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侵权纠纷

土地侵权纠纷（精选6篇）

土地侵权纠纷 篇1

摘要：在土地侵权诉讼中, 被告往往提出该宗地有土地权属争议, 表面上看似乎是土地侵权纠纷和土地权属争议并存的, 通过分析对比我们得知:实质上不能存在这两种纠纷并存的情况, 要么是土地权属争议, 要土地侵权纠纷, 关键是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是否有土地证, 属于不同的纠纷, 审查处理的方法也是不一致的。

关键词：土地侵权纠纷,土地权属争议,区别,审查,处理

在我们以往起诉土地侵权纠纷民事诉讼中, 请求排除妨害或者土地恢复原状, 对方当事人往往提出该宗地存在土地权属争议, 这就是通常土地侵权纠纷和土地权属争议并存的情况, 人民法院就要基本的审查判断, 案件到底是土地权属争议还是土地侵权纠纷?是否必须由政府先行处理?笔者认为:争议双方当事人有没有土地证是法院审查判断的基础。不能简单地一律认为政府要先行处理, 然后才能进行侵权之诉, 所以法院不同的定性, 对整个案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也是不同的。

一、土地权属争议和土地侵权纠纷的含义不同

首先, 我们区别一下土地权属争议和土地侵权纠纷不同的含义。根据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国土资源部发布17号令《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权属争议, 是指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争议”。根据上述规定, 土地权属争议实际上就是当事人对特定范围土地的权利归属有争议, 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同时提出主张。土地权属争议一旦产生不能解决时, 那么就应由人民政府进行土地确权。

土地侵权纠纷, 是指有关土地权利受到侵权而引起的民事纠纷, 即土地权属明确、合法, 不享有土地权属的人侵犯享有土地权属的人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形成的纠纷。因土地侵权纠纷起诉的, 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

二、主张侵权一方当事人是否有土地证是案件定性的关键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 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土地证是土地所有者或者土地使用者享有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法律依据。土地证书作为证明土地权属的法律凭证, 是物权证明具有公示力和公信力。

土地登记内容和土地权属证书式样国土资源部统一监制, 市、县人民政府颁发, 土地管理机关填写, 发给依法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并由其保存。

所以主张侵权一方当事人是否有土地证是案件定性的关键, 也是说主张侵权一方如果有土地证, 说明涉案土地权属是明确的, 排出了土地权属争议, 此案性质就是土地侵权纠纷;否则说明土地存在权属争议。

三、具体的情形审查和处理

(一) 如果主张侵权一方有土地证, 另一方没有, 那么说明此案土地权属是确定的, 法院可直接受理该争议, 当事人可以主张土地侵权之诉

在司法实践中, 一方当事人有土地证, 另一方没有土地证, 有的法院认为, 没有土地证的一方当事人能够以其他证据证明其权属的, 该土地也是存在权属争议的。我们认为, 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一方持有土地证, 该证书是行政机关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认。针对同一宗地, 一方有当事人土地证, 另一方没有土地证, 说明在法律上该宗地的土地权属是没有争议的。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就此问题专门的答复, 即国土资厅函[2007]60号《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复函》, 明确土地登记发证后己经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这种情况下, 法院仍认为是土地权属争议, 那么主张侵权一方将失去法律救济的渠道。

(二) 如果争议双方均没有土地证, 那么说明此案存在权属争议

双方均没有土地证, 一方或双方可能有证明土地权属的来源资料, 这种情况下土地没有得到确权, 根据权利的救济以权利的存在为前提, 所以首先应土地确权, 解决土地权属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 土地权属争议解决方式主要包括当事人协商、调解、人民政府确权和行政诉讼。即当事人之间发生土地权属争议, 经协商不能解决的, 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调查处理申请。受理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的政府, 应当在查清事实、分清权属关系的基础上先行调解, 促使当事人以协商方式达成协议。如果调解未达成协议的, 受理部门应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名义, 应当及时、公正地解决权属纠纷, 作出土地确权决定书;当事人对人民政府作出的确权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在60日之内向上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不服, 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据此, 土地权属争议不属于法院的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阶段发现此问题, 就应不予立案, 如果在民事案件审理阶段发现此问题就应驳回起诉, 由政府先行确权处理。

(三) 争议双方均有土地证的情况的审查

争议双方均有土地证是指争议双方就同一宗土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分别取得了土地证,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但还是有个别的情况存在, 根据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一土地登记在两个土地证上应如何确认权属的复函》, 这种情况法院要针对案情具体分析, 采信哪个土地证, 确定唯一土地证后, 此案就按侵权之诉继续审理;如果法院不能确定哪个土地证是代表土地权属, 那么说明土地存在权属争议, 这就不是法院的受案范围, 需按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处理。

参考文献

[1]<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与评估转让实务全书>.

