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人员思想教育工作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工作（共8篇）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工作 篇1

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教育矫治工作实施细则

（草稿）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和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教育矫治工作的目的是，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教育矫治方法和手段，帮助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提高法律道德意识，改变不良心理，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

第三条对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的教育矫治采用课堂化、个案化及社会帮教等方式进行。

第四条对拘役犯、缠访闹访及酒驾类人员采取长短期分别适用矫治的原则，即六个月以上包括六个月适用长期教育矫治，接受全程教育矫治内容，六个月以下适用短期教育矫治，接受教育矫治内容以针对性矫治所属分类教育为主，如酒驾类人员主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关于酒驾人员的新规定。

第五条入所期教育矫治是指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入所后的第一个月。主要教学内容为：所规纪律、权利义务、法制教育、心理健康、行为规范训练及对适用短期教育矫治分类教育等。第六条入所期教育矫治目标在于使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增强身份意识、做到知错认错、熟悉所规纪律。此阶段课堂化教育不得少于25课时。其中，入所教育10课时、法制教育5课时心理健康5课时、行为训练5课时。

第七条所规纪律课程内容包括：省局下发管理要求及所制订实施的相关管理制度等。

第八条法制教育课程内容为相关刑法内容。

第九条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在于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了解 心理咨询、掌握一定的心理调适方法。

第十条行为规范训练主要是组织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开展日常行为规范训练、队列训练、文明礼貌训练和内务训练。制定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行为训练的有关要求实施。

第十一条入所期教育矫治结束后，应对接受教育矫 治的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进行考核，教育矫治考核内容应包括：掌握基本知识的书面测试；应知应会的现场测试：是否知错认错的书面认识评定等内容。

第十二条入所期教育结束后至出所前一个月为全面矫治期，此阶段主要教学内容为：法制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心理矫治、行为矫治和文化补习等。

第十三条全面矫治期教育矫治目标在于帮助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树立法制观念、掌握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促进心理健康、提高文化素质。此阶段课堂教育不得少于100课时。其中，法制教育20课时；公民道德建设20课时；文化教育20课时；行为训练20课时；心理健康教育20课时。

第十四条法制教育目标在于普及法律常识，培养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的知法守法观念，其内容应包括：刑法、《上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和有关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

第十五条公民道德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增强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家庭责任感，培养正确的是非善恶和荣辱观，提高道德素质和文明素质，改变道德水准低下的状况。

第十六条对于文盲和文化水平较低，年龄在四十周岁 以下的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应开展文化补习，通过文化教育促进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认知能力的提高。

第十七条在全面矫治期应大力开展心理矫治，目的： 改善不良心态，学会自我心理调节方法。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使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按要求努力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预等矫治活动，帮助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改善心理状态。

第十八条在全面矫治期应积极开展行为矫治，目的在 于改变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不良的行为习惯，养成文明、健康的行为习惯。

第十九条在全面矫治期应大力开展社会帮教、创建浓 厚的所区文化、开展经常性的文娱体育活动等矫治方式开展 教育。

第二十条全面矫治期教育矫治按四个月为一个教学周期。

第二十一条各科教学任务完成后应组织考试或考核，考试考核结果记入档案，并作为诊断评估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完成全面矫治期教育矫治内容并离出所时间一个月为出所期教育矫治。此阶段主要教学内容为：就业指导训练、社会适应训练、回归社会心理训练、形势政策教育。

第二十三条此阶段矫治目标在于帮助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教学时间不得少于20课时。

第二十四条就业指导训练主要内容是择业观教育、就业形势、就业需求、应聘技巧、就业推荐、自我创业等。目的是使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树立正确择业观，了解就业形势、掌握应聘技巧，提高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率，树立生活信心，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十五条社会适应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帮助即将出所的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预测生活环境、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困难和问题，在做好回归思想准备的同时，学会应对各种困难和问题的技巧和一定生活技能。目的是使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正确认识自己、他人、环境、家庭和社会，确保回归社会后能够采取恰当的行为，有效应对和处理回归后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和挑战。

第二十六条形势政策教育主要内容是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及基本政策。目的是使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了解并能用正确的观点观察、分析和认识国际国内形势，掌握国家低保、医疗、就业等政策及救济渠道，认识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打消顾虑，树立生活信心。

第二十七条回归社会心理训练重点是回归前心理调查、团体心理活动、回归心理指导等。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健康心 理的形成，增强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回归前的心理准备，以积极的心态投入社会。

第二十八条各项训练或教育内容完成后均应组织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考核或考试，考核或考试结果应作为诊断评估的依据。

第二十九条积极主动向社会有关部门提供拘役犯、缠访闹访问及酒驾类人员在所情况、提出接茬帮教建议、定期开展跟踪调查、协助地方对重点人员开展帮扶工作，以预防和减少再犯罪率。

第三十条本细则为教育矫治纲则草稿，不具有任何法律意义。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工作 篇2

(一) 吸毒者的情况

随着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 各类毒品层出不穷, 新型毒品不断涌现, 对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紊乱。从吸毒人群的年龄来看, 年龄结构的愈加倾向青少年;从吸毒方式来看, 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混用吸食的现象突出。

(二) 目前主要的强制隔离戒毒的管理模式

我国的戒毒模式是:自愿戒毒、公安的强制隔离戒毒、劳教所的强制隔离戒毒三位一体的戒毒管理模式, 分别由卫生、公安、司法行政部门管理。

目前也有部分地区在试行实行三段一延伸矫治模式, 借鉴对劳教人员管理的三种模式:

在《禁毒法》的框架内, 运用戒毒康复规律, 按照戒毒人员入所隔离戒毒时间的长短和对戒毒人员戒断风险程度动态评估结果为依据, 将戒毒人员分为严管、普管、宽管三种管理对象, 对应实行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三级管理, 并实行动态处置, 同时在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设有相应的活动区域。

第一阶段——生理脱毒期 (封闭式管理) 。对象为:未经过脱毒期的人员、新入所的戒毒人员、有严重残疾或疾病的戒毒人员、正处于看护期和治疗期人员、发生自伤、自残或违反收治制度等情形的戒毒人员。封闭式管理时间的设计必须是灵活的, 以一至两个月为宜, 掌握管理者, 以确定适当的药物对每个封闭式管理人员的具体期限。因为对象的封闭式管理不同, 情况复杂。在封闭式管理应体现强制性治疗, 保护主要是限制活动区域。其主要任务是进入身体康复和教育, 提倡被迫适应工作环境和生活需求吸毒者, 安心接受强制隔离戒毒, 戒毒治疗, 并逐渐摆脱生理依赖, 通过逐渐恢复的体能训练。

第二阶段——治疗康复期 (半封闭式管理) 。对象为:经过封闭式管理, 从药物的生理依赖, 已经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吸毒人员。对象受到严格的审查和管理不善的评价, 半开放式的时间管理可以设计为封闭式管理端强制隔离戒毒期满的前两个月。在半开放式管理, 管理相对容易, 除了统一调度, 活动区, 享受更大的自由, 主要是在常规体检, 心理治疗和巩固治疗的吸毒者。包括保持有规律的身体康复, 知识, 日常心理健康促进的德育及公民教育, 教育和技能参加生产劳动, 参加各种特别活动。

第三阶段——重返社会适应期 (开放式管理) 。对象为: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一年后, 在所表现良好的戒毒人员、强戒期限只剩两个月的戒毒人员。在开放式管理, 开放式管理的实施, 经强制隔离康复中心, 可以去参观配偶, 直系亲属。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心理对毒品的意识,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 以增强适应训练, 以巩固回归社会的适应性, 两种治疗的康复, 增强能力之前, 回归社会的能力。

