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渎职侵权局

反渎职侵权局（精选9篇）

反渎职侵权局 篇1

一、单位简介

《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同时，检察机关又履行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分别由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两个重要职能部门承担。九里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直接立案侦查本辖区及上级院交办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等42个罪名的犯罪案件。

二、反渎职侵权局职能及宗旨

通

过依法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这一司法强制手段，实现检察机关对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同时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查办，认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有效地控制和减少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发生，促进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

三、便民措施

反渎职侵权局每年举行两次大型反渎职侵权宣传活动；通过徐州电台宣传反渎职侵权知识；检务十公开张贴上墙；通过多种方式公布监督及举报电话方便群众监督。

四、执法评议活动开展情况

九里区委、九里区政府《关于对基层执法单位开展执法评议活动实施方案》下发后，九里区检察院非常重视，当即召开全院大会动员部署，要求各业务科室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对照评议内容自查自纠、限期整改。

会后反渎局组织全局干警进一步学习了开展执法评议活动的意义、评议内容、工作要求等事项，认识到开展执法评议活动是加强基层执法单位执法规范化建设、促进执法人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进作风的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通过让群众评判、请群众监督，切实解决基层执法单位在执法理念、服务管理、执法办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建设“繁荣文明生态和谐的新九里”营造公正、高效、权威的法制环境。为此反渎局先后回访了近年来的案发单位、案件当事人，公布了监督电话，并围绕评议活动对首先进行了自查：

一查有无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经查我局干警没有徇私枉法、权钱交易，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不按照法定程序乱执法、不按照法定程序乱作为，或有案不立、有报不查、有访不接以及耍特权、抖威风、吃拿卡要、非法查收、侵犯人权、刑讯逼供、漠视群众疾苦等现象。也没有接到相关的投诉反映。

二查执法能力建设方面问题：

反渎局建立严格培训、严格管理、严格考评等措施，今年来已安排部分干警到省院业务培训，我局也进行不定期业务学习，年初分解院里工作目标对每位干警都设立了绩效考核标准。我们的执法人员业务水平、执法能力、办案质量和效率均有提高。

三查完善规范执法行为的规章制度方面问题：

我们严格按照省院《工作流程》及《案件质量考核标准》的要求办理案件，执法程序规范，询问、讯问有通知书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告知书，办案人员及时出示工作证，采取强制措施及侦查手段有审批程序，讯问严格执法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办案期限不超期，涉案赃款赃物扣押、保管手续齐备处理及时，案件质量有保障。没有随意执法情况，没有违规违法收费现象。

四查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素质方面问题：

反渎局干警以“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契机，坚定政治信念，加强规范化建设，廉洁从检，树立学习意识，做到学以致用，业精技强。

坚持把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断强化反渎干警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公正执法意识，打牢思想基础。不断教育干警勤政廉政，严格执行检察人员纪律要求及九条禁令，办案过程中实行“一案三卡”，把纪检监督置于办案同步，杜绝违纪事件的发生。

经过自查我们也发现自身存在一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全局认真分析、认真总结，提出相应整改方案：

（一）继续以“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契机，规范执法，面对困难不怕困难，开拓思维，关注民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听民声、察民情、顺民意，积极围绕专项斗争深挖案源、狠抓办案，不断推进法治九里建设。

（二）正确处理办案与学习的关系，做到两个都不放松，因地制宜制定培训计划，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三）进一步遵照《工作流程》要求，及时对照自查，谁办案谁装卷谁负责，做到案结卷立。出现错案或扣分情况实行追究制度，切实提高办案质量。

（四）自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突出人性化办案。打防结合标本兼治，加大犯罪预防及法律宣传工作，扩大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影响力。

五、执法评议活动取得实效，全面促进工作提高

通过执法评议活动干警精神面貌发生极大转变，干警工作热情高涨，全年共立案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5件5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件2人。其中以滥用职权罪补充立案侦查一件一人，以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两件两人，以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立案侦查两件两人。提起公诉5件5人(含去年未结两件两人)，有三件三人被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另侦查终结挪用公款一百余万元案件两件两人。今年立案数

反渎职侵权局 篇2

司法和谐的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 而是犯罪行为能够得到有效遏制、社会秩序得到普遍遵守的社会, 而建立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国家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载体, 担负着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重要事务, 只有通过对权力运行主体实施强有力的监督, 才能有效保障社会和谐, 因此开展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目标不仅仅是实破案件、惩治犯罪, 最重要的是通过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渎职和侵权犯罪案件, 规范国家权力按法治的轨道运行, 实现对公权力的规制。首先要对公权力的取得进行规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因此公权力也应当是由人民赋予的, 人民群众是公权力的取得主体。笔者在查办渎检案件中发现, 行政机关领导通过会议纪要的形式作出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决策, 强行将非法的个人意志转化为集体意志, 使公权力的取得处于无法和无序的状态, 继而导致公权力的滥用。其次, 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规制。法治社会的内涵是约束国家的公权力, 国家的公权力是实现公民权利的手段, 应当是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但是公权力是一种最容易膨胀和滥用的权力, 因此必须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是检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重要手段, 通过对个案的查办实现对公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 支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二、反渎职侵权工作应当在和谐司法中实现价值和谐

