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精选9篇）
显性 篇1
我国企业的生态环境正愈加呈现出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随着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纵深推入和深刻变化，国内企业如何在业已颠覆的经营条件基础上进行战略性变革，越来越成为关乎中小型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
形势急迫，现状堪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内企业对于战略管理重要性的认知，而是其中的水平和质量堪忧。即以笔者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经历来看，除少数几个如联想集团，在战略并购方面相对成功之外，其它几无可圈点之处。
再往深处分析，不能不说国内企业在战略制定和实施上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误区，这种误区，笔者个人认为，便是没有处理好战略与文化之间的冲突。
战略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变革管理和系统性工程，必然要涉及深层的文化。当前国内企业大多在急急忙忙地在调整业务，而不去触及企业变革中的文化命脉，到最后战略变革总是不了了之，成了一道摆设。这也正好验证了战略管理专家阿勒瑞尔和菲西托罗的观点：”文化为公司在试图改变战略方向时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提供了一种解释”。
国内企业大多属于机会牵引和财富驱动型。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市场不规范，相关法制缺失，以及大量的市场空白，“时势造英雄”一直为国内企业家深信不疑，无形中加深了企业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倾向。
其实，机会与关系(资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上世纪90年代的沿海市场可谓遍地是黄金，但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以及竞争格局的加剧，渐渐地，显性的市场机会几乎消失殆尽，战略和技术创新起而代之，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主旋律，
这样，与知识经济和百年老店的要求南辕北辙，长于短线操作而疏于创新、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内企业，最终无论在存活率，还是行业集中度方面均难以达到理想的水平。此外，企业管理者的这种机会主义倾向还表现为把市场策划当成规划，以经验代替规律，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自觉和集成。我有时甚至想，即使是明茨伯格“拍脑袋式”的战略规划，也不得不注重系统性和长期性!
就企业内部文化而言，受社会文化制约的国内企业文化大多属于威权文化，而这种威权文化的最大弊端便是与战略管理的公共决策和制度性建设诉求背道而驰。众多国内企业一方面普遍忽视制度建设，重人治而轻法治，强调威权，重视人际关系，甚至潜规则，明规则往往只是摆设，不谙潜规则的人处处碰壁，倒成了大家眼中的“异端”;同时倡导英雄主义，不分清红皂白一味强势，战略是老板的战略，文化是老板的文化，老板单肩挑天下，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在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不注重员工的参与，集体智慧和热情难以调动。另外，由于战略规划不是在公共、制度性平台上制定与实施的，以致或朝令夕改，或一仍其旧，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处于威权文化笼罩下的企业，遇到战略管理要求的组织变革时，便往往可能引发“地震”。今天的市场环境深刻要求以客户为中心，并进行相关的流程变革，而这种流程变革必然要改变原先的职能型企业架构，并充分授权，这种权力的分散和无边界式的管理模式，对于国内大多数企业来说，同样构成了挑战。
显性的战略，隐性的文化，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如何消弭彼此间的冲突已是当下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前沿性课题。解决之道，笔者认为，恐怕还要首先从当家的管理者自身做起。就国内企业的普遍性现状而言，转变观念，并着手作为战略管理基本诉求的制度性建设，然后推进相关的组织文化建设，尤显必要。
显性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4年1月—2013年12月期间我院分娩总数22 297例, 其中发生显性脐带脱垂14例, 发生率为0.06%, 人院时已诊断为显性脐带脱垂3例, 住院期间确诊11例。年龄18岁~40岁, 平均28.8岁;初产妇12例, 占85.7%, 经产妇2例, 占14.3%;定期产检7例, 占50%, 不定期产检或未行产检7例, 占50%;单胎13例, 占92.9%, 双胎1例, 占7.1%;新生儿体重≤2 500 g者6例, 占40%, >2 500 g者9例, 占40%;孕周<37周者5例, 占35.7%, 孕周≥37周者9例, 占64.2%。新生儿轻度窒息3例, 重度窒息3例, 死亡1例, 正常新生儿7例。
1.2 诊断方法
显性脐带脱垂常发生在第一、二产程, 临产前很少发生, 本组病例的诊断均直接看到脐带脱至阴道口或阴道口外, 或是阴道检查时触及条索状有动脉搏动的脐带而确诊。14例产妇有3例入院时已发现脐带脱出于阴道口;其余11例在试产过程中人工破膜后窥阴器下直视看到脐带, 或自然破膜行阴道检查触及条索状、有搏动感的脐带从而确诊。
2 结果
2.1 胎先露与脐带脱垂
本组病例中头先露7例, 占50%;足先露5例 (包括双胎足先露1例) , 占35.7%;肩先露2例, 占14.3%。
2.2 显性脐带脱垂其他高危因素
本组病例中脐带长度45 cm~80 cm, 平均长度57 cm, 脐带过长者 (≥80 cm) 2例 (14.3%) , 胎膜早破8例 (57.1%) , 胎头高浮5例 (35.7%) , 早产5例 (35.7%) , 经产妇2例 (14.3%) , 双胎1例 (7.1%) , 产程中行阴道检查发生脐带脱垂5例 (35.7%) 。
2.3 处理方法
本组14例脐带脱垂发生在潜伏期7例, 活跃期6例, 宫口开全、先露S+1者1例, 诊断后均立即给予孕妇吸氧, 抬高臀部, 取头低臀高位, 交代病情, 建议立即手术终止妊娠。除1例患者 (18岁, 未婚, 孕32周) 坚决拒绝手术, 行臀牵引术助娩, 其余13例患者头先露者消毒外阴、阴道后, 用手上推胎头, 以减少胎头对脐带的压迫, 严密监测胎心, 保证胎儿存活的前提下, 尽快剖宫产将胎儿娩出。
2.4 围生儿预后
13例 (其中双胎1例) 剖宫产新生儿 (共14个新生儿) 均存活, 其中轻度窒息3例, 重度窒息3例, 正常8例, 1例臀牵引胎儿死亡。
2.5 诊断至胎儿娩出时间 (DDI) 与围生儿结局情况
