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类型

侵权类型（精选4篇）

侵权类型 篇1

不作为侵权行为, 是指行为人在某种情况下, 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而不履行其义务, 并致他人受损害的行为。不作为的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应对损害结果负责。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 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方便, 社会关系也变得复杂, 作为义务的认定也呈扩大趋势, 本文试就作为义务的类型进行梳理和分析, 以期能为不作为侵权的认定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帮助。

一、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

法律规定行为人应当积极作为, 因不作为而带给他人产生损害的, 负有作为义务的主体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1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 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要求行为人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 即为保护他人免受损害的积极作为义务。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的安全保障义务, 也是法律的直接规定。但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的违反, 在侵权行为法上是否具有可诉性, 学者的观点和实践的做法并不一致。总结理论经验和实践的运用, 区分违反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是否构成不作为侵权行为的关键在于法律保护的是单纯的社会公众利益还是包括受害人在内的私人利益。仅仅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的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为公法上的作为义务, 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是私法上的作为义务。一般来说, 只有违反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直接规定的作为义务即私法上的作为义务才具有可诉性。

二、行为人负有特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当行为人制造或者控制了某种情势, 其必须尽到与其所实施活动的性质相应的勤勉义务, 而且不应从事他没有充分准备的活动。如《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规定,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由于其负有特定的职责, 处于能够处理和控制危险情势的有利地位, 因而负有相应的防范危险的积极作为义务。

三、存在特殊关系而产生的义务

所谓特殊关系, 是指由于该种关系的存在, 并且由于该种关系足够特殊而使得处于该种关系中的行为人应当对其相对人承担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的一种社会关系。特殊关系理论的产生是司法实践长期总结的结果。各国法院在处理有关不作为侵权的案件中, 不断总结经验, 最后将各种比较典型的特殊关系类型概括出来, 其意义在于法院可以对基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义务进行认定。特殊关系的类型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类型繁多, 但最常见的主要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特殊关系

根据学生是否成年, 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校、教师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特殊关系;一类是高校、教师与成年学生之间的特殊关系。

(二) 医生等专门职业人员与契约相对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专门职业人员包括医生、心理治疗师、律师等。他们的职业具有特殊性。因此, 专门职业人员与契约相对人之间就产生了相应的作为义务, 该项义务不仅指双方之间存在的契约关系, 契约关系的作为义务的违反应由合同法进行规制, 还指双方在契约约定之外的, 专门职业人员基于职业的特殊性而对契约相对人应负的保障义务。

(三) 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恋爱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受道德规则支配的社会关系。恋爱期间的男女双方极易对对方产生依赖和信赖, 也极易因为感情破裂等原因伤害自己或他人。我国的主流观点也认为, 具有道德内容、受道德规则支配的社会关系是不受法律规制的。其理由是:法律关系的本质在于, 因法律的规定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的原因正是此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而恋爱关系的内容却属于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因此恋爱关系不受法律规制。笔者认为, 在恋爱关系中的男女双方存在侵权法上的“特殊关系”, 我国实践中存在许多判决, 表明处于恋爱中的行为人要对其没有适当救助对方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四、好人撒马利亚人 (Good Samaritan) :一般性民事救助义务

民事救助义务除了在有特殊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存在, 在自愿承担责任的情形中存在外, 法律是否应当规定一般性的民事救助义务, 要求行为人对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予以救助呢?此为侵权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学者之间争论不休。有两种理论, 其一, 为否定说, 认为除了行为人在例外的情况下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以外, 行为人对其他与自己无特殊关系的陌生人并不承担一般性的救助义务。其二, 肯定说, 此种理论由Ames在1908年所提倡, 此后又被许多侵权法学家所遵循。肯定说的理论得到了某些法律的认同, 一些法律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近年来, 我国对见义勇为者大加褒奖, 对见死不救者则群起而攻之, 要求对其进行法律制裁的也大有人在, 上述国外的理论是值得借鉴的。但笔者认为, 对此项不作为侵权作为义务的把握一定要严格和周全, 该项义务一方面存在上述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不作为侵权中提及的控制能力的问题, 同时这种理论也是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界中游走。

