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局限与启示

诺贝尔奖的局限与启示（精选4篇）

诺贝尔奖的局限与启示 篇1

摘要：西方治理理论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其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强调了处理公共事务中多元主体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平等地协商,灵活地运用多种方式,对当下中国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是,治理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中国在运用时应有所注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吸取其中的精华。

关键词：治理理论,启示,局限

0引言

自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治理这一理论热点进一步引向实务界,西方治理理论愈加引起各方的关注。然而这一舶来品在中国的国情之下是否能发挥其作用有待我们更深入的探究。

1治理理论的背景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的论述中已涉及“治理”一词。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则源于世界银行于1989年发表的报告《南撒哈拉沙漠: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中关于治理的观点以及随后在《治理与发展》中的系统阐述。此后,治理被赋予新的含义并引发了一股研究热潮,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社会、经济以及管理等多个领域。

治理理论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与西方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某些社会科学范式的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经济人的假设,每一个人行动的动机都是追逐私利,他们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益会自发地进行交换、合作,当某一极端情况如供给不足或生产过剩等产生时,逐利的本性会迫使他们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动从而最终产生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和垄断等特点的存在使得其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是会失灵的。这就需要政府行使一些如宏观调控、公共物品供给等职能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可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多重的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不完善的决策机制既不能确保政府的决策符合民意,又不能使得决策有效率,再加上官员们的自利倾向以及机构的膨胀,低效的政府也会失灵。

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到凯恩斯主义的演变,见证了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以及其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近来,意欲将政府与市场作用整合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吸引了许多目光,并在一些国家的改革中得到许多成绩。新公共管理强调借鉴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并应用于政府,通过市场导向以及竞争提高政府的效率,最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随着时间的推进,新公共管理也产生了许多不足,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外,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其公共性的不足———政府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公民服务,实现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政府在充分尊重公民参与的前提下将各方利益相关者集中在一起通过谈判、协商得出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

伴随着全能政府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以及市场机制带来的分配不公、市场垄断等现象,政府与市场的二分陷入了困境。这时,各种社会组织以及人们通过信任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在事实上存在社会的力量与政府、市场相抗衡,在三足鼎立的动态关系中维持着平衡,西方治理理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2治理的内涵

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与《21世纪的治理》中明确地将治理与统治作了区分,并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与统治由政府依靠其强制力量实现目标不同,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撑的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因此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1]

另一位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因为有序统治的条件的改变,需要以新的方法管理社会。在此基础上,不同的治理方法对应着不同的定义,包括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的治理、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2]

各种定义中,最具权威的莫过于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中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

国内的学者在引入治理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毛寿龙教授认为英文中的动词govern既不是指统治(rule),也不是指行政(administration)和管理(management),而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而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入于负责统治的政治与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之间,它是对于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的替代。[4]

俞可平教授则指出,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5]

尽管治理理论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固定定义,但从以上各种观点中可以总结出被广泛认可的几个方面:①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与传统政府占主导的统治不同,治理机制内的主体除了政府还有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②治理的权力运行方向是多向性的,既包括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也包括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补充以及社会各主体平行的协商、合作。③权威来源的共识性,不同于传统统治中政府的权威来源于强制性的公权力,治理是建立在社会共识之上的,因为各种能够维护公共利益的共识符合各方利益而得到治理各主体的自觉维护和认可。④管理手段的多样性,在行政命令以及政策法规等传统手段外,治理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志愿服务、合作生产、协商退让等方式也可用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治理理论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更像是一些指导人们行动的理念的集合。它通过承认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的存在以及各主体在处理公共事务上的能力为各方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打破了传统政府靠制定规章政策由上而下地管理,治理理论注意到被管理者“不配合的权力”,可以共享传统认为由政府独享的权威。由此开启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新理念,相应的可适用的范围和方法都更加灵活。

3治理理论的启示

治理理论无论是对学术的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价值,从其出现以来的风靡便可见一斑。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尽相同,但一些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是存在的,以西方治理理论的视角看当下的中国能够得到许多可借鉴的启示。