保障司法和谐, 必须把握司法工作的价值取向, 必须要按照司法工作的规律和原则开展创建和谐、维护和谐的各项活动。因此要在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中把追求司法和谐作为处理案件内在动力, 最终实现个案的公平和正义。一要把握好公正与和谐的关系。司法和谐的前提是公正, 和谐司法的本质就是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无视社会正义, “和稀泥”式处理案件, 只能引发更多不和谐的因素。如在初查某镇有关人员玩忽职守一案时发现, 该镇有关人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 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80多万元, 虽然根据高检院《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的15条指导性意见》, 镇有关人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但我们认为, 镇有关人员玩忽职守的行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如果直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显然有违公正司法的价值取向, 办案也不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我们决定把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作为初查工作的重点, 通过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调, 最终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 此时我们再依法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就符合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 也实现了司法的和谐。二要把握好效率与和谐的关系。刑事司法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民人身财产的重要屏障, 公正基础上的高效率是和谐司法的终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的权力演变为撷取资源的手段, 公共权力垄断了资源的分配和管理, 国家权力被滥用、亵渎, 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导致社会运行的低效率。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核心不是多立案、多捕人、多判刑, 而是要促进形成一种实现权力高效运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司法公正和效率本是一对矛盾, 片面追求公正, 必然会牺牲效率, 而司法和谐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因此在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中, 应当始终把和谐司法作为司法价值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反渎职侵权工作应当在和谐司法中实现措施和谐

渎职侵权案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反渎职侵权工作必须采取和谐的工作措施, 积极化解侦查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正确认识预防职务犯罪、固定证据和保护人权在反渎职侵权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一要强化反渎职侵权犯罪的预防措施。渎职案件常常是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懈怠履行公务, 放松了对职务行为的谨慎职责, 而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此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实现对犯罪人惩戒, 另一方面是通过办案以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秩序, 通过对权力的问责实现对权力的监督, 积极消除容易滋生职务犯罪的土壤, 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二是要规范反渎职侵权犯罪的办案措施。渎职犯罪的主体一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行为人的文化程度高, 对犯罪的涉及的专业知识非常精通, 因此犯罪的手法一般比较隐蔽, 行为人对实施的行为都有一整套“托辞”, 因此如果再沿用传统的“一张纸、一支笔”的办案措施, 就很难突破案件, 经常使行为人逃避了法律的惩处, 影响了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声誉。因此在查办渎检案件中必须克服“口供中心主义”的办案模式, 要在外围收集固定证据上下功夫, 做到有案必破、犯罪必究, 恢复公众对法律的敬畏, 提高全社会对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认同感。三要淡化反渎职侵权犯罪的强制措施。在侦查反渎职侵权案件中, 要慎用羁押性的强制措施。羁押性强制措施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防止行为人逃跑、串供或继续进行犯罪活动, 另一方面也对行为人的人权构成严重威胁。渎职罪属于轻罪, 通过初查犯罪证据已基本固定, 行为人被立案查处后也无法继续犯罪, 一般也不存在人身危险性, 因此要减少和避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四、反渎职侵权工作应当在和谐司法中实现机制和谐

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既要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错位、越位、不到位等现象进行监督, 也要对司法工作人员不正确行使侦查、审判、监管等权力的行为实施监督, 因此必须要建立起一套保障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独立办案、公正司法的工作机制。保障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有作为。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 由于在认识上的误区, 经常不拿违法当违法, 不把犯罪当犯罪, 有时把对国家造成的损失理解为改革付出的“成本”, 使这类案件在事实上发案率高, 而实际被查处率低。“有为才能有位”, 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只有在自己的职责权限内严格执法, 才能使反渎职侵权工作打开局面。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忌越位。司法权和行政权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 司法权不能干预行政权, 检察权也不能代替审判权, 必须要正确认识反渎职侵权工作的职责定位, 不能借预防职务犯罪而对行政机关的工作指手画脚, 不能凭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而对在审案件提出法律意见, 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定位就是事后惩处行政、司法领域内违法犯罪行为。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戒错位。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面对的部门是国家机关, 惩治的大部分是“不揣腰包”的腐败, 即便这样也要下大力气抓好案件查办工作, 不能“为了和谐而和谐”, 为了与有关部门处好“关系”而一味消极地逃避和退让, 只有立足查办反渎职侵权案件这个基石, 加大打击力度, 不断提高侦查水平, 才能提高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地位。

和谐司法是司法权运行中的一种理想状态, 它强调一种平衡、折中、价值追求与运作过程的统一。反渎职侵权部门查处职务犯罪与实现和谐司法在本质上是有机统一的, 反渎职侵权部门查处职务犯罪就是消除不合法、不和谐的消极因素, 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运作模式, 促进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正义和效率的统一。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 在和谐司法的框架下, 积极探索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工作机制, 提高办案效率, 提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社会形象。

摘要：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职能部门中, 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的监督权直接指向行政权和司法权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渎职侵权犯罪。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通过有效的监督促进国家公务人员的勤政、廉洁和高效, 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治的轨道高效运转, 协调各方利益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因此, 从建立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审视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 在和谐司法的视野里寻找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定位, 以实现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目标、价值、措施和机制的和谐, 扩大反渎职侵权工作在全社会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为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执法环境。

反渎职侵权力度升级 篇3

“怎么加强反渎职侵权力度?就是要办案，通过办案来教育大家，不办案件光说没用!”1月31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挤”出一个小时，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采访。

对于去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效果，宋寒松显得很兴奋：“查了几个厅级干部!”

