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通用8篇）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篇1

论转型期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重要意义

【摘要】：公共政策执行力，就是公共权力机关通过一定的行为和技术，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地贯彻实施既定的公共政策，将政策方案转化为现实结果，以解决公共问题，达到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执行中的权力，它的承载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公共性是其突出的特征。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运用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力量保证既定的政策方案的贯彻落实，而且还要求这种力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合理的价值取向。

从政治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乎着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从管理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与政府的绩效息息相关。

【关键词】：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安全生产

公共政策执行力执行主体合法律性“美国学者艾利森曾经说过,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政策有效的执行。”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如果没有高度的执行力作为保证，无论其多么科学、正确，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毫无实际意义。诚然，公共政策是政府履行行政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因此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正确有效地执行直接关系着其所针对的公共问题能否被妥善顺利地解决，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政绩效水平和政府的公信力。

一、公共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公共行政组织，尤其是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地执行和快捷地落实。

如果一个政府的方针和政策，能够得到迅速地执行落实，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高效的快捷的政府，是一个受到人民大众高度拥护和支持的政府。反之，则是一个机构臃肿，人员繁杂，效率低下的政府，必然会遭致人民群众的抛弃和抵制。由此可见，能够彻底地弄清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科学内涵及其影响因素，对我们成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不可小觑的重大作用。

公共政策执行力公共政策执行力是近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同时也是学界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的问题之一，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依笔者看来，只有对公共政策和执行力这两个概念进行分开阐述，才能最终达成对公共政策执行力这个整体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全面诠释。

（1）公共政策。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2]对此，笔者也非常认同。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为此，公共政策就是公共权力机关意志的体现，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第二，公共政策是经由政治过程产生的，体现的是公共权力机关与公民的关系。第三，公共政策因为公共问题的存在而产生，因为公共目标而选择方案，因为要实现公共利益而必须被正确有效地执行。第四，公共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对自然和各种社会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地分配。

（2）执行力。执行力主要是指一整套能将组织的战略付诸实践，反映组织战略方案实现程度的行为和技术体系。它的显著特点是：第一，执行力的组织性。因为执行力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组织。

第二，执行力是一种保障。因为它是组织战略方案得以顺利实现和确认的强有力保障，是保证战略方案从文本或者思维形式成为现实结果的中介力量。第三，执行力的实践性。因为它是通过具体的操作过程、步骤和方法以及技术的运用达到预期的效果和既定的组织目标。

（3）公共政策执行力。总上（1）（2）所述，公共政策执行力应该是结合了公共政策和执行力两个概念核心的一个概念，它既要体现公共政策的特点，同时也要满足执行力的要求。鉴于此，笔者对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理解是：公共权力机关通过一定的行为和技术，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地贯彻实施既定的公共政策，将政策方案转化为现实结果，以解决公共问题，达到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

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特点：第一，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公共性。因为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执行的是公共政策，解决的是公共问题，实现的是公共利益，所以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执行力突出特性。

第二，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执行的权力，它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因此这种权力必然具有强制性和普遍的约束力。第三，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组织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以及完整的权责体系的庞大组织系统。第四，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多样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行为方式，不仅包括行政方式，还包括经济方式、法律方式以及思想教育方式。第五，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价值性。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运用不仅包括公共权力机关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贯彻既定的政策方案，还包括这种力量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合理的价值取向。

2.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脱离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当然，公共政策执行力，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存在发展必然要受一定因素的影响。我们只有厘清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方能使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在执行具体公共政策过程中巧妙地解决各种困难，得心应手地实施公共政策，以实现既定的效果和预定的组织目标。具体来说，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有：（1）公共政策本身。一般来说，包括公共政策产生过程以及内容的合法性；公共政策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公共政策目标的明确性、合理性、弹性，等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符合法律规范，只有合法的公共政策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依赖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基础的指导下才能产生合理的科学的公共政策内容，并借助某些工具通过具体的行为直接解决问题；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必须是明确的、清晰的，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目标会让政策执行者难以理解困惑不堪，必须是合理的，缺乏合理性的目标不能起到激励政策执行者的目的，必须“具有一定得弹性，缺乏弹性的目标，会让政策执行失去灵活性和变通性，政策执行者就不能在不偏离政策目标的大范围内，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地实施和执行政策，因而也就增加公共政策执行的风险。”，2）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主体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方面，一个是个人方面。从组织方面看，纵向上的权限划分不清和横向上的部门职能交叉，是当前我国政府体制中存在的两种现象。纵向上，地方政府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但是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缺乏规范，导致地方政府本位主义的迅速膨胀和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的执行受阻；横向上，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倘若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履行着相同或相似的职能，那么必然产生一些相互冲突的政策，而且更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纠葛和相互扯皮而导致政策执行出现阻滞。”；从个人方面看，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因素：一是公务人员的综合素质高低，二是公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强弱。综合素质高，公仆意识强是公共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得到贯彻实施的有力保障。

（3）公共政策执行环境。公共政策的社会性质，即公共政策解决的公共问题来源于社会，公共政策所针对的目标群体是社会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也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等，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执行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主要有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既包括国内政治环境，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伦理规范、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它们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也存在着或者提高或者削弱的作用。

二、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理解。1.从政治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乎着执政者的合法性，尽管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取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产业集中度低、地质条件差、整体装备水平低、从业人员素质低、以及绩效管理滞后等原因，导致煤矿事故频繁发生。煤矿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绩效管理意识不够、绩效反馈不畅、绩效指标设置不科学、绩效管理脱节等问题。绩效管理滞后通过员工不满、团队救助精神与协同作业的缺乏等渠道严重地影响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因此，煤炭企业要通过创新绩效激励体系、传达战略执行观念、建立健全绩效反馈机制等措施来改善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滞后性，以期对其安全生产有所裨益。

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现状分析:煤炭资源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煤炭既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主要燃料，又是许多工业产品的重要原料。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但煤炭的赋存条件复杂，95%以上的煤炭产量是井工生产,而且我国煤矿机械化水平比较低,矿井多、效率低、井下作业人员多等状况给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004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伤亡事故1797起，死亡2668人，百万吨死亡率3.10；2005年全国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3341起，死亡5986人，百万吨死亡率2.84；2006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4746人，百万吨死亡率为2.041；2007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3786人，百万吨死亡率为1.485；2008年全国煤矿死亡人数为3210人，百万吨死亡率为1.182。

2001年到2005年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1398起，平均每年发生280起，占全国各类重大事故的11%；发生一次死亡10-29人特大事故214起，平均每年发生43起，占全国各类特大事故的36%，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42起，平均每年发生8起，占全国各类特别重大事故的58%[1]。

