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科学奖

诺贝尔科学奖（精选12篇）

诺贝尔科学奖 篇1

从宇宙和地球的历史来看, 人类的历史只是一瞬间, 在这短暂又不平凡的时光中, 人类进出海洋、天空和太空, 逐渐深入理解生命、宇宙和地球。如今“诺贝尔奖”已经走过116年了, 我们有幸目睹了量子力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惊天动地的发展, 诺贝尔奖所奖励的原始性创新科技, 也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起了重大作用。

而在诺贝尔科学奖这百余年的历史中, 一直有着中国人的梦想和渴望。尽管已经有多位流淌着华夏民族血液的杰出人士获得了这个荣誉, 可他们都有一个限定词——“华人”。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 全世界30多个国家的几百名获奖科学家中, 连邻国日本目前都已经有了16名科学家上榜, 可中国本土科学家竟榜上无名。这对“诺贝尔情结”很强的中国民众来讲, 无疑被戳到了痛处, 我们不禁感叹:“中国离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究竟有多远?”

诺贝尔奖背景

诺贝尔, 出生于1833年, 卒于1896年12月10日, 享年63岁。诺贝尔奖是根据诺贝尔的遗嘱用他的遗产设立基金奖励“在前一年对人类做出最有利贡献”的人。由于一项发现的意义究竟如何, 通常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诺贝尔奖所奖励的成果如今多是10年前或更早的成果。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项。

诺贝尔基金会每年向1 000多个个人和机构发出请柬征求提名, 然后将被提名者提交每一项奖金的评定委员会评议。未被邀请提名的个人和组织的提名以及毛遂自荐的提名均无效。负责评定物理和化学奖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研究院负责。研究提名的时间为6个月, 讨论记录保密50年。诺贝尔基金会的那些保密50年的档案第一次向公众公开是在1975年。每一个奖项的获奖个人不得超过3人。

自然科学的评奖标准是明确而又严格的, 获奖人必须有一次开创性的发现, 最好是体现于一项已发表的文献之中, 最后的决定是在每年的10月上旬宣布, 颁奖在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最看重的就是获奖成果的独创性。

诺贝尔科学奖已走过它的112年历史, 全世界已有37多个国家、197人次、165人次和201人次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 它已经成为人类原创性的重要标志, 通过对1901年至2010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统计分析表明, 诺贝尔自然科学三大奖 (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 中, 最重要的是重大科学发现, 占58.7%, 重大的理论性突破占22.8%, 重大的技术和方法发明占18.5%。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次 (人) 数最多的前三名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和德国。20世纪30年代以前, 德国科学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始终保持在获奖总数的20%以上。进入40年代以后, 这一比例下降到10%以下。进入80年代以来, 德国科学家每年获奖人数又升高到10%以上。英国曾经是世界科学的中心, 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 英国科学家获奖人数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70年代以后, 才逐步下降到10%左右。

美国没有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干扰,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许多著名科学家 (如爱因斯坦) 移民来美国, 使其科技和经济实力大增。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美国科学家获奖人数急剧增加, 进入50年代以后, 每年获奖人数竟然达到大约占总获奖人数50%的高水准。以1995—2005年为例, 在这一阶段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美国科学家竟有56位, 占同期获奖者总数的65%。2006年诺贝尔科学奖所有奖项全都授予美国科学家。

中国离诺贝尔科学奖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人的智商是很高的, 到目前为止, 已有8位炎黄子孙、具有中国血统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钱永健、高锟。除此之外, 中国本土科学家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至少有过三次机会与诺贝尔科学奖擦肩而过:赵忠尧的正负电子对湮灭实验;王淦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中国科学家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赵忠尧的正负电子对湮灭实验

193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的赵忠尧, 在实验中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现象。赵忠尧发表了论文《硬γ射线的散射理论》。以后, 又有两位科学家重复做了同样的实验。可惜一位因为操作步骤错了, 另一位因为使用的测量仪器灵敏度不够, 实验均未能成功。而当时与赵忠尧相邻实验室的一位同学安德逊 (C.D.Anderson) 从赵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 他1932年在宇宙射线的云雾室照片上观察到了正电子的踪迹, 并因此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第一个发现者没有获奖, 反而是第二名获奖的怪事呢?从50年后解密的诺贝尔物理奖评审资料中我们发现, 原来在当年的评审过程中, 两位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 竟然把那两篇没有能重复出同样结果的论文当成了赵本人的文章, 张冠李戴, 影响了科学界对这一研究的正确评价。1997年, 前诺贝尔物理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在他撰写的一篇书评中坦诚地写道:是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独自首先发现了后来被确认为正负电子对湮灭所产生的辐射即正电子。

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安德逊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也承认:当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 他正在赵的隔壁办公室, 当时他就意识到赵的实验结果, 已经表明有一种人们尚未认知的新物质存在。他的实验是受到赵忠尧实验结果的启发并直接在此基础上做出来的。

王淦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王淦昌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在诺贝尔奖上, 他也同样有过被人“喧宾夺主”的经历。

1933年奥地利科学家泡利提出:在原子核的β衰变过程中, 可能存在着一种人们尚未发现的物质, 这就是当时被称之为微观粒子—中微子的假说, 但一直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假说的正确性。人们将这一难题称为“中微子假设”难题。1941年王淦昌设想出用观察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 但是限于当时的环境, 王淦昌无法将自己所设想的实验付诸行动, 他只好把自己的设想写成论文, 投寄到美国的《物理学评论》杂志, 于1942年1月发表。

同年美国科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的设想, 在实验室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所以这一实验又被称为[王淦昌—艾伦实验]。后来美国科学家莱恩斯 (F.Reines) 在王淦昌设想的启发下, 用核反应堆做实验, 终于比较精确地测定出中微子物质的存在, 并因此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物理奖, 而实验的最初设计者王淦昌却被抛在一边。

1960年王淦昌领导的一个以中国物理学家为主的小组, 在前苏联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时候, 他从研究成果4万张照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带负电超子, 即人们所称的[反西格马负超子]。当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实验室发现的带负电的超子, 它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反粒子物质的认识, 这一发现至今仍被列为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建所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可惜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 王淦昌再次失去了一次冲击诺贝尔奖的机会。

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合成

胰岛素这种物质是诺贝尔科学奖中, 唯一使科学家获得两项诺贝尔科学奖的同一物质。加拿大科学家班廷 (F.Banting) 和英国生理学家麦克德 (J.Macleod) 因为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胰岛素的存在, 获得了1923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英国化学家桑格 (F.Sanger) 在世界上第一个阐明了胰岛素的化学结构, 从而荣获1958年诺贝尔化学奖。

1965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苍、汪猷、徐杰诚以及北京大学化学系季爱雪等在世界上首次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标志着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上向前跨进了重要的一步。

当时这项世界第一的科学成果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著名《科学》杂志专门报道了这一成果。1966年底,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访问中国, 对这项成果评价甚高, 并希望中国推荐参加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角逐诺贝尔奖。但由于“文化大革命”, 中国没有参加诺贝尔奖的角逐。

1975年, 杨振宁博士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再次推荐了这一研究成果,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愿意考虑杨振宁博士的提议, 但由于人工合成胰岛素是“集体”研究成果, 参加的主要科学家有10余人, 最后平衡的结果, 国内方面推荐了4位获奖候选人, 而诺贝尔科学奖评选规则上明确规定, 每项奖一次最多只能推荐3人。诺贝尔科学奖再次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管中窥豹探缘由