3.1重新发现社会的力量

在西方治理理论中,社会作为一支可以与政府、市场相抗衡的力量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反观中国,无论是封建时期皇权的至高无上还是近现代的全能政府,社会的力量始终处于沉默的状态,被动地接受各种规则。然而社会的沉默不代表社会的服从,当社会的压力无法发泄,从过去的农民起义到最近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各种不稳定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如果社会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带来的影响,并起到补充的作用。社会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个人的关系网络。通过良好的社会互动,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价值基础,在这些共识的促进之下,通过协调、妥协等方式最终可以形成一套符合公共利益的解决公共问题的行动方案。

因此,社会的力量不容小觑,当下中国伴随着市场的发展,人们对产权以及自身利益的观念日益明确,随着经济发展而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数量也逐渐增加,社会的力量已经觉醒,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力量,必须重新发现社会的力量并善加利用。

3.2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政府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具有全能政府的影子。但是,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缺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行政体制改革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不能否认,政府在一些涉及军事、外交、民生等领域的职能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在经济以及一些公共事务领域,政府过多的规制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市场和社会失去了活力。近几年开始的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基础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标志着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职能转变的重要性并付诸实际行动。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社会都有自己的组织架构和组织目标,因此它们都有自己所擅长以及不擅长的领域,政府不可能在各个领域都能实现最好的管理。适当的分权不仅可以减轻政府本身的工作压力、激发市场与社会的活力,还可以使许多公共事务得到更好的处理。

同时,政府包揽所有领域的做法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多样的选择偏好,只有通过市场和社会才能使一些小众的需求得到实现,这也是促进更多共同利益实现的必经之路。各种经验表明,全能政府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治理理论对分权以及多种权威共同作用的强调也突出了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性。

3.3发展目标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多年连续的高速增长,甚至被奉为“中国奇迹”。与此相对应,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与普遍的猜测所不同的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一方面,政府主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发展经济产生了许多问题。以削减支出为主要目的,政府在许多公共领域诸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过分强调市场。市场最大的优势是满足多样的价值偏好,然而其逐利的倾向导致低收入群体在过度市场化的领域得不到其应有的公共服务,进一步拉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经济与物质的发展已经不能使人民的幸福感有持续性的增长。犹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的需求总体上可以从低往高概括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这些需求是人人都需要的,从物质到精神、从外部因素到内部因素逐渐变化,并受到所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物质匮乏年代,物质的发展与满足可以显著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但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的丰富不能再对幸福感的提高产生有力的贡献,人们会对尊重和自我实现有更多的需求。这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希望加入到日常公共事务的管理,更重视其公民权利的实现,从而达到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目的。

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根本来说就是为了使其公民生活地更好,经济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当经济发展已不能显著增强人民的幸福感,治理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不再以经济发展为单一目标,通过构建信任和社会网络促使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平等地与政府、市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从而实现对发展目标的重构。

4治理理论的局限

尽管西方治理理论掀起了一股重视多元参与以及多元方式解决公共问题的风潮,为很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犹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治理理论自然也存在其局限。

4.1治理理论的模糊性

对治理理论定义的百家争鸣以及其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我们发现治理理论更像一套行动原则而非行动过程。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参与主体的多样、治理方式的多样以及权威类型的多样等,其中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为各主体提供一个互相协商的平台,即协调各方利益。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治理理论更多的是对以往解决公共问题时的单一机制的扬弃,试图将各种机制进行糅合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然而这种尝试还不够成熟,致使治理理论在操作层面仍略显模糊。社会信任应如何构建、多元主体应如何协商、政府部门应如何搭建协商平台等等的具体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操作过程,这就使各国践行治理理论的过程充满障碍。

另一方面,对多元参与主体的强调势必使得责任边界变得模糊。传统的政府或市场机制尽管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当问题出现时责任是清晰的。而理想的治理模型中不但参与者众多,而且事实上处于各方都既有利益实现又有妥协的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责任难以认定,也被无限分散,趋向于无责任的决策又如何能保证其效率。治理理论操作的模糊性和责任的模糊性构成了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这有待于理论的继续发展加以解决,因此,我们在运用的同时也应有所注意。