不作为侵权类型, 或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 或是基于前者的在先行为, 或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 或是基于社会道德义务产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 使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受保护的合理信赖。一方违背这种信赖, 疏于防范损害发生时, 就应当承担不作为的侵权责任。但是, 依据特殊关系理论分析案件仍存在两大问题:第一, 特殊关系的认定具有复杂性, 如特殊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等;第二, 特殊关系的存在不一定能决定被告负担作为义务, 如被告的控制能力的范围的认定等。同时随着不作为侵权责任的不断发展, 其责任范围呈不断扩展的趋势。这是我国侵权行为法的一个新课题, 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深入, 在实践上不断发展和更新。

侵权类型 篇2

在个人信息法领域中，对人事档案的基本定位，是“依特定目的而收集的并以一定方式编排的个人信息的集合”[1]。法学界在现代隐私权的基础上，建构个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的救济框架，完成该合法利益的权利化。按照侵权责任法的原理，对于作为人格权的隐私权的损害主要是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也不排除对经济损失的赔偿。根据我国人事档案制度的规定，本人是根本无法知悉档案记载的内容为何、档案记载是否有错误、被提供给何人查阅等。不少学者提出在人事档案的管理中应尊重个人信息自决权，给予当事人请求复核、更正、删除等权利[2]，即个人的知情与参与等权利[3]。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而言，与以传统隐私权保护为基点的隐私权保护机制不同，现代隐私权在权利配置上，要求按照个人信息处理的不同阶段进行权利增设与重置，在保护机制上，要求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所要求的公共监管机制[4]。在目前，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制无法完成现代隐私权，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所需要的保护架构。

笔者认为，在分析人事档案制度中，OECD所提出的八项著名指导原则（汇集限制原则、资料内容正确性原则、目的明确化原则、利用限制原则、安全保护原则、公开原则、个人参与原则、责任原则[5]），既可以作为制度分析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制度改革的借鉴。本文以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人事档案管理侵权的判决文书为基础，结合上述指导原则，以类型化的方式，分析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为人事档案制度改革奠定必要的实证基础。

二、经验材料

在我国有关人事档案管理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将有关的纠纷归纳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人事档案因记载不完全导致的侵权责任

该类侵权责任，主要发生于用人单位在档案信息收集与档案材料制作中因所记载的事项不完全的情形中，体现为应当记载的而没有记载，还包括记载错误等其他情形。

在“某制药厂与李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6]中，法院认为：“本案中,李某的《企业职工档案》中只记载了李某自1986年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运司参加工作、工资审批及退休的一些情况,对1985年以前李某参加工作及调动工作的情况均未记载,致使李某1985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工龄无法认定,故制药厂应对其记载档案不全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在该案中，法院是把该类侵权纠纷作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非作为人格权侵权纠纷予以处理的，而且在判决处理上，也没有给予受害人以任何物质性或者精神性的损害赔偿，而是判决加害人承担补建相应的人事档案的责任。

在“韩某与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7]中，法院也认为：“某公司作为代为保管韩某人事档案的单位理应对韩某的相关人事档案信息妥善保管，某公司提供的《企业职工档案》只记载了韩某1985年开始工资套改及退休情况，对1985年之前韩某参加工作的情况均未记载，且某公司对韩某1978年参加工作认可，故对韩某要求某公司赔偿其工资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在“吴耀荣诉广州鹰金钱企业集团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8]中，法院确认：“由于原告档案没有反映原告辞职的有关情况记载，在这阶段的职工花名册也丢失，以致社会保障局无法取得能够证明原告工作经历的原始资料，造成原告无法享受视同缴费26年1个月年限的养老待遇，并因此无法享受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25年由政府专项资金全额资助缴纳过渡性基本医疗保险费，责任在于广州市穗光食品厂”。

本部分所研究的后两个案件判决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因人事档案记载不全而给当事人造成的物质损害（工资损失、过渡性基本医疗保险费损失等）给予了赔偿，并没有给予档案关系人以精神损害赔偿。