频繁的安全事故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不仅给企业自身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为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煤炭企业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产业集中度低，地质条件差，整体装备水平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低，安全投入不足，此外，行业管理弱化、煤炭安全生产法规体系不健全、事故警示作用淡化以及绩效管理滞后也是煤炭企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2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重要性及现状2.1煤炭企业绩效管理的重要性任何企业如果想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就不得不重视绩效管理，著名企业摩托罗拉公司有个关于管理与绩效管理的观点，就是企业=产品+服务，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可见，绩效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因此,绩效管理对煤炭企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绩效管理对煤炭企业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

2.1.1绩效管理可以促进煤炭企业的质量管理。煤炭企业的绩效可以表现为采煤数量和采掘质量两个方面,近年来,采掘质量已经成为煤炭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采掘质量指的是企业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既有设备降低采煤成本以及优化一线员工人员结构。绩效管理可以给煤炭企业管理者提供具体采掘管理过程中所需的技能和工具,使管理者能够将全面质量管理看作煤炭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企业员工将精力放在采掘质量目标的提高之上。

基础。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包括合法律性、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具体来说：（1）从合法律性方面讲，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公共政策，都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无论是执法权力，还是公共政策执行权力，都必须符合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一个政府能够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行政那必然会获得公众的认可，进而增强这种合法律性；同理，如果一个政府有着较强的公共政策执行力，反过来也会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合法律性。

（2）从合利益性来讲，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其政策执行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鉴于公共政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一个具有较高政策执行力的政府能够对公民的利益诉求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从而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反之，如果一个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孱弱不堪，虽有公共政策却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现实成果，就会严重忽视公民的愿望和需求，激化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导致社会动荡矛盾丛生，从根本上动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3）从合道德性来讲，公共政策执行力反映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家普遍共识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作为公共机构以及公务人员，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站在道德要求的最前沿，为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和典型，不仅要严格遵守其自身的职业道德更应该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忠于职守，勤勉尽责，而这些对于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高和增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而相互推诿、欺上瞒下、繁冗拖沓、纪律涣散的工作作风必然会削弱政府的政策执行力。

总之，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强弱从上述三个方面直接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基础，高度的政策执行力会不断增强其合法性，使政府获得社会公众源源不断的支持与信任,而低下的政策执行力则会严重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使其失去社会成员的忠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的稳定与存在，导致社会的混乱与矛盾。

2.从管理学视角看，公共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与政府的绩效息息相关。

所谓绩效不仅包括投入与产出的比，即效率，还包括政府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政府的存在与运转需要花费大量的社会成本。（1）从效率的观点出发，政府的各项活动都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如果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那么这些活动就是对宝贵的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公共政策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就会有较大的资源投入。如果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只能存在于政府文件中，只是政府的一种观念共识，而不能由有效的政策执行力加以执行，其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美丽的花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公共政策价值的充分体现，公共问题的迅速解决，公共利益的最大实现，必须以高度的政策执行力作保证。否则，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就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

（2）从效果的观点看，效率只是投入与产出的一个比例关系，更侧重的是数量方面，而效果不仅关注数量更强调质的方面，即取得的实际结果。行政效率高并不必然带来良好的行政结果，效率只是效果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当然低效更不可能带来效果。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较高的政策执行力既要求公共政策能够被迅速及时的贯彻实施，更要求公共政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在这种迅速及时的活动中得到最大化的兑现。

综上所述，从管理学视角来理解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意义就在于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而取得最大化的政策结果，既达到节约社会资源的目的又得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皮正茂.关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思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2).[2]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何雄浪,朱旭光.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及其矫正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09,(2).[4]刘淑影.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制度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J].兰州学刊,2006,(6).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篇2

政府为了有效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必须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态势,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策问题,及时制定政策方案。而正确的政策方案变为现实,则有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否则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正因为政策执行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美国学者艾利森才说,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1.1 政策执行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发展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多、更为复杂,而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都要依赖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政策执行。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研究问题而是解决问题,政策制定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过程,而政策执行才是直接地、实际地、具体地解决问题的过程。[2]政策执行是国家运用政策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环节,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弥合社会张力,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1.2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间性环节

一方面,任何政策不能一经制定就完美无缺,它需要政策决策者依据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对政策进行修正、充实和完善,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任何政策只适用于特定的时空,超出范围,政策或完成使命,或失去效用走向终结,被新的政策所代替。制定新的政策要以事实为依据,尤其要以前一项政策执行后的反馈信息为基础。因此,从政策系统来看,政策执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3]

1.3 政策执行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策也是如此,一项政策的正确与否最终必须由实践来检验。毛泽东说,“判断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刘少奇认为:“执行政策就是实践,在实践中调查研究,在实践中间认识客观世界,在实践中间发现我们的错误,在实践中发现新的问题,制定新的政策,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执行,在于实践”。凡是经过实践证明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政策,凡是人民群众拥护的、赞成的、答应的、满意的政策就是正确的政策,反之则是错误的政策。借助于政策执行,一方面可以不断的校验政策,同时也可以适时地充实、丰富和完善政策,使政策能够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相匹配。而在这其中,校验或检验政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只能通过政策执行环节。

2 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

2.1 政策设置

首先,政策问题的选择是否准确。应明确两个概念,即“问题”和“政策问题”。问题指的是“需要与现实之间产生了距离或者差距,从而出现了一种令人不满的状态”。[4]而政策问题则指“有待实现的需要、价值或机会,不论其是怎样确定的,都可以通过公共行为实现”。[5]从政策问题的生成机理来看,社会问题能否成为政策问题,要依赖于政府的价值选择,政府选择做什么本身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次,政策系统中的诸要素要相互匹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政策群的系统效用,坚持政策间的配套、协调,我国以往的政策实施多是从单体政策出发,头脚分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着眼表面,忽视根本,导致衍生问题的无限扩大,给政府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如我国的国企改革,配套政策欠缺,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不能将大量的下岗职工妥善安置,阻碍了国企改革的进程,激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成了国企改革的难解之殇。再次,政策自身的明晰程度。政策执行要有严格的执行边界、科学的操作流程和准确的评估标准。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主体自由裁剪政策。[6]