4.2治理理论的适用性

治理理论从西方发源,自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作为近年来传入我国的理论体系,其对中国的适用性也有待验证。

首先从政治环境的角度来看,西方多党竞争的实质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党派相互竞争以求实现它们所代表的选民相应的利益,其政府本身就是多元利益的集合体,分权的制度设计更是为回应社会利益赋予了灵活性。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也有所分化,然而各阶层间贫富差距较大、中产阶级占比过小等问题的存在催生了社会中仇富仇官等现象的产生,在这种金字塔型的社会中,各阶层无论从态度还是从谈判实力的角度都难以平等地进行协商、和谐共处。

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发展地比较充分,能够有效地将多元利益进行表达,同时也能广泛组织各种社会成员管理其日常事务以及有效承接政府和市场力所不能及的职能。反观我国的情况,社会组织虽小有发展,但基本都是在政府的培植下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组织成立的审批到资源的需求到项目的获取以及规模的扩展等等都离不开政府。在这种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社会组织连独立性都难以保证,遑论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发展成为与政府和市场相抗衡的一支力量。

再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经过上百年宪政的历史,公民社会充分发展,契约精神和志愿精神深入人心。然而,当今中国主流价值观绝对是功利主义,无论是对法律和规则的遵守还是志愿服务的开展都是为了自我利益的实现。在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中,对自己有利时才愿意遵守规则,对自己不利时便对规则绝口不提。在这种文化下,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利益不愿让步,治理理论中作为前提的共同利益难以发掘,信任难以维系。更加堪忧的是缺少妥协而难以形成被广泛接受的协商规则。

以上种种是中国特有的国情,没有对错之分,其产生自有各种原因,这些并不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我们应接受这些特有的国情。但同时也应看到,西方治理理论所对应的西方社会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着很多差别,其在中国的适用与否便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4.3治理理论的制度绩效问题

除了治理理论本身与中国环境方面的局限外,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中本身便会有绩效上的差别。英国学者帕特南在意大利针对同样的民主制度在南方与北方运行绩效的差别做了一项研究,并在其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认为由于不同地区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由此影响了民主制度的运行效率。

西方治理理论也存在同样的局限,即在西方社会拥有良好绩效的治理理论在中国是否会水土不服。前文已对中国的环境与西方社会的差别进行分析,但是当中国发展到与西方相同的水平时———无论是政治过程还是社会力量等多方面,治理理论在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有待考察。

即使我们目前所知的各种影响治理理论实践的不利因素能够消除,仍然有很多中西相差别的隐性的因素是我们短期内无法察觉的,这些微小的因素便足可以制约治理理论绩效的发挥。因此,当我国目前种种培育社会组织、强调公民权利、转变政府职能等尝试实现之后,治理理论是否就能够适用于中国还是一个未知数。

5总结

西方治理理论的兴起恰逢中国遭遇多样社会危机之时,在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继失灵的情况下为我们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借鉴西方治理理论,我们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不足,看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更看到了社会长期被压制的力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楚认识到西方治理理论自身存在诸如可操作性模糊、多元主体责任边界模糊的局限,认识到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与西方存在明显的差别,更认识到治理理论的预期与现实存在绩效差距的可能性。

从政府到市场再到社会,西方治理理论代表着对公共问题解决的又一次有益尝试,并且是一次试图由各参与主体直接为自己代言的尝试。它揭示出每一个利益诉求都不应被忽视,无论是国家还是世界的发展都离不开人们共同利益的实现,这本身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种人本思想对政治的渗透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虽然西方治理理论还存在各种局限,但在其理论指导的基础之上,相信无论是现实中对公共问题的解决还是后续理论的发展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M]//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4]毛寿龙.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吴家庆,王毅.中国与西方治理理论之比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2).