（二）人事档案因保管不善遗失导致的侵权责任

该类侵权案件，可能发生在公共性档案保管机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所属的档案部门）与档案关系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商业性档案保管机构（企业、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所等）与档案关系人之间，是一种比较多发的人事档案侵权纠纷类型，而且在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上，司法机关对行政部门所保管的人事档案遗失与企业、事业单位所保管的人事档案遗失，具有二元化的倾向。司法实践往往对前者持不具有可诉性的立场[9]，而对后者持具有可诉性的立场[10]。

值得注意的是，该类民事案件在纠纷定性上比较复杂，主要是被作为侵权案件予以处理的，且主要赔偿的是当事人的经济损失，但在少数案件中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给予了赔偿[11]。只有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的档案保管约定的情况下，才可能是被作为违约案件予以处理的。

在“刘岩与北京市朝阳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保管合同纠纷上诉案”[12]中，终审法院认为：“职业介绍中心作为保管人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将刘岩档案丢失，职业介绍中心具有过错，其违约行为必然影响刘岩今后就业及享受相关待遇，因此，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刘岩相应的损失，对于损失数额，本院依据刘岩提供的证据结合日常生活经验，酌定为30000元”。在该案中，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人事档案保管合同（委托存档协议），所以法院将该案作为违约案件予以处理。

在“李蔚萍诉长葛市归侨侨眷联合会劳动争议纠纷案”[13]中，法院认为：“在原告达到退休年龄时因档案丢失而无法办理，对此被告长葛市侨联应负保管不善的责任，具有过错。由于无原告档案材料，造成原告不能及时办理养老退休手续，给原告的利益已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对原告主张的损失，被告应予赔偿”。

在“安阳市北關区彰北街道办事处与陈建设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14]中，法院支持了初审法院的观点：“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档案遗失，影响了被上诉人享受相关待遇，给其取得相关利益造成了可预见的损失，故原审判决根据安阳市的人均生活水平，酌定一次性赔偿被上诉人遗失档案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案中，终审法院提出了人事档案遗失侵权之诉与劳动关系纠纷之诉的相互独立性问题，即“关于陈建设的身份及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问题。因该纠纷同档案遗失引起的侵权之诉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查，应另行处理”。

在“李传雅与广州钢管厂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15]中，终审法院认为：“钢管厂遗失李传雅档案造成李传雅办理退休手续的延误，以致于李传雅未能享受到从2006年7月起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100元的调整，该损失应由遗失李传雅档案的钢管厂承担责任。钢管厂应按每月100元从2006年7月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支付给李传雅，以后每月于当月30日前支付100元给李传雅至其死亡时止”。该判决将不能办理退休手续的损失用一次性支付和终身定期金的方式予以赔偿，其大胆与创新，令人耳目一新。

在上述案件的损害救济上，对人事档案关系人主要是给予了损害赔偿的救济，但是并未言明是对物质利益的损害赔偿，还是精神损害的赔偿。从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理论而言，似乎该损害赔偿主要是针对物质损害而做出的，均未对档案关系人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

（三）人事档案在劳动关系终止时未及时移转导致的侵权责任

该类侵权责任，体现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终止后未能及时移转劳动者的人事档案而产生，主要产生于劳动争议纠纷领域中，而且往往是被作为劳动争议纠纷予以审理的。

在“青岛晶华玻璃有限公司与王政智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16]中，法院进一步阐明：“本案中，晶华玻璃公司在与王政智终止劳动关系后至今未给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的事实清楚，故原审法院依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判令晶华玻璃公司为王政智转移档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在该案中，尽管被告用人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给劳动者转移人事档案，但是法院并没有因此给予劳动者损害赔偿的救济，而仅仅是判决用人单位继续履行相应的移转义务。

