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文章（精选7篇）
论苏轼文章 篇1
苏轼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 一蓑烟雨任平生
论苏轼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
文如其人，一个没有旷达胸襟的人很难想像可以写出如此旷达的作品。中国历代都有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但是在失意中还能写出如此大量名垂千古的旷达之作的，东坡是第一人。本文拟从苏轼的作品来分析 苏轼面对逆境时超然自适、旷放豁达的人生态度。
处于政治夹缝中的苏轼总是被打击的对象，一贬再贬。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性格中耿直刚毅的一面。
一腔忠君爱国之心，却被见疑流放。在黄州的这段时间，成了苏轼最失意的日子，也是一段生活上穷困潦倒的时光，但是虽然处在恶劣的环境中，他却依然保持着旷达的心胸，傲岸的心性，从容面对，淡然处之。正像他在黄州所写的《定**》那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然而厄运没有到此为止，59时苏轼又受到了政治迫害，被流放到时为瘴疠之地的岭南（广东惠州），三年后，再贬到荒僻异常的海南（海南儋州）。直到65岁才遇赦北归，此时的苏轼已经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年，长期的流放生涯，恶劣的生存环境，使苏轼在一年后就病逝了。
综观苏轼的一生，正像他自嘲的那样：“心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虽然在政治上苏轼空有满腔抱负无法施展，但是在逆境中苏轼却创作了大量名震文坛的盖世华章。从他的作品中，让我们来细细体会这位坎坷一生的大文豪面对逆境时人生态度吧。
一、处变不惊，执着追求
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苏轼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率真，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明知与当权者相左，仍保持独立见解，不阿附权贵，不投机取巧。“一肚子不合时宜”。当风雨袭来的时候，苏轼没有见风使舵，也没有惊惶失措，而是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他相信风雨总会过去，太阳总会出来。就像普希金的诗中所写的那样：“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因此他履险如夷，泰然自若。“乌台诗案”使苏轼受尽凌辱和折磨，尝尽世态炎凉，身心受到重大打击，从监狱出来后，来到黄州，在这最落魄的日子里，“回首向来萧瑟处”在他看来却已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晚年他被放逐到更为荒远的岭南，由于荒山路远，生活条件艰苦，许多人把岭南当作是不归之路。然而苏轼来到了惠州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悠然自得地酣然入梦，结果后来他又被迫渡海，离别亲人，白首投荒来到海南。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依然满不在乎：“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我认为，这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正是苏轼独立不倚的政治操守的象征，他自甘孤寂，不随俗俯仰，这是多么高洁的品性。
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信念在苏轼的身上始终执着坚定。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这样评价他：“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恶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身害。用此数困于数，然终不以恨。”苏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乌台诗案”就是以文字获罪的，但是他仍然不改其志，在屡遭贬谪的晚年，写下了批判现实的力作《荔枝叹》，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极大愤慨，在厄运面前，他从不屈服，而是坦然面对，恪守道义，讲究风节。
二、随缘自适、超然物外
苏轼有兼济天下之志，也有经世报国之才。《宋史》（《东坡先生本传》）中记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当时的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也很赏识他的才华，曾兴奋地对梅圣俞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不仅如此，“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明·李绍）苏轼在文坛中的声望，达到了“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的地步，可谓是当朝第一名士，而且也曾经位极人臣，显赫风光。然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苏轼一次又一次地抛上抛下。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很容易使人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念头，苏轼没有。
他嘲笑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去欣赏当地的鱼肥水美、竹茂笋香。在逆境中他抱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的态度随缘自适。
三、寄情山水，力求超越
夜不寐，前尘恍惚如隔世，悄然谢幕。情难绝，泪眸问花花不语，独对空闺，花残无人叹。孤枕邀落寞之怨，彼岸是谁频频呼唤，令我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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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的岁月，魂无处归，离人泪，不忘黯然。炊烟升腾，撩起难言的心事。痴情如此，无情亦如此，谁怜我？
挣断琴弦，离别的回眸，成了清灰色的恨。记忆寻旧人踪迹，不知何方。柔情满腹，芳草荒芜，思情乱纷飞。敞心扉，惘然若梦，落红飘飘，谁与我共婵娟？过客挽不住，往事烟消云未散。寄予笔端一腔感伤，幽怨自我，垂柳听风弄舞。
心乱如麻，乱花沉醉，红霞描梦似千百年。
久久不言，一夜春风带来满地伤寒，轻颤指尖。夜漫长，愁肠心间，眼帘低垂，雨中潮湿了伤痕。点点忧伤，乱了心绪，过眼烟云，尘埃飞扬，呓语断续，不堪回首，相思淡淡亦浓浓，眉梢情字陷沉思。十指相扣，愁绪同落花。
梦中依稀相随，醒时才知空幻一场。花开一季，灿烂一生，却是独掩于心底。
说不眷恋，是真是假，唯我知。飞花皆落泪，长恨离别愁滋味，如今又是重蹈覆辙。别有一番味道，多情客与无情人。细雨丝愁，杜鹃蹄命，我却听寂寞哀号。
幽怀梦里，碎语呢喃，花谢花开，各自为安，相见不曾相识，祭奠已逝的华丽。跌落了荒凉的天地，回梦后深邃的眼眸，远远相望，醉意朦胧。心碎了，风花雪月的爱恋，缥缈的美，寻不着最初的笑意。
悲歌漂漾，如诉如泣，水月镜花，终究注定是路人。
别亦难，思无尽，离愁绕。强颜欢笑，凄然的落寂，茫茫沧海，自倾自品。你拂袖而去，梦里的记忆烙我心。
倩影迷离，皓月当空，朝朝暮暮，一笔一字总关爱恨情愁。祭暗香，葬笑颜，掬泪花，漫遐思，听雨声声，篇篇哀字。梦如蝶舞之艳美，奢华的帷幕，寂寥寥，倦叶悲哀，潇潇冷月。流星滑过，许个愿。岸边，花儿静默。
轻纱遮掩憔悴的心，曼妙的身子只为曾经曼舞。望不穿，柔碎了宁静。眉心若冰，倦意袭来。
角吹寒，空窥春意，波心荡漾，念往昔寒烟衰草赋凄词。我犹恋，沉吟至今悲寂寥。欢惨离愁浸凉风，忘了过客不返，独守孤枕等候，欲语迟迟不开口。
千呼万唤，始终不见人影，低眉手挽两鬓发，心中无限心事声声思。远处宛若琴声三两声，幽咽花语自凋零。曲调有情，人绝情，别有幽愁当诗意。