[7]吴志成.西方治理理论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4(6).

[8]佟德志.当代西方治理理论的源流与趋势[J].人民论坛,2014(14).

[9]巩建华.西方治理理论存在的内在缺陷[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10]魏涛.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J].资料通讯,2006(Z1).

诺贝尔奖的局限与启示 篇2

新《行政诉讼法》于2014年10月23日通过。新法就传统意义上行政诉讼面临的“三难”——“立案难”、“举证难”和“胜诉难”三大问题，对法律条文做了重大改动。本文重点尝试解读新法修改对于行政诉讼的意义及其缺漏，并将结合笔者在行政法诊所的实习经历与感悟，探求新法对于解决诊所案件常见的上访现象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举证责任上访现象

题目：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前景与局限

——从上访、缠访现象探寻启示

引言

《行政诉讼法》作为我国一部年轻的法律，因特点历史原因，制定之初便缺乏立法思路与实践经验，如此在25年来的实施中艰难前行，取得了一定效果，并为2014年通过的新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上诉人员众多，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持续走低，行政诉讼受理案件率持续走低，行政诉讼公信力较低等。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依法行政提出了心的认识，相应的，新《行政诉讼法》对该决定精神亦有所体现。

本文将依据笔者在行政法诊所的实习经历，结合具体案件，谈一谈上访现象暴漏的原《行政诉讼法》缺陷、新法新规的必要性及其局限性。一、诊所接待案件的特点及其暴漏的问题（一）个案概述

笔者于12月4日值班时接待了这样一个由交通事故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为尊重隐私，案例详情叙述中不使用真名，来访当事人代称为甲。

甲提供的交通事故基本情况如下：

2007年9月26日，乙无证驾驶无牌号三轮摩托车沿国道105线由北向南途中越线行驶时，与相对方向的一辆大货车相撞后，又与其右后方同向行驶的由当事人甲驾驶的无牌号三轮汽车左侧及所载木头相挂撞，造成乙手上、三轮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肇事后，甲及大货车驾驶人（待查）驾车逃逸。

当事人辩称其并未剐蹭乙驾驶的三轮摩托，且并非逃逸而是协助交警追逐该大货车，应属于见义勇为。

9月27日，当地交警部门以车辆未维检修为由，将停放院中的甲车辆扣押，同时以无证驾驶为由对甲进行了行政拘留；

同日在采集甲车辆样本后将案由涂改为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以此对甲除以行政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

藉此，当事人甲向当地法院提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之诉，主张交警部门事实认定错误，违反程序进行拘留与罚款，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并补偿其损失。

对当事人诉求，一审法院受理后以交管部门及时补充了程序为由驳回起诉。对于当事人的上诉，安徽省中院均不予受理。此后甲便不断上访。期间又因上访过程中遭遇行政机关工作人的暴力，进而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仍不予受理。自2014年后，安徽省公安厅正式对其下发信访事项终结告知书。（二）该个案体现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中的问题

在该案件中，当事人向法院提起的是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之诉。

所谓“行政行为不成立，是指行政行为在事实上并未作出或形成，而无效行政行为则指成立后的行政行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在《行政诉讼法修订之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曾经有一处与行政行为不成立相关的制度。200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本案中，当事人以交管部门行为程序不全面为由提起不成立之诉，法院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不得不牵强附会地援引该司法解释将这些案件当做确认无效之诉来处理。当然，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后，行政机关仍可通过补充行为的成立要件以使其成立，而当事人对成立后的行政行为仍然不服的，可以另行提起诉讼。

本案的问题在于，虽然交管部门行为形式上得以成立，但未能就案件认定事实的真实性举证，未能合理说明行政行过程中的实质问题。该行政行为虽已成立但是否违法，法院并未基于全面审查的原则，进行审查。这便造成了当事人上诉的诉求；

上诉法院基于案件判决正确不予受理，当事人上诉无门便只得进行上访。（三）行政法诊所案件伴随的上访特征

行政法诊所所接待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此种长周期案件，案件不一定复杂但过程必定曲折，且往往伴随着上访。

