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黄州诗

苏轼的黄州诗（精选4篇）

苏轼的黄州诗 篇1

早在春秋时期, 孔子就讲过,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饮食文化作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向来却得不到仁人志士的关注。在他们眼中, 饮食仅仅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 是生活中的最基本层次, 不值得给予过多的关注, 但宋代文豪苏轼却对食物有着特殊的感情, 贬谪黄州时期, 他不仅在生活中仔细品尝食物的美好滋味, 更将这些食物写进诗歌中, 这些平常的食物在苏轼的笔下充满了意趣, 给他清苦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苏轼在黄州时经济非常窘困, 他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所领的一大串官衔都是虚授之职, 没有任何的实权, 本州安置, 不得签书公事, 形同流放的罪人。作为被贬之人, 按当时朝廷规定, 虽仍可领取俸禄, 但是不再是直接发放钱币, 而是折支——即以实物折价。宋朝惯例, 官吏俸禄, 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实物折价抵算, 个人拿到这些不切实用的东西之后, 自己再折价变卖, 而被贬的官员则被全部“折支”。宋初官员杨忆说, 这些折支物品在市场上变卖的时候“十裁得其三”, [1]不仅如此, 如果朝廷暂时没有这些折支物, 就累年不发放。苏轼作检校官, 朝廷用造酒后废弃的退酒袋子——压酒囊抵薪俸, 而苏轼本人性格豪放, 对钱财不甚留意, 入仕后俸禄随手用尽, 没有什么积蓄, “初到黄, 廪入既绝, 人口不少, 私甚忧之”[2], 尽管黄州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是很高, “鱼稻薪炭颇贱, 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 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 随手辄尽”[3], 微薄的积蓄只能勉强维持一年, 于是苏轼决定“但痛自节俭, 日用不得过百五十, 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 断为三十块, 挂屋梁上, 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 即藏去叉, 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 以待宾客”。[4]

苏东坡曾经在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 皆可以饱。此类也, 吾安往而不乐。”[5]怀着达观的心态, 贬谪之所黄州在苏轼的眼中有了别样的光彩。黄州三面临江, 著名的武昌鱼就是产于附近, 而大江两岸青山连绵, 风景秀丽, 素来以产竹闻名。宋初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中开篇就道, 黄冈之地多产竹。在初贬到黄州的时候, 风尘仆仆之中, 东坡尚未安定好一颗惊魂, 但是黄州的风物已然带给了他意外的惊喜——看到绕郭的浩浩长江而思鱼之鲜美, 望漫山之修竹而觉笋之清香, 美味的食物带来对未来的憧憬, 使得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不少人羡慕他人在生活中发现和遇到的饶有趣味的事情, 其实前者应该羡慕后者所具有的理解事物的禀赋。在后一种人的描述中, 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都意味深长, 而这一点正可以归于他们的禀赋, 在一个思想丰富的人看来饶有趣味的事情, 对于一个有着浮浅庸俗的头脑的人来说, 同样的事件之只不过是平凡世界里面的乏味的一幕而已”[6]。虽然黄州生活条件窘迫, 但是苏轼善于利用身边有限的资源来为生活创作出美好的享受。东坡没有了官场应酬, 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支配, 而且他喜欢亲自动手, 从实践中品尝饮食的乐趣。于是东坡变为了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 一位独特的品酒师、酿酒师。他喜欢自己做菜, 也善于做菜, 在黄州, 他创作出了几个流传至今的菜肴, 东坡肉, 东坡羹, 东坡酒, 还发明了做鱼的方法。

一、肉之味

东坡肉至今仍广为流传。黄州的猪肉甚是便宜, 但是富贵者觉其鄙俗, 穷困者不知道如何烹调, 苏轼在几次试验后发明了一种蒸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做出的猪肉味道鲜美, 甘怡可口。为此, 他还写出了一首类似快板风格的介绍猪肉做法的短文:

净洗铛, 少著水, 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侯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 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 早辰起来打两碗, 饱得自家君莫管。[7]

元祐四年 (公元1089年) , 苏轼到杭州任知州, 组织民工疏浚西湖, 工程完毕犒赏, 动员家人, 又组织官府人员一齐上阵, 亲自传授烹调方法, 指挥大家把肉切成大方块, 然后架起大锅, 将洗净的肉块文火煮成八分熟, 打捞起来晾干, 再放在油锅中炸黄, 最后加上葱、姜、盐、糖, 再用文火炖半个时辰, 浓浓的肉香味就散发开来。东坡命人将这些红酥香软的块肉发放给浚湖民工, 人们觉得这道菜肥而不腻, 味道鲜美, 取名为“东坡肉”。直到今天, “东坡肉”仍是杭城的一道名菜。