在“袁媛诉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17]中，法院认定了用人单位未为及时移转劳动者人事档案的违法性，即“双方的劳动关系在1994年已解除，重庆银行未即时为袁媛转移档案资料，不符合相关规定”，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诉请用人单位及时移转人事档案的权利属于用人单位的在劳动合同解除后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且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即“由于原告该诉请系劳动关系解除后用人单位的附随义务，该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以此保护劳动者对自己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

（四）人事档案去向信息告知义务不履行而造成的侵权责任

该类侵权案件，体现为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中终止后，长期不告知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的去向，给人事档案关系人（劳动者）造成损害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相对较为少见，而且也是被作为劳动争议纠纷予以处理的。

在“华某某与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劳工合同纠纷上诉案”[18]中，法院确认：“职工档案记录职工的生活、工龄、工作经历等，用人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并在职工离职后及时办理移交手续且告知档案的去处以便职工享受其应得的各项政策待遇。上海汽车电器总厂虽然在1993年12月履行了档案转移手续，但直至2008年6月才告知华某某，亦有不当之处。原审法院据此酌情判令上海汽车电器总厂赔偿华某某养老退休金损失15,000元亦无不当”。

在该案中，法院不仅确认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的基本义务，即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妥善保管义务和在劳动关系终止后的及时移转义务，而且还确认了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终止时及时履行档案移转义务后及时告知档案去向的义务，以此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诚为司法能动主义的一大进步。

三、对司法实践的反思

与对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的思考

从对上述人事档案管理侵权纠纷司法判决材料的整理归纳与初步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在纠纷的性质定位上，有关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纠纷的归类，较为复杂，且多种多样。既有作为财产损害纠纷，也有作为违约责任纠纷，还有作为劳动争议纠纷予以审理的。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法院敏锐地提出了人事档案侵权之诉的独立性问题。这一点主要是跟目前我国立法上关于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是否权利化以及如何权利化的规范之阙失有极大的关联。

其次，在损害赔偿的性质和范围上，在我国有关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纠纷的案件中，司法机关普遍倾向于而且也实践了对给予当事人造成的物质损害应当给予救济的主张，而对前述各类型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则根本就没有或者较少给予赔偿。此外，在司法救济中，还普遍使用了非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如继续履行（及时移转）、恢复原状（补充建档）等措施。这是因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司法机关所看重的是人事档案在记载不完全、遗失、不及时转递以及去向不明等情形中给人事档案关系人在就业待遇、缴纳社会保险、办理养老退休等方面造成的经济损失，忽略了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行为对人事档案关系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可以说，存在着严重的将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财产权化的倾向。这一点与法学理论界将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人格权化（隐私权化）的基本观点大相径庭。

最后，在损害赔偿的数额与方式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起到了主要作用，法官通常会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予以认定，既有一次性支付的損害赔偿金，也有终生定期支付的损害赔偿金。

综上可以说，从OECD的八大指导原则而言，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行为主要体现为对资料内容正确性原则、安全保护原则和个人参与原则等三大原则的违反。

从法律规范的创制而言，对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的保护，应当将该合法利益规定为法律上的人格权位阶，特别是隐私权的范畴，为了彰显个人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与传统隐私权的差异，可以称之为个人信息自决权。从司法实践的改善而言，应当注意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中的人格权因素，在司法救济上，不仅要给予受害人因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的救济，而且也要给予受害人因该侵权行为而导致的精神损害的救济。

注释：

[1]齐爱民.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个人信息保护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2]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

[3]张建文.论人事档案遗失的权利救济,北京档案.2009年第10期,第19页.

[4]张建文.基因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河北法学.2010年第6期,第11页.

[5]刘怡君.资讯化社会隐私权之研究——以日本个人资讯保护为中心，淡江大学日本研究所硕士班硕士论文,2005年6月,第84-86页.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民一终字第1059号民事判决书.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民一终字第912号民事判决书.

[8]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9)天法民一初字第3137号民事判决书.

[9]许昌县人民法院(2010)许县法行初字第36号行政裁定书.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原告所诉被告因保管不善将档案丢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告可以向被告或其上级机关及有关部门反映解决.

[10]张建文.行政部门所保管的人事档案遗失的权利救济,北京档案.2011年第7期,第17页.