上访的缘由最终均可归结为三点：

1、法律救济途径受阻或缺乏法律救济；

2、当事人对法律救济途径不信任；

3、上访、乃至缠访有几率达成诉求；

此外，地方主义的影子也常见其中；

也偶见确因当事人不懂不知而胡搅蛮缠者。（四）与行政法的关联

除却当事人主管原因与缠访为生的因素，行政诉讼法中最为重大的问题，即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诉讼面临的“三难”——“立案难”“举证难”“胜诉难”,最突出的是“立案难”的问题。

原《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由第二条综述为具体行政行为，并以正面清单的形式在第十一条规定了八类受案范围，以负面清单又规定了四类不予受理的案件范围。受案范围小，立案难度大，使得法律救济难，上访成了几乎唯一的救济途径。

举证难：虽然举证责任常常由被告行政机关进行提供，行政机关可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开；

胜诉难则有着更多的复杂因素。

上访问题绝非一部《行政诉讼法》所能解决的，但是完善行政诉讼的确是改善现状的必由之路。

二、新法做出的更改（一）新《行政诉讼法》对立案难的补救

新《行政诉讼法》把解决“立案难”作为头等事情来抓,主要有以下改进措施：

1、将“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

2、明确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起诉权利。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3、改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法院在接到行政起诉状时,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无需进行审查,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起诉状。对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4、明确原告资格。实践中,有的将行政诉讼原告仅理解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排除了其他利害关系人。新《行政诉讼法》将有“利害关系”作为确定原告资格的标准,扩大原告范围,保障当事人的起诉权利,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5、进一步明确被告资格。

①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②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③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6、规定了对不立案的救济。如果法院“不立不裁”,即不立案也不作不予立案裁定,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起诉,上一级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法院立案审理。

7、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新《行政诉讼法》第3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将有利于解决行政争议。同时,考虑到行政机关负责人工作繁重,不能每次都出庭应诉,因而也允许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的工作人员出庭,当然,也不排斥其聘请律师。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在法律中,它就成为诉讼中的一种法定义务,为了将这个义务落到实处,建议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有关情况纳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机关年度考核及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范围,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作为检验依法行政水平的重要指标。（二）新法对立案难的补救的漏洞

在新法的改进过程中，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在本案中出现的“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将无法成为案由。

这其中存在了两个问题：

1、“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的存在在理论上是极大的逻辑悖论

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原告对一个已经存在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如果一个行政行为不成立，就意味着该行为在法律上尚不存在，也就不可能对它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根本不存在行政行为，因此，该行为不具备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等各种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标的。”况且，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行政行为，如果法院最后的判决却变成了确认被诉行为不成立，这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因此，无论是修订前还是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都不承认“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的存在，即便是原来的司法解释上与此相关、但实为误解的只言片语，在《行政诉讼法》修订时也被彻底删去了。

2、“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在事务中普遍存在

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大多与《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无关，但由于与该条款相衔接的《若干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是行政诉讼中唯一提及行政行为不成立的制度，法院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往往不得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援引该司法解释将这些案件当做确认无效之诉来处理。而在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这一规定摒弃之后，法院连这种的余地都没有了。（三）对于将“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的追问

新《行政诉讼法》中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

由于实践中有部分司法机关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想受理某些案件,以案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为由来阻挡案件进入法院。删掉“具体”以后不是说原来的抽象行政行为就可诉了,它主要是为了解决有人利用具体行政行为“做文章”来阻止案件受理。因此此种改动并不能有特别大的意义。

但是若“行政行为”的表述改为更宽松的“行政争议”，这就意味着，以行政行为是否存在为争议内容的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将可能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由此产生的行政争议将得以通过诉讼途径得到解决。上文中提到的理论与实务上的冲突便可以得到解决。三、完善行政诉讼审理体制机制