通过对本组14例脐带脱垂 (其中双胎1例, 共15个新生儿) 进行统计, 分析DDI与围生儿情况的关系。显性脐带脱垂时间与新生儿窒息、病死率存在明显相关性:DDI>30 min的新生儿1 min的Apgar评分≤7分者占83.33% (5/6) , 显著高于DDI≤30 min患者的22.2% (2/9) ;且前者有1例围生儿死亡。见表1。
3 讨论
3.1 脐带脱垂的发生率
国内外脐带脱垂发生率报道不一, 国外报道发生率为0.1%~0.6%[2], 国内报道为0.4%~10%[3]。我院自2004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10年间共发生脐带脱垂14例, 发生率为0.06%, 较国内外报道的发生率均低, 这可能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经产妇比例较前下降, 产妇方面的高危因素也就相应下降;而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人口素质的提高, 人们更加重视产前检查, 及时发现异常胎位, 及时纠正, 胎位异常选择提前入院待产, 择期手术, 均有效降低了脐带脱垂发生率。
3.2 脐带脱垂的高危因素
凡引起胎先露与骨盆入口衔接不完全, 均是脐带脱垂的高危因素。胎儿因素:胎先露异常、早产、低体重儿、多胎妊娠;母体因素:经产妇腹壁松弛、骨盆狭窄、胎头高浮;其他因素:胎膜早破、羊水过多、脐带过长、前置胎盘;医源性因素:人工破膜、阴道检查。本文资料中, 胎位不正5例 (其中臀位4例、横位1例) , 胎头高浮4例, 双胎 (臀先露1例) , 合并羊水过多1例, 合并前置胎盘1例, 术后证实脐带过长1例。胎膜早破8例, 产程中行阴道检查发生脐带脱垂5例。
3.3 脐带脱垂的处理方法
一旦确诊为脐带脱垂, 孕妇立即面罩给氧, 增加血氧饱和度并通过胎盘血流提高胎儿血氧供应;取头低臀高位, 上推胎先露, 若宫缩较强可同时使用宫缩抑制剂, 最大程度缓解脐带受压;开放孕妇静脉通道, 补液改善宫内环境, 严密监测胎心, 根据宫口开大及胎儿情况决定分娩方式: (1) 若胎心存在, 胎儿成熟度可, 宫口未开全, 估计短时间内不能经阴道分娩, 应选择剖宫产迅速娩出胎儿, 同时做好新生儿的抢救准备[4]。 (2) 若胎心存在, 宫口开全, 先露部较低, 估计短时间内能经阴道娩出胎儿, 立即行产钳或者臀牵引术协助分娩, 否则应立即剖宫产。 (3) 胎儿孕周低, 估计不能存活, 或胎儿已死亡, 等待自然分娩。 (4) 脐带还纳术临床应用成功率低, 胎儿病死率高, 故临床采用较少[5]。脐带脱垂的发生紧急, 处理要求争分夺秒, 应选择经验丰富、手术技巧娴熟的医师尽快取出胎儿, 麻醉应选择时间较快的全麻或局麻;若确定胎死宫内, 应与家属进行充分沟通, 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经阴道自然分娩, 使产妇损伤降至最低, 同时仔细操作, 避免并发症的发生。本组病例中13例剖宫产终止妊娠, 围生儿全部存活, 结局良好, 所以对脐带脱垂患者在胎儿存活前提下实施剖宫手术相较于其他处理方法效果更为显著[6]。1例臀牵引病例情况是产妇18岁, 未婚, 孕32周早产临产入院, 入院后自然破膜, 宫口近全发生脐带脱垂, 交代病情建议手术, 但产妇及家属因考虑未婚手术对产妇的损伤及新生儿孕周低, 抢救治疗费用等问题, 坚决拒绝手术终止妊娠, 要求阴道分娩, 行臀牵引术, 新生儿出生后放弃抢救死亡。
3.4 围生儿预后
新生儿的预后主要取决于脐带脱垂的时间和脐带受压的程度, 显性脐带脱垂脐带脱垂时间长短与新生儿窒息率、病死率呈正相关。脐带完全受压7 min~8 min, 胎儿就有死亡危险, 故抢救脐带脱垂成功的关键是迅速解除脐带受压, 有效恢复脐带血液循环。国内多位专家都认为DDI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围生儿结局, 本组病例的统计结果亦证实了此观点, 有报道认为最佳的DDI是脐带脱垂发生后30 min内[7]。除此之外, 随着新生儿复苏技术的提高及早产儿治疗水平的上升, 脐带脱垂围生儿病死率也在逐年降低。
3.5 脐带脱垂的预防
脐带脱垂的预防主要是针对病因进行预防, 尤其要避免产科干预造成脐带脱垂。加强孕期保健, 做好产前宣教;积极治疗产科合并症及并发症, 预防早产的发生;及时发现胎位不正并及时纠正;胎位异常可考虑足月后临产前剖宫产终止妊娠;加强产程观察, 严密听取胎心音[8], 操作检查要轻柔, 避免胎膜早破;破膜后应尽快听胎心, 如果胎心有改变应考虑有脐带脱垂可能, 应立即行阴道检查排除。严格掌握人工破膜适应证, 尽量减少产科干预, 人工破膜不可避免时, 应选择高位破膜。
综上所述, 脐带脱垂是产科少见的急症, 临床医师对疾病的充分认识、及早诊断、有效处理, 对母婴预后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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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篇3
全球知名企业主动召回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伤害或不利的产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无论他们是否曾购买过产品召回责任保险，召回自己产品就意味着企业将蒙受一定的损失，有时候这个损失可能是巨大的。
但是，作为有责任感的企业，并不害怕公布这样的召回声明，也不害怕为此可能要面临的巨大损失。因为他们深知，如果不付出这样的产品召回风险。一旦给消费者造成更多的伤害与损失，企业将承担的成本一名誉上和消费者信心的损失，会更巨大。这或许是出于“两害相权择其轻”的考虑，但更是出于对自己企业品牌形象的爱护，是一份真正想做“百年老店”的诚心。
在国内重大疾病险定义已经被证明存在明显缺陷的情况下，中国保监会虽然发出了《健康险管理办法》作为今后健康保险的规范性文件。可是，面对之前数以百万份计已经生效的重疾险保单，监管部门却不愿意也不敢补上一句“老保单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规则自动按照新办法执行”。因为他们知道，补上这一句话，整个保险行业今后可能将多增加数百上千万元的理赔金额，本来就不乐观的健康险利润将可能更少了。
但这利润的减少可能是精算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问题导致的。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已经花钱购买了重疾险，也已经知道了其中隐藏的一些理赔隐忧，可是却无法享受帕罗迪玻璃花瓶那“自愿退货”的待遇，只能独自面对今后可能发生的理赔风险。
就像贝政明律师所谈，作为一个行业的监管者，本该是独立的，本该最大限度保护投保人的合理权益，但在“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的思路下，在所谓“政绩”的要求下，却把自己放到了与广大投保人对立、矛盾的那一面，转而寄希望于通过投诉、纠纷、司法诉讼等等隐性社会成本替代保险行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本该自行承担的“成长、成熟”的显性成本。
这一次，重疾险老保单是不用被“召回”了，保险公司今后在这部分保单上可能或可以少付出很多理赔款。可是，如此这般对待投保者，投保者未来对保险业的信心何在?保监会是否计算过这份信心价值多少?如此这般处理行业矛盾，又如何谈得上“又快又好地发展中国保险业”?又如何才能做到“又快又好地发展中国保险业”?
