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征用纠纷问题

农村土地征用纠纷问题（精选8篇）

农村土地征用纠纷问题 篇1

关于农村土地征用纠纷问题背后的法律思考

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作非农建设，城乡结合部的大量农村土地被国家征用，国家对其所征土地给予相应补偿，随之产生的纠纷与争议因法律的缺位而大量存在。

首先，先让我们看一个案例：北京密云县十里堡镇统军庄村村民阻止京承高速联络线——西统路(简称西统路工程)道路施工，县法院人员强制执行。强执过程中，村民与执法人员均受伤，10余名村民被拘。部分村民们称，西统路工程手续不全，且征地补偿未确定。密云法院及密云政府有关部门则表示，该工程手续齐全，强制执行是依据法院裁定。从此案例我们可得知，由于部分村民阻拦施工，在政府多次协调未果后，法院决定强制执行。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村民的强烈反对，可是他们没能够按正常程序反映和提出其不同意见和诉求，最后导致纠纷矛盾加深。

在新农村建设中，类似的纠纷事件呈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发展，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这种农村土地征用纠纷问题的存在，最主要的因素还在于法律的缺位以及对安置补偿费法院能否进行强制执行、如何执行。

当前的执行现状是，在执行实践中，要求协助执行人协助法院扣留、提取土地征用安置补偿费往往遇到许多阻力。法院执行农村土地征用安置补偿费不得力。总的来说，造成这种现状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

一、法律规定本身的缺位。我国《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款的规定，虽然合乎集体所有制，却忽视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因国家对土地的征用而成为虚置，征用行为侵犯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其

二、协助执行困难。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不赞成法院扣留、提取村民的土地征用补偿费；村民委员会消极配合；金融机构的协助有局限性；在以村民小组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情况下，土地征用补偿款普遍采用组有村管的方式。其

三、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导致的执行困难。此外，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也存在着弊端。公共利益的范围模糊，导致土地征用权滥用。导致国家的土地征用权事实上不受限制的情况，造成权力滥用。土地征用程序不规范、限制了农民的参与权。

根据这种现状，国土资源部门通过大调解工作平台设立土地纠纷调解工作小组，在人民调解员队伍中培养乡村土地纠纷调解员，因势利导，就近受理及时调解涉及土地权属、征地补偿安置等引发的矛盾纠纷。

坚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效用，最大限度地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是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首先目标。因此，围绕这个目标，在设计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思路时，可以从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完善土地补偿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同时积极探索土地征用的新模式。同时，村民如有不同意见和诉求，应按正常程序反映和提出，避免做出干扰法院执发的违法行为。

农村土地征用纠纷问题 篇2

一、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

1.土地使用形式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土地收益与征地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征地补偿标准偏低, 农民所获补偿与被征土地进入市场的价格“剪刀差”过大。据中国土地勘测研究院统计, 仅2002年, 全国由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获得的土地收入为2419.79亿元。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面积12.423万公顷, 占总征地面积的58.52%。其中招标拍卖挂牌的为1.81万公顷, 收入968.55亿元, 其余主要是协议出让。2002年, 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全国平均为12.97万元/亩, 使用权转让流转的收入平均为23.47万元/亩, 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35.67万元/亩。

与如此巨大的土地收益相比, 被征用土地农民的利益又如何呢?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 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16倍, 最多不超过30倍。按照这个标准, 对农民的补偿虽然具有地区差异, 但以现金形式补偿的通常都在每亩1.5万—3.5万元。在人均耕地面积处于联合国建议的0.5亩危险线以下的地区, 一个被征地的农民有时每亩只能得到7000元左右的补偿, 并从此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 面临新的生计、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

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1]需要, 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批准权限批准, 并依法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补偿后, 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收归国有的行政行为。国家行政机关有权依法征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土地等。从土地征用的含义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 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所有权在国家手中, 土地征用具有强制性, 农民不能以商品的形式私自买卖土地, 农民所获得的补偿款其实只是对收益的一种象征性的补偿。

2.土地被征用后闲置的现象比较多。这种现象多数存在于开发商征地中。很多开发商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 会把征用的土地囤积, 等到行情更好的时候再出售出去或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土地长期闲置, 农民和土地分离, 土地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而且这种现象长期大量存在, 也给现有的土地增加了压力。土地有但不是农民的, 不能根种, 有土地的农民就需要增加亩产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吃饭问题, 这就人为使得供需矛盾加剧, 给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3.土地被征用后, 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民手中并没有充裕的钱, 医疗、养老仍然没有保障。农民因为受教育的程度有限, 本身理财能力弱、投资理念差, 失去土地的农牧民大部分人拿到补偿款后用于建房、子女婚嫁等费用, 留作自己养老和投资的占少数, 短时间内就消费光了, 如政府不给予积极的指导和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会使失地农牧民今后生活没有出路, 给政府增加“包袱”, 也会增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 土地不断被征用的现象逐渐增多, 还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一部分人就盯上打农民的补偿款, 在当地掀起“黄赌毒”风潮, 使得很短时间补偿款就聚集到这部分人手中, 农民可能因此变得更穷;第二种情况是拿到补偿款的农民不把钱当回事, 大量购置高档消费品, 而且农民之间还相互攀比, 导致大量的钱都被消费。

