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渎职侵权

惩治渎职侵权（共4篇）

惩治渎职侵权 篇1

我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的官吏以“青天父母”、“父母官”自居, 最高统治者将广大人民群众视为自己的“子民”, 为民做主成为封建统治者自然而然的事情。封建官员将自己视为“父母官”, 将黎民百姓视为“子民”, 本意是强调从政为官必须为百姓服务, 但是统治者在对百姓的统治中认为其对人民有统治、帮百姓决定一切事项的权力。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 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封建统治中的官员不可避免地大量产生渎职犯罪行为。宋朝和其他各个封建朝代一样, 官员的腐败问题十分突出, 其中司法官员的腐败对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危害。

一、宋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司法官员渎职犯罪的惩治

宋朝各个地方有许多“豪强”, 这些“豪强”在地方上的势力极其强大, 许多司法官员被“豪强”所要挟而知法犯法、枉法裁判。从总体上看, 宋朝官员渎职犯罪的重灾区集中在军事领域、经济领域、监察领域、官员选拔任用和管理领域、司法领域, 统治者对司法腐败给统制秩序带来的危害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为此, 在宋太祖、宋太宗时代就对司法官员的渎职犯罪进行严厉惩处, 建立了有效的司法官员惩戒制度。为了加强对司法官员渎职犯罪的惩戒, 宋朝统治者颁行了严密繁杂的法令, 宋朝统治者在惩治司法官员渎职犯罪中的惩戒与劝导相结合等理念值得后世学习借鉴。

宋朝统治者高度重视立法, 在我国封建法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是我国封建立法、执法、司法较为健全完善、成熟的时期。统治者对法制建设高度重视, 建立了严密而系统的司法体系, 保障法律得到贯彻执行。宋朝统治者通过健全完善司法制度, 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 在封建中央集权和专制的社会形态下, 封建官吏对司法活动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大的, 并且具有典型的人治特点, 和真正的法治相差甚远, 根本无法保障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为此, 宋朝的司法制度在取得极大发展进步的同时, 司法腐败问题也频繁发生, 统治者专门就此采取多方举措惩治司法官员的渎职犯罪, 皇帝经常下诏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二、对司法活动中案件受理渎职犯罪的惩治

案件受理是纠纷矛盾进入司法程序的“关口”, 案件能否得到公平公正处理, 在受理过程中就能够得到有效体现。宋朝司法官员, 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 常将应该受理的案件决定不予受理, 或者对不应该受理的案件却又受理, 导致民众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解决矛盾纠纷。随着宋朝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矛盾的广泛存在, 导致整个王朝每年的诉讼案件大量增加。由于宋朝在地方上和其他封建王朝同样实行的是“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 导致某些官员的精力不济, 便委托胥吏办理案件, 由于胥吏素质不高、俸禄太低, 使司法腐败案件更为增多。为此, 宋朝统治者从立法、执法层面上切实加大了对司法官员渎职犯罪的惩治力度。

首先, 对应该受理案件而未受理的渎职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依法受理案件是司法官员的法定职责, 只有案件受理后, 矛盾纠纷才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但是, 当时有所谓“无讼”的思想, 统治者认为司法案件纠纷越少越能代表统治的效益, 所以可能将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拒之门外。而有的司法官员为了少审理案件、勒索财物等原因而不依法受理应该受理的案件。对于应该受理的案件未受理的司法官员渎职犯罪, 《宋刑统》规定:“若应合为受, 推抑而不受则, 笞五十, 三条加一等, 十条杖九十”。按照《宋刑统》的规定, 对司法官员应该受理案件而未受理的仅仅规定为笞、杖两种, 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通常被加重处罚[1]432。比如, 宋真宗咸平五年 (1002) , 开封府有一个妇女被喝醉酒的人殴打至重伤, 妇女到官府申冤, 官府没有受理。宋真宗听说此事后大怒, 相关司法官员全部被罢黜。

其次, 对不亲自审理案件的司法官员的渎职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由于宋朝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 在地方上实行的是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 导致地方行政长官事务繁杂, 某些官员便将案件交给胥吏或者其他人员审理, 这就又因为胥吏的法律素质较低、俸禄较少而导致案件质量降低, 并且容易产生更为严重的司法腐败行为。统治者发现此类弊端后, 规定地方司法官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 如果由他人代为审理案件则进行严厉惩处。比如, 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 (984) , 宋太宗下诏:“御史台推勘公事, 其当须推御史并当面推勘, 不得垂帘, 只委所司取状。”淳化四年 (993) , 宋太宗又下诏“:中丞以下皆亲临鞫狱。”至道元年 (995) , 宋太宗又再次下诏“:诸州长吏, 凡决徒罪, 并须亲临。”此外, 宋仁宗于1022 年、宋徽宗于1120年也分别下诏, 严令司法官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宋徽宗下达的诏书规定, 县令不亲自审理刑事案件而由其他人代替的, 对县令须判处徒刑二年。当然, 最高统治者虽然如此要求, 但实际上司法官员不亲自审理案件的现象较为普遍, 加深了宋朝司法腐败。