黄州在大江边, 鱼产相对于猪肉更为丰富, 但许多人不善烹调, 做出的鱼带有腥味, 东坡经过多次试验, 又自创煮鱼法, 做出的鱼鲜美无腥味。他特地撰写文章《煮鱼法》记之:将鲜卿鱼或鲤鱼放在冷水中洗净, 擦上盐, 鱼腹中塞入白菜心, 置入煎锅, 锅里放几根小葱白, 不用翻动, 一直烹煎, 半熟时, 放几片生姜进去, 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 最后再放上几片橘子皮, “其珍食者自知, 不尽谈也”。[8]

吃过了鱼肉, 雅洁的东坡先生当然不会放弃天然素味的菜蔬, 于是有了“东坡羹”。“东坡羹”的原材料不用鱼肉, 因而有自然甘甜之味, 无论从原料还是作法, 都比较适合经济拮据的人, 大约这也是东坡当日经济困难的写照。因为其属于素食, 东坡把它还推荐给和尚吃。其“菜谱”——《东坡羹颂并引》中说, 可以用菘苦蔓青、若芦菔、若荠为料, 若无这些菜, 用瓜、茄亦可。从文中可以看出, 其实东坡羹的做法就是先用生油涂抹在碗底或者锅边, 待水沸后, 将洗净的白菜、萝卜、蔓菁、荠菜、油菜等下入锅中, 放少许生姜和生米, 上面用瓷碗倒扣住, 再把饭甑架在上方一起蒸煮。用汤的热气蒸米饭, 饭菜齐熟, 一举两得。这种汤就是后人所说的“东坡羹”, 东坡还作诗夸其中有天真味, 但“想来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普通菜羹罢了”[9]。

尽管精打细算, 但俸禄微薄, 还是难免饥寒之忧, 东坡故人马正卿为苏轼向黄州州府申请了一块废弃的营地, 营地位于黄州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 元丰四年 (公元1081年) 春天苏轼带领全家开垦荒地, 经过辛勤劳作, 终于获得了丰收。收获粮食后, 夫人王之做了二红饭, 并做文章记之:

今年收大麦二十余石, 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 乃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 啧啧有声, 小儿女相调, 云是嚼虱子。日中饥, 用浆水淘食之, 自然甘酸浮滑, 有西北村落气味。近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 尤有味。老妻大笑日:“此新样二红饭也![10]

短短的文章传达着东坡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 即使是普通的米饭, 他都能以幽默的心态品出独特的滋味, 让日常的生活充满了快乐的气息。居黄期间, 东坡好友巢元修来访, 课东坡二子甚严, 东坡经常亲自下厨, 并颇得意的将这写进了家信。“常亲自煮猪头, 灌血精, 作姜豉菜羹, 宛有太安滋味。”[11]他常常“亲执枪匕, 煮鱼羹以设客, 客未尝不称善”[12]。东坡虽然喜好美食, 但绝非饕餮之徒, 他并非是追逐口腹之欲, 而是从生活中追寻创作发明的乐趣, 在《与孟亨之书》中东坡写道:

今日斋素, 食麦饭笋脯有余味, 意谓不减刍豢。念非吾亨之, 莫识此味,

故饷一合, 并建茗两片, 食已, 可与道媪对啜也。[13]

寥寥数语, 体现了东坡淡然自乐, 以茶蔬悠游岁月的旷达, 食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精神享受的载体, 正如他致信千里之外的巢谷, 以求得到元修菜的种子, 元修菜何尝不是故乡之思的载体呢?他在黄州的时候思念元修菜, 后在惠州同样思之甚深。这些食物经过东坡情感的净化, 已非纯粹的口体之欲, 而对待真正的口体之欲, 他的态度是节俭惜福。他偶读《战国策》, 见处士颜蠋说“晚食以当肉[14]”, 不禁欣然而笑。在东坡先生看来, 菜羹菽黍, 差饥而食, 其味和八珍相同;而吃饱饭之后, 即使是大鱼大肉在前, 感觉却是难以下咽, 于是苏轼感叹说, “美恶在我, 何与于物”[15]。

综观苏轼那些描写日常饮食的诗作, 可以看出尝佳肴、饮美酒、品香茶给他带来的心灵愉悦, 在其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是其它方面难以替代的。这些食物使得日常生活中洋溢着欢乐与美。元丰七年 (公元1084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苏轼作《浣溪沙》 (细雨斜风作晓寒) 纪南山之游, 其中有“雪沫乳花浮午盏, 蓼茸蒿笋试春盘”[16]之句, 乳白色的香茶一盏和翡翠一样的春蔬一盘, 不仅表达出了悠闲高雅的生活之味, 还从食物中洋溢出了春天的明快和绿意, “蓼茸蒿笋”, 蓼芽与蒿茎, 是立春的应时节物。以樽俎之间的微物入小词, 本是很难作的, 因为这些供人口腹之欲的物品严格说来不是精神范畴的审美对象。既而这一切, 被东坡的慧心一转化, 成为了洋溢着时序转变宇宙生机的画面。