2.2 政策执行者

政策执行者是政策执行的实践主体,对政策执行质量有重要影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政策执行者原因导致政策绩效不高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是对政策进行抵制的行为。政府官员是行政人,同时也是“经济人”,多以实现个人利益最优为根本价值取向。政策执行已使或将使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政策执行者便会千方百计的抵制政策;二是对政策裁减的行为。政策执行者具有一定的裁量权,往往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政策调试”,这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屡见不鲜了;三是政策执行走样的行为。政府官员、尤其是庸官擅长的就是照搬政策,“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一切按照政策来”,结果形式上和政策要求一致了,但实质上已经相距很远了。如在国家鼓励发展高新产业政策的感召下,一些地方不顾当地实际情况,盲目建设高新园区、科技园区,结果不但没有引来高新技术企业、没有提升科技水平,反而浪费了大量耕地和巨额资金,给当地发展人为地掘置了鸿沟。

2.3 政策执行受众

政策执行能否取得实效,不仅是政策执行者的事情,同时还与政策受众关系密切。首先,政策受众的认知程度影响政策执行。政策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利益的选择、分配和落实,因而政策执行结果总是会导致一些人受益和一些人受损。这样那些获得利益较少者或利益受损者会对政策执行持消极态度,甚至产生抵制情绪,而既得利益者和潜在既得利益者就会积极响应,支持政策。其次,政策受众行为可调节度影响政策执行。政策受众的意识状态和行为方式产生于特定的环境,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政策执行对政策受众的意识状态和行为方式“矫正”幅度不大,政策就容易执行,反之就比较困难。再次,政策受众的数量影响政策执行。比较而言如果政策执行面对的受众数量少,群体明晰,就便于政策执行;相反如果受众庞大,构成复杂,就会制约政策执行,尤其是认同低的政策执行起来就更为困难。

2.4 政策执行环境

“具体地说,政策的形式、类型、渊源、范围及受支持度、社会对政策的印象;执行机关的结构与人员,主管领导的方式和技巧、执行的能力与信心;目标全体的组织或制度化程度、接受领导的情形以及先前的政策经验、文化、社会经济与政策环境的不同,凡此等等均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其成败所需要考虑和认定的因素”。[7]公共政策要植根于一定的土壤,政策执行总是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政治清明、政治文化积极,社会舆论氛围良好,这些都会营造出优良的政策生长环境;相反,政策执行就会遇到诸多阻力。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环境对政策执行影响巨大,如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实行的就业政策就很难奏效;还有就是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认知程度也影响政策的执行,如在甲流感暴发之际,虽然相关专家一再声称疫苗副作用较小,但由于民众受个别言论的影响和心理承受力的限制,对注射疫苗的副作用没有正确态度,主动进行疫苗注射的还不是多数。

2.5 政策执行的资源

政策资源是政策成功的前提条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缺少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政策执行也将是句空话。首先,政策执行需要有执行人员的投入。总体而言,我国公务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着政策执行,由于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培训,公务员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随意性,很难做到科学、合理、有效。其次,政策执行需有必要的财力投入。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同样受用于政策执行领域;再次,信息资源也不可或缺。信息是制定政策的基础,没有信息就不能制订政策。信息也是执行政策的关键,没有必要的信息保障,政策也很难有效执行。最后,权威等资源也会因个体差异而对政策执行产生重要影响。

2.6 政策执行的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它是连接目标和结果的桥梁,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和机制。政策方案只有通过适当的政策工具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从而达到政策设计的理想状态。[8]中国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基于市场失灵情况下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选择问题;二是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失灵情况下的政策工具调试问题。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府的政策工具更多以管制和指令性计划为主,强调政府的全能性,社会权力与公民权力极度弱化,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当前,我国行政实践在依法执政、民本执政上有所建树,但就执行者而言,仍然存在着政策执行不遵循规律、政策工具呆板僵化等情况。不但政策效果难以达成,还使政策执行遇到了困难。

3 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对策

3.1 科学制定政策方案,奠定政策执行基础

政策方案制定在整个过程中居于枢纽地位,惟有事前进行良好的政策规划与设计,得到一个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可行方案,政策过程才能进展顺利,[9]政策目标才能有效达成。首先,政策制定程序要合法。制度程序规范化是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的保证,公共政策只有产生于严密的制度安排下,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其次,政策制定过程要阳光操作。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化是政策制定规范化的内在要求。公共选择决策模式指出:国家和政府中的决策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都一样会犯错误。所以,必须限制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黑箱操作特权,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开化。第三,政策制定过程要民主。现代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决策民主化。它追求社会平等,强调公众参与,避免决策权力滥用和“寡头决策”,减少政策制定中的独断风险。中国民主改革应保障公众的参与热情,使其能够主动参与国家生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障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的权利”。[10]

3.2 重视政策执行者队伍建设,为政策执行奠定组织保障

第一,加强对政策执行人员的培训,不断更新政策执行人员的观念,提高其各方面的素质,以此造就一批优秀的政策执行人才队伍。第二,强化责任意识,明确规定政策执行人员的责权利,做到责权利的统一。把政策执行的绩效同个体考核、任用和奖惩联系起来。培养政策执行者的政策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的行动。第三,强化对政策执行者的监督,规范其用权。鉴于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有“为我调试”的可能,有必要对政策执行者的行为进行监督。我国对政策执行的监督主体应包括以下范畴,即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协、社团、政府自身和公民。由于我国政治架构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殊地位保证了在政策执行监督中的权威性。因此,党对政策执行监督权重系数理应更大,强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人大和政府对政策执行的监督需要探讨新的形式,尤其是政府,必须转变监督模式,防止出现老子监督儿子、哥哥监督弟弟的情况发生。另外加强社会的监督权,尤其是个体公民的权限。要赋予公民一定的权利,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终极目标按步骤逐步实现。

3.3 重视政策宣传,提升受众的政策认同度

政策认同就是政策受众对政策正向的倾向性态度。诚然,政策能否取得认同,涉及到政策问题复杂程度、政策内容设置、政策执行者能力等诸多方面,我们这里主要从政策受众对政策认同的角度来考虑。万事开头难,政策也是如此,从政策实施来看,政策执行绝不是简单的增加受众利益的机器,比较而言,政策按照利益的分离方向可以分为正向政策和负向政策。正向政策,即增加政策受众利益的政策,如加薪政策、减税政策、减负政策等,这些能够普遍得到政策受众的支持和响应,推行起来,几无阻力。但负向政策,既降低政策受众利益的政策,如增税政策、油价上涨政策、扩大税收政策等,这些政策执行起来就会面临诸多阻力。综合而言,任何政策受众,也会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去考量政策本身,但政策受众绝大多数都是理性经济人,因此也能够理性的思考问题,这为政策宣传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因此加强政策尤其是负向政策的宣传工作就显得必要而且重要,对负向政策而言,对政策受众要以实相待、以诚相待,说明情况、讲清问题,对政策进行系统的剖析,争取政策受众的理解和支持。