2006年7月《规定》公布实施，随后最高检对全国反渎职侵权干警进行了统一培训和学习，“有一次我两天飞了三个省去讲课。”宋寒松说。

据介绍，《规定》实施后的四个月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案件2260件2765人，通过办案挽回经济损失约2．57亿元。

渎职侵权危害社会稳定

2007年第一个月，全国多处传来坏消息：1月10日，湖南耒阳市大市乡芦苇煤矿发生瓦斯窒息事故，4人死亡；事隔两天，山西忻州市宁武县花北屯乡牛心会煤矿发生局部瓦斯爆炸，13人死亡；17日，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壕赖沟超越铁矿发生透水事故，35人被困井下，目前仅6人获救；22日，辽宁灯塔矿难7名矿工遇难——安全生产事故与政府官员渎职之间的密切关联已多次被提及。

“目前渎职侵权问题仍然呈现易发多发的态势，如不及早控制，势必危害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宋寒松认为，大部分的渎职侵权犯罪在有些地方没有得到查处，反渎职侵权不在于重刑，更在于执法要严，只要有犯罪行为就查处。

“很多事故的发生与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直接相关，有的官商勾结、官煤勾结、权钱交易，充当不法分子和黑心矿主的‘黑后台’、‘保护伞’。”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近日说。

据悉，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派员参与行政机关对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调查1383件，发现并立案查办涉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629人，其中涉嫌玩忽职守555人，涉嫌滥用职权49人，涉嫌受贿等其他性质案件25人。

宋寒松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近日，高检将出台《關于深入贯彻<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的具体办法》，保障检察院依法介入，规范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以及检察机关与有关行政机关之间，在查办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所涉的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相互关系、工作程序，细化有关工作制度。

“这是最高检打击官员在重大安全事故方面渎职行为的重大举措。”他说。

2006年2月，高检院与监察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同签署《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意味着检察机关介入重大责任事故查处成为制度。

据分析，当前渎职侵权犯罪的现状有六大新趋向：渎职侵权与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相互交织；渎职侵权犯罪处于多发趋势；行政执法人员的失职渎职犯罪涉案领域广泛；司法、行政执法人员失职渎职徇私枉法、危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日渐引起社会关注；渎职侵权窝案串案及跨部门犯罪增多；一些个案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巨大、人员伤亡严重。

“不把违法当违法，不把犯罪当犯罪”

2006年5月山西省左云县发生特大煤矿透水事故，造成56名矿工死亡，12名渎职官员被送上法庭。年末，法院判决，9人被判缓刑，3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

“失职渎职的12名官员竟没有一个真去坐牢。”有专家评价说，从安全生产到土地、矿产资源管理，从建筑领域到司法领域，渎职犯罪并不鲜见，但真正受到法律惩处的渎职官员却是极少数。

而一些从事反渎职侵权工作的人士却认为，能取得这样的判决结果已属不易。

“中国反渎职侵权工作面临着发现难、查办难和惩处难等困境。”宋寒松表示，反渎职侵权工作在发现、查办、惩处犯罪方面仍面临着强大阻力，检察机关往往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排除这些干扰。

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孙少侠认为，反渎职今后可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检察机构依靠地方政府拨款。“在经济落后地区，检察院的办案经费无法得到保障；在经济发达地区，靠地方供养的检察院很难不顾忌政府的脸面。”

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指出，在对待渎职侵权方面，“不把违法当违法，不把犯罪当犯罪”的问题大量存在，导致犯罪得不到及时惩处。

宋寒松认为，严重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使不少行业、部门存在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的现象。

在最高检渎职侵权厅挂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认为，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且往往有复杂的关系网，因此办案阻力大、干扰大。另外，这类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多是案件中间的案件、事故背后的“故事”，而且犯罪嫌疑人往往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渎职犯罪个案案值比贪污贿赂高出十倍

1月9日，北京市检察系统的渎职侵权检察处(科)统一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2006年末，天津、上海两直辖市检察院的渎职侵权机构也相继升级。

“反渎职侵权工作主要针对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以前出去调查，都是以检察院一个内部机构的名义，别人常会反问经过你们检察长同意了吗。现在以一个独立侦查机构的身份出去工作，明显感觉干扰少了。”北京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表示。

最高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级院成立了反渎职侵权局，有超过一半的州市院、四成的基层院成立了反渎职侵权局。

1978年恢复重建检察院时将保障公民权利摆在首要地位，由于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案件绝大多数是因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而引起的，所以将其列入法纪检察工作的范围，各级检察院分别设置了法纪检察厅、处、科，与贪污贿赂检察部门合署办公。

随着贪污腐败行为增多，1988年机构改革，贪污贿赂检察部门与法纪检察部门分离，“法纪检察厅、处、科”独立出来。而“法纪检察”一词也逐渐显现出其不够科学、准确之处，不能准确反映渎职侵权检察的内在特征，容易产生歧义。

