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他的时代（精选8篇）
曾国藩与他的时代 篇1
曾国藩与他的时代 ——读《曾国藩》有感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开篇即云：“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此论非独李鸿章，加之以其师曾国藩也极为合适。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曾国藩生前毁之誉之者都大有人在，其盖棺后的一百多年间，民间和历史界对其评价也多有起伏反复。现在所用的历史教材大概沿用的是范文澜先生给曾国藩下的“汉奸刽子手”定语吧，用语虽未这样直白，但他的反动形象是给确立了。唐浩明先生1000多页的皇皇巨著《曾国藩》虽属小说，但他研究曾国藩多年，即便是有所渲染，也该大体符合史实，从而让人可以让人带着趣味，比较全面地了解和审视这个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人物。
该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血祭》以1852年43岁的曾国藩在赴任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得母讣闻，回籍奔丧始；至1857年，因为多方掣肘，其所创立的湘勇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其父去世，再次回籍奔丧终。这段时期的曾国藩由书生而至统帅，因为性格的刚强，与腐败横行的地方官场冲突严重，从而节节受阻，处处碰壁，又加上被人弹劾而心生倦意，在江西战局陷入困局之时，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于是撒手军务，回家奔丧。第二部《野焚》以1858年再次出山始，至1864年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终。在家守制的一年中，经过读书、沉淀和思考后，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缺陷，于是改变行事方式，从而使得境况大为好转，终于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第三部《黑雨》以1864年开始裁撤湘军开始，至1872年曾国藩去世全书结尾。因为湘军的裁撤而使得朝廷得以安心，被加以无上的荣誉，但因天津教案的处理不当而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从而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
读罢《曾国藩》，感慨良多。又想到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虽然性格有所不同，但他的命运轨迹简直就是曾国藩的重演：由团练起家，位极人臣，富有实干精神，推进洋务，最后因为甲午海战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国人斥为“卖国贼”。被同称为“刽子手”的师生二人前后都为朝廷所倚重的栋梁和支柱，但前后也都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称为“破屋裱糊匠”，其实，曾国藩又何尝不是。在列强兵临城下的威胁中，所谓“谈判”，能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更何况有“圣裁独断”在上，说到底，便回到了我们久已熟悉的那句老话：弱国无外交！
杨国强教授在其著作《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中说：“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冲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段议论是比较公允的，在晚清，凡是有见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从魏源、林则徐到胡林翼、曾国藩、彭玉麟、李鸿章、张之洞等等，他们的呼喊和实践，都带有某种无可奈何的悲哀。这部小说中，对当时贪腐横行的官场百态作了一个还原，也对曾国藩及其幕僚等人对历史大势的认识作了细致的描写，正是这种对比，才显示出胡林翼、曾国藩、彭玉麟等人的悲哀的深刻。
曾国藩是矛盾的。儒生半世，但带兵伊始，便大开杀戒，以至于被说成“杀人如剃头”，从此，“曾剃头”的名号伴随了他的后半生。作为理学大师，他对太平天国的檄文里也打出维护传统的旗帜但他又不一味沉湎于义理考据之中，而注重经世之学，也成为实践“革新自强”的第一人。正如杨国强教授所说：“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从传统方面来看，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天下，曾国藩都堪称楷模，另外，他的文学成就也颇高，以至于梁启超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曾国藩成为中国历史上能同时做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儒家“三不朽”事业的少数人之一。毛泽东就认为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另外，再来看看曾国藩其他的业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后又任命规划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使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另外他还重视翻译西方书籍，以开民智；后来又推动清廷的首批幼童赴美留学等等。成为“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
能做到这些，所在者何？梁启超作了回答：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对待历史，比较客观理智的方式是：不能超越历史去臧否人物，要把人物放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下来衡量。在我看来，曾国藩在他那个时代，他做到了最好。当然，不是说曾国藩没有缺点，比如说他有些优柔寡断，比如说他过于守旧，从而导致女儿纪静的早死等等。我们不能苛求他所具有的缺点，责备求全地要求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身上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关于此，借小说中曾国藩评价王夫之的话：“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时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则当尽力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事！
曾国藩与他的时代 篇2
从建筑专业角度可将关注梁思成的人群分为两类, 非建筑人士和建筑专业人士。从大众网络媒体角度则可以看出, 面向非建筑人士的大众媒体的新闻导向多为娱乐八卦, 所以大部分非建筑人士对梁思成的认知与兴趣主要是那些民国文化名流之间的韵事, 诸如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金岳霖等。而即便是建筑专业人士, 也普遍对梁思成缺乏了解, 褒贬不一。有人视他为建筑界唯一的宗师, 奉若神明;有人则认为他在建筑设计上贡献并不大, 甚至是走偏了路。而近年来, 梁思成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学术圈、媒体圈, 以及大众圈同时参与进这场关于“梁学”的大讨论中。
朱涛的新书《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便是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索。朱涛在书中写道:“他成了一个特别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代宗师的形象。……但是我们做建筑的历史的时候是要彻底地排除这些东西, 要求所有的说法、提法都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来证明。”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女士则对此书并不认同, “梁思成哪有什么他的时代?他最辉煌的就是1947 年以前他做的工作, 他就是通过实际研究考察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书。梁思成从来就不是一个铁板的人物, 也不是什么神, 所以也谈不上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他什么时候跑到神坛上去了?他向来就是一个被批评的对象。 (1) ”梁思成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对此书的态度则并不一致。周榕教授诚恳地说道, 自己1986 年进入清华读本科时是建国后第一次正面评价梁思成。但是在2011 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10 周年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神的位置。 (2) 王贵祥教授则在博文中连发数篇纠正书中的谬误, 并强调“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 当时有当时的历史语境。当时人的一些话, 拿到现在的语境中来批判, 这对他们不公平。 (3) ”
一本关于梁思成的书竟然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 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好好探究。为什么周榕说梁思成从1986 年至今一步步走上了神坛的地位?为什么朱涛要把梁思成从神坛上拉下来?媒体在这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看似错综复杂的问题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并试图总结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
1. 清华学人的“造神”运动
在朱涛的新书发布会上, 清华大学的周榕说自己1986 年进入清华读本科, 这一年是建国后第一次正面评价梁思成。“但是在2011 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10 周年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神的位置, 所以这25 年, 我看着他的名字怎么一步步被构建起来......”那么从1986 年到2011 年这25 年中, 清华学人是如何造神的呢?