3.4 注重政策文化氛围营造,创设良好的政策运行环境

文化是制度之母。我们长期更多的关注制度建设,把一切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制度,多数时候我们忽视了文化的培育和文化习惯的养成,我们总是盲目的以为有了相应的制度就能产生与之适应的文化,其实正好相反,有了相应的文化积淀才更容易生成人们愿意遵守的、得到共识的政策。因此塑造文化往往比政策本身建设更为重要。当然培育文化是需要制度建构的,但也不仅仅是制度建设,还有其他诸多要素,正向罗杰·基辛所言“文化是用作为把人类群体与他们的生态结合起来,社会地传播着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群居和政治组织的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和实践”。

3.5 合理统筹政策资源,发挥政策资源的最佳效用

政策过程是个系统的过程,首先,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里的人力不是数量的优势,而是质量的追求,要求德才兼备。德强,就是要有三心,即事业心、责任心和精进心;才备,就是要有三力,即政策的管理力、执行力和组织力。还有,财力不足,物质基础薄弱,也会给政策执行带来困难。但绝非财力越大,物力越足,政策执行的效果就越好。其次,信息资源也影响政策过程。掌握获取信息的技巧和具备信息加工的能力是能够利用好信息资源的重要因素,我们坚持的基本方针就是去粗去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再次,政策执行同样需要科学管理做为载体,只有必要的资源而缺少科学的管理,政策目标也难以达成。因此,从政策资源的子系统来看,每个资源都不可或缺,政策执行过程不仅仅是发挥政策资源的个体作用,重要的是要发挥政策资源的协同效应、整体效应,对政策资源系统要合理统筹规划,适当安排。

3.6 借鉴经验,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工具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与他们能够正确选择政策工具密不可分。加拿大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在《研究公共政策:政策周期与政策子系统》一书中,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高低,在自愿性—强制性光谱上对各政策工具进行定位,将政策工具分为三类: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强制性工具。[11]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权力向公民社会的回归,原子化的社会形态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地方自身的治理能力和社会自我的调整能力,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也认为,有多少公民组织存在,以及这些组织的实际效力和表现如何,不仅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程度以及政治参与的方式。[1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不断地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促使政策工具的选择逐渐摆脱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依赖管制、国企等强制型工具的局面,逐渐转向以采用混合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为主。[13]总而言之,“政策工具选择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策工具的特性、需解决问题的性质、政府在过去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决策者的主观偏好、受影响的社会群体的可能反映等方面”。[14]政府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在政策工具选择上有广阔空间,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经验,结合中国行政管理实践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工具,是我国政府提升绩效的重要内容。

摘要：分析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症结,探求化解之方,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实效。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篇3

摘 要 当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我国继循环经济之后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的又一重大决策，本文从我国特殊国情出发，分析低碳经济政策在我国现阶段执行中的各种障碍，从而帮助学界寻找中国低碳道路更加合理的政策支撑。

关键词 低碳经济 政策问题 阻力因素

近年来，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社会”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在我国这样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不高、工业生产水平还相对落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缺乏创新、人们对环境保护、低碳生活方式的本质认识仍然模糊的特殊国情下，低碳经济政策作为刚进入中国不久的全新模式的经济发展政策，从很多方面来说，对其推进和发展都会产生有形或无形的阻力。

一、低碳经济政策自身因素

（一）政策问题的综合性

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首先是和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的类型和性质紧密相关的，越复杂的问题，执行的难度越大。低碳经济政策是涉及领域众多的综合性政策，也是创造性较强的改革政策，有人甚至认为低碳经济将催生世界第四次经济革命。低碳经济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关系多方群体的利益，所以选择利于低碳发展的政策工具首先要清晰各群体的特定利益需求。在我国，低碳经济所倡导和规范的目标团体行为种类多种多样，碳排放源类型繁多并且琐碎，大到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小到居民长期习以为常的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消费与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高排放量，因此，政府很难制定正确、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作为监督检查碳排放量的依据，从而约束碳排放者的行为。

（二）政策缺乏明确性

一项政策要能够顺利执行，从操作上和技术上来说，都必须明确具体，即政策方案和目标具体明确，政策措施和行动步骤明确。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的低碳经济政策，现有这些政策主要体现在国家“节能减排”措施之中，且以行政手段为主，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主的政策工具有较大的区别。我国需要彻底的从产业政策、能源政策、技术政策、贸易政策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重大调整。

（三）政策缺乏配套性

在我国低碳经济政策中，许多引导、限制、激励政策措施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与我国目前环境无价、资源低价、资源要素价格扭曲等状况是分不开的。一直以来，我国的资源环境基本处于低价或无价状态，排污费征收标准过低，绝大多数资源开采企业缺乏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与压力，忽视环境成本的存在，无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肆无忌惮的对资源进行疯狂开采。因此，没有相应合理合适的政策与低碳经济政策相配套，再完美的孤立政策也只能施之无效。

（四）缺乏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

当前我国低碳经济领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一刀切”现象。如在低碳试点领域，全国各区域纷纷开展低碳经济“试验田”行动，积极探索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各地实施的低碳试点规划和政策雷同度较高，不利于调动各区域的有利因素。在节能减排指标分解方面，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产业的不同特点，导致政策水土不服。

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因素

（一）政策执行主体方面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人都是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也就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在互动中的利益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政府也是经济人，当它进行成本与收益预期时，就将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在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的税收压力和就业压力，导致地方政府处于地方利益的考虑，与中央政策常有偏离甚至背道而驰，不但相当一部分工艺和装备落后、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重的中小企业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而且地方政府还争先恐后的上项目，特别是利大税高见效快的重化工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节能减排、调整结构在地方上阻力很大，很难有所作为。

（二）政策执行对象方面

1．对企业形成价格障碍

在成本价格的市场规律利益导向下，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行为在清洁生产尚没有全面推广和成为硬性要求的前提下，进行清洁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环保设备、采购清洁原材料、使用清洁能源，这就要比同行业没有采取清洁生产的企业背上更多的负担，其生产成本就会高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从而偏离“成本最低”的原则，导致“绿色产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另外，生活中各种废旧物的集中回收成本高，再利用和再生技术发展滞后，规模效益差，致使再生资源价格偏高。这样，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购买新原料价格更高，由此构成的推进低碳经济的价格障碍。

2．公众对政策理念认知不够

公众对低碳经济的认知程度，决定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低碳经济的尽快落实和发展速度。由于人们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养成一套行为定向模式，常习惯于保持持续的某种状态，并且缺乏有关科普知识的学习和认识，一切以便利为目的进行消费和生活的同时并不曾意识到自己无形中也是一名碳排放者，这早已形成的消费和生活模式与政府低碳政策的提倡产生撞击。