再次, 对不应受理而受理案件的渎职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宋朝法律对管理受理诉讼的权限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目的就是为了对司法权力进行一种有效的制约, 防止权力的乱用和专横。宋朝法律规定, 没有经过司法官员审阅和签押的起诉状称之为“白状”, 凡是“非长官而受白状, 非所司而取草款, 俱为违法”。不应受理而受理的案件, 还包括“越诉”案件。宋朝初期规定, 不准越级进行诉讼, 如果司法官员擅自受理了越级诉讼的案件, 就必须受到相应的严惩, 目的是为了减少成本。乾德二年 (964) , 宋太祖下诏“:应论诉人不得蓦越陈状, 违者科罪”, 对越级进行诉讼的还要科处刑罚。宋朝法律还规定, 凡是诉讼, 都是自上而下, 按照国家法律明文规定, 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 如果诉讼案件已被受理, 要对越级诉讼者笞四十。如果越级的诉讼案件未被受理, 诉讼者也无罪。而司法官员如果受理越级诉讼的案件, 要对司法官员一并治罪或者受到撤职、降职。比如, 天圣三年 (1025) , 洛苑使高继升因为受理越级诉讼案件, 被宋仁宗降为洛苑副使。正是因为如此, 宋朝司法官员受理案件一般都十分谨慎。

三、对司法活动中判决渎职犯罪的惩治

民事纠纷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目的就是寻求公平公正的结果, 保护国家或者人民的合法权益。而刑事纠纷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是为了对犯罪分子进行依法惩治。宋朝某些司法官在判决中的渎职犯罪恰好违反了诉讼活动的目的, 在案件判决中枉法裁判, 损害了司法活动的权威, 同时也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统治者利益。宋朝统治者着力治理的判决渎职问题是“出入入罪”, 也就是对无罪者判处有罪、对轻罪者判处重罪、对有罪者判处无罪、对重罪者判处轻罪, 凡是和正确的量刑有“出入”的裁判, 均构成司法活动中判决渎职犯罪, 按照法律规定, 要受到严厉的惩治。造成量刑“出入”入罪方面, 宋统治者注重区分主观上的恶性, 因故意而出入入罪的称之为“故出入入罪”, 因为过失而出入入罪的称之为“失出入入罪”。为了体现出统治者“慎刑”的思想理念, 对于“故出入入罪”的惩治要比“失出入入罪”的惩治严厉得多, 甚至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失出无罪, 故出死罪”。

为了预防“出入入罪”现象的产生, 宋朝高度重视对州一级司法参军的选拔任用, 自宋太宗端拱年间, 由皇帝亲自选择各州司法参军, 自太宗雍熙三年 (986) , 开始使用儒士担任司法参军职位。除此之外, 路级的提点刑狱司也经常由皇帝亲自选择。统治者高度重视司法官员的选拔, 目的是为了挑选那些具有较高法律业务道德品质良好的人员担任司法官员, 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的势头。按照宋朝法律的规定, 如果司法官员滥用刑法, 就要受到严惩。比如, 宋高宗时期, 礼部员外郎刘大中由于大兴狱讼而被降职。宋朝法律规定, 司法官员有“失入死罪”的, 也就是“错杀”的, 朝廷对该司法官员终身不复进用。如果司法官员将无罪的人判处徒刑, 免去司法官员的职位。宋太祖时期规定, 司法官员将应该判处徒刑的人因过失而判处死罪的, 减三等并当徒两年半。由于职务上的“公罪”而非故意判错案件的, 分为四个等次进行处罚, 对决定判决的“定断官”、为首者和其余人进行了不同的惩罚规定, 将“失入罪”区分为公罪与私罪, 公罪是履行审判职务非出于主观故意而导致的错判, 而私罪是出于个人主观上的枉法裁判, 同时, 已经在司法官员的渎职犯罪中区分了主犯、从犯, 对主犯、从犯规定了不同程度的惩罚[2]436。