从1982 年开始研究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到1986 年出版《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01-1986》, 这段时间是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评价梁思成的阶段。1982 年前后的学术文章中依然有关于大屋顶、民族形式的讨论, 这可以看做是50、60 年代讨论的延续。而从1986 年之后, 关于这类主题便较少提及。清华大学关于梁思成的研究文章变成以总结学术成果、发扬学术精神为主题。这在《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01-1986》中反映尤为明显。首篇吴良镛的《继承和发扬梁思成学术和教育思想》一文为全书奠定基调。傅熹年的《一代宗师垂学后范》, 陈志华的《我国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的先驱》, 关肇业的《梁思成先生与建筑设计》, 刘小石的《历史城市的保护和现代化发展的杰作》, 赖德霖的《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形成及特色》等文章则从治学风范、文物保护、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教育思想等多角度全方位地总结了梁思成的贡献。
1986 年到1996 年, 是清华大学进一步肯定和颂扬梁思成的学术价值、传播梁思成的思想理论的阶段。这一阶段以《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1946-1996》为主要标志。另外清华大学整理出版了多本专著, 如《清式营造则例》《图像中国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 ( 上) 》《梁思成文集》等。可见这一时期依然以总结梁思成学术成果为主, 梁思成逐渐被塑造成为建筑学各个分支的奠基者的形象。
从1996 年到2011 年是造神运动的高潮阶段。以《梁思成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文集》为代表, 清华大学还举办了纪念梁思成诞辰一百周年、一百一十周年等多次大型纪念活动, 一大批学者、亲友撰文歌颂梁思成的人格与功绩。
1976 年以后, 国家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建筑思想体系来指导各项建设, 这个时候, 对梁思成的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同时, 改革开放后, 国外建筑设计思潮涌入, 现代主义设计手法一经传入中国, 就被不加批判地加以使用和传播, 建筑师鲜有兴趣反观自身的发展道路, 这种状况导致了无根据、不加鉴别以及单调笨拙的建筑形式。这一负面结果使得建筑学人重新回到关于“传统与现代性”的思考中, 重新建立建筑学科的自主性。可见, 清华学人在80 年代到90 年代的“造神”运动是时代需求所致, 人们需要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进, 只有树立一座丰碑, 构筑一个神坛, 才能将众人迷茫的探索汇聚到一个主旋律上。
2. 朱涛的写作动机
朱涛为什么要把梁思成从神坛上拉下来?又为什么会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
“为什么会达到 “建筑- 社会任意化”状态?我开始觉得光写十大建筑的案例分析已经不够了, 决定再倒退一步, 追溯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历史, 以便真正理解1950 年代末的状态。而梁思成便成为这段历史的中心人物——这便产生了今天这本书。” (4) 从朱涛的自述可以看出其写作动机主要是始于其对中国当下建筑问题的反思。而当下大量“不后悔”的翻天覆地的建设与50 年代的国庆十大建筑如出一辙, 为了探寻社会史与建筑史的交叉点, 梁思成这个人物再次成为焦点。
朱涛的写作动机是通过反思50 年代的建筑社会任意化来思考当下的建筑现状, 而事实是他的写作并没有论述当下的建筑问题, 只是在回顾50年代之前的建筑历史。梁思成成为他回顾历史的主旋律, 但是这种回顾没有指涉当下的问题与矛盾, 也没有揭示梁思成的思想与当下建筑思想的联系性与矛盾性, 所以其写作动机与写作成果之间缺乏一致性。因此他的写作产生的效果是人们把焦点聚焦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具体的史学贡献和历史地位上, 而不是反思当下的社会状况和建设之间的关系。
朱涛的写作引发了学界关于梁思成的大讨论, 关于一个历史人物人们似乎有着太多的观点和态度。朱涛从社会史和建筑史的角度回溯历史, 他笔下的梁思成被置于社会性范畴的框架之下讨论。而王贵祥笔下的梁思成则是从建筑史研究的角度认知的, 因此也就更关注于梁思成的学术贡献。赵辰和夏铸九的历史写作则又有不同, 赵辰是站在重新诠释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历史写作, 夏铸九则是要批判历史以贡献于空间实践。
3. 媒体的导向
从上述诸多言论不难发现, 媒体既是言论发生的平台, 也是言论的宣传器。从媒体的行为表现背后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虽然媒体存在多面的声音, 但以炒作为目的的文章数量和影响力远大于呼吁冷静思考的文章。
以《新京报》为例, 朱涛新书之后, 记者王军接连撰文《“梁思成林徽因抄袭”引关注作者朱涛暂未回应》, 《关于<“梁思成林徽因抄袭”引关注作者朱涛暂未回应>》等声明》。而在此之前, 王军也写过《梁思成传》、《“梁思成之前没有梁思成”——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 周年》等文章著作。从这些文字中, 王军的立场是全然站在维护梁思成历史地位的角度之上的, 为了这一需求甚至用其他建筑师的作为来反衬梁思成, “要知道建筑师是非常赚钱的行业, 像那时候梁思成的师兄杨廷宝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 他一回来到处都是活儿, 他几乎成了张学良的御用建筑师, 东北的很多东西都是他做的。”而针对人们对于梁思成的质疑, 王军也一再回应“他们觉得梁思成的研究没有太重视民居, 我觉得这有点求全责备。”可见, 充斥于主流媒体的文字报道多是对梁思成的歌功颂德, 而鲜有冷静客观评价其学术贡献的文字。
媒体报道也偶尔有呼吁冷静思考的文章, 《新京报》曾刊出这样《谁人读懂梁思成》一文就颇有启发意义。“如果把梁思成先生当作一个神祇而放上圣坛, 把‘梁先生’树立成一个专有的名词, 并在其前的道场和香案上不断添续膏火, 总有将纪念碑定制成垫脚石之嫌, 而那样的虔诚与感念似乎也很有些变味, 也有悖于梁先生的谦逊和正直的人品。真的纪念, 实在不如作些踏实而默默然的学术修行更能慰藉先生。梁先生不应是神, 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是绝没有这种僵化的定式和偶像。”这样的文章在大众媒体铺天盖地颂扬或炒作梁思成的今天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一窝蜂地扎堆炒作固然有利于媒体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 但从媒体的职责和责任上讲, 多一些冷静的思考, 多一点客观的分析, 对大众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才是媒体人的使命和责任所在。
在朱涛的新书之后, 媒体的报道主要以朱涛书中的只言片语进行炒作为主要内容, 如报道朱涛说梁林写作是抄袭等, 而建筑学界的撰文则侧重点不一, 有的是针对媒体的报道进行文献考证, 批驳抄袭的观点, 如王贵祥的两篇文章《驳< 新京报> 记者谬评——为梁思成先生辨》, 《再驳<新京报> 记者谬评——为林徽因先生辨》 以及赖德霖的文章《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与伊东忠太< 支那建筑史>》, 也有的是从自己的学术研究动机进行分析, 反思对于梁思成的研究的源起, 如赵辰的文章《今天我们为什么研究梁思成》, 楼庆西的《梁思成不是神——朱涛著<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读后感》等。无论是媒体还是建筑学界, 大家基本是借助朱涛新书这样一个事件, 自说自话, 各有各的需求和立场。但总的来说媒体的关注点与学界的关注点并不一致。媒体侧重于商业噱头, 吸引人的标题, 而建筑学界则更注重探求学科本身的自律性问题。而专业媒体比大众媒体则要更贴近建筑学界关注的问题中心, 但也难以在大众和专业学者之间架构互相理解的桥梁, 而这种桥梁的作用, 大众媒体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4. 总结