二、酒之乐

宋代, 乐酒好饮是带有普遍性的风气, “文人尤其是诗人如果不与酒发生关系, 其作品不带点酒味, 那么其人其诗的品味是要打折扣的”。[17]苏轼在《洞庭春色赋》中提到“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 名之曰洞庭春色”[18], 据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 杨万里退休后喜欢饮酒酿酒, 并把酒性温和的称之“金盘露”, 把酒性猛烈的叫做“椒花雨”, 并言之“吾爱椒花雨, 甚于金盘露”。[19]东坡虽然酒量不如人, 但是对饮酒有着独到的认识, 在《书东皋子传后》中苏轼写道:

予饮酒终日, 不过五合, 天下之不能饮, 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 见客举杯徐引, 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 落落焉, 酣适之味, 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 客至, 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 亦无在予上者。[20]

苏轼曾自言“饮酒虽不多, 然而终日欲把盏为乐, 殆不可一日无此君也”[21]。东坡饮酒寻求的是一种境界, 一种从酒中得到乐趣的方式, 正如他寄情日常饭蔬一样, 寻求的只是适意而已。自己虽然不善饮, 饮一盏而醉, 但是醉中味与别的人狂饮后的无异, 不也是值得羡慕的吗?苏轼的饮酒是点到为止, 他不喜欢狂饮, 认为酒醉后虽然暂时的忘记了一切烦恼, 但是酒醒后那些烦恼就会像草一样纷纷冒出来, “醉时万虑一扫空, 醒后纷纷如宿草”[22], 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更伤身体。饮酒最好不论酒量, 但求适意, “君看今古悠悠, 浮宦人间世。这些百岁, 光阴几日, 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 但人生, 要适情耳。”[23]

苏轼在诗文中记下了自己喝过的酒, 种类繁多, 在他初到黄州的时候谢客杜坐, 以酒交愁, 有“饮中滋味老更浓, 醉里狂言醒可怕”[24]、“穿花踏月饮村酒, 免试醉归官长骂”[25]之语, 东坡饮于武昌王氏兄弟家, 饮于经营酒店的潘丙家, 好友朱寿昌更是遣人送酒, 但是这些远不够东坡所需。州酿既少, 官酤又恶而贵, 这对于每天都需要饮一点点酒的东坡来说真是一种煎熬, 于是他试着自己酿酒。

酿酒是一件技术要求较高的事情, 需要人会鉴定煮酒的各个关键的时刻, 现当代作家周作人在他的《谈酒》中曾有记叙:“走到缸边屈着身听, 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 好象是螃蟹吐沫 (儿童称为蟹煮饭) 的样子, 便拿来煮就得了 ; 早一点酒还未成, 迟一点就变酸了。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 别人仍不能知道, 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 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26]东坡很早就开始尝试酿酒, 知密州的时候, 他就曾用“土米作酒”[27], 可能因为酿酒的技术不是很精通, 结果酿出的酒皆无味。元丰五年五月, 四川绵竹道士杨世昌来看望东坡, 当时正是黄州禁私酒甚为严格之时。杨世昌的到来对东坡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杨世昌不仅会酿酒且酿出的酒“绝醇酽”, 杨将酿酒的方子给了苏轼东坡因而作蜜酒歌, 东坡绕有兴趣的介绍了酒的色香味, 以及酿酒的过程:

一日小沸鱼吐沫, 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 快泻银瓶不须拨。

百钱一斗浓无声, 甘露微浊醍醐清。[28]

不过很遗憾, 蜜酒和他在密州所做的酒一样不甚成功。喝过蜜酒的人大多闹肚子, “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 不甚佳, 饮者辄暴下”、“二方未必不佳, 但公性不耐事”, [29] 苏轼本性随和, 不刻板, 因此在酿酒时没有精确地按照杨道士所给的配方来做, 很多时候都是“差不多"、"大概如此", 结果蜜酒不是发酵, 而是腐败了。“苏东坡在做酒方面, 只是个外行中内行, 而不是个真正的内行。做酒只是他业余嗜好而已。”[30]