2000年7月，沿用了20多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法纪检察厅更名为渎职侵权检察厅。5年后，最高检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渎职侵权检察处(科)统一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

2006年1至11月，全国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案件6283件7746人。这些案件共造成重伤745人，死亡5159人，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8亿元，通过办案检察机关挽回经济损失3．7亿元。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反渎职侵权机构更名是分不开的。”最高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谢鹏程表示，在此之前，“案源少、发现难、查办难”一直被公认为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难题。

“这一更名，意味着反渎职侵权和反腐败被提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渎职侵权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一样是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讲，渎职侵权犯罪比贪污贿赂犯罪危害更大。”宋寒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我们曾对1998年至2000年三年查处的案件进行了比较分析，贪污贿赂犯罪平均个案案值是25．8万元，而渎职犯罪平均个案案值是285万元。这里仅就经济损失而言，还没有计算渎职犯罪给人民生命健康造成的重大损害后果。”宋寒松说。

目前，高检院反渎职侵权更加关注涉及民生的领域，重点是“查办危害司法公正和非法审批土地的渎职犯罪案件”，以此带动重大责任事故、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食品卫生检验检疫、环境监测等所涉渎职侵权案件查办工作。

反渎职侵权学习总结 篇4

2011年4月13日，我镇政府组织观看反渎职侵权警示片，以此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做好犯罪预防。

全影片主要内容是：渎职侵权犯罪的概念特点、社会危害性的主要表现、近年来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典型案例、职务犯罪的预防、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服务和队伍等几个方面，使我在这次教育活动中，认识到了以下几点：

一、要把反渎职侵权工作纳入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格局，始终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服务。贪污贿赂是“落入腰包的腐败”，渎职侵权是“不落腰包的腐败”，都对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和国家建设造成严重危害，渎职侵权的危害性甚至更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惩治滥用职权、失职渎职与惩治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各级政府都要把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认真抓好反渎职侵权工作，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

二、要把反渎职侵权工作纳入深入推进重点工作的总体格局，始终为企业内部矛盾化解、企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要增强大局意识、机遇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认清形势，把握规律，主动出击，通过积极预防，有效化解各种内

部矛盾，及时发现和促进解决引发矛盾的源头性问题。

关于反渎职侵权工作情况的报告 篇5

——2008年10月31日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上

大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检察院陈德鹏检察长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全市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一、2006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查办情况 三年来共立案查办渎职侵权犯罪68人。其中，2006年17人，2007年19人，法院均作有罪判决。今年1至9月立案查办32人，同比上升68.42%，其中要案1人、重大案件15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61.5万元。

（二）案件主要特点

一是案件来源途径更加广泛。在所查办的68人中，检察机关内部移送16人，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移交18人，反渎职侵权部门自行发现线索12人，通过举报信发现线索7人，指定管辖和地方党委移交的各4人，受害人举报3人，上级机关和纪检部门交办3人，自首1人。虽然案件来源较广，但还是以检察机关内部和外部移送、移交，以及自行发现的居多。

二是大要案所占比例较大。所查办的68人中，重特大案件24人，占立案总数的35.29%。其中2006年6人，占立案总数的29.41%；2007年2人，占立案总数的10.53%；2008年1至9月重特大案件15人、要案1人，占立案总数的50％。大要案所占比例较大，尤其是今年前9个月达到立案总数的一半。

三是滥用职权类犯罪比较突出。相互交织，对国家机关的公信度和经济建设造成极大影响和危害。所办案件中，大多因贪污受贿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因受贿而徇私舞弊不征在所查办的68人中，滥用职权类犯罪37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犯罪14人，徇私舞弊类犯罪12人，玩忽职守类犯罪5人，分别占立案总数的54.41%、20.59%、17.65%和7.35%。滥用职权类犯罪在各类型犯罪中相对突出。

四是犯罪主体构成复杂，发案部门相对集中。在所查办的68人中，司法部门13人，占立案总数的19.12%，其中公安机关10人，法院系统2人，司法监狱部门1人。行政机关49人，占立案总数的72.06%，其中林业部门4人，土地管理部门3人，交通系统5人，城建管理部门1人，其他行政执法部门36人。党政机关6人，占立案总数的8.82%。

五是渎职侵权犯罪与经济犯罪

少征税款、不移交刑事案件，如原红岗区物价局局长张立芳因受贿而滥用职权案和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高广海因受贿而徇私枉法案，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影响了政府和司法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三）工作中的主要做法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共有54个罪名，其中属反渎职侵权部门管辖的有42个罪名，这些罪名主要涉及工商、税务、房屋土地管理、林业、环保、公安、法院等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渎职侵权犯罪不仅呈现出多样性、隐蔽性和智能性的特点，难于发现案件线索，而且一些案件当事人、知情者处于利害关系考虑，一般不愿作证，使一些案件不能得到及时查处。为了有效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在认真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推动了反渎职侵权工作平稳、健康、规范、跨越发展。