综上所述, 可以初步得到下面的三个结论:
一、今天的梁思成是被“需求”所塑造的形象, 而对梁思成的“需求”是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写照
“需求”可以分为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 首先是社会需求:50、60 年代, 这一时期的学术产物偏离了正确方向, 趋向畸形。也造成了梁思成在这一时期被批判的公共形象。 80、90 年代, 改革开放后, 人们需要重新认识50、60 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 又需要探索中国建筑新的前进道路。这时, 梁思成再次成为焦点, 在重新认识“民族形式”的问题之后, 人们需要在建筑学界树立一个领路人的形象, 于是重新整理梁思成的学术贡献, 总结其学术成就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
而到了21 世纪,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西方图像媒介的冲击, 多样化成为主要需求:对建筑理论和历史的认识呈现多样姿态。一部分专业人士认为应当找到基于传统的、中国建筑自己的道路, 而即便是这样的中国道路, 也呈现出不同的取向。不同时期的历史叠合效应使得今天本来已经模糊难辨的梁思成的形象变得更加模糊。透过梁思成, 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社会发展的历史。
与社会需求交织在一起的是个人需求。个人需求可以分为学术立场的不同和个人利益的不同。从学术立场的角度, 研究方向的侧重不同, 个人价值观念的差异, 以及社会身份职位的差异是导致学术立场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个人利益在媒体的激化下得以彰显。所以, 重要学术人物的历史写作某种程度上建构起梁思成的学术形象, 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认知。而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
二、关于梁思成的历史写作是建筑历史写作的一个缩影
在诸葛净《寻找中国的建筑传统——1953-2003 年中国建筑史学纲要》一文中, 阐述了不同时期建筑历史写作的规律性, 即均是围绕“中国建筑”的主题展开, 从30、40 年代的民族国家意识, 到50、60 年代的意识形态国家, 再到80、90 年代的文化转向, 呈现出国家发展和历史写作之间的某种关联性。在赖徳霖《文化观遭遇社会观——梁刘史学分歧与20 世纪中期中国两种建筑观的冲突》一文中, 提出不同时期文化观和社会观相互交织的状态。
综合两篇文章,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筑历史写作在本质上是建筑学科的自律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反映。从中国建筑学科创立至今, 一直试图保持学科的自律性, 但这种自律性始终与意识形态, 政权的发展相交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断吸收西方建筑学的思潮, 即30-40年代留洋学子归国对建筑学科的建立做出的贡献, 以及80-9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受到西方建筑思潮的影响;二是在吸收西方建筑思潮的同时, 对探索中国建筑自身的道路做出不懈努力。这种努力必然会受到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30-40 年代的民族意识, 50-60 年代的国家意识, 80-90 年代的文化意识, 21 世纪的多元观念。
关于梁思成的史学研究如果置于这一历史写作大背景之下来看, 其实是不同时期建筑学科的自律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体现。而当下朱涛写梁思成一书激起千层浪的社会效应, 一方面是当下多元观念的历史写作状态的体现, 另一方面, 也是大众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所起到的放大效应。
三、大众媒体与建筑学界之间存在矛盾与断裂
大众媒体的运作机制决定它会更为关注娱乐、八卦等特质的新闻, 与梁思成相关的名人轶事恰好符合这类特质, 因而导致大众媒体难以去关心建筑学界对于梁思成的良苦用心;再来看建筑学界的发展, 由于学科分工更细致, 不同方向对梁思成的关注重点不尽相同, 认知多元化导致对梁思成的理解存在差异。媒体的报道则有着无形的放大作用, 其用词和侧重点往往会激发建筑学界内部争论的波澜。所以, 媒体和学界的起点、动机、利益需求完全不一致, 这样的情况下发生断裂就是一种必然。
摘要：本文从回顾“梁思成现象”的发展过程, 对朱涛历史写作的分析, 以及媒体的作用等几个角度探究“梁思成现象”的内在原因并得出初步结论:梁思成现象反映出建筑学与媒体间的断裂, 关于梁思成的历史写作是建筑历史写作的一部分, 梁思成现象的背后动因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客观需求。
江平与他的时代 篇3
感谢陈夏红，他历时数年，勤勉笔耕，贡献了两本江平先生的传记。《沉浮与枯荣》于2010年出版。今年初，他第二部作品《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又付梓。
我认识江平先生已经二十年，但他于我依然是一个谜。他是一个开朗有趣的老头，谈笑风生，和蔼可亲，不像经历了大苦大悲。其实，除非相濡以沫的亲人，后人仅凭日常的交往，无以体验他的人生境遇。唯一的途径应是阅读传记，《沉浮与枯荣》是江平先生的自述，而《出没风波里》则是多人视角的叙述，书中有六十多人的口述，充满海量的细节与真切的描写。说实话，其中最令我感怀的是江平先生的爱情悲剧，尤其黄道秀教授的一段凄美的记述：
丝尔大姐长叹一声，幽幽地说：“只有绝情，过去才能死，未来才能生。我愿在他心中背负无情无义的罪名，这是我今生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
我读得惊心动魄，掩卷之后，我在想：“汀平先生是一个宽厚的人，他对政治上迫害他的人都宽宏大量，但对前妻暮年在病床上的求见，为何拒绝？”在陈夏红的书中，除一句“人已陌，情已绝”外，也找不到答案。
尼古拉·莱西在写《哈特传：噩梦与高贵之梦》时，详尽地写哈特的感情历程，她有哈特的日记作为参考，写不下去时，她就向读者交代说：“很不幸，那段时间的日记没能保存下来。”不知道江平先生是否有日记？陈夏红是否得到了他的日记？
英国文学巨人约翰逊建议包斯威尔即时写日记，因为“人的心智很微妙，之后写，也许就捕捉不到当时的意境了”，包斯威尔在约翰逊身边21年，1791年写出了绝唱《约翰逊传》。如果陈夏红再长20岁，与包斯威尔有同样的机缘与雄心，近在咫尺地观察与感受江平先生，也许能实现他的传记理想：“既是文学的，也是史学的，更是法学的。”
江平先生说：“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这不是谦逊，而是心痛。他失去了20年的黄金时光，民商法研究自然没有域外学者精细，但台湾大学王泽鉴先生衷心地仰慕他，因为技术可以习得，而独特精神的生成永远是神秘的谜团。
江平先生说：“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虽然他不及哈特，哈特的博士生个个是英国乃至世界知识界的精英，嫡系孙子辈学生卡梅隆都当上了英国首相，但江平先生拼一己之力，集卅年之功，将中国政法大学建设成自由精神的营地，薪火相传。
近十年，江平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与旗帜，他确实不是一个狭隘意义上的法学家，他是“一个法律活动家”，力量超出书斋，改变着社会，推动着法治。
李镇西与他的平民教育 篇4
——成都异地研修感悟