企业中的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 篇4
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可以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配和控制，因此，权力也就成为很多人竞相追逐的对象，某个人对一种权力的拥有可以来自上级部门的正式的合法授予，也可以来自一些非制度性安排的，但又实际上存在的非正式权力，这也就是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之别。
在企业管理范畴，除了根据组织结构的划分而赋予各职能岗位的显形权力之外，还有一种与组织结构无关的企业隐性权力存在。在组织机构中的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的性质不同，它们的来源途径也不同。显性权力的来源主要有法定的权力和来自上级部门的授权与分权三个方面，这也是组织中正式的、合法的、制度性的基础权力，这种权力在企事业单位中也就是常说的下级要服从上级，韦伯称之为合理合法权力;而隐性权力往往来自于机构中的非正式组织，例如由于个人的能力、知识、品德等在群体中所形成的威望，某人由于与权力高层所形成的某些特殊的关系而拥有的影响力等，这些影响力在制度上没有被承认，但却能左右决策与实施，因此也被普遍认为是权力的一种。这种权力在组织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某个人在组织中形成的个人魅力。这由于某人在组织中所拥有的技术、能力、经验，或者是品德修养等优势，这会使得在组织中大家从心理上对其产生一种敬畏感，从而使之在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号召力，也即权力，
其二，是个人离权力中心的客观位置所造成的影响。这主要是这些人能够利用其与权力中心的亲近关系以影响这些管理者的决策，这就造成了组织中职位不高的一些人，甚至根本就没有职务的人实际上拥有了与其身份不对称的权力。
隐性权力的大小及在企业中的影响力与权力拥有者自身的个人特点有关，这不管是来自其个人魅力，还是其与权力中心的客观位置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因为组织中的知情者在实际上或者在心理上存在与这些人的某种依赖关系所造成的，被依赖程度越高的人，在组织中就拥有越大的隐性权力。
纵观企业管理过程和结果看，如果能使企业隐性权力为企业管理助力，则在企业管理中往往可以收到事倍功半的效能，反之它将严重内耗和损耗企业的资源及成本，使得企业管理成本大幅增加。隐性权力对于组织的影响就其表现形式来看显得比较复杂，因为有时候人们搞不清楚这种权力的根源在何方，因而也很难确定这种权力的影响范围及运用方式，它是影响组织执行效率的双刃剑。管理者可以通过加强自身的领导水平、道德修养等在群体中确立权威，这就即使不发挥其所拥有的显性权力，也可以通过其隐性权力的影响力来促使政策指令得以有效执行;与之相反的是，如果组织中存在作用力不一致的两个权力中心，这毫无疑问，组织中指令的执行效率就会被大大降低了。
在通常情况下，企业中的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不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但是如果企业在引入了科学的企业管理体系很长时间后，仍然在管理及效率上没有大的改观，则需要对企业中存在的隐性权力加以重视，这种情况下往往是隐性权力在某些方面阻碍了显性权力的执行力。当人们不了解隐性权力概念时，往往对于上述情况找不到实际的问题根源，可也许恰恰是隐性权力发挥了本不应发挥的作用。
显性 篇5
1、无接口说
无接口说的代表人物是Krashen。Krashen区分了“习得”和“学得”两个概念。“习得”与儿童学习本族语言相似，属于无意识的学习。而“学得”多通过正式指导来进行，属于有意识的学习。习得的知识体系是学习者在实时交际情况下使用的唯一的语言知识来源;学得的知识体系监察习得语言知识的输出。Krashen 认为任何“学得”只能在某些语言任务中得以呈现，但不能在真实交际任务中使用，即“学得”和“习得”不能相互转化。[6]300-327
2、弱接口说
弱接口说的代表人物Ellis。该假说认为语言习得是完全等同于人类其他技能的获得，学习者通过不断地练习或训练，不但内隐知识可以转换成外显知识，而且外显知识也可以转换成内隐知识。在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首先以陈述方式习得某一条语言规则，即获得陈述性知识，然后经过不断练习或训练，陈述性知识可以转换成程序性知识，最后成为内隐知识。[7]弱接口假说虽然认同外显知识可以和内隐知识转换，但就如何转换以及转换的条件是什么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如N. Ellis认为陈述性知识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对感知产生影响，使学习者注意到输入与已有语言知识之间的差距，从而间接地促进内隐知识的习得。Schmidt认为学习者使用外显知识产出语言输出并以此监控内隐学习机制的自动输入。
3、强接口说
强接口说认为经过反复的练习外显知识能够转化成内隐知识。强接口说从信息储存、加工过程转化的角度，认为经过有意识训练的语言知识可以被无意识地自动化使用。强接口说将语言习得完全视为技能习得，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陈述性知识开始，经过练习而实现自动化。[8]Dekeyser是强接口说代表。他把语言习得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自动化知识。学习者反复练习后，陈述性知识程序化、自动化，从而使得自动化了的外显知识成为内隐知识语言能力的一部分。除了Dekeyser，Stevick 和Bialystok也是强接口说的倡导者，均认为外显知识可以转化为内隐知识。
4、动态接口假说
此外，周山，杨烈祥还解释了外显和内隐知识的动态接口假说，认为“不但外显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内隐知识，而且内隐知识也可能转换成外显知识”。该假说认为有关内隐与外显知识的接口假说似乎都是针对学习者个体某一时期的接口的验证，是传统教学中“面向结果”的反映，即没有把学习看成是一个过程。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无论是接受性的自然语言，还是产出性的自然语言，整个学习过程都是从母语到目标语过渡阶段，都是建立在与认知有关的过程中，即二语习得是一个面向过程的学习机制。在这种动态过程中，外显和内隐知识之间反映了一种复杂的动态转换关系，即动态接口假说。[7]
纵观上述观点，可以说无接口说是不正确的。大量的实践和研究证明了课堂教学和学习者的意识对二语习得具有积极作用，证明显性的语言形式教学能加快二语习得速度，提高语言使用准确度，这与无接口说是矛盾的。[9]“强接口说将语言习得完全视为技能习得, 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陈述性知识开始，经过练习而实现自动化，这一说法在母语习得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二语言知识也并非完全始于显性知识，完全用技能发展来解释也有失偏颇。”[2]弱接口说和动态接口说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实践体验。如上文所述，外显知识和内隐知识本质上是同一的，两者的转换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语言知识由显性状态过渡到隐性状态的过程和特点，以及如何加快这一过程，从而提高学习者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三、结语
外显知识和内隐知识作为同一语言知识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显性的语言知识经过强化练习是可以转换为内隐知识的，内隐知识为新的外显知识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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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 篇6
存款保险制度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 要求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按其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 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基金, 当投保的机构出现支付困难、破产倒闭或其他经营危机时, 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全部或部分存款的制度。这也是通常所说的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世界上最早的存款保险制度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为了挽救大萧条中已濒临崩溃的银行体系, 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根据这一法案在1933年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 1934年开始实行存款保险, 从而开启了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的先河。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 (M. Friedman) 高度评价了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存款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是1933年以来美国货币领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20世纪70年代以来, 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金融创新的推进、金融风险的加剧, 很多国家纷纷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种事后补救措施, 与金融监管当局的事前审慎监管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共同构成了发达国家的金融安全网络。