四、对司法活动中监狱管理渎职犯罪的惩治

从宋朝统治者对监狱管理司法官员渎职犯罪的惩治镇南关, 可以揭示宋朝监狱监督的制度及其实践。宋朝在各行政区和各衙门, 大多数设置有监狱, 监狱虽然是执行刑罚的机关, 但其实质是附属于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的狱政机关, 直接受到皇权支配统治。由于宋朝监狱管理中的渎职犯罪较为普遍, 统治者对司法活动中的监狱管理渎职犯罪作出了相应的惩戒性规定。

宋朝对监狱管理渎职犯罪的惩治, 主要体现在:第一, 对已经判决的囚徒由于管理不力而被逃亡的, 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办法。对于专门从事囚犯看守工作的官吏, 导致囚犯逃跑的, 按照囚犯的所犯之罪减二等受罚。如果逃跑的是死囚, 则判处看守人徒刑三年。如果囚犯逃跑方法极其高明或者有其他严重的越狱情节, 看守人尽量控制而无法控制, 最后导致囚犯逃跑的, 对看守人再减二等处罚。给予追捕逃犯100 天的时间, 在此期间能够追捕回来或者逃犯自行回来的, 免除看守人的责任。除直接的囚犯看守人之外, 还须对值班的检校官吏作出了处罚规定。第二, 对病囚管理中渎职犯罪进行处罚。宋朝统治者为了更好地体现其刑事司法上的人文关怀, 加强了对囚犯的管理, 对生病的囚犯给予医治, 并规定了其他优待政策。比如, 宋真宗咸平元年 (998) , 宋真宗下诏在各地设置病囚院专门医治生病的囚徒, 并且, 生病的囚徒其罪较轻的还可保外就医。第三, 对监狱官吏违法审讯渎职犯罪进行处罚。宋朝禁止对囚犯进行违法审讯。但恰恰相反, 宋朝监狱官吏虐待囚徒的情形十分严重, 可谓是花样翻新, 监狱被称之为“鬼门关”。为此, 宋朝统治者加大了对监狱官吏违法审讯渎职犯罪的惩罚力度。《宋刑统》对审讯犯人的“拷囚”总次数规定为不得超过200, 如果“拷囚”次数超过了规定次数的, 或者有其他违法审讯情节的, 监狱官吏要被施以廷杖。如果导致囚犯死亡的, 对渎职者判处徒刑二年。

摘要：为了更好地体现“慎刑”思想和彰显刑事司法中的人文关怀, 宋朝统治者对司法官员的渎职犯罪规定了较为严厉的惩戒措施, 对司法活动中案件受理渎职犯罪进行严厉惩治。

关键词：宋朝,司法官员,渎职犯罪,惩治

参考文献

[1]宋窦仪等.宋刑统[M].中华书局, 1984.

[2]王云海.宋代司法制度[M].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惩治渎职侵权 篇2

时间:2011年02月16日 09时00分来源:《求是》作者:曹建明

渎职侵权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反渎职侵权工作高度重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听取和审议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专项报告。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切实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为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奋发有为地做好渎职侵权检察工作

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都突出强调，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严格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2010年9月，吴邦国、贺国强、***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并作了重要指示。同年12月，党中央专门听取并审议了中央纪委等9部门制定的关于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违法犯罪工作力度的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这一文件，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做好新形势下反渎职侵权工作的重要意义，全面部署了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违法犯罪工作力度的重点任务和主要措施，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办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案件，加强渎职侵权违法犯罪预防，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切实加强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组织领导。

2010年10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充分肯定了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时指出了查办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案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检察机关继续把加大查案办案力度作为首要任务；加强犯罪预防，结合查办案件全面分析研究渎职侵权犯罪的规律特点和演变趋势，提出防范措施和建议；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完善机制，形成合力。

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重要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深刻认识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违法犯罪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刻认识党和人民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深刻认识检察机关在推进反渎职侵权工作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自觉把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纳入反腐倡廉建设和三项重点工作总体格局，进一步加大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努力开创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新局面。

二、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严肃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一些领域渎职侵权犯罪问题易发多发。检察机关要坚持以执法办案为中心，增强依法办案、秉公办案的勇气，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实现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有机统一。

要突出查办案件的重点。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高度重视查办危害科学发展和政府投资安全、严重不负责任盲目决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案件；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查办严重损害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人身权利的案件，促进党和国家保障人权、改善民生政策的落实；围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严肃查办发生在基层政权组织和重点岗位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案件，尤其对重特大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行为要从严惩处；围绕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廉洁执法，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等案件，滥用司法权、行政执法权、行政审批权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以及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渎职犯罪案件。