李镇西，男，1958年8月出生于四川乐山，1982年四川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在乐山一中担任语文教学工作兼任班主任；1991年到成都市玉林中学执教语文课并兼班主任；1997年到成都市石室中学任教。2003年6月获得苏州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8月至今一直担任成都市武侯区实验中学校长。
初识李镇西是多年前在《教育导报》上看到他的名字，被他的文章所吸引，第二次接触是去年读他的书《爱心与教育》，书中的故事让我很感动，书中记录李镇西老师的爱心、童心、真心和信心。这第三次有幸面对面听他演讲，听他谈他的教育思想。
2013年11月5日，我们一行八十几人来到成都武侯区实验中学参观学习，一进校园，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很有品味的文化公园，各种建筑和设施都包涵着很深的文化底蕴。武侯区实验中学占地85亩，校园共分为三个园：陶园、苏园、晏园，在三个园里分别塑着三位教育家的雕像，可以看出武侯区实验中学践行的是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爱心教育。每层教学楼都设有书吧，像是文化长廊，图书分类摆放，学生自由阅读。在教学楼之间分别竖着刻有“读好书”、“做好人”的两块大石头，处处体现了学校的素质教育思想。
来到阶梯教室，首先欣赏到的是学校的一个宣传片，它没有一般宣传片的套路，没有介绍学校有多少面积，有多少学生，也没有介绍学校所获得的各种成绩和荣誉，而是用微电影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新老师和转学生成长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刚到学校，便遇到一位成绩比较差的转学生，在转化孩子的过程中，女教师渐渐成长起来，孩子也有了进步，彼此都因对方的存在而感到了幸福，片子的确很感人，虽然不长，却有许多温馨的画面和感人的细节。
为了近距离的了解武侯区实验中学的素质教育和平民教育，我们走进了课堂，欣赏到了一节真正的自主探究学习的数学课。上课的班级是小学直接升进来的“预备班”，所以现在学习的是七年级下的课程，内容是“幂的乘方”。教室除了投影大屏幕以外，学生周围是两块大黑板，划分成几版，每个小组一版，学生分组围坐，便于讨论交流。课前学生已经进行了充分预习，上课老师进行了简单引入以后，学生就进行分组自主讨论，小组长要对小组成员进行分工，完成后面的环节。小组讨论完后就是小组展示，先由小组代表到黑板完成指定的习题，然后分小组讲解，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每人完成一部分，讲解过程中，学生先要分析题目，解析包含哪些知识点，应用哪些法则，做完题目之后要分析应用了哪些数学思想，哪些易错，该注意些什么，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小老师。课堂上学生方位和队形也随着教学环节的变换而随之变换，时而围拢到黑板前，时而又回到各自的小组位置上，每个学生都充分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很羡慕很敬佩上课的数学老师，上的轻松，上的潇洒，教师少有的提醒与点拨真的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课堂上学生也非常活跃，讨论时畅所欲言，对小组展示也是各抒己见。大课间活动已成为各学校的必要课程，武侯实验中学也不例外，学校为学生专门量身定制了“武侯实验中学素质操”，然后是跑步，每班学生绕着自己区域内的锥筒来回跑，场面壮观，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30分钟的时间，让学生在公园式的校园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全身心的放松，让身体得到充分的锻炼，真正是用阳光体育培养处阳光的学生。
很荣幸，大课间活动后我们得到了李校长的会见，虽然时间很短，而且大师带着一些不情愿，但我们从李校长简短的演讲中看到了他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情怀。刚从国外回来的李校长正忙于2013年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筹备与布置。是因为老朋友的介绍，加之从家乡来的参观团，所以李校长才答应了我们的参观学习，而且他说这是最后一批，以后不再接待这样的参观学习因为他认为：“教育不应该太功利，教育应该回归本源，远离喧嚣和浮躁”、“教育要像呼吸一样自由，像潮汐一样自然”。他希望还学生一个安静的校园，所以我能理解，大师一开始说的对于我们的到来并不表示欢迎，他不喜欢吹捧和宣传自己，他考虑的是怎样让老师上好每一堂课，他主张的是让每一个学生得到最好的发展，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李校长担任的多年的班主任，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他每接一批学生都要送给学生见面礼，总是一句话：“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2006年9月，刚刚出任武侯实验中学校长的他在开学典礼上也把这句话送给了全校师生，这句话也就成了武侯区实验中学的校训，在这种爱心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孩子总会因自己的存在而让别人感到幸福。结束他的演讲时，大师告诫我们：教育者要坚守良知，遵循常识，保持朴素。看着李校长离去的背影，我再次对这个大师肃然起敬，也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参观结束后，我查阅了李镇西校长的有关资料和武侯实验中学的介绍，也拜读了大师李镇西的微博。在“武侯实验中学发展刚要”中，我对大师践行的平民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解读，大师认为：平民教育是对所有孩子进行全面素质培养的教育，是和生活与生存相联系的教育；在本质上就应该是来自生活、联系实际，因而清澈明净、朴实无华的。平民教育是一种平和朴素的教育，实事求是的教育，从容不迫的教育，是为教育对象终身负责任的教育，是陶行知所倡导的“真教育”。
夹江县黄土一中
赵学智
流浪狗与他的流浪狗美文 篇5
狗本来都不是流浪的，只是被主人遗弃便成了流浪狗;人本来都不是流浪的，只是主动抛弃良心，又苟活着，便成了流浪狗。
因为我们不计成败却可以计较得失，因为我们抛弃的，都是分文不值的珍贵。
何谓珍贵?我想，既不是那些已经失去的，也不是如今拥有的。真正的真正的珍贵，从古至今就没有变过，生命，理想，光明，正义，真理，真话……这些都是珍贵的。然而总有一些人，抛弃真理，抛弃真实。
我听过一个关于猎人与狗的故事:
猎人养了一只非常聪明健壮的猎狗，狗经常帮助他捕获猎物，化险为夷，猎人非常器重这一只猎狗。后来县太爷知道了这样一只狗，便向猎人提出交换，猎人将狗交与县太爷，他则可以当个一辈子的衙役，这无疑是对猎人最大的诱惑。猎人思前想后，决定交换。
交换之后，猎人虽然见不到自己钟爱的犬，但还是为这丰厚的报酬而高兴。
一日，县太爷大宴。猎人也沾光吃了一顿好的，会上，他吃到一种自己从未吃过的肉，猎人更是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高兴，想自己打猎半辈子都不曾吃过的.肉就在这里，猎人就很高兴。猎人喝了很多酒才往家赶，忽然在县太爷家的后院见到一堆狗毛……
对于猎人而言，弥足珍贵的还有那只不离不弃的狗。而他最终选择放弃真实，放弃狗。
故事没有结局。因为欺骗与背叛，从来都没有结局。
我想，猎人最后会变成一只流浪狗。
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与他的情诗 篇6
摘要：陆游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其中那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今日读起来依旧振聋发聩，是爱国主义教育里的重要诗篇。就是这样的一个胸怀国家和天下的诗人，他也是个平凡的男人，他也有自己的情怀自己的生活，他的情感生活充满了坎坷，他与表妹唐婉的凄婉爱情至今依旧被世人乐道流传至今。那一首缠绵悱恻感人至深的《钗头凤》更是成为千古咏唱爱情悲剧的绝世之作，同时也侧面的反映出那个封建年代的守旧思想的压制人的思想毁坏人幸福。陆游在主张坚决抗战上市坚决的，哪怕一直不得志受尽打压也不曾改变，但是在爱情上他又是懦弱的封建的，为了母命而离弃了心爱的妻子，让两个人生受生离之苦无法忘怀又无法相守，自己为自己铸造一首爱情悲歌。关键词：陆游 唐婉 沈园 钗头凤 目录：