解决审理难的问题,关键是要完善行政诉讼审理体制机制,提高行政诉讼审理的公正性和效率,促成行政案件的根本解决。（一）完善审判体制

审判体制问题被视为这次《行政诉讼法》修改的“1号问题”。原《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但法院的人事权、财政权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本地法院审理本地政府的行政行为,有时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

为了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理论界实务界提出了各种建议,主要包括设置行政法院方案、提级管辖方案、相对集中管辖方案和赋予当事人选择管辖权方案,其中,以设置行政法院方案最为积极。但这次修改并没有采纳设置专门法院的建议,主要是因为目前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所受到的干预,不是设立行政法院就能够解决的。设立行政法院需要制度设计的严密论证并需要人力、财力和物力准备,弄不好反而会造成资源浪费。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精神,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跨区域管辖行政案件,也是对未来行政法院的一种尝试。

但跨区域管辖行政案件的作用有限,因为:

第一,这种指定管辖不是普遍性的,范围有限;

第二,这种指定管辖并未完全与行政区划分离,所指定受理若干其他基层法院管辖案件的法院并不排除其仍受理本行政区划的案件;

第三,即使各基层法院相互交叉管辖,但各区县政府、法院之间的往来频繁、相互联系,有可能使这种机制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流失（二）完善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的交叉处理机制

有些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往往伴随着相关的民事争议,这两类争议如依照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分别立案、分别审理,既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会导致循环诉讼,影响司法效率,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实践中行政争议与相关民事争议一并审理的做法,新《行政诉讼法》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十分可取，且从立法上解除了笔者于近一学期的诊所实习的困惑：一是行政法律诊所的接待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除开刑事案件均有受理条件；

二是受访案件往往民事争议与行政诉讼相互关联。四、新《行政诉讼法》对上访现象的预期影响

新的《行政诉讼法》总体而言有利于行政诉讼扩大影响力，提高对行政权力的监管力度。但就上访现象而言，除地方主义的阴影外，不可忽视的是，不少当事人或因法律素养缺失，或仅仅为求利益，往往于民事争议败诉后迁怒法院从而上访、缠访，称为实际意义上的以上访为生者。

就解决上访问题，仍需要法律意识、契约精神的教育培养，社会法制观念的总体提升，以及对历史沉积问题的妥善清理。

“诺贝尔奖”的职场启示录 篇3

2008年10月，年度诺贝尔奖各项奖项已经陆续揭晓。钱永健、克鲁格曼、克莱齐奥……这些名字披上了耀眼的光环，他们的成功也让职场中人悟出了一些门道。

适时回头的钱永健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2008年10月８日与日本人下村修、美国人马丁•沙尔菲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钱永健是一个拥有广泛兴趣的人。小时候因为有气喘的毛病，他只能待在家里，出于对化学的爱好，于是就在自家的地下室搭起自己的“小化学实验室”，摆弄起瓶瓶罐罐来。16岁时，钱永健获得西屋科学天才奖，当时他研究的是如何将金属融进硫氰酸。这个“西屋科学天才奖”是全美最久远也是最负盛名的科学比赛奖项，获奖者经常被看做是“小诺贝尔获得者”。之后，他又通过获得的西屋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念书。虽然成绩出色，但钱永健也有过对化学厌倦的时候，在哈佛大学求学时，他就对呆板的课程设置颇为不满，所以自己上了不少钢琴课。而在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时，他想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所以从化学转到了分子生物学，又转到了海洋学。“我总有一些关于在蓝色大海上航行的梦想，但是结果表明，我的工作和这个美梦无关。最后，我终于明白，我根本不关心藻海的深度问题。”于是钱永健又从海洋学转到了生理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当时，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脑，这对于他来说更有研究的乐趣，在钱永健看来，人脑是一部让人心醉的织布机，“它需要更为熟练、更为精细、更有创造性的方法把碎片拼织起来。”此后，他又“回归”化学，开始了自己对于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之路，并最终成就了辉煌事业。

