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共11篇）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篇1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发布人：山地 发布日期：2010-10-12 15:14:41 阅读次数：378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１０月２日电 由于发现ＲＮＡ（核糖核酸）干扰机制，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梅洛和安德鲁·法尔２日被授予２００６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分享１０００万瑞典克朗（约合１４０万美元）的奖金。

梅洛是在美国家中接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电话的，当时是当地时间４时４０分左右。梅洛对媒体表示他感到“非常惊讶”，“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他说：“我有预感可能得奖，但我才４５岁啊，原本以为１０年或２０年后才会得奖呢。”梅洛说,他的部分奖金将用于慈善事业。

法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说，获奖的感觉真是非常美妙，“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它也许是个梦，或者有人搞错了，但又想这不可能。能获奖真是太棒了！”他说：“我还是以前的我，我的人生追求仍很简单，那就是研究、科学、教学和家庭。我不想有什么改变。”（完）2

新华网华盛顿10月15日电（记者刘洪）15日凌晨接到外界打来的通知或祝贺电话时，3名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反应几乎一致：对获奖先是感到“困惑”，继而则是无比兴奋和“光荣”。

芝加哥大学教授罗杰·迈尔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当被电话通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一开始有点“困惑”，但随后醒悟过来，对能加入到这一获奖名单感到非常“光荣”。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莱昂尼德·赫维奇是一位犹太人，今年已经90岁。他在获奖后表示，从未想过有一天能获此奖，“我总以为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他对外界能够承认他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一些经济学领域最聪明的年轻人也加入进来，这非常棒”。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则表示，当他最初听到赫维奇获奖时，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他认为赫维奇多年来就一直是经济学奖候选对象。而让他随后更加兴奋的是，今年他自己和老朋友赫维奇、迈尔森3人共享了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今年的经济学奖颁发给这3名美国经济学家，主要是表彰他们在创建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奇提出，马斯金和迈尔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以帮助人们确定有效的交易机制、规章安排和表决程序。

对于3人共享的1000万瑞典克朗（1美元约合6．4瑞典克朗）奖金，赫维奇表示还未曾想过怎么处理；马斯金则表示，将把奖金捐献给帮助残疾人的Ｃａｍｐｈｉｌｌ基金会，这也是他和妻子认为“如果买彩票中奖后的做法”。马斯金的儿子是一位残疾人。

自1969年增设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共有61名经济学家获奖，而迈尔森的获奖也使芝加哥大学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增至24名，该大学毫无疑问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赢家。3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日宣布，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获得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当天恰逢71岁生日的埃特尔说，这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2007年10月10日 德国科学家获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在表面化学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新华社发（朱莲谊摄）

2007年10月10日 德国科学家获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在表面化学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埃特尔。新华社发（朱莲谊摄）

埃特尔对媒体描述自己的获奖感觉时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这份生日大礼让埃特尔感到很意外。他说：“我当然知道我是候选人。但物理奖颁给了一名德国人，所以我以为化学奖不会发给我了。”

埃特尔因在表面化学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此前，他的同胞彼得·格林贝格尔刚刚与一名法国科学家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法国科学家阿尔贝·费尔和德国科学家彼得·格林贝格尔因发现“巨磁电阻”效应共同获得20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位科学家在得知获奖后分别对媒体发表了简短的获奖感言。

阿尔贝·费尔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受宠若惊，非常感动，我为能够与彼得·格林贝格尔共享这一奖项而兴奋不已。我们刚刚交谈过。我们总是很好地交换我们的研究结果。”

两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小型大容量硬盘得到广泛应用。费尔说，“能够看到我们的发现所产生的威力实在是太棒了！”

彼得·格林贝格尔在接受瑞典电台采访时说：“有人告诉我，如果有从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那只能是诺贝尔奖（通知）。”他说，“正有一大群人站在我门外”，他打算跟他们“来一杯香槟

记者：你现在感觉怎样？

切哈诺沃：我似乎还无法消化这个来得突然的奖项，好像要被它淹没了一样，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记者：你预料到今年获此殊荣的将是自己吗？

切哈诺沃：不，完全没有。当时我正要出门，是我儿子接的电话。我想，即使自己会获奖的话，也应该是医学或生理学的奖项，完全没料到会是化学奖。

记者：得知自己获奖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切哈诺沃：那种感觉当然是美妙的。诺贝尔奖是全世界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巅峰。我并不否认我为自己、我的家人和我的科学事业感到骄傲。