要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健全侦查一体化机制，整合检察机关内部资源，加强跨地区案件、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协作配合和统一指挥，增强排除干扰、侦破案件的能力。增强证据意识，研究制定各类案件证据参考标准，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进一步提高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结率、起诉率和有罪判决率。认真落实立案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逮捕职务犯罪嫌疑人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决定、撤案和不起诉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等制度，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大力推行“阳光执法”，健全办案公开机制，畅通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检察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控告渠道。

要始终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正确处理打击与保护、执法办案与服务发展等关系，准确把握改革探索与违法犯罪、工作失误与失职渎职的界限。加快推进办案区规范化建设，严格规范监视居住的适用，落实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等行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注意办案方式方法，维护正常工作秩序。

要高度重视执法办案效果。深入分析执法思想、执法理念、执法行为、办案能力、办案重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细化改进措施。认真落实一审判决上下两级检察院共同审查机制，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坚决依法提出抗诉。加强对渎职侵权罪犯刑罚执行情况的监督，坚决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问题，促进严格执法。

三、进一步做好预防工作，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渎职侵权犯罪

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要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渎职侵权违法犯罪危害性的教育、权力责任相统一的教育，做到关口前移、预防在先。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查办案件是成绩、预防和减少犯罪也是成绩的观念，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查办案件与加强预防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渎职侵权犯罪惩防一体化机制。深入剖析渎职侵权犯罪发生的原因，查找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积极提出预防建议，推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积极开展以案说法、警示教育等活动，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筑牢防止渎职侵权的思想防线，自觉勤政廉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探索建立渎职侵权犯罪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风险预警和专项治理制度，抓住影响发展稳定大局、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注的突出问题，集中开展专项预防。全面推行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预防报告制度，研判本地区职务犯罪总体形势、规律特点和演变趋势，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四、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破解渎职侵权检察工作难题

结合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紧紧依靠各级纪委、政法委的组织协调和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创新体制机制，努力从根本上解决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立案难、查证难、处理难问题。一是建立重大复杂案件专案调查工作机制。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和相关司法、行政执法机关协作配合，对于重大复杂案件，必要时组织联合调查组，建立查处重大复杂渎职侵权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发挥多方面智力、技术和政治优势突破案件。二是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沟通联系，推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网查询、线索移送、案件协查、共同预防、监督配合等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参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重大危害国土资源案件和重大工程建设中发生案件的调查机制，严肃查处事故、事件、案件涉及的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三是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干预查处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案件工作情况沟通和处理机制。主动与纪检监察部门沟通情况，对非法干预、阻扰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追究当事人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四是积极推动完善反渎职侵权法制建设。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重点解决渎职侵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数罪并罚、徇私舞弊和损失后果认定以及渎职侵权犯罪处罚偏轻等问题，及时作出司法解释，提出立法建议。

五、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水平

各级检察机关要把加强反渎职侵权能力建设、提高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能力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抓紧、抓好，抓出成效。狠抓渎职侵权检察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结合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开展的“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职责与使命”专题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加强和改进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努力方向。加强素能培训、实战训练和案例研讨，继续抓好“大练兵、大比武”活动，着力提高运用法律政策、办理复杂案件、化解社会矛盾、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完善侦查人员交流、培养等机制，大力培养和引进具有专业技能、善于攻坚克难的办案专家和能手。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干警作风建设，严格落实“十个严禁”的要求和各项检察纪律，树立公正廉洁执法的良好形象。着力解决基层检察院和西部地区检察院反渎机构不健全、办案力量不足、装备保障落后等问题，为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提供必要条件。

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营造良好执法环境

检察机关要坚持反腐败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自觉把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之下，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思路、部署以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动加强与本地纪检监察、组织部门和行政执法及其他司法机关的沟通对接，完善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和执法协作机制，形成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的合力。加强反渎职侵权宣传，抓好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巡展，适时公布重大典型案件，深刻揭示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及时回应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为主题，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重点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进一步形成全社会支持、参与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的良好氛围。

渎职侵权检察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检察机关要始终保持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大力加强反渎职侵权能力建设，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推动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贡献，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渎职侵权犯罪心理预防机制探析 篇3

关键词：渎职侵权犯罪心理预防预防优先理念社会控制

渎职侵权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致使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受到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这类犯罪不仅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威信。对于渎职侵权犯罪，既要严惩，更要预防，建立起渎职侵权犯罪的系统预防机制。其中，心理预防机制是渎职侵权犯罪预防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渎职侵权犯罪的心理原因分析

任何腐败犯罪行为都以公共权力为物质条件，以腐败动机为心理条件，以腐败机会为制度条件。也就是说，激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内在驱动力量，即犯罪动机是任何腐败犯罪都不可缺少的，在渎职侵权犯罪中也不例外。