土地侵权纠纷 篇2

我这儿有一份详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起诉状，您可以参考一下：民 事 起 诉 状 原告：苏xx，男，1943年6月3日生，白族，身份证号码：53293xxxxxxxx，住：云南省xxxxxx。联系电话：xxxxx。被告：剑川县甸南镇回龙村委会下庄二社 法定代表人：施兰香（系该社社长）。住址：大理州剑川县甸南镇回龙村委会下庄村。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果园承包合同书；

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 原被告经回龙社社员大会通过、社委会通过，于2002年1月1日签订了《果园承包合同书》，合同双方约定将回龙二社集体所有的果园共40亩（四至为：东至玉华田为界，南至前江边坟地为界，西至成久果园为界，北至小水沟为界。）承包给原告，用于种植桂梨、板栗或者其他果树，承包费为每年380.00元人民币，于每年12月30日前交清，承包期为20年，即从2002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止，承包合同还约定如果原告在承包期内按时交清款项，积极营造林木，被告将决定给原告优惠两年的延长期并且这两年的承包款不再收取。以上合同完全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容合法，双方理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支付承包费，被告将该果园交付给原告经营，2014年12月，原告为了更好的利用果园，方便管理，提高果园效用，便想在果园建造2间房子，并于2014年12月25日开始开挖地基、平整土地，现在总投入近40000.00元，此时，被告却以原告擅自在果园内毁林开发为由单方终止合同，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找被告商议，均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四条规定“发包方承担下列义务：

（一）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二）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依照承包合同约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土地侵权纠纷 篇3

一审判决出来后,引发了学者的激烈讨论。针对该案件,学界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大多数学者认为郭庆祥的行为属于是正当的批评的行为,其行为并不构成法律上的侵权行为。例如张新宝教授提到了,只要是批评能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这个批评行为并没有包含虚假的内容,也没有传播虚假的内容。同时,批评的内容也没有对于当事人进行所谓的人身攻击,这样的批评并不能构成名誉上的侵权。王松苗教授认为,如何识别一个行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在很大意义上要考虑到言论是否是有依据的,而不是空口无凭的,以及要考虑到发表言论当时的情绪是否过激。而本案中,郭庆祥发表的言论并没有明显的侮辱诽谤的字眼。而有一部分学者对该案件持有相反的态度。如李显冬教授认为虽然说个人有权利对于艺术作品发表自己是否喜好的观点,但是却不能对于他人的创作态度做出一些无端的评价。因为这种评价,也许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人的名誉以及经济利益。该案中,郭庆祥确实给范曾的名誉造成了侵害,而且其侵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因而应该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本案中,是否被告构成了名誉侵权,以及这种评价是否恰当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这也是这类案件所引起争议的最主要的原因。

2 争议点之二——是否为特殊名誉侵权?

对于本案是否为特殊名誉侵权案件?不同学者有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本案是一起特殊的侵害名誉权案件,主要是因为本案和一般的侵权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本案中的主体一方是社会公众人物以及本身文艺批评就有一定的特殊性。

2.1 公众人物的特殊性

在本案当中,原告的身份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范曾是一位出名的画家,同时,他也经常参加各种媒体活动,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可以称之为公众人物。总所周知,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要求公众人物承担着一种超过常人的容忍义务。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一些对其造成了一定损害的轻微的行为,也要进行容忍。公众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本身要承担的高于常人的要求,公众人物作为时常出现于公众视野的人群,其一言一行被公众所注视,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其言行会被常人所评论,但笔者认为,基于公众人物身体的特殊性,这种评论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在这个范围内,就不构成侵权。但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构成侵权。可能被追求一定的责任。

2.2 文艺批评的特殊性

首先,本案是围绕是否构成文艺批评展开的。我国目前对于文艺批评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法院往往在具体的案件中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但这往往主观性太强,经常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实践中,法院经常参考媒体报道,通过事实是否属实判断是否否成侵权。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里忽略了文艺批评的特殊性,如果一味的照搬新闻报道的审查标准肯定是不可靠的。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磨灭社会文艺的活跃氛围。因而,笔者建议,可以根据文艺批评的特殊性,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可以把文艺批评文章中涉及的一些细节内容的准确度放在次要位置,而把评论人是否持有一种独立、客观的态度去评价作品放在首要的位置。本案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本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身为公众人物应该具备一些容忍义务,因而对于范曾作品的评价不能认定为名誉侵权。法院正是忽略了这一点,做出了终审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法院的判决也体现了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