记者：获得诺贝尔奖会给你今后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切哈诺沃：我真诚地希望这件事对我将来的科研毫无影响。我热爱我的实验室、我的学生和我的科学事业。目前我正进行着一项激动人心的研究，还将取得更多的新发现。

记者：你认为你现在的学生中有可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吗？ 切哈诺沃：这个很难预料。我的学生都很优秀。记者：你对有志于科研的青年们有什么建议呢？

切哈诺沃：我不知道人们能从我们的经验中学到多少东西。我们的国家(以色列)进行科研的方式与美国乃至现在的欧洲很不一样。以色列频繁地处于政治**中，科研经费极其有限，政府也并不把科研放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因此，在选择课题方面，我们不必去随大流，跟着所有人一起去搞蛋白质合成、DNA或者研究基因组，而是更应该从本质上去发现真正值得研究的课题。对以色列人来说，不随大流才是取得竞争力的关键。而一旦选定方向后就应该相信自己的选择。

记者：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赫什科：我为我的家庭、我的研究所和我的祖国感到高兴。记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你预料之中的事吗？ 赫什科：不。那天刚好放假，我和4个孙女野餐。

记者：获得诺贝尔奖会给你今后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赫什科：我将继续我的实验室工作。但或多或少地总会受一些影响。我将不可避免地接受到更多的邀请。但即便如此，我相信自己仍能做出一些贡献。

记者：20年前当你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它会使你获得诺贝尔奖？ 赫什科：我知道这项工作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我从来没有等待荣誉的降临。要知道20年前全世界每年只有10多篇关于蛋白质降解的论文，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四位数。

记者：你对那些有志于摘取诺贝尔奖的青年们有什么建议？

赫什科：应该说是对那些有志做科研的人们，而不是为了摘取诺贝尔奖的人们。我希望他们能够用独特的新奇的眼光发掘真正重要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该学科当前的热点。然后就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篇2

凭着坚强意志及“够蠢”的傻劲，卡佩奇终培养出“度身订做”的基因改造鼠，令科学家可凭此观察个别基因的功能。

不少实验室现时都采用卡佩基及同僚所创的技术，制造基因鼠，每只售价至少要300美元，但在20世纪80年代，卡佩奇的计划被视为异想天开。卡佩奇当年想改变老鼠的基因，但那时根本全无这种技术。他们向当局申请研究经费，但计划被评为“太冒进”。且大有可能失败，遭到拒绝。

卡佩奇唯有利用其它研究计划的拨款，继续基因老鼠研究。他说：“当大部分人都会放弃时，你要够蠢才能坚持下去。”

这种傻劲及毅力，跟他童年流落街头的经历有莫大关系。他4岁时沦落意大利街头，要行乞甚至偷窃维生，四处迁徙，最后更因营养不良。险些死于医院。

卡佩奇1937年生于意大利维罗纳，适值法西斯主义席卷全国。他3岁半时，母亲因撰写反纳粹诗歌，被当局拘捕，送往德国一集中营。她早料到自己会被捕，老早便把家当变卖，并把钱交给一个贫农家庭，请他们代为照顾儿子卡佩奇。

4岁沦落街头求生

卡佩奇忆述，农家生活很有趣，但好景不常，“不知怎的，钱花光了”。4岁半的他便被迫流落街头，“我不会告诉你我如何求生，只能说我的确违反了一些规矩”。他1997年接受犹他大学访问时忆述，当年他在街上露宿，有时加入童党参与偷窃勾当，有时人住孤儿院，大部分时间都饥肠辘辘，“我当时只一心想着如何求生”。

后来，他因严重营养不良被送入院，但那儿的小孩根本不会痊愈，因为每天只有一碗咖啡和少量面包。走廊挤满病床，没有床单被子，卡佩奇很想逃走。

他说：“他们不给我们穿衣服，保证我们不会逃走。我常常也想着怎样逃走，也试过很多方法。”其母1945年获美军救出后，返意寻子，1年后她在儿子9岁生日当天，在医院找到瘦骨嶙峋的他，并给儿子一套衣服，配备一顶有羽毛的小帽，卡佩奇到现在还保留着那顶小帽。两人一起返回罗马，卡佩奇才得以6年来首次洗澡。