4.农民土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不确定, 给征地工作增加难度。征地过程中,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法定补偿, 但地上附着物没有具体的补偿标准, 农民漫天要价, 使拆迁工作难以正常进行, 给征地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二、针对以上问题的建议

1.土地征用应面向市场, 进行市场化操作, 增加农民被征地后的收入, 减少农民所获补偿与被征土地进入市场的价格差。

按土地征用后的性质加以区分, 被征用的土地可以分为公益性建设用地和非公益性建设用地, 对于二者需要区别性对待。真正的公益性建设用地, 在征用前后出现征地补偿与所获收益之间的差别不明显。因为公益事业即使有效益, 一般也是用于成本的回收和公益建设项目的日常维护, 营利并非公益事业的目的。对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征地补偿应遵循及时、充分、适当的原则, 补偿费用可以按照现行的做法实行。但非公益性建设用地是进行商业化收益的, 可能获得的收益是成几百倍和几千倍增加的, 这种性质的征地补偿则应按照市场价值规律进行。

因此, 法律在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前提下, 还应明确规定, 非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不能列入征用范围, 而应纳入市场, 由市场决定土地价格及各利益主体的分配比例。要坚持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也为了建立完善的土地市场, 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依据, 实行公平补偿。

2.征地补偿标准应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呈现动态的变化, 不能保持常年不变。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 集体土地对农民而言不单是生产资料, 还是生活保障资料。土地征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永久性转移, 农民将永远失去土地的经营权, 失去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因此, 在土地补偿中应考虑这一特殊性, 使补偿收益更多地偏向失地农民。

3.在农民被征地后政府应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使其“老有所养、幼有所依”, 医疗、教育、交通各个方面都有所保障;村委会应引导农民合理消费、正确理财, 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们能真正获得切实的利益。

农民在获得有限的补偿款之后, 失去了原有的生产资料, 有的被迫进入城市, 生活方式、生活压力等都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就需要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加以引导, 引导农民建立良好的投资理念,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自觉抵制“黄赌毒”不正之风。

4.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提高对“土地是民生之本”的认识, 在依法行政中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理念, 加强管理, 逐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征用行为;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从严把好征地关, 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 征地时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慎用征地权力, 切实控制征地规模, 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5.从我国国情出发,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尤其是要重点保护基本农田, 同时还要做好土地占补平衡工作, 充分挖掘土地资源潜力, 以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6.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土地制度。

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问题研究 篇3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土地的需求随之膨胀，其中政府征用农村土地的速度也逐年加快。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问题，其关键在于补偿标准偏低、配套补偿措施不完善。本文基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最终提出解决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农村土地

一、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出现的问题

第一，征地补偿法律体系不健全、法规依据不完善。我国尚无专门的《土地征用补偿法》，土地征用由《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来调整，但未规定应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不是按照国际通行依据的现行市价通过协商谈判来确定，而是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第二，征地的货币补偿值偏低。目前，我国被征地的农民所获得的补偿值普遍偏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补偿标准与人们生活水平相比严重不对称；二是补偿标准与土地市场价相比差距很大。以温州为例，一类地段征用水田土地补偿费为2万元/亩、安置补助费为3.6万元亩，合计才5.6万元/亩。按照文件规定的分配方法，土地补偿费给村集体，安置补助费给农户。根据温州一类地段的平均人土比计算，每人分得的安置补助费才1.8万元。然而温州人均生活费支出为 1.2619万元。也就是说，农民获得的安置补助费只能维持1年半的生活开销。另外，温州现在的工业用地市场价格为100万元/亩，征地补偿价格不到土地市场价的5％。

第三，征地补偿标准存在问题。根据现在实施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最高不得超过15倍；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样的征地补偿标准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1）补偿标准的范围界定不科学。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种植制度、市场情况、区域差异等条件的不确定性，因农作物不同、物价波动、人为原因等等因素的影响，“平均年产值”很难科学、合理的确定，测算出来的补偿标准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2）补偿标准不全面。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中只涉及到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其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缺少拆分损失补偿；二是缺少相邻土地受损与残留地补偿；三是缺少土地预期发展价值补偿。一块土地作为一个整体，其价值是一定的，然而，在现行的土地征用过程中，土地经常是被分割征用或部分征用，这样分割后剩余的土地由于利用效率的损失及不经济的土地规模等原因，价值会趋于下降。同时，由于外部性的原因，被征用土地的新用途可能会对其相邻土地的价值产生影响。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一项被忽视的重要补偿是土地预期发展价值补偿，这主要是指在未来农民改变土地的用途后的增殖溢价。