3 现有司法裁判存在相似的问题

3.1 认定标准不统一

现有的司法体系下,因为认定标准的不统一,可能会造成出现在相同的情况,不同的法院做出不同的判决,这样会增加司法不公平现象的出现,不利于对于被侵权人权益的保护。各地的法院在认定对于文章进行批评是否侵害了被批评人的名誉权,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上,不同的法院认定的标准是不统一的。同样,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同的法院对于批评内容的真实程度也有不同的认定标准。

3.2 对“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未进行明确区分

言论通常由意见表达和事实陈述两种所构成。意见的表达主要是涉及表达人主观方面的内容,更多的是表达人自己对于事实各个方面的一种评价。所以也就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真假之分。而事实陈述则更多的是客观方面的,很多学者把事实陈述是否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作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批评其实一种意见表达。然而,笔者发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并没有把两者进行明确的区分。如果对于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不进行区分,则可能造成在具体案件中出现错判的现象。所以司法实践中,对于两者未明确进行区分是十分不合理的。

4 对类似案件司法裁判的建议

4.1 明确名誉侵权的认定标准

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如果认定标准不统一,即使是同一案件,也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裁判结果。这样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法官更多的司法裁量权,这样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在司法裁判中,我们必须要按照现行体制下的法律制度认定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只有明确名誉侵权的认定标准,才有助于改变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此类案件所带来的争议。

4.2 明确区分“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

国外一些国家习惯于把事实和意见进行区分。目前,我国的法律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事实和意见如何区分,大多数原则还需要法官通过司法解释的内容进行理解。一般意义上,对于文章进行批评的言论是由事实和意见两部分构成的。事实部分是对事件真实情况的反映,能够证明真实与否,其实也可以说,事实陈述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客观的事实的陈述。而意见表达更多的是个人的一种主观的意志。这也就很难甚至没必要做出真假的区分。也就是说,意见表达主要是对事情发表自己个人的意见,更多的包含发表者个人的主观色彩。其实,事实陈述也可以说是言论者对于被评论作品所包含的一种客观内容进行再现,而意见表达则是言论着个人主观上对于作品的一种看法。其实把两者进行区分,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司法裁判。即如果是事实,就要看是否属实;如果是意见,就要看是否公正。对于事实陈述,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关注它的真假,而对于意见表达,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表达人是否存在一种公正的态度。同时,需要把两者进行区分是目前需要做的第一步,接下来要探寻的就是事实和意见的区分标准。不过笔者认为确定这个区分标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需要慢慢地进行推敲讨论。

参考文献

[1]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学、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

[4]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房屋侵权纠纷案 篇4

原告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房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房产公司)、钟宝强等19户因与被告江苏盛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名公司)发生房屋侵权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等诉称：原告居住的楼房，底层为被告所有，二层以上的产权为原告等所有。被告擅自在其底层拆改装潢，为架设夹层而深挖屋内地面将基础梁暴露在外，用膨胀螺栓把槽钢固定在楼房框架和四周墙体上，明显加大了楼房主体的负荷。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等的住宅墙体开裂，层面渗水，水管漏水，严重影响了原告等的居住安全。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等作为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恢复房屋原状，并对受损的楼房主体结构和给排水系统采取补救加固措施。

被告辩称：被告是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对属自己所有的房屋进行装潢改造，所有工程都是经过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报有关行政机关批准后进行的，并且得到了房屋安全鉴定机关的鉴定认可，根本不侵犯原告们的权益。原告们所称的损害是楼房质量问题，与被告的装潢改造无关。原告们所诉无理，应当驳回。

法院一审查明：

坐落在南京市娄子巷164号、166号和166-2号的钢筋砼框架结构六层商住楼，建于1992年。底层为商业用房，层高4.2米，建筑面积362.04平方米，产权属被告盛名公司所有。二至六层为居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后，已由原告房产公司和原告钟宝强等住户分别所有。