卡佩奇的舅父兰贝格是物理学家，于1946年把卡佩奇两母子接到美国。当时，卡佩奇一句英语也不懂，但上学后他刻苦努力，兼得老师帮助，很快便适应。

在舅父的宗教信仰影响下，卡佩奇本希望修读政治，以尽社会责任。但当他修完政治课程后，便大失所望，“政治的科学成分太少”，遂转攻科学及数学。他于1961年取得物理及化学双学位，6年后更在哈佛取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卡佩奇留在哈佛工作，却感到有点不对劲。他觉得很多学者因为竞争压力大，所以都争相做一些最快有回报的研究。卡佩奇1973年便毅然放弃哈佛的工作，同妻女到落基山脉下的犹他大学做研究。

弃哈佛工作求发展

卡佩奇今年70岁，但却永不言休。“我妻子认为我永不会退休，她想象我将会死在实验室里”。基因技术一直引起复杂的伦理问题，但卡佩奇说：“对我来说，这些问题太专门。并非我要思考的问题。”因为童年捱饿的经历，他更为关心人口膨胀下，如何让所有孩子都能发展。他说：“我们唯一的方向，是要为所有孩子提供机会，让他们追逐梦想。”

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7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美国科学家卡佩奇、史密斯以及英国科学家埃文斯，以表彰他们在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3名科学家将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00万瑞典克朗(约140万美元)的奖金。

校园之星杯得主的获奖感言 篇3

你们好!

在这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走上了讲台，来谈谈我获讲后的感想。

我，怎么可能在全国这么多参赛选手中获得金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手捧证书，一阵阵酸甜苦辣涌上心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之所以能获得“校园之星杯”的金奖，那是因为我的钢琴老师在我的身上注入了大量心血。他就是辛勤的园丁，灌溉祖国的花朵;他就是老黄牛，深耕细作，用犁把土翻松;他就是智慧之泉，滋润干枯的大地。他就是教育事业的基石，托起了祖国的希望。我的钢琴老师为了让我夺冠，给我买碟子听，为我耗费大量时间，帮我纠正指法，他还教我怎样做表情，上台应该怎样走、怎么作自我介绍。老师，谢谢您!

我的成功，自然也少不了妈妈对我的关爱。那段时间，妈妈为了减轻我的压力，天天给我做心理安慰，还时常陪我玩，给我做我最爱吃的菜，陪我一起练钢琴，在我烦躁的时候，给我说知心话。这一茅屋，都缺少不了她对我的爱。如果说我是阳光，那么妈妈就是那放射阳光的太阳;如果我是一朵花，那么妈妈就是滋养花朵的泥土;如果我是一棵树，那么妈妈就是伺养大树的肥料。妈妈，我爱你!

同学的支持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记得那段时间，当我遇到烦恼时，我就跟胡楠楠，她每次总是安慰我、鼓励我、支持，这也令我深受感动，谢谢你，胡楠楠!

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怎么写 篇4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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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篇5

感谢《美丽心灵》，和那段美丽心灵环绕下的日子

i’ve always believe in numbers, in the equation and logics that lead to reason, but after a lifetime of search pursuits, i ask, what truly is logic, who decides reason, my quest has taken me through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the delusional, and back.and i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y career,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y life, it is only in the mysterious equation of love, that any logical reasons can be found, i am only here because of you, you are the reason i am, you are all my reasons.

诺贝尔奖得主的家训 篇6

薛定谔，奥地利人，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薛定谔小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智，父亲担心揠苗助长，没有让他上小学，而是给他买了显微镜等各种仪器，以激发他对科学的兴趣。读中学后，他不仅喜欢数学、物理，也喜欢古代语言和德国诗歌——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热爱，同时，他热衷于徒步和登山。母亲担心他的精力过于分散，父亲却说：“他是孩子，没关系，喜欢什么就去学什么吧！”虽然最终薛定谔将重心放在量子力学上，但是他拥有的广博知识，从另一个方面拓展了他的思路和眼界。

“让他自己来吧，他知道该怎么干。”

尼尔斯·玻尔，丹麦人，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玻尔在童年时代，是一个行动缓慢但做事专心的孩子。玻尔的爸爸在一所大学任教，常常约一些同事到家里聚会，也有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以及外国人加入进来。玻尔被允许坐在一边旁听。这些精英常常是一个人讲一个故事，发表意见，然后其他人议论。他们精辟独到的见解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玻尔喜欢动手修理家中的钟表或其他东西。一次，家中一辆自行车的飞轮坏了，玻尔自告奋勇来修理，直接把车子拆了，一时不知道怎么装回去。有人想帮忙，父亲却坚持说：“让他自己来吧，他知道该怎么干。”经过对每个部件的仔细研究，小玻尔成功地把飞轮装配好了。