渎职侵权犯罪中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徇私舞弊型的故意犯罪行为，也有玩忽职守型的过失侵权行为，还有兼有故意和过失的混合心理状态的行为。具体而言：

（一）社会环境压力下的心理失衡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人们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归属与爱的需要以后，就产生了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现代社会，权力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人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每一个官员或者其他个体，都是一个理性的人，或者称为理性经济人，其做出某种决定之前，都要经过理性的思考，最终做出的行为是个人心理因素与外在环境互动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一般来讲，具有一定素质的人在社会中期待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提供这样的条件给个人，使个人的合理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出于需要而违反规范的行为就会发生，甚至是大量发生，这样的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制度而不在个人。如果社会制度不公平，机会严重不均等，那么个人通过合法手段满足合理需要的途径将严重缺失，在该条件下，社会不公平感极其强烈，个人将采取非法手段达到目标，腐败极易普遍发生。在腐败普遍化的条件下，腐败将成为一种真实的行为规则，甚至成为操纵社会的主要规则，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想遵从规范达到合理目标就更加困难了，因为遵守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将与普遍的腐败行为相抵触。

例如，根据社会结构理论，在结构失衡的社会，个人实现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机会不均等，即获得成功的合法途径的机会没有被平均地分配，机会倾斜给拥有社会资源的优越群体，使得弱势群体的个人处于一种困境：合法机会封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追求，要么采用非法的途径实现目标。在困境面前，个体要经过人性和理性的选择，若仍然遵守规范放弃目标，则不会发生腐败行为；若仍追求目标的实现，则会采取贿赂等方式，腐败产生。因此，可以说，腐败是社会结构失衡的产物，是社会压力造成的违反规范的一种行为。在社会结构失衡状态下腐败的大规模蔓延，是个体与社会对立和矛盾的表现。

（二）滥权心理

受中国传统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有部分人员喜欢摆弄权力、滥用权力。他们背离了公共权力的本意，一旦实权在握，就滥用权力，甚至索贿受贿。在渎职侵权犯罪中，滥用权力未必一定是要追求某种利益，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这些人信奉的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信条。

（三）疏忽散漫的生活习性

过失性渎职犯罪在职务犯罪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疏忽散漫的生活习性，此类生活习性的长期积累和沉淀，就形成了现实中的官僚主义作用。有学者把官僚主义在当前职务活动中的表现归纳为“老爷式”、“阿混式”、“衙门式”、“懒汉式”、“游神式”五种官僚主义。“在诸多情况下，官僚主义同玩忽职守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玩忽职守罪则是官僚主义的恶性发展。”①

此外，在现实中，侥幸心理、从众心理、投机心理、享乐心理等也都是产生渎职侵权犯罪的心理基础。

二、渎职侵权犯罪心理预防对策

犯罪心理预防，“是指对人的健全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过程，其作用在于增强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使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场合下能够做出符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选择。”②人是有理性和有意识的生物实体，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健全的人格将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掌权者腐败犯罪的可能性。一方面，社会通过自身的改造，提供一个具有制度道德的社会环境，使人们能感受到身在其中的自由、平等和满足；另一方面，通过个体的人格培养，加强自我修养和自我调节能力，也能从个体的角度减少渎职侵权等腐败犯罪。

（一）社会自身的改造

渎职侵权等类型的犯罪看似行为者个人的行为，但这一行为背后往往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或者说，社会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心理感受和体验，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行为。

建立良好的社会外部环境，当务之急是确立预防优先的反腐败理念和形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的社会控制体系。

1、确立预防优先理念

预防优先理念是对腐败本质和成因理性认识、对反腐败问题客观考量基础上形成的理念。中国当前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是社会原因的产物，腐败的根源在社会，因此，中国的反腐败理念选择也应当是预防优先。

预防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应予以高度重视。腐败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控制、社会结构和社会冲突原因，因此，要治理腐败，就必须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社会土壤。“在我国，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规定，反腐败要全面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改革创新精神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可以看到，该《工作规划》把腐败的预防置于很高的地位，表明我们业已认识到预防腐败的重要性。”③但是，该《工作规划》主要以“惩防并举”作为反腐败的指导思想，体现的是“惩治与预防并重”的反腐败理念，因此，对预防腐败的认识还没有完全到位和明确；而且，该《工作规划》本身的纲要性较强，没有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具体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

因此，我国的反腐败理念仍需要向前发展，应当确立“预防优先”的理念。从整体上看，我国反腐败理念的发展，一方面，应当通过立法等途径明确把“预防优先”作为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另一方面，应当在预防优先理念指导下矫治社会冲突和社会控制问题，从而发挥社会冲突的正面功能、消解负面功能，使社会结构均衡合理，使社会制度更加公平。

