整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决策结构。

强化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将对OTC衍生性金融商品、证券化市场、信用评等机构及对冲基金之监督管理。要求银行保留更多利润以强化资本，并在必要时支应贷款需要。证券化主办机构及创始机构应承担证券标的资产之部分风险。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时应接受严格法令规范，公司治理应使员工薪酬与长期绩效联动，并提高业务操作之透明度。

调整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决策结构：发达国家让出国际货币基金至少5％股权给新兴国家；发达国家在世银投票权，转移至少3％给新兴国家。

另外，英国、法国及德国等联合呼吁改革薪酬制度，限制银行高阶主管薪酬。金融机构薪酬发放应与长期绩效作连结，使银行不致承担过高风险，内容包括：避免一次提供数年之保证奖金。变动薪酬主要部分可延后支付，应与绩效结合并允许事后迫索。确保高阶主管及其它职员之薪酬不致对公司带来重大暴

险，并使其绩效与风险相结合。经由揭露使公司薪酬政策与结构透明化。当变动薪酬影响适足资本水平时，限制薪酬占净收入之比重。确保薪酬委员会能独立运作。当金融机构经营不善或要求政府介入纾困时。监管机关有权修改机构之薪资结构，该机构应即实施稳健之薪酬措施。

5、发达国家大型银行对风险管理之自我评估。七个先进国家金融监管机关所组成高阶监管机关团体(Senior Supervisors Group，SSG)，继2008年3月首次发布《金融市场骚动期间风险管理实务之观察报告》，于2008年10月21日再次就金融危机期间大型金融机构改善资金调度与流动性风险管理作业情形，发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风险管理之启示”调查报告，并提出金融业风险管理作业标准之建议。

报告内容除说明危机期间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出现全面性压力之背景因素外。主要评述金融机构资金调度及流动性风险管理实务问题及金融机构持续改革之10大方向：董事会领导及高阶主管监督、精确界定风险胃纳、薪酬实务、信息技术设备、风险加总与集中度辨识、压力测试、交易对手风险管理、评估实务与损失认列、市场运作及基础设施及流动性风险管理。

四、结束语

综上，欧美主要国家提议之监管改革重点措施如下。

(1)改革金融监管机关架构，消弭监管漏洞。(2)建立总体审慎监管制度(例如设立系统性风险或市场稳定之监管机关)。(3)强化银行法定资本规范。(4)建立逆景气循环之管理方式，例如，实行动态计提(DynamicProvisioning)之资本需求及适当修正资产损失准备计提方法。(5)加强流动性管理，将银行资金到期期差错配结构纳入监管范围。(6)因应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之问题，研议风险内部化作法(例如：透过类似课征税赋形式)，要求金融机构负担创造风险之成本，并将其造成系统风险之可能性降低。(7)提升店头市场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透明度。例如对标准化之信用违约交换商品集中交易与清算、严格管控交易部位、及订定交易保证金成数规定。(8)要求金融机构适当修正薪酬奖励方案。防止高阶主管、营业、投资及交易部门人员过度涉险行为。(9)建立跨国监管合作机制，或在某些国家建置统筹监管模式及存款保险机制。(10)注意监管改革措施不宜戕害金融创新。(11)对大型金融机构建立倒闭处理机制。(12)检讨信用评等公司在金融监管之角色，改进其信评作业之透明度，并防范信评公司与受评公司间之利益冲突。(13)改善公平价值会计准则，避免在市况不佳情况下，加重市场贱售压力及恶化金融机构财务结构。(14)监管机关宜检讨建立控制风险承受(risk taking)及强化导正措施(enforce-mcut)之机制，以随时应对处理金融问题。

我们认为，未来金融监管改革之主要挑战，仍将面临美国国内阻力与发达国家间的岐见。

美国国内阻力，仍将面临金融商品单纯化不利金融创新；将房贷或其它债权包装成证券化商品之金融业者，须承担其中5％的信用风险；联准会职权扩张太大：店头市场衍生性金融商品纳入监管范围。恐影响金融机构营收；大型银行须负担银行税(Banking Tax)；限制银行规模及自营交易，恐影响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

发达国家间之歧见，主要在于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所强调之重点不同，美国主张强化金融机构资本实力，欧洲如英国、法国及德国等联合呼吁限制银行高阶主管薪酬。因此，政府必须适当的介入，强化总体面的审慎法规和监管框架，并加强国际合作以消除监管套利，才能有效解决金融体系的顺景气循环问题。另外，本次G20领袖会议提出强化金融体系的各种行动方案，目的在于促进金融市场和制度面的韧性。并解决在自由市场下，企业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

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 篇4

一，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20世纪80年代：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早期，金融市场领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中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当时金融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人民银行既管宏观平衡，又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变这一金融组织体系结构，通过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将中央银行和商业性金融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所谓双层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央银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为银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面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具体而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建设银行过去服务于财政功能;中国银行在恢复设立之前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内部的国际局(对外加挂一个牌子);农业银行当时是一块虚的牌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只做进出口方面涉及的货运险，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与此同时，80年代还在探索证券交易。当时没有成立股票交易所，80年代后期有个别证券营业部试点开展了证券交易。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金融改革发展以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根据，与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相平行，主要特征就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

首先是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当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已经成立了，但四大行还是专业银行，分别服务于工商业、农业、国际业务和项目建设等行业或领域，相互之间没有充分的竞争。这显然不符合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也难以进行调控。并且，如果国家在某一领域有政策性要求，如有企业发不出工资，国家要求给予支持，那么四大行也必须负责自己领域的政策性业务。这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考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服务，四大行只承担商业性业务，同时四大行不再按专业领域划分业务，相互之间可以交叉、竞争，以便改进服务。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公司组织结构和初步的治理框架。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也适用于这些大型国有银行，那么这些专业银行也要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专业银行的性质，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营管理。