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面临的考验

从某种程度上说, 吸毒人员虽是违法者, 但也是受害者。他们在回归社会后, 经常会面临无业可就、生活无依、社会歧视、亲友遗弃的重大压力, 是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对他们如果不加以关注和帮助, 一些人就极易重蹈覆辙, 走上复吸之路, 形成了“吸而戒, 戒又吸”的恶性循环现象, 势必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加大禁戒毒工作社会成本和费用支出。因此, 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机关要充分发挥社会综合治理和社会帮教体系作用, 加强宣传, 争取各方支持, 落实接茬帮教措施, 巩固强制隔离戒毒期间所取得的成果。

(一) 社会对戒毒人员的不接收

1.“恐艾症”让公众恐惧戒毒人员

我国艾滋病感染人群中43.2%是吸毒者。一旦感染上艾滋病就只能在痛苦和恐惧中等待死亡的来临, 艾滋病的可怕让每个公众都产生了“恐艾症”, 对艾滋病患者唯恐避之不及。特别是吸毒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 公众对吸毒者是否携带艾滋病有着疑问, 所以就不愿去与他们接触, 对他们有着恐惧。

2. 社会歧视让公众孤立戒毒人员

社会对吸毒者普遍存在着成见, 公众们认为吸毒者是有罪的人、是“人渣”、认为凡是感染上毒瘾的人是无法戒掉的, 加之因为吸毒确实引发了不少的违法犯罪活动, 对社会造成了种种危害, 强化了社会公众对吸毒者的戒备和歧视。调查显示65%的吸毒者的邻里拒绝与之交往, 很多复吸者也表示, 复吸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感到社会歧视、被孤立。

(二) 戒毒人员自身难以适应社会

受制于自身心理和身体的缺陷与不足, 吸毒人员在回归社会后面临着重重困难, 难以顺利融入社会, 存在较大的心理障碍。

1. 自责心理

吸食毒品不仅会对吸毒人员的身体造成极大伤害, 昂贵的吸食费用还会给吸毒人员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长此以往, 容易造成情感麻痹和上海, 而吸毒人员也会因此萌发愧疚和自责, 在戒毒后不愿回归家庭, 甚至不愿与父母和亲人见面。“无颜见江东父老”, 使得他们失去了家庭这个能够帮助其戒除心理毒瘾的一个助力。

2. 悲观心理

吸毒人员因为可能会遭受到家庭的排斥, 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而来自社会的歧视更使得吸毒人员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和彷徨, 在就业和工作上时屡屡碰壁, 极易消极悲观, 形成较大的心理落差。

3. 逆反心理

吸毒人员因为长期吸毒养成了自私、孤僻的性格, 报复心强、且手段残忍。加上家庭排斥、亲人谴责、朋友鄙视使其形成逆反心理。

4. 依赖心理

不良交往也是吸毒人员难于回归社会的原因。吸毒人员被社会排斥, 但是却可以从其他吸毒、贩毒人员以及有犯罪前科、行为不良的人群中获得满足与归属感, 使得吸毒人员对他们会有依赖心理, 从而阻碍其回归社会。

(三) 对吸毒者重返社会缺乏安全的适当的跟进管理

1. 对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少人认为吸毒者回归社会后就不需要再进行戒毒康复了, 他们的管理工作是政府的事, 一些部门认为后续管理教育机构设在司法行政部门, 司法行政部门应该去管, 而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最后吸毒者生活在十字路口的重返社会, 后续管理, 一旦放松, 他们可以很容易走向犯罪的道路。加强后续管理, 真正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这可能会使他们走正道, 重新新人。

2. 对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戒毒康复方法简单

目前几乎都是军事化管理, 现有的法律, 法规的学习和康复劳动。有效的矫正和心理治疗的并不多。我国戒毒一般只能解决生理成瘾问题, 而心理成瘾问题和顺利回归社会无法解决。吸毒者往往有一些心理障碍, 回归社会后难以正常生活。

3. 对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缺乏有效的帮教措施

在实践中, 强制戒毒隔离所在职业技术教育, 许多戒毒者对职业技术教育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回归社会后, 缺乏就业技能。加上吸毒者本身条件差, 社会歧视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果没有政府, 社会支持, 依靠自己自谋出路, 这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已经进行的帮教工作, 也是重形式, 轻内容, 追求轰动效应。吸毒人员中回归社会后的康复工作本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 康复工作已成为一句空话。

研究表明, 无论是医院的药物或药物成瘾治疗中心, 戒烟成功率几乎是100%, 但回归社会复发在90%的平均水平, 其原因后的速度, 除了长期症状的影响, 最重要或吸毒者不能有效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回报社会后, 无法体验属于基本意识和安全意识, 以及生活和生存的严酷环境下, 让广大大多数吸毒者重返社会的一个隐藏的复杂及抽吸控制状态。

三、完善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管理工作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面临的问题也说明了,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真实含义并不是从戒毒所走出来这么简单, 对完善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管理工作已经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

(一) 整合社会资源, 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控制系统

戒毒工作是否真的彻底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对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态度和戒毒人员的周边社会环境。戒毒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彻底禁绝毒品吗, 所以将禁毒、戒毒、康复和回归社会各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戒毒模式, 所以公安, 司法, 卫生, 金融, 社会保障等部门建立和完善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主, 社区与家庭三结合的社会管理控制系统, 实现家庭监督, 社区矫正和教育, 强制隔离场所的动态管理和检查。对戒毒的回归人员通过定期预约, 检测, 调查了解, 并形成后续的评估分析报告。

强化社区功能, 巩固和发展“无毒社区”。以社区卫生所为依托, 进行社会化的戒毒矫正工作, 建立健全社会支持系统和各种戒毒技术措施, 由单纯的的治疗模式转向针对性教育与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社会康复治疗有机结合的模式。加强社会干预, 建立有效的、严密的防止复吸的预防体系。动员社区内的一切有利因素, 改善社区戒毒人员及其周遭高危人群的环境、增强对戒毒人员的人文关怀, 从而减少复吸行为的发生。

(二) 完善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就业援助系统

戒毒者回归社会, 是否能够及时获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以维持生存的底线, 这是确定其能否在社会立足, 顺利融入社会的稳定剂。

1. 加强戒毒所内的职业技术培训。

在选择职业技能教育项目时, 戒毒所应当与社会保障部门加强沟通联系, 了解社会就业信息的需求, 职业技能培训的重点应当面向社会实际, 符合回归人员的生活和就业的需求, 如电脑操作, 服装剪裁和制造, 电工, 钳工, 汽车驾驶和维修, 医疗, 护理, 家电连锁营销管理等。农业单位可以学习种植, 养殖业的专业技术, 农机维修, 泥木工技术等。戒毒回归者至少学习一到两个实用技术, 将大大提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谋生的能力。然而, 受人力, 物力和财力、师资限制, 戒毒所的这方面培训总是弱。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 医疗机构, 高等院校, 社会团体, 企业和社会, 社区, 家庭成员或定期邀请志愿者开展教育活动。建立戒毒所职业技术培训的社会支持系统, 实行联合教育, 势在必行。劳动和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规划中应当列入戒毒人员的职业培训内容, 由劳动部门指导, 投入资金, 师资;教育部门设计课程内容, 司法部门制定评估和验收办法, 并在此基础上, 颁发社会统一认证的等级证书。

2. 开发社区岗位帮助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过渡性就业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有一部分无法立即找到合适的工作, 需要社会建立过渡性安置岗位, 将他们先安顿下来, 获取一定的收入, 帮助他们度过刚回归社会后的困难期。通过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安排戒毒回归人员;利用社区就业服务网络, 加强独立的劳动组织的开发, 引导戒毒回归人员到社区服务业中, 对公益性岗位实行财政支持;非公益岗位实行戒毒回归人员岗位补贴或社会保险补贴等措施, 促进社会就业, 帮助戒毒回归人员解决就业问题。此外, 还要成立街道, 社区就业基地, 吸纳戒毒回归人员就业。依托街道, 社区, 并积极吸纳街道, 社区单位参加, 采取政策优势, 发挥街道, 社区门面房, 固定资产和较小的第三产业优势, 建立街道, 社区就业基地, 吸纳戒毒回归人员就业。