尽管有过至少三次机会, 但都运气不好, 失之交臂, 一百多年来, 中国本土科学家一直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一般来说,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往往越是梦寐以求的, 久而久之, 就会萌发一种诺奖情结, 特别是每年的12月10日, 诺奖发榜时, 总会刺激我们的神经, 触动内心深处的“诺奖情结”。是啊, 我们太需要一次诺奖经历, 来证明自己, 而且中国的科研似乎就缺“诺奖”这样的标志性成果了。很多人不止一次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国本土科学家无缘问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杨福家院士曾对2004年以色列两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进行了分析。他说, 以色列两位土生土长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虽然他们以前也有科学家获奖, 但不是本土的。杨福家院士想知道以色列本土科学家获奖是不是偶然的。于是他仔细研究以色列的整体科研水平, 特别是免疫学这一个他一点也不熟悉的学科的研究情况, 结果发现, 在以色列, 研究免疫学的科学家几乎都在威茨曼大学!这个大学里这一学科所有的13个教授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 是国内的“chair professor”。因此, 他们有两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而且, 即便是未来几年再有几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也不奇怪。

反观我们, 在诺奖100余年历史中, 我国与以色列颇有相似之处。但是, 目前国内有哪所大学能够告诉世界, 我们某个学科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学者?有哪所大学或者科研机构能够告诉世界, 我们的哪些教授与学者, 正在全身心做着他们感兴趣的、站在世界前沿的某些科学研究?

为什么中国本土科学家无缘问鼎诺贝尔科学奖?

这个问题是多解的。有人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寻找原因, 但是, 我发现, 一百多年来, 全世界大概有37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哲学修养, 这表明诺贝尔科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跨越国界、跨越制度、跨越文化背景、跨越宗教隔阂的, 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不是主要原因。那么,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现象就是, 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几乎都受过大学的高等教育。那会不会是中国的教育, 特别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出了问题?陈丹青教授在北京香山宾馆召开的“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上的一段斗胆发言醍醐灌顶, 他是这么说的:“今日中国高等教育, 有大学, 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 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 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 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 没有教育的尊严。”

陈丹青斗胆说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五个有, 五个没有”, 而这“五个有, 五个没有”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显然是培养不出诺贝尔奖科学家的。如果我们再追究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五个有, 五个没有”, 稍微一想, 就会明白, 这是教育管理失误惹的祸!

我国大学的管理,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外行领导内行”。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时代的特殊性, 一些革命者担任大学领导, 他们对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不懂, 但带着开创社会主义教育新局面的理想, 领导着一批懂高等教育办学的专家, 建设大学。

第二个阶段是“外行尊重内行”。“文革”之后, 百废待兴, 国家求才若渴, 高等教育亟须发展。所以, 这个阶段教育界的领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谦虚和豁达, 他们尊重办学内行的学者专家, 引领教育改革不紧不慢地进行。

第三个阶段是“外行就是内行”。这就是目前阶段, 目前这个阶段, 没有人说自己是外行, 大家都是全能专家。虽然大家广泛质疑“教授治校”没有得到体现, 可是, 大学的校领导们哪个不是教授?大学的机关处长们哪个没有高级职称?只要走上领导岗位, 不管你是否具备学术水平, 是否具有教育从业经验、是否具备高等学校管理能力, 无一例外的都是教授, 都有高级职称, 都被赋予内行的职权, 在什么领域都可以拍板决策。

这样的大学教育体制, 如果能培养出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 也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相反, 经常出问题是必然的, 我们可以随手举出很多很多, 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原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的汉芯造假事件;华中科技大学肖传国雇凶报复案;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

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过五六遍, 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 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 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 不仅与国外同行, 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 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 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 短短7年的历史, 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 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 在茅草屋里上课, 在煤油灯下看书, 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 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 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的人才培养规律。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 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在教育问题上, 国外一流大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而中国则恰恰相反, 只准知道给定的答案, 只能回答给定的答案, 只准你死记硬背上面的标准答案, 不准你自己另寻答案。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说, 长期固守一种模式, 必致思维僵化, 头脑简单。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唯书是从, 唯上是从, 不折不扣地执行,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思维。这种教育方式的最终结果, 必然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头脑僵化机械的书虫, 而不是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环境和形势的可造就之才。——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诺贝尔科学奖 篇2

从诺贝尔科学奖看大学对科学的贡献

通过对100多年来诺贝尔科学奖数据的.统计分析,展现了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对科学的贡献:其一,获奖者多为大学教授;其二,获奖者出自全球251所大学;其三,世界一流大学是诺贝尔科学奖的摇篮.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诺贝尔科学奖的内涵”以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作了理性思考.

作 者：辛彦怀 王红升 XIN Yan-huai WANG Hong-sheng  作者单位：辛彦怀,XIN Yan-huai(石家庄经济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

王红升,WANG Hong-sheng(邯郸学院,河北,邯郸,056005)

刊 名：邯郸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NDAN COLLEGE 年，卷(期)：2007 17(4) 分类号：N19 关键词：诺贝尔科学奖   大学   科学  

诺贝尔科学奖离我们还有多远 篇3

我个人认为，我国的教育形势不容乐观，甚至还很严峻，迫切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要真正改革，就要改变我们的教育体制，改变教育评价体系，改变社会、家长、老师、学生本人对教育成果的评价标准。

现在，我们普遍的评价标准，都太急功近利，不利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团体、公民个体的持续发展。从小学开始，甚至幼稚园，学生的学习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升重点初中，然后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为什么呢？为的是就业！有不少的大学毕业生，没能找到中意的工作，就继续读研，也是为更好地就业！

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学习并非因为喜欢才学，研究也并非爱好才研究。

学生的学习目的如此明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太现实，是在社会、家庭、学校和学生自我的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教育之下形

成的。

首先，社会和家庭对一个人的评价，就很现实，往往把财富和职位看得很重，这就自然地影响择业观，于是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也许很多人都听说过美国总统杜鲁门弟弟挖土豆的故事：美国总统杜鲁门当选总统后不久，有位客人前来拜访他的母亲。客人笑着说：“有哈里（杜鲁门）这样的儿子，您一定感到十分自豪。”杜鲁门的母亲赞同地说：“是这样，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他同样是让我感到自豪，他现在在地里挖土豆。”一个做总统，一个挖土豆，但作为母亲，均从心底感到自豪，这不仅仅是出于母爱的本能，也是源于对人生的理解。

其次，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也太片面，过多地强调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而忽视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因此，我们的学生，考试考高分，甚至获得奥林匹克国际竞赛金获，可是缺乏科学素养，最终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高度还是不够。

《教育的55个细节》——一位美国优秀教师的教学心得，这个老师更多地关注的是学生的习惯、品德、情感、价值观。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教育评价标准，考核这个美国教师，成绩未必优秀，可能很难晋级，更不用说提干。英国物理学家牛顿，上剑桥大学，也值得我们深思：牛顿生于1643年1月4日，早产儿，体弱多病，家境贫寒，早年母亲改嫁，是他外婆抚养长大，小学中学的学习成绩不佳，14岁休学回家放牛。16岁时，在一次大风暴中专心测量风速，把牛放丢了。他的母校校长得知此事，写信举荐，后来就进入剑桥大学继续学习。在中国，你必须得通过高考或自主招生考试，看你的考分。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的基础教育搞得不错，理由就是我们的学生考分比较高。科研成果不突出，归结为大学教育有问题，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推脱。我不说我们大学的教学好不好，就说说我们自己，作为中学教师，谁都可能遇到过不少的好苗子，教师没花多少心思，沒花多少精力，他都成长得很好，学习成绩也很优秀，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学生基础好，也正是这个原因，各级各类学校才有激烈的招生大战，抢生源，抓优生。因此，科研成果不突出，与我们的基础教育密不可分。