虽然酿酒不甚成功, 但是东坡仍然乐在其中, 蜜酒、桂酒、真一酒、松醪酒、天门冬酒他都饶有兴趣地试验过, 在定州的时候, 他酿松醪酒, 在酿真一酒时, 东坡还津津乐道的将酿酒的方子写进诗中, “米、麦、水三一而已, 此东坡先生真一酒也。[31]在酿酒的过程中, 他能得到莫大的快乐, “拨雪披云得乳涨, 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 器洁泉新表里清”[32], 酿酒过程是新奇的, 酒熟了之后是快乐的, 东坡会兴致勃勃地把酒装坛入瓮, 然后怡然自乐地慢慢品尝, 有一次他就在酒缸旁喝自酿的天门冬酒而喝了个大醉, 事见《庚辰岁正月十二日, 天门冬酒熟, 予自漉之, 且漉且尝, 遂以大醉二首》一诗:

自拨床头一瓮云, 幽人先已醉浓芬。天门冬熟新年喜, 曲米春香并舍闻。

菜圃渐疏花漠漠, 竹扉斜掩雨纷纷。拥裘睡觉知何处, 吹面东风散缬纹。[33]

东坡饮酒, 饮的是个中真味, 在黄州的时候, 徐知州会常常派人送给他州酿, 黄州乡邻也常送酒给他, 雪堂落成后, 东坡将各种不同的酒都混合着放在一个大酒樽里, 称为“雪堂义樽”[34], 这雪堂义樽所散发出的浓浓情意比它的味道更为悠远深长。

三、茶之趣

宋代文人大多对饮茶情有独钟, 皆有脍炙人口的著作留存于世, 而苏轼的篇章尤多。如果说酒是苏轼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那么品茶则是他不能缺少的精神享受, 茶里有生活的惬意, “临风饱食甘寝罢, 一瓯花乳浮轻圆”[35], 道出了品茶之乐, “一瓯谁与共, 门外无来辙”[36]描述出了自掩柴扉独倚修竹的落寞和自得, 正如张元干所写“夜阑茗碗间飞觞, 坐稳蒲团凭几, 熏余纸帐掩梨床。个中风味更难忘”[37], 他们在茶与酒中享受着难以言叙的人生风味。东坡对茶可谓一往情深, “移栽白鹤岭, 土软春雨后”[38], 讲出了种茶的乐趣, “蟹眼已过鱼眼生, 飕飕欲作松风鸣”[39], 记载了东坡的烹茶之乐, “磨成不敢付童仆, 自看汤雪生玑珠”[40]写出了磨茶的雅趣, 可以说, 茶在东坡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诗里, 东坡直接将佳茗比作佳人, “从来佳茗似佳人”[41], 茶生长在云雾缭绕的仙山之上, 被清风露水洗得干干净净, 宛如冰雪佳人, 茶在杯中翩然起舞, 绿色染开, 让诗人闻到了春天、清风、青山的气息。全诗充满了翩然的仙气和不然纤尘的草木气息, 此句流传甚广, 成为千古传颂的评茶佳句;同时苏轼又以君子喻茶, 认为茶“一一天与君子性”[42]

苏东坡雅爱喝茶, “我官于南今几时, 尝尽溪茶与山茗”[43], 茶就像是他的老朋友, 个中味道欲辨已忘言。因为喜欢喝茶, 所以苏轼喜欢种茶, 在黄州他还种过桃花茶。同时苏轼对煎茶很有研究, “活水还须活火烹, 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 小构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 松风忽作泻时声”[44]。他利用了唐人煎茶的经验, 用缓火炙, 活火煎, 俨然一个精于茶道的茶师。

苏轼一生交友广泛, 性格豪爽的他喜欢和朋友一同把盏赏味, 共享人生的乐趣。苏轼诗文中有很多关于他和友人互相赠茶的记载, 他认为自己独享, 不如与他人共享, “旧藏龙焙, 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 闭门独啜心有愧”[45]。在黄州他还将上好的茶叶寄给朋友周安儒, 所赠的茶“灵品独标奇, 迥超凡草木”, “香浓夺兰露, 色嫩欺秋菊”, 饮后“意爽飘欲仙, 头轻快如沐”[46]。东坡还送徐君猷家侍妾胜之建溪双井茶和谷帘泉。双井茶是宋代著名的贡茶, 谷帘泉位于江西庐山, 陆羽的《茶经》称其水为天下第一, 可见东坡不仅善知茶, 也知水。元丰六年十二月十九, 为苏轼生日, 王子立以诗为庆, 东坡回赠诗歌, 同时赠其茶二十一片。

元丰五年三月, 东坡去大冶桃花寺向长老求桃花茶栽种东坡。桃花寺有甘美的泉水, 用来泡茶, 和之桃花茶, 清香淡雅, 号为桃花绝品。东坡得茶后, 作《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 并作诗遥想“他年雪堂品, 空记桃花裔”[47]。