3. 鼓励并支持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自主创业

目前, 有部分戒毒人员在吸毒前文化、技能水平都很高, 当他们回归社会后, 可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在加强管理和引导的同时, 税务、工商、城市管理部门, 要鼓励、支持戒毒回归人员从事个体私营经营, 在申领营业执照、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表现积极、优秀的可以适当减免税费。

(三) 建立管理监控网络, 加强动态管控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 首先需要确定医学检验制度。在一定期限内定期进行尿检, 加强对戒毒人员的外部约束。其次建立对戒毒人员监督网络化机制, 建立档案、帮教联系卡, 档案信息包括姓名, 照片, 性别, 出生日期, 血型, 指纹, 教育, 体貌特性, 身份证号码 (包括驾驶执照号码, 地址, 户口) , 违法的经历, 惩罚, 主要亲属, 联系信息等, 并可以采集DNA的头发标本和身份证对应, 实现戒毒人员与回归社会后的监管机构双向沟通联系, 并输入统一的司法管理网和公安网络, 定期访问, 追踪调查。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工作是一项系统又极为复杂的社会工程。由于《禁毒法》的出台时间很短, 目前, 尚有很多的空白和盲点。如何建立系统、科学、严格、完善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体系, 还需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在理论上狠下功夫。充分调动各行各业的力量参与到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续管理工作中来, 为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创造更好的回归环境, 提高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实效,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范晓青.毒品的危害与戒毒治疗.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6.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工作 篇3

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戒毒战略思想指导下，优化配置社区矫治工作机构与司法资源，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运作，针对吸毒成瘾者建立的一种科学的矫治工作系统。

社区戒毒与康复模式是将吸毒成瘾者放在开放性的社区中进行治疗，摆脱戒毒所等具有封闭性质场所的束缚。把吸毒成瘾者置于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就不存在重新适应社区生活的问题，可避免或逐步消除因长时间封闭形成的对社会的疏离感、陌生感、隔膜感，从而使其再社会化进程变得更为顺利、更有效率。建立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体系，是针对传统封闭性戒毒模式所存在的弊端而寻求的替代措施，是矫治工作文明化、人性化、人文化、科学化的体现。

一、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运作过程

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具体运作是以吸毒成瘾者为中心，在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戒毒总体思路的指导下，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等外在因素和调动吸毒成瘾者的戒毒自觉性，依法进行的一系列戒断矫治工作。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以下方面：

(一)收集与分析吸毒成瘾者资料。吸毒成瘾者资料收集的内容主要包括成瘾者个人资料及其所在环境的基本状况，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等方面的资料。(1)个人层面的资料收集主要包括：个人的基本资料：如年龄、个人生活简历、生活经历及重要事件、社会经济地位、周围重要的人物、相关的社会系统等；吸毒情况：如吸毒的原因、时间、种类、方式等。(2)环境层面的资料收集包括：吸毒成瘾者生活中的重要社会系统及可以得到的各种资源系统。社会系统主要包括吸毒成瘾者的家庭、亲属、邻居、学校、单位等。社会系统中重要人物帮助吸毒成瘾者进行治疗和矫治的能力，对其持有的希望和支持，都是矫治工作者必须了解和认识的内容。资源系统主要包括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如邻里关怀，社工及社区志愿者，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可能提供的服务等等。(3)个人与环境交互作用层面的资料，主要包括吸毒成瘾者个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与重要人物的关系；吸毒成瘾者寻找帮助的主要方式；各种社会系统对吸毒成瘾者求助的反应等。

吸毒成瘾者资料分析是在广泛收集成瘾者个人资料、环境资料、成瘾者与环境互动资料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方法，使收集的资料系统化、有序化、规范化的过程。通过对成瘾者有关药物依赖程度、性格、心理、社会关系、经济社会和事业发展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分析，对成瘾者有更全面系统地认识，使戒毒工作者能够抓住成瘾者问题的实质，从而准确把握成瘾者的根本问题，制定正确的戒毒方案。

(二)建立社区戒毒专业关系。社区戒毒专业关系是戒毒工作者与吸毒成瘾者互动过程中，双方通过平等的、伙伴式的交往形成的关系，是建立在双方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基础上的关系。

建立专业关系是开展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基础。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是戒毒工作者与成瘾者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如果双方信任关系确立，戒毒工作者就能增强对吸毒成瘾者的影响，帮助成瘾者参与自助过程；否则，成瘾者可能中途退出或破坏改变的进程。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戒毒工作者与成瘾者建立了良好的专业关系，双方相互信任，能够为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共同采取治疗与矫治行动，通常会取得良好的矫治效果。而戒毒工作者未能与成瘾者建立专业助人关系，双方的关系仍停留在管制与被管制、服从与被服从的矫治关系中，双方缺乏信任感，这种关系虽然也能使成瘾者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之中，但无法调动成瘾者自身的积极性，矫治过程也缺乏针对成瘾者需要的有目标的介入，因此，其矫治效果并不会理想。

(三)制定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计划。计划阶段是在吸毒成瘾者资料收集、分析以及双方专业关系建立基础上工作的延续，戒毒与康复计划包括了戒毒工作者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戒毒与康复计划的制定过程是戒毒工作者与吸毒成瘾者共同合作的过程。

戒毒工作者根据吸毒成瘾者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矫治与康复计划。戒毒计划不是随意制定的，要考虑为成瘾者实际情况，戒毒机构所能提供的资源和帮助，戒毒工作者的能力以及对资源的了解和掌握程度等。

(四)实施社区戒毒与康复计划。实施阶段是戒毒工作者和吸毒成瘾者根据戒毒与康复计划开展工作和采取行动的时期，是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开展最重要的阶段。实施戒毒计划的过程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戒毒工作者整合社区资源，协助吸毒成瘾者解决实际问题。戒毒工作者在与吸毒成瘾者建立起基本信任关系之后，就要着手帮助成瘾者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如家庭关系紧张、生活困难、就医、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在帮助成瘾者解决实际问题时，矫治机构不能充当“慈善机构”的角色，不能单纯地强调服务，虽然这些工作是必要的，但不是社区戒毒工与康复工作的主题和重点，一味强调“服务”，势必会影响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严肃性。其次，戒毒工作者针对不同类型的吸毒成瘾者运用不同专业工作模式。虽然吸毒成瘾者具有某些共性特征，如人生空虚，追求享受、刺激；缺乏诚信与羞耻感，惯于说谎、欺骗；自暴自弃，反复性强，容易诱发犯罪等，但他们又有千差万别的个性及社会经历。因此，戒毒工作者在普遍教育矫治的情况下，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成瘾者运用不同的专业工作模式，才能达到良好的矫治效果。此外，戒毒工作者要认真负责吸毒成瘾者的定期尿检。戒毒工作者应当带领吸毒成瘾者到所在地区指定的卫生机构进行定期的尿样检测。在定期尿样检测过程中，戒毒工作者要监督其留取尿液样本，防止其作弊。

(五)社区戒毒与康复的评估与跟进。社区戒毒与康复评估是戒毒机构在戒毒计划实施后，借助科学的测评工具对吸毒成瘾者的心理、认知及行为等方面进行测量和评价，是衡量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效能的重要标准之一。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毒瘾依赖程度的诊断性评估、戒毒期间戒毒效果的检验性评估、复吸倾向预测性评估等方面。戒毒效果评估体系可量化为下列指标：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知法守法、就业能力。上述是戒毒效果评估的基本内容，不同类型的评估所包含的考核内容应有所差异，在具体内容的评估中可以选择有关的内容，构成具体的评估指标。