1998年3月，被告盛名公司装修底层房屋准备增建夹层时，把钢筋砼框架柱之间的填充墙全部拆除，将地面下挖0.9-1.2米深，使部分地梁裸露，由此引发纠纷。同年6月，盛名公司委托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处(下称安鉴处)就其增建夹层的安全性进行鉴定，结论为：夹层施工对楼房主体未造成明显的结构性损坏，目前不影响居住和使用安全，但夹层的设计、施工中存在问题，建议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施工。此后，盛名公司按照安鉴处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整改，并于同年9月再次委托安鉴处对其增建夹层的新设计方案进行鉴定，结论为：现经持证设计单位出具的正规施工图，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建议施工期间加强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同年11月，江苏省建设委员会抗震办经审核，同意盛名公司的增建夹层方案;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区分局消防科经审核，同意盛名公司按所报图纸进行施工。原告房产公司和原告钟宝强等住户不同意盛名公司按照设计方案施工，于1999年1月提起诉讼。

审理期间，被告盛名公司领取了南京市规划局颁发的准予在南京市娄子巷166-2号室内增建夹层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法院委托安鉴处对原告钟宝强等住房所诉住房损坏的情况进行鉴定，结论为：该楼房属基本完好房屋。钟宝强等户住房出现的墙面瓷砖、拼板、阴角等处裂缝问题，并非因盛名公司增建夹层造成。建议盛名公司对底层公共部位大平台楼梯间的墙体裂缝用高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对地梁露筋部位做好保护层。

以上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书、娄子巷166-2号室内夹层改造施工图、鉴定报告、建筑夹层改造工程抗震审查表、建筑设计防火审核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交费凭证等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原告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户与被告盛名公司属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好相邻关系，共同维护所在楼房的安全。盛名公司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增建夹层，新的方案是由有资质的部门设计，并得到建设工程规划和抗震、消防等行政主管机关的审核同意。盛名公司如能在严格监督下按照批准的施工质量标准组织施工，楼房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主张二至六层房屋的损坏是因盛名公司增建夹层所致，盛名公司已经提供了与己无关的证据，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再没有提出反证。对房产公司和钟宝强等基于这一理由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施工对相邻方造成干扰，盛名公司自愿给钟宝强等住户每户补偿1000元，应予准许。据此判决：

一、被告盛名公司对楼房底层公共部位大平台楼梯间墙体裂缝部位用高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对地梁露筋部位做好保护层，疏通下水管道。由原告房产公司和盛名公司共同委托监理部门负责现场监理，监理费用由盛名公司负担。

二、被告盛名公司给付原告钟宝强等住户每户1000元补偿费。

原告钟宝强等住户不服一审判决，以原起诉理由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证据充分。

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和原审原告房产公司因对不动产享有的所有权，与被上诉人盛名公司结成不动产的相邻各方。不动产相邻权是对不动产所有权的限制和延伸，是与不动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利。没有不动产所有权，则谈不上不动产相邻权。因此要正确解决不动产相邻纠纷，就必须正确把握相邻各方的不动产所有权形态。

过去我国房屋所有权的形态是，一幢独立的房屋由一个人所有(即一物一权)。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一幢独立的房屋由多人所有(即一物多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房屋建设投资者建立的一幢独立房屋，必须具有基础、框架、承重墙体、隔板、顶盖、走道、阶梯、门窗、各种管线以及必要的活动场所等，才可能区分出供不同的人分别独立使用的一定空间。这两部分必须结合在一起，房屋才能独立存在。而只有该房屋独立存在，供人分别独立使用的一定空间才能发挥其功能。当一幢独立房屋具备了可供区分出独立使用一定空间的物质条件，房屋建设投资者将这些空间分别转让给不同的购买者，从而使这幢房屋为多人所有时，房屋的建筑特点决定了每个所有权人取得的是房屋区分所有权，这是与一物一权形态下的房屋所有权不完全相同的权利。在转让房屋区分所有权的合同中，虽然只载明转让可供区分使用的空间(以下简称专有部分)，但这不意味着基础、框架、承重墙体、隔板、顶盖、走道、阶梯、门窗、各种管线以及必要的活动场所等部分(以下简称共用部分)没有转让。如果没有共用部分的转让，则专有部分不会成为可供转让的财产所有权客体。只是由于共用部分必然随专有部分一齐转让，所以无需在转让合同中对随同转让的共同部分一一登记。