人生在世，绝大多数人都会走弯路，其中也包括诺贝尔获奖者这些名人、伟人。钱永健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就经历了化学—钢琴—分子生物学—海洋学—生理学—化学的轮回。其实，走弯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条胡同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钱永健适时回头的成功案例告诉职场的人们：只要自己有能力有水平，在大公司或高薪职位求职失败后，不要气馁，密切关注这些公司的招聘情况，一有机会，卷土重来；跳槽跳得不好，不要紧，好马也吃回头草，到原来工作过的公司去应聘……总之，只要有利于事业发展、人生进步，多回几次头又何妨！

紧跟潮流的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克鲁格曼的紧跟时代潮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政治。199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虽然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但克鲁格曼让全世界人民记住了他——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们。二是关注世界金融危机。克鲁格曼由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预警以及对如今能源危机和石油价格持续攀升的预示，被人们认为是一名成功的经济预言家。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于1996年出版了《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地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奠定了其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世界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在当时就已经断言：克鲁格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周业安教授认为，金融危机的出现终于成就了克鲁格曼：“他在2008年获奖应该和金融危机有关，如果只是得益于其在国际贸易和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为什么不给另一位权威学者迪克希特呢？所以推测下来，还是有金融危机的因素。”

克鲁格曼的成功得益于他善做时代的弄潮儿，政治经济两手抓。这样做，使他总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持续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职场人要学克鲁格曼的紧跟潮流，就要积极参与公司的各项活动：不管是“百日营销大战”，还是为公司的发展献计献策；即使是八小时以外的活动，都要积极参加；工作不管分内分外，努力做出成绩，着力表现自己……这样就能引起老板的注意，得到加薪晋级的机会。

彰显独特的克莱齐奥

瑞典文学院认为，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人克莱齐奥是因为他是“不断开始新旅程、诗意历险和性迷醉的作家，他超越主导文明，以及被这种文明压抑的人性之探索者” 。 克莱齐奥1963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引起了极大关注，而作为小说家取得突破的作品是1980年出版的《沙漠》，其他代表作还有《金鱼》、《流浪的星星》、《少年心事》和《战争》等。

对于克莱齐奥这个世界名不见经传的“三流”作家获奖，很多人愤愤不平。虽然这跟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年龄结构有关系——一帮七八十岁的老人，思想与阅读习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此外，“诺贝尔文学奖就像割韭菜”, 克莱齐奥获奖并不表明他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是在法国，属于他的那一拨作家过世以后，只剩下他了。这就如同沈从文死后，巴金成了文学泰斗，这实际上是一个论资排辈的问题。然而，倘若我们带着后知之明来回顾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前后后，那么克莱齐奥的得奖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他代表的正是霍勒斯•恩达尔口中那“孤立的、与世隔绝的”美国文学的反面。无论是克莱齐奥四海为家的漂泊经历还是他多样化、难以定义、充满多元文化特质的书写，都是独立和自闭的反面，这让他赢得了诺贝尔委员会那些老年评委们的青睐。

克莱齐奥的成功，作品的水平尚属次要，关键在于他独特的个性与经历，瞎猫碰死鼠，克莱齐奥的这种独特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所欣赏的，那么就评克莱齐奥吧！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文学范畴很难说谁好谁坏的情况下，评委们的主观意愿就可以决定一切。职场也需要独特的个性人生，一个没有个性、人云亦云、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是很难引起老板的注意的，更谈不上老板会欣赏提拔你；再说老板也是人，他们的喜恶也是千差万别的；一个有独特性格的人，从理论上来讲，都会有老板欣赏的。所以说，人在职场可以有缺点，但不能没个性；说不定你的老板什么时候心血来潮欣赏你的个性，你就时来运转了。

图/傅树清 编辑/吴桐

诺贝尔奖的局限与启示 篇4

关键词：诺贝尔奖,中国式教育

0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数倍;人口数量是日本的数倍;祖先的优秀智慧结晶是日本的数倍———但是,诺贝尔奖的获得数量却是中国的数倍。这一现实不得不让国人反思。国内目前的教育水平和方式、心理引导和科技取向,都对学生、对科研人员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也对发展国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的产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而改进这些影响下产生的不足,更是使传统中国式教育走向新里程的重要一步。