社区戒毒与康复的跟进是指戒毒工作者与吸毒成瘾者的矫治关系结束后，工作者必须对成瘾者进行一段时期的随访，并对出现的新情况作出一定程度的处理和回应。对吸毒成瘾者解除社区戒毒与康复后的跟进，有利于维持和巩固社区戒毒过程所取得的效果；有利于帮助成瘾者得到更合适和更有效的矫治监管和服务；有利于吸毒成瘾者实现社会康复的目标、真正回归社会。

二、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保障体系

(一)思想保障

思想意识是行动的指南。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在我国是一种新型的戒毒模式，在实践中，要确立以下思想意识，以保证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工作的顺利开展。

1.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使吸毒成瘾者在不与社会隔绝的环境中进行治疗，实现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目标，充分体现了刑罚的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社区戒毒与康复制度建设和工作推进必须紧紧围绕有利于吸毒成瘾者的再社会化这个主题，落实人性化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改造方法。

2.确立非处罚思想。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是非监禁刑罚执行工作，矫正程序、手段及措施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尽管吸毒成瘾者不在封闭性的戒毒所接受治疗，而在开放的社会上接受康复矫治，但对其进行教育矫治的措施不变。社区戒毒与康复制度的完善要充分认识吸毒成瘾者的性质，实现科学管理、规范执法，保障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严肃性，依法、准确地体现其特性，最大限度地矫正吸毒成瘾者。

3.确立社会参与思想。毒品成瘾是成瘾者不良人格特征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治疗、矫治吸毒成瘾者也不能靠单一的隔离手段。社区戒毒与康复就是在成瘾者与社会直接互动的环境中，运用专门机关和各种社会资源及力量，开展教育矫治工作的戒毒方式。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创新要把戒断毒瘾要求与社会化戒毒方式的有机地统一起来，并着力在两者的结合部或交叉点上探寻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和有效载体。

(二)组织保障

目前，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在我国尚处于探索性阶段，要保证其按照法律化、制度化、有序化地进行，我们必须通过完善社区戒毒与康复机构，专人专职负责社区戒毒与康复各项具体工作，才能保证国家的社区戒毒与康复政策落到实处，取得预期效果。

1.健全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机构。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机构设置合理与否，是戒毒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基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明确规定，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区戒毒工作。目前，各街道(乡镇)普遍建立由街道(乡镇)党工委、办事处分管领导任组长，由综治办、派出所、社区疾病防治中心和街道(乡镇)有关科室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禁毒领导小组(或称禁毒协调指导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应注重加强戒毒工作机构力量。街道(乡镇)戒毒工作机构可设在综治办内，并且明确一名干部具体负责戒毒工作；对辖区内吸毒人员超过100名以上的街道(乡镇)，应设立1—2名戒毒专职干部。居(村)委会可建立戒毒工作小组，可由居(村)委干部、社区民警、禁毒社会工作者和帮教志愿者组成。社区戒毒与康复的优势在于充份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及力量，共同矫治吸毒成瘾者。仅单靠街道(乡镇)、居(村)委干部和社区民警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动员、组织社区居民群众积极参与戒毒工作，培育和建立社区戒毒自治组织。各街道(乡镇)可建立戒毒志愿者协会，各居(村)委会相应设立分会。戒毒志愿者协会可吸收社区内热心于戒毒工作的社会帮教志愿者、戒毒社会工作者、治安积极分子及其吸毒人员家属参加。其主要职责任务是：在社区戒毒工作机构的指导下，协助社区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心理咨询服务以及对吸毒人员的帮教、治疗和管理。

2.建立专业的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专业队伍。

毛泽东同志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吸毒成瘾者的治疗、矫治工作是一项非常艰巨工作，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戒毒工作的开展。在调查中发现，我国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工作人员素质差别很大，而且尤其是社区戒毒中高层次专门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还处于比较紧缺的状态，特别是现代化的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人才、管理人才、教育人才、心理矫治人才等不能满足社区戒毒与康复人员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教育矫治的需求，优质的专业化矫治队伍尚未组建起来。

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人员大多是来自各监狱、劳教所和司法行政部门“转岗”，加上街道干部、教师和一部分社会志愿者协助矫治工作。因此，为了推进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需要，应当大力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在政策上对戒毒机构编制、经费等方面要给予适当倾斜，也可选派出一些责任心强、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的人员充实进去，具体从事戒毒与康复工作。

(3)建立各部门间的协作机制。开展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指出，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履行禁毒职责或义务。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卫生行政、民政等部门应当对各自履行其职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建立协作机制，保证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物质保障

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活动，其运作的主要资金或者绝大部分资金必须来源于政府划拨的财政资金。从我国刑罚执行机关的资金来源看，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省级财政。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逐步展开，社区戒毒与康复人员的数量会不断增加。与此相适应，戒毒所内吸毒成瘾者数量的增加趋势会放慢；甚至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这种变化会减少国家投入到戒毒所的财政资金。由此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中，一部分应当投入到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中，这样，实现了优化配置国家刑罚执行资源的目的。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工作 篇4

工作

机构和人员配备的通知

各村、有关单位

根据揭东县《关于健全完善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机构和人员配备的通知》(揭东禁毒明电[2011]3号)的文件要求，为加强社区禁毒工作，全力推进“无毒社区”创建，确保禁毒人民战争全面、深入、持久地开展，营造禁毒工作的良好局面。我镇镇政府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决定成立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刘书文（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陆深孝（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专职副主任）郑创忠（派出所所长）陈跃生（司法所所长）成员：

林锋（综治办副主任）卢勇泉（信访办主任）卢丁城（综治办办事员）

领导小组下设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由林锋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社区戒毒（康复）的正常工作。各村也互相要相应成立社区（村）戒毒（康复）工作小组，人员由社区禁毒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家庭成员成为监护人，社区干部，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工作人员，社区医务人员，禁毒社会工作者何志愿者等组成。

各社区（村）工作小组成员名单（附表）

2011年9月20日

为认真贯彻落实《大关县2008年至2010年禁毒人民战争实施方案》(大发〔2008〕18)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职能，全面有效遏制毒品蔓延，为建设和谐小康大关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氛围，决定成立大关县纪委监察局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禁毒工作会议精神，根据市委、市政府打造“平安绍兴”的统一部署，营造禁毒工作的良好局面，全力推进“无毒社区”创建活动的顺利开展，确保新区社会稳定，经研究，决定成立镜湖新区禁毒工作领导小组。

戒毒人员群体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篇5

为预防和处置戒毒人员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提高大队民警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避免或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其造成的危害，保障民警和强戒学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确保发生事故时处置工作及时、有效的开展，将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特制定本应急处置预案。

一、原则

（一）快速反应原则。处置突发事件要坚持一个“快”字，信息上报快，部署控制快，预案落实快。

（二）现场指挥原则。突发事件发生后，指挥人员要亲临现场，统一指挥调度，全面掌握情况，准确分析局势，上下密切配合果断做出正确指挥判断。

（三）依法处置原则。依法进行，奖惩结合，保证安全稳定，突发事件一旦发生，要迅速疏散现场周边人员，设置警戒，保护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四）以人为本原则。处置方法要妥当，要以维护稳定和安全，确保学员人身、财产安全为工作重点，力求做到尽量减少社会影响，减少人员伤亡，降低危害。