（三）政策执行体制方面

1．政策运行机制不完善

当前，我国虽然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已经建立，却没有形成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没有规范低碳经济发展行为的法律法规体系。另外，我国分部门的多头管理不仅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行动难以协调一致，而且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最后，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中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未能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使得公民不能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政府在监管污染排放方面成本过大。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不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如江河、大气等自然环境就十分难以界定产权。

2．政策手段单一，制度建设不健全

我国节能减排的推行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减排压力主要由各级政府承担，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指令向地方政府和企业下达减排指标，依靠指标的层层分解来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很多的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凭借其行业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能源环境的约束作用被弱化，导致企业节能减排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的不足。

三、低碳经济政策环境因素

（一）国内环境

首先，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对能源的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其次，发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再次，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此外，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诸多的社会背景环境决定了我国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

（二）国外环境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有专家预测，中国在2020年前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此外，在全球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用气候变暖来打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他们忽略自己近200年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碳排放大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短短几十年工业发展，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才是温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主要责任也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承担，这是变向的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因此，中国在减排方面遇到的国际政治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吴胜,张凤军.公共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分析.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3(5).

[3]郭代模,杨舜娥,张安宁.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思路和财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9(58).

[4]曹海涛.公共政策执行阻力因素分析.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20).

[5]王仕军.低碳经济研究综述.开放导报.2009(5).

精益管理之影响企业执行力的因素 篇4

企业内控体系和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和管理制度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保障，是规范职工操作行为的重要依据。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都要通过制度来明确。要让制度成为企业职工操作行为的指南。一些员工之所以执行力较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和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例如：有些企业出台的制度只是照搬硬套国家的宏观政策或上级的管理规定，没有紧密结合本企业的经营实际，制定适合企业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给本企业员工执行制度带来困难，甚至使某些职工在处理一些具体业务时不知道应该如何操作;有些企业虽然制定了管理制度，但制度本身不严密，连续性和操作性不强，无法达到执行制度的预期效果。

企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激励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化压力为动力;；可激发个人潜能，使团队发挥更大的威力。有些企业多劳多得、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未完全建立起来，使企业的执行力受到较大冲击。一是激励机

制不健全，多劳不多得，干好干坏一个样，使员工的工作热情不能得到有效激发；二是虽然建立了激励机制，但考核指标不合理，定性指标较多，定量指标较少，难以准确评价员工业绩；三是考核过程不规范，人为因素较多，往往因为考核人员的不公平、不公正而导致考核结果出现偏差；四是考核人员不坚持原则，任人唯亲，重友轻理，使已有的绩效考核机制受到严重破坏。

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企业内部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审计、监察、质检等监督机构不健全；二是虽然建立了监督机构，但监督部门或监督人员没有很好地履行监督职责，使内部监督流于形式；三是监督人员的配备不合理，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难以发现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各类弊端，致使企业经营风险不能得到有效规避；四是个别监督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对能够查清的问题有意回避，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不如实反映，故意放纵。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篇5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工作，尤其是加强对员工安全意识的培训和教育工作。其次，管理部门也应加强对自身员工的安全管理和培训工作，定期地开展相应的安全教育活动，尽可能提升相关人员对电力安全施工的认知程度，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最后，不断完善好培训的相关机制，将有效确保培训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同时还要安排专业的人员对员工进行专业的培训工作，提升员工自身知识的储备，加强对自身素质的规范工作，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自身形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3.2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规范操作流程

为了确保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的科学合理性，需要结合实际的工作需求以及员工的建议，完善和优化沟通的`渠道，为其目的性的达成奠定良好的基础。在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实施的过程中，要不断优化其工程与改进相关的机制，不断完善责任制度，依照相关人员的工作效率与质量来进行相关的比较，从而加快目标的实现。这就需要对员工自身的职责进行合理的划分，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并对工作良好的员工给予相应的奖励，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提升其工作的积极性，最终将安全管理工作的目的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来。

3.3加强监督工作的优化和防治工作

监督工作的开展是确保电力安全管理功效充分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降低安全问题发生概率的主要措施。在开展监督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也要提升员工之间相互监督的力度，从而及时地发现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减少事故的发生。所以说，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是十分必要的。另外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也要结合自身工作的环境、岗位特征进行详细的分析，找到合理的优化和创新模式，从而提高问题发生时的处理效率，加强电力企业工作的安全性。

3.4提升强电力安全管理中基础夯实工作的落实力度

设备的使用以及技术的管理是提升安全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中，要不断地提高安全管理的整体水平，加强对其组织结构的构建工作，提升运行过程的安全性，在确定其正常运转后，在对电网以及人身安全进行合理的规划。除此之外，还要对电力设备进行严格的管理工作，提升其自身的工作效率，同时还需定期的对设备进行相应的维修和养护工作，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转。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企业应不断地加强电力安全管理的执行力度，并加强电力企业安全管理重要性的宣传力度，提升人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另外还要加强相关制度的监督和实施力度，从根本上提升制度的执行力。

参考文献

[1]郭发全.探析影响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因素与解决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4)：201-202.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篇6

[摘要]“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人们各种争议不断。有学者认为可以延迟人口老龄化，也有观点认为该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市部分社区运用无结构访谈的方法，了解所调查社区夫妻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从家庭结构现状、学历、其他的限制因素三个方面来描述，进而通过文献分析法分析产生原因。从生育态度、生育成本、生育压力、生育能力四个维度来阐明原因分析。最后部分简明概括该研究的启示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全面二孩”； 生育意愿；现状； 影响因素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123

1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11问题提出 人口问题一直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在成立的20年之初，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受苏联的影响，放任增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人口与经济、环境的矛盾。[1]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的总数量仍旧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也日益明显，我国目前正逐步接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人口形势日益严峻，问题益增。所以，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提上了国家议程。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道“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2]但各地区申请二孩的家庭数据表明，符合条件申请的家庭人数远远低于预期。所以为了进一步推迟人口老龄化、优化劳动力结构，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人们对“全面二孩”的争议不断。[3]

12生育意愿的界定生育意愿是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可以?娜?个方面来阐述：一是生育目的，即人们为什么生育；二是人们对生育数量的看法，即生育几个子女为理想子女数；三是有关子女性别的看法，即人们怎么看待自己已有或即将生育什么性别子女的看法。[1]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发生着变化，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

2生育意愿现状分析

21独生子女家庭相比二孩家庭较多

通过走访社区，笔者发现家中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当问及是否有要二孩的计划，夫妻双方明确表示想要二孩的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他们对当前的家庭结构状态相对来说比较满意，并不打算打破现有的家庭结构。