其次，这一时期建立了证券市场。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国家层面成立了证券委和证监会，后来证券委的发行审核功能合并进了证监会。

再次，保险业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寿险开始初步发展。1998年，专门成立了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后，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明确了当时国家计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各自功能，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加快转向间接调控。

亚洲金融**期间：整顿与应对冲击

泰国在1997年上半年就开始出现问题，到下半年金融危机迹象就比较明显了。亚洲金融**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持续了4～5年的时间。亚洲金融**期间，中国金融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金融整顿。当时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早期，金融领域有很多混乱的情况。特别是，由于会计标准没有建立，商业银行贷款分类方法不科学，财务纪律不规范，资本金也不充足，使得在亚洲金融**影响下，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经营不下去，甚至关闭破产，广国投事件是最重要的案例。

另外，为应对亚洲金融**冲击，我国调整了金融体系的结构。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需要在适当分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理关系，但是在金融调控方面，还是需要进行垂直管理。因此，199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做了调整。

再有，金融业配合国家对亚洲金融**造成的重大冲击进行恢复。为应对危机冲击，当时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经济刺激计划，财政和金融部门都要配合这方面工作。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国有企业脱困。受亚洲金融**影响，国有企业困难比较明显，因此国家推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其实，当时银行业也相当困难，不良资产大概在25%～45%，损失也很大。但国有企业涉及更多人就业，问题更加紧迫。因此，国家通过债转股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大型银行不良资产，帮助国有企业休养生息，走出亚洲金融**带来的大量下岗和效益下滑的困境。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由金融系统先承担更大的损失，等国有企业状况好转后，金融业还得回头再来收拾遗留下来的财务问题。

2002～2008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从2002年下半年左右、走出亚洲金融**影响开始，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人认为，这个阶段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关于健康化和规范化。很多改革既是健康化，同时也是规范化。在亚洲金融**影响下，银行体系积累了很多问题，不良资产很多，资本金严重不足。证券市场起伏不定，总体来看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发行和交易秩序也比较混乱。保险公司主要是寿险公司处于大面积利差损，即当通货膨胀高、利率高的时候，保险产品参考银行利率承诺的固化收益率很高，而当通货膨胀降低、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实际收益率较低，就会出现巨大的利差损。因此，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也非常不健康。

亚洲金融**之后，就需要对金融机构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财务重组，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要进行财务重组，就需要弄清资产质量，其中首要的是改革会计准则。银行财务状况对会计制度非常敏感，资产负债表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会计制度。之前虽然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会计制度有所改动，但是不够彻底。当时资产损失不能减计和计提，比如库存损失了或者某个投资项目损失了，都不能计提。这样，银行对企业贷款质量衡量和对不良资产的计算就是不真实的。上市公司也是如此。上市公司会公告盈利状况，但因为损失没有充分计提，数据是不真实的，对资本市场也会造成不良影响。2001年、2002年前后，我国对会计准则进行了改进。这是非常实质性、基础性的工作。

对银行来说，过去贷款分类很不合理，大量不良资产被掩盖，通过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就可以弄清楚银行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做到摸清家底。在弄清不良贷款的基础上，就可以明确哪些不良资产需要剥离，银行需要补充多少新的资本。然后，国家就要想办法注资。当年的做法是财政和金融体系拿出一部分资源进行注资，包括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来改进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本状况，随后也改进了一部分证券公司的资本状况，使这些金融机构基本合格。

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基本合格后，要想跟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还需要不断增强资本。因此，大多数效益比较好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逐步发行上市，变成上市公司。上市除了可以筹集资本外，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提升透明度，金融机构要受到来自广大投资者特别是股票市场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的压力和监督约束，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加强财务和风险管理。

在此期间，另一项重要的金融改革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信用社资产大概占到了金融系统总量的10%左右，当时不良资产占比在50%左右，也非常高。农村信用社改革采用了与前述大型国有银行类似的办法。同时，农村信用社比较分散，情况参差不齐，所以当时改革设计了正向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鼓励做得好的，约束做得差的。

在抓好大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运用同样的思路，但以财务损失自担为原则推进中等金融机构，包括中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改革之后，相当一部分好的金融机构也都成为上市公司。

这个阶段，股票市场也大力推进了规范化。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存在股权分置，上市国企的股票分国有股和流通股，国有股有一部分叫法人股，法人股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形成了双轨制。股权分置是改革转轨期间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很不规范，影响了投资者信心和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2005年，国家下决心推动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这一不规范问题。

由此可见，这个过程覆盖了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以及大型、中型和小型等不同层次。同样的改革逻辑关系和原则，使得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金融机构的改革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些改革为我国金融体系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下了基础。

关于专业化。专业化主要是指金融业更深入地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运作，同时金融监管也进一步走向专业化。2003年中国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明确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家专业性监管机构的目标责任，理清了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责任关系。同时，金融监管部门集中了人才，监管工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跟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步伐

上述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阶段还没有完全走完，随着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金融领域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特别是配合2008年11月份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在宏观政策和一些结构性的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均有体现。这段时期国际金融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给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提出的重大挑战，在金融领域作出大量纠正和显著改进。主要包括：对于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问题，比如资本不充足、杠杆率过高、衍生产品市场混乱(危机前，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过于复杂庞大，很多情况美国监管当局都搞不清楚)等加以纠正，对相关市场进行改造，特别是加强了对金融体系中交易部门杠杆率的监管，增加金融稳定措施，对清算系统采取交易对手方集中清算。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体系存在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即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评级评得好，股票价格高，借贷杠杆率也高;一旦出现危机，上述各环节就都会出现收紧，“落井下石”。顺周期因素加大了经济金融的波动性和危机程度。为此，需要在金融系统中引进一些逆周期的因素，经济好的时候让它冷一冷，差的时候能够扶一扶。这些措施在大的概念上被命名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该提法在国际上被写入了G20文件，在国内被写进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连续几年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之，国际金融领域推出了很多改革，这些改革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一是对于国际上出现的经验教训，有些我们也是深有体会的。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经济金融领域存在很多问题，2008年底、2009年初经济同样出现急剧下滑，只是我们的问题没有美国、欧洲那么大，所以下滑得没那么狠。二是有些属于发达金融市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遇到，但是我们通过学习和反思，未雨绸缪，可以把国际上反思经验教训所建立的新规则、秩序、标准、监管学过来。这对我们防止今后犯同样的错误是有好处的。