二、适用范围

1、群体性斗殴：多名戒毒人员在场所内为实现某种不正当要求或不正当需求被抑制时，引发群体斗殴的行为。

2、集体绝食：指发生5人以上集体哄闹、绝食，影响场所安全稳定的事件。

二、组织领导及其职责

（一）组织领导：

1、总 指 挥：张元德 副总指挥：保睿

成 员：李理想、李卫明、黄树第

2、中队现场指挥员：中队长、指导员

成 员：中队民警、职工及协警

（二）工作职责

（一）总 指 挥：张元德 副总指挥：保睿

职责：全面负责指挥协调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发布命令，启动预案。

在紧急疏散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下，下设五个小组，现场指挥组、紧急疏散组、伤员救护组、应急组、通信联络组。

（二）现场指挥组：段福、唐振然或者其他中队长、指导员

职责：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发布命令，启动预案。

（三）紧急疏散组：段福、唐振然、崔宜辉

基本职责：在现场指挥组指挥下，依据预案措施及疏散路线、顺序，有秩序地疏散学员，疏散完毕后有秩序撤离。

（四）医疗救护组：高中彪、赵天永

基本职责：人员疏散完毕后，如有人员受伤，负责将伤员运送到指定安全区域，并进行简单救治后，送往就近医院救治。

（五）通信联络组：代国强、林彦辰、王晓莹

基本职责：根据事态发展，及时上报上级部门，并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援。

（六）应急组：李理想、严洪江、王勇、鲁俊、李学金、杨虎城、杨彦斌

基本职责：突发事件发生后，迅速赶到现场，并在人员全部撤出危险区后设置警戒线，划定警戒区，设置隔离带，维护现场秩序，及抢救重要物资等，在公安机关等专业部门到来之前，对事件进行先期处置。

三、处置措施和方案

（一）处置措施

1、事发中队直接用电话或对讲机向大队总指挥或大队值班领导报告情况，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突发事件种类、发生时间、地点、已采取的处置措施、目前形势、以及可能会发生的其他意外情况等。

2、现场指挥员下达启动预案指令，并根据现场情况向总指挥或大队值班领导报告现场事态情况。

3、现场民警和各职能小组按照预案分工迅速到位，做好具体实施和协调配合工作。

（二）措施

1、当发生戒毒人员群体斗殴时，中队民警应立即用对讲机向中队现场指挥员和大队总指挥报告事发情况。

2、中队现场指挥员和大队总指挥根据事件情况启动应急预案，现场民警应立即维护秩序和控制事态扩大，疏散围观人员远离事发区域，3、民警在现场控制时应穿上防护服进行自我保护。

4、现场指挥员要根据事态严重程度及时向总指挥及上级部门联系，请求支援和加强现场处置。

四、处置方案

1、发生事件时，现场指挥员和疏散组立即对外围进行警戒，同时疏散围观人员，控制现场秩序，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2、应急组持警用盾牌、警棍成人字队形强行驱散斗殴人群，分割包围，并抓捕首要闹事者。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工作 篇6

近年来，**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着力打造大所、强所、示范所，各项工作呈井喷式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相对于规范统一的所政管理、一流绩效的队伍建设和突飞猛进的习艺矫治等业务工作，教育矫治工作（特别是集中教育课堂化教学）却仍然处于不温不火的低谷状态。教育矫治工作的这一失衡现象不仅直接影响了教育矫治业务的绩效，而且严重制约着全面工作的可持续、跨越式发展。如何破解这一困局，确立教育矫治的中心地位，确保教育矫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已成为当前司法行政戒毒场所（以下简称戒毒场所）教育矫治工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此，笔者试以**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例，就创新完善教育矫治工作机制作一些探索性的浅思。

一、教育矫治工作有为有位亮点纷呈

**市强戒所是**司法行政戒毒系统软硬件实力比较靠前的市、州级所，整体工作居全省戒毒系统的第一方阵。近年来，该所紧紧围绕提高教育矫治质量工作目标，创新矫治理念，积极创新教育方式，以强化教育基础工作，突出主题教育为重点，推进了教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社会化；以“建体系、扬文化、树品牌、促发展”为主线，积极营造场所文化氛围，打造了“一队一品牌”戒毒文化特色品牌；以“延伸矫治手臂千户行”活动为载体，组织千名志愿者大帮教，打造了“大戒毒、大矫治”特色品牌，特别是联合地方党委、政府开展“情暖高墙，关爱孩子”、“延伸帮教，助力禁毒”、“警示教育，法润沅澧”等主题教育有声有色，引领了潮头，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场所矫治文化体系，达到“文化活警、文化育人、文化励志”的效果。

二、教育矫治工作存在的短板不容忽视

为适应戒毒矫治新常态，提升戒毒矫治整体水平，近年来，**市强戒所对开展教育矫治工作的保障性投入是空前的，包括有线电视进宿舍、广播系统进车间、民警授课发津贴等硬件设施和课堂化教育均有硬性保障。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整体谋划和督导考评，教育矫治工作在全所整体工作中仍然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随意化”、“碎片化”、“功利化”的工作部署和模式，导致民警对从事教育矫治工作的职业认同和主动参与规范化教学的工作热情不高，严重制约着教育矫治整体效果的提升。

从**市强戒所的情况分析，当前教育矫治工作存在的短板主要包括：一是教学设施科技含量不高，全所仍有部分大队至今没有配套建成多媒体标准化教室；二是教学师资专业化水平不高，全所从事课堂化教育的民警中没有一人取得教师资格证，而且民警在教学中的随意性大，教案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还比较突出；三是工学矛盾仍然存在，受财政保障资金缺口的制约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民警重习艺劳动的经济效益，轻教育矫治的社会效益现象仍然存在，集中教育日的课堂化教学难以常态化规范进行。

笔者认为，教育矫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市强戒所教育矫治工作面临的困境也是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从劳动教养转型后所面临的不容回避的发展瓶颈。究其原因，既有机制体制没有完全转型到位（变向沿用劳动教养时期的制度体系）的因素，更有民警工作理念没有跟着转型到位（习惯性沿用劳动教养时期的教育方式）的原因。

三、教育矫治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构想

教育矫治是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中心地位不是一句口号，也不会一蹴而就，必须从戒毒场所的工作实际出发，从“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向“矫治好、戒好毒”的工作理念转变入手，按照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总体要求，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实事求是的着力解决当前教育矫治工作“去劳教化、去形式化、去功利化”问题，着力解决教育矫治工作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笔者认为，当前戒毒场所的教育矫治工作应以强矫治，防复吸为抓手，充分体现“大戒毒大矫治”的工作理念，打造贴近实际、注重效果和有、特色、有品牌、有规模的教育格局。

1、巧借外力建立专家团队，提升戒毒矫治的“专业性”

针对戒毒人员是脑疾病患者、违法者、毒品受害者的特点，从事教育工作的民警要打破过去抓劳教教育的思维定势，内容上要去劳教化，方法上要重科学化。既要立足本所，着力培养一支能管善教的民警师资队伍，又要巧借外力，充分利用社会优势资源建立高素质专家团队，通过外聘高等院校、机关单位、专业团队的老师、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康复训练师、创业培训师等专业人员作为场所专家团队成员，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教育、道德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体能康复训练和就业创业指导，帮助戒毒人员重构健康人格、重建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顺利回归社会。

在当前师资力量匮乏，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可采取集中建立所级专、兼职教师人才库、外聘专家团队两条腿走路的形式，建立文化要素教育、法律道德教育、戒毒专题教育教研室，探索推行“教育矫治中心－－大队——班（组）”一站式联动教育模式，即：集中教育日由教育矫治中心在主课堂集中进行多媒体课堂化教学，各大队分别组织戒毒人员分班（组）收看听课。实现教育计划、教学教案、作业批改、教学日志等教育基础台帐的规范统一。

2、突出特色打造一队一品，体现戒毒矫治的“功能性”