22学历高的家庭生育意愿较低当夫妻双方或一方学历较高，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成长质量，愿意尽力地给予一个孩子最好的生活状态。有部分学历高的家长表示，自己不能对是否要二孩做出决定，需要回家与自己的孩子商量再做决定，如果孩子不愿意，他们也不会强迫。

23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囿于时间、工作等限制有部分家庭有要二孩的打算，但是迫于无人看孩子、工作压力大、经济紧张等现实原因只能将计划暂且搁置或者延迟，而且这样的家庭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占多数。

3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31生育态度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认知、情绪决定人们的行为，而认知包括态度、观念、看法等。生育态度对一个人采取生育行为的动机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生育态度主要包括育龄父母对子女的价值判断和性别偏好。价值判断主要是指父母是把子女看成家族传承的需要还是阻碍家庭更好发展的负担。[4]显而易见，拥有前者观点的父母生育二孩的欲望会明显高于后者。有性别偏好的父母可能会有“儿女双全”“男孩优于女孩”“女孩好养”等一些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促进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事实证明，任何一种生育态度都不是单一地发挥作用，往往交织产生影响。如果一个家庭已经有一个女孩，但是育龄父母却有儿女双全的梦想，认为男孩可以更好地传宗接代，他们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生育二孩。

32生育成本

“成本”是商品经济方面的概念，即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为成本。[5]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发生重要的变化。所谓的生育成本可以理解为生育孩子、培养孩子长大成人所需付出的可以量化或无法量化的付出。金钱成本指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消费和支出，小到孩子的吃奶、穿衣，大到结婚、买房等，这些都是需要金钱来堆砌的。生育、养育一个孩子的金钱成本对很多家庭来说是很重的负担。在生育二孩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再经过十月怀胎到孩子出生、坐月子、休养这一系列的过程我们可以称为时间成本，而很多育龄期的父母都是处于青年期或中年期，他们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尤其是女性由于怀孕，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工作。而男性可能会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照顾另一方上，也会影响其工作。工作成本多是由于时间成本所致，由于漫长的备孕、怀孕、养育的过程，女性需要休产假照顾家庭和孩子，不得不中止自己的工作，甚至面临着失业和短暂地与社会失去接触的危机。生育成本、时间成本、工作成本这三个因素对生育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它们中任何一个在发挥作用并不是说明另外两个不起作用，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哪个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在权衡利弊之下，人们再决定是否要二孩。

33生育压力 生育压力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言，即在进行生育行为的决策过程中，有哪些人或者社会系统可以对其产生影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分析：一是丈夫，在家庭系统中，如果丈夫的权威较高，那么他的说服力会更强一些。二是公婆等其他家庭成员，生育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女性一人的事情，所以，其他家庭成员的观点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三是同事、朋友，这些人的经历或生活会对女性产生很大的影响。四是政策，政策作为宏观体系，在根本上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决定。“计划生育”时期、“单独二孩”时期、“全面二孩”时期，每个时期的不同政策下，女性主观的生育意愿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34生育能力生育能力是对其实现生育行为所具有的资源、条件、机会等的评估，同时这也受当事人对资源、条件、机会等的重要性主观评价的影响。一般来说，当个体认为自己拥有较多的资源、优越的条件、较好的机会时，做出生育行为计划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这样他们会有充足的安全感和资本来养育孩子。

4启示与建议 笔者认为“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现象。提出此看法是基于走访社区和查阅大量资料而得出的结论。面对“全面二孩”的政策，人们并不会随随便便地作出决定，他们往往会进行比较理性和现实的思考，会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条件、时间、工作，考虑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自二孩政策诞生以来，政府一直在关注人们会做出何种选择，担心会造成人口的过快增长。但是研究发现，人们会不断地权衡自己的各种因素，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负责任的选择。除非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具备生育孩子的能力并制定好明确的规划，否则生育意愿很难落实到生育行为。所以，这个启示是有一定依据的。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虽然不会造成人口的堆积现象，但是相比计划生育阶段来说，人口会有所增长，会造成资源的竞争或者之前的资源与现在的人口资源并不能很好地匹配。比如：教育资源中师资力量的落后，部分老师多媒体、网络等技术掌握得并不好；此外，医疗卫生等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资源。因此，为了更好地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我们要加大经济投入的同时也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来保障人口的增长。

参考文献：

[1]佟新人口社会学[M].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篇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中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在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科技创新是实现赶超先进的唯一途径。科技政策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密切相关,为了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必须充分强调执行的重要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中央对不同地区的支持力度、各地自身要素禀赋等的差距,使其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方面形成一定差距,同时我国南北还存在巨大的人文社会差异,这些都对科技政策的执行力产生影响,使得国家层面制定的科技政策难以普遍适用于不同地区。因此,为了保证科技政策具备强大的执行力,必须对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对于我国公共管理部门依靠政策工具推动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按照关键影响因素理论,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强弱由若干关键影响因素决定,解决好这些关键影响因素的问题,就能够有效提升政策执行力。在国际上,涉及政策执行研究的理论模型大多将影响因素纳入分析视角之中。Simth[1]提出的模型认为,环境因素被认为是外生于政策执行过程的约束性变量,约束和影响着执行全过程,因而在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氛围下,同样的政策需采取不同执行形式。Rein等[2]提出的循环模型提出了制约政策执行的3个原则,分别为合法原则、理性原则和共识原则。从内容上看,这3个原则囊括了社会环境、基本制度环境和信息环境等不同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Mazmanian等[3]提出的综合模型的3个分析角度中也包括政策以外的影响因素。Horn等[4]提出的模型则进一步从5个关键要素的角度认识政策执行过程。

随着对政策科学认识的逐步深入,以特定区域、政策等为对象的政策执行研究更加注重分析不同影响因素下政策执行过程的差异与共同特性。Jas-anoff[5]等人提出有关种族差异对政策执行的影响,Knill等[6]提出有关欧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对英、德两国政府部门的冲击研究,Krutwaysho等[7]提出有关社会环境对旅游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研究等,这些研究的侧重点在事实上与基于模型的研究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普适性研究逐步发展为针对性研究。