曲未终，人已散，各自天涯悄无言。
暮去朝来，晓梦蝴蝶，双飞燕。长亭外，虚景虚情，许多哀愁言尽意未止。一抹斜阳伴伤字，风雨都曾来过，如今已平静。冷漠灼伤了心儿，尘灰沾染，凝眸望去却如若昨日。
岁月流转，对镜照，只是红颜已改。无人问，无人怜，无人忆……
论苏轼文章 篇2
一.尊主泽民, 忘躯为之。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 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年少时即以东汉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 “奋厉有当世志” (《东坡先生墓志铭》) 。仁宗嘉祐二年, 二十岁的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双双高中进士。兄弟二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苏轼的功业理想, 他觉得“有笔头千字, 胸中万卷, 致君尧舜, 此事何难” (《沁园春·赴密州马上寄子由》) , 立志要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 他主动请求外任。在任职地方官期间, 苏轼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政绩卓著。初任凤翔签判, 他为舒民困, 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 他访问民间疾苦, 了解运河堵塞的情况。任密州太守, 他率领民众, 灭蝗减灾。任徐州太守, 筑堤抗洪, “公庐于城上, 过家不入” (《宋史·苏轼列传》) , 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他还亲身视察监狱, 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此时的苏东坡, 正实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宏愿。他的作品中也洋溢着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 体现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弘道济世的生命观, 如“著书多暇真良计, 从宦无功谩去乡”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 , “富贵一朝名不朽” (《石鼓》) , “功名意不已” (《韩子华石淙庄》) 。
但是, 有济世之才、正直不阿的苏轼却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 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乌台诗案”里苏轼死里逃生, 被贬黄州。身处逆境的东坡, 仍以执着的信念高唱生命之歌。他在《与李公择书》中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吾侪虽老且穷, 而道理贯心肝, 忠义填骨髓, 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懔于时, 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 便忘躯为之, 祸福得丧, 付于造物。”在苏轼的政治信念和人生态度中, “尊主”与“泽民”是高度统一的。“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君”, 身为京官, 忠言谠论, 尽“尊主”之责。苏轼在任职史馆和元祐年间高太后摄政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 写过许多激扬清议的政论文章和奏议表章, 从中足见他忠君报国的赤胆忠心。“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民”, 任职州郡, 关心民瘼, 尽“泽民”之任。所以即使他被贬黄州, 政治失意, 幅巾芒履, 躬耕东坡, 生活困窘, 但仍心系民瘼, 关注民生。当时武昌一带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 他非常痛心。一面上书太守, 希望官方出面, 禁止溺婴恶俗。另一方面, 又成立救儿会, 动员富人捐钱, 他自己虽穷困, 却每年自行捐出十缗钱。元祐四年苏轼再度来杭任太守, 正值“岁适大旱, 饥疫并作”, 他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 拯救民难。最著名的是疏浚西湖, 修复六井, 将湖中淤泥堆成一条直线, 这就是当今西湖的一大景观———苏堤。即使远贬惠州, 失去了权利地位, 苏轼还是凭借当时任提刑的程正辅的友情, 对地方颇有建树。如向当地政府建议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 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 热心卫生、饮水等公益事业。最后甚至贬谪到蛮荒之地、瘴疾之乡的海南儋州, 他仍然作诗道:“莫嫌琼雷隔云海, 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 岂与穷达俱存亡。” (《谪居海南, 作诗示子由》)
综上可知, 苏轼无论穷达祸福, 无论处境顺逆, 他始终是“尊主泽民”, 一生积极有为。心存魏阙, 心系民瘼, 力行惠政, 矢志为民。正如陆游评价苏轼的一生:“公不以一生祸福, 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 生气凛然。” (《放翁题跋·跋东坡帖》) 苏轼身上的那种匡时济世的责任感、忧国忧民的情怀、民胞物与的精神, 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二.随缘自适, 旷达超脱。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打击, 先贬黄州, 再贬惠州, 卒贬儋州。在不断地遭贬被黜中, 苏轼没有被悲伤和痛苦压倒, 而是及时调适心境, 排解悲苦, 以一种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处境, 这与他在中晚年时他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 汲取了佛道思想中的精神养料是分不开的。
苏轼很早就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濡染。苏轼母亲程氏信奉佛教, 父亲苏洵曾游嵩山、庐山诸寺与诸长老交往, 苏轼皆有耳闻。少年时的苏轼就喜爱读《庄子》, 感叹“今见是书, 得无心矣”。所以在经历了“梦绕云山心似鹿, 魂惊汤火命如鸡” (《狱中遣子由》) 的“乌台诗案”后, 罪贬黄州的苏轼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磨盘上的蝼蚁, 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 精神上渐趋佛道思想。“自余杜门不出, 闲居未免看书, 惟佛经以遣日, 不复近笔砚矣。” (《与章子厚书》) 苏轼开始精研佛学, 遍交僧人道士。他摒弃了佛道的虚无、愚妄, 吸取了道家的崇尚自然、安时处顺的态度, 佛家的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 形成了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 不为祸福得丧所牵绊, 不为苦乐生死所烦扰, 从容自若, 圆融通达。