2、建立互动的社会控制体系

一般认为，社会控制包括正式的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正式的社会控制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法律直接赋予的，比如法律、规范性文件、制度等，它们往往具有国家强制性。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是指除正式社会控制以外的其他的控制。比如道德、习俗、宗教等。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控制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影响和联系着的。在良性运行的社会控制中，法律等正式的社会控制能以其强制力和执行力保障道德等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即正式控制对非正式控制起到现实保障和维护的作用，道德、文化、宗教等非正式控制对正式控制起着支持的作用；在非良性运行的社会控制中，正式控制不能保障非正式控制，非正式控制也不支持正式控制，二者之间存在着断裂。

我国的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和文化控制还很弱化，体现为社会的腐败文化盛行，道德水平低下，社会诚信缺失。非正式制度为正式制度提供着道义上的支撑。非正式制度的缺失或无力，会在制度上体现为缺乏诚信、危害社会的行为不断出现。关于我国非正式社会控制弱化的现实例子举不胜举。比如“问题钢筋”问题，从合肥的竹签替钢筋，到西安的“瘦身”钢筋，再到南昌延伸性大打折扣的“翻新”钢筋，这些黑心建材的出现，是更多灾难的前兆，是道德和监管的双重缺失，也是对民众生命权的亵渎。④再比如众所周知的的“8·24”伊春空难之后，民航局有关人士透露的两百余飞行员资质造假问题，不仅显示了相关航空公司的诚信状况，也暴露了相关部门管理混乱失职的现实，这种道德和制度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而且已经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⑤透明国际东亚及南亚地区事务高级主任廖燃在回答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觉得在中国，有一个原因是社会道德的标准没有建立起来。信仰缺失、道德虚无、价值扭曲、教育失效确实是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⑥

从腐败状况来看，目前我国仍存在的腐败普遍化说明了正式控制制度的弱化。在制度层面看，我国廉政法制还不够完善和系统。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反腐败法律和制度框架。虽然已经制定许多法律法规，但是缺乏统一反腐败行动的法律，致使各反腐败法律规范不能形成系统，甚至一些法律之间存在矛盾，严重影响了反腐败的实际效果。还有一些对反腐败非常重要的法律缺失，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和利益冲突申报的法律、举报人保护法、行政程序法以及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等。在已有的反腐败法律中，主要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但是，一方面，由于统一的反腐败立法的缺失，影响了这两部法律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发挥；另一方面，这两部法律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刑事实体法中关于一些腐败犯罪的规定存在概念不明确、立法粗疏不协调、刑罚设置不够合理等问题。除此之外，我国相关法律和制度的执行存在严重问题，这也是反腐败不力的原因之一。腐败犯罪的刑罚及时性、确定性和执行力比较差，严重影响了刑罚的预防效果。同时，在反腐败实践中，选择性执法和司法的现象更强化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弱化了法律等正式社会控制的功能。

从犯罪学的社会控制理论来讲：一方面，法律、制度等正式的控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正式制度控制力弱化；另一方面，由于当下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价值虚无，使道德、文化等非正式的控制“失灵”了。两种控制手段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腐败在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势必恶劣地发展蔓延。

（二）个体健全人格的培养

前文已述及，优良的社会环境和健全的人格都可以减少腐败犯罪的几率。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遏制渎职腐败犯罪，培养健全的个体人格，主要可以从加强制度塑造和严格技术选拔及考核等方面着力。

1、社会对个体人格的塑造

个体社会化的过程，被认为是犯罪心理预防的基本途径之一。“所谓社会化，又称社会教化或社会教养，是个人籍以学习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生产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并形成独特的个性（人格）的过程。”⑦

社会在改造自身、为个体人格的塑造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从多方面对个体的人格进行直接的塑造。例如，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人际交往、社会文化传媒等途径为个体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及社会行为方式的一般模式等。在此基础上，鼓励个体加强自我的修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在挫折面前的自我调控能力，从而不断提高自己抵御外界不良诱惑的能力。

2、严格国家工作人员的技术选拔及考核

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的改造和塑造不可能把所有个体都培养成人格健全的人。因此，在选拔及考核国家工作人员时，应当注重心理方面的测试和把关。首先，在公务员录用程序中，可以在尽可能排除人为因素和人情关系的前提下，设计相应的情景，来考察应试者的心理品质。其次，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思想整顿，对表现优良者给予表扬，对工作作风存在问题的人员及时纠正。最后，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日常考核中，严格警示训诫，阻断行为人的不良心理转化为犯罪心理。