戒毒场所矫治文化体现的是教育矫治的“本”、“命”、“魂”，应突出戒毒矫治的主题和物态文化、心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科技文化的鲜明特色。要充分利用现有场所设施，大力营造场所文化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化宣传活动；要创新矫治文化载体，按照人人是教员、事事是教材、处处是课堂的理念，以红色文化、传统文化长廊为主线，全面加强戒毒人员学习、生活、习艺功能区的环境文化建设，形成集教室文化、走廊文化、宿舍文化、习艺文化、餐厅文化于一体的场所功能区文化体系特色，将矫治文化融入四大现场，贯穿于戒毒人员的一日生活中。打造“队有品牌、所有特色”的场所矫治文化建设体系。着力增强教育的时效性、针对性、实用性，达到外化于行，内化于心。

3、对接平台开展社区戒毒，激活“延伸矫治”的“综合性”

2011年7月,**市强戒所主动对接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矫正职能，创新开展了“延伸矫治手臂千户行”活动，在戒毒场所与地方司法行政部门之间全面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矫治帮教专业化网络平台，依托桃源县漳江镇漳江社区建立了全国首个延伸帮教矫治社区工作站；2014年3月，先后在鼎城区灌溪镇和武陵区芷兰街道社区联合建立了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灵活多样、机制完善的“延伸矫治”工作不仅拓展了戒毒场所教育矫治工作的外延和内涵，为解决戒毒人员家庭失和、子女失学、拆迁失地、回归失业等现实困难提供了帮教、帮扶的平台，而且无缝对接了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戒毒回归人员的后续照管措施，打通了戒毒的最后一公里。

据此，笔者认为：戒毒场所的教育矫治工作应当借力综合性矫治帮教专业化网络平台对外进行延伸，对接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联合建立戒毒回归人员过渡性就业基地、康馨回归家园，为戒毒人员回归就业创业、顺利融入社会搭建绿色通道。

4、整合资源嫁接“互联网+”，强化教育流程的“科学性”

一是从去“劳教化”、“形式化”入手，根据基层大队的工作实际和戒毒人员的实际需求创新教育矫治工作的方法手段，在部局和省局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规范教育工作流程，优化整合教育矫治资源，通过省、所局域网、警务通平台进行电子表册的呈报，教学视频的互联，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提高工作效率。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工作 篇7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以2006年1月—2007年11月底进入连云港市强制戒毒所的吸毒人员为监测对象, 共168人。

1.2方法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综合监测指南及方案》 (试行) 中的吸毒者监测登记表, 由经过集中培训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个人访谈, 收集相关的人口学资料、吸毒方式、性行为等情况, 然后输入Epidata 3.0数据库进行分析。抽取检测对象的静脉血5ml, HCV抗体检测采用上海科华公司的ELISA法试剂盒;艾滋病病毒 (HIV) 初筛试验使用珠海丽珠试剂有限公司的双抗原夹心ELISA法试剂, HIV抗体检测按照《国家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梅毒抗体检测采用北京余豪制药有限公司的双抗原夹心法试剂。试验操作和结果判断严格按试剂盒说明进行, 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2结果

2.1 HCV感染情况

2.1.1 HCV感染率

168例吸毒人员中, 有HCV感染者28人, 感染率为16.67%。

2.1.2性别分布

男性142例, HCV的感染人数为25例, 感染率为17.61%。女性26例, HCV的感染人数为3例, 感染率为11.54%。男性吸毒人员的HCV的感染率高于女性吸毒人员的HCV的感染率,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8, P>0.05) 。

2.1.3年龄分布

吸毒人员中最小的17岁, 最大的43岁。各年龄段HCV的感染情况见表2。从表2可见, 其中20～3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 HCV的感染人数最多。吸毒人员随着年龄增大HCV的感染率也随着增加。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1.4吸毒方式

在70名注射吸毒者中, 有23人感染了HCV, 感染率为32.86%;98名非注射吸毒者中, 有5人感染了HCV, 感染率为5.10%。注射吸毒者HCV的感染率高, 与非注射吸毒者的HCV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2.65, P<0.01) 。

2.1.5共用注射器或针头

在70名注射吸毒人员中曾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 HCV感染率为68.97%。非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的有41人, 感染率为7.32%。共用注射器或针头的HCV感染率高于非共用注射器或针头的HCV感染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9.26, P<0.01) 。

2.2 HIV和梅毒的感染情况

吸毒人员中HIV阳性数为0, 检测出梅毒阳性者4例, 阳性率为2.38%。男性3例, 阳性率为2.11%, 女性1例, 阳性率3.85%, 女性梅毒的阳性率与男性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28, P>0.05) , 梅毒感染者中有1例合并HCV感染。

2.3性行为情况

168名吸毒者中, 通过钱或毒品交易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有4人, 占吸毒人数的2.28%, 且全部为女性, 发生性关系时没有使用安全套, 性伴全为男性。最后1次安全套的使用情况不明。

2.4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的有133人, 占79.17%;高中或中专31人, 占18.45%;大专及以上4人, 占2.38%。

3讨论

2006年1月—2007年11月对连云港强制戒毒所HCV监测结果显示, HCV的感染率为16.67%, 明显高于中国一般人群HCV的感染率 (3.2%) [2]。分析原因是: (1) 与吸毒方式有关, 有研究证明不安全吸毒行为是造成血源性病的主要原因[3]。 (2) 吸毒者以青壮年为主, 20～39岁的吸毒者占88.09%, 这个年龄段的吸毒人群正处于性活跃期, 一旦感染HCV等血源性传染病, 如果进行无保护地性行为, 极易传染其伴侣。由于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治愈HCV的办法, 所以—旦经感染HCV, 将终身携带HCV。 (3) 此类人群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初中及以下占79.19%) , 在发生性行为时缺乏安全防护意识, 发生性关系时基本不使用安全套。有研究发现不安全性行为是吸毒人员HIV传播的一个危险因素[4,5,6], 由于HIV与HCV有相同的传播途径[7], 因此, 不安全性行为也是HCV传播一个危险因素, 同时在调查中发现, 男女性别比5.5∶1, 吸毒人员中HCV的感染率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是因为男女吸毒者吸毒习惯差别不大。所以应该在此类人群中加强预防HCV等传染病的知识教育, 介绍HCV的危害性, 鼓励他们戒除毒瘾或改变吸毒方式, 并推广安全套的使用。以降低HCV在该人群中的传播和扩散, 控制HCV等血源性传染病的蔓延和流行。

注射吸毒者中HCV的阳性率为32.86%, 非注射吸毒者HCV阳性率仅为5.10%, 两者比较差异显著, 而且这些注射吸毒者的共针率达到41.43%, 分析原因, 经血传播是HCV传播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 注射吸毒时针头上可能携带有HCV, 所以在注射吸毒人员中, 共用注射器或针头感染HCV率之所以高于非共用注射器或针头的感染率。因此, 应加强HCV的预防宣传教育, 鼓励吸毒者戒除毒瘾, 不共同使用针具或改变吸毒方式, 从而控制HCV的传播。

同时, 在调查中发现吸毒人群的HIV感染率为0, 远低于2004年国家吸毒人群艾滋病监测哨点的平均感染率 (6.48%) [8]。分析原因: (1) 连云港吸毒人群中没有艾滋病感染者, 在吸毒人群中没有碰到HIV源头, 由于HCV与艾滋病有相同传播途径, 因此, HCV的感染率可作为HIV感染流行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9], 可见连云港的吸毒人群的感染HIV潜在危险性是很高的。 (2) 怀疑有的吸毒人员已感染了HIV, 但是处于窗口期。所以应当对此类人群进行长期、连续的监测。本次调查发现168例吸毒者中有4例梅毒感染者, 感染率为2.28%, 合并感染HCV有1人, 吸毒人员中梅毒感染率与HCV感染率没有相关性, 是因为HCV的传播途径相比梅毒来说更多些。有报告证明吸毒人员是性传播疾病的高发人群, 因为, 他们共用注射器静脉注射吸毒和性混乱且对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缺乏[10]。因此, 必将引起该病由吸毒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扩散, 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必须加以重视。采取干预措施时, 不但要考虑共用注射器的因素, 同时还要在这组人群中加强推广使用安全套措施, 以遏制艾滋病、梅毒等疾病的传播。

本次调查发现, 连云港市吸毒人群中HCV的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为了把吸毒人群中HCV的感染率控制在最低水平,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加以干预:加强对吸毒人群的监测, 开展防病知识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 在吸毒人群中普及HCV、艾滋病和梅毒等疾病的防治措施, 推广针具交换, 美沙酮替代疗法, 推广安全套的使用等。连云港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游玩, 各种不同的人群混杂其中, 为HCV和性病艾滋病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 加强对吸毒人群的HCV、HIV和梅毒的筛检工作、开展防病知识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施侣元.流行病学.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463.