二，当前阶段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

全球金融危机后期，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

市场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学术语中的资源是指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此外，有时也可以扩大到能源品等。总之，所谓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显然，资金包括外汇资金如何配置，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资金价格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这是市场化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

关于利率市场化。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些步骤。2004年开始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当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总体思路，即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先外币后本币。后来，沿此思路迈出了若干步改革，随后就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工作的主要精力暂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这几年的改革，贷款利率已经完全放开，金融市场上的其他利率，如债券、拆借和票据的利率，以前都已完全放开，目前只对存款利率保持50%的浮动上限管理。很多人认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其实，这最后一步我们是分若干小步迈出来的，在过去的两年中，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先从10%提高到20%，然后再提高到30%和现在的50%，已经走了四步。我估计50%之后，步伐可以加大，加快实现市场化。

关于汇率市场化。我国汇率市场化也走过了较长阶段。早在1993年底，我们就进行了双轨合一的外汇体制改革，1996年中国宣布经常项目可兑换，并开始酝酿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当时条件还不成熟，随后就遇到了亚洲金融**，汇率体制改革一度放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按照这一要求，2005年推进了汇率体制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过2007年、2012年和2014年三次调整，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每天浮动幅度由3‰逐步扩大至2%，同时人民银行逐步退出常态化的外汇干预。新的汇率体制要求人民币汇率更充分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反映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平衡情况，即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经常项目收支共有四项构成，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个大项，以及投资收入和转移款项两个小项。

国际化

在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基础上，金融改革和发展就可以加大国际化的步伐，以前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最近几年，国际化进展较快。一个重要工作是在2014年推出了沪港通，实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的互联互通。国际化的另一重要领域是人民币国际化势头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得到加强以及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包括当前已经运行的丝路基金和正在筹备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包括正在热议中的人民币能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从而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等热点议题。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人民币国际化起步比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包括外汇局设想得要早，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欢迎程度也超过我们当时的预期。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比较顺利，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一度非常疲弱，加之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不稳定，市场上缺乏美元，且对美元信心不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振荡也较大，日本经济也不太好，也影响了日元。总之，全球金融危机对主要国际货币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人民币就受到了欢迎。首先是韩国出于稳定需要，主动要求和中国开展货币互换，随后陆续有二十多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货币互换，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加入进来，从2014年开始，中国分别与欧央行及英国、瑞士等国央行做了货币互换安排。因此，可以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多少有点儿意外地把人民币推向国际社会了。

我们对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首先是顺水推舟，顺应市场需求。既然国际社会欢迎人民币，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中国也是有巨大好处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顺应实体经济需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次，要真想做强人民币，使其符合市场预期站到那个位置的话，我们就要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继续推进经济金融改革、改变相关规则，不断采取措施，以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目前，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一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在双边贸易投资中使用本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往来可以使用人民币，也可以使用卢布。二是双边央行之间开展本币互换。比如说，如果俄罗斯缺少人民币，或者中国缺少卢布，两国央行可以居中进行货币互换，由此人民币就出去了。三是指定人民币清算行。双边都使用人民币的时候，境外市场上人民币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多的时候应该可以回流到境内，少的时候可以调剂出去，这个机制就需要由清算行来完成。理论上，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卢布的清算行，但由于人民币更受欢迎，所以很多国家希望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同时，不仅是邻国或发展中国家，近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英国开始一些西方国家也要求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四是有些国家开始主动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一部分。五是双边本币直接挂牌交易。人民币最早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开展直接交易。在此之前，人民币与林吉特之间的交易一般是通过美元套算，人民币先换成美元，美元再换林吉特。这种套算方式有时受美元不稳定影响较大，同时差价也大，成本较高。通过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直接交易，双边货币就可以形成汇率，不经过其他货币套算，便利化程度更高。

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国内金融改革发展顺利推进的基础上，人民币可以加快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早在1996年，我国就宣布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在资本项目方面，过去只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可兑换，很多其他项目尚不可兑换，比如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项下的可兑换程度还不高。另外一个特点是，事前审批多。其实，很多资本项下也不是完全不可兑换，只是需要事前管理和审批，市场主体多数都能绕道而行。现在，很多事前管理的项目逐步放开了。但资本管制逐步放开不意味着放手不管，事中事后还是要管的，特别是有几项的管理还要加强，包括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过度利用“避税天堂”偷逃税等。此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可以采取一些防止短期资本过度投机的措施。如果是中长期投资，我们是欢迎的，但对于短期炒作资金，国际上允许设置一些管制措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于在国际金融方面给予国内企业“走出去”更多支持，使其在海外更好发展，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简单来说，特别提款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个篮子，目前这个篮子里包括美元、日元、欧元、英镑四种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基金每五年审议一次特别提款权。2015年是审查年，大家希望人民币可以加入这个货币篮子。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关心的一个议题。人民币国际化近年的势头很好，国际货币基金正在认真考虑此事。