二、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问题的解决措施

第一，建立健全征地法律体系，明确征地利益各方的法律地位。（1）建立健全土地征用法律体系。赋予农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的权利。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2）加强法律援助。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在利益受到侵害时，没有能力支付维权所需的各种成本，因此处于维权劣势。如果失地农民专设法律援助机构，强化失地农民的维权意识，并提供一定法律援助则有利于农民的利益不受侵犯。

第二，逐步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寻找政府、征用地主体、失地农民间最佳的利益联结，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是解决完善农村土地征用机制的基础。（1）全面考虑土地价格的变动因素。影响土地价格变动的因素很多，如区位优势、当地的人地紧张程度、土地质量等，必须认真权衡多方因素，根据征地用途、土地条件以及市场条件，尽量全面的反映土地价格。（2）动态提高补偿标准，允许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政府在对农民的同期损失给予补偿的同时，还应该加入预期的利益。预期的利益可以从失地农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润中予以确定，并随国民收入增长而提高，让农民分享增值权益。

第三，积极发展失地农民安置的有效措施。在以货币补偿安置为主、工作补偿安置问题重重的现行补偿安置方式下，应积极的发展安置失地农民的有效措施，为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要实现安置方式的多样化，可以包括换地补偿的安置、留地补偿安置以及入股安置等方式。二要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采取积极主动的就业服务措施，建立以市、县两级劳动力市场为中心，以街道、乡镇劳动力管理服务站为网点的就业服务网络，实现城乡统筹就业。并出台鼓励、扶持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的配套措施，鼓励征用地单位和其他工商企业尽量消化失地农民。三是要建立失地农民安置工作的考核机制，协调事务部门的工作，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范围，为被征地农民的发展做好规划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其仁：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重大选择[J].经济学(季刊)，2004，4(1)：193-210.

[2]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0，2：54-64.

关于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的调查 篇4

按照xx县农经总站的具体要求，笔者就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发生在我镇的一些土地纠纷情况，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并针对土地纠纷发生的一些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其内容如下：

一、基本情况

xx镇位于xx县城正东约xx华里处，下辖x个行政村，x个自然屯，现有农村住户xxxx户，农业人口有xxxxx人，农村劳动力xxxx个，耕地面积为xxxxxx亩，人均占有耕地xx.x亩。其中，有耕地的农户为xxxx户,占全镇总农户数的xx％，没有耕地的农户为xx户,占全镇总农户数的x％。

二、调查情况

自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一免两补”政策出台以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随之而来的一些土地纠纷现象也时有发生。经过调查，全镇x个行政村，除了xx村（后来的移民村）以外，均有过土地纠纷现象的发生。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有xx村、xx村、xx村。据详细调查，到目前为止，全镇共发生过土地纠纷xx起，占农户总数的x.x％，其中，有xx起通过了法律部门立案进行了解决。在我镇发生土地纠纷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村干部责任心不强，造成土地纠纷。

在一轮土地承包向二轮土地承包过度期间，由于一些村的领导干部对土地发包这一问题认识的程度不够，在工作过程中不认真负责，遗留下来了很多问题，也造成了一些不该发生的土地纠纷。在我镇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有一例：原xx村在二轮土地承包时，有xx来户农民本来在一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分到了土地，可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却没有分到土地。后来该村被告上了法庭，但由于该村在二轮土地承包时没有留下机动地，所以该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2、农民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土地纠纷。

前些年，由于粮食产量低、经济效益不好，致使一些农民不愿种地，甚至随便弃耕土地，或在外出打工时，私自把自己的土地转包给他人，根本就不通过发包方进行正常的土地流转，等后来发现土地值钱了，知道自己不种地确实亏大了时，才想找村里要回自己的承包地，但由于时间较长，遗留下来的问题又十分复杂，所以，在处理这些土地纠纷问题上，也就加大了难度。

3、乡村干部强加干涉，引发土地纠纷。

在税费改革以前，由于一些农户欠农业税，或欠集体的各种款项，其土地被村里没收，一些村干部甚至把个别农户的承包地强行对外转包，或干脆收回其土地，作为村里的机动地对外发包，用来偿还农户的各种欠款,致使一些农民流失了土地，等农民知道自己被剥夺了土地的经营权时，便会向村里讨回自己的承包地,所以，同样会引发出一些土地纠纷。

4、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形成土地纠纷。

前些年，由于一些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完全处于盲目的、自发的、无政府状态。自己的土地想种就种，不想种就不种，甚至出现了双方不签定任何书面协议，就互换、转包或转让其土地的现象。时间一长，一方不想承认私下达成的口头协议，这样也很容易形成土地纠纷。在我镇原地营子村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村民秦玉成和韩敬昌私下换地，在二轮土地承包时，两家的土地只剩下了一家的土地，所以，形成了土地纠纷，经过镇政府多次协商解决，至今也毫无结果。

三、几点建议

1、加强领导，纳入工作主干线。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整个农村基本政策的核心内容，而农村土地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制度，则是党在农村一系列基本政策的基石，为此建议各级人民政府一定要加强领导、高度重视人地关系问题，真正把此项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2、深入基层，经常检查和落实。