要真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就必须把科学素养作为教学目标。为了把这个教学目标落实到教学活动中，就必须要改变评价标准，完善评价体系。不但要考核的学生知识与技能，更要考核、考查、量化评比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方法，学习生活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只有这样，我们的学生才能真正提高科学素养，拥有浓厚而专注的科学情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勤于实践的学习研究过程和方法、不断创新的强烈意识、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克服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远与近 篇4

在日前由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上, 几位国内知名院士专家预测, 中国人距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但缺乏原创、缺乏认真和执著是中国人尚未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

科学领域中国人距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

在科学家们看来, 中国人距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 其次是化学奖和生物学奖。近年来, 我国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备受国际关注, 此前也有国内外专家预测, 2017年至2025年间, 中国将会首次捧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物理学奖或化学奖的可能性最大。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指出, 中国的物理和化学从近代引进之后, 一直在发展和保持前进,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回国的那批留学生开始, 就一直在进行积累。而生物学在1949年至1970年经历了全世界转型, 这一时期我国没有或很少有留学生, 人才出现断代。相比之下, 我国的物理和化学研究更接近世界前沿。因此, 中国在物理学领域获得率先突破的论断“比较合理”。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郭光灿也表示, 在物理领域, 尤其是最近10年, 由于国家投入的增加, 国家科研实力大大提高。当国外提出信息时, 国内很快就可以跟上, 而且能出很有水平的文章。但他也坦言, “紧跟没问题, 也可以超越, 但要做到领先原创, 我们还有一定距离。”

郭光灿认为, 现在迫切的问题是, 中国要更多地鼓励原创性, 尤其需要一批对科学有追求的年轻人, 乐于做科学研究, 把它当做一种爱好, 而不是去单纯考虑获奖、职称等现实因素。“当我们拥有更多这样的年轻人参与时, 诺贝尔奖早晚要到来。”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江云认为, 近年来诺贝尔奖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就是很多的化学奖被授予了生物学家。他认为,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诺贝尔化学奖发给化学和生物相结合的工作。因此他建议, 从事传统化学的研究者们可以更加主动地和生物学家合作, 研究出更多造福人类的成果。但他也指出, 传统的化学并没有被诺贝尔奖所摒弃, 中国的传统化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也许中国科学家可能首先获得物理学奖, 化学排第二, 生物在第三”。

认真和执著是短板

在我国的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时代, 主要依赖认真和执著, 在生命科学方面出现了杰出成果, 有袁隆平1964年到1974年研制杂交水稻、张亭栋1973年发现砒霜治疗白血病、屠呦呦和523计划的合作者发现青蒿素、1987年王振义发现全反型维甲酸治疗白血病等。

在物质条件显著提高后的今天, 为什么我国科学界缺乏认真执著, 猜想也许与社会相关。

另外, 认真执著有多大的用处?也许一般社会上会有人担心:认真执著对于杰出的科学成就、对于社会的高度发展, 用处也许不大。

这里, 我们可以用科学方面的事实来说明, 只靠、或主要靠认真执著, 也可以做出重大科学成就, 也可以领先世界。

在饶毅看来, 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是实验科学, 其中各种成果20%—30%是很聪明的人做出来的;但70%—80%是工作平庸的人就可以做出来的。他认为, 本次与英国科学家约翰·戈登共同分享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就是后者中的一员。根据本领域研究的历史脉络, 山中伸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不是独创性的。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人却还没有获得?饶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很多科研人员“认真和执著不够”。他指出, 有时候在实验科学中, 别人做第1个实验, 后面的跟随者可以做第2、第3个实验, 也许当做到第29个实验时, 整个工作就会突然上一个台阶, 从跟踪变成创新。“但是中国目前没有跟踪的恒心, 一般跟进一下就转到其他方面了。”“聪明与否不是人们可以选择的, 我们对聪明的人在环境上要放宽, 不要压制他们的创新热情;但是, 对每个人来说, 认真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

郭光灿讲述了他的一个学生的故事。在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发论文的时候, 这个学生四年中一直执著于自己的研究, 埋头于实验室之中, 不去考虑多发几篇论文、多获几次奖为毕业增加砝码。临毕业时, 他仍没有获得成果。郭光灿看重他的钻研精神和研究能力, 依旧继续支持他的研究, 并给予他更好的待遇和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第五年时, 定律被证明出来了, 文章也获得了多方认可, 英国一个著名的研究所邀请他去做博士后。“临走时, 他和我说, 做不出成绩来我就不回来。”郭教授感慨地说, “在我们科学界, 这种人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的, 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取得原创性成果, 但目前这种人已不多了。”

是否存在完美的环境?

为什么科研工作者会越来越浮躁?专家们表示, 缺乏可以让科研工作者静下来的环境首当其冲。

郭光灿认为, 如今国家在科技经费投入上已经有了大幅增长, 经费已经不是制约科研进步的首要问题, 但现今的评价体系仍存在问题。他指出, 面对国家的重大需求需要, 有些科研成果的获得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 难度很大, 比如量子芯片;但这样的研究不容易立即获得成果, 不容易发表文章。“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下, 不容易出文章怎么留住年轻人?就算博士毕业不需要文章, 但没有论文的话用人单位也不会要;年轻人说我没有文章怎么评职称?”

郭光灿坦言, 目前年轻人对功利的追求占的比例和以前相比要大得多。“我们其实也不能够埋怨, 饿着肚皮搞科学, 女朋友都找不到, 就让他们一门心思搞科学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有几方面我们必须提倡, 我们应该给这些年轻人创造必要条件, 除了工作条件, 还有生活条件, 让他们能够体面地生活。”

“国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评估优秀与否不再基于文章数量, 而在于看你实际做了哪些工作。但这个改变还需要时间, 目前来说, 年轻人对那种做得很艰苦的、花时间的、不容易出成果的、对个人利益又不太有利的工作避而远之。”

王江云也指出, 现在中国研究所和高校里的年轻研究员和教授, 受到考核的压力比美国同龄人要大, “评估更加频繁, 考核更加严格”。考核频繁的结果是大部分年轻的科学家选择紧密跟踪、跟随美国、欧洲、日本的研究, 从而可以有保障地迅速发表一些高水平的文章。这样虽然能保证“紧跟”甚至“超越”, 但因为缺乏执著而深入的探索, 永远做不到“原创”, “而这才是诺贝尔奖最为看重的东西。”

诺贝尔科学奖 篇5

诺贝尔科学奖及其社会运行-纪念诺贝尔奖金颁发一百周年

本文简要考察了诺贝尔科学奖走过的百年历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科学发展的特点,重点探析了诺贝尔奖目前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本文认为,任何科学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社会运行都是与特定的科学活动方式相联系的,诺贝尔奖也不例外.