多元化

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组织架构，没有有效的宏观调控框架，金融体系必然是不健康的，没有实现规范化，也没有应对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只有完成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改造以后，转轨经济的金融体系才有条件更大程度地实现市场化、国际化，也才有胆量、有魄力、有底气实现多元化。设想一下，当金融体系很不健康的情况下，是不敢发展一些复杂衍生产品的。当前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亦是如此。发展互联网金融必然会带来一些风险，如果金融体系基础不好，就难以承受这些风险，但如果基础打好了，就可以发展。最近一段时间，从国务院到中央都在研究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关的议题都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所处阶段的多元化特点。

三，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通过以上回顾不难看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有着很强逻辑性：在转轨的早期，需要通过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等一系列深刻有力的调整，才能逐步迈向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的阶段。

转轨经济必然面临类似的改革困难

我们不妨比较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即从过去集中型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其基本特点都是在转轨的过程中必然有巨大的财务窟窿。首先，转轨开始后，过去由中央计划集中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失误必然要表现出来，或者表现为财政上有巨大的债务负担，或者表现为银行体系有巨额的不良资产。其次，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健全，监管经验不足，监管人才缺乏，因此也必然有大量的损失，必然有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不开，导致金融体系损失增加。中国在改革早期，有的企业发不出工资了，就连过年包饺子的钱也要银行先垫付，叫包饺子贷款。可以想象，饺子吃完了，什么都没剩下，拿什么去还呢?因此，金融体系的质量必然非常糟糕。

中国当年的窟窿很大。1997年亚洲金融**爆发时，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率最少的估计是25%，多的估计是45%，具体数值取决于采用何种会计标准和贷款分类标准。如果是45%，银行业不良资产则将近当时GDP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体现为金融系统的损失。不光是中国，前苏联、东欧和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财务困难，有的体现在财政，有的体现在金融体系。1998年，俄罗斯的大银行基本上都挺不住了，连国债都违约了，导致本来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在1998年8月底就传到了俄罗斯和巴西，随后就引起LTCM的倒闭。

在国际比较时会发现，转轨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发展都必然面临几大难关。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其结果是，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巴尔干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挺不过去了，或几乎全部业务让给西方国家的银行进来做。可以看到，不少东欧国家的外资银行份额占到90%以上。中国目前外资银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占2%左右。由此可见，如果中国不经过一系列的财务重组，推进市场化、健康化、规范化，很可能本国银行体系也站不住。

金融改革和发展要及时补课

今天我们虽然有条件推动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改革，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个别需要补课的内容。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下来。一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步框架。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已经开始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体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既然允许大家办银行，现在又提出允许民营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改善对社区、农村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就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置银行倒闭问题。按道理，存款保险制度早就应该建立，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现在补上。

二是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接当时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从而使大型银行可以转变为商业银行。但到了今天，政策性银行应该怎么往下改呢?对此，国际上的认识也是有反复的。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国际上主张公营机构私有化，也确实有很多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损失，1998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倒闭，造成很大的**，因此普遍建议改掉这些机构。后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际社会发现，很多事情商业性金融机构还真做不了或不愿意做，需要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做补充。同时，政策性机构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一定就亏损、向国家要补贴。有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服务国家战略导向的同时，实现了财务上可持续，也注重提升效益。此外，全球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通过改革变成可收费项目，比如说公路，这样政策性银行可以做成开发性金融。当然，这要做很多探索并及时总结、评估。

总之，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补充做好一些改革工作。与此同时，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按照“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的工作安排，迎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继续做好以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为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总局”)修订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试行)》。主要内容如下。一是试点外债比例自律管理。跨国公司成员企业借用外债实行比例自律，主办企业可全部或部分集中成员企业外债额度；外债结汇资金可依法用于偿还人民币贷款、股权投资等；企业办理外债登记后可根据商业原则自主选择偿债币种。

二是优化国际主账户功能。境内银行通过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吸收的存款，可在不超过前6个月日均存款余额的50%(含)额度内境内运用；在纳入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前提下，允许账户内资金一定比例内结售汇。

三是简化账户开立要求。允许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A类成员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无需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主办企业可异地开立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

四是简化外汇收支手续。允许银行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审核相关电子单证真实性后办理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允许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对外支付购汇与付汇在不同银行办理。

五是完善涉外收付款申报手续。简化集中收付汇和轧差结算收支申报程序，建立与资金池自动扫款模式相适应的涉外收付款申报方式，允许银企一揽子签订涉外收付款扫款协议。

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 篇5

中国信息报 2008-10-24 09:23:54 凡个人署名文章，均不代表国家统计局观点，作者文责自负。转载或引用时务请遵守本网“版权声明”。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日前刚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决定》由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其中明确提出将农村金融列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可见中央对农村金融问题的重视。

农村金融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

1993年以来，我国农业信贷规模占全国信贷规模之比在3.1%和5.3%之间，这期间，农业增加值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3年为19.7%，2007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11.7%，同时，农村非农产业对国民经济中还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农业和农村信贷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极不对称。

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不足，严重地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资本不足将导致经济体的发展陷入“贫穷陷阱”，不仅使贫困恶性循环，而且将使农业的产业态势逐渐弱化。更严重的是，农业和乡镇企业作为消化农村劳动力以及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和部门，一旦失去发展的源泉，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难度将大大加大。

另一方面，“贫血”的农村经济还在继续向城市“输血”。长期以来，金融资源不断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导致农村金融空洞化。金融资源的匮乏必然影响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及影响农村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产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

一面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匮乏，同时却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大规模转移。这其中暴露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滞后性和不合理性。农村金融问题长期存在，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

农村金融的挑战和风险

其实，管理层很早就开始关注农村金融问题，近些年来，国家一再出台相关措施强调金融机构要支持“三农”。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拉开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序幕；2005年5月，央行明确4省进