经过调查，发现形成土地纠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也有一些土地纠纷的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比如说，户在人不在，有人没有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建议上级有关部门要深入村屯、调查研究、完善和制定一些配套的政策和措施，经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便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如果解决不好这些矛盾，就会影响整个农村的社会稳定，甚至还会引发出一些新的矛盾。

3、提高认识，认真宣传土地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关系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经过调查，发现一些土地纠纷的发生，完全是因为没有正确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法》而造成的，为此，我们一定要通过广播、电视、“政务公开”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力度。以稳定、规范、维权、发展为重点，树立起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识，增加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和责任感。

4、加强培训，提高干部的素质。

经过调查，发现一些土地纠纷，是由于一些乡村干部素质不高，对一些政策的解释和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现状分析 篇5

来源： 作者： 日期：200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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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土地的所有形式就是两种，一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所有权的转移，它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给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应的补偿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就是这看似简单的所有权的转移，实践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一)“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模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模糊不清，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指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但同时要排除的二种错误倾向：一是公共利益必须是与全体人员都直接相关的，不与全体人员直接有关，就不应允许征地;二是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幌子，将商业目的用地纳入征用范围。实际上，近两年来“大学城”、“高尔夫”等一些大型征地项目风起云涌，带有营利色彩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事业项目也越来越多。

(二)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

目前已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再补办手续，做善后工作，最终实现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现违法占用土地案件4.69万件，结案2.78万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处分，62名违法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1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处罚率仅为千分之几。既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也没有使违法者受到震慑。

(三)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

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为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至三成，企业占四至五成，村级组织近三成，农民仅占5% 至10%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距湖南省会长沙市仅8公里的长沙县星沙镇，是长沙市经济开发区(国家级)所在地，“《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5家落户在此。“ 湖南经济看长沙，长沙经济看星沙”，这是湖南省当地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长沙县政府在1992年至2002年期间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违规征用1个乡7 个村约84个组的17278.675亩土地(其中5152.693亩为一类稻田)，并故意混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区别，至今拖欠1633户6244 名农民土地征用补偿费约1.4亿元，导致当地农民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境地，生活极度困难。

在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给予四种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前两种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后两种费用则是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国家在对农村土地征用后，受偿的主体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而个人承包经营农户不能作为受偿的主体，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受偿，失地农民不仅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加之没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产和生活，由此引发纠纷和争端就不可避免了。

二、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

我们并不否认为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牺牲部分人或集体的利益，但不得不对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适用的范围、征地的程序和损失补偿产生了质疑。国家征用权的滥用和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卖、出让等形式高价转移给土地开发商。把这一行为认定为了“公共利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该行为使农民的私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远远不及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利用率。

(二)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

农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其中也涵盖了一部分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对农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农民个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较低的补偿强行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体单方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强行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当农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会上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失地农民”，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寻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们不断地上访、告状，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这是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

我国的广大农村中，县、乡、镇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着绝对的权力，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但县、乡、镇政府部门却是所有者主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上需要听从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地的现象。由于农村土地征用费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闲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四)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补偿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未规定应给予响应的补偿。与宪法此规定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不完备。如《环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种禁止性、限制性的规定，但却未规定应当给予何种补偿的规定。其次，补偿办法规定不合理、不科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

《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的六倍至十倍，对安置费的补偿规定为最高不超过十五倍，两者相加不超过三十倍。这样的规定能否合理体现被征用土地的实际价值令人怀疑。据权威部门统计，近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补偿到了农民的手中呢?从《审计调查报告》所列数据中可以发现，长沙县政府此次征地总投入的费用为14596.34万元，拆迁征地面积13632.25亩，征地每亩平均只花费1.07万元，而在卖给投资商时即使以每亩8万元的最低价卖出，长沙县政府也可从中至少获利9.44亿元。

事实上，1995年以后，政府储备的土地卖出的价格要远远高于每亩8万元。一些了解事情经过的法律专家评价说：“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成了长沙县政府谋求低成本发展和„以地生财‟的一条捷径。”

(五)欠缺合理的司法救济途径，土地纠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处理

笔者曾看到过一起“自贡土地征用”案件：1997年自贡市政府成立了“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并于1994年下发文件规定自贡市内划出19平方公里的土地，由市管委会实行“统一征地管理”。1998年7月，自贡市政府授权管委会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居民房屋进行拆迁，但补偿标准却相当低，拆迁户不满遂于2000年4月5日以不满拆迁补偿安置为由向自贡市中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该案属抽象具体行政行为，故判决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但仍未获受理。2002年，被征地人联名向建设部申请行政复议，但却一直未获答复，2002年6月6日，被征地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建设部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建设部6月13日通知复议申请已受理，但此时却已经超过法定期限60天，6月19日，北京市一中院以建设部已经受理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同年9月14日，北京市高院驳回上诉，维持一中院的不予受理决定。