（一）陆游其人
（二）陆游文学成就
（三）陆游的感情生活
（四）陆游的情丝和情诗（词）
（一）陆游其人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诗人，词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陆游出生在一个“世宦家庭”，这个世宦家庭一直通过贫居苦学而仕进。陆游从小便接受封建正规教育，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生活在宋朝腐败不堪，与金国战火连连的年代。因为家庭和受教育的影响以及在宋朝与金国的战争中备受颠沛流离之苦，所以导致陆游在政治上力主抗金救国，诗篇中更是有大量的爱国主义以及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陆游的诗风格雄浑豪迈，充满了大丈夫的天地豪情，哪怕最后到了晚年，陆游都没有忘记收复中原的夙愿，陆游的一生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热情，也因为爱国主义一直主张收复中原，喜论恢复而深受打压，仕途上郁郁不得志。陆游在政治抱负上多失意，苦闷之下行为偶轻佻放纵，被同僚指责为“不拘礼法，恃酒颓放”于是陆游自号放翁，聊以自我解嘲。陆游甚至还进入部队有过军旅生涯，但是因为政治腐败，内斗严重，上层只求苟且得安，陆游的壮志一直未酬。陆游固执的坚决主张抗胡，直到晚年依旧满怀报国的赤诚，但是最终到离世的那一刻，他都没有看见王师北定中原日那一刻。陆游一生，无论是政治抱负还是感情生活，都是“心中壮志欲比天高，四顾茫茫难施手脚”。
（二）陆游文学成就
陆游有“小李白”之称，后人都以陆游为南宋诗人之冠，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大诗人”，他创作一万首诗歌，经他自己删汰后仍有九千三百多首，是诗作存世量
最多的诗人。他的主要著作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词》《南唐书》《老学庵笔记》。他的诗不仅存量繁多而且流传久远脍炙人口，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陆游不仅擅诗，他还长词，他的词现存有130首左右。风格多种多样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缠绵细腻的词颇有婉约风骨，他的词大多都在抒发人生苍远深沉寓意深刻的人生感受。这些词更能了解陆游的生平经历和真实的内心感受。陆游的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分成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少年到中年（46岁），时期最长但留存作品最少，约200首，因陆游将自己早期“但欲工藻绘”的作品删除淘汰的关系。
第二个时期是陆游46-54岁，诗约2400多首。此时期陆游深入军旅生活，诗风变为豪放壮阔，爱国思想也更加提升。这个时期陆游的是个创作显得成熟和丰富，为他成为一代文宗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时期是陆游遭贬蛰居家乡到去世，存诗大约6500首。数量之所以较多是由于他晚年未暇淘汰的缘故。此个时期陆游与社会底层人民接触较多，再加上宦海沉浮饱经忧患，仕途不顺，无望看到中原光复，并且其年事已高，因此风格转为清旷淡远的田园风格和苍凉的人生感慨。
陆游的诗的生涯分为了三个时期，不管风格如何变化，他的诗作中始终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情感，从此可以看出，陆游在某些方面是个执着的人，而他的诗（词）中也不乏清丽婉约之作，流传千古的《钗头凤》以及后来缅怀故人的《沈园》都是此中的作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固执的爱国报国的南宋大文豪在爱情和婚姻里，是受封建荼毒和残害的。
（三）陆游的感情生活
1044年，陆游同舅舅唐闳的女儿唐婉从小相识，互相爱慕，十九岁时在故乡山阴结婚，婚后两人伉俪相得，琴瑟甚和，情投意合，形影不离，是一对情投意和的恩爱夫妻。美满的婚姻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陆游的母亲对唐婉非常不满，妄加责难，以唐婉耽误陆游的仕途前程并且唐婉不孕为由，让陆游休掉了唐婉，一段本来美满的婚姻就此被拆散。此后陆游被逼另娶了王氏，唐婉被逼改嫁赵士程。陆游也在词中说：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志竟蹉跎，薄命来谗言。放弃不敢怨，所悲孤大恩。古路傍陂泽，微雨鬼火昏。
1055年陆游31岁陆游礼部会试失利后便邀友人一同游春赏景，试图排解心中的愁苦。在沈园，陆游意外的见到了唐琬，一别数年，男娶女嫁，天各一方，陆游感慨万千，不由得想到了曾经的意气风发，曾经的欢声笑语，较之如今的境遇，万里悲凉之心独上来，便执笔在沈园的一面墙上写下了一首《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将悲欢离合，儿女情长写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别具风格。抒发了自己内心的眷恋相思之情和无尽的追悔悲愤。不乏刻骨铭心的眷恋与相思，也充满不堪回首的无奈与绝望。
唐婉读了这首词，肝摧肠裂，悲痛欲绝，含泪和了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语斜阑。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寻问，咽泪装欢。
瞒！瞒！瞒！
沈园会后，唐婉抑郁寡欢，一病不起，饮恨离开人间。这两首词哀婉凄楚，如泣如诉，感人至深。陆游闻知此事，悲痛欲绝，心灵遭受深深的创伤，终生难以释怀，沈园从此成了他对唐琬思念的承载，成了他梦魂萦绕之地。
（四）陆游的情丝和情诗（词）
陆游二十岁时写过一首《菊枕诗》，是纪念新婚妻子唐婉的爱情诗，当时为人传诵，可惜没有留传下来。他六十三岁，“偶复来菊缝枕囊，凄然有感”，又写了两首情词哀怨的诗：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
幽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陆游仕途不顺，旅居乡间看到漫山遍野的菊花，回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陆游思潮澎湃。当年，他和唐琬一同采来菊花作枕头，菊花的幽香环绕着年轻夫妇的美梦点缀着他们的琴瑟和睦，如今物是人非，沧海桑田，陆游睹物思人，夜深人静之时，辗转难眠的他又闻到了枕中的菊香，好像又回到了四十三年前和唐琬恩爱缠绵的夫妻生活中，又看见了当初陪在自己身边的伊人。诗中陆游对自己年少时候的甜蜜幸福无比的怀恋，更有刻骨断肠的相思。“断肠”二字说尽了陆游心中的“伤”“思”“痛”，相知相爱却不能相守，到头来只能睹新物思旧人，多少年过去，当初的那菊枕的清香仿佛还萦绕在鼻头。这是一种锥心刺骨刻骨铭心的思念。充满了苍凉无望和哀伤。
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秋天，陆游已经68岁了，还专程到沈园凭吊，并赋诗记事。他在诗前小序中说：“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诗人见林亭依旧，当年题词墨迹尚存，而人去园空，小词则已移刻石上，抚今追昔，不胜沧桑之感，感慨万千，写诗感怀：
枫叶初丹桷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
首联写凄清之景，颔联写寂寞之感，颈联写苍茫无处可依之情，尾联万般放下无所求之感。此时的陆游已经是古来稀的年龄了，却还是会常常想起那些当年的往事，可是佳人已经天人永隔，再也不会有人在自己身边听自己的喃喃耳语。以前还会常常期盼她再次来到自己的身边陪伴自己，可是现在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奢望罢了。只有焚香遥祭，透过那袅袅的青烟寄托无尽的思念。