元丰六年二三月, 东坡在会友的顺道上, 上了蕲春的天峰麓, 领略了山圃上的春风, “昨日散幽步, 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风, 蒙茸万旗簇。呼儿为佳客, 采制聊亦复。”[48]蒙茸万旗簇, 自然是品尝了蒙茸的团黄茶。《茶谱》记载, 蕲州团黄茶油一旗二枪之号, 言一叶二芽也。所谓一旗二枪, 是一枝三叶, 尖端一叶为旗, 左右两叶为枪。[49]

东坡爱茶至深, 以致烹茶之事入梦。元丰四年 (公元1081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雪始晴, 东坡梦中见有人以雪水烹小团茶, 佐美人清歌以饮。在梦中自己作了回文诗, 醒后记得其中一句云是“乱点余花唾碧衫”[50] , 于是续之为二绝句。记下了梦中“红焙浅瓯新活火, 龙团小碾斗晴窗”[51]的场面, 烹茶之事入梦, 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东坡对茶的情有独钟。

“苏东坡是诗人, 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52]在热爱生活的苏轼这里, 饮食文化不仅仅是俗世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 散发着生活真实的乐趣, 充满生命力, 更能从中提取出高度的审美品位, 他以诗意的心境去感悟, 去品味。经过东坡的灵巧之思, 平凡的饮食生活显示出了不平凡的雅的意蕴, 带有浓厚的美学色彩, 形成了东坡所特有的渗透着强烈的文化意识、美学意识的饮食观。

摘要：苏轼在被贬黄州之时, 生活面临经济上的窘困, 精神承受着巨大的打击, 但他以达观的心态融入生活, 从一蔬一饭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快乐, 形成了具有鲜明东坡特色的渗透着强烈的文化意识、美学意识的饮食观。

关键词：苏轼,黄州,饮食文化

略述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作特色 篇2

关键词：苏轼 黄州 佛老思想 超然旷达

苏轼是世人公认的旷世奇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苏轼似乎生不逢时，踏上仕途不久便因新旧两党政见不合而请求外任，而且常常因怀才不遇而感慨良多。在“乌台诗案”以前，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占据苏轼思想的主流。这在其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苏东坡时任密州太守，曾因旱灾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行官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一首出猎词。此时的苏轼，虽然不被重用，但仍是一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士，梦想着像周郎一样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仍然是其思想的主流。

同样是豪放词，被贬黄州以后所写的，被誉为“千古绝唱”，也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豪放词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所表现的思想情感却截然不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游览了黄州西北的长江边的赤鼻矶后，写下了这首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知道，历史上建安十三年（208）孙刘破曹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嘉鱼县，彼“赤壁”并非此“赤鼻”，这一点，才子苏轼不可能不知道。可见，苏轼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看到的同样是大好河山，想到的同样是三国周郎，也许心中还会闪过瞬间的建功立业的豪情；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轰轰烈烈的情感再也回不来了。“乌台诗案”以后，仕途空前失落，境遇尤其险恶，残酷的政治现实同他振兴王朝的祈望和有志报国的壮怀大相抵牾，如今早生华发，一事无成，除了自嘲多情、自伤幻灭之外，也只有以杯酒酹江酹月了。于是，人生如梦，消极遁世的佛老思想明显占据了苏东坡的内心世界，这一时期的创作风格也便显得淡然、旷达了。

的确，苏轼是个天才，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凡人。险些使其丧命的“乌台诗案”又怎能不使其思想发生根本的转变呢！死过一次的苏轼还怎能保持先前那种建功立业的豪情和霸气呢？从此，苏轼的创造中出现了一些以感世道之险恶，悲人生之寥落为主旋律的词作，如《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

这些词有的感叹人生的短促、年华的易逝、世态的炎凉；有的借物喻人，悲叹自身的孤独寂寞，无人怜惜；有的托物言志，表达自己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的心境。既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又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一个“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多么的孤独，又多么的无奈！但是，苏轼可以被打倒，却不会被打败。正所谓“诗家不幸文章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请看下面的三首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临江仙》）

元丰五年（1082）九月，苏轼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深夜归来，因为“敲门都不应”，所以“倚杖听江声”，继而规划了自己以后的生活蓝图：“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多么超然，多么飘逸，又多么富有浪漫情调！读者似乎看到了一位风神潇洒、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苏东坡正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飘然而去，慢慢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当中。这首词写出了谪居中的苏东坡的真性情。世道是险恶的，内心是痛苦的，但是，苏轼没有被痛苦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一种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思想暂时隐退了，随遇而安、超然物外的佛老思想成为谪居黄州时期苏东坡创作的思想主流。而且，诗的艺术手法也更加高妙了。正像他自己反复强调的“美常在酸咸之外”一样，好的作品，表面看好似随意而就，没有规矩，但越欣赏就越觉含义深远，匠心所在，也使读者倍觉清新。