1、切实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变被动“等米下锅”为主动“找米下锅”。我们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变坐等线索为主动出击，将过去仅仅局限于几个易发职务犯罪的部门，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关注的企业改制、城镇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以及在行政执法机关中权力比较集中、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和部门上来。仅今年就先后立案查办了让胡路区政法委副书记郑彦鹏、让胡路区喇嘛甸镇政府规划助理梁立湘等涉及民生问题的渎职案件20件。2007年4月，大同区检察院在办理区规划建设局张国锋滥用职权一案时，深挖背后的渎职犯

罪，在不到一周时间里连续突破了三起滥用职权案。

2、认真审慎进行初查，确保不让一起案件线索流失。我们注重实现“以人立案”向“以事立案”的转变，努力赢得工作主动权。2006年3月12日，大庆电视台新闻30分报道了杜蒙县一村屯防护林被大量砍伐的事件后，杜蒙县检察院检察长当即指示主管副检察长带领办案人员到案发现场进行现场勘察，找知情人调查取证，及时查清了该县敖林乡好尔陶村原党支部书记韩连山违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擅自决定多出卖防护林174.88立方米，从中收取好处5，000元的滥用职权犯罪事实。

3、积极创新侦查办案模式，努力实现办案工作安全高效。我们针对全市反渎职侵权工作特点，建立了以市院为主体，以县区院为基础的重大、复杂案件侦查一体化运行机制，适时通过组织专案、直接查办、指定管辖、异地交办、分案承办、派员领办、跟踪督办等措施，确保办案工作顺利开展。三年来，市院督办、参办和异地办理案件达到90%以上。肇源县检察院针对办案力量不足的现状，源，带头办案。6月2日，市院接到群众举报，称肇州县筑路工程公司经理房某滥用职权，给公司造成12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问题。得此情况后，市院陈德鹏检察长高度重视，主管副创新建立了“1+X”办案模式，即以渎侦一个部门为主导，横向以控申、法警、刑检、监所、纪检等诸多部门为辅的分工合作办案新方式。2007年7月，该院在初查一起同一单位多人涉嫌滥用职权案件中，一次性出警18人，涉及7个部门，所有涉案人员全部在同一时间被秘密隔离固定，案件当天便成功破获。两年来该院通过“1+X”办案模式的成功运用，初查成案率达到了95%以上，所立案件有罪判决率达到100%。

4、充分发挥引领辐射作用，用市院机关自身表率促进办案工作深入。市院反渎职侵权部门不满足于打电话、发传真、下文件，一方面督促基层抓办案，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案

检察长亲自带队日夜奋战，仅用两天时间就初步查证了肇州县原副县长李树国涉嫌滥用职权、贪污犯罪的部分事实。尔后，全面查清了李树国在担任肇州县筑路工程公司经理、县交通局局长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期间，先后三次利用职务便利，滥用职权，将由筑路工程公司施工工程的利润款160余万元和材料款60余万元在单位核销后全部据为己有，非法获利220余万元的事实，此案一举改变了全市反渎职侵权工作无要案的局面。市院也实现了从2006年办案空白，到今年成功查办2人，且1人为要案的重大突破。在市院的带动下，今年前9个月两级院就立案32人，并全部侦查终结，移送公诉部门，办案工作取得了新飞跃。

5、注重源头治理和预防，着力增强执法办案的整体效果。我们在积极查办案件的同时，更加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对于查处的每一起案件都进行剖析，并通过发送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发案单位建章立制。林甸县检察院在办理该县财政局职工刘洪军滥用职权一案时，还发现财政、地税、土地、房产四个部门工作环节上存在不协调问题，该院向县财政局发出了检察建议，并得到了四家单位的一致认同，会后他们共同开设了联合办证收费大厅，实现了办理房屋产权证“一站式”服务，《检察日报》给予了报道。三年来，全市两级院共发送检察建议69件，接受群众咨询572次，发表广播电视讲话4次，检察长参加接待11次，讲授法制课8次，发放宣传资料3,400份。使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了反渎职侵权工作，提高了反渎职侵权部门的社会认知

度。

6、积极争取党委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及社会各界监督。工作中，我们积极争取上级院和市委的领导，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支持。一是重大活动及时汇报。如在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和危害能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中，两级院先后向同级党委和人大汇报20余次，得到了党委和人大的大力支持，仅2006年就立案查办14件14人。二是重大案件及时报告。如在查办肇州县原副县长李树国涉嫌滥用职权、贪污案过程中，市院主管副检察长和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先后几次到市委请示、报告，得到了市委领导及人大的支持。三是对交办、督办案件和事项及时反馈、回复。三年来共办理省院、市人大、市委政法委交办和督办案件11件，全部做到了及时办理、及时回复。

二、当前反渎职侵权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主要困难

我们虽然在查办渎职侵权案件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从以往的全省中游跃升到了前列。但是，从全国、全省和我市总体情况看，反渎职侵权工作任务还十分艰巨，从发案形势看，渎职侵权犯罪呈逐年增多趋势，且分布的领域也呈扩展之势，同时制约工作深入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

（一）获取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还比较难。一是渎职侵权犯罪所具有的隐蔽性、智能性、行业性特点，使案件线索难以发现。公安、司法、工商、税务、海关等不同行业和部门，涉及的法律法规众多，技术性、专业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多数人不掌握这些行业的法规、政策，一但有人构成犯罪也很难发现，另外多数犯罪嫌疑人有特殊身份和地位，普遍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二是犯罪主体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当部分还是领导干部，案件当事人、知情者出于多种