房屋区分所有权首先是指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对整幢独立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共同设施的共有权，其次是指每一个房屋区分所有权人对特定空间的专有权。房屋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权，是一种不可分割、只能随同专有权的转让而转让的权利。权利人有权按照共用部分的种类、性质、构造、用途正当使用共用部分，有权分享整幢房屋或者房屋的共用部分产生的收益，有权制止对整幢房屋或者房屋共用部分的任何侵害。权利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需尽的义务是：维持共用部分现状，不得请求分割;维护共用部分的正常使用状态，不得侵占、改动或破坏;负担合理分摊的维护共用部分正常使用所需的费用。在这种权利形态下，由于整幢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共用设施为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共有，全体区分所有权人需要对整幢房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他们在此之可以形成团体的法律关系;由于房屋的特定部分为各区分所有权人专有，区分所有权人需要对其专有部分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区分所有权人与其他人形成区域所有的法律关系;由于各个区分所有权人都对特定的空间享有相当于独立房屋所有权的权利，每个区分所有权人对与其相邻的其他不动产所有权人形成相邻法律关系。

坐落在南京市娄子巷164号、166号和166-2号的六层商住楼，是由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原审原告房产公司和被上诉人盛名公司区分所有。各区分所有权人既对各自的专有部分享有独立的所有权，又对整幢楼房及其共用部分享有共有权。专有部分，是指由建筑材料组成的四周上下均为封闭的建筑空间。除此以外房屋的其他部分(包括底层地板以下的掩埋工程)，应属共用部分。对共用部分的任何改动，应以不违背共同利益为前提，并须经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同意，否则即构成对其他权利人共有权的侵害。

被上诉人盛名公司虽然是在其专有部分增建夹层，但是其增建夹层的行为利用了属于共用部分的梁、柱和地板以下的掩埋工程，使梁、柱的负载加大，地梁裸露，是对共用部分的非正常使用，影响到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共同利益。盛名公司增建夹层的行为虽然得到行政机关的批准，但这只能说明行政机关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不认为该行为能给社会造成危害，可以实施。由于增建夹层需要利用房屋的共用部分，而房屋共有部分的所有权由全体区分所有权人享有，不是由批准的行政机关享有，因此增建夹层的行为应否实施，必须由盛名公司征求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意见。盛名公司以是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对属自己所有的房屋进行装潢改造为由提出没有侵权的辩解，不能成立。无论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的房屋是否损坏，无论该损坏是否与盛名公司有关，盛名公司在没有征得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利用共用部分给自己增建夹层，都侵害其他区分所有权人的共有权。故钟宝强等住户以盛名公司侵犯了产权人合法权益为由提出的上诉，应予支持。盛名公司应当拆除夹层，将下挖的部分恢复原状。原审判决对各方当事人的房屋所有权形态未作分析，就以相邻权的法律规定解决本案纠纷，是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盛名公司用高标号水泥砂浆粉刷底层共用部位大平台楼梯间的墙体裂缝，对地梁露筋部位做好保护层和疏通下水管道，是正确的;但以房产公司、钟宝强等住户的房屋损坏与盛名公司无关为由，判决不予支持房产公司、钟宝强等住户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应当改判。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于2000年7月21日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盛名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拆除南京市娄子巷166-2号底层房屋的夹层，将下挖的部分恢复原状，由原审原告房产公司、上诉人钟宝强等住户会同盛名公司共同委托监理部门负责施工现场的监理，监理费用由盛名公司负担。

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研究 篇5

医疗纠纷可分为医疗合同纠纷与医疗侵权纠纷。医患双方存在医疗合同关系时, 如果医务工作人员的过失行为造成患者的人身伤害, 则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形:一方面由于一方没有适当履行其合同义务而构成债务不履行行为;另一方面因为过失行为侵害了患者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 从而造成了患者履行意义以外的损失, 又构成侵权行为。因此, 我们不难发现医疗过失行为可构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1]。

(二) 《侵权责任法》之规定

为了弥补《证据规定》的不足, 2010年7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侵权责任法》把医疗侵权行为及其责任作为一种重要的侵权责任作出规定。《侵权责任法》统一了“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 结束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使用○11, 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该法针对不同医疗过失情形, 将医疗损害责任具体分为三类, 包括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和医疗产品责任, 并且每类医疗损害责任举证责任规定也不尽相同:

一是医疗技术损害责任。《证据规定》将“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倒置给被告来证明, 使医疗机构负担过重的证明责任, 没有合理权衡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权益关系和证明责任。针对此项不足, 《侵权责任法》作了修正。该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此, 医疗技术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 即由原告受害患者一方负担证明“存在医疗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四要件。○12