行“农村小额信贷组织”试点，成立7家小额信贷试点公司；2006年12月底，邮政储蓄银行挂牌，主要定位于服务农村金融；2007年10月，村镇银行等试点工作扩大到全国31个省（区、市）；2008年5月，央行、银监会发布《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四类农村金融机构相关政策。

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已大幅改善，但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仍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央行上月19日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中做出如上表述。截至2007年末，全国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定位仍不很明确，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仍较为突出。此外，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相对仍然较高。

同时，包括工、农、中、建等国有四大银行不断从县以下撤离，农业融资规模的增长缓慢，成为一道多年未化解的难题。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空白和覆盖率低，使农民无法享受普惠制金融服务”。

多年来，农村金融问题一直被视做中国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农村资金回流城市、农民贷款难、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效率低下、信用环境不好、资产质量差以及抵押担保物不足等，一直是令业界和决策层感到棘手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

我国农业生产有成本高、收益低，自然风险大的特点；加入WTO后，弱小分散的小农户面临国际市场的冲击，增大了市场风险。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成本高、风险大而收益低，系统性风险严重。由于风险和收益不匹配，造成农村信贷资金大量外流。

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在评估贷款安全的时候仍然强调抵押担保的作用而不是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农户贷款缺乏有效的抵押品，土地集体所有使得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品，农户的有效金融需求难以满足。

农村金融的性质决定了在地广人稀的农村提供零售金融产品与服务成本巨大。这就要求农村金融的提供者，坚持不懈地开发符合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不遗余力地压低运营成本。而封闭的农村金融市场，又因为金融供给不足而导致金融服务与产品定价过高，金融服务方式单一。

发展农村金融要从制度着手

针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责任和分工不清晰；农业银行和信用社改革出现离农倾向、涉农服务能力减弱；农村民间金融缺乏规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育迟缓；创新农村信贷担保抵押方式进展缓慢，满足农民贷款需求与化解金融组织风险的矛盾依然突出等问题和形成原因，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提出，当前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任务应包括：

首先，加快推进正规金融机构改革。一是抓紧实施中国农业银行整体股份制改革，通过国家扶持、自身重组将其改造为按市场规则运行的商业银行。农行要充分发挥贴近农村的传统优势着力提高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中小企业、农户等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二是强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功能，除继续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职能、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外，要在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等方面发挥支持作用。三是深化信用社改革，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顾虑信用社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其次，积极培育民间的信贷组织。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对“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组织，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管制；对已经进入市场的小额信贷组织，帮助督促其建立可持续的资金补充机制。允许和引导农民发展资金互助组织。

再次，创新农村信贷担保抵押方式。在继续鼓励农户资源互助担保的同时，建立专门的担保基金，催生一批专业性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从事农业担保服务；鼓励引导商业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质押、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完善信用评级制度，建立农户信用记录；发展农户联户担保，降低信用风险。

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 篇6

普惠金融改革、发展和服务情况

一、银行基本情况简介

二、设立分支机构，有效延伸金融服务

截止X，我行市内网点三家，分别是：XX，农村网点两家，XX。村镇银行的服务方向是农村，我行也把经营发展的方向定位于乡镇，并制定了十年内把网点覆盖XX主要乡镇的经营发展规划，2011年末，我行在X设立了第一家支行，X支行也陆续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营业，加快分支机构设立的步伐，充分利用物理网点强化对乡镇的金融服务，让我行能更好地开发和服务农村金融市场。截止至2017年9月末，我行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户数为X户、较16年同期X户上升X户。

三、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完善

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我行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一）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和宣传推广力度。针对小微企业经营规模小、融资难的困境，我行结合近年来区域小个农企业蓬勃发展实际，在加大有效信贷投放的同时，高度重视小个农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不断加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使得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遍地开花的喜人现象，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贷款投放对象是域内的粮食加工企业、种子化肥批发零售企业。

（二）明确提出中小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的“两个不低于”增长目标。

（三)扎实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认真落实、深入开展中国银监会发起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在支行信贷部门悬挂了以贷款品种、服务形式等内容为主题的宣传版画，在一年内对我行服务小微企业的专营机构、金融产品业务流程等进行持续宣传展示；开通银企互合作，为公众答疑解惑，为小微企业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咨询服务。

四、信贷业务情况

（一）、贷款定位情况

在XX这个金融服务区域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根深蒂固，XXXX农村商业银行更是后来居上，农村金融市场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市场分割。我行的贷款市场定位是：一是不与四大国有银行争市场。二是我们与农村商业银行业务有交叉，但我们要结合我们自身特点去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农户和小微企业上寻找市场，寻找金融服务空白区和金融服务薄弱区来开发自己的市场，培育村镇银行自己的客户群体。农户贷款利率低，利息收入少，贷款额度小，成本高，而且农民信用意识差，收贷难，贷款风险高，所以各行都不愿做农户贷款业务，对农户的金融服务相对薄弱。因此，我行制订了以“服务三农”为定位，以 “服务三无”为特色的金融服务定位。依据“三农”客户群的特点，额度小、利率低、尽职难、客户散、其他银行不准入的特点。定位我行的客户群。

（二）、贷款利率情况

我行执行的是固定利率，农户贷款执行固定利率X%；公务员贷款执行固定利率X‰；；微小企业贷款（包括个人经营性贷款和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执行X‰利率。

（三）、贷款投向

截止2017年，我行贷款余额X亿元，共X笔。其中：涉农贷款（包括个体工商户、企业、小微企业主、农户）余额为X亿元，共X笔，余额占比X%。

我行重点开发了：惠农宝系列贷款产品（惠农3+1之农户+公司，惠农3+1之农户+合作社，），先后以“农户+合作社”农户贷款。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我行结合XX区域经济特点，立足农业百强县开发了粮食收储加工贷款，立足春耕备耕开发了种子化肥经营贷款。这些贷款产品为这些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的三农企业提供来的资金支持，解决了企业的贷款难问题，为处于困境中的小微企业解决了资金问题，助推企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五、村镇银行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