在国内,由于政策执行力提出的逻辑起点即为改善政府行政效率、提升公共管理效能,因而更加准确地识别哪些关键因素对特定政策的执行力产生影响,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则成为公共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程建明等[8]基于对山西省“一吨煤”政策落实情况的调查活动,构建了阻碍政策执行的5因素模型,即执行人员的选择误差、渐进模式决策带来消极影响、政策制定中决策信息不完全、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以及缺少高效的监督机制。佛朝晖[9]则通过对近百位县市教育局长的问卷和访谈,将义务教育师资配置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总结为人事管理权限有限、政策工具单一和非正式制度制约3个方面等。针对三农政策,李晓虹[10]提出3项阻碍因素,分别为政策性阻碍因素,主要包括待解决问题的开放性、目标的多重性和工具的单一性;政府间阻碍因素,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关系以及科层制结构阻碍等;政府外阻碍因素,主要有社会关系网络、市场机制完善程度等。周柏春[11]提出6项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分别为政策设置、执行者、执行对象/受众、执行环境、执行资源、政策工具。

总的来看,尽管目前有关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的研究数量众多,但就其构成学术界所持看法仍然各有不同。大部分学者对影响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因素的认识仍然趋于表面化,特别是对科技政策执行力来说,一方面现有文献较少将科技政策纳入分析范畴,对影响科技政策的因素缺乏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对不同影响因素的分类较为随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与非制度等尚未形成高度总结,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应该看到,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构成中广泛涵盖了主管判断和客观判断,即有显性因素又有隐形因素,其判断标准处于一个动态化的自调整过程中,需要引入专业化的方法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有鉴于此,本文将解释结构模型(ISM)引入科技政策执行力研究之中,以期更好地辨别影响科技政策执行力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特点。

2 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构成

2.1 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特点

科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其执行力的形成也源自不同力量的交互。影响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基于这些联系的存在,各因素构成一个网络体系,对执行力形成系统和持续的影响。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选择需遵循4个方面的特点,分别是影响效果的堆积性、影响方式的可传导性、影响作用的自干扰性以及影响时间的长期性。

首先,作为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影响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只有达到临界点之后,各因子对科技政策执行力产生的效果才以直观的形式体现出来,然而由于不同因素的变化速度各有不同,必会导致其在时间线上产生分化:部分变动较快的在尚未对科技政策执行力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即已消失,如果这些因素的影响效果不能形成堆积效应的话,它就无法对科技政策执行力产生实质性作用;相应的,一些变化较慢或具备堆积效应的影响因素则支配了对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效果。

其次,影响因素对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途径并非孤立的,而是经由不同的次级因素显示出来。即,影响因素一方面直接对科技政策执行力产生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也会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进而通过传导作用于执行力。以技术进步为例,尽管对科技政策而言,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意味着政策目标和服务对象的变化,这些直接对执行力产生影响,然而技术带来的变化会在更多方面体现出来,包括政策执行工具的升级、信息沟通成本的降低等等,进而通过其他次级因素影响到科技政策执行力。这些充分体现了关键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式具备较强的可传导性。

第三,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发挥的作用在不同情况下会发生转换,这就意味着,一项影响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起到提升政策执行力的效果,在其他情况下则会起到阻碍作用,而决定效果转换的是关键影响因素自身的演化。即,影响因素的演化结果会同时对自己产生影响,当影响程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甚至足以扭转影响方向。这也是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可变性的集中体现。

第四,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带来的后果必然是长期的,其根源来自公共政策自身的持续性要求。由于公共政策是政府信用的代表,因此其实施必须具有持续性,而科技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也应满足政策持续性的要求。执行力依附于科技政策长期存在,只有能够不断产生发生作用的因素,才对政策执行力形成稳定的影响。

综合上述特点可以认为,尽管影响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因素众多,但是不同因素有所差异,按照影响效果是否能够堆积、影响时间的长短、影响期限等,可以分为不同层次。那些只能在短期内带来影响,其效果无法持续的只是表层影响因素;而对于持续时间长、效果会持续堆积,进而可能带来影响效果翻转的则应看作深层次影响因素。在公共科技管理部门试图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提升政策功效的时候,必须对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有深入的了解,着力改进深层次影响因素,唯此,才能在尽可能小的成本下获得更大收益。

2.2 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构成

按照对科技政策执行力的边界划分不同,可以将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分为源自内部和源自外部2个方面,其中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指的是组成政策执行过程的各个具体环节,如执行政策、执行人员、执行结果,执行方式、执行成本等;而外部影响因素则指的是超越执行过程的外部环境因素,如文化环境、人文素养、技术水平、经济发展、制度框架、其他政策等。

内部因素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实体因素和非实体因素。其中,前者相对客观,包括执行人员、执行方式、执行机构、执行成本、服务对象等;后者则更加主观,需要通过自身调节才能满足政策执行要求,如执行态度、执行兴趣、执行能力等。内部因素是普适性政策执行力研究在科技政策中的表现,在此,科技政策执行力与其他政策执行力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专业性和针对性方面。同样,外部因素也可以分为2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科技因素,对于科技政策而言,技术发展水平和趋势是影响一项政策执行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即制度与技术之间应存在高度适配性,超越或落后于当前技术发展水平的政策均不具备充分的执行力,具体而言包括科技潜力、科技水平、科技创新氛围、科技需求等;二是非科技因素,即除技术自身之外的诸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具体如表1所示。

3 解释结构模型在科技政策执行力研究中的应用

解释结构模型(ISM)是美国J.华费尔特教授[12]在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结构问题时开发的一种概念分析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利用有向图和矩阵对问题构成要素进行处理,进而运用文字说明对象结构及功能。该模型能够把模糊不清的事项和看法转化为结构清晰的模型,适用于变量众多、关系复杂且结构不清晰的系统分析,因而在区域经济发展、公共政策、工程技术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尽管目前ISM模型在各方面应用众多,但是针对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分析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通过调研选定影响因素及其关联,进而从3个方面对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层次构成加以分析:首先是内部因素,对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内部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性进行了进行探讨;其次是外部因素,对科技政策执行力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性加以分析;第三,考虑到通常内部因素中各个环节自身也会收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最后将内外因素结合起来,从综合的角度分析影响科技政策执行力的表层因素、中层因素和深层因素。

3.1 科技政策执行力内部影响因素层次关系

由表1可知,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内部构成因素共有10项内容,分别用E1~E10表示。其中,如果行因素Ei与列因素Ej互相影响,形成影响回路,则表示为Ei+Ej、;如果行因素Ei对列因素Ej产生影响,而Ej不对Ei产生影响,则表示为Ei∧Ej;而在相反的情况,则可以表示为Ei∨Ej,据此构建诸要素关系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建立科技政策执行力内部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