遭贬的苏轼, 善于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寄托, 获得超越。他善于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 所以即使贬所黄州“僻陋多雨, 气象昏昏” (《与章子厚书》) , 还是有“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初到黄州》) 的诗句;在惠州, 也有“岭南万户皆春色”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罗浮山下四时春” (《食荔枝》) 的佳句。他常常以与各色人等闲谈为乐, 以至于“鸡犬识东坡”;他常常以“闲人”自居, 说:“江山风月, 本无常主, 闲者便是主人” (《临皋闲题》) ,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记承天寺夜游》) , 在山水的审美中, 苏轼获得了超脱。“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 据说苏轼的政敌得知他过着如此安适的生活, 很不舒服, 就又把他贬至儋州。在“流离僵仆”的贬谪生涯中, “佛老思想成为他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精神武器”。[2]所以无论贬到何处, 苏轼都能安时处顺, 安土忘怀, 求田问舍, 把贬所当作亲切温暖的故乡。“某谪居既久, 安土忘怀, 一如本是黄州人, 元不出仕而已。” (《与赵晦之》)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 “他年谁作舆地志, 海南万古真吾乡。” (《谪居海南, 作诗示子由》) 饱尝人世苦难, 终于在那垂暮之年从南方归来, 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 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生死苦乐观念, 这显然是受庄子的齐死生、齐得丧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
最能体现苏轼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的作品当数《前赤壁赋》和《定风波》。“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苏轼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性。在他看来, 生命既然像霜露一样倏忽易逝, 那我们又何必要受外在的羁绊拘蹇地过一生呢?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摆脱物累, 自由逍遥, 旷达超然才是生命的本真。“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前赤壁赋》) 苏轼在与山水的共适中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本真状态。在《定风波》中, 苏轼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一蓑烟雨任平生”,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 词人从容而行, 潇洒地对待人生中的风雨, 何其旷达超脱。从《前赤壁赋》和《定风波》中,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佛禅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客亦知乎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盈虚者如彼, 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前赤壁赋》) 在此, 苏轼以阐述“变”与“不变”的道理来协调自己的内心, 这番话正是来自于万物皆空、以心为本的禅宗思想与老庄哲学混合而成的人生观。“变”与“不变”只在于观者的角度不同, 一切都是心的幻象。这就使得苏轼不再为人生的无常而烦恼, 更无须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了。正是这种“精微玄妙而又残酷的人生哲学—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 [3]使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 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再看《定风波》中所写:“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人回头一望, 刚才下雨刮风的地方, 云开雾散, 没有了阳光, 也没有了风雨,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苏轼通过对人生风雨阴晴的否定, 化解了曾有过的苦难, 使心灵归于宁静和澄明, 以达观圆融的态度对待人生。对他来说, 风雨不会让他愁眉不展, 阳光也不会让他欣喜若狂。在这里, 他的思想进人佛教的“无差别境界”。也就是说, 只要自己对一切无欲无念, 超然自得, 那么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差别的, 就像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晴天一样。那么, 人生道路上的忧患和喜悦、官场上的得意与失意又有何不同呢?“一切只不过是心的幻象, 所以痛苦可以在内心中化解, 欢乐也不必过于欣喜, 世事沧桑不过是过眼烟云, 求得本心宁静便是红尘的解脱, 沉浸于无欲无念的状态便是无上的幸福。”[4]禅宗的一切本空的世界观帮助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 从而宣泄了内心之苦, 达到了随缘自适、澄澈空明的境界。
三.对儒道佛的融通和超越。
宋朝是一个思想大开放的时代, 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时期。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到了北宋则呈现出“三教合流”的局面。生活在北宋的苏轼学识渊博, 思想通达, 兼收并蓄。受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 苏轼形成了他独特的融通儒道佛的人生观。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初好贾谊、陆贽书, 论古今治乱, 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 喟然叹曰:‘吾昔有见, 口未能言。今见《庄子》, 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 深悟实相, 参之孔老, 博辩无碍, 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知苏轼先是吸收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思想, 后又对道家思想感兴趣, 贬谪黄州后开始深受佛家思想影响, 最后融通超越儒道佛, 终于得以博辩无碍, 浩然无涯。王国维也认为:“从佛教的否定人生, 儒家的正视人生, 道家的简化人生, 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5]总之, 苏轼汲取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 并加以融会贯通。他的一生, 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 但又不为儒学所拘囿;他崇尚老庄思想, 而不走向虚无和厌世;他喜欢研读佛经, 参禅悟道, 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儒家思想使他达时积极有为, 尊主泽民, 匡时济世, 穷时也心系民瘼;道家思想使他处逆时能淡泊名利, 安时处顺, 超然物外;佛家思想又使他随缘自适, 心境空明, 圆融通达。所以苏轼是以出世的态度去做入世的事业, “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两个自我并行不悖。既积极进取又不迂执愤激, 既旷达超脱又不消极厌世。
可以说, 苏轼是以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作为个体追求的目标, 以道家的自然生命观作为调节心境的调节器, 以佛禅的一切本空观作为缓冲心理的减压器, 从而成就了一个完美而伟大的人生, 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最高的生存智慧和生命智慧。
参考文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中)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2]周先慎.论苏轼的人格魅力[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3) :95.