综上所述，渎职侵权犯罪是危害甚巨，而由于其隐蔽性又往往被人忽略的犯罪类型。在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的措施中，心理预防是有效减少和阻止渎职犯罪的卓有成效的手段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心理预防不能仅看作是纯粹的心理干预、心理疏导，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体现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的社会环境，通过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

的良性互动，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被尊重感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注释：

①胡驰主编：《国家工作人员失职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②蔡应明著：《犯罪预防学》，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8页。

③李景华：《〈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凸显预防腐败思想》，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5期，第71-73页。

④记者调查发现，在南昌市青云谱镇楞上村有为数不少的“地下工厂”，将旧房拆迁下来的废旧钢筋重新进行翻新，通过冷拉、切割处理之后，旧钢筋像“拉面”一样，由粗拉细，由短拉长，并重新流入市场用于建筑领域。……据有关专家介绍，钢筋如此“翻新”之后，其延伸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建筑的抗震性。……见小杨：《建筑业能否容忍，问题钢筋蔑视生命》，http：//www.chaolong.com.cn/company/vip/newsend-161093-48815-.htm，朝龙五金网2010年9月16日。

⑤2008年到2009年，民航局曾在民航系统对飞行人员的资质进行了全面检查，查出来飞行经历不实，甚至飞行经历造假的多达200多人，但是在查出该事实之后，相关部门没有对外公开信息，而是将此信息内部处理。毕舸：《“两百余飞行员资质造假”是一嘲集体空难》http：//news.163.com/10/0906/16/6FTOI352000146BD.html，网易新闻网2010年9月6日。

⑥陈宇：《透明国际：不能指望中国反腐败一步到位》，http：//www.sina.com.cn？，新浪网 2010年12月2日。

反渎职侵权调查报告 篇4

一、基本情况

20XX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在同级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的检察工作主题，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积极开展反渎职侵权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案件54件72人，其中，重大案件17件18人，特大案件14件14人，要案1人，副科以上25人。已提起公诉38件49人，作出有罪判决4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293.8万元。，XX县检察院反渎局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先进集体”。市检察院反渎局荣立集体三等功。

1、提高思想认识，不断加强反渎保障工作。随着反贪腐斗争和依法行政工作的不断深入，各级党委越来越重视反渎工作，积极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各有关也积极配合，从经费等方面予以保障。有力地保障和推动了反渎工作的顺利开展。全市检察机关充分认识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意义，不断强化工作措施，积极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协调，主动发现和掌握渎职侵权犯罪线索，严肃查办行政执法中不作为、乱作为等失职、渎职、侵权犯罪行为，促进了反渎职侵权工作健康发展。

2、突出查办重点，依法开展反渎工作。全市检察机关围绕党委、政府工作大局，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执法为民，重点开展了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危害民生民利，危害食品安全领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利侵犯人权等方面的.渎职侵权犯罪专项活动。20XX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通过开展各类专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查办工作，先后查处破坏土地、房管、城建、森林、矿产等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渎职案件20件32人。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30件37人，并查处了以弋阳“廋肉精”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领域渎职犯罪，有力地打击了各类渎职侵权犯罪，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强化法制宣传，反渎预防工作不断得到提升。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原则，将反渎工作宣传与渎职侵权犯罪预防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多种预防工作，努力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渎职侵权犯罪。针对个别行政执法系统渎职侵权犯罪多发、高发态势，检察机关反渎部门通过举办专题法制

讲座、介绍反渎知识、通报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情况等，努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对反渎工作的认识。在案件审结后，针对发案单位和被调查单位工作机制和流程中存在的问题，主动与发案单位加强沟通交流，积极发送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提高预防工作实效，达到办理一案、警戒一批、教育一片的目的。

4、健全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反渎联动工作。关于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全市检察机关根据工作特点，不断创新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建立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严格依法规范办案行为，促进反渎工作深入开展。几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在通过整合检察机关内部案件信息资源，形成案件线索移送机制;坚持“系统查、查系统”，加大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发现力度，形成系统查案机制;实行了举报线索评估制度，建立了强有力的举报线索管理的内部制约机制;实行侦查办案一体化机制，发挥市检察院办案主体作用，采取交办、提办、参办、督办等措施，加强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反渎工作的深入开展。

5、加强队伍建设，反渎工作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全市检察机关重视反渎队伍建设，采取多项措施，开展多种活动，不断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能力。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和党风廉政教育，树立良好的执法理念。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活动，切实增强反渎干警“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意识、履行职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反渎干警加强自身廉政建设，自觉遵守检察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杜绝执法人员违法乱纪的现象。二是全面推进执法能力建设，着力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针对反渎工作涉及范围广、知识面宽、专业性强的特点，全市检察机关坚持加强业务学习，强化岗位练兵，积极开展侦查素能培训活动，不断提高反渎工作队伍整体办案能力。三是注重加强工作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全市检察机关在突出案件查处的同时，重视剖析典型案件，研究并掌握渎职侵权犯罪的特点和难点，总结成功案例，全面推广先进经验，为查处同类案件提供有效帮助。