通过该案我们不仅看到了农民对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执着，也看到了司法保障在农村土地征用问题上的无力。近几年，人民法院受理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案件的数量呈递增的趋势，但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院常常受到来自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加之该类案件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农村土地纠纷的侵权责任尚未形成共识，能否适用司法救济的态度不甚明了，使得案件的审理困难重重，农民为了寻求救济的途径，不得不采取上访甚至围攻政府、闹事的非正常途径。

可见，如果想要很好地解决和处理纠纷，将司法审查引入农村土地征用纠纷之中，为农民寻求一种合理的司法救济途径，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

直至今日，土地仍然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所在。因此，必须完善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纠正征地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使农村土地征用程序趋于合法化、正规化。

(一)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排除商业性征用，严格限定农村土地征用的范围

对公共利益的范围，我国现行法规采取的均是概括式规定，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虽然在法律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并不是很明确，但是有两点应当明确：其一，应当排除为了商业性用地而征用农村土地;其二，应当尽量缩小征用农村土地的范围。我们将土地视为不动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因此，当土地与商业性相联系时，我们对土地的利用就不应当通过征用的手段得以实现。调整和实现商业用地应当由市场来实现，而不应该是国家运用的公权力，国家应当尽可能避免介入，而应依据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由用地者与土地所有者直接进行交易。

当一方提出的条件足以维护另一方的利益，土地所有者愿意将自己的土地提供给国家用于商业性建设时，征地的目的就达到了。当然，国家应当尽量少征农村集体土地，尤其是农用地、耕地。只有进行合理规划，严格审批，才能有效地保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二)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

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征用事关农民的生存，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还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几个步骤：其一应该加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其二，应该增加农村土地征用的听证程序。在农村土地被征用时，农民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农村土地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应当增加听证程序以听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见，满足他们的知情权，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强农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

虽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无权决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对征地补偿的确定及补偿费用的分配及使用，却有权进行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是少数农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决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监督征地使用单位对土地使用情况，如果被征土地被闲置，农民当然地有权申请恢复土地的耕种，如此不仅达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还更有利于保护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

(三)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如何完善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中的“土地年产值”是个极不易确定的数值，各地差异也相当大，计算时主观性很强，不仅增大了政府自由补偿的随意性，而且在实践中征地的双方多数时是达不成共识的。

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补偿标准。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只有以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的标准才较为合理，让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实了解土地征用，参与讨价还价，如此才能满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给予安置。应该在给予金钱补偿的同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给予安置。如给予换地补偿的安置，就是在征用了这块土地后用另一块适宜耕种的土地进行补偿。有学者还提出“债券或股权补偿”，笔者同意这样的补偿方法，因为这种补偿的方式收益稳定，综合效益周期长，能为失地农民日后的生活提供保证，另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将一部分补偿拿出为失地农民办理保险，这也是维护他们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径之一。第三，扩大补偿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对农民的实际损失给予了补偿的同时，还应该加入预期的利益。预期的利益当然是很难确定，但是可以从失地农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润中予以确定，尤其是对于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期限还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们的预期利益更应该给予维护。

(四)健全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加强司法审查，排除外界干扰，为被征土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提供相应地救济途径

农村土地的征用是个宪法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农村土地征用进行司法审查的内容。现今，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征用的案件时，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有着不同的结果，在民事诉讼中，诉讼人通常能得到更多的补偿，利益得到更好地维护，但在行政诉讼中，被征用的农民通常不能获得更充分的救济。

我国在征地上一直奉行“特别牺牲理论”，这种理论以及外界的压力使得法院在审查征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存在很大的困难，其实，这种理论在国家的利益受到紧迫威胁时是当然成立的，但是在平时状态下不应当理所当然的成立，因为即使国家由于公共利益而征用农村土地，但也不能要求被征地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自己承担财产的损失。新宪法修订后将财产的征用提高到了较高的位阶。

农村土地征用纠纷问题 篇6

一、常见纠纷类型

（一）承包合同纠纷

承包合同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通过自愿协商、公开招标等方式，将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发包给承包人，由承包人独立经营，完成规定的上交任务后，享有合同规定收益的协议。凡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农业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而发生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由均应确定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承包经营权是公民、集体对于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指因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的规定，侵害承包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此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

（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纠纷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过程中而发生的纠纷。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农业承包合同履行期限一般较长，承包人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一般要进行先期投入。在承包期内，因工业占地或其他项目征地，承包合同需要解除。承包合同解除后，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补偿问题达不成协议就会引发纠纷。

（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此类纠纷涉及：承包人死亡后其所得承包收益的继承问题；林地承包人死亡后其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等。

二、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

（一）因外部承包而引发纠纷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相对较低，一些农民不愿种地，部分农村土地被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些地方的土地在升值，农民又开始愿意种地，此时就出现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承包土地不满的情况，一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组织迫于压力只得要求与承包人解除合同。因外部承包引发的纠纷，有的是因承包人违约引起的，有的是因订立合同未经民主程序引起的。