“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丁肇中，美国人，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丁肇中的母亲是儿童心理学教授，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学的，他们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母亲善于把握孩子的心理，并将知识轻松地传授给孩子。虽然母亲教给他知识，可是从不要求他考100分，她说：“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培养孩子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这一点，对丁肇中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重要的作用。

“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莫言，中国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的母亲没读过书，不识字，但乐观、善良、坚强，明晓事理。童年的莫言有一次跟母亲去属于集体的庄稼地里捡麦穗。守田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母亲跑不快，被捉住了，守田人扇了她一个耳光，没收了他们捡到的麦穗。母亲的嘴角流血，无望地坐在地上。多年之后，那个守田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莫言相遇。莫言想冲上去找他报仇，却被母亲拉住了。她平静地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每一个成员都要分担责任。”

欧内斯特·卢瑟福，新西兰人，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卢瑟福兄弟姐妹12人。由于家庭成员众多，母亲叮嘱他们：“每一个成员都要分担责任。”在卢瑟福一生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一本书，便是他10岁的时候从他母亲那儿得到的一本教科书——《物理学入门》。这本书不仅介绍物理知识，还描述了一系列简单的实验过程。卢瑟福从中领悟出，从简单的实验中可以探索出重要的自然规律。读完书后，他将自己的年龄和名字歪歪斜斜地写在书页上，那时他差一个月满11岁。他的母亲一直珍藏着这本教科书。

张文摘自《少年大世界》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篇7

小时候就知道诺贝尔奖，知道获得这个奖项是非常难的，自19颁奖至今，全球仅700位。心中对于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倾羡不已，心里想着：这些人真了不起呀，他们都是天才呢!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又产生了疑问：他们是个个才华横溢、学富五车的吗?读《10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童年故事》这本书后，我才知道答案：不全是!他们有的是珍珠，有的也只是一粒沙砾，有的甚至还是身体残疾之人。那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功的呢?“自古英雄出少年!”充满坚定的理想抱负，富有大胆的创新意识，鲜明的个性特征，满怀着强烈的兴趣爱好，这或许是他们童年时代的共同特点吧。

我试着沿着他们童年的路线，去触摸他们走上科学之路前的蹒跚学步。

在“郁金香之国”荷兰的一个乡间小道上，我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叫范特霍夫。他正在问同伴：“我在想为什么铁锅、铁锁、管子总会旧，变得黑黑的，表面再也不光滑，真是难看，但钥匙就不会。”同伴不会，只好说：“你怎么老有这么多的怪问题呀?”呵呵，就是这一个个怪问题，让他最终发现溶液中化学动力学法则和渗透压规律，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

19，在阿尔及尔一个贫民区，一个男孩子呱呱坠地，法国人加缪出生了。清贫的家中没有一本书一张报纸，他没有淹没在这封闭、文盲的世界里，而是选择到学校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到图书馆大量借书。这种自觉刻苦的学习精神使他后来成为了法国二战后两位“精神领袖”之一，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出生在安徽合肥的.杨振宁，从小就是个招人喜欢的调皮孩子。他在父亲的熏陶下就非常喜欢数学和物理，常常痴迷于这些我们看来抽象枯燥的钻研中。在家乡沦陷后辗转到了美国留学。1957年和另一位杰出物理学家李政道一起，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

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成就 篇8

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成就如下：

，由于对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研究的贡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讲座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迈尔森(Roger B. Myerson)共同获得20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埃德蒙.菲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

20，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和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获得了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经济学家“因通过博弈论分析加强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所作出的贡献而获得了1千万瑞典克朗的奖金，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解释价格战和贸易战这样的经济冲突以及为何一些社区在运营共同拥有的资源方面更具成效”，

，出生在挪威的经济学家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获得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经济学家因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而获得了1千万瑞典克朗的奖金。他们的研究工作解释了经济政策和技术的变化是如何驱动商业循环的。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这两位经济学家这个桂冠时称：“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明了处理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两个关键特性的统计方法：时间变化的变更率和非平稳性。”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恩曼(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丹尼尔-卡赫内曼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维农-史密斯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他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并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

，三位美国教授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J-赫克曼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丹尼尔-L-麦克法登，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诺贝尔奖得主费曼的“滑稽”沟通 篇9