考虑，一般不愿或不敢举报，有的知情人在不危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根本不举报，使一些案件不能得到及时查处。

（二）犯罪主体法律界定模糊，法律处罚还相对较轻。刑法第九章将渎职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第九章以外的某些章节，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等，对一些具体的渎职行为所作的规定，又不能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有的渎职犯罪行为概括进去，这样，就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或者没有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排除在渎职罪的主体之外。国家机关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但现阶段，有的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并不是国家机关。如乡政府是国家机关，而乡政府的林业站、水利站、司法所、审计所等则不是国家机关，而是事业单位，还有招聘的治安巡警、交警，烟草专卖的执法人员，城管部门等人员，他们虽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实质上都从事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使某些国家行政职权。一旦作出违法犯罪行为，尽管给国家、集体造成重大损失，将无法追究其渎职责任。同时，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出现交叉及多重性，某些行政部门领导人往往又兼职经济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定罪，这些人员在双重身份的经营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或指挥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难以定性处理。此外，从近几年法院判决情况来看，60%以上的案犯被法院定罪免处，30%左右的被适用缓刑，总体来说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处罚还比较轻，震撼力小。

（三）人员配备力量相对薄弱，还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办案需要。虽然

近几年全市两级院不断调整充实反渎职侵权业务骨干，但由于受编制等限制，新力量充实不进来，有的基层院干警年龄较大，有的基层院人员太少，无人可调整配备，无法满足办案需要。同时，由于反渎职侵权工作查办的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多很熟悉，低头不见抬头见，在查办案件中碍于情面，有时还存在着不愿查、不想查的心理。

三、下步工作思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检察机关要认真落实市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建设大局，依法查办危害民生民利和破坏国家资源、生态环境等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推进侦查一体化和规范化建设，加大反渎职侵权工作力度，全面提高反渎职侵权工作水平。

一是进一步增强自觉接受党委

领导和人大监

督的意识。

紧 紧依 靠党

委领导和人大监督，坚决落实查办要案党内报告制度，对有影响、有震动的重特大案件，人民群众关注的案件，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做到重大案件必须汇报、一般案件定期汇报、动人民群众对查处渎职侵权犯罪的积极性、参与性。同时，也要加大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力度，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召开联席会议，以扩大线索来特殊事项专题汇报。

二是进一步加大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的力度。紧紧围绕民生问题，深入查办危害能源和生态环境的职务犯罪，坚决查办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严重侵犯民生民利的渎职侵权犯罪。积极开拓办案新领域，深挖渎职侵权背后的贪污贿赂犯罪。坚持系统抓、抓系统的办法，充分发挥侦查一体化机制优势。切实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努力做到惩治和预防工作同步推进。

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宣传力度。全市两级院将于今年末、明年初，在全市集中开展一次大范围的宣传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公益广告、图片展览等多种形式，增强群众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了解，调

源。

四是进一步加强反渎职侵权队伍的建设。认真落实高检院《关于加强反渎职侵权能力建设的决定》，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公开招录、内部调配等形式，进行人员补充、调整。争取党委和人大的领导和支持，逐步解决经费和装备等方面的问题。加快反渎职侵权队伍专业化建设，市院将于2009年对全体反渎职侵权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努力培育一支政治合格、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反渎职侵权检察队伍。

反渎职侵权局 篇6

新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已经开始正式实施了，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化了刑事诉讼法在惩治犯罪，保护人民方面的功能；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得以进一步彰显和落实，进一步为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提供了惩治犯罪的法律武器和必须遵循的规范；维护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同时在此新形势下，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在职务犯罪的侦查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

一、辩护制度的修改，强化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对反渎职侵权侦查工作提出了新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第二款规定“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根据最高检最新下发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的字数由原来的252字现已增加到860字，内容更加详尽，无不体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１

从反渎职侵权工作查查的范围属于职务犯罪，而职务犯罪本身具有智能型、隐蔽性的特征，痕迹、物证少，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犯罪行为有职务作为掩护，发现难、取证难、证据固定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职务犯罪的证据基本以言词证据定案，而言词证据本身稳定性就差。新刑诉法从律师介入辩护的时间、律师会见程序、法律援助范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诉、控告权等方面对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深化和完善，扩大了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完善对检察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增加了难度。

二、证据制度的完善，案件证明标准的规定，为证据的收集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最常用的手段一般是通过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底防线，使其交代罪行。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将政策攻心、法制教育说成是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威胁恐吓，最终使得证据被排除。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的手段、环境、方式、办案人员的语气语调等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与要求。

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

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五十七条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修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1）扩大了非法证据的范围。（2）强化了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3）增加了对证据合法性的法庭调查。（4）明确了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但应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5）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6）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和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这些内容的对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对证据的要求、采取的手段有了严格的要求。