[11]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1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9927号民事判决书.

[13]长葛市人民法院(2009)长民初字第00699号民事判决书.

[14]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民二终字第304号民事判决书.

[15]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563号民事判决书.

[16]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青民一终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

[17]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09）中区民初字第6132号民事判决书.

[18]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315号民事判决书.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侵权类型 篇3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侵权

一、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法律对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不清晰, 而这恰恰是确立学生管理原则的关键。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高校不再是纯公益性事业单位, 现已演化为既坚持公益性又有产业性的教育实体。客观来说,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多重的, 不仅有“隶属型”的行政法律关系, 而且有高校自主管理关系, 还有“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1.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 对学生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 其中, 行政主体是学校, 而行政相对人为学生。学位管理以及学籍管理是这类关系的典型形态。例如, 根据我国学位授予的相关法律规定, 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依据法律授权享有学位授予权。因此, 高校在向学生发放学位证书时, 便与学生之间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

2.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高校是一个结构严密、组织完善的管理系统, 学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培育人才、发展科学等重大使命的承载者, 依法享有其在特定范围内自己制定规章、自主进行管理的权利, 《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因此, 大学生应当遵守高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认可和服从学校的合理合法的管理要求。

3.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平等主体之间形成的民商事法律关系, 一方面, 学校向学生提供教育、住宿、饮食等一系列的服务, 另一方面, 学生选择某一高校, 就意味着接受了该高校所发出的要约。例如, 学生向学校交纳教材费, 学校向学生发放教材, 两者形成了教材买卖合同关系。教材买卖等合同, 从订立到履行, 都必须接受合同法的调整, 通过合同方式约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侵权类型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办学质量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高校在追求事业发展的同时, 为了便于管理和维护校园稳定, 往往会忽略对学生权利应有的尊重。

1. 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

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受教育权, 具体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侵犯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案例在我国高校多有发生, 例如对考试作弊学生随意加重处分等级, 甚至取消学生的学籍;对品行不端正的学生随意停课甚至开除, 直接剥夺了学生部分或全部的受教育权;还有的强制性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 扰乱课堂秩序, 致使学生无法正常上课, 从而导致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正常享有。

2. 侵犯学生的名誉权与隐私权。

为了提高效率,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对学生缺乏个性关怀。学校对学生的个人尊严等人格利益的关注和保护较为薄弱, 甚至是漠视。例如, 对违纪学生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顾其心理承受能力进行公开批评, 将涉及学生隐私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 公开补考学生名单, 公开学生的家庭状况尤其是贫困学生和单亲学生的家庭状况, 不合理利用监控设施, 如某大学曾在女生宿舍走廊内安装监控摄像头, 遭到学生及家长的强烈反对, 最终被迫拆除。

3. 侵犯学生的生命健康权。

近年来, 高校侵犯学生生命财产权的情形时有发生, 主要有以下情形:高校食堂卫生不达标, 造成学生食物中毒;校医诊治不及时、诊疗方法不正确造成医疗事故;水、电、气及教学设备、用品的管理不合规引起学生伤亡事件;组织学生从事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人员伤亡;学生在校内嬉戏引起伤亡事故;等等。

4. 侵犯学生的财产权。

当前, 高校具有完备的校园安全保卫制度, 学校大门有保安值班, 宿舍楼配备宿舍管理员, 限制外来车辆和人员入内。但是, 校园盗窃事件时有发生, 手机、电脑、现金、电动车等贵重财务是主要盗窃对象。学校对学生的财产具有一定的保护责任, 如果外来人员窜入学校作案, 校方在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是学校内部人员作案, 比如同宿舍楼甚至同宿舍的学生作案, 校方做到合理防范的, 一般无需承担责任。

5. 侵犯学生的获取公正评价权。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享有教师及学校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日常表现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的权利。《高等教育法》第54、55、56、57条规定:在校大学生有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权、勤工助学权、获得毕业证书权等。某些高校存在一些不公正的做法, 学生的成绩在达到奖学金评定条件时, 辅导员擅自不予评定或者因工作失误而遗漏, 相反, 而对成绩不满足要求的学生评定奖学金。