[3][4]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苏轼批文章 篇3
苏轼一看，今天遇上个厚脸皮了，不给他写几个字是难脱身了。于是，他略加思索，挥笔在文章上批了九个字：“此文有高山滚鼓之妙！”白文秀喜不自胜，连连说着 ：“劳驾，劳驾！”便兴冲冲地拿了文稿走了。从此，见人就拿出苏轼批过的文章吹嘘一番。一些胸无点墨的人随声附和，那些真有文才的人见了却暗暗发笑。
一天，一帮文人学士正在谈诗论文，白文秀又拿着苏轼批过的那篇文章来了 。有个调皮的秀才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这哪里有什么批语，这是给你出的谜呢！”“出谜，什么谜？”白文秀又看了一遍苏轼的批语，仍然不明白。
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篇4
王长辉
摘 要: 苏轼作为宋代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他的人生态度给了后人以巨大的影响。他主张积极入世有为, 又不失灵活圆通;他主张义是人生追求的境界, 又认为应该义利常兼;他主张维护社会纲常代表的礼, 又不失人生的情趣, 越礼法而显真情。苏轼这种人生态度, 不仅是他个人修养的结果, 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因此特别值得研究和重视。
关键词: 苏轼;人生态度;出世与入世;义与利;礼与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有独诣的成就。苏轼是集儒、道、释于一身的大家, 博采众长并圆通加以运用。“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使他积极入世, 又不过分迂执, 道家的无为、齐物与释家的通达使他淡泊名利, 纵情山水, 达到人生的超越。苏轼的一生是迷一般的人生, 研究他的人生态度对我们深入理解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中国文人的人生特点是极为有帮助的。
一、出世与入世观
苏轼的思想集儒、释、道于一身, 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佛道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正如李泽厚所说: “苏轼不是佛门子弟, 也非漆园门徒, 他的生活道 路、现实态度和人生理想, 仍然是标准的儒家。“少年的苏轼,，便已萌发了报国的热情。宋史本传记载:“母程氏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 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5范滂传, 慨然太息, 轼请曰: ‘轼若为滂, 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 吾顾不能为滂母邪!’”为了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 苏轼和其他士大夫一样通过出入仕途来实现他的抱负。他的政论文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试前, 他上进策, 进论各二十五篇。秘书阁考试时, 作了《王者不制夷狄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 等六论, 仁宗殿试时, 他认为当时国家的形式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 方今之世, 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 未见其可也”。苏轼在作官期间经常在他的文章中主张要以德治国、以仁治国。“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 无障塞而固矣”。“ 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苏轼在贬居黄州之时, 屡因文字得罪, 自己也想“焚砚弃笔”。但还是写了《荔枝叹》 针砭时政,表现了他抱负不得实现的愤懑。但他没有沉沦, 而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把入世的热情转化为个人情操风节的修养上来。苏轼在思想上追求道家的乘时归化返朴任天的出世态度。他亲近自然, 纵情山水, 对自然的依恋, 使得他不得志的情感得到了很好的寄托。如《前赤壁赋》，所谓“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浸透了作者对人生苍凉感受, 表现了他对人生真谛的体验与思考, 把有限的生命个体融入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物与我一体, 共享明月清风的诗意。这显然继承了庄子玄学禅宗的浪漫精神, 超然物外, 遗世独立, 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感合二为一, 用内在生命去体悟外在的自然, 达到物与我的相融相应, 达到物与我的完美结合。正是因为苏轼有道家那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意识, 所以即使在被贬也能处之泰然。从被贬黄州所作《鹧鸪天》就可以看出: 林断山明竹隐墙, 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 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 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凉。
这种在不得志时都能幽默自己的无奈是很难的。苏轼很喜欢陶渊明的诗, 很欣赏他的为人。他喜欢的是陶渊明所代表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精神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苏轼他自己也作了很多诗附和陶渊明。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 曾在常州宜兴购买田宅, 在南都接到了批准他在常州居住的诏命, 于是“ 归去来兮, 清溪无底, 上有于仞山魑嵯峨。画楼东畔, 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弹铗悲歌。船头转, 长风万里, 归马驻平破”。在黄州时便有“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的打算。后来游赤壁便希望自己可以“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终”，苏轼的这种道家的出世态度一直贯穿他晚年, 元佑六年, 苏轼在杭州同参廖别离时说, 我们相约他年重返浙东, 退隐山林, 切莫违背这个美好愿望。在《八声甘川-寄参廖子》诗，约他年东还海道, 愿谢公雅忘莫相违。在《赠王子直秀才》中期表现了理想生活, 那就是“ 万里云山一破裘, 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 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笙歌蛙两部, 山中奴婢橘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 海上何人识故侯”。一种完全脱离官场的生活, 无拘无束, 逍遥洒脱, 了无牵挂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无奈的超越。苏轼内心深处还是一直缠绕着建功立业的思想。苏轼一生并未真正的退隐和归田, 但他始终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完善。他内心的矛盾并不是脱离官场和脱离尘世所能解决的, 他身在官场, 却能超脱于官场, 甚至置身事外。“起舞弄青影, 何似在人间”, 人生的快乐既不在繁扰的尘世, 也不在高处不甚寒的天上, 而在大自然, 去享受大自然美景良辰带来的精神愉悦。他那种月下起舞式的人生理想是渡尽劫波后返朴归真的人生境界, 是一种虽平常却蕴涵哲理的生命至境, 而这种境界只有苏轼才能达到。