（二）因承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承包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承包人拖欠承包费。拖欠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对发包方在履行合同义务方面有意见；有的是因为经营不善，交纳承包费困难；有的是故意不交纳承包费。有的承包费经发包方同意予以减少，但由于没有书面证据，发包方负责人更换后不能得到继续认可也是发生纠纷的一个原因。二是承包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三）因发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主要有：

1、干涉承包方的经营权、自主权；

2、非法变更或解除合同，单方收回土地或将承包土地部分发包于第三人；

3、强迫或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或侵犯妇女的合法承包权；

4、没有按合同约定交付承包地。

（四）因合同解除后对承包方的补偿问题而引发纠纷

因合同到期，合同按约定解除，但由于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地进行了较大投资，使原承包地的使用价值及其后的可得利益有了较大提高，承包方要求发包方给予相应补偿，发包方不予认可或双方协议未果而引发纠纷。

三、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承包合同的订立程序是否合法

在程序方面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审查合同的订立是否遵守了有关民主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二是对采用招标方式订立承包合同的依据我国关于招投标方面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三是关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我国法律对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其法理依据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必须依照所有权人的集体意愿行事。如果发包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越权发包，法院应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农产品生长周期长，季节较强，因此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基于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考虑，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应特别慎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在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可对该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单从字面上看，该《规定》只适用于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效力而提起的诉讼。但笔者认为，最高院此项规定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法院对同一事实关系的法律认定须保持一致，同一份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结果不应因诉讼主体或诉讼请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最高院就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无效请求设定了1年的除斥期间，只要在承包合同签订后的一年以内没有提起诉讼，法院就不能再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所谓“进行适当调整”也是以法院确认合同有效为前提，对无效合同已无事后调整的必要。

（二）承包合同的内容是否明确、合法

承包合同对承包地的面积（四至界限）、履行期限、承包费的数额及交纳时间、违约金等内容应当明确约定。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在审理中发现一些合同的内容不合法主要表现在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二是合同期限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一般为30年，而在发生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中，有些承包期限不足30年。笔者认为30年是倡导性的法律规范，为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当事人应当尽可能遵守。

（三）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充分

对于已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违约，更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分为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协议解除一般来讲不会发生纠纷。法定解除具体包括：不可抗力；合同期限届满；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不能实现合同承包目的；承包方全家搬迁且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承包方无力经营且本人自愿解除；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死亡且无人继承其承包经营权；承包方长期不予经营，造成承包地闲置的；承包方在承包期内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而导致合同解除；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劝阻无效的；合同的继续履行将影响一方重大利益的等情形。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上述情形方可解除合同。实践中，发包方常常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偏低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这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不符。

（四）征地补偿问题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对承包方的补偿是否合理

在对农村承包经营地征用过程中如何对被征地农民给以合理补偿，因同时受国家征地补偿法律和承包合同的双重调整而使具体操作变得复杂。根据目前的补偿办法，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一般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通常不分到农民个人手中。但对于存在承包合同关系的耕地来说，其补偿办法应该有所区别，除了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外，还应当根据承包地的收益情况给予承包人一定的预期收益补偿。这种预期收益的补偿标准可以依据两种方法确定：一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计算方法；二是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合同中约定土地征用后的补偿方法。

《土地承包法》第43条规定，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该条规定可以理解为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期间对承包地有较大投入，使承包地的使用价值有了较大改善与提高的，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要求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对此类问题应妥善处理，否则既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到新一轮的发包。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否得到了依法保护

在审理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时，首先要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效力，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1、流转是否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

2、流转期限是否超过了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超过部分应无效；

3、受让方是否有农业经营能力，对此笔者认为应从宽把握，只要受让方不造成承包地长期闲置、荒芜，不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即可，对于其受让后承包收益比之从前降低或明显减少则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内；

4、在同等条件下是否考虑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权；

5、流转是否违背平等协商、自愿的原则，违背则流转无效；

6、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的是否办理了登记，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离婚案件中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

在当前审理的农村离婚案件中，普遍存在分割男女双方责任田承包经营权问题。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对离婚案件中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已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中应首先正确适用上述规定，采取调解优先的原则。如调解达不成协议，可采取以下方法处理：

（一）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在原承包地范围内为离婚妇女分配适量的责任田。制定分配方案时一要考虑方便双方当事人管理，二要兼顾土地的优劣、管理的方便程度和双方当事人的管理能力。这样的分配附有一定条件，即当该妇女在其它组织取得责任田后，此项权利即告终止。此外，已离婚的妇女也可以采取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法，将所分责任田转包他人管理，从取得转承包费中实现其责任田权益。

（二）采取全家责任田轮耕的方法来解决，直到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为止。具体方法是：按照离婚时男方的家庭人口数量，规定每隔几年可以让已离婚的妇女对土地进行轮耕，为离婚妇女确定合理的轮耕年度。法院在判决中应注明男方将其全家责任田交付已离婚妇女的时间和女方将责任田交还男方的时间，同时在判决中写明双方均不得进行取土等掠夺性生产的条款，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的研究 篇7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情况