6. 侵犯学生的知情权。

大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 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知情权应充分体现在高校各种管理条例中。大学生知情权具体包括:违规违纪行为处理程序和理由的知情权, 荣誉评定程序和理由的知情权……总之, 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程序性操作和理由, 学生均应享有知情权。然而, 高校在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 经常进行暗箱操作, 许多评优、评奖活动都是私下进行, 评选过程和评选结果只有获奖者与老师知悉, 没有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严重侵犯了其他学生的知情权。

三、学生管理工作产生侵权行为的根源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失衡, 侵权纠纷不断,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校纪校规“越位”。

在多年的管理实践中, 高校过分注重管理, 而忽视了对学生权利的尊重。学校制定的校纪校规超越了法律、法规的限度, 权利义务设定失衡, 甚至有少数条款违背宪法。那么, 高校在依据校纪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时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学生的应享有的民事权利甚至是宪法权利。

2. 学校处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适用规定不当。

受到“师尊”观念的影响,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在处理学生违纪情况时, 过分主观臆断, 忽视对证据的收集, 导致处分时经常发生证据不足的情形。而高校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 明知不合理也会做出处理, 这无疑为法律纠纷埋下隐患。

3. 学校管理程序存在瑕疵。

缺乏正当程序, 也是高校在行使管理权时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 学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对违规学生作出处罚时, 应包括学生的解释和申诉程序、学生管理部门的调查程序、专门机构听证并作出处罚建议的程序、作出行政决定的程序、具体实施处罚的程序等。缺乏其中的任何一项程序, 就有可能侵害学生的权利, 从而产生相应的纠纷。

参考文献

[1]张光磊.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风险及对策[J].高校辅导员学刊, 2009, 1 (1) :37-40.

[2]胡显莉.从法治视角谈高校与学校纠纷及预防[J].重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 2008, 22 (12) :112-114.

[3]张静.学生权利及其司法保护[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4]张弛, 韩强.学校法律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侵权类型 篇4

一、电子商务模式下商标权保护的新挑战

电子商务通常是指在全球各地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中, 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 基于浏览器应用方式, 买卖双方不谋面的进行各种商贸活动, 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 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或定、金融活动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电子商务的运营模式目前有B2B、B2C、C2C等。从电子商务的概念中, 不难看出电子商务的最大特点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商业运营模式。互联网的广泛性与开放性, 参与者身份的不确定性, 使得电子商务与传统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同时, 基于电子商务的商标使用与传统商业模式下的商标使用也有很多差异。

首先, 商标使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商标使用方式局限于商品的包装, 装潢以及商业广告与买卖合同中。而电子商务模式下的商标使用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 在域名中使用商标, 把商标作为网络关键词, 把商标作为网络店铺的名称。这些使用方式的变化使商标的保护面临新的挑战。

其次, 商标侵权主体的变化。商标侵权主体的变化主要变现为商标侵权主体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共同侵权行为的出现。一方面, 电子商务最大的特点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运营模式, 互联网参与人数十分广泛并且分散, 并且带有身份不确定性, 这就使得商标侵权主体数量大, 十分分散, 身份不易确定。另一方面, 与传统的买方卖方双方主体的交易模式不同, 电子商务所涉及的第三方主体非常多, 比如网络运营商, 像当前的淘宝, 京东商城的运营商, 手机终端的开发商和运营商, 比如手机app的开发商, 他们同样是电子商务的参与者, 在商标侵权方面存在一定的责任, 需要法律的进一步规范和引导。

第三, 商标侵权主体的变化使得商标侵权诉讼遇到新的挑战。一方面, 商标侵权主体的不确定性使得诉讼管辖难以确定, 商标侵权的类型多样化, 使得商标侵权行为与其他侵权行为例如不正当竞争行为和虚假宣传行为多有交叉, 导致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具有不确定性, 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电子商务环境下商标侵权类型的新变化