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防止挤兑, 大大降低了单个银行的危机发展成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同时存款保险机构往往会对银行的资产质量、风险进行监督和管理, 并及时提出警告和建议, 这就有助于保障金融安全、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中, 美国有数百家银行倒闭, 但并未发生挤兑和大面积倒闭现象, 存款保险在其中功不可没。但是, 由于构成存款保险的三方当事人即存款保险机构、银行和存款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 主要是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和银行的道德风险, 这是存款保险制度的严重弊端, 也是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一大争议所在。具体而言, 存款人的道德风险是指由于存款保险制度对其利益提供了保护, 存款人往往不再关注银行的经营业绩和业务活动, 缺乏对银行风险监管的积极性, 甚至缺乏将其存款从潜在破产的银行提出的积极性, 这就使低效率、甚至资不抵债的银行能够继续吸收存款;银行的道德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保险费增加了银行的营运成本, 以及存款保险机构会帮助其承担一部分损失, “无后顾之忧”的银行追逐利润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高盈利的业务活动。
2 关于在我国构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议
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 即政府以国家信用为银行全额存款提供100%担保, 当银行出现问题时由国家财政为其买单。因此, 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是指把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转变成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 把政府担保变为商业担保。当然, 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与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居于垄断地位、金融体系相对稳定等多种因素有关, 也在一定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背景下, 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事实上, 1993年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经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基金, 保障社会公众利益”;2011年颁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 明确提出要加快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2012年7月16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发布的《2012年金融稳定报告》中称, 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在我国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将存款保险定位成一种强制性保险, 必须纳入所有商业银行。
由于大型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担保, 通常认为不存在破产倒闭的可能性, 纳入存款保险只会增加成本, 因此对于构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积极性不高, 中小银行为了提高其信誉则希望纳入存款保险。但如果只让中小银行加入存款保险, 中小银行的经营成本会高于大银行, 反而会使得中小银行从事高风险的活动, 发生道德风险。因此存款保险应该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 要让所有的银行都加入。
第二, 应实行差别费率和限额赔付, 防范道德风险。
首先要考虑银行在资金实力和风险大小方面的差距, 根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缴纳保费的能力和不良贷款率、风险等级制定合适的有差别的各档保险费率, 不能太高以致增加银行的经营成本, 也不能太低以致存款保险基金不足;其次, 为了降低存款人的道德风险, 应实行限额赔付, 即在最高限额以内的存款全额赔付, 超过限额则只能按限额赔付, 也就是通过将大额存款人暴露在风险中促使其关注银行的经营, 当然这也需要提高存款人的风险意识。
第三, 要健全商业银行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
尽管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发股上市等措施, 我国的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 有时并不能根据自身的利益而只能按政策意图办事, 从事一些低盈利、高风险的活动, 这显然与存款保险制度下各个银行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的要求不符。因此, 要健全商业银行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 尽量减少行政干预。
第四, 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需要有公平竞争的银行体系、完善的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金融监管等配合的, 因此构建存款保险制度不可一蹴而就, 要循序渐进, 寻找合适的时机择机出台。
3 在我国构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
第一, 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特别是限额赔付下, 存款人和商业银行由受国家全额担保降低为受商业部分担保, 保障程度的降低将促使存款人更加关注银行的经营、银行更加注重自身的风险和收益的均衡, 从而降低道德风险。
第二, 有助于银行之间公平竞争。
由于大银行在其资金实力、规模和技术等方面更具优势, 并由国家信用担保, 长期居于垄断地位, 而小银行则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公众更信赖大银行, 大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更强。一旦构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小银行的信誉提高, 公众在大银行和小银行的存款收到的保障程度相当, 此时大、小银行之间公平竞争, 公众的选择取决于二者的产品和服务, 社会福利提高。
第三, 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
在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下, 由于我国长期政企不分, 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前财政部多次注资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 成本巨大。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后, 由存款保险机构以存款保险基金对破产的银行救助或对存款人直接支付, 从而减轻了财政负担。
第四, 有助于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后, 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优胜劣汰难以避免, 可能会有一批金融机构退出市场, 使一些存款人的利益受损, 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恰是一种既能维护存款人的利益又能使银行退出市场有效机制。可以说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
摘要：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先分析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及存在的道德风险, 然后对我国构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提出了建议, 最后强调了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
关键词：显性存款保险制度,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挤兑,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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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景新, 刘炜.次贷危机背景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构想[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0, (3) .