1965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费曼由于在量子电动力学上的成就，获得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在我们的印象中，埋头搞科研的人，都是那种不善言辞的人，但费曼先生却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费曼讨厌某些科学家“用难懂的术语和修辞唬人”，他阐述物理学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时，总能找到口语化的表达方式，通俗易懂。一次科学会议间隙时，速记员问费曼：“您肯定不是教授吧？”“为什么这么问？”“您知道，我是个速记员。这儿说的每句话我都得记下来。但其他人的话，我一句也不懂。可您提问和发言时，我全懂。我想您不可能是位大教授。”然而费曼通俗易懂的口才，也不是时时灵验，也有碰壁的时候。

费曼到康奈尔去教书的时候，正是他私人生活比较郁闷的时候。他太太早就去世了，他在罗沙拉摩斯研究原子弹的时候，生活颇为枯燥乏味。现在他来到康奈尔大学任教，就迫不及待地去参加那里的社交晚会。

但是他和每个女孩子跳舞，都只能跳一次，当下支曲子响起，他约那些曾经与他跳过一曲并颇有好感的女孩子时，她们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费曼百思不得其解。他觉得自己长相应该说可以啊，风度气质也自不必说，要知道他曾被按摩院请去画过裸体画的，还曾在巴西桑巴乐团担任过鼓手，是个很有人缘的男士。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反复琢磨，觉得问题出在跳舞时他和女孩子的对话上：

女孩问：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生部的学生？

费曼答：我是教授。

女孩问：你教什么？

费曼答：理论物理。

女孩问：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费曼答：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女孩大叫：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

说完，就走开了。扔下费曼一个人莫明其妙地呆在那里。

每每这样回答之后，女孩就不再与他跳第二支舞了。从头到尾他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他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你真个是骗子之前，费曼真的是一头雾水。费曼想，一定是这些类似夸口的自我介绍吓跑了女孩们。什么都清楚了，费曼跟每个女孩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下次再跳舞，女孩问他基本情况的时候，他就来如下这些模模糊糊的回答——

女孩问：你是新生吗？

费曼答：不。才不呢。

女孩问：研究生？

费曼答：不。

女孩问：那你是干什么的？

费曼答：不。我不要说。

女孩问：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费曼答：我不想说……

女孩一直追问下去，不觉中开始了交谈。

费曼如此傻傻地回答，不但没有让女孩子讨厌，反而引起了女孩子的兴趣，女孩常常会无限追问下去。还满怀同情，以一学姐口气告诉他不要因为自己是大一新生就觉得尴尬，没有关系的。并且还会跟他继续交谈下去。至于后来的故事，自然是费曼可以约到心仪的女孩子跳舞，并且还可以与之交往。

我想如果他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一个陌生的女孩跳舞，他在回答这样的话——“我是教授”、“教理论物理”、“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之后，女孩再要问他：“说不定你还得过诺贝尔奖呢。”他回答：“是啊，诺贝尔物理奖。”那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女孩还会等到这支舞曲跳完吗？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费曼那样，在某些场合装得傻傻的呢？在很多时候，我们出席一些较为陌生的场合，和一些陌生人在一起，我们尽量装得糊涂一点，懵懂一点，尽量装得一无所知，这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让对方天南海北、夸夸其谈，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知道的，成了你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你也不必急于告诉他。他不觉得你自私，倒觉得你深沉，善于倾听，何乐而不为呢？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倾听的妙处”，是与陌生人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捷径。

费曼教授很善于与人沟通，而且花样百出，让人摸不着头脑。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评价费曼时说：“这家伙，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滑稽演员。”而正是在这种看似滑稽的沟通方式中，融入了科学家的大智慧。

赵丽华，诗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因梨花体诗歌备受争议而成为网络红人。与郁葱合作主编《中国诗选》《中国年代诗歌大展》等。出版个人专著《赵丽华诗选》《我将侧身走过》等。

编辑张金余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篇10

阿马蒂亚·森

 2012-10-28 22:11:52

来源：光明网2012年10月25日

【编者按】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以“Justice and the world”为题做了主题演讲。阿马蒂亚·森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内，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森深切关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的思想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马蒂亚森教授的9本著作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引进，包括已出版的《正义的理念》、《身份与暴力》、《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以及即将修订出版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论经济不平等》、《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光明网特将阿马蒂亚·森教授演讲稿中译版刊出，供广大网友参考。

正义与世界

阿马蒂亚·森

能以这种令人惊喜的方式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我深感荣幸。很久以前，我就以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交往而自豪，许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是我在中国的出版方。还要感谢今天活动主办方的热情之举，现在我与这所学府的关系更密切了。我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个我有生以来的新进展而感到高兴、庆幸和自豪，所以我要以表达我对这所著名学府的衷心感谢作为开场白。