(一) 域名与网络关键词侵权

域名是对应于互联网数字地址的层次式网络字符标志。 (1) 域名同商标一样, 也具备一定的商业标识功能。实践中, 商家会把企业的字号, 品牌的名称作为域名进行注册, 其中很大一部分域名与商标是相同的。虽然域名的使用不同于商标的使用, 但是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域名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将他人知名商标抢注为域名, 囤积他人知名商标的域名并以此获取不正当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判定域名侵权要满足四个要件:第一, 原告有合法权利;第二, 域名和原告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第三, 被告不享有权益, 也没有注册或使用域名的正当理由;第四, 被告具有恶意。因此对于域名的侵权问题, 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做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 做到了有法可依。

与域名侵权类似的, 就是网络关键词侵权。网络关键词在互联网的应用中主要包括两个类型, 一是网站为自己的网站设置的关键词, 二是网站利用搜索引擎提供的竞价排名服务来购买的关键词。第二种类型对商标权的侵害较为多见。权利人的商标被侵权人购买成为搜索引擎中的关键字, 就意味着相关的消费者在搜索这个商标时得到的搜素结果是购买这个关键词的侵权人提供的信息, 这对于商标权人来说是不利的。目前我国的立法没有专门有针对性的规定, 在实践中可以借鉴域名侵权的判定标准来认定。

(二) 网络代购的繁荣与平行进口

平行进口在商标侵权领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但是在电子商务发达的今天, 网络代购的盛行把平行进口推向了商标侵权的风口浪尖。平行进口是指商标权人只许可将带有其商标的商品投放某一国家或地区市场进行销售, 而有人将该商品进口至另一国家或地区进行销售, 进口国对该进口商品的销售市场也被称为“灰色市场”。 (2) 平行进口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关于平行进口的规定, 国际条约中也没有相关规定认定平行进口是商标侵权行为, 但是在实践中, 平行进口对与商标权人来说是不利的。网络代购是平行进口的行为方式之一, 目前网络代购十分盛行, 就使得商标平行进口问题进一步突显, 商标权人的行为是否应该得到保护, 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 网络服务提供者 (ISP) 间接侵权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 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 可见帮助侵权与教唆侵权是间接侵权的两种主要形式。在电子商务中, 对商标权的间接侵权行为和帮助侵权行为是十分常见的, 比如, 在淘宝开网店出售商标侵权产品, 网店名称侵犯商标权, 使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等。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帮助侵权应该采取通知删除规则。也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道网络侵权行为的情况下, 有义务采取措施停止侵权行为, 如果没有采取措施, 则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ISP的这种“知道”应该包括“明知”和“应知”。那么对于“知道”的判断, 应该考虑以下四个因素:一是通过权利人的通知知道;二是网络卖家的自认, 即网络卖家明确表示了其产品是侵权产品;三是通过合理推断, 比如一件名牌产品CHANEL的包, 用一百元出售, 通过推断就能知道不是真品;四是其他情形, 作为兜底条款。

(四) 商标淡化

由于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客观上有淡化驰名商标、损害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商誉价值之虞, 这类行为又被称为淡化驰名商标行为, 相应的, 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跨类保护又被称为反淡化保护。 (3) 电子商务中的商标淡化、丑化行为是十分常见的, 比如在卫生洁具上注册“伊利”商标, 很显然是一种对驰名商标的丑化, 或者不单独注册“伊利”两个汉字, 而是加上其他汉字、字母注册, 这也显然是一种“傍名牌”的行为, 虽然不会使消费者产生误认或者混淆, 但是对于驰名商标本身来说却是一种淡化驰名商标的行为, 应该被确认为商标侵权的一种形式, 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三、电子商务中商标侵权的法律规制之完善建议

商标侵权行为在电子商务中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前文探讨的只是诸多侵权行为中比较多见的几种形式, 实务中, 对于商标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并不是十分完善, 对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不统一, 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限不是十分明确, 这有待于商标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 对于维护知识产权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可以通过发布指导型案例的方式, 进一步为商标侵权案件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

注释

11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2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