服务“草根阶层”，风险防范成为一个课题。村镇银行把“服务三农”和“服务小微企业”做为自己的服务宗旨。但农民的信用意识差，经常会出现恶意拖欠贷款的情况，过去一段时间，一个社或一个村很多人聚众集体不还贷款的事情经常发生，法不责众，农户贷款额度小，依法清收成本过高，甚至常常出现贷款收不回来白搭诉讼费的情况。而一些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出现经营风险的机率较大，一旦出现经营风险，发生拖欠贷款就成了难以避免的事，这时，银行想抓住依法清收这根救命稻草，但依法清收却十分脆弱，效果甚微，难以依靠。

六、2017年下一步工作思路

在2016年的发展经验上，结合银监局2017年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会议的有关要求，在2017年进一步提升我行的金融覆盖率，更加注重扶贫金融工作的开展，严格执行监管部门的政策措施，对于我行存在的问题，加大整改力度，力求：

一、化解金融风险：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一直是村镇银行的经营目标和经营原则，在业务发展的逐渐摸索中我们也发现，农户信用程度低下，不珍视信用记录，抵押担保条件不充足等情况使许多金融机构望而却步，成本大、效率低、风险高，在普惠金融的工作的发展进程中，也不能疏忽风险的存在，要发展也要防风险是我行的重要课题。开拓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截止X，我行贷款余额X亿元，共X笔。其中：涉农贷款（包括个体工商户、企业、小微企业主、农户）余额为X亿元，共X笔，余额占比X%。可见我行一直秉承“服务三农，服务微小”的经营理念，在17年会继续开拓市场，创新金融产品。

二、加大三农的服务力度：在2017年我行成立了三农服务部，会继续加大扶持三农的力度，贯彻普惠金融的发展战略。在接下类的三农金融服务工作中，要注重防范风险，更努力寻求产品、服务与技术的创新。

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 篇7

(一) 将金融发展理论分为八个部分并进行了详尽分析

其分别是:金融深化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制度与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开放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理论;金融发展、贫困减缓与收入分配理论;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反思, 等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江春教授的这本专著对金融发展理论的介绍及分析在国内可以说是最新、最全面的。此外, 该书所列出的600多篇外文文献也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最全的, 这本身就能为国内学者从事金融发展及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很好的指引。

(二) 在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金融

改革及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提炼出了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结论是: (1) 一国金融改革后的金融体系能否大力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改革能否成功以及金融发展能否持续的关键; (2) 一些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国的金融体系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支持不足, 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金融自由化。

(三) 在对近年来金融发展理论若干最新进展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提炼出了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新观点

其主要包括: (1) 金融发展要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需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 (2) 金融的核心功能是帮助企业家重新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以进行“创新”活动; (3) 金融发展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可能并不是直接贷款给穷人, 而是通过改善要素市场 (包括劳动力市场) 和产品市场的运行, 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 (4) 一国可以在开放的条件下通过加快金融发展让穷人间接受益来不断创造本国的比较优势; (5) 金融开放既是削弱既得利益集团负面影响的巧妙方式, 也是推动国内改革并减少贫困的重要途径等。可以说, 在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全面回顾及反思的基础上所提炼出来的这些观点是该书最有意义的地方。相信这些新观点将会对中国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及金融发展提供重大启示或借鉴。

(四) 在理论与实践分析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金

融的实质及功能, 并对如何促进一国的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

其主要包括: (1) 金融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性活动。“金融”是人们通过“现在货币”与“将来货币”之间的交易, 使资源从收益或效用较低的地方流向收益或效用较高的地方, 从而增加或创造效用并增大财富的活动, 这一观点与金融是“虚拟”经济活动的提法完全不同。 (2) 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是金融发展的基石。只有建立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 才能形成“企业家主导”的市场经济, 真正实现公平竞争;才能建立真正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中央银行, 真正形成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 (3) 只有在“企业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中, 金融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支持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功能, 从而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一观点与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产权制度是金融发展的基石”的观点既一脉相承, 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 篇8

关键词：温州；民间资本；新制度经济学；博弈

一、引言

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成为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及市场机制最完善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产生于民营经济的温州民间金融异常活跃，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变迁。在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温州先后经历了三次探索性的金融改革，分别是：1980年，在全国统一固定利率的年代，温州市苍南县金乡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浮动利率改革并且于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温州正式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又批准温州成为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最近一次的改革就是2012年3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进行全面金融改革，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而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民间金融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温州金融改革一直走在全国金融改革的前列，是全国金融改革的领军者。而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历程也就是中国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缩影。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制度变迁源于制度的不均衡，而制度的不均衡源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相互作用，进而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相互博弈的结果，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各博弈方的策略组合会发生变化，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并趋向新的均衡，制度变迁随之而发生。而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金融制度不断变迁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金融组织、国有商业银行、中小企业等主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自身策略组合的限制下相互博弈的结果。本文将以这三次主要的金融改革为主线，探究温州民间金融制度的变迁历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从而找到其发展的经验及不足的地方。为我国今后的金融制度改革提出相应的借鉴与建议。

二、理论基础

（一）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及制度变迁

按照诺斯的定义，制度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现存的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任何个人或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制度的均衡包括制度安排的均衡和制度结构的均衡。前者是指一項制度的供给完全适应需求从而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制度结构均衡是指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一种协调和相对静止的状态。

制度非均衡是指社会主体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意欲改变而又未改变的状态。也就是说存在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社会主体从中得到的净收益大于从现有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得到的净收益，因而存在一个新的盈利机会，就会产生潜在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