二、“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人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人在社会中, 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才能生存下来。人在社会交往中, 必然有一个准则, 这个准则儒家往往用“ 义”和 “利”来表述。义是指道义、准则, 利是指物质利益、功利。孔子认为“义”和“ 利” 是对立的。他说: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可见孔子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建立在在道德基础之上。他还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 孟子也将“义”视为一切行为的准绳。在孟子的道德评价体系中, “ 义” 是人们内在的本性, 即使在生死攸关的选择上也要求“ 义”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从这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崇尚道义、不重私利的传统美德, 这便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义与利是对立的, 人的言行必须/ 惟义所在。儒家的义利观已经成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强制的人格规范, 儒家的的义利对立的观点要求趋义避利, 把追求利益看成是一件可耻的事。这一种人生观价值观落实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 必然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后果:(1)重视伦理世界而轻视经济事务, 压制商业的发展, 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2)蕴育了整个社会的伪善之习, 因为谋利乃人之本能, 是感性生命不可或缺的。苏轼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继承儒家的义利观。在苏轼看来, 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和谐统一的, 他说:“ 君子之为仁义也, 非有计于利害, 然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而小人反是”。从这里可以看出, 苏轼眼中的君子与孔子所说的君子是不同的, 孔子认为君子是“ 喻于义” 的, 而苏轼认为君子是“义利常兼”的。他首次把“ 义” 与“利”统一起来, 他从自然的人性论出发, 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他在5东坡志林#养生难在去欲说: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 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注: 苏武, 字子卿)啮雪啖毡, 蹈背出血, 无一语少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 穷居海上, 而况洞房绮之下乎? 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 故为记之。这里记载的故事正是说人欲的合理, 也就是对利追求的肯定, 人们生活在这世界上, 需要穿衣吃饭, 需要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 不食我们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 不色就不能保持种族的延续。因而人人都会考虑利益问题。苏轼对“利”的肯定也是基于此的。当然苏轼并没有忽视“ 以义节利。“义”是一种行为原则, 这种原则表现在内心是对欲望的控制, 表现在外是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要求。“ 义” 往往和“ 仁” 联系在一起,“ 仁” 重在对他人, 而“ 义” 重在对自我。孔子所说的“ 仁”是义、礼、慧、信诸种美德的统帅, 是伦理世界的最高境界。人要达到“ 仁” 的境界, 必须提高道德修养, 通过学习、遵守外在的礼法, 守住灵魂的安静, 不为外在的物欲所引诱。通过内在的修为, 把礼法内化为人的本性, 达到 从心所欲不逾矩0 的境界, 把遵守礼法成为一种自觉。在《超然义台记》中写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酉离,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 皆可以饱。推此类也, 吾安往而不乐?”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快乐, 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的原因, 减少欲望则减少痛苦;追求欲望则可乐常少, 而可悲常多。在他看来, “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人有谋利之心, 但不能仅仅沉溺于物质上的满足, 要享受更高的精神生活, 所以苏轼认为, 去除了物欲, 就能得到物之可乐。而且要“ 游于物外”,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乱。才能达到人生的超然。苏轼的义利观不同于理学家的“ 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对立的观点, 理学家“ 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泯灭了人生的意义, 剥 夺了人的感性生活的权利。苏轼的义利观也不同于功利学派“ 义就是利, 利就是义”的观点。苏轼避免了以上两种观点带来的缺陷和不足, 他“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 达到义与利的统一。
三、越礼法显真情
苏轼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 他所信奉的“ 礼” 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 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 但由于他吸收了释、道家的思想, 他的“情”超越了当时的礼法使他身上散 着独特的韵味。居庙堂之高, 苏轼骨子里还是充满了儒家的那种建功立业之情, 他是主张维护代表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的“ 礼”。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礼，作为标准贯彻于道德制度、仪式等方面发挥其对人的影响作用, 使之潜移默化, 让人的思想、言行、活动都逐渐遵循礼的规定,这就是“礼” 的本质。苏轼曾言: “ 夫礼义之失, 至于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其意皆以善为之, 而不知其义, 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显然这是由其时代决定的。在不违背最根本“ 礼”之下, 苏轼的性情却是非常的率真、旷达洒脱, 也非常重/ 情0。也许因为这样让他不为当时社会礼法所容, 使他历经人生坎坷, 但也使他人生更为独特。就其苏轼所处的那个时代, 其思想还是较为开放的, 当时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已经初具影响, “ 理学认为人生应当严肃, 而且要非常非常地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 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 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 而苏轼却是一个幽默的人, 所以与理学格格不入。