诗人七十五岁，唐婉逝世近四十年，重游故园，挥笔泪作《沈园》绝句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此时的沈园。旧墙依在，水波依绿，可是那个人已经走了四十年。夕阳西照，一个耄耋老人就这样孤独的站在沈园里，心却徜徉在四十年前那久远的记忆里，看着沈园里那些老了的柳树都不再有柳絮纷飞，兴自己年逾古稀，无所作为，想到自己不就得将来也将化作尘土，不禁悲从中来，泫然而泣。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笔墨之间。第二首写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尤其是“泫然”二字，饱含着有爱，有恨，有悔的复杂感情。
1205年，诗人八十一岁，作梦游沈氏园亭诗，有“路近城南已怕行，沈氏园里更伤情”、“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之句。
沈园里梅花依在，诗壁依在，人却久逝，永远无法忘确是那被自己抛弃的青梅竹马的结发之妻，人生向前滚滚前进几十年，却终是无法忘记拿曾经的知心人。
1208年，诗人八十四岁，离逝世只一年，又重游沈园，怀念唐婉，有《春游》诗云：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是美人终作土。
不堪幽梦太匆匆。
这段悲伤的爱情，一直环绕在作者的心头几十年都不曾忘却，作者为这段爱情“泫然”“断肠”，终究不能舍弃，哪怕在人生的最后，他都还在思念悔恨，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是一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段封建礼教下爱情的悲剧，读来让人痛彻心扉哭断肠„„
参考书目：《宋史陆游传》卷三九五
《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
《陆游》上海古籍出版社
冼星海与他的母亲 篇7
人民音乐家、作曲家冼星海(1905—1945),曾用名黄训、孔宇,广东番禺人,出身于贫苦的渔民家庭。他的母亲名叫黄苏英(1870—1941),广东番禺榄核村人。冼星海在澳门出生时,父亲不幸病故,家庭生活陷于贫困之中。
父亲死后,冼星海母子二人无依无靠,在番禺难以谋生。后经乡邻介绍,黄苏英带着七岁的儿子冼星海乘轮船到新加坡当女佣人。他俩挤进那空气混浊、拥挤不堪的四等舱苦苦熬了一个多月才抵达新加坡。那时新加坡对穷人十分歧视,坐头等、二等舱的富人乘客,不但有餐厅、舒适床位、活动场所,到码头后凭票就可立即上岸。而乘坐四等舱的贫穷乘客却都被送到一个孤岛上作“卫生检查和注射防疫针”,合格后才能进入新加坡。“卫生检查”时男女乘客都要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检查”,一个年轻姑娘因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侮辱而跳海自杀。在贫穷乘客的强烈抗议下,后来,新加坡有关方面在“卫生检查”时才允许四等舱的女乘客穿上一条筒裙。冼星海与母亲到达新加坡之后,在新加坡华侨总会的帮助下,到了一家华侨富商家庭当佣人。冼星海除跟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杂活外,就陪着小主人一起玩耍。稍长大后他就给小主人当伴读,有时可以拿少爷的课本看看,不懂的地方可以问问少爷。少爷喜爱打网球,冼星海就自然而然成为陪少爷练网球的好对手。
回国进入岭南大学
事有凑巧,1918年春天,广州岭南大学创始人、著名教育家钟荣光赴新加坡筹募办学经费,偶然间发现冼星海热爱音乐,擅长箫笛,颇有音乐天赋。于是,在征得黄苏英同意后,钟荣光带着冼星海回国到广州岭南大学华侨班免费读书。当时冼星海只有14岁,头一次离开母亲独自回国,实在令人不放心,但为了儿子的前途,黄苏英默默地忍痛含泪把星海送上回国的轮船。由于冼星海在华侨班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获得一些奖学金后,他又升入岭南大学文科进行半工半读。他积极参与组建了该大学的乐队,并担任乐队指挥而初露头角。岭南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他留校担任音乐教师。这时冼星海托友人把在新加坡当佣人的母亲接回广州,住进了岭南大学职工家属木板房宿舍,虽然条件简陋些,但总算暂时有个栖身之处,能与母亲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相互有个照应。
考入北京、上海音乐学院
1926年,冼星海为了提高音乐水平,赴北京进入北京大学音乐专习所学习作曲理论;1927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音乐系深造。冼星海到上海后加入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戏剧团体南国社(由田汉任社长,主要成员有陈白尘、洪深、郑千里等),积极投身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配合当时革命斗争的戏剧活动。这时他设法将母亲从广州接到上海居住。后来,冼星海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开除学籍。显然上海呆不下去了,他想到出国留学,便把母亲托付给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她家里需要一个女佣帮忙料理家务。
赴法国勤工俭学,跻身巴黎高等学府
1929年,冼星海赴法国勤工俭学,进入巴黎艺术专科学校进行半工半读。冼星海扫过厕所,在酒巴间为客人拉过小提琴,在饭馆当过小杂工;只要杂活一停,他就在厨房角落里练习小提琴。日夜劳累,疲乏不堪,但他以顽强求学的意志,坚持半工半读。后来因创作出女高音独唱《风》,得到法国音乐界大师们的青睐,从而被引荐进入法国巴黎的音乐圣殿——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深造。从此,冼星海这个中国的穷学生才真正成为巴黎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留学生涯的艰辛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冼星海母亲的境遇也很差。雇她当女佣的女同学家,有六七个兄弟姐妹,都很年幼,其母亲因病去世不久,其父亲是靠祖传遗产过日子的闲人。冼星海的母亲实在看不惯这样的家庭,曾多次想离开另找活干。但心地善良的她又不忍心丢下这群失去母爱、无人照料的孩子,因而忍着性子继续为这个家庭操劳繁重的家务。为了让儿子在法国安心留学,她多年来从不将这种苦恼的生活境遇告诉星海,只好自己默默地忍受着,祈祷着儿子在国外学习平安、幸运。冼星海也从来不把在巴黎求学所过的穷叫化子般的生活告诉母亲。他日夜盼望着学成回国,报效祖国,孝敬母亲。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妈妈:您好!为祖国的音乐事业,我们母子二人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只待我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谢谢妈妈为儿作出的巨大牺牲……
美好憧憬的破灭
1935年春,冼星海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他婉言谢绝了巴黎音乐学院要他留校任教的聘请,毅然踏上返回祖国的征途,回到了母亲身边。母子相见,不禁相互拥抱,热泪盈眶。母子二人把希望寄托于苦尽甜来的美好憧憬之中……但是,现实是十分冷酷的,冼星海发现:贫穷落后的祖国,仍然还是他留学法国前的样子,在国民党政府腐败、黑暗、专横的统治下,老百姓仍然陷身于贫困苦难的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不但先后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且开始向热河进攻,制造河北事件、察东事件,强迫国民党政府订立《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夺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又指使汉奸地主武装在香河叛乱,策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而国民党政府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不抵抗”的反动政策,对侵略者一再妥协退让,从而使华北危机达到极点。冼星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断然拒绝国民党反动派和买办资本家的重金求曲,以音乐为武器,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音乐活动。