作 者：董华 韩永强 山西大学  作者单位：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山西太原 030006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R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2001 17(6) 分类号：C301 关键词：诺贝尔科学奖   大科学   常规科学   社会运行  

诺贝尔科学奖 篇6

长假第五日，诺贝尔奖揭晓第一日，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诺贝尔医学奖。

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半授予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以表彰他们在创新蛔虫疗法方面的贡献；另一半授予屠呦呦，以表彰她在治疗疟疾方面的贡献。

屠呦呦是谁？她的研究到底怎样的？

相比中国很多名教授名科学家名院士，屠呦呦从来不是媒体的宠儿。钛媒体编辑整理了近年关于屠呦呦各个渠道都并不算多的信息，帮你认识一个完整的屠呦呦。

屠呦呦生于1930年，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资料显示，屠呦呦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曾培训中医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前后分别晋升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

早已获得有着国际医学界诺贝尔之称的“美国拉斯克”大奖

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在2011年9月23日，将其2011年临床研究奖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拉斯克奖。

“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在讲述青蒿素发现的意义时说。夏皮罗表示，青蒿素这一高效抗疟药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屠呦呦及其团队的“洞察力、视野和顽强信念”，屠教授的工作为世界提供了过去半个世纪里最重要的药物干预方案。

屠呦呦说，她要终身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将中医药研究推向更高潮

看到这个，中医黑们会不会不高兴了，但是屠呦呦真的是这么坚信的，这是中国传统中医药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

在发表“拉斯克奖”获奖感言时，屠呦呦仍然中气实足，她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传统中医药多年来一直服务中国和亚洲人民，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她呼吁开展全球性合作，使中医药和其他传统医药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

连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也认为，屠呦呦教授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疗法转化为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使现代技术与传统中医师们留下的遗产相结合，将其中最宝贵的内容带入21世纪。

据科学网报道，2015年6月4日在屠呦呦获得诺奖前，她曾因在抗疟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哈佛大学医学院2015年度华伦·阿尔波特基金会颁发的荣誉。迄今为止，该奖已授予51位学者，其中7人后又获得诺贝尔奖，而她是首次获此奖的中国学者。

阿尔波特基金会颁奖委员会的科技顾问，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和传染性疾病研究中心主席戴安表示，“如果讨论科学发现的成功转化，青蒿素可以称得上是一百年来最重要的典型案例之一；这项工作是基础研究转化为药物并成功挽救生命的经典案例”

研究的抗疟疾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疟疾可以说是人类所遭受的一大酷刑，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仅在2013年，就曾出现2亿相关发病案例，导致了584000例死亡案例。

屠呦呦教授是中国中医科学院523工程的带头人，该项工程由中国政府设立，旨在寻找有效的抗疟药物。她和她的团队对能退烧降温的植物提取物进行了检测，并确定了其中能够抗击疟原虫的有效成分。

在发现该提取物能消除老鼠和猴子血液中的疟原虫后，屠呦呦教授和她的同事们不顾安危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确保该药有效安全。该团队最终成功研制出青蒿素药物，至今该类药物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抗疟药物，成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事实上，每年有4亿人份的青蒿素被使用于抗疟的综合治疗。

对人类的贡献不可取代

2009年，世卫组织在柬泰边境发现部分疟疾患者体内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抗药性，这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忧虑，担心疟原虫的抗药性使青蒿素这种抗击疟疾的有效武器失效。为此，世卫组织在疟疾治疗推荐方案中特别提出，要在确诊后节制使用青蒿素复方药物，以免疟原虫增长抗药性。林瓦尔德认为，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青蒿素类药物对全球抗击疟疾的重要作用。

疟疾是与结核病、艾滋病并称的全球最严重传染病之一，以致死率高著称。据世卫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有2.47亿人感染了疟疾，其中100余万人死亡，大多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非洲约每30秒就有一个幼儿因疟疾而死亡，而传统的抗疟药物奎宁因疟原虫的抗药性早已失效。

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从此青蒿素作为“中国神药”在世界各地显示奇效。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

“中国神药”给世界抗疟疾事业带来了曙光。世卫组织说，坦桑尼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近年来疟疾死亡率显著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泛分发青蒿素复方药物。仅在赞比亚，由于综合运用杀蚊措施和青蒿素类药物疗法，2008年疟疾致死病例比2000年下降了66%。

据悉，至2009年年底，已有11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达到100%，另有5个非洲国家覆盖率为50%至100%。而在2005年，仅有5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为50%至100%。

多次落选院士，曾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然而过去这几十年，屠呦呦在中国的命运却似乎并未与其贡献相符。

因文革历史条件所限，屠呦呦没有博士学位，也无留洋背景；另据了解，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她因此曾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据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叙述，屠呦呦不善交际，性格直率，也不会拍马屁。比如在会议上，她赞同就马上肯定；不赞同就直言相谏，并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第一位获奖者是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他的主要成就是对白喉血清疗法的研究。在所有获奖者中，最年轻的32岁，最年长的87岁，平均58岁。其中还有11名女性获奖者。

如今，屠呦呦成为了第一位中国获奖学者。

屠呦呦自述：成功来自于190次失败之后

屠呦呦之前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很少。最近，她一篇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中药的馈赠》论文，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月刊《自然》上发表。宁波一位赴美留学的生物化学博士翻译了全文刊登在中国媒体上，才得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中国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以下内容都来自这篇论文中屠呦呦的自述。

她说，提取青蒿素的成功，是在190次的失败经历后姗姗来迟的。

中药西晋葛洪的处方给了屠呦呦灵感。1971年10月4日，我第一次成功地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个解决问题的转折点，是在经历了第190次失败之后才出现的。”

屠呦呦曾说，“我一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参与研究中国草药。从1959年到1962年，参加了为有西医背景的医生准备的中医培训班，这引导我走向中药那些美丽的宝藏。”

“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在屠呦呦看来，青蒿素是古老中药的真正馈赠，用中国医药帮助世界各地人们战胜危害是她最大的梦想。

责任编辑/卓琳

诺贝尔科学奖 篇7

严家荣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天文学会副秘书长(天文)

赵之珩天津科技馆顾问,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

李梅南京中山植物园高级工程师(植物)

翁德宝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生物系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协理事(生物)

田如森太空探索杂志社社长、总编(太空)

尹怀勤中国科普作协常务理事,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研究员(航空航天)

钱竞光,中国运动生物力学学会委员,南京体院运动人体科学系主任、教授(体育科学)

刘永青南京科宇勘察公司高级工程师(地质学)

浦泳修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新研究员(海洋)

王小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古生物)

诺贝尔科学奖 篇8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发表的科学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被引次数上都具有相当规模[2]。我们以1981~2005年55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为例,从科学计量学角度分析其科学论文的质量,同时试图评价使用被引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评价科学论文质量的质量。

一 资料来源

有关原始数据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根据我们提交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专题检索提问单》,自以下数据库采集综合。

①http://nobelprize.org/

②ISI (Institur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美国科学情报所) web of Science数据库

③ISI的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证报告)2003数据库 ④http://www.almaz.com/nobel/

二 结 果

1981~2005年55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在发表第一篇论文起到统计当年(2005年)的79年里共发表论文15 019篇,其中包括被引次数值缺失的46篇;被引次数为0的2 263篇,占总论文数的15.07%;被引论文12 710篇,占总论文数的84.6%。单篇最高被引次数14 488次;发表在有影响因子(2003年)期刊上的论文12 744篇,占总论文数的84.85%,最高期刊影响因子为53.351,发表论文最多的期刊的影响因子为10.272。