由于医疗行为极具专业性, 再加上医疗活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普通患者若要证明医疗机构的过失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 为了合理减轻患者明医疗过错的难度, 《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了“过错推定”, 即患者有损害, 因下列情形之一的,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 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只要患者能够证明上述任一情形, 即可推定医疗机构具有医疗过错。

二是医疗伦理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 造成患者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医疗伦理过错”成为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之一, 但根据规定适用“过错推定”。原告患者应当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关于医疗过错如何证明, 原告患者只要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上述法定医疗伦理义务, 就可以推定医疗机构存在医疗伦理过错。○13

三是医疗产品责任。关于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50条: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 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 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 医疗机构赔偿后, 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具有产品责任性质, 其责任的承担及证明责任的分配, 与产品责任的承担及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一致的, 即由权利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 适用“无过错责任”。

三、我国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立法中的不足

虽然《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的章节修正了《证据规定》的不合理之处, 但存在矫枉过正的嫌疑。这主要表现在医疗技术损害责任证明责任分配方面。

基于医疗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为追求实质上的公平正义, 《证据规定》将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举证责任倒置由医疗机构承担, 从而达到迎合社会大众需求, 保障患者利益。殊不知, 当我们在为这一开历史先河之规定拍案叫好时, 其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加重了医疗机构的负担, 医疗机构在诉讼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变化, 甚至处于劣势地位, 为了维护医疗机构自身的利益, 医疗防御措施越演越烈, 医患关系也越发紧张, 近年来, 医患冲突事件不断发生。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相继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对此作了修订, 完善了医疗侵权纠纷立法。该法意义重大, 此处不再做阐述。但是, 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技术损害责任证明责任分配规定仍然存在不足。首先, 在医疗领域, 举证最为困难的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主要集中于涉及医疗技术证明的案件, 由于患者医疗专业知识匮乏, 而医疗机构却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医疗技术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 即由原告受害患者一方负担证明“存在医疗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四要件。这一规定使得完全由原告患者来承担举证责任, 彻底加重了受害患者的举证负担。其次, 为了减轻普通患者的证明责任, 第58条列举了三种法定情形, 即“ (一)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 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只要出现其中一种情形, 即可适用“过错推定”, 推定医疗机构具有过错。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法定情形对于患者来说, 若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失行为难度并不较大, 因此, 将上述三种情形纳入“过错推定”范畴意义不大。

四、德国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制度的立法现状

(一) 德国法的“表见证明”原则和举证责任转换理论

1.“表见证明”原则

德国法上的“表见证明”原则是指法院利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 就一再重复出现的事件或现象 (定型事象) , 从已存在的某种事实, 推断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事实的证明过程。○14根据这一原则, 在医疗侵权诉讼过错要件事实的证明中, 原告只需证明推定的前提事实, 由法官适用“表见证明”原则, 运用经验法则, 从已存在的前提事实或者反复出现的事实推定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主要事实存在, 以推断医方有过错, 如果医方要推翻这种推断, 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特别事实的存在或者提出反证使推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 以排除经验法则的适用、动摇法官的心证, 由此, 就大大减轻了原告的证明责任, 因而该原则比较符合保护患者这一弱势群体利益的目标, 自其出现之后在德国医疗侵权纠纷诉讼实务界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使用。

对表见证明的性质, 德国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表见证明不过是法官在自由心证范围内适用经验法则的问题, 因而是证据评价的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表见证明是用来解决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如何判决的, 所以具有转移举证责任的功能。其中证据评价说为通说, 也是为法院判例所采纳的学说。○15

这说明德国法中的“表见证明”原则只是为减轻患者举证责任而出现的, 它并不能使举证责任由患者转移至医疗机构。于是, 随着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增多, 又出现了新的理论以更好地减轻患者的举证责任, 这一新的理论就是下文所要介绍的重大医疗过失的举证责任转换理论。

2.重大医疗过失的举证责任转换理论

“表见证明”原则的适用虽然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 但是, 在一些重大医疗过失诉讼中, “表见证明”的适用并不能够充分保护患者的权益, 因而, 逐渐出现了新的保护患者权益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重大医疗过失的举证责任转换理论”。对于经患者举证医方有重大医疗过失的医疗侵权案件, 实行举证责任转换理论, 因果关系要件的举证责任转由被告方承担, 由医方承担实质举证责任, 理由在于医方有重大医疗过失, 理应被克以较重的责任, 由其对其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和患者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