[2]黄健生, 任大民.丙型肝炎.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0:165-185.

[3]吴尊友.艾滋病危险行为与干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1, 22 (5) :321-322.

[4]Ruan YH, Chen KL, Hong KX, et al.Community-based survey of HIVtransmission modes among intravenous drug users in Sichuan, China Sextransm Dis, 2004, 31:623-627.

[5]Koester SK.Booth RE, Weibel W, et al.the risk of HIV transmissionfrom sharing water, drug-mixing container and cotton filter among intra-venous drugs users.Int J Drug Policy, 1990, 12:28-30.

[6]Booth RE, Mikulck-Gilbertson SK, Brewster JT, et al.Predictors of self-reported HIV infection among drug injectors in Ukraine.J Acquit Im-mune Defic Syndr, 2004, 35:82-88.

[7]彭文伟.传染病学.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29-30.

[8]赵茸, 赵成正, 刘彦红, 等.我国的药物滥用与艾滋病现状.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03, 17 (4) :246-251.

[9]王陇德.中国艾滋病流行与控制.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6:487.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工作 篇8

关键词 强制戒毒人员； 成人依恋； 人格特征

分类号 B848.1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7.005

1 问题提出

依恋（attachment）是指婴儿和照顾者（通常指母亲）之间存在的特殊感情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于婴儿与照顾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社会性的感情联接和纽带（Hazan & Shaver， 1987）。成人依恋是指成人对其童年早期依恋经验的回忆和再现以及当前对童年依恋经验的评价（吴薇莉， 方莉， 2004）。国外对于成人依恋的研究起步较早，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涉猎的领域也相对比较广泛，其中主要涉及对负性情绪（抑郁、焦虑等）（Burge， Hammen， Davila， Daley， Paley， Lindberg， et al.， 1997； Cooper， Shaver， & Collins， 1998）、人格特质（Carver， 1997； Crawford， Shaver， Cohen， Pilkonis， Gillath， & Kasen， 2006）、自尊（Man & Hamid， 1998）以及主观幸福感（Moore & Leung， 2002）等的研究。相比国外的研究，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吴薇莉是国内最早进行成人依恋的研究者（吴薇莉， 简渝嘉， 方莉， 2004）。

人格（personality）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的统合模式（彭聃龄， 2001）。人格与犯罪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外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都高的人由于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和适应社会，会成为犯罪的高危人群。宫火良（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罪犯具有高精神质和高神经质的人格。马海鹰和张小远（2005）研究发现罪犯普遍存在偏离正常人格的倾向。罗艳红等人研究结果表明罪犯群体的人格特质与成人依恋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罗艳红， 蔡太生， 唐鑫， 陈贵， 2013）。不过罗艳红等学者的研究中采用的是成年所有类型的罪犯，并没有区分罪犯的类型。其他的学者大部分都是研究大学生人格特质和成人依恋的关系（郭庆童， 2007； 曲晓艳， 甘怡群， 2012； 杨冬， 2009）。杨红君，谭鑫， 楚艳民， 刘琴， 刘利和周世杰（2008）

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格障碍与依恋显著相关，不良依恋经验对人格障碍症状有显著预测作用；国外的学者主要采用人格障碍量表来研究人格特质与成人依恋的关系（Timmerman & Emmelkamp， 2006）。

然而，关于强制戒毒人员的人格特质与成人依恋的相关研究在国内比较少见。已有研究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大学生，而且采用的基本是人格障碍量表或者五型人格量表来测量被试的人格特征。因此本研究采用艾森克人格量表（EPQ）和亲密关系体验调查问卷（ECR）对强制戒毒人员进行调查，以期从不同的方面探讨强制戒毒人员的人格特征与成人依恋的关系，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对吸毒人员预防、干预积累经验。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对象选自四川省某牢强制戒毒所因吸毒而被劳动教养的男性吸毒人员，发放24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94份。其中汉族141人，彝族53人；已婚55人，离婚54人，未婚85人；文盲17人，小学68人，初中90人，高中17人，大学2人；农村84人，城镇68人，城市4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艾森克个性成人问卷（EPQ）

本研究采用龚耀先（1986）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该问卷共有88个项目，包括四个分量表：内外向（E），用于说明个性的内外倾向性“记分越高”则外向倾向越明显，反之则内向倾向越明显；神经质（N），主要表明情绪的稳定与否，高分者趋向于不稳定，反之则趋向于稳定；精神质（P），高分者精神偏移倾向明显，得分低者精神偏移倾向不明显；掩饰性（L），高分者说谎倾向明显，反之则说谎倾向不明显。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2.2 亲密关系体验调查问卷（ECR）

《亲密关系体验调查问卷》（李同归，加藤和生， 2006）包括36个项目，采用7级记分制（从非常不赞成到非常赞成），包含两个维度，“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分别由18个项目组成。该量表回避维度的α系数为0.94，奇数项和总量表的相关在0.6～0.73之间，焦虑维度的α系数为0.91，偶数项与总量表的相关在0.5～0.67之间，是公认的设计较合理，信度和效度较高的问卷。

2.3 施测程序

在戒毒所干警的统一组织下，由专业人士担任主试，测验环境是进行心理健康课的教室。每人发放一份问卷和一支铅笔，严格按照测验手册的规定和说明进行，但是由于有些学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所以由班组长（来自学员）念题目，被试听懂题目并理解意思的情况下自行作答。施测时间为30分钟，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单样本t检验进行强制戒毒人员的人格特征与全国常模的比较，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强制戒毒人员的人格特征和成人依恋进行民族上的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生源地、婚姻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强制戒毒人员的人格特征和成人依恋风格；用Pearson相关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考察强制戒毒人员成人依恋与人格特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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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果

3.1 强制戒毒人员的人格特征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强制戒毒人员的EPQ各因子粗分与常模（瞿雪峰， 余林， 吴明霞，2009）比较，强制戒毒人员的神经质、精神质得分高于常模，而掩饰性得分低于常模，内倾性得分与常模无显著差异。见表1。

3.2 内倾性、神经质、精神质、掩饰性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对强制戒毒人员人格特征的内倾性、神经质、精神质、掩饰性在人口学变量上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汉族强制戒毒人员的精神质得分低于彝族。强制戒毒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在精神质上差异显著，婚姻状况在内倾性和掩饰性上差异显著。进一步对强制戒毒人员的精神质在受教育程度上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文盲强制戒毒人员的精神质得分均大于小学，初中以及高中教育程度的强制戒毒人员，小学受教育程度的强制戒毒人员的精神质得分大于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强制戒毒人员的对应得分，其他受教育程度间均无显著差异。对强制戒毒人员的内倾性和掩饰性在婚姻状况上也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已婚的强制戒毒人员的内倾性得分高于未婚的强制戒毒人员的内倾性得分，已婚被试的掩饰性得分高于离婚被试的掩饰性得分。见表2。