从苏轼与程颐之间可以看出: 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时, 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 只有皇家教师程颐反对, 他说: 孔丘说, 哭的那一天不快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幽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这也难怪程颐的门人会弹劾苏轼, 但这也可以从中看出苏轼的幽默率真的一面。世人在悲苦面前往往容易走极端, 不是被困难压倒就是锻炼成铮铮铁骨。苏轼在多次被贬之后, 并没有消沉, 佛、道思想的融入特别是佛家的“无我”和道家的“齐物论” 使得他更加的洒脱, 更加彻悟人生。从而就没有屈原的那种执着, 杜甫的深沉, 也没有李白的狂傲的飘逸。当时偏僻的黄州是一个落后的地区, 苏轼谪黄州时政治上不得意, 当地自然环境又差,苏轼处变不惊。苏轼的旷达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在他的《薄薄酒》 就可以看出: 薄薄酒, 饮两钟;粗粗布, 著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丑妻恶妾寿乃公。隐居求志义之, 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百年虽长要有终, 富死未必偷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 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 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劝, 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这种旷达之情是不被当时的迂儒所容的。他没有脱离现实而去象道人那样遁世而去隐居山林, 虽然是“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但在月圆之时他流露了他的真情发出了“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的感慨。苏轼所表现出来的“ 情” 总是这样带有禅意。苏轼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与他三位妻子的相处和与其弟子由间的真情就是最好的证明。相隔多年, 他对亡妻王弗还是万般思念否则就没有那感人至深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 短松冈。
这样出于肺腑的诚挚感情是当时“ 灭人欲, 存天理”的理学所不能理解的, 泯灭人性的理学家们只一心想做圣人哪管你儿女情长。醉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醉后情最真, 正是中秋月圆苏轼大此时他非常怀念他弟弟子由从《水调歌头》可以看出: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留侯论苏轼读后感 篇5
文章开篇，便以“忍”之一字作为出发点，然后以“忍小忿而就大谋”为线索贯穿全文。张良能忍，所以辅佐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郑襄公能忍，所以保全了自己的国家；越王勾践能忍，所以一举击败吴王差，重振越国；汉高祖刘邦能忍，所以建立了汉朝，又除了韩信。可见，“忍”，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钻研的学问。
《留侯论》所带给我的，不是文章本身的形象生动、流畅自然，而就是那一“忍”字。作为高中生的我，或许谈这一字还时候尚早，功力尚浅，即便是说了，也不过是把他人的观点再重复一遍，所以这篇文章，我更乐意由“古之忍者”进化为“今之忍者”。再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哪一个成功者不是一个“忍者”？我只是一个X凡的学生，却也知道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懂得如何为自己的公司取得最大的利益。这里，我对他们所怀有的，只是敬佩。我敬佩他们敢于在社会中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更敬佩他们忍的功夫。排除自身的本领，我想在商业谈判中“忍”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了吧。不论是合作还是吞并，谁更能忍，谁就能为自己尽可能的`多争取一些利益。比尔·盖茨曾说过“这世界在你有成就前不会在意你的自尊”，可见他在成功之前也经历过很多，忍耐过很多。由此可见，“忍”是现代商人的必修课。
论苏轼豪放词的审美特征(新改) 篇6
论文题目：论苏轼豪放词的审美特征
姓
名：周菊英 指导教师：赵新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
级： 2011秋 层
次： 专升本 学习中心： 邯郸教育学院 完成时间：2013年10 月21 日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论苏轼豪放词的审美特征
【摘要】苏轼是豪放词派的代表性人物，其词在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苏轼对词进行改革，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境。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从而形成了苏轼的豪放派词风。苏轼豪放词，视野比较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欢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写法灵活，用典较多。苏轼词从题材、意境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展示出了一种雄浑壮观的豪放之美。
【关键词】 苏轼 豪放词 审美特征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宋后历代以来，人们论词，必提苏轼;若提苏词，亦必提其“豪放”之风。苏轼对词进行改革，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境。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从而形成了苏轼的豪放派词风。刘辰翁就曾说过：“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豪放词，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创作视野比较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欢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律。
本文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轼词从题材、意境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展示出的雄浑壮观的豪放之美。
一、“以诗为词”，题材开阔之美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中，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地位，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诗。在苏轼的笔下，怀古伤今、悼亡送别、说理谈禅、咏史吟物、抒怀言志、抒情记事都一一发之于词，整军修武，抗敌御侮，田园风情、农村生活，山川景物等，都成为词作的描写内容。
苏轼豪放词里的“以诗为词”还体现在引用或化用先前诗人诗句上。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二句便是从李白《把酒问月》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脱化而来。又如《念奴娇·凭高远望》“举杯遥月，对影成三客”完全是化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意。苏轼本是一位大诗人，他的词论的基本观点就是“词为诗裔，诗词同源”（李铎《中国古代文论教程》）。因此，苏轼引用前人的诗句入词与题材扩大相映，改变了词创作的固有风貌，“自成一家”，最终创立了豪放词风。