下面这首《定风波》同样能表现这种随遇而安、超然物外的佛老思想，也同样能让读者感觉到词人在艺术手法上的匠心独运：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能处之泰然。多么的超然！多么的旷达！那么，如何才能“也无风雨也无晴”呢？那就只能“归去”，只能“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了。在江湖上，即使是烟雨迷蒙，也比宦途的风雨好多了，至少不会再像那飘渺的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了。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

苏轼终于走出了人生低谷，走出了孤独的困境，走出了“乌台诗案”的阴影。透过这首词，读者能清晰地看到苏轼那热爱生活、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看到苏轼在贬谪黄州期间旷达振作的精神状态。在黄州期间，苏轼还写过很多记述自己恬淡生活的作品，比如与太守徐君猷宴饮的词作，与朱寿昌等同僚来往的词作等等。的确，此时的苏轼真正融入了自然：思想超然了，艺术旷达了。正是这种超然、旷达，使苏轼度过了在黄州的艰辛日月。在黄州，苏轼的思想更加成熟了，在黄州，苏轼的心灵找到了归宿。“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这就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的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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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洛主编.文学短论鉴赏集[M].百家出版社，1993.

苏轼黄州词的思想意蕴 篇3

关键词：苏轼,黄州词,思想意蕴

苏轼,作为一位“雄视百代”的中国古代作家,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不仅在文学方面创造了奇迹,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在人格方面,魅力四射,卓尔不群,成为宋代乃至后世历代文人及广大读者景仰的楷模。就像他气象万千、多姿多彩的诗、词、散文一样,苏轼的一生也是波折跌宕,大起大落,他曾经被污入狱,险遭不测,也曾因太后恩宠,享尽殊荣。面对挫折,苏轼曾有过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他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平生文字为吾累”,也说过“我被聪明误一生”。然而尽管有时心存顾虑,“多难畏事”,“多难畏人”,苏轼并未因此停止写作,而是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继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学领军人物的重任,佳作迭出,成就斐然。更为难得的是苏轼的文学创作高峰都是出现于其政治上遭遇不幸的贬谪时期。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虽然是自嘲,但在我们看来,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被贬黄、惠、儋三地时期都是他的创作高峰期。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被贬三地,才成就了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千秋伟业。

苏轼45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贬居黄州是苏轼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实现人格超越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谪居黄州期间,苏轼的诗词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世人有目共睹。其中词占总数(三百四十首)的五分之一,这些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苏轼,一个深沉地思考着现实与人生的苏轼,一个实现了人格超越的苏轼。 叶恭绰在《东坡乐府笺序》中指出:“盖东坡词,纯表其胸襟见识情感兴趣者也。”东方树《昭昧詹言》也说:“东坡,自以其真面目与天下相见。随意吐属,自然高妙。”苏轼把他的襟怀思想、喜怒哀乐都毫无掩饰地在诗词中表现出来,这里我们主要从他在黄州的词作出发,探寻他谪居黄州时期的内心世界。

(一)苦闷与怀归

“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苏轼虽因反对新法被迫离开朝廷,历任“四州”(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但这一变化并不妨碍他有所作为。其间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谁知灾难突然从天而降,身陷囹圄,被贬黄州,命运仿佛同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这一切对一直踌躇满志的苏轼而言可谓当头一棒,他由此看到了官场的险恶、仕途的艰辛。尤其是来到黄州之后,“不得签书公事”,“布衣”“蔬食”,“债负山积”,贫病交加,余悸犹在,名为贬职实则软禁的尴尬处境不能不让他陷入到深深的苦闷与思索之中,甚至屡屡生出对人生、对世事的怀疑和厌倦的情感。元丰四年作《江城子》“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寄托对故友的思念,感慨自己的孤独处境;元丰五年作《水龙吟·小沟东接长江》,忆起自己从京宴饮对歌的“瑶池”之乐境急剧“飘坠人间”的孤独地位;元丰六年作《西江月·重阳栖霞楼》,感叹人生之短暂而“莫恨黄花未吐”。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此时思想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同时词人自觉“早生华发”,理想破灭,“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明显增强,失意落寞的意识相随而生,梦的意象在他的笔下频频出现:“笑劳生一梦”(《醉蓬莱》),“梦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人生如梦”(《念奴娇》),“万事回头都是梦”(《南乡子》),“身外傥来都似梦”(《十拍子》)等等,这些词句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他内心的苦闷与孤寂。作于元丰三年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一首更真实地反映了他此时的心理状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二月。这时苏轼初到黄州,寓居黄州城东的定惠院。词中作者营造了一个幽独孤凄的环境,残月、疏桐、漏断,一系列寒冷凄清的意象,构成了一幅萧疏、凄冷的寒秋夜景,而幽人、孤鸿的出场愈添一层凄凉。“一切景语皆情语”,凄凉的环境暗合了作者凄凉的心境。而下文写被惊起的孤鸿不断回头和拣尽寒枝不肯栖身的一系列活动也正是词人此时复杂、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再如写于此后不久的《西江月》一首也反映了作者此时的心境: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作于初贬黄州的中秋佳节。清风、明月,和四年前密州的中秋之夜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作者的心境却截然不同。全词扑面而来的都是萧瑟悲凉的秋意。临风对酒之际,全然没有了当年在超然台上“把酒问青天”的豪气,没有了“千里共婵娟”的轻松与愉悦,却是“把盏凄然”的伤感,“谁与共孤光”的苦闷与寂寞。