3.3 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对强制戒毒人员的依恋回避以及依恋焦虑在人口学变量上进行差异性检验。在依恋回避上，强制戒毒人员在受教育程度上差异显著。进一步对强制戒毒人员的依恋回避在受教育程度上进行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强制戒毒人员中的文盲和初中、小学和初中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文盲受教育程度的依恋回避大于初中受教育程度的依恋回避，小学受教育程度的依恋回避大于初中受教育程度的依恋回避。在其他人口学变量上，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

4 讨论

4.1 强制戒毒人员的人格特征与成人依恋情况

本研究发现，强制戒毒人员的EPQ各因子粗分与常模比较，强制戒毒人员的神经质、精神质得分高于常模，而掩饰性低于常模，内倾性与常模无显著差异。这个结果说明强制戒毒人员的情绪比较不稳定，易冲动，喜欢对别人抱有敌意。总的说来是情绪容易失控的人。这与瞿雪峰，余林和吴明霞（2009）以及邓文，徐彩霞， 容倩华， 郭锦涛， 吴穗玲， 沈文元等人（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还发现在精神质上，彝族强制戒毒人员的精神质得分高于汉族的精神质得分。这可能与彝族的人们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彝族学员大部分生活在凉山、阿坝等偏远山区，挨打，挨饿以及亲人离别等创伤性事件经常出现，这可能使得他们更加自我中心、冷漠、固执、冲动、敌意、攻击性、怀疑以及精神病态。在内倾性上，研究结果表明已婚的强制戒毒人员的内倾性得分高于未婚的强制戒毒人员的内倾性得分，已婚被试的掩饰性得分高于离婚被试的掩饰性得分。可能已婚的强制戒毒人员更为外向，也更为掩饰自己。文盲强制戒毒人员的精神质得分均大于小学，初中以及高中教育程度的强制戒毒人员，小学受教育程度的精神质得分大于初中受教育程度。这个结果可能与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员从小的生长环境有关。可能父母从小对他们关心程度很低或者他们生活在残缺的家庭里，长期从父母那里得不到足够的爱，因而在长大后很容易缺乏同情心，对别人的态度很冷淡，不喜欢帮助别人。加之彝族学员大部分生活在偏远山区，受教育的机会更少，往往因为不怎么识字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歧视，因而可能慢慢地养成他们孤独的习惯，同时可能也比较冷漠，缺乏同情心。

在成人依恋回避维度上，文盲强制戒毒人员的依恋回避大于初中受教育程度的依恋回避，小学受教育程度的依恋回避大于初中受教育程度的依恋回避。这个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可能对依恋的回避越严重。俞晓歆和姜永（2013）的研究表明母亲教养方式中的“温暖理解”与依恋回避存在极其显著负相关；严厉、偏爱被试与依恋回避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个结果说明依恋回避可能也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系。

4.2 成人依恋方式与人格特征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征中的神经质与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中的依恋焦虑成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强制戒毒人员往往对自己与爱人或恋人之间的关系很焦虑，而这种焦虑往往通过情绪的不稳定表现出来。研究结果还表明人格特征中的精神质与亲密关系量表中的依恋回避呈显著正相关，这与杨冬（2009）对大学生进行的研究结果一致。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成人依恋回避维度与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呈显著正相关。这也说明在强制吸毒人员中，依恋回避的程度越高，精神质得分可能也越高。精神质得分高的人往往比较冷漠，缺乏同情心，不喜欢与人沟通，即使是自己最亲的人也会抱有敌意。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依恋回避能显著正向预测强制戒毒人员精神质的8%。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成人依恋回避维度与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呈显著正相关，精神质对成人依恋回避维度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杨冬， 2009）。他的结果还发现人格特质中的内外向、神经质是预测成人依恋焦虑维度的重要指标。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依恋焦虑能显著正向预测强制戒毒人员神经质的11%。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杨冬的施测对象是普通高校大学生，而本研究的对象是强制戒毒人员。

5 结论

（1）强制戒毒人员神经质得分与成人依恋焦虑得分呈正相关（r=0.34，p<0.001），精神质得分与依恋回避得分呈正相关（r=0.28，p<0.001）。

（2）强制戒毒人员的依恋回避能显著正向预测强制戒毒人员精神质的8%，依恋焦虑能显著正向预测强制戒毒人员神经质的11%。

参考文献

邓文， 徐彩霞， 容倩华， 郭锦涛， 吴穗玲， 沈文元， 马棠玉 （2006）. 劳教人员的人格特征及其心理因素的相关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4（2）， 180-182.

宫火良 （2006）. 对国内罪犯人格特征研究的元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7）， 465-467.

nlc202309081956

龚耀先 （1986）. 修订艾森克个性问卷手册. 长沙： 湖南医学院， 2.

郭庆童 （2007）. 大学生成人依恋与人格特质及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李同归， 加藤和生 （2006）. 成人依恋的测量：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中文版. 心理学报， 38（3）， 399-406.

罗艳红， 蔡太生， 唐鑫， 陈贵 （2013）. 成年罪犯的人格特征与依恋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6）， 953-955.

马海鹰， 张小远 （2005）. 罪犯人格特征的研究进展.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3（3）， 227-229.

彭聃龄 （2001）. 普通心理学.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瞿雪峰， 余林， 吴明霞 （2009）. 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与人格特点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7（2）， 211-213.

曲晓艳， 甘怡群 （2012）. 大学生成人依恋与人格特点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 89-92.

吴薇莉， 方莉 （2004）. 成人依恋测量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2（2）， 217-220.

吴薇莉， 简渝嘉， 方莉 （2004）. 成人依恋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31-134.

杨冬（2009）. 大学生成人依恋现状及其与家庭环境和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

杨红君， 谭鑫， 楚艳民， 刘琴， 刘利， 周世杰 （2008）. 人格障碍倾向与依恋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6（6）， 649-651.

俞晓歆， 姜永 （2013）. 男性戒毒者的父母教养方式与成人依恋的关系.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2（4）， 311-314.

Burge， D.， Hammen， C.， Davila， J.， Daley， S. E.， Paley， B.， Lindberg， N.，... Rudolph， K. D. （199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cogn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late adolescent wome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9（1）， 151-167.

Carver， C. S. （1997）. Adult attachment and personality： Converging evidence and a new measur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8）， 865-883.

Cooper， M. L.， Shaver， P. R.， & Collins， N. L. （1998）. Attachment style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djustment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5）， 1380-1397.

Crawford， T. N.， Shaver， P. R.， Cohen， P.， Pilkonis， P. A.， Gillath， O.， & Kasen， S. （2006）. Self-reported attachment， interpersonal aggression，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a prospective community sample of adolescents and adul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20（4）， 331-351.

Hazan， C.， &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3）， 511-524.

Man， K.O.， & Hamid， P. N. （199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prototypes， self-esteem， loneliness and causal attributions in Chinese trainee teache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4（3）， 357-371.

Moore， S.， & Leung， C. （2002）. Young peoples romantic attachment style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well-being.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5（2）， 243-255.

Timmerman， I. G. H.， & Emmelkamp， P. M. G. （200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styles and Cluster B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prisoners and forensic inpati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29（1）， 48-56.

Abstract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adult attachment in 230 compulsory drug abstainers by using the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 and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adult attachment avoidance dimens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sychoticism of personality traits（r=0.28，p<0.001）； adult attachment anxiety dimension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neuroticism of personality traits（r=0.34，p<0.001）； （2） attachment avoidance coul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 variation of 8% of psychoticism. Attachment anxiety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s the variation of 11% of neuroticism.

Key words： compulsory drug abstainers； adult attachment； personality tra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