三、强制措施的完善，提升了控制和查处犯罪嫌疑人的水平，也对强制措施的适用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强制措施的运用一直是侦破职务犯罪的重要辅助手段，强制措施条件的细化，也就意味着限制就更大。新刑诉法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传唤、拘传的条件更加细化、更加严格，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批准的难度加大，对传统的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为办案争取时间、辅助案件突破提出了挑战。旧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据传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修改后传唤、据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据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此之外对于自侦案件中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

捕决定时间提高为十四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天。这些改动对侦查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调取证据和作出处理适当放宽了时间限制，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的侦查案件，但同时对强制措施的运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四、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侦查工作的方向

1、反渎职侵权侦查人员必须在收集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对证据的要求、采取的手段要更加严格。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就要增强证据意识，既要充分认识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更要充分认识证据的合法性。必须依法收集证据。收集证据的主体要合法、方法要合法、程序要合法。不仅不得违法收集言词证据，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且也不能违法收集实物证据。同时必须转变倚重口供办案的观念，真正树立重证据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观念，不断弱化口供在证明体系中的作用。

2、要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这是一项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必不可少的侦查手段。随着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犯罪手段也更加狡诈、隐蔽，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不断增强，许多“一对一”的犯罪如徇私枉法，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在理论上已经无法侦破。修改后的刑诉法将这一措施纳入其中，对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检察机关将借助这一手段，克服侦查取证难，瓦解犯罪嫌疑人订立的攻守同盟，发现和获取新的案件线索及证据。

渎职侵权检察：大发展前先解难题 篇7

同样是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反贪污贿赂工作相比，长期以来公众似乎并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经历了长期的默默耕耘，让渎职侵权检察人员感到欣慰的是，局面似乎正在悄悄发生转变。

恰在上述研讨会开幕的10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了专项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曹建明检察长坦言，虽然近年来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仍然是检察工作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这“三难一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渎职侵权———同一天的专项工作报告和研讨会针对的都是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熟悉的名词，这似乎是一种巧合。而有研讨人员对记者表示，“同一天”确实是“凑巧”了，但由此反映出高层与基层、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重视，却绝不仅仅是“巧合”。

高层的重视，已经共睹。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指导实践、解决基层难题?研讨会就此展开讨论，首当其冲的就是破解“三难一大”。

谋划侦查势:解决“发现难、取证难”

发现难、取证难，这从《报告》中的数据可见一斑。在2005年至今年6月的四年半中，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1202件38754人，已侦结提起公诉17943件23308人。平均计算，一个基层检察院一年办理的此类案件很少。《人民检察》杂志社社长徐建波进一步提出，渎职犯罪具体存在多大的黑数不得而知，但根据相关统计分析，比例至少为犯罪明数的一倍以上，确实需要关注。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杨耀杰从整个职务犯罪侦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侦查势”的概念，试图破解上述难题。“势”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按照杨耀杰的说法，“侦查势”是指由侦查要素总和构成的能够作用影响司法主体及被侦查对象心理活动乃至行为抉择的信息集合或信息场，比如反腐败形势及刑事政策之势、科技手段及成果之势、侦查员素质之势、讯问调查场所之势等等。他强调，应当把谋划构建侦查势作为实现侦查力价值的最大化的重要途径，而侦查力研究的是侦查主体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能力，因此谋划侦查势将对解决渎职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有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进一步提出，侦查势应当分不同层次:低层级的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势，比如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要保持年龄、阅历等方面的位差;高层级的是类似孙子兵法中讲究的势，比如在某起案件中整体的侦查策略;最高层级的应是我国古代法家所讲究的“胜势”，其注重宏观方面，比如整个社会对查处此类案件的反应与声势以及执法环境等。

侦查势可以说是一种侦查艺术、侦查策略，但侦查人员更关心的可能是如何解决具体的侦查难题。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宗智主张，对侵权案要加强初查的运用，因为不经过初查，对渎职侵权这样的案件就很难知道其有无犯罪事实。但他提醒要注意初查手段的合法性，对举报线索进行立案前的初查不能使用强制措施，非强制性的秘密侦查(如跟踪调查)基本不影响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可以运用，但是诱惑侦查手段则不应在这类案件中使用。龙宗智还认为，初查所获得的物证与书证，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而且经过一个提取或移交的程序，其法律效力不应发生争议，而在立案之前采取调查询问等非强制侦查行为获取的人证也可以延续到立案后阶段使用，乃至作为审判中的定案依据。

对渎职犯罪关联案件的并案侦查问题，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王永金在多年实践中颇有心得。他认为，并案查处符合办案规律，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辉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并案管辖限定为“重特大”案件，因此要防止在实践中被滥用，只有对查处渎职、贪污案有重大关联的案件才可并案侦查。另外，宋英辉还认为，目前的并查规定针对的是公务人员，对非公务人员则没有相应规定，需要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也认为，有些渎职犯罪的认定需要有其他犯罪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即“原案”的认定问题，而检察机关对原案的管辖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加剧了检察机关对渎职犯罪的查证和认定的难度。这涉及到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协调的问题。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发展应加强协调，寻求到一个结合点，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又能做到高效和公正，并有效地实现刑法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目的。