正如古往今来的一切迁客骚人一样,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之贬的苏轼,在遭遇了政治风雨的洗礼之后,面对残酷的现实,痛定思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归隐。对于一个仕途受挫的失意的封建士大夫而言,归隐无疑是解除内心痛苦、摆脱尘世纷扰的一剂良药。为此,过去有陶潜“归去来兮”的执著,有李白对“散发弄扁舟”的向往,也有白居易东坡种花的闲适。此时的苏轼何尝不想找到一处属于他的精神家园,一处灵魂的避难之所呢?

在黄州期间,本来早已深受禅学濡染的苏轼,又向佛教走近了一大步。一到黄州,他寓居定惠院,结交名僧,“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怀归之意屡屡见于他的笔端。在他的黄州词中,有对陶潜的钦慕,如:“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有对官场名利的淡漠,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满庭芳》);也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如“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念奴娇》)而最能反映他归隐情怀的当首推《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词作于元丰六年。词中“长恨此身非我有,”句,典出《庄子·知北游》。原文写道: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夫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熟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这里的“我非我有”表现了庄子对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而这正与苏轼此时“人生如梦”的心境相吻合。词中“何时忘却营营”句典出《庄子·庚桑楚》:“无使汝思虑营营。”这又是化用庄子的话,劝说自己应忘却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以求得身心的统一。而该词最后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则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欲远离尘世的愿望。难怪当时曾数次误传苏轼病故或出走,甚至连神宗皇帝也得到了这个消息,这与他的诗文和平时的言行不无关系。

(二)执著与超越

苏轼从小即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奋厉有当世志”。步入仕途之后,更渴望“致君尧舜”,“书剑报国”。但是黄州之贬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经世济民的理想化为泡影。孤独、寂寞、苦闷时时困扰着他,佛老思想一时间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然而苏轼没有像陶渊明醉心于“东篱”“南山”,消隐山林,不问世事;也没有像李白发出“我本不弃世,世人独弃我”的愤愤不平之鸣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那捶胸顿足的呐喊和抗议;更不学白居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世事从今口不言”,消极生活,享乐人生。他虽身在贬所,蒙受冤屈,但仍念念不忘神宗之“圣明宽大”,对君王帝业、朝廷政事、民生疾苦的关切之情始终不减。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还发出了“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的心声。甚至还为自己不能有补“国事”而深深遗憾:“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

苏轼一生襟怀坦荡,了无心机,虽然屡遭陷害和贬谪,但时时处处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始终不渝。在黄州期间,他为当地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他为黄鄂间溺婴现象忧心、奔走;他重视农业生产,帮助当地农民改进耕作技术。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黄州发生一次瘟疫,苏轼施舍圣散子药,被救活的百姓不可胜数。

苏轼忧国忧民的襟怀在他的词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在元丰五年写作的《浣溪沙》五首最能体现苏轼对民生的关怀。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

这首词写作者酒醉醒来面对银装素裹的世界,想象着雪兆丰年,百姓将丰衣足食时的喜悦心情。“但令人饱我愁无”一句足以体现作者的博大胸襟。该组词的前三首从“覆块青青麦未苏”的旱象写起,到“半夜银山上积苏”,再到第二天“涛江烟渚一时无”,写作者为旱象感到忧虑,又随着旱象的解除而变得轻松。

一直以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这是封建士大夫们所奉行的安身立命的准则。而苏轼却冲出了这一樊篱,非常圆满地处理了“兼济”与“独善”的关系,实现了二者的高度统一。苏轼不管是“穷”还是“达”,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在黄州期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执著与超越,是他对待现实的态度。

尤为难得的是,经历了挫折与打击,感受着苦闷与孤独,苏轼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他不仅关注天下,也在重塑自我。且看下面几首词: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作于元丰五年)

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现,照水红蕖细细香。 林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作于元丰六年)

浣溪沙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鲑鱼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作于元丰六年)