我的关于正义的论著的出版

除了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这个令人难忘的场合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最新的论著《正义的理念》的中文版正式发行。我有幸能够再次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中文的形式陈述我的观点，这一次是关于社会公正。正如我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中提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所思所想——这也贯穿了我的一生——受到中国历史以及许多源自中国的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也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中国朋友谭利（音），实际上他也是我最早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印度上过学）。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对我的著述感兴趣，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和满足，也深受鼓舞。

那么，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这本书试图重新检验和审视数千年来驱动全世界的人前进的那个——或那些——正义的理念。理解正义的要求有许多种方式，在这本书中我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我也尝试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汲取全世界的历史思维，包括印度的和中国的，而不仅仅是西方的传统思维。显然我不能在此讨论我在书中分析的所有思想，但是我认为我应该介绍一些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在正义的理念形成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世界观相关。

从区域到全球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非裔美国领袖，在一封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说：“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这封信写于1963年4月，将近五十年前。那个时候，金正在与发生在美国，尤其是非裔美国人（也就是美国的黑人）所遭受的不公正作斗争。因为他鼓动在自己的国家消除非白种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被捕入狱，不久被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刺杀，这个人在政治上反对金所倡导的民权运动。在金的一生中，他所从事的积极的政治活动几乎全部都与美国的不公正有关，但是金的哲学关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不公正问题。作为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金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的不公正。他认为，任何地方有理性的人都有理由帮助那些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剥削和歧视的人们。

从某人自己国家内部的地域性不公正过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公正，对充分理解思考正义的学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公正的诉求可以在某个地方进行（像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所做的那样），但是公正要求的基础是普遍的：它们不应该局限于某个地方。金为什么拓展伦理思维的原因是理解正义这个概念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仅仅局限于我们在自己所在之地所看到的情况，认为其他地方的不公正“与我们无关”，我们就不能够与不公正作全面的斗争。

民族狭隘性和将注意力只局限于某个区域的借口常常是，如果尚不清楚“全球公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能够对世界上的公正和不公正进行思考。这里，我要谈一下对我陈述的正义理念所进行的分析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创造性思考需要事先至少对每个国家的“绝对公正”达成某种一致的见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要说的是，全世界几千年来对正义理念的基本运用并不是关于某种绝对公正的乌托邦式的理念，而是关于消除可辨识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是能够解决的。

消除不公正

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旧称是“实践理性”，在这里从命名法的角度理解对实践的强调是有启发性的。它指出这样的观点，即“实践理性”的终极目标必须是指导作出行为和政策选择的理性。相反，实践理性在形式哲学中常常被视为非常理论化的东西。实际上，以“社会契约”推理的传统构建起来的主流的正义理论，有脱离实践理性的实践性的倾向。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注重相当抽象的对绝对公正的要求的调查，尤其是应该如何辨识“理想中的公正制度”的调查。当代政治哲学中主流的正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即所说的“社会契约理论”，而且它们都在寻找理想中的公正制度。

社会契约方法由托马斯·霍布斯创建于17世纪，从18世纪到今天，该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对公正的分析。将对“公正制度”的特点描述作为公正理论主要的，也常常是唯一可辨识的任务，这是该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看待正义的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围绕着一个想象的“社会契约”思想——一个假想的主权国家的人们所支持和接受的社会组织的契约。

如果具体说明理想中的公正制度被认为是正义理论的中心任务（社会契约法实际上就是这么认定的），那么除了在对“理想的安排”的具体说明中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任何安排都可以被视为不公正的例子，从而削弱了在世界范围内对“更多公正”的所有实际寻求的重心：我们不得不寻找绝对的公正（以这种受限的视角），而缺少绝对公正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令人满意。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分析局限于取得绝对公正——而且只是绝对公正，那么有关消除世界上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所有大规模的辩论和诉求似乎都有点不对头。这不仅对实践是个巨大损失，对实践理性的理论来说也是如此。社会契约方法似乎以绝对的理论取代了实践的理论。结果，社会契约方法就具有一种非常格式化的探究形式，探究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实践推理——不仅在每个国家的内部，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可能使我们到最后一无所获，因为实际上对绝对公正的确切要求也许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在公正的立场上思考这一问题的理性的人中间。