因而，影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也是决定制度均衡与不均衡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偏好的变化、知识积累、制度选择集合的变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及随机因素的扰动和冲击等。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制度安排与结构下的收益总量和收益分配方式，因而相关博弈主体的利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在利益驱动下，相关博弈方的策略组合也相应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原来的制度均衡变成非均衡，并趋向新的均衡，从而形成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换过程。也就是说制度变迁沿着这样一条轨迹进行：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林毅夫提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且强制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一种制度安排如果从生产和交易费用考虑，比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就有可能诱发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主导，而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其政策目标偏好不同。

（三）路径依赖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道格拉斯？诺思提出了著名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制度变迁过程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这即是诺思分析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两种极端形式。因此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影响重大。

进一步分析，造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机制。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一个或多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并且随着其发展壮大其具有很大的政治话语权。他们力求巩固现有体制，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即使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如果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长期形成并不断自我强化的利益机制是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三、理论分析

此部分我们以前文提到的温州三次大的金融改革事件为线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各博弈主体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温州民间金融制度的变迁历程。

（一）改革开放之初，浮动利率改革

1.历史背景

1980年，在全国统一固定利率的年代，温州市苍南县金乡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浮动利率改革。开启了三十多年来温州一直走在中国金融改革前列的序幕。

其历史背景是：1980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来，苍南县金乡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资金的需求量直线上升。可信用社因为拉不到存款，根本满足不了群众的资金需求。于是资金需求者转向民间借贷，月息高达五六分。为了抢占民间借贷的市场，时任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带领信用社通过市场考察，在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基础上，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设立信用社专项贷款利率，在小范围内试验，去的了很好的效果。到了1980年，金乡的商品生产发展很快。随后，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该项举措得到了政府的肯定。

1981年10月，金乡信用社正式贴出浮动利率公告。浮动利率成了一块吸铁石，信用社两年放出的贷款高达410万元，而之前26年全社才累计贷款40万元。这一举动突破了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和思维模式，是温州人创新精神的充分体现。之后浮动利率改革不断被推进。

2.理论分析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初，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作为强制性制度供给主体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方面改革都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初步摸索之中。此时，处于经济实践当中的主体由于自身潜在利益的激励，产生了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率先实行浮动利率制度。所幸的是该项政策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肯定并推进其向前发展。符合当时温州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推进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这也说明政府提供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建立在经济主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往往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因为经济参与主体置身现实经济实践活动之中，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他们对制度需求最直接的反映，其诱致性制度也往往既具有创造性又贴近现实实践需要。

（二）两社一会的产生、发展与终结

1.历史背景

从1985年～2000年，这一阶段是温州民间金融活动形成与发展的主要时期。

最初温州家庭企业开始起步，民间信用以各种形式的资金供求者的直接借贷为主要形式，以关系型借贷为主。之后，温州个体工商业快速发展，在民间积累了巨额资金，除作为自有资金外，开始出现大量的暂时闲置资金。与此同时，个体家庭工业迅速扩展，专业市场不断出现，资金需求规模急剧增加，而正规金融部门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严重不足。因此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一拍即合，迅速推动农村民间信用发展，并随着规模的擴大，陆续出现了间接融资等信用形式。

1984年9月，苍南人方培林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开办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被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民间金融机构的积极探索。此后，全市先后公开挂牌经营的钱庄有4家。1986年11月1日，杨嘉兴等人集资31万元人民币，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合作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了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小步骤的自主创新改革，也在这一阶段取得成效。1988年，经省人民银行批准，温州设立了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1992年8月，温州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社在苍南成立。

这就是温州“两社一会”的最初探索，其对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温州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曾存在过51家城市信用社，34家农村服务社，188家农村合作基金会。这些机构绝大多数是私人所有的民营金融机构，即使有少数是股份制的，在经营管理上，实质仍为私人所有，权利集中于少数人，内部缺少层级审批和相互约束的关系，这是私人民间金融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缺陷。但是它们充分体现了民间自发创办金融的意愿及实践操作中的不足，表达了金融自由化的原始冲动，也反应了中央、地方政府对区域性民间金融不同的政策意图。1995年是温州“两社一会”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些金融机构占全市贷款份额的20%。

从1998年至2001年，有关部门将部分城市信用社更名改制，并入农村信用联社：清理整顿191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维护农村金融稳定。截止2001年，“两社一会”已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温州民间金融依然存在，只是业态方式发生的改变而已。

2.理论分析

由民间金融的起源来看，民间金融产生于民营经济，其与民营经济有诸多相互匹配的优势，也弥补了正规金融对民营经济先天性支持不足的缺陷。同时，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存在着交易成本少的优势，如信息收集与监督成本小，可有效避免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那么，当今天政府试图为实现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及合法化提供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时，就应该认识到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的这一历史逻辑关系，并认识到其存在的优势条件，将合法化，阳光化后的民间金融定位于服务民营中小企业，否则民间金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有效的方式。

另外，由“两社一会”的产生到其被政府清理整顿取缔，可以看作是政府、国有商业银行、民间金融机构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时期，政府始终处于强势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属于旧的均衡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民营金融机构由于刚刚发展起来，力量薄弱，缺乏政治话语权，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最终，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在政府规避风险的政策目标偏好之下，“两社一会”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民间金融依然存在，只是存在的业态发生了变化，从此被迫由地上走向了地下。但民间金融的活跃性及其数量的巨大性是不容忽视的，并且其对民营经济的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这也为后面的金融改革埋下了伏笔，民间金融宜疏不宜堵。

（三）200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1.历史背景

2002年，温州被中国人民银行列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涉及6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建立小额信贷营销的“三包一挂钩”制度，创新国有银行经营机制；开展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工作，引进民间资金：重组和改造农村信用社：继续推进存贷款利率改革：成立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推动商业银行产品、服务创新。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与调统科科长刘守谦（2003）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温州成为试点区的原因，因为温州的民间金融在国内来说是最具典型性的，所以央行把温州作为全国首个金融綜合改革试点城市。由此可见，2002年温州金融改革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温州民间金融问题。