显性的塞壬，隐性的蝴蝶夫人 篇7
【关键词】东方女性 韩 《红线》 典型形象
一、引言
尼古拉斯·周思是当代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他曾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跟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联系，对中国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作为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周思的很多作品如《长安大街》、《黑玫瑰》等都跟中国相关。而周思最为著名的作品《红线》更是脱胎于中国清朝沈复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红线》中含有大量的中国符号，如中国古代建筑雕刻、中国美食、中医、佛教转世轮回，及一位中国的女性——韩。但周思在《红线》中所描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并非真正的中国，而是西方人对东方及东方文化的想象。可以说，“旧有的殖民心态和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冲撞时的优越感”⒈（p116）使得周思对东方文化和东方进行了误读和误现。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心理期待，不可避免的创作出韩这样一位东方女性。韩在《浮生六记》中本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却在《红线》中成为了东方文化的一张重要的面孔。西方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两种典型的东方女性，一种是神秘的、充满异国情调同时性感迷人的塞壬。而另一种则如同蝴蝶夫人般美丽、温柔、顺从、无助，一直期待着西方骑士来拯救她。本文指出在《红线》中，周思把韩塑造成了一位如塞壬般性感迷人，同时却又像蝴蝶夫人一般的顺从的女性形象。而这种典型形象正是西方人读东方女性的误读。
二、东方的塞壬
在《浮生六记》中，憨园出场不多，沈复只指出她音色优美，被芸娘挑中想要帮沈复求娶她为妾。而在《红线》中，周思凭借自己的想象和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固有印象创造出一位神秘性感极具诱惑力的东方塞壬——韩。一直以来，西方世界对于东方文化和东方世界都有着误解和扭曲。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需求，构建出一个东方。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述：“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 ⒉（p1）。而如塞壬般的女性形象恰好满足了西方人对于东方迤逦的想象。在希腊神话中，塞壬用自己天籁般的歌声来诱惑水手，使他们倾听失神，忘记了回家的路。而《红线》中的韩作为一名红歌星，跟塞壬一样，风骚缭人，嗓音婉转。
韩的出场就充满了神秘性和诱惑性。周思没有直接的对她进行描述，而是通过旁人的话来说提到她，说她是上海最好的歌手，若要见她，只能等待。抱着好奇和期待的心，鲁斯和沈复灵一直等到午夜才终得见韩。这种出场的方式使得读者更好的体会到韩的神秘性。韩的神秘性贯穿了整个小说。她黑色的头发以及她偏爱深色的特点也增加了她的神秘性。因为就西方人看来，黑色，尤其东方女性的黑发是神秘、特别，有异国情调的象征。除了神秘以外，东方女性的另一个特色是性感迷人和致命的诱惑力。这种塞壬般的特质在韩的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描述韩的时候，周思多次运用了“神秘”、“异国情调”、“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等词。这也充分说明了，在西方人眼中，“‘亚洲的”则被奇妙的等同于异国情调的、神秘的、深奥的、含蓄的”⒉（p64）。
三、不一样的蝴蝶夫人
如上所述，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东方女性，除了充满异国情调，如谜一般诱惑的塞壬外，还有一种则是美丽柔顺且无辜如羊羔一般的天使，等待着西方骑士从邪恶的黄种人手中将她拯救出来。而这种女性的典型代表则是《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韩在本小说中是东方塞壬和别样蝴蝶夫人的混合体。在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女主角巧巧桑正是这样的化身。她温柔顺从，一心一意的爱着美国军官平克顿，虽然遭受背叛与抛弃，也还是为他生下儿子，独自抚养他。平克顿三年后携妻重返日本，再次见到巧巧桑，并想认回孩子。乔乔桑不忍反驳，最终自尽身亡。蝴蝶夫人的问世完美地满足了西方人对于温柔顺从的东方女性的想象。而《红线》中的韩，除了极具诱惑以外，也跟蝴蝶夫人一样，等待着西方骑士的拯救。
表面上看，韩显然没有蝴蝶夫人的顺从，谦逊和无辜这些特征。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从背叛鲁斯和得知鲁斯生病后拒绝去医院看望鲁斯这些举动来看，她甚至显得有些冷酷无情。很难把她和那位顺从的蝴蝶夫人联系到一起，但是，在周思笔下，她仍然无法摆脱成为典型东方女性的命运。在她还没有露面时，周思在《红线》中就提到了蝴蝶夫人。在听韩演唱之前，里奇带着一位中国男士一起出现，而他与沈复灵的第一次见面，就问“你是谁？巧巧桑？” ⒊（p86）。虽然这句话显然是对着沈复灵说的，但是也可以说是在暗示接下来出场的韩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被韩深深吸引以后，鲁斯在第一次见面后就去找了顾韩，而通过鲁斯的眼睛，读者开始了解韩的世界。而这是与舞台上那个魅力四射的女皇截然不同的另一面。韩的生活并非繁花似锦，而是贫穷普通的，匆忙而狭隘的。于是西方人鲁斯成了救世主。她邀请韩和她还有沈同住，因为她觉得韩与病妇和顽童同住太过于糟糕，而她想要拯救韩。从这不难看出，韩表面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实际却如同在等待西方骑士救赎的蝴蝶夫人一般，脆弱而謙恭。不仅如此，在经历一系列风波之后，韩还是嫁给了一位美国的电影大亨，因此得到了最终救赎。比起鲁斯来，这个美国人更像是韩的骑士，因为他的一大笔钱，韩才可以解脱，并过上富足的理想生活。不管韩看上去多么与众不同，她的内里仍然是依靠着西方人的蝴蝶夫人。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周思与中国渊源很深，但最为西方作家，他还是难免陷入对东方女性典型化、片面化和神秘化的窠臼。
四、结论
《红线》是一部充满了想象力的作品，而周思作为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借用中国古典名著《浮生六记》将历史和现在联系在了一起，并借由沈复灵、鲁斯和韩三人的故事将东西方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跨越时空的叙述有利于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读者面前。但周思作为西方作家，在展现东方文化时也有着误读和扭曲，最为典型的就是《红线》中东方女性形象。在沈复的《浮生六记》中惊鸿一现的韩，在周思的小说里却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周思对她浓墨重彩的描述，反映了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男人对于东方女人的幻想。虽然韩住在二十世纪的上海，而非落后的殖民地，但这也无法改变她是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东方女性。在周思的《红线》中，韩就是显性的东方塞壬和隐性的蝴蝶夫人的混合体。她无力抗争，无法独立，只能向命运屈服，在顺从中迷失了自我。