为社会契约方法的传统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是霍布斯，还有后来的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以及作出最有决定性贡献的伊曼努尔·康德（尽管康德提出了其他推理路径）等人。契约论方法一直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导力量，而当代哲学是由我们这一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引领的。他的经典著作，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公正的这一特别的社会契约方法。当代政治哲学中有关正义的主要理论不仅源自罗尔斯，也源自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尔金、戴维·高蒂尔等人。尽管他们在诊断社会契约究竟有哪些要求这一点各持异议，但是对确认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契约的思想，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既然这些制度需要实施，就需要主权国家根据各自认定的社会契约来建立这些理想的制度。

当然，这意味着不可能达成有关“全球公正”的共识，因为正义这一理念，以社会契约方法来看，完全依赖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现在还没有全球性的主权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不可能有。因此在社会契约传统方面就不可能有全球公正的理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方法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当罗尔斯谈到国际关系时，他没有提到公正的要求，而是人道主义和文明。与此相类似，我们这一时代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将寻求全球公正说成是“妄想”，建议全球关系不应该援用正义的理念，而是应该以“最低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确，由于正义的理论是在现今社会契约理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它使许多最实际的正义问题都成为空话。但是当全世界的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公正而激烈争论时，这里我强调的是比较的字眼“更多”，他们并没有大声疾呼要求某种“最低的人道主义”，也没有要求一个涵盖全球的“绝对公正的”社会，而是主张消除世界上某些令人发指的不公正的安排，从而促进全球正义。正是从这一信念——正义是个实践的挑战，甚至可能是全球的挑战——出发，我开始写这本有关正义的书。

中国在寻求全球正义中的角色

想一想正义的理念对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有何作用。首先，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改善并提高了在这个曾经非常贫穷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事实上，在我即将完成的与让·德雷兹合著的书中，中国有许多突出的经验值得学习。学习这些经验并不等于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是理想中的公正的社会。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众都不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绝对公正的，而且也不认为再也没有什么要获取的了。中国值得骄傲的是它所取得的成就，但无须否认中国政府和大众可能还想对更进一步的变革进行检验、审视，并将其作为实际政策分析的一部分。同样，要向中国学习，其他国家也无须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其实这是一种认可，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的祖国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可，这是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认可，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中汲取具有实践意义的非常积极的经验。

在我即将完成的关于印度的与他人的合著（书名暂定为“不确定的光荣：印度及其矛盾”）中，我和让·德雷兹特别讨论了可以从中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管理方面的公共政策中学习的经验。印度可以有选择地学习中国的经验，无须考虑对自身的政治体系或者文化的等级性进行全方位的改变。我们也探讨了一些发生在印度的事情，这些对中国来说也是经验教训。采取比较的方法并无矛盾，尽管基本上它反对社会契约理论，反对该理论只关注绝对公正。

其次，尽管由于消除了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比如贫困和妇女过去受限制的生活状况，中国人也许有理由庆祝，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正的思考不必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本质，而应该考虑到全球公正的要求，以及中国人能够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们消除他们那里的不公正的各种方法。消除其他国家的贫困是中国自身的道德关注和政治关注的一部分，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是普遍赞同的。刚好我这次来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消除国际贫困的会议。关于这一点，我会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寻求全球公正的一部分。

中国在这方面帮助世界的能力可能是巨大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这种帮助是可能的，即使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取得绝对公正。参与就是减少不公正，可以强有力地追求这一目标，而无须对绝对公正的世界，甚至绝对公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看法一致。正义的理念，我在书中所探讨的，是进行对比的活动，并不需要对绝对公正的世界本质事先有一个全面的承诺。

一个与正义相关的分析的例子

现在我来谈谈正义理论中另一个关键思想，和你们分享我在这本关于正义的书中所探讨的一些案例。消除不公正的分析的核心是关于评估构成社会的人类的生活状况的方法。有限的经济分析常常只侧重于个人的收入（或者经济学家常说的“实际收入”——由物价变动所修正的收入）。由于注重收入分配，这种观点相当于将发展只看成是经济增长。但是正如我在早先的一本名为“经济发展与自由”的书中所论述的，发展更多地是关于人类能够拥有的生活质量，而这不能够仅凭实际收入来判断。实际收入和收入一样重要，是好的生活的决定因素之一。

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通过强调这一事实，即收入仅仅是帮助人们生活得好的唯一一种基本资源，试图拓展经济学家将好的生活视为仅与收入相关的狭隘的讨论范围。他扩大了基本资源的涵盖范围，从只有收入到他称之为“基本品”更广泛的分类，包括“权利、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一个人的贫困可以被视为他对总的基本品的支配权较低，而并非只是收入。如果人们收入高，但是所在区域没有体面的学校为其子女提供教育，或者没有一家条件不错的医院，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收入高而被认为生活得好。