陷于贫困中的冼星海,为了母子生计,不得不租了一架旧钢琴,以教一些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音乐来谋生,同时忙着创作抗日歌曲,大力宣传抗日救亡。这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与文艺界进步人士积极主动与冼星海取得联系,以星海为师为友,并帮助他母子二人渡过生活上的难关。星海曾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电影公司担任配乐与作曲,如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等配曲,并积极为爱国青年谱写游行示威的歌曲,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冼星海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所组建的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二队(由著名话剧家洪深担任演剧二队队长),奔赴上海、江苏、浙江、河南、武汉等地的城镇、乡村、工厂、学校、兵营中宣传、演出,大力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冼星海在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顾,忍着内心的巨痛,再次辞别相依为命的母亲,奔赴抗日战争的宣传前沿阵地。深明大义的黄苏英同样忍着巨痛,献出唯一的儿子洗星海,鼓励他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以音乐作为武器,与强暴的日寇展开斗争。
冼星海是个孝子,他热爱在贫困中历经坎坷的母亲,他离开上海后,心里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陷身于敌占区上海的年迈而又无依无靠的母亲。有时候,他曾想冒险潜回上海,把母亲接出来,以便带在身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她老人家。但那时战火纷飞,交通断绝,而且革命工作十分繁忙,他确无分身之术。国难当头,他只能忍痛舍弃“小家”顾“大家”。冼星海的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虽然也望眼欲穿地日夜盼望着儿子早日归来,但她是一位贤慧、识大体的母亲,懂得儿子正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亡事业,这对每个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更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她虽然无依无靠,生活极度贫困,但她无怨无悔,她以星海为骄傲。当星海的朋友前来探望她老人家,看到她生活之艰苦,曾劝她不如把家里的那架钢琴处理掉时,她却婉言拒绝了。并说:“这是星海的心爱之物,留着等他回上海时用!”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底冼星海留在武汉,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工作,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冼星海在武汉主持抗战音乐会活动,组织星海歌咏队,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抗日救亡的革命歌曲。他创作的《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歌曲传遍全中国,歌曲中那富有革命激情的词句、雄壮激昂的旋律,激励着千百万人民群众起来抗日救亡。1938年冼星海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在武汉组织“五一”工农歌曲音乐会和歌咏火炬大游行,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其作用无法估量。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底,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翌年1月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兼教授。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冼星海创作革命歌曲近百首,其中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及歌剧《军民进行曲》等作品,以广泛的题材和形式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爱国主义精神,对全中国抗日军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延安时期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黄金时期。周恩来曾称赞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冼星海在延安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与创作的同时,时刻不忘经常给母亲写信以慰藉慈母对自己辛勤的哺育与栽培。
赴苏联考察期间母子先后离世
1940年冼星海奉命赴苏联考察,并为在延安拍摄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但不幸的是,一生在贫困中饱受苦难的母亲黄苏英却未能等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日子的到来,孤苦伶仃地在上海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思念与惆怅离开了人世。在临终前她仍念念不忘儿子星海,还留下两包东西托人转交给她的儿子星海。原来包里有星海的两支破旧钢笔和大量音乐作品的手稿。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母亲黄苏英,名不经传,既平凡又伟大,她一生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用她的无数艰辛劳动和大量心血哺育了时代骄子、一个用歌声唤醒中华民族的儿子。她的名字黄苏英将与儿子冼星海的英名一同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与宇宙同在,与青史永恒。
冼星海在苏联考察期间,因苏德战火蔓延,交通断绝,未能及时回国。1945年10月30日不幸病逝于莫斯科。年仅40岁。毛泽东主席曾亲书:“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为其英年早逝而深表痛心与惋惜。1983年冼星海的骨灰从莫斯科接回祖国,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有1 1个大字:“中国人民音乐家黄训之墓”。黄训是冼星海为了纪念他的母亲黄苏英而改的名字,意为生死不忘慈母哺育与教导的恩情。
严友人: 他的凝视与他的世界 篇8
诸圣，凝视着。
他们，凝视着。
请留步，请关注，这里有一位站在边缘观察的雕塑家—严友人。
沧海横流，英雄本色。百年来，中国雕塑向何处去？有说回到秦汉的，有说全盘西化的。严友人则秉承和发展了恩师张充仁先生的艺术主张，高张“西法东魂”的气质，在雕塑界独树一帜。
在美专，与陈逸飞的友谊
1960年夏季，一个年轻人同时收到了两份邮件：上海音乐学院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两个上海第一流的高等艺术学府同时为他敞开了大门。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美专，迈进了雕塑这个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殿堂。从此，一位艺术大家在这里诞生，一颗璀璨的艺术之星从这里升起，他就是以“雕塑生命”感动国人的中国雕塑界的顶尖级人物严友人。