(一)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科学论文被引次数时间分布

论文发表年限为统计年(2005)减去论文发表年的差值。发表年限分组为、(2,5年、(5,10年、……、(70,75年、76年及以上,记为~2、~5、~10、……、~75、76+。

将55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等比例(15%)分组,得到7个被引频谱段,不同发表年限论文的被引频谱分布见表1。~2组段的论文,由低被引频谱到高被引频谱所占比例逐渐降低;~5组段的论文,较低的2个被引频谱段比例较~2组段的论文减少,较高被引频谱段比例增加,且被引频谱段越高增加幅度越大;~10和~15两组段的论文依然表现为低被引频谱段比例下降,高被引频谱段上升;发表年限更长的论文,这种变化趋势不太明显。

零被引率曲线总体上呈下降走势,随着发表年限的增加零被引论文的比例下降,在发表后2~5年里下降明显,之后下降趋势减缓(图1)。各组段发表论文被引对数频数分布显示,各年段被引对数近似正态分布,前两年内有被引的论文数量和被引次数均较低,第2~5年两指标均增加明显,第5~10年继续快速增加至分布基本定型,10~30年里高被引论文数量和比例有增长趋势(图2)。

最高频谱段被引次数≥225,其数量占到总论文数的9.98%。本文将被引次数在最高频谱段的论文定义为高影响力论文。图3为高影响力论文被引频次时间分布曲线,其中实线表示各时段论文数量,虚线为高影响力论文所占比例,为缩小论文数量与比例之间量值的差距便于图中展示,使用千分率(‰)表示构成比。图3显示,发表0~5年内被引次数大于225的论文数量极少,5年后随着发表年限的增长迅速增长。被引225~500次的论文在发表15~20年里达到顶峰;500~1 000次的论文在发表16年后达高值,并持续到发表后30年;≥1 000次的论文增长幅度相对小且时间后延,发表10年内鲜有出现,之后缓慢增长至25~30年间达到最多。从各被引频谱段论文所占比例来看,增长幅度均低于绝对数量,高峰后延5~10年。在41~45组段,各被引频谱数量和比例一致出现局部小高峰,可能是科学界的“迟发现象”。60年之后各组段高被引论文数量几乎为0,论文总数最多也仅有29篇,因此比例曲线上出现局部高峰可能是个“假象”。

(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科学论文被引次数与期刊影响因子关系

对55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总论文、高影响力论文和高影响因子论文分别作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两指标进行Spearman秩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分别为r总=0.368,r高引=0.099和r高IF=-0.255(P<0.001)。

不同发表年限论文的被引次数和发表期刊影响因子两指标Spearman相关系数与发表年限的关系如图。当年发表论文两指标相关系数波动较大,总体上有先增后降的趋势,至发表后39年二者相关系数无统计学意义。当年及之前累计发表论文两指标相关系数变化平稳,也表现为先增后降,至发表后39年二者不再相关。(见图4-5)

(三)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获奖前后科学论文被引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获奖前后总论文的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两指标分别进行的Mann-Whitney 秩检验显示,其获奖前后论文的被引次数存在统计学差异(P引<0.001),影响因子无统计学差异(PIF=0.082)。(见表2-3)

关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被引次数≥225的高影响力论文,获奖前后Mann-Whitney秩检验显示,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两指标均有统计学差异(P引=0.011,PIF=0.001),被引次数平均秩次获奖前高于获奖后,影响因子正好相反(P引<0.001,PIF<0.001)。

将55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等比例(15%)分组,得到7个影响因子频谱段。最高频谱段IF>26.626,由于统计当年《细胞》的影响因子正好为26.626,作为自然科学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期刊之一理应纳入极高影响力期刊群,因此我们将IF≥26.626的期刊视为极高影响力期刊。获奖前后的极高影响力期刊群论文,经Mann-Whitney秩检验显示,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两指标均有统计学差异(P引<0.001,PIF<0.001),且平均秩次均是获奖前高于获奖后。

三 讨 论

(一)关于学术产品质量的评价

学术影响力首先是哲学知识论的或科学社会学的概念和范畴[3],从这个理念来看,“真正的学术影响力,只能产生于学术成果的精神生产过程之中,取决于这个生产过程及其结果是否带来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从而与这种精神产品的思想性、创新性与规范性成正比。严格地或者科学地说,学术产品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及其思想性是无法被数学工具所测量的,而学术产品蕴含的科学精神及创新性、规范性也是难以测量的”。思想性、创新性与规范性反映的正是这些学术产品的“质量”。然而,至今关于学术产品的“质量”还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定义和直接有效的测度指标。

科尔提出过“质量”的绝对定义和社会定义[4],考虑到实践操作的可行性,最终选用了社会定义。这种定义的哲学依据是,没有绝对真理,真理是由社会决定的,即“某人的工作质量高是指他的同行认为这项工作现在是有用的,……这个思想是有价值的”,能为读者提供有用的新知识,能对读者有所启发和促进[5]。因而,当前学术产品质量评价的现实哲学依据是,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查阅、引用,是涵盖宽泛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更大规模的成果评估活动,比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间召集某一批专家学者对多项科研工作进行成果评估得出的结论可能要更科学、准确和有说服力。

一般来讲,相对于同领域低影响因子的期刊,高影响因子期刊所刊载的论文总体上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实质上,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在一定时域内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率,其计算是建立在大样本统计基础上的,可以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但对于单篇论文的评价而言,准确性是具有概率性的,有时会出现失真现象[6,7]。此外影响因子每年都有变化,且变化规律尚不清楚,因此我们所采用的2003年的影响因子是否有偏差或者偏差有多大,目前无法估测,期待寻得影响因子的变化规律后对研究结果进行校正。

(二)关于论文被引次数时间分布研究的方法

不同发表年代的论文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尤其是学科“范式”形成或者转变时期,而且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制定的政策带有一定倾向性[6],这些都会对论文价值的认同接受乃至引用产生巨大的影响。本研究中被引次数的时间分布是基于横断面研究,该方法是静态的描述,只能说明同一时期不同发表年限论文被引次数的变化,而不能说明不同年代发表论文各时间段的被引趋势,无法测得“时代”的印迹。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历时法(diachronous method)”引文分析可以动态地反映文献被利用的过程。“历时法”是指以某一时期(比如某年)发表的文献为统计观察对象,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比如一年)统计发表后的被引频次,然后对逐一时间间隔的被引频次做各类分布的计量研究[8]。历时法可以忠实地记录文献的整个生命过程,当然这是文献自身影响力、学科发展、科技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流行病学中的出生队列分析,不仅可以明确地呈现被引次数与时间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探明发表年限、所处时代特点和“暴露”经历在被引次数变化中三者的作用[9]。该法是将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划归为一组成为出生队列,对其跟踪随访若干年以观察被引情况。后二者需要有强大的引文数据库才能完成。要明确生物医学领域科学论文被引次数与时间的关系,确定本学科领域期刊影响因子的最佳时间跨度,有待进一步做科学论文的历时法研究;要探讨分析该领域科学论文被引频次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引文模式的变化,须进行出生队列分析。