参考文献：
[1]张金良.神秘化、扭曲与误现——解读红线中的中国文化[J].当代外国文学，2005，（2）：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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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尼古拉斯·周思.红线[M].李尧，郇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显性 篇8
[关键词]隐性与显性；犯罪嫌疑人；权力规制；权利保障
[中图分类号]D91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1)04－0062－05
[收稿日期]2011－01－26
[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7SFB2025。
[作者简介]尹茂国，男，延边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延吉133002)
一、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两个阶段
犯罪嫌疑人并非源于自然，而是在特定情境下，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由于在立法中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不同，从而导致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并成为具有独特利益追求的一种角色主体。
(一)隐性阶段
隐性阶段主要是指从侦查机构确认某一社会个体为犯罪嫌疑人，到向犯罪嫌疑人或社会公开之前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
第一，已经确认了犯罪嫌疑人。这个阶段是处于由犯罪嫌疑对象上升为犯罪嫌疑人之后的阶段。从总体上而言，犯罪嫌疑人也是犯罪嫌疑对象之一，只不过犯罪嫌疑对象处于不确定、不具体状态，而犯罪嫌疑人则是侦查机构根据所掌握的事实和证据，在排除非犯罪可能性的基础上，将侦查对象具体在某个或几个具体的社会主体身上，并围绕该主体展开专门调查工作或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因此，犯罪嫌疑人是已经被确认、被具体化的犯罪嫌疑对象。
第二，尚处于不公开状态。尽管在隐性阶段，犯罪嫌疑人已经得到确认，但侦查机构尚没有对社会及犯罪嫌疑人公开，因此，此时的犯罪嫌疑人只是侦查机构视角中的犯罪嫌疑人，社会及犯罪嫌疑人则处于不知情状态。这里的“公开”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侦查机构没有向犯罪嫌疑人或社会公众公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二是侦查机构没有向具有司法审查职责的司法机构公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第三，权利保障处于消极状态。隐性状态并不表明侦查活动的停止，只不过是说，一方面，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状态，还没有对社会与犯罪嫌疑人公开；另一方面，侦查活动没有涉及公开损减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没有权利保障的必要性或无法采取权利保障的措施。在这个阶段，以积极方式来对抗权力侵害的诉讼权利没有存在或行使的空间。如果侦查机关采取了损减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侦查活动，而犯罪嫌疑人仍处于不知情状态，那么就构成了侦查权力的滥用。
(二)显性阶段
显性是指侦查机构通过一定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这一角色处于公开状态。这种公开状态并不必然地表现为对整个社会的公开，而是表现为由侦查人员内心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转为向其他社会主体公开的犯罪嫌疑人。这种公开既可以表现为直接向犯罪嫌疑人的公开，也可以表现为向被害人及负责司法审查的司法机构的公开。
1.由隐性到显性的必要性
侦查机构向社会及犯罪嫌疑人公开这一身份，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制止犯罪的需要。有些犯罪尚处于进行当中，需要侦查机构首先采取强制措施加以制止，以维护社会秩序，防止犯罪后果进一步扩大。
第二，调查取证的需要。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以防止其逃避侦查或对证据的破坏。另外，讯问犯罪嫌疑人也是调查取证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犯罪嫌疑人是采取积极辩护的方式，还是采取保持沉默的方式，这都是对所涉及犯罪的一种反应，对于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缉拿犯罪嫌疑人的需要。对于在逃犯罪嫌疑人，当需要依靠社会力量来缉拿犯罪嫌疑人时，则存在向社会公布犯罪嫌疑人身份的必要性。
第四，诉讼公正的需要。如果刑事诉讼是在秘密中进行，最后只是告知犯罪嫌疑人一个结果的话，那么这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犯罪嫌疑人不只是处于被动的接受角色，还可以进行积极的参与。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法定诉讼权利的行使，来捍卫自身的实体权益。
2.由隐性到显性的方式
关于犯罪嫌疑人的确定问题，有学者认为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是从第一次讯问开始，第一次讯问使得被讯问人开始享有法律赋予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并认为以采取强制措施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不正确的，应该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在前，采取强制措施在后。况且，有些案件并不采取强制措施，不能认为不存在犯罪嫌疑人。口’笔者认为，无论是采取强制措施，还是第一次讯问，都是建立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确认的基础上，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确定，则采取强制措施和讯问等问题都无从谈起。而第一次讯问及采取强制措施，均是犯罪嫌疑人由隐性到显性的方式之一，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排斥关系。另外需要澄清的是，犯罪嫌疑人的确定与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没有利益及利益冲突，也就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也就无所谓权利保障。在犯罪嫌疑人处于隐性状态时期，政府与犯罪嫌疑人没有正面接触，不存在从犯罪嫌疑人身上直接获取利益的情况，因此，犯罪嫌疑人也无所谓运用权利来抗衡政府、制约政府以维护权益的问题，此时，犯罪嫌疑人不具有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犯罪嫌疑人由隐性转为显性，主要通过这样一些诉讼行为体现出来：