苏轼豪放词大部分都言志抒怀,是内在感情的凝聚,是心灵世界的外在投影。心中辗转翻腾的情调波澜,使其不能不为词。“意有所触，情有所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张伯驹《丛碧词话》）。最能反映苏轼在词的题材方面开拓的有两类：
一类是抒写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树起了“自是一家”的旗帜，苏轼为自己的词有别于“柳七郎风味”颇为得意。该词上片着重写出猎时的壮阔场景，下片着重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豪气四溢，充满昂扬振奋的情调和为国杀敌的壮志豪情，开篇便曰“老夫聊发少年狂。”狂者，豪情也，一个“狂”字贯穿全篇。“千骑卷平冈”，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儿来了。孙权射虎，在风华正茂之年，词人如今也要“亲射虎”，可见其英雄豪气，不减当年孙郎，亦是“聊发少年狂”也。下片进一步写词人“少年狂”的胸怀。“酒酣胆尚开张”，东坡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东坡终是想因这次打猎小试身手，进而便想带兵征讨西夏了。于是，他盼望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是东坡借以表示希望朝廷委以重任，到边疆抗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里一“挽”、一“望”、一“射”。三个连续动作，为自己勾勒了一个挽弓劲射、誓为国效力，驰聘沙场的英雄形象。英武豪迈，气概非凡。
这首词把词中历来香艳软媚的女儿情，换成了报国立功，刚强壮武的英雄气了。这是东坡对温、柳为代表的传统词的挑战，他以“揽辔澄清”之志，写慷概豪雄之词，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范围，把词从花间柳下，浅斟低唱的靡靡之音中解放出
来，走向广阔的生活天地。凡是写诗的内容，无一不可以入词。词至东坡，从此词与诗并驾齐驱的地位逐渐得到了确认。
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达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如苏轼贬官密州后，在一年中秋佳节为怀念分别多年的弟弟苏辙所填的一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本词通篇咏月，月是中心形象，却处处关合人事，表现出自然社会契合的特点。它上片借明月自喻清高，下片用圆月衬托离别。开篇“明月几时有”一问，排空直入，笔力奇崛。上片从幻想上天写起，两次转折，全靠“我欲”、“又恐”、“何以”等词转折开阖，显示了诗人感情的波澜起伏。下片写对月怀人，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融写实为写意，化景物为情思，一韵一意，一意一转，淋漓挥洒，无往不适。“人有悲观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知人之离合与月之圆缺实自古而然。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的“人”已远远超出了个人感情范围内的“人”，而是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转出更高的思想境界，给全词增加了积极奋发的意蕴。该词落想奇拔，蹊径独辟，极富色彩，意境豪放而阔大，情怀乐观而放达，赋予月亮以艺术的生命，至今仍广泛传颂，留给我们美的享受。
二、词风豪放，意境雄壮之美
苏轼的很多词风格豪放，寄托理想抱负、抒写旷达洒脱人生情怀总是和词中壮美的意境完美结合在一起。拍岸的江水、穿空的怪石、挺拔的大树、浩瀚的夜空等等，这一类景色随处可见。这一类清奇雄健的自然景物，又往往被词人放在运动和变化之中来加以描绘，于是便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苏轼词的豪放旷达的风格，又总是和羽扇纶巾的风流人物、挽雕弓如满月的壮士、把酒问月的诗人、乘风破浪的渔父等形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鲜明地表现出词人的理想抱负与乐观进取、洒脱旷达的精神。苏轼的词跳出了“香而弱”与“ 艳而软”的陈旧的圈子，一改柔婉纤丽的细腻温润风格，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出词的意境雄壮之美。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情怀激烈、意气昂扬，抒发了词人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语出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
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雄壮之感。
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先即地写景，为英雄人物出场铺垫。“地灵人杰”、锦绣山河必然产生、哺育和吸引无数出色的英雄，三国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但苏轼在众多的三国人物中，尤其向往那智破强敌的周瑜。故下片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苏轼为什么如此向慕周瑜？这是因为他觉察到北宋国力的软弱和辽夏军事政权的严重威胁，他时刻关心边庭战事，有着一腔报国疆场的热忱。面对边疆危机的加深，目睹宋廷的萎靡慵懦，他是多么渴望有如三国那样称雄一时的豪杰人物，来扭转这很不景气的现状呀！这正是作者所以要缅怀赤壁之战，并精心塑造导演这一战争话剧的中心人物周瑜的思想契机。然而，眼前的政治现实和词人被贬黄州的坎坷处境，却同他振兴王朝的祈望和有志报国的壮怀大相抵牾，所以当词人一旦从“神游故国”跌入现实，就不免思绪深沉，顿生感慨，而情不自禁地发出自笑多情、光阴虚掷的叹惋了。然而人生几何，何苦让种种“闲愁”萦回我心，还是放眼大江，举酒赏月吧！这是历史与现状，现想与实际经过尖锐的冲突之后在作者心理上的一种反映，这种感情跌岩，更使读者感到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可以说这首词气象磅礴，格调雄浑，高唱入云，其境界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昂奋豪情与感慨超旷的思绪迭相递转，做到了庄中含谐，直中有曲。特别是它第一次以空前的气魄和艺术力量塑造了一个英气勃发的人物形象，透露了作者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感慨，意境雄浑壮美，令人赞叹。
三、运用典故，表现手法之美
苏轼的豪放词风还体现在不拘形式，语言创新和运用典故上，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其词作独具一种别样之美。
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的镂金错采的特点，多方面吸收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还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创制新调，以散文句法入词，一改花间词人的香词艳语，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地位，把词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诗，成为与诗相同的言志抒情工具。为了表达
内容的需要，苏轼宁可突破现成的音律形式而予以创新，而不愿让自由奔放的风格受到束缚。“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不是不要声律，而是在重内容，重艺术表达的情况下，对原有格律有所突破，使内容和声律更加协调，这实是一种创新和发展。
另外，苏轼在有的词作中用典较多，以典故拓宽词的内容，表达思想感情。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连用三个典故，将作者报国杀敌的豪情壮志抒发的淋漓尽致。
1.“亲射虎，看孙郎”，孙郎即孙权。《三国志·吴志》孙权本传载：“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孙权射虎，在风华正茂之年，词人如今也要“亲射虎”，可见其英雄豪气，不减当年孙郎。