(三)关于期刊影响因子的时间跨度

1981~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发表论文被引次数在发表后10年内增长明显,高影响力论文的被引高峰更迟。因此对于生物医学领域而言,当前期刊影响因子两年的时间跨度已不能反映生物医学领域论文影响力扩散规律,应当选择更长时间(如5年)以适合该领域论文的被引规律,以引导期刊避免“短视”,发掘真正高影响力论文。有研究显示生物科学类论文的引文峰值较为滞后,引用峰值出现在发表后3~5年[10]。

(四)关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获奖前后论文的比较分析

我们预先假设所有期刊影响因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变化不大,而且变化的方向和幅度不影响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序;同时,考虑到科学论文产出的指数增长,我们再假设所有期刊影响因子亦呈增长趋势。

在这两个假设前提下,相同质量的论文,不论发表年代如何都有相同概率刊载于影响力相当的期刊,如此看来获奖前后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应该无明显差异。总体上看论文被引次数随时间增长而增长,获奖前论文自然会高于获奖后。

论文的被引证频次,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论文在发表后第一年或第二年的被引次数,决定了期刊的影响因子。不同论文的被引规律是不一样的,有的短期内很热,被引次数快速增长,但很快转而变冷;有的属“迟发现象”,发表多年之后才被发现具有很高的价值,其被引次数的增长就表现为先慢后快[11]。前者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贡献会明显高于后者。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论文相当一部分属于前一类,这类论文被引次数增长的后劲较小,因此影响因子和被引次数同步,获奖前高于获奖后。

被引次数≥225的高影响力论文,其被引次数的增长多发生在发表后6~20年里,被引次数越大被引高峰越晚,可见,比较而言,获奖前论文具有时间优势,被引次数更容易表现为获奖前高于获奖后。诺贝尔奖的获得势必会增加论文作者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作者声誉的提高会减低论文发表的难度[12],这样获奖后发表论文具有了声誉优势。如此高影响力论文的被引次数和影响因子各居一端,被引次数是获奖前高于获奖后,影响因子反之。

总之,被引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都不是论文质量的全面、直接的反映,而是从不同角度对论文影响力的反映;至于时间优势和声誉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尚无法断定哪一个更胜一筹。因此,依据被引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两指标对55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获奖前后发表论文比较的意义不大,进而提示仅仅依据这两个计量指标对科学论文质量的评价结果不一定可靠。

四 结 论

(一)期刊影响因子计算中论文被引的时间跨度当前定为两年,这已不能反映生物医学领域科学论文影响力扩展规律,需要适度延长,将有助于引导期刊避免“短视”,发掘更多真正高影响力论文。原始性创新超出了现有的学术范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很难用现有理论和知识评价其学术价值,验证、理解及社会认同,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13]。

(二)在科学论文质量评价中过度依赖被引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等计量指标,忽视其产生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的现象,机械地将科学论文评价等同于文本评价的现象,同行评议越来越注重和依靠文本机械量化的现象,都是忽略科学论文质量评价真正目的的反映。只有寻找和把握科学论文评价中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联结点,才是科技评价制度创新的动力。

摘要：文章以19812005年55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为例,用被引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两个指标进行了其科学论文质量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发表论文被引次数在发表后10年内增长明显,高影响力论文的被引高峰更迟。提示期刊影响因子计算中论文被引两年的时间跨度需要适度延长,以引导期刊避免“短视”,发掘更多真正高影响力论文;指出过度依赖文本计量评价的做法是机械的,只有有机结合定量与定性评价,才能真正实现科学论文质量评价的目的。

诺贝尔科学奖 篇9

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本期聚焦2015年1 0月5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〇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 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 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当晚, 受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委托,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前往屠呦呦家中表示祝贺。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对屠呦呦获奖的贺辞中表示, 屠呦呦的获奖, 表明了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研究的深切关注, 表明了中医药对维护人类健康的深刻意义, 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 是中国医药卫生界的骄傲。“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对防治疾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 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5日晚间, 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 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据介绍, 屠呦呦1930年出生于宁波, 多年来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 目前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2011年时, 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曾将其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屠呦呦, 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治疗疟疾的药物, 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个旨在表彰医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的大奖, 是生物医学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项大奖。 (来源:新华网)

诺贝尔科学奖 篇10

你知道吗?人的大脑中也有一套“GPS”。你认路能力的强弱就和大脑中的GPS有关。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3名获奖者就是发现了大脑中GPS的奥秘。

获奖者及其研究成果

发现了帮助人们确认自己身在何处的位置细胞。

发现了帮助人们记忆和规划行走路线的网格细胞。

如果位置细胞和网格细胞失灵了,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识别位置:从老鼠走迷宫现象中获得的发现

40多年前(1971年),美国科学家奥基夫曾训练过一批小鼠走迷宫。他利用一种特别的手术,在小鼠的大脑里安装了一些微型电极。这些电极可以记录大脑细胞活跃时放出的电信号,并把这些电信号发送到记录仪上。

结果,奥基夫发现这些小鼠走到一个有特殊标记的位置时,大脑中的一些细胞十分活跃;而到了下一个有特殊标记的位置时,另外一些细胞变得很活跃。奥基夫认为,小鼠大脑中的这些细胞就是帮助大脑定位的位置细胞。在所有位置细胞的共同努力合作下,小鼠可以记住迷宫内各个有特殊标记的位置,并利用对这些位置的记忆描绘出一张迷宫地图。由于所有动物的大脑有相似之处,科学家推测人们的大脑里也有位置细胞。奥基夫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小鼠的所有位置细胞都集中在大脑海马区的某个特殊区域。

★网格细胞设置路线

然而,光有不同位置所形成地图还是不够的。如果大脑只能记住一个个不同的位置,我们还是不可能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中找到回家的路。只有把这些位置按照合理的顺序连接起来,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路线,才不会走冤枉路或迷路。那么,是什么细胞来帮助大脑处理位置细胞所获得的信息呢?这个问题迷惑了科学家整整34年。

直到2005年,莫索尔夫妇才发现,大脑中还有另外一种细胞,那就是可以记忆和描绘路线的细胞。莫索尔夫妇的研究套路还是让小鼠走迷宫。因为迷宫有许多岔口,如果只记住特殊的位置,记不住岔口处要走的正确方向,那就会进入死胡同,就像我们有时会在十字路口迷路一样。

莫索尔夫妇发现,小鼠经过几次的尝试和学习,居然可以判断出岔路口的正确路线。他们认为,小鼠已经具备了在大脑中描绘正确路线图的能力。显然,这种能力并不来源于位置细胞。电极的测试结果也是如此:小鼠在岔路口选择路线时,大脑活跃的细胞并不在位置细胞所在的海马区,而是在附近一个叫内嗅皮层的区域。

由于这些细胞活跃时放电的图样像网格,莫索尔夫妇没有像他人期待的那样称这些细胞为导航细胞,而是称它们为网格细胞。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网格细胞不仅可以辨别运动的方向,还可以辨别运动的距离、道路的边界。也就是说,网格细胞可以让我们找到一条合理的路线和运动轨迹,不会迷路,也不会越出道路。

★思维定势让很多科学家白忙乎

为什么从位置细胞的发现,到网格细胞的发现相隔了整整34年?是思维定势让科学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由于海马区是公认的主管记忆的区域,在奥基夫在海马区发现位置细胞后,科学家总是在海马区忙活,企图在海马区再找到识别路线的细胞,结果没有想到谜底在海马区之外的内嗅皮层。