第一，立案。以立案作为犯罪嫌疑人已被确定的表现之一，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世界各国关于立案的规定并不一致。“综观世界各国有关诉讼立法，除前苏联、东欧和蒙古等国家与我国一样，将提起刑事诉讼即立案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加以明确规定以外，法国、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刑事诉讼文法都不将立案视为独立的诉讼阶段。”就犯罪嫌疑人的确定而言，立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侦查机构只是确定有犯罪事实发生，但并不确定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的立案并不能起到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作用。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称有人被杀，经核实后认定为他杀，犯罪事实发生，即可立案侦查，至于犯罪嫌疑人的确定则有待于进一步调查。二是犯罪嫌疑人已确定并向社会公开的立案。这往往发生在举报或侦查机关通过一案牵扯出他案的情况中。
第二，采取强制措施。强制措施种类很多，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搜查、扣押、冻结等等。对社会主体采取强制措施，就是犯罪嫌疑人由隐性到显性的过程。因为强制措施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权利损减的问题，必须要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抗争的能力，以防止政府滥用职权，不合理地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诉讼权利则是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机构，以维护自身实体性
权利的有效手段。
第三，第一次讯问。在侦查阶段，讯问的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这是侦查机构与犯罪嫌疑人正面交锋的关键环节，因而也是权利需要保障的重要领域，其中以第一次讯问尤为重要。它既是侦查机构向犯罪嫌疑人所进行的一种“宣战”，以公开的态度表明已将被讯问人纳入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之内，同时也是犯罪嫌疑人获取对抗权利的开始。犯罪嫌疑人既可以通过消极防守的途径，也可以采用积极抗争的方式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来予以抗争，也可以借助外力来实现有效抗辩。
第四，通缉。通缉既是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手段，也是向社会公开犯罪嫌疑人身份的一种方式。一旦被通缉，犯罪嫌疑人将处于可以被随时缉拿的状态，因而也应该拥有随时为自己申辩的权利等。
二、隐性与显性界定不清所导致的问题
对犯罪嫌疑人与嫌疑对象、犯罪嫌疑人隐性与显性的研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理论性的探究，更是出于权利保障的实践需要。尤其是在立法尚不健全、没有将所有可能涉及个体权利损减的强制措施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之内的社会，这种划分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在犯罪嫌疑人的界定方面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一)嫌疑对象犯罪嫌疑人化对待
例如我国《警察法》第9条规定的警察盘问权，就具有嫌疑对象嫌疑人化的倾向。其一，“盘问”的模糊定位。从性质上看，盘问应当是一种询问，而不应当是讯问，但盘问后，警察却可以根据盘问情况，决定进一步采取拘留或其他强制措施，因此，结果上又起到了讯问的效果。其二，证明标准低下。现场盘问只是要求有嫌疑即可，而带至公安机关继续盘问，也只需要“(1)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2)有现场作案嫌疑的；(3)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4)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在缺乏中立第三者审查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嫌疑也只是警察自身的一种判断而已，带有较大的伸缩性。其三，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留置时间最长可达48小时，而且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不存在来自司法审查机构的审查。这种嫌疑对象嫌疑人化处理的方式，极易造成警察权的膨胀和个体权利的损减。
(二)隐性犯罪嫌疑人显性化对待
侦查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这也是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所在。一般而言，以懈怠职权的方式来放弃利益追求，无异于否定自我的存在价值，这是任何权力行使主体都不愿意采取的一种方式。在职责要求无可回避的情况下，选择以最便捷的方式来实现利益追求，便会成为侦查机构的首选。在特定社会条件的限制下，当损减权利成为获取利益的一种捷径时，便会出现把嫌疑对象嫌疑人化对待、隐性犯罪嫌疑人显性化处理的现象。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秘密侦查行为为例，秘密侦查行为直接涉及到个体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因此，也是各国刑诉立法重点调整的内容之一。如美国立法就要求除特殊情况下，搜查必须要得到法官的批准，否则就构成违法。但侦查人员以普通社会个体的自然感知能力和方式，在普通民众所能够涉猎的领域所进行的观察，不被视为是一种搜查；侦查人员从普通飞行器和正常航线内所能观察到的视角进行观察，不被视为是一种搜查等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隐性犯罪嫌疑人必须以隐性化的手段来对待，不允许以显性化的方式来对待隐性犯罪嫌疑人。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由于缺乏关于秘密侦查行为的具体规定，从而使得该行为成为侦查机构视情形自行决定的事项。如侦查机关可以在不经中立第三者审查的情况下，自行决定秘密窃听隐性犯罪嫌疑人的电话、查阅隐性犯罪嫌疑人的信件等等，这些侦查行为均已对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构成了侵害，但犯罪嫌疑人尚处于不知情状态，无法对自我的权利进行有效救济。而事实上，隐私权是重要的宪法权利，也是不能被任意克减的权利之一。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的做法，实际上是将隐性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显性化处理，但在性质上却又界定为隐性犯罪嫌疑人，属于隐性犯罪嫌疑人被非正常的显性化。这不仅为侦查权的肆意制造了温床，而且也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造成了困难。
(三)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的手段欠缺正当性