(一)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起因与诉求。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 围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信访事件呈上升趋势, 已经成为农村信访事件的主要因素之一。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 主要有五种类型:

1.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要地引发的纠纷。

二轮土地延包前 (1998年以前) , 外出务工农民把承包地以口头形式交回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由他人代耕, 由于经营土地需要承担税费 (三提五统、农业税) 和两工 (义务工、劳动积累工) , 且交回或代耕的土地大部分质量差收益相对较低, 所以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没有参加二轮土地延包, 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为了完成上缴税费任务及两工, 将其耕地发包给了其他村民耕种, 并签定了土地承包合同, 核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村税费改革后, 特别是近几年, 种地不仅不收取税费, 国家还给予补贴, 而且补贴的项目和额度逐年增加。同时, 城市的发展、工业园区建设和铁路、高速公路修建等征占了一部分土地, 被征地农民得到了一定补偿。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参加二轮土地延包的外出务工农民纷纷回乡要求重新承包土地和参与征占用地补偿费的分配, 形成了上访事件。

2. 违反政策的村民要求承包土地引发的纠纷。

二轮土地延包前出生的计划生育超生子女和长期拖欠农业税费的农户, 个别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方式, 在二轮土地延包时没有给这部分人发包土地, 现在这部分人员要求重新承包土地和参与征占用地补偿费的分配, 形成信访事件。

3. 土地流转手续不规范引发的纠纷。

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村民之间, 通过口头协议的方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互换、转包、转让, 因流转的土地被征占用, 在征占用补偿费的归属上发生纠纷, 形成信访事件。

4. 出嫁女返乡要地引发的纠纷。

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抽回出嫁女的承包地, 重新发包给了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其他村民, 现出嫁女回乡要地, 并要求获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待遇和参与土地征占用补偿费分配的权力, 形成了信访事件。

5. 土地征占用补偿费分配引发的纠纷。

由村民耕种但没有纳入合同管理的耕地和没有发包属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四荒地”被征占用后, 在补偿费分配上村民之间意见不一致, 产生纠纷引发信访事件。

(二) 调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法律依据与效果。

鹤岗市调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采取调解、复查、复核与仲裁的办法解决;二是通过司法渠道依法解决。据调查, 目前, 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上访事件80%以上是通过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调解与仲裁解决。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事件情况复杂, 涉及的政策、法律、法规时间跨度大, 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的难度很大。通过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调解, 使大部分矛盾纠纷得到了有效解决。无法调解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按照信访程序, 首先由所在地镇政府进行调查, 提出解决的办法;信访人对解决方案不满意的, 由旗县区政府进行复查, 提出复查意见;当事人对复查意见有异议, 由市政府进行复核, 提出复核意见, 同时信访程序终止。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类型和产生的原因, 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调处的依据与效果是:

1. 没有参加二轮土地延包的外出务工农民返乡要地纠纷问题。

1998年二轮土地延包时坚持了农村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和“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 基本上是在一轮土地承包关系基础上进行了顺延。延包初期广泛进行了宣传动员, 做到了家喻户晓, 外出务工没有返乡参加二轮土地延包的农户当时基本上是自愿放弃了农村土地承包权。但是,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 (以下简称《紧急通知》) 精神, 这部分村民只要户口仍在农村, 就有继续承包农村土地的权利, 同样享有与其他承包农户一样的权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对这类信访问题的调处意见是:从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耕地、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耕地中给信访人解决承包地;征占用地补偿费集体部分的分配, 信访人同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待遇。从2007年开始, 调处的此类信访事件没有出现复访现象。

2. 二轮土地延包前出生的计划生育超生子女和长年拖

欠农业税费的农户没有参与二轮土地延包, 现要求承包土地等信访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紧急通知》指出“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欠缴税费和土地撂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 已收回的要立即纠正, 予以退还”。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紧急通知》的规定与要求调处此类信访事件, 调处意见是:计划生育超生子女和拖欠税费农民, 只要户口仍在农村, 就有承包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土地的权利, 建议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从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依法开垦和新增加的土地、依法收回的耕地中解决这部分人的承包地, 同时这部分村民与其他承包农户一样享有征占地补偿费集体部分的分配权。从2007年开始, 调处的此类信访事件没有出现复访现象。

3. 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抽回出嫁女承包地的问题。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精神, 对于出嫁女返乡要求承包土地和享受其他权利的, 调处意见是:出嫁妇女, 只要户口目前仍在原集体经济组织, 就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有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权利和其他相应的权利。要求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依法开垦新增加的土地、依法收回的耕地中解决。已经调处的此类信访事件没有出现复访现象。

4. 征占用土地补偿费分配问题。

按照《农业部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占用地补偿费监督管理指导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精神, 对这类问题的调处意见是: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主要用于被征占用地的农户, 分配方案必须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议定;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部分, 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已经调处的信访事件, 目前没有出现复访。