依德国实务见解, 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转换举证责任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 必须有重大医疗过失。此项重大诊疗过失的存在, 应由请求损害的原告 (患者一方) 负担证明责任。第二, 医疗过失必须具有足以引起所生损害的性质。该项要件只是要求医疗过失具有成为患者所受伤害原因的可能性即为已足, 并不以两者之间具有必然性为必要。○16

如果患者证明了以上两点, 就应适用举证责任转换理论, 由被告医方承担患者损害后果与其医疗过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五、德国医疗侵权纠纷举证制度的启示

如前文所述, 德国在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完善我国的理论和实践, 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体系。

德国通过实施“表见证明”责任和重大医疗过失举证责任转换制度, 减轻了患者的举证责任, 较好地实现了保护患者利益的初衷, 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非常值得各国借鉴。笔者认为现行《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规定存在不足, 针对此项问题, 我国可以借鉴德国重大医疗过失举证责任转换理论的规定。针对有重大医疗过失的医疗技术损害案件, 可以有的放矢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即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其他医疗技术损害案件, 则按照现行法规定, 适用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定, 由患者承担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以及医疗过失举证责任。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则需要通过相应的法律规定来确定其范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受害患者关于《侵权责任法》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举证责任, 还可以实现实质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有利于社会进步。

摘要：“举证之所在, 败诉之所在。”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合理, 关系到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是否能够实现。本文以医疗侵权纠纷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为中心, 介绍了我国立法沿革及其不足之处, 同时以比较法的视角, 考察了德国相关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情况, 以期为完善我国的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制度提供有益的铺垫。

关键词：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医疗损害责任

参考文献

⑩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13-14.

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概念研究》.载《政治与法律》, 2009 (3) :第75页.

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87-188页.

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88页.

陈荣宗, 林庆苗.《民事诉讼法》[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1:623-624.

李浩.《举证责任倒置:学理分析与问题研究》, 载《人大书报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 (10) :第93页.

著作权侵权纠纷中的“有限表达” 篇6

在学者岳德宇先生诉知名企业家俞敏洪先生著作权纠纷一案中，焦点之一就是争议的侵权事实是否涉及“有限表达”。该案大致案情如下：

2008年7月11日，岳德宇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俞敏洪、群言出版社等侵犯其著作财产权，岳德宇认为，2008年2月群言出版社出版的俞敏洪编著的《六级词汇词根+联想记忆法便携版》(以下简称“涉案图书”)一书涉及“联想记忆”的部分大约有300个词条，而构成这部分精华内容的约100个词条全部是抄袭剽窃原告岳德宇的著作《奇思妙想记单词》和《三三速记英语词汇》等系列丛书。(见表格)：

案件被法院受理后，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其中争执的焦点之一是，本案是否构成著作权的“有限表达”。被告俞敏洪的代理人认为，尽管原告岳德宇主张权利的100余个单词词条和涉案图书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但是，这主要是基于两本图书共同的目的，以及英语语法、中文表述习惯等原因所致。同时，不能因为岳德宇为主单词选择了某一单词作为联想记忆单词，或者对主单词进行了某种拆分，其他作者在选取相同单词进行比对或进行单词拆分时就应受到限制。而且，在为某些单词选取对比词或进行单词拆分时，会由于英文单词固定的构词法、词汇范围相似等导致出现类似情况，即出现“有限表达”的情形，但这不能归于抄袭范畴。因此，俞敏洪的代理人认为涉案图书并未侵权。

2008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中认为：由于英语单词构成的特殊性，最相近似类比单词的选择往往具有很大局限性，不能排除就同一个单词的记忆，被告选择与原告相同的类比单词，即不能因为原告的选择而限制其他人的合理联想。同时，在采取谐音方式记忆单词时，由于英语读音的惟一性和确定性，决定了用于标注读音的汉字选择范围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也会导致不同的作者在使用汉字标注单词时出现少量相似或相同的情况。这种少量的相似或相同应该属于表达方式有限所致，所以在判断是否构成抄袭时，应结合相似或相同情况的数量或所占比例综合确定。