在美专，陈逸飞是他的同学，他们长时间地在一起工作学习。二年级的时候，严友人曾以陈逸飞为模特进行写生。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收获技艺和友情的时代。多年以后，陈逸飞病逝，严友人特地为老同学、老朋友创作了头像雕塑，并款款写道：“一路走好，好同学、佼佼者，为艺术而奉献了一切，遗憾撒落一地。只留下那折翅的蝴蝶在单飞的身影，祈望你的灵魂能够回眸，大视觉的事业，有我们来继续……”
1965年，严友人从上海美专毕业，进入上海油画雕塑工作室工作。在上海油画雕塑工作室的工作经历，使严友人熟悉了艺术庙堂的法度与规范。1985年，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室，成为一名职业雕塑家，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他认定了更高更深的艺术目标，开始了对艺术真谛的不懈探寻。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使严友人扎扎实实地创造出一件件灵肉对话的神质之雕，奠定了他非凡的艺术成就。
生活的对象比过程更重要
2015年2月底，当本刊记者走进毗邻龙华古寺的“2577创意大院”的时候，上海的天空正罕见地落着冰雹。雕塑家严友人的工作室坐落于此，他隐身在此已有7年之久。与窗外的恶劣天气相比，工作室里温暖、柔和、雅致。严友人睿智、健谈、幽默，让人感到平实，但工作室里陈列的作品却让人感到他内心深处的生命张力，那是一种刚强、血性、凝炼的气质。只要不是处于创作状态，日常生活中的严友人就是一位随和的普通人，这与他作品中的性格截然相反。严友人对生活的过程态度淡然，对生活的对象却很重视，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去观察、体会、感知、热爱并表现他们。如果生活的对象触动了他，会促使他投入雕塑创作，再去感动大众。
肖像雕塑是雕塑中的至高境界，因它能更直接、更集中地体现人物对象的精神风貌，它最能体现雕塑家的功力。在严友人看来，即使一张极为普通的脸，由于生活经历的磨练，在不同职业岗位上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也会使其气势不凡、精神矍铄。所以，严友人选择肖像雕塑作为他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文化艺术名人更是首选。严友人认为文化艺术名人比其他人更具感情色彩和人格魅力，精神风貌也更为丰富多彩。每个人的脸就是一部书，就是一出戏，就是一段乐章，每一个文化艺术名人的精神世界、人生经历、风度气质在肖像雕塑中能有最具体和全面的诠释，并成为永恒的记录。无论社会舆论导向如何，无论被社会大众理解或误解，那些被雕塑的艺术形象所固化的他，就是他，一个具体实在的他。
真实的虚构与艺术之“骗”
面对众多的文艺界佼佼者，特别是一代宗师级别的，如何选择代表人物作为肖像雕塑来表现，严友人首先看他们对历史、国家、人民的贡献以及社会作用的大小，其次再看他们的个性特点和受众层面的多寡。每一次肖像雕塑的创作就是一次精神世界和心灵深处的相互交流和对话，就是一次采访的过程，一次受教育和被感召的过程，但这不是欣赏名人的光辉轨迹，也不是纪念他们的谢幕或封笔，而是通过艺术化手法让文化艺术名人向今人袒露心底、直面灵魂，给人以震撼和启发，是一次真实的虚构。
无论创作哪位名人的雕像，严友人都会一丝不苟地查阅大量资料，他说：“只有彻底‘认识’了他们，才能明白在我雕刻的这个状态之下，他们正在想些什么”。他所创作的巴金像：老人紧锁着眉，右手握笔横在胸前。“他正在写《随想录》”，严友人这样解读，“在身体状况很糟糕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在思考、在反省，你看，他想要告诉读者：他会一直写下去”。
严友人的作品或是大气磅礴，或是浪漫飘逸，可说到工作的过程，他却连连摆手，“太辛苦了”。多年前他创作浮雕《地质大师》，说起这座现今被保存在南京地质博物馆的作品，严友人滔滔不绝：“创作时期正值炎夏，工作室没有空调，足足有40℃，只好搬来很多冰块，温度总算下降到了37℃”。于是，他“埋”在这些巨型冰块之中，每天坚持工作超过8小时，仅仅在45天之后，浮雕上的48名著名的地质院士就全部诞生了。
雕塑的辛苦绝不仅仅是严寒酷暑。在创作弘一法师的雕像前，他为了能够雕刻出人物的“空灵”感，索性前赴寺庙，做了一名居士。“记得那天因为要听师傅的教诲，我在地上足足跪了大半天，不吃不喝，汗流浃背，狼狈极了。”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他雕刻时如有神助。“有很多外国人在观赏时好奇地问我，怎么能够把人物的眼神雕刻得如此空洞，又如此真实。”严友人笑了：“我想就是因为我真正理解了他吧。”
深受东方哲学的熏陶，严友人在作品中摒弃了“物象之象”，追求心中的“高蹈之象”。他在雕塑中注入了人性的哲理，以诗一般的隐喻与象征、幻想与夸张，使生命运动在凝固成雕塑的一瞬间，言简意赅地融入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所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神来之笔。他以“生死心切”的灵魂主线，坚守“雕塑生命”的严肃阵地。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实践和修持，使他在思想的深处对“生存意义”这一最高目标的把握，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以一种睿智和灵感，祈求众生驱散邪恶，摆脱痛苦，走出迷茫，传播真善美。每每一尊雕塑揭幕的刹那，往往伴之一片震撼与惊叹。
与严友人对话结束时，他拿出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篇论文，暂名为“艺术之‘骗’”，这是他多年来对于艺术功用和艺术形式的思考总结，他对此倾注了全部的精力，数易其稿。稿子捏在手上，很沉。
严友人，1943年5月出生，九三学社社员。毕业于上海美专雕塑系，师从张充仁，曾在上海油画雕塑院任职，1985年成为职业雕塑家。他在雕塑中，将西方的“法”与东方的“魂”结合起来，提出了“西法东魂”的艺术主张，努力探索开拓诗意雕塑的新语境，言简意赅，使雕塑成为意念的诗意表达，拙朴的造型里有丰富的内涵、观念和哲理。作为国内雕塑顶尖人物之一，严友人的作品多为追问生命的题材。他在对空间位置关系的凝视中准确把握了读心塑魂的生命符号，力求雕塑作品的整体大气魄。这些年由他创作的大量古今中外的名人肖像雕塑，得到业内和大众的高度赞赏，素有“名人之友”的美誉。
2014年，作为第16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系列活动的重要展览之一，“生命符号.读心塑魂——严友人肖像雕塑展”于10月16日至11月18日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盛大展出。此次展览是由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和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联合主办，上海严友人艺术工作室、澳大利亚米奥艺术投资有限公司联手著名策展人孙永康、Lisa承办的严友人首次个人肖像雕塑专场展览。这是对经典的严肃艺术一次见证和考验，也是上海国际艺术节历史上首次个人雕塑展和首次在上海举行的肖像雕塑个展。
TIPS
圈外“电影人”
同在艺术圈，隔行如隔山，这似乎是一个定论。可严友人从不拘泥于定规，他尤其钟情于电影艺术。他认为电影的造型必须有雕塑感，才会在视觉上冲击到灵魂。在他的成果中，赵丹、秦怡等电影明星的雕塑被认为是写实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上上之作，因为他们的“电影脸”基础实在是太好，才会让雕塑有神韵。1999年，严友人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影片《紧急迫降》制作了长达48米的飞机模型，用水泥、钢丝构造机身，用玻璃钢、木材构造机翼。该片代表了当时中国电影特技制作的最高水平，他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电影，严友人始终保有着较高的热情，他偶尔也会去电影院，看上一部电影，作为其接触雕塑世界之外的又一个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