2.理论分析

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是政府为解决民间借贷问题所做的一次尝试。但由于民间金融问题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共识，不仅面临国有商业银行的阻力，并且政府内部也存在重重的阻力，所以改革步履维艰，即还存在所谓路径依赖问题。

而此时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外界条件的变化是，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我国政府人世的承诺，在加入WTO五年后，即经历完入世过渡期后，外资银行享有国民待遇，获准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都将取消。这一外在的冲击使政府及民间金融组织的博弈策略空间都发生了变化。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面临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及冲击，如何增加自身的竞争优势，争夺市场份额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数量庞大的民间资本对进入一直处于垄断状态金的融领域以获取垄断利润具有了更加强烈的需求，即呼吁给予其“国民待遇”。因此，产生了此次金融改革，虽然就政策层面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其客观上给予了民间资本信心，激发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对温州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另外，若探究本次金融改革没有实质进展的深层次原因，可归因于制度结构的非均衡。由上文可知制度均衡包括制度安排均衡和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均衡是指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一种协调和相对静止的状态。而此时各种制度之间具有极大的不协调性，只是进行金融改革必然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因此，进行金融改革要考虑整个制度结构的均衡性，及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协调性，要有全方位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单方面，单层次的改革必然会受到其他方面的牵制和制约。

（四）201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1.历史背景

2012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同时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一）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和（三）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是关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二）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五）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及（六）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是关于金融机构建设方面的；（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一）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及（十二）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是关于监管方面的。此外还有关于设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等内容。

2.理论分析

（1）首先，此次金融改革源于2011年发生的温州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产生的企业主“跑路潮”和“跳楼潮”。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和动荡不安。从而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由此可见，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始终偏好于社会稳定及风险规避。而此之前的金融改革，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所造成的改革滞后，制度供给不足，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而此次中小企业倒闭潮危机为打破路径依赖提供了一个外在的动力，这正符合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中小企业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资金是一个企业的生命线，在中小企业的地位日益重要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对金融的需求无疑会引起政府的重视，导致其增加制度供给。

（3）而民间资本在这一时期对进入正规金融领域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需求。这源于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不断完善，许多竞争性领域只能获得行业平均利润，而银行业具有“特许经营权价值”，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整体经济下滑，民间资本缺乏有利投资渠道的情况下，这种需求会更加强烈。另外，近年来，我国正在逐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政策，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正逐步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这种有利的政策环境就更加激发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需求，使其变得越来越强烈。同时，政府也注意到由于长期对民间金融实行金融抑制导致的民间金融异化的问题如高利贷越来越严重，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

（4）地方政府为推动此次改革的进行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源于民间资本与地方政府制度利益追求的结合。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各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一个有自身效用函数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变成了一个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在实际中是将经济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给了各地方政府，这样各辖区内国民经济的真正的剩余索取权者和控制者便成了地方政府。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而寻求强大的金融支持便成了地方政府在追求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时的首要目标。当地方政府的金融需求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得不到满足时，这就需要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来满足这种需求，帮助充分调动当地的金融资源。于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民间资本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在这里便找到了利益结合点。

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需求推动下。地方政府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该领域，这样一来，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需求就变成了一种有效需求。逐渐壮大起来的民间资本与具有能够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能力的地方政府联合起来的力量就显得更加强大了，这种博弈的力量会促使国家增加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供给。

所以，此次金融改革是在各方参与主体均具有强烈需求的情况下进行的，金融改革可以说是各方达成的共识，尤其從中央政府层面，前两次改革均是由中央银行推动的，而此次金改由国务院批准就可以看出。另外，随着经济及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认识愈加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变化所导致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也为正式的制度供给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所以会有效地减少改革的阻力。而改革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协调各方的利益，如何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适合现实需要的制度，做好风险防范，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及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面临的环境条件的变化，改革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总额及利益分配情况不断的发生变化，各利益主体在博弈中的策略空间也发生着变化，导致制度不断偏离旧的均衡并向新的均衡趋近，即制度变迁。纵观温州金融改革的历程，无不围绕着民间金融何去何从的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的方向也愈加的明晰。而人们思想观念，意识形体的变化，为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扫清了道路。所以我国的民间金融改革正当其时，应抓住改革的时机，不断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深化。下面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调整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职能

作为经济主体之一，政府为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对金融制度变迁路径存在着过多行政干预，限制了金融制度变迁进程的有效性，造成了我国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滞后制度供给局面，引起了金融制度供求的非均衡。由于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制度变迁无法提供一个竞争规律主导的更有效率的制度环境，使得金融制度的供给无法适应金融制度需求。因此，这种强政府，弱市场的变迁模式有必要转变。但这不是说要求政府退出金融制度的变迁，而是要求政府应转变观念，转变职能，定位于规则的制定和规则执行的保护上，以此间接参与金融制度变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因此，要求开放金融市场，引入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的金融制度承受主体，从而改变金融制度供给的国家垄断格局，创造更大范围的金融制度选择集合，更高效的金融制度安排，实现金融制度变迁的均衡。在现阶段，就表现为政府应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二）转变监管模式，加快建立和完善金融业法律法规体系

随着金融制度的变迁，现有的部分法律法规已经无法很好地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造成金融制度变迁得不到法律制度的保障。因此，我国应当加快建设法律法规体系的步伐，为未来我国金融制度变迁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为构建高效金融监管体系提供法律依据。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模式也存在着问题，监管当局直接对金融机构发布行政命令，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设立标准，业务范围等进行直接限定的模式也应该作出转变，将行政命令式监管转变为依法监管，构建科学、合理的金融监管指标检测体系。

（三）构建我国信用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