最后，一审法院根据原告和被告群言出版社、俞敏洪所做比对情况，认为原告主张被告群言出版社出版的俞敏洪著的涉案图书侵犯其著作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驳回了原告岳德宇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岳德宇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认为：词汇速记类作品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依靠有关问题应遵循的原则，即共同的方法，依靠必要的相同特征和固有图式。因此词汇速记类作品中体现作者个性的独创性，主要不在其所使用的方法，而在于素材、情节和表达的选定。也就是说为记忆某英文单词而对对比词所做的选择方法范畴，通常为便于记忆而将此两词连接起来，在构建语句时，该语句往往是阐述思想几种合理的表达之一，因此该表达受到的保护较之文学作品是极小的。当表达的可能越有限，其相同或者近似的可能性越高，该具体表达所受到的保护越小，当判定侵权时所要求相同或相似的数量、比例越高。因此这种相似或者相同属于表达有限或唯一所致时，在判断是否构成抄袭时需要根据相同或相似的数量、比例及分布情况结合案件整体情况进行考虑。同时，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的谐音记忆方法导致的谐音表达相同属于表达有限，因其数量很少且随机分布于被诉图书中，故不构成抄袭;根据上述理由，并结合其他事实，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岳德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笔者对二级法院在判决中，对何种情形下能构成“有限表达”(即二级法院判决中提及的“表达有限”)的认定，觉得有可商议之处。

“有限表达”的定义

如果我们要对涉及“有限表达”的案件作出正确的界定和司法裁量，就必须准确的理解“有限表达”的内涵和外延。

“有限表达”又称“惟一表达”，有学者也将之称之为“思想与表达的合并”。是指对于某种思想只有有限的几种表现方式。在“有限表达”的情况下，作者对思想的创作空间是相当狭窄的，创作很难具有独创性，并且，其他人如果要表达同样的思想，只能使用与作者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表达形式，思想和表达这样密不可分的状态下，如果著作权保护了思想的表达形式，实质上也就是保护了思想本身。也有学者将“有限表达”表述为当思想仅有一种表达方式时，则思想与表达不可分割，表达和思想已经合并，则著作权法并不禁止他人使用该表达。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理论界对“有限表达”的定义基本上大同小异。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有限表达”即是指表达的惟一性(穷尽表达)，是指不存在独创性表现的可能性，除此表达方式无法满足作品的条件的情形。

“有限表达”的界定

在厘清“有限表达”的定义后，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如果一件作品，如果其只有惟一一种表达形式，则《著作权法》将不会给予保护。在1990年，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便终审判决了一起著作权纠纷，判决中认定一幅加利福尼亚居民区的天然气地下管道图不受著作权保护。判决的主要理由是：该图几乎就像照片一样的真实的还原了该区地下管道的真实情况。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独立地绘制该区管道图，如果要想正确、真实的反应该区管道的话，就只能与这幅已有的图一模一样。因此，该图因为具有表达的惟一性，达到思想和表达的重合。因此不能给予著作权保护。可见，要符合或者构成作品的“有限表达”，必须具备该种表达属于惟一的一种表达方式，其他任何人若要说明相关问题而也均只能采用该种惟一的表达方式时，则该作品才能够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在岳德宇诉俞敏洪著作权纠纷一案中，岳德宇利用联想的方式来进行单词速记的方法，自然不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因为这属于思想的范畴。但是，利用这个方法进行独创性的联想(创作)，那么，笔者认为，就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无论这个创作的篇幅长短，或者是否也容易被其他人同样的联想到。因为，不管大家多么自然的可以想到一块去，但是，只要对同一对象，能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么，就不应当容忍抄袭的情形出现。本案中，被告代理人以及二级法院均认为因为单词能够拆分的方式有限，因此表达受限，会导致不同的人采用相同的表达方式(“有限表达”)，故被告俞敏洪不构成侵权。被告代理人曾举例Twealth(火鸡)和wealth(财富)两个单词来证明其观点。如其辩称，turkey本身大写就是土耳其的意思，因此将土耳其和火鸡联系起来记忆是非常自然地。但是，自然不代表必然!比如，我们完全可以利用t u r发音['t:]的谐音“特”在加上“key”的字意“主要的”产生新的联想记忆法，如“我们‘特(tur)’别介绍一种‘主要的(key)’制作火鸡(turkey)的方法”。又比如，我们完全可以把wealth(财富)拆分成weal(福利)和t h(谐音“是”)来记忆w e a l t h(财富)这个单词，如“‘福利(w e a l)’‘是(t h)’国家‘财富(w e a l t h)’到达一定实力后体现”，等等，不胜枚举。很显然，在岳德宇诉俞敏洪著作权侵权一案中，从常识判断上来看，基本上只要愿意多思考，一定是可以找出甚至比原告岳德宇更好的表达形式来记忆特定的单词。从这个角度来说，二级法院并没有正确的理解“有限表达”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导致在法理适用部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