5. 二轮土地延包后, 由于土地流转纠纷产生的信访问题。

按照《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指导矛盾双方依法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不成的, 在调查复核的基础上, 提出的解决意见是:谁拥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谁就享有该土地的应得利益。土地流转纠纷大部分是由于流转手续不规范, 基本上是口头协议引发的, 流转的性质很难鉴定, 因此, 大部分信访人对调处结果不满意, 最终通过司法程序进行解决。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基层调处机构缺位, 矛盾纠纷不能有效化解。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较强的地域性, 镇、村基层组织由于熟悉当地的具体情况, 如果调解的力度大, 很多土地承包纠纷矛盾可以在当地得到有效化解, 形不成信访事件。近年来, 由于乡镇机构改革, 大部分镇级农业经营管理机构撤并, 没有专职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人员, 对农村土地纠纷矛盾调处乏力, 致使一些能够在基层得到化解的纠纷发展成为了信访事件。

(二) 仲裁机制不健全, 不能有效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

目前, 全市旗县区农村土地仲裁机构基本建立, 但仲裁工作不能够正常开展, 主要制约因素:一是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 裁决难。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主要依据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和有关土地承包的政策、法规, 由于有些农村土地承包矛盾纠纷发生时, 这些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没有出台, 开展纠纷仲裁时依据不足、难裁决;二是取证难。由于矛盾双方及相关证人都居住在同一个村, 矛盾纠纷发生后, 一方面是相关人员不愿举证, 另一方面是证据不统一, 不同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各异、且互相矛盾, 给客观公证地裁决造成困难;三是执行难。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 (事) 件的标的物是农民的承包土地, 执法部门强制执行难度大;四是缺乏仲裁经费, 工作开展难。土地承包纠纷仲裁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 交通费用、办公费用耗费大, 由于没有专项工作经费, 制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 纳入合同管理的承包地面积与农户实际耕种面积不符, 合同外耕地产生的纠纷难调处。

巴彦淖尔市普遍存在农户承包地面积与实际耕种面积不符的现象, 目前, 国家和自治区对农户合同外土地的管理,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策上都没有明确规定, 由此引发的纠纷, 调处依据不足。按照1998年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实施意见》 (【1998】31号) 精神, 对于开荒地, 原则上是“谁开垦、谁经营、谁受益”, 但没有明确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和开垦者的义务, 以及受益年限等。这部分土地发生纠纷, 调处起来困难较大。

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与建议

(一) 依法组织开展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认真开展合同外耕地的确权工作。

各级政府要把解决农村土地突出问题和开展合同外耕地的确权工作摆上议事日程, 重点解决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遗留问题, 做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补签、补发和换发工作。同时, 要研究解决开荒地和合同外耕地的问题, 认真做好确权工作。

(二) 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 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

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和仲裁机构, 健全和完善仲裁机制, 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与仲裁工作。各级政府要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保障仲裁工作正常开展。

(三) 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协调领导小组, 协调配合, 共同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工作。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事件, 产生的历史原因复杂、时间跨度大, 调处解决所运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覆盖面广, 涉及多个部门。在调查取证和调处时, 需要旗县区、镇、村组和有关职能部门相互配合。

(四) 加强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工作。

各级农牧业部门、档案部门要做好旗县区、苏木镇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工作, 确保农村土地承包档案有专人管理、有专柜存放、有专用档案室保管, 确保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的完整。

(五) 加大督查力度, 确保调处结果落到实处。

浅谈新时期农村土地纠纷问题 篇8

一、新时期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

近年来，國家先后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土地对于农民越发重要。但同时农民争相种地的意识越来越强，也引发了大量纠纷。主要有：一是因土地征收补偿引发的纠纷。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利益总体规划”为由征地，以获取土地增殖收益；一些工商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为获取巨额利润而实施商业性开发征地，因补偿不到位或补偿过低，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二是因土地承包引发的纠纷。《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的原则和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实践中，有的地方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不经民主议定便私自发包，有的甚至以明显的低价发包，容易引发群体性矛盾和纠纷。三是因土地所有权界限不明引发的纠纷。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土地权属不明确，没有核准颁发土地使用证书。

二、 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特征

一是纠纷范围具有广泛性。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民与政府之间、农民与土地使用单位之间、农民与工商企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纠纷的范围更加广泛。二是纠纷主体具有多样性。包括村委会、村民、政府、土地征用的单位、单个农户、外村的村委会或村民等等。三是纠纷的性质具有多元性。大量农村土地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但涉及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四是纠纷的原因具有复杂性。土地效益的大幅提升，是土地纠纷增多的直接原因。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依然很强，社会保障体系也仍未将农民容纳进去，一旦丧失土地或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其基本生存将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五是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和集体性上访事件。一旦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矛盾就会空前的凝聚激化，政府部门一旦处置不到位，就十分容易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给社会治安与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

三、 新时期农村土地纠纷的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