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将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理念问题，并进而涉及到对显性化手段和方式的正当性评价。以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为例，我国在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的方式和手段方面，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使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的主体欠缺中立性。我国刑事诉讼中，除了逮捕这一强制措施以外，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均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逮捕虽然由检察机关审批，但检察机关从性质上而言，与侦查机关同属于控诉机构，并非与控诉利益无涉的中立者，因而难以保证犯罪嫌疑人显性化过程中的公正性。
第二，犯罪嫌疑人显性化的情形欠缺规范性。以搜查为例，主要表现在搜查理由和无证搜查两个方面。一是搜查理由的随意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只要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就可以自行作出搜查决定，以目的的正当性掩盖了对搜查理由的合理性审查。二是无证搜查情形的不规范性。刑诉法第111条：“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但并没有规定在执行逮捕和拘留的时候，遇有哪些紧急情况可以无证搜查，也没有规定搜查的范围和界限，更没有规定在非执行逮捕和拘留的时候，是否可以无证搜查，从而使得无证搜查情形不具有规范性。而其他多数国家对此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如美国对无证搜查情形就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列举，规定了附带于逮捕后的无证搜查(search Incidentto Arrest)、对汽车的无证搜查(AutomobileSearch)、经同意后的无证搜查(ConsentSearch)、紧急情况下的无证搜查(Search UnderExigent Circumstances)等等，并对每种情况的适用条件作出了严格规定。
(四)显性阶段权力与权利的配置失衡
显性 篇9
当前, 以NFC为代表的现场手机支付模式的讨论已经逐步升温到争论标准制定的地步, 对于采用何种标准实现现场手机支付, 不同利益阵营日益流露出趋向竞争的姿态。
不过, 在业内人士看来, 现场手机支付尚处于“铺路”阶段, 市场成熟还需2-3年的培育, 并且现场支付也不一定代表未来手机支付的所有发展趋势。
日前, 中国联通一位负责新业务开发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未来的手机支付模式将呈现出现场支付和远程支付相互结合的特色, 在这个过程中, 手机支付的市场发展将呈现出“长尾”特征, 每一种支付模式都有自己的细分客户与应用特点, 在蛋糕需要共同做大的时候, 所谓的模式与标准的竞争不一定以显性出现。
现场支付的“盈与缺”
“现场支付是当前运营商和银联共同关注的热点。不可否认, 现场支付具有良好的购物体验及强大的示范效应, 能够给手机用户带来比较强烈的使用冲动, 因此, 现场支付将成为这几年的投入热点, ”上述联通人士表示, “不过, 从概念到现实, 现场支付还有许多困难要去克服。”
对中国移动来说, 手机终端的改造路径已经确定, 就是中移动力推的SIM卡改造方式, 通过更换带有RFID功能的SIM卡, 中国移动能够避免成为一个通道提供者, 从而把支付结算与移动增值紧密结合起来, 成为手机支付产业的核心掌控者。据了解, 更换一个SIM卡的成本在100元左右, 对中移动来说, 即使大规模更换, 这个成本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现场支付成功的另一个要素是支持手机支付的Po S终端。中国移动方面表示, 在PoS机的铺设上面临压力, 将采用“合作”模式, 运营商将与各种商家及大卖场合作, 以投资或租赁的方式提升移动支付Po S机的铺设率。
以银联为代表的手机支付模式似乎没有明显的短板, 银联一方面手握各大银行的资源, 另一方面也与三大运营商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不过, 从近几年的市场表现来看, 与银联合作的手机支付业务只能用步履维艰来形容。
据介绍, 银联的一大弱点也在于Po S机改造, 相对于数百万台PoS机终端的改造成本, 银联自己基本上难以承受, 而各大商业银行对此也兴趣缺乏。因此, 从目前来看, 手机现场支付前景看好, 但规模化应用仍很艰难。
远程支付量变
业内专家认为, 现场支付的市场成熟期“起码需要三年”。与此同时, 远程支付的潜力尚没有得到银行和运营商方面的关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传统的手机远程支付有了长足发展, 开始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在传统认知中, 相对于现场支付, 手机远程支付仅仅限于一些小额支付, 且支付面狭窄, 应用范围不广, 因此, 各大商业银行对此兴趣缺乏。除了运营商有所尝试外, 只有一些第三方支付公司在埋头开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成熟, 手机远程支付无介质、无终端限制的特点得到了体现。从事第三方支付的易宝支付副总裁余晨表示, 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到现阶段后, 这个特点给第三方支付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广阔市场, 并且针对各种细分市场, 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商业模式。
余晨表示, 对最终用户来说, 手机远程支付的体验正在迅速改善。“从资金来源上看, 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 用户不仅可以使用银行卡、信用卡实现无卡支付, 还可以使用各种预付费方式进行支付, 包括运营商的充值卡、盛大的游戏点卡甚至腾讯的Q币、联众的联众币等。这些方式能够横跨三大运营商的用户群,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电信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移动的神州行充值卡支付某些移动互联网应用的费用。
在应用层面上, 当移动互联网主要是一个娱乐平台时, 手机远程支付主要提供一些虚拟产品的支付, 如音乐、软件、游戏等。当移动互联网开始出现电子商务的应用后, 手机远程支付迅速跟进, 开始具备移动商务结算平台的功能。
远近结合是大趋势
从长远市场来看, 手机的现场支付和远程支付是非常紧密的互补关系。“没有人会通过手机远程支付买冰箱这样的大件。远程支付只面对那些与其支付特点相对的人群。这个市场的分割度很高。”余晨表示。
实际上, 手机现场支付与远程支付面临完全不一样的用户群体。把两者列为或替代竞争关系没有依据, 两者是互相补充的关系。现场支付创造的是一种全新的支付体验, 这个市场中创新应用是主流, 而手机远程支付主要替代的是传统的支付渠道。远程支付的市场驱动力来自传统行业支付方式的电子化。
余晨表示, 从航空售票领域来看, 其表现非常明显。由于航空售票需要全面用户信息, 因此通过手机进行信用卡无卡支付的风险可控, 与远程支付的便捷特点更容易结合, 目前已替代了一部分的现金支付, 特别是在商务人士中, 已成为购票时的主流支付方式。
对运营商来说, 为了全面推动软件商店的应用, 扩大用户群来源, 更加需要和各种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而这种虚拟产品的销售, 远程支付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同时, 更快捷也更加方便。目前易宝支付等第三方公司与三大运营商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