2.“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用汉文帝与冯唐的故事来表达作者的心意。据《汉书·冯唐传》记载：云中太守魏尚治军有方，“使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一旦入侵，必所杀甚众。后因报功时多报了六颗首级，被文帝“下之吏，削其爵”。冯唐竭力为魏尚辩白，认为文帝“赏太轻，罚太重”，颇失人心。文帝幡然醒悟，当日便令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官复原职，并拜冯唐为车骑都尉。（节：兵符，古代使节用以取信的凭证。持节：是奉有朝廷重大使命。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包括山西省西北一部分地区。）苏轼当时在政治上处境不甚得意,被贬密州，在这里以守卫边疆的魏尚自许，是希望得到朝廷的信任何重用。3.“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天狼星。《楚辞·九歌·东君》：“长矢兮射天狼。”《晋书·天文志》云：“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词中以之比喻为对北宋边境屡有侵犯的西夏等国。“西北望，射天狼”的典故抒发了作者杀敌报国的豪情壮志和决心。
有时候，苏轼还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心绪、思想、营造出豪放崇高的氛围。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撷历史事件“赤壁之战”，历史人物“周瑜”入词，使词意境恢弘，词中塑造了一个英气勃发的人物形象，借历史事实透露了作者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感慨，意境雄壮。
总之，苏轼“以诗为词”，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开拓了词的疆域。词至苏轼，不再仅仅是倚红偎翠、娱宾遣兴的工具，而是“天地万物，嘻笑怒骂”无不可入于笔端。苏词之豪放，更应与太白并提，刘辰翁亦评：“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指出苏轼以词表现出自己“倾荡磊落”的自我，从而达到了“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的艺术效果。而诗人陆游以豪放之心胸接受东坡豪放词的雷雨冲
涤，感受到“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历代诗余》引）则艺术地道出东坡豪放词的独特的审美意义。
苏轼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的艺术风格。其豪放风格表现在题材内容、雄壮意境、表现手法等几方面，对辛弃疾等后代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的豪放词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
参考文献
1.袁士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
2.木斋：《苏东坡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吴组缃，沈天佑：《宋元文学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浅论苏轼对婉约词的创新 篇7
一、变恻艳为高雅
晚唐五代以来, 无论是花间词、南唐词还是以晏欧为首的北宋前期词, 都沿袭了“花间”传统, 以婉约为宗。这些词多写男女恋情、幽会秘约、离情别绪, 词作中也常常表现对于歌伎美色的猎艳心理, 所以词情浮艳, 充满脂粉气。对于传统婉约中的“艳科”, 苏轼作品中并没有完全排斥男女之情, 但是他不追求简单的声色之娱, 也不停留在对爱情作表层的抒写, 他在表现爱情的同时往往有所兴寄。这样就淡化了传统婉约词中的那种绮罗香泽之态和脂粉气息, 以高雅冲淡和减弱了俗艳, 从而提高传统婉约词的审美趣味。如《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 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描写春残时节感伤情调的词, 其感伤情调是从失恋者的角度表现出来的。与“红杏枝头春意闹”不同, 首句“花褪残红青杏小”给人的不是盎然欣悦的气象, 而是点明春天将尽, 隐暗词人悲婉情绪。“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描绘出了一幅清丽宁静的江南水乡景色, 接下去又写柳絮在春风吹拂下, 飘零飞落, 遍地蔓生的青草一直绵延到天涯。此处援引“芳草”和“美人”之思, 在失恋者眼中, “天涯何处无芳草”恰如自己的失恋之悲, 走遍天涯却无处可消除。他感伤春光已逝而自己仍奔波劳碌未觅得爱情的归宿。下片前三句, 一再重复“墙里”“墙外”, 极度强调高墙的分隔, 使行人得不到佳人的理解, 只能徘徊于墙外道上。孤独寂寞的失恋行人, 只能慨叹“多情却被无情恼”, 从而陷入了更深的失意惆怅之中。在这首词中, 尽管写的是行人失落的爱情, 但是却写得健康、纯洁、充满活力, 有感伤但是却没有让感伤肆意泛滥。同时它又不是一首单纯的失恋之歌, 词人以行人自居, 暗喻自己是失意的匆匆过客, 寄托词人没有知音, 不为朝廷所理解的复杂痛苦的心情。同时也寄寓词人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笑渐不闻声暂歇, 多情却被无情恼”既有作者不被理解无从实现人生抱负的悲哀, 又从哲理的角度阐明:人生的理想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仅有单纯主观的积极追求是不能够实现人生观理想的。
苏轼的言情词, “总是有意识地让人在情爱之外感到一种‘思想’, 一种更为深沉郁结的人生感慨”。[1]从而给人一种厚实高雅、洗尽铅华的审美境界, 这大大提高了传统婉约词的格调。
二、变狭窄为广泛
苏轼在婉约词内容题材上的革新和发展不仅在于他对传统言情词变俗艳为高雅, 还表现在他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内容题材, 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他将常常出现在诗歌中的言志、述怀、叙事、悼亡、怀古、咏物、记游、说理甚至田园风光、山水景物等等都纳入词的创作中。因而苏轼婉约词中除了爱情词外还有悼亡词、农村风物词、写景记游词、怀古咏史词、咏物词等。
苏轼将“悼亡题材纳入五代以来‘绮筵公子、绣锦花间、樽前娱宾’遣兴应歌的艳科之中, 不能不说是一种惊世骇俗之举。”[2]苏轼悼亡词最杰出的代表是《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这首词中苏轼抒写的是一种对妻子“不思量自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怀想。而且在悼念妻子的同时, 又融入了自己宦海浮沉之慨, 遂使此词真情勃郁, 令人叹惋。所以这首词与传统婉约词有极大的不同, 它算不上是一首“爱情恋歌”。苏轼以词悼亡, 用词抒写自己的生活是其开拓词疆的一个突破口, 对突破“艳科”传统有重要贡献。
苏轼的咏物词数量不多, 但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且咏物范围广泛。但是他咏物又不浮于表面, 而是有所寄托。他含蓄地将自己主观的情感、品格、理想、情趣等外化于所咏之物上, 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咏物境界。可以说, 苏轼的咏物词是一种情感化、个性化的咏物词。如, 《卜算子》中借孤鸿寄寓自己孤高自洁的品质和节操。《水龙吟》中, 借杨花的“抛家傍路”抒发自己贬谪黄州时的孤独漂泊之感。
苏轼婉约词以言情咏物词最佳, 最能代表其婉约风格。但是还有许多怀古咏史、赠人词、写景词也以婉约风格见长, 亦不乏佳作, 同时也对婉约词题材内容的扩大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新民.《苏轼“婉约”词风辨》[J].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6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