二、存在问题

1、反渎职侵权工作宣传力度有待加强。一些地方和干部对开展反渎职侵权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地方领导机关出于对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投资环境的改善等考虑，对渎职侵权案件一般只作党纪政纪处理，很少移交检察机关查处，也很少宣传报道。全社会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了解还不够，一些人认为渎职侵权是工作中的失误可以原谅，有的片面强调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对办案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甚至为犯罪嫌疑人开脱责任，反渎职侵权工作宣传有待进一步加强。

2、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查办难度大。案件“发现难”、“取证难”“阻力大”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发掘、发现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的机制建设仍有不足，群众举报线索还比较匮乏，部门单位协查机制尚未建立，新案源的开拓有待深入。渎职侵权案件查办工作还面临不少困难，主动出击查处案件比较少，查处案件总数量不多，案件查处工作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部门单位对查处工作的支持配合也有待加强。

3、反渎案件起诉后从轻判处的多，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比例较高，基层检察机关认为存在着轻刑化倾向，司法成本高，法律威慑力低。全市有罪判决的46人中，免予刑事处罚的25 人，判缓刑的12 人，拘役1人，占起诉案件人数的82.6%。

4、反渎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是法律性、政策性、侦查技术性都很强并涉及众多国家权力部门的工作。反渎干警的业务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反渎职侵权工作的要求，在发现线索、突破案件等方面的素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反渎工作创新发展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在20XX年12月2日省委常委会纪要中，明确了“全省各级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在规定职数内可由同级检察院副职担任”。目前，全市只有三个反渎局升格为副科级，多数县检察院反渎机构升格工作尚未落实。部分县反渎部门人员偏少，队伍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对反渎工作有一定影响。

三、几点建议

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反渎意识。渎职侵权犯罪涉及43个罪名，每个案件的发生，不仅会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群众利益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要重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反渎意识。加强与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的配合，采取以案说法、媒体宣传、发放资料等形式，深入宣传渎职侵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扩大反渎工作的社会影响，增进社会对反渎工作的认知度,提高全社会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共识度。鼓励和引导当事人或行政相对人依法投诉、举报渎职侵权行为，扩大案件线索来源。把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作为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有关规定，使每位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知法、懂法、守法，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

2、进一步加大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办力度。要针对查处案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搞好调查研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落实有效措施。要大力鼓励社会公众举报渎职侵权犯罪线索，建立健全行政执法部门的案源通报机制，加强与监察、审计、信访等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建立健全信息沟通联系制度和线索移送机制，加强对案件线索的挖掘、管理和督查，形成合力。及时发现涉嫌渎职侵权犯罪线索，发掘新的案源。检察机关要增强捕捉案件线索的敏锐性，善于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从新闻媒体报道中、从各种不正常、不正当的社会现象中发现案件线索，从而提高打击力度和效果。结合开展各类专项查办工作，抓住关乎民生、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注，危害后果严重，新闻媒体曝光，社会影响恶劣，可能引起群体上访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突出查办重点，主动出击查办，力争突破一些有影响的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决不姑息。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遏制行政机关的贪腐行为，促进廉政建设深入开展。要以案件管理为关键，严格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确保反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处质量。同时，严格落实检察机关内部移送渎职侵权案件线索的规定，扩大线索来源。

3、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工作联动与协调。要与有关行政部门建立反渎工作信息交流平台和反渎侦查信息库，整合信息和办案资源，形成工作整体合力。强化检察建议的作用，帮助发案部门改进工作。探索尝试 “司法惩罚”与“行政惩罚”对接机制建设，对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协调相关部门给予当事人相应的行政处罚，体现惩治效果。

4、进一步加强反渎队伍建设。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增强反渎职侵权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克服办案中的畏难情绪，敢于办案，大胆办案，依法办案，公正办案。要采取措施，加强干警的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反渎职侵权检察干警的综合素质。要加强廉政建设，完善内部制约机制，强化外部监督，规范办案，努力防范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要健全和完善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考评机制，调动和激发干警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要加大投入，改善装备，坚持科技强检，不断加大科技和装备投入，提高渎检侦查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要积极争取党委的支持和人事编制部门的配合，落实省委常委会纪要精神，解决检察机关反渎机构升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