处理难、阻力大:观念要转变，理论要跟上

“处理难、查办案件遇到的干扰和阻力大”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

是轻刑化。“2006年检察机关查处的渎职犯罪中，犯罪人被判处免刑和缓刑的比例高达95.6%”，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洪宪引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于2007年公布的这一数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解决“处理难、阻力大”需要社会各方的观念要转变，不能因为“个人没得好处”就心生同情，道理其实很简单:姑且不论渎职案件中造成死亡、重伤的严重后果，《检察日报》有文章显示，检察机关从2003年以来查办的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经济损失是贪污犯罪的17倍。

除了观念转变，宋英辉还提出要适当修改法律，比如在反渎职侵权办案工作中，为了排除办案干扰而使用的指定管辖，就和刑诉法规定的指定管辖适用于“管辖不明的案件”的规定不相符，这需要在刑诉法修改过程中予以考虑。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解决定罪量刑的一些难点，司法人员更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和帮助。

李忠诚提到的“损失难计算，因果多间接，徇私看客观，选举新课题”，几乎都是影响案件查处的实践难题。他举例说，渎职案件中几乎都要求有“重大损失”，而一些案件中嫌疑人乱批土地造成土地被毁损，那么土地价值几何?土地的位置不同、性质不同，对价值影响极大，而土地管理部门有时还不愿提供评估价格，这让办案人员对损失的计算更加头疼。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多次实施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每一次所造成的损失都没有达到构罪的损失标准，但累计多次的损失则达到构罪标准，对此能否定罪处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希慧认为，对于这种行为，只要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应按犯罪处理。

在重大火灾事故、重大责任事故中，要确定过失责任，一般容易确定现场直接作业人员的责任，但通常因“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而免除上层领导、监督者的过失责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亚刚介绍，为防止这种不合理现象，日本等国学者提出了“监督过失”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文远提出，在渎职犯罪中，处于监督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危害结果之间是间接因果关系，他们的过失与直接责任者的过失形成过失竞合。齐文远还认为，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不能进行按份归责，直接责任者应该因自己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负完整的责任，监督者应该对自己疏于监督、教育单独承担责任，而且监督者与直接责任者可能因注意义务的性质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犯罪。

对“监督过失”理论，武汉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昌认为这并非解决因果关系的理论，而因果关系实际上却在研讨中被屡屡提到。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孙应征注重从理论上研究、解决实践难题。他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司法人员对于渎职犯罪中存在偶然因果关系时是否应当追究渎职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没有把握。对此他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侧重强调渎职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是否起作用及其作用程度大小，而不在于区分必然性与偶然性，所谓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针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作用力大小而言的。不管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属于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法律适用中的几个理论难题

除了“三难一大”，很多实践难题也需要理论上给予解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均心主张，对上述行为要实行数罪并罚。虽然牵连犯要择一重处罚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通说，但这个通说本身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因为此种情况的牵连犯明明是基于数个犯意，实施了数个行为，触犯了数个不同的罪名，显然是数罪，所以对该行为数罪并罚是适当的。马克昌教授进一步指出，牵连犯本来是德国的一种理论，仅针对一种行为的情况，后被日本吸收。我国刑法学理论在引进这一理论时没有像日本那样作是否有经常性牵连关系的区别，因而出现了一些不妥。他主张要限制牵连犯的内涵或干脆取消牵连犯的说法。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皮勇由此认为，从行为事实构成一罪与数罪切入，用竞合论解决渎职犯罪的罪数问题，不仅可以大为简化罪数形态的判断，而且还可以弥补并解决我国目前罪数论中单纯考虑犯罪的单复数做法的缺陷。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与该节中其他法条的法律适用一直是实践中争议的热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法律应用研究处处长韩耀元提出，两者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特殊法条中有的要求有“徇私舞弊”，而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并无此要求，在不能符合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对能否适用一般规定定罪可以确立这样一个规则:特殊法条比一般法条刑罚重的则可以适用，而特殊法条更轻的则不适用。马克昌教授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均符合两法条的构成要件，当然适用特别法规定，但如果不符合特别法条要件而符合一般法条要件，则按照一般法条定罪，至于刑罚可适当考虑。

反渎职侵权局 篇8

市检察院负责人就开展“查办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活动答记者问

问：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什么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查办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专项工作？

答：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尊

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把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大力度。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今年月起用一年半时间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查办扰乱和破坏社好范文版权所有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专项工作。

问：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案件具体有哪些？

答：这方面的渎职犯罪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导致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案件，包括滥用职权案、玩忽职守案；一类是负有市场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人员渎职失职、徇私舞弊犯罪案件，包括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案，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放纵走私案，商检徇私舞弊案，商检失职案，放纵制售伪劣商品案；一类是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徇私枉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包括徇私枉法案，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案，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案，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等。好范文版权所有

问：我市检察机关将如何开展这项专项活动？

反渎职侵权局 篇9

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11类渎职侵权案件

作者：王新友

来源：《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3年第04期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重点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重点查处利用组织人事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侵害民生民利，破坏依法行政，危害公正司法，毁坏生态环境，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渎职犯罪案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今年起开展为期两年的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专项工作。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了反渎职侵权部门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的办案重点和具体措施。

会议强调，开展此次专项工作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十八大和两会精神的具体举措，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是加强和改进反渎工作的实际需要，各级检察机关要重点查办“三农”、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领域渎职犯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