如果说位置细胞帮我们描绘一张张地图,那么网格细胞则帮我们设计一条条路线。如果说位置细胞帮助我们选择起点、途经点和终点等位置,那么网格细胞则把这些位置串起来,起到导航的作用。两者合起来,就构成了我们大脑中的定位导航系统。

定位导航能力是动物大脑的基本能力之一。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动物就不能在自然界中主动地参与觅食、交友等活动,动物也就很难由低级向高级进化,人类也就不会出现在地球上。

★不会迷路的超级战士

俗话说:老马识途。然而,老人们并不一定识途。有的爷爷奶奶到了一定年岁后特别容易迷路,他们一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这是因为他们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更为科学的说法是阿尔茨海默病。得了这种病就如同汽车的GPS失灵了。

在弄清楚包括位置细胞和网格细胞在内的识路细胞的作用之后,科学家希望能借此开发出一些增强和改善这些细胞功能的药物,重启老年痴呆患者大脑中的GPS,让他们重新拥有识路的能力。因此,研究大脑中的GPS在医学上具有实际的用途。

在危机重重的战场上,如果不能按照正确的路线前进,随时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因此,强烈的空间感和识路能力对战士来说特别重要。科学家希望未来通过基因改造的方法或是药物刺激的方法,能够升级健康人大脑中的定位系统,打造出具有极强空间感和特殊识路能力的超级战士。这些超级战士能够随时发现环境中的异常变化,找到一条能够有效避免潜在危险的合理路线,顺利地完成侦查、爆破、诱敌、杀敌等作战任务。

诺贝尔科学奖 篇11

大家熟知的“以毒攻毒”，就是一种免疫学治病思想，至少在公元四世纪时，古代中国人已将免疫学进行临床应用。晋人葛洪在科研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炼丹、医药等都有建树，在其《肘后备急方》中有一“疗犬咬人方”，便是免疫学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

“疗犬咬人方”点明，在被狂犬咬伤以后，把咬人的那只狂犬杀掉，将犬脑敷贴在被咬的伤口上，便可以防治狂犬病，即所谓“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狂犬的脑中含有大量狂犬病病毒及病毒抗体，此方就是“以毒攻毒”，以提高抗病能力，这也是人类狂犬病预防接种的发端。

古人在免疫学上最骄傲的成果，当属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人痘法”。

天花，古称“虏疮”，此病约在公元一世纪的汉代传入中国，因为是从西域俘虏身上传染的，所以时人称为“虏疮”。

天花传染很快，死亡率极高，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天花几乎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头号疫病。终于在十六世纪时，中国人发明了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痘接种法”。据清俞茂鲲《痘科全镜赋集解》中所记，在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县 （今安徽太平县） 开始种痘，由此推广到全国。

人痘接种法不久便传到国外，后来更为安全的“牛痘接种法”都是在此基础上发明的，数不清的人免于天花之灾。

莫言:我们的诺贝尔文学奖 篇12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 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至此, 自8月国外博彩公司公布赔率以来, 种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猜测的争鸣也终于偃旗息鼓。

2009年, 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2012年8月欧洲“全球博彩”公司 (Unibet) 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 莫言以1赔5.5位列第一, 而日本诺奖热门村上春树则以1:8的赔率紧随其后。莫言赔率第一, 引发国内外媒体及作家热议。瑞典最大日报《每日新闻》、德国《波茨坦新闻报》等外媒纷纷表示看好莫言, 而麦家、崔永元等国内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力挺。针对“被诺奖”, 莫言专心写作, 不发表任何看法。而8月25日, 作家张一一又造谣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马悦然。莫言发微博反击怒斥, 并在此后拒谈诺奖。

多年来跟踪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并出版相关著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瑞典文学院很久以来就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 汉学家马悦然被选为文学院院士,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院需要有精通中文的专家来准确解读中国。长期以来, 莫言的作品如《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等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 而其由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翻译的巨著《生死疲劳》今年刚在瑞典成功出版, 在哥德堡国际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莫言此次得奖, 可谓众望所归。

回望坎坷诺奖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献媚?贿赂?诺奖青睐却引“《蛙》”声一片

2009年, 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然而, 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造的这第11部长篇小说《蛙》, 在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奖青睐之余, 却被人指责, 说小说中的日本人暗指大江健三郎, 这是在讨好诺贝尔奖。对此, 莫言表示:很多人说我是向洋人献媚, 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 今天去献媚, 明天去示好, 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认为:莫言挖掘了计划生育主题, 而西方又对中国的这种举措存在很多歧视和误解。莫言从一个辩证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这样文学主题是比较受欢迎的。

8 月25日, 媒体又爆出作家张一一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的新闻。张一一在微博上表示:“2012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赔率高居第一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大伙儿知道‘指鹿为马、道貌岸然、一点儿也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 翻译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四个作品收取了多少的好处费吗?”

在受到攻击后, 莫言按捺不住愤怒, 发布微博回应造谣:“针对张一一在其微博上传播的谣言, 本人郑重声明:截至到目前为止, 我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 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我对造谣者深恶痛绝, 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并对蒙受不白之冤的马悦然先生深表歉意。”至此, 沸沸扬扬的“贿赂门”事件才终于告一段落。

▇赔率第一“被诺奖”, 淡然闭关作新篇

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的欧洲“全球博彩”公司 (Unibet) 今年8月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 莫言以1赔5.5排在第一位,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1赔8排在第二位。荷兰作家赛斯·诺特博姆、意大利作家达西亚·马莱尼和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奥茨并列第三位。从该公司押宝的历史成绩上看,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帕慕克、2009年的赫塔·米勒, 以及2011年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都曾被Unibet相中。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着,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值得一看。

与此同时, 国外媒体也对莫言热情追捧。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9月25日以“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热门”为标题, 专门介绍了莫言、村上春树以及美国民谣之父鲍勃·迪伦等人的情况。德国《波茨坦新闻报》10月8日以“莫言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为题称, 这是一个伤口, 每年都会受伤, 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赢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虽然高行健获得过, 但他是以法籍华人的身份。不过, 这个伤口在未来一周内很可能愈合。德国《图书报道》则认为, 今年将是一场“亚洲的竞赛”。法国《世界报》称, 两名亚洲作家最有可能获得本次文学奖,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这个奖的竞争意义很特别。不过, 也有瑞典媒体认为, 上述预测只是在文学奖公布前的一种预热和调侃, 不能当真, 历史上在博彩公司排名第一位的候选者很少得奖。

针对赔率第一, 莫言始终不愿谈起这个话题, 他曾说“忘掉所有的奖项是作家最高的选择”。在接受采访时, 他也表示: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 但在它的历史上, 也确实有很多作家缺席, 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 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 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 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 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

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 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说:“他不是特别在意, (只是) 觉得作家成为博彩业赌注很有趣。莫言是个低调谦和的人。莫言自己也从不提诺奖, 作家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陈黎明称莫言已经回山东高密写新的作品, 面对大家那么高度的关注, 莫言很低调, “想安心写作品”, 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来前, 不接受采访。

莫言难能可贵地坚持着自己的写作立场, 从《红高粱家族》到《檀香刑》、《生死疲劳》、《蛙》, 在以英、法为主流的阅读市场中, 莫言的作品是被翻译最多、最精准的华语文学作品。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认为, 莫言用国际化的措辞, 构思, 来书写中国化的内容, 使得外国文学家“能看懂莫言书中一些意义, 能接受他的表达方式”, 因此莫言备受青睐。《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则分析称:在欧美国家, 一般而言, 中国作家得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莫言的作品在国外出版之后, 得到了核心文化圈的认同, 莫言作品的丰富性被更多人所知。或许, 这就是莫言今年离诺奖最近的主要原因之一。与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打过交道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曾预言说, “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 我看好莫言。”法兰克福书展总裁于尔根·布斯也曾说:“在很多西方评论家眼中, 莫言是有希望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作家。”