1 日本战后科技与国力发展的原因

1.1 大力发展经济,是支持科技发展的基石辩证唯物主义认

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复苏,采取了一些列政策恢复和大力发展经济,使得在日本小小的国土上,经济腾飞,一跃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经济的发展,为科技提供了动力支持,直接带动了科技的进步。这一变化促进了更多发明创新的到来和更多深入研究的完成,也最终诞生了一批诺贝尔奖得主。这些获奖者均为世界科技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经济的进步带动了人文成果的升华,使得日本的文学创作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1.2 政治决策及其推广运行是调节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遥控器

日本在二战后,将国家全部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上来。全国倾尽力量和经济强国联合,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和综合国力,使得经济和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3 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和诺贝尔的影响巨大诺贝尔奖

的成果被认可的,大多是能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垄断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命脉。所以在评选诺贝尔奖得主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见占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而资本主义挤兑社会主义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

1.4 教育方式的差异,使得日本更容易发掘和培养科技人才的

潜质日本籍诺贝尔获奖者,大多有美好的童年和相对轻松的学习环境、学习态度。日本的教育在鼓励进步的基础上,注重开发潜质,注重培养少年的兴趣,这更容易使学习成为动力,在严肃的日本教育下用于开拓。

2 我国教育尚需改进的方面

2.1 中国虽然是世界大国,但是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

世界强国有一定的差距。其人均生活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教育的重中之重,需要我们大力加强城市建设和城乡规划,将科技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树立科技思维,扩大科技成果的应用。

2.2 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经济基础薄弱,新技术和世界接

轨较晚等国情的限制,在经济起步的阶段就较日本有了一定的差距。这也使得中国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无法大力狠抓、全面裁管。很多经济政策,在中国很难实行;也有很多政策,提出和实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最终没有按照预期的目标达成。

2.3 抵制资本主义对我们科技教育、以及各方面的“糖衣炮弹”。

大力发展开放式教育,并不是要求完全摒弃我们的传统教育,正相反,开放式教育,时刻离不开传统思想政治的引导。再多的智慧成果,也要明确为正义及合理的方向服务,要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散漫的思潮;培养与增强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与坚强的意志,不为物质诱惑所动,激发正义感。让知识在健康的环境下储备与发展,才能更好的祖国服务。

2.4 中国的教育在能力教育、素质教育方面还有待提高,青少年

的负荷过重,很多失去了原本的科研兴趣,这样不利于钻研精神的开发。这也要求教育工作者积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正确引导学生的求知观和世界观,正确树立健康的竞争意识与奋斗意识,大力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并创造愉快的学习环境,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自由向上的学习。

3 改善中国式教育的价值

3.1 教育的改革,也是一种对传统束缚的冲击。这种冲击,本身

需要着强大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是我们勇于正视现行教育制度,勇于否定与改进的重要一步。

3.2 教育的改进,需要一个很长的阶段,考验并培养了我们的毅

力和决心,也在更加长远的道路上,逐步证实了教育改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且在逐步改进的过程中,慢慢摸索,找出适合我国教育模式发展的道路。

3.3 从传统观念的改进,到教育方法的改进,为学生提供了一个

更舒适、自由、积极向上的氛围,有利于挖掘出学生的天分,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也就直接导致了更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及科技进步人才的产生。

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只有强大我们的国力,才能对抗更多的风险。做强国,时刻不能忘记发展教育和经济,要从政策上大力发展,给予教育和经济、科技空间。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提高综合国力,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的颠覆政策。青年一代更要注重自身修养的提高,不断创新进取,勇于创新与提高,向更高的目标挑战,并时刻警惕任何有破坏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的行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开拓高科技领域认知,争取为国家和人民创造最大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孟臻.日本中小学的外籍教师和Team—Teaching[J].中小学外语教学,1993,(11).

[3](日)关正夫.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动向[M].陈武元,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