这三首词的共同之处在于,在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之中,处处都有作者的影子。词中作者既有“我欲醉眠芳草”的逍遥,也有“又得浮生一日凉”的轻松,更有“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超然与自适。苏轼在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再看另外一首词: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小序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道中遇雨而雨具先去,别人都狼狈不堪,唯独词人不以为苦,“吟啸徐行”,甚至觉得“竹杖芒鞋轻胜马”,并发出“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感言,其实本来是小事一桩,作者却悟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从这首词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幽人”“孤鸿”的形象,而是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天而动的达观洒脱的词人。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的确,苏轼虽非神仙,但他能以超凡脱俗的心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忧患,而这也正是他屡言归隐,而终老未践的原因。 因为对他而言,只要从心灵上获得解放就足够了。

纵观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作,不仅数量较多,题材广泛,词意高远,而且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意蕴。这些词记录了苏轼贬谪黄州之后的心路历程,这些词也是对苏轼完美人格的最好诠释。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了黄州这段经历,苏轼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才实现了一次飞跃。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陈迩冬.苏轼词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林语堂.苏东坡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的顿悟 篇4

苏轼被贬黄州时的顿悟

苏轼初到黄州,仍有用世之心,对贬逐则淡然处之,但是政治险恶如故,生活困顿与日俱增,一种天涯沦落的悲苦孤寂之感油然而生.最初寓居惠院时所作的《卜算子》中可以了解那是何种感受.“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人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可以看出,词人有着孤鸿的情态,孤鸿有着词人的心志.家人都不在身边,没有人过问他的生活,没有人理解他心中的痛苦,没有人给他一点点的安慰与关心,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拣尽寒枝不肯栖”就算环境再艰苦,就算人情再冷淡,这些都不足以磨灭心中的志向与抱负.

虽然当时苏轼政治上极度沉沦,然而他很快就找到了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即早年已萌发的佛家思想.这时他的一批名作如《定**》(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归临皋》、《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大都写得超旷,表现了苏轼一贯持有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的情绪是多变的.可这一年流露出的超旷之情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这时作品中尽管交织着悲苦和旷达、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迈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态度,但这种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家思想仍是它的基调.然而,这并不说明苏轼已经成为佛教徒和道教徒,其高明之处在于好佛教但并不溺佛教.他追求的不是消极的一面,而是保持乐观的处世态度,保持对人生对事物的执著追求,这与当时他对儒家思想的坚持正好相辅相成.与此相联系,黄州时期的词作必然走向旷达、简远及至虚无.在内容上抒发贬谪时期复杂的人生感受,在其词中这种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定**》(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临江仙•归临皋》中上片叙写于东坡豪饮后醉归临皋之景.前两句点明了词人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可见是一醉方休的畅饮了.“仿佛”二字,刻画出词人醉眼朦胧之态,真切传神.“家童”三句,是回到寓所门前驻足叩门的情事.词人虽连连敲门,然小童因等不及主人夜深归来,酣睡已久,鼾声如雷,于叩门声全然不觉.于是,词人索性不再敲门,当此万籁俱寂的深夜,转而拄杖临江,细听涛声.苏轼一向认为“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二).既然“执”(敲门)而不可得,随即便应转为“破”(倚杖听江声).这一生活细节,是词人独特个性和旷达人生态度的又一次显现.

元丰五年(1082)中秋苏轼在黄州赏月时作的《念奴娇•中秋》,上阕是中秋赏月引起的遐想：月中楼台亭阁晶莹壮丽,仙女们乘着鸾凤飞翔,月中山川如画,烟树历历在目,境界辽阔高洁.下阕写在月下起舞,禁不住想飞往月宫,在月宫尽情欢歌.作者当时贬官黄州,政治处境很不利,但作品的基调却是明朗的,表现了作者的开阔胸怀.词中描绘的美丽明净的月宫跟作者的现实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实际表现了他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全词清旷飘逸,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几乎可与他的另一首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见时有)媲美.但是《水调歌头》还表现了对“人间”的留恋,这首词却全是对“清凉国”的向往,这是同他的政治处境进一步恶化分不开的.

还有一首词不能不提,因为它在词坛上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同样在黄州这个不太令人关注的小地方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一句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高唱入云,江山、历史、人物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苏轼欣赏周瑜的少年功名、英气勃勃,用写战争来突出他的风采与才能,想想自己,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带罪黄州,不禁深感自愧.故曲怀古到伤己,自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词中虽然兼有感奋和伤感,却掩盖不了那股豪放气派,表现了作者旷达超脱的一面.

在这些词中,都包含着作者当时复杂而矛盾的人生感慨,其中包括了壮志未酬和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但因这一时期苏轼的佛家思想加深,因而在词作中形成了超脱旷达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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