在莫言和村上赔率榜上有名的消息爆出后, 麦家、崔永元等都曾表示过希望莫言此次能够获得诺奖。其中, 最有趣的还要属因翻译村上春树作品而闻名于世的林少华, 他调侃道:“如果村上春树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 于我个人也有好处, 但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还是更希望莫言能得奖。”

实际上, 今年和莫言一起位于前列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各大博彩公司赔率表前三。此外, 中国诗人北岛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因此, 不少作家学者也呼吁广大网民理性对待诺奖及诺奖赔率。马悦然 (诺奖评委) 在复旦座谈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 就是瑞典几个看不懂欧洲以外文字的70岁以上的老头子, 按照他们独特的口味评出来的一个奖, 不必太重视。中国人之所以这么看重诺贝尔文学奖, 就是本身太歧视文学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鉴于诺奖评选过程十分严格, 从未提前解密, 当前对于莫言获奖的各种猜测更多是一种新闻炒作, 对颁奖本身没有太大意义。对于中国民间和舆论对今年诺奖表现出的极大热情, 周宁认为, 这反映出一种急于被西方主流文明认可的心态。中国人愿意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做是一个代表最高级别认可的奖项, 因而产生对它的崇拜, 这就可能走进误区。我们应保持心态平衡, 得不得奖绝不影响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学者看《蛙》

▇童庆炳:直面计划生育, 充满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张力

媒体把《蛙》定位为计划生育题材, 就像以前的农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宣传策略。但计划生育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题材, 它存在一个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矛盾的问题。从历史理性的角度, 国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的国策是没错的, 但是从人文关怀这个层面上考虑, 这又是令很多人特别是农村人无法接受的。面对这个题材, 莫言的处理是非常巧妙的, 他依然把小说写得很精致, 巧妙之处在于他以给日本友人写信的方式来讲述姑姑的故事, 以及与计划生育相关的事情。因为是写信的方式, 他不可能和盘托出, 他要适可而止,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段惨痛的历史, 同时又进行了淡化的处理, 让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有了张力。同时也正是因为采用这种写法, 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冲击力。我觉得要真正面对这段计划生育史, 应该有一些更残酷的东西, 一些突破人性底线的东西, 而《蛙》写得还不够深入。

▇梁振华:蛙——孕育生命的意象, 考量民族对生命的态度

《蛙》的题目十分有意思, 在剧本部分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为何以“蛙”为题, 从青蛙到女娲, 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 认为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现实中, 蛙是壮族的图腾, 象征人类强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 这也是剧本中蝌蚪关于精子精彩对话的内蕴。计划生育是传媒宣传小说的一种策略, 作品根本不是仅仅写计划生育的, 我觉得它有更宏大的意图, 它写到的是孕育生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孕育生命, 莫言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 即妇科医生姑姑这个人物形象, 而不是孕妇、孕妇的丈夫、孩子的角度, 从妇科医生对生命的客观、冷静的角度出发, 描述若干个主体对生命的态度, 包括孕育者、职业接生人对生命的态度, 但更宏大的意图在于时代、社会对生命的态度。依据人道主义观点, 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恰恰在中国这个独一无二受到了质疑, 把时代历史对生命的态度最终指向一个民族对生命的认识。

▇张清华:由宏大叙事转向历史横截面的小动作

我们知道, 莫言过去的很多大作品给读者带来很强烈的冲击, 来势汹汹, 主题和结构都是很宏大的, 时间跨度是很长的, 从《透明的胡萝卜》、《红高粱》到《丰乳肥臀》都是如此。特别是《丰乳肥臀》, 讲述的是一个世纪的完整历史, 《檀香刑》则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大主题, 《生死疲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被各种政策不断折腾的历史, 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和抱负。而读《蛙》, 我感觉到莫言的求变思路, 这可能是一个作家创作到一定程度、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 他想来个小的动作。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动作偏轻了些, 它故意使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段来写小说, 正像莫言所说, 这是一种“节制”。相比于此前小说从头至尾的紧凑、饱满、大气磅礴, 刚开始阅读时我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很松弛;待读到三分之二时, 小说叙述开始紧张起来了, 节奏加快, 情感的浓度加强, 作品的力量也显示出来了, 其对当代中国一个大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的强烈关注, 对历史创伤的关怀, 试图进入历史的决心就凸显出来, 所以我觉得小说越往后读越感觉到好, 这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

莫言获奖感言: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紧密相关

1 0 月11日晚在山东高密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 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说:“非常感谢大家跑到我们高密来, 这本来是一个有红高粱的季节, 可惜现在不种红高粱了, 我估计你们都没有看到过。”

接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莫言正在吃饭, “我有点吃惊。”莫言说, 现在有很多优秀的作家, 他排得相对靠后, 让他这个相对年轻的作家拿这个奖, 很惊讶。

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东北乡”传奇的莫言对自己的家乡一往情深, “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 ”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 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 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 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 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 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 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 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 一直是写人, 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在此之前, 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舆论众说纷纭, 也有一些人对他提出质疑。对此, 莫言说:“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 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把自己放在众声喧哗之中的机会。持续半个月之久的网络大战, 也是认识自我的最佳机会, 让我知道我有哪些缺陷和不足, 也让我知道了有哪些宝贵的东西需要坚持、发扬。”

对于此次同样呼声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莫言说, 他与村上没有直接交往, 但互相也通过信息, “我想他也创造了他独特的文体, 他也描述他所熟悉的这种生活。他的作品也是非常优秀的, 完全具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

莫言小传

莫言 (1955年2月17日-) , 原名管谟业, 生于山东高密县,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 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 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 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 天马行空般的叙述, 陌生化的处理, 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 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 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1955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 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 后因文革辍学, 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加入解放军, 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 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 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997年脱离军界, 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 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0年《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2001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

2003年《檀香刑》获第1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2005年再次失手于茅盾文学奖。《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6年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获颂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6年12月15日, 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 莫言以345万元的版税收入, 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0位, 引发广泛关注。

2007年7月出版散文集《说吧, 莫言》。这套书分为三卷, 约100万字, 全面展示了莫言的心路历程。

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首奖。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系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

2009年12月, 出版长篇小说《蛙》, 创作手法别具一格, 小说由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 讲述了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 表现一个时代的难和痛。

2011年8月, 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11月, 受聘请为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2011年11月24日下午, 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选出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委会副主席, 莫言当选副主席。

莫言作品大全

长篇小说:

《红高梁家族》、《食草家族》、《酒国》、《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红树林》、《丰乳肥臀》、《蛙》、《月光斩》。

中篇小说:

《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爆炸》、《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筑路》、《藏宝图》、《欢乐》、《红蝗》、《父亲在民夫连里》、《拇指铐》、《白棉花》、《战友重逢》、《怀抱鲜花的女人》、《红耳朵》、《梦境与杂种》、《模式与原形》、《锁孔里的房间》、《幽默与趣味》、《牛》、《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司令的女人》。

短篇小说:

《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透明的红萝卜》、《会唱歌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