罗尔斯对人类生活富有程度的观点的修正当然是方向正确的，因为一个人不能按照他想要的方式生活，这可能是由于被剥夺了许多资源，而低收入就是唯一的一种。尽管罗尔斯拓展了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的信息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的确，仅从基本品的角度来定义剥夺，实际上遭遇到将贫困仅仅视为收入低所遭遇到的一样的根本困难，我们忽视了那些手段——罗尔斯的基本品——是如何转化（或者提升）我们的目的以及使我们自由地达到我们的目的的。

基本品（包括收入和其他资源）和生活得好的能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若干个人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例如，一个患有疾病需要昂贵治疗（比如肾透析）的人可能要比另一个从收入上来说更“穷”，但是没有患这样疾病的人被剥夺的程度要高得多。同样，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有特别的需求，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使生活不那么困难。或者举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虽说怀孕不是残疾——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男人所不具备的非常特殊的能力），但是社会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孕妇有与生育行为有关的额外的需求。

个人特点和环境之间的不一致不只是“个案”，正如有些时候人们认为的那样。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这与“个人的”特点的差异相关，比如性别、年龄、是否容易患病，以及“社会”特征，比如流行病的环境以及其他环境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到个人资源如何转化为生活的自由，而不受到任何难以接受的剥夺。

在判断一个人的所有优势的情境下，有一种明显的情况侧重于做一个人有理由重视的事情的能力，比如能够过上不罹患疾病的生活，能够受到体面的教育，能够自由地搬迁，能够参与公众生活，等等。以这种方法，贫困可以被认定为对某些基本能力的剥夺，其重要性几乎人人都知道。

在考虑通过消除全球不公正来提升全球公正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不仅仅提高人们的收入和增加其他基本品（罗尔斯所说的）的供给，而且还要考虑到将这些基本品转化为过上那种我们有理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这表明全球公正的范围必须涵盖这样一些内容，如医疗服务及药品的获取和可负担能力，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流行病学的公共设施的提高，学校设施的使用，我们有理由想得到的个人自由，以及其他影响我们能够过上的生活的更广泛的因素。

结语

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感言 篇11

Your Majesties,Your Royal Highnesses,Your Excellencies,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my colleagues May-Britt and Edvard Moser, and myself,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gratitude to the Nobel Foundation for hosting this magnificent banquet. I would also like to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e Nobel Committee and Assembly for deeming our research worthyof this distinguished accolade.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Nobel Prize is the highest honorany scientist or artist can achieve. We are pleased and delighted.

We see the awards as a recognition not only of ourselves and our accomplishments but also ofour collaborators in the study of the spatial functions of the hippocampus, and our colleagues inthe wider field of cognitive and behavioural neuroscienc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is entering anexciting era in which new technologies and ideas are making it possible to study the neuralbasis of cognition, perception, memory and emotion at the level of networks of interactingneurons, the level at which we believe many of the important operations of the brain take place.We know a considerable amount about how individual neurons work and how two cells can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but the way in which entire networks of hundreds andthousands of neurons cooperat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are orchestrated to create ourideas and concepts is an underexplored area of neuroscience. It is probably at this level thatnetwork failure occurs and leads to some of our most disturbing and intractable diseases ofthe mind and brain.

This new area of neuroscience has been made possible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ptical,computer-based electronic, and molecular biological tools which will allow us tomonitor theactivity of many thousands of cells simultaneously and to manipulate their activity. We willmove from looking at correlations between brain activity and behaviour to studying how thebrain causes mental states and behaviour. It is fitting therefore that our fellow laureates thisyear in physics and chemistry are world’s leaders in providing us with some of these tools. Weare eager to begin to use some of the laser-based optical techniques being developed by ourchemistry co- laureates.

We are also pleased to be receiving the prize with laureates from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Science is the quintessential international endeavour and the sterling reputation of the Nobelawards is partly due to the widely-perceived lack of national and other biases in the selection ofthe laureates. We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biological and physical world can come from citizens of any country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It isto the credit of the Nobel committees that they have steadfastly endeavoured to follow AlfredNobel’s wishes that the prizes recognise contributions to the welfare of humanity regardless ofcountry of origin, gender, race or religious affiliation.

I want to end by recognising and thanking our many collaborators and colleagues toonumerous to mention in this short speech, our universities, UCL and NTNU, and our generousfun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