根据式(1),运用ISM分析软件计算得到可达集合如图1所示。

根据图1分析结果,可以将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内部影响因素分为L1~L66个层次,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E9执行兴趣是表层因素,这意味着从内部看,较高的执行兴趣将直接提升执行力;执行成本和执行态度居于同一层次,它们共同影响着执行兴趣;执行方式和执行责任位于第4层,两者共同受到执行人员和服务对象的影响;执行人员和执行工具位于第3层,第2层因素执行机构对两者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而政策内容及其服务对象则成为决定执行力是否强大的底层要素。总的来看,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内部因素中,实体因素发挥着更加深层次的影响,而非实体因素则多居于表层。根据其相互关系,可以绘制内部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如图2所示。

3.2 科技政策执行力外部影响因素层次关系

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外部影响因素也包括7项内容,分别用E11~E17表示。结合调研结果,构建影响因素关系如表4所示。

由表4构建科技政策执行力外部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为:

根据式(2),运用ISM分析软件计算得到可达集合如图3所示。

根据图3,可将科技政策执行力外部影响因素划分为4个层次,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就外部影响因素来说,科技需求位居表层,这表明科技政策的执行力首先是由科技需求驱动(E13)的,没有需求就没有执行力;科技潜力(E12)、创新氛围(E14)和经济环境(E15)位居第2层的位置。其中,科技潜力反映未来发展,它要转变为实际的科技能力,则需要通过产生需求而实现;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意味着人们对科技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进而会主动了解和参与科技政策;而经济环境则主要通过对干涉科技需求,进而影响政策执行力。第3层影响因素包括2项,分别为科技水平(E11)、社会人文环境(E16)。其中,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会衍生出较好的创新氛围,同时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因而它对经济环境和创新氛围存在正向影响;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有助于改进科技创新氛围。制度环境(E18)位于第4层,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提升科技水平、增加科技潜力,同时对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化有积极影响。总体上,对于科技政策执行力来说,非制度因素大多处于中、底层,其影响效果更加间接;科技因素则分布在各个不同层次中,其影响效果各有不同,如图4所示。

3.3 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内部影响因素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实践中,无论是执行人员自身能力,还是执行工具的升级换代,乃至政策内容的更新和调整等都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外部因素是通过对内部因素施加影响以达到提升或降低科技政策执行力的目的,而对内部影响因素而言,其变动往往与对外部因素的适应过程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内部因素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对外部影响因素产生反作用,即从长期来看,随着政策设计更加先进、执行机构更加专业化、人员素质不断提升等,会带来制度环境的优化以及科技水平、科技潜力等的提高,这些也会在科技政策执行力中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将内外部因素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影响科技政策执行力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如表6所示。

由表6构建邻接矩阵为:

由式(3)计算得到可达矩阵如图5所示。

根据图5分析结果,可将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层次划分如表7所示。

由表7显示,将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综合起来之后,其影响共分为6个层次。总体上看,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效果大多处于底层,即影响效果以间接为主;而内部影响因素则在各层均有所表现,且中表层居多,表明内部影响因素对科技政策执行力的作用更加直接。从不同层次影响因素的关系来看,执行方式(E6)、执行成本(E7)、执行态度(E8)、执行责任(E10)4项因素是决定科技政策是否具有执行力的最直接因素;而相应的居于底层的影响因素则数量众多,包括执行人员(E2)、服务对象(E5)、科技水平(E11)、科技潜力(E12)、科技需求(E13)、科技创新氛围(E14)、社会人文环境(E16)、制度环境(E17)等,如图7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从不同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来看,图7中有一些因素显示出明显的聚集效果,即成为各项因素之间的关键联系节点,如执行方式(E6)分别受到8项因素的制约,执行兴趣(E9)和执行责任(E10)分别受到6项因素的制约等,而位于第2、3和4层的E1、E4、E15、E3等因素则表现为过渡因素的特点。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将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2个大的方面:从内部因素来看,执行兴趣是决定执行力的表层因素,政策内容自身及其服务对象则是决定科技政策执行的基础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科技需求是直接决定执行力强弱的表层因素,而制度环境是外部因素中决定政策执行力强弱的根本。如果将上述2个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表层因素还是底层因素,其数量都大大增加,前者包括执行方式、执行成本、执行态度、执行责任4项;后者则主要有执行人员、服务对象、科技水平、科技潜力、科技需求、科技创新氛围、社会人文环境、制度环境8项。其中,外部因素大多居于底层,而内部因素则以中表层居多。

通过充分了解科技政策执行力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在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更好地把握方向,确保实施效果。例如,尽管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科技政策难以有效落实,从表面上看是执行部门、执行人员工作不力,但是探寻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发现,地方经济水平有限、制度框架不合理等才是上述问题的根本。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新常态,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得到空前加强,而科技政策作为政府用以促进科技创新的工具,也将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综合运用本文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公共管理部门更加有效地提升科技政策执行力度,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摘要：在对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及其关系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影响科技政策执行力的各个因素进行分类,同时综合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内部影响因素中,执行主体的兴趣是直接影响执行力强弱的表层因素,政策内容和服务对象是影响执行力的底层因素;在外部影响因素中,科技需求和制度环境分别为影响科技政策执行力的表层因素和底层因素。将内外部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则内部因素大多为中表层因素,外部因素主要为底层因素等。

关键词：科技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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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柏春.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10(15):24-27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篇8

关键词：学生干部；工作执行力；影响因素

引言：高校学生干部的桥梁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上传下达消息，更重要的是发挥学生干部在学生管理中的核心作用、组织建设中的凝聚作用、道德评价的表率作用以及学习生活中的标兵作用，使之成为学校以及学院管理和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同时也使学生干部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高校学生干部的素质培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既需要学校和社会为学生干部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创造有利的环境，更需要学生干部自身的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成长为高素质的学生

干部，为营造和谐校园贡献一份力量。

正文：2012年时艳【1】总结出学生干部较之普通学生工作积极性高、工作热情浓厚、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是学生干部毕竟还是学生，缺乏实践锻炼和实际工作的经验。要真正发挥学生干部在学习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还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培养，特别是对高校的学生干部培养更需要结合高校学生的特点。

在学生干部能力方面，吕莹璐【2】认为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及普通学生认为学生干部最重要的5项胜任力特征依次为：组织能力、言语表达能力、为同学服务的意识、应变能力以及责任感。高校学生干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组织学生进行各种活动，从活动的筹备、进行到最后的收尾工作，都离不开组织能力的发挥。

对于当前普通高校学生干部出现的问题，崔万里【3】认为有如下几点：1、学生干部队伍中的功利思想严重。2、只重工作， 忽视学业。3、忽视自我管理， 自我表率。4、缺乏责任感和创新意识。5、合作意志淡薄，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强。司福利【4】则提出了以下几点：1、学生干部工作机制不够完善。2、学生干部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团队影响力不强。3、缺乏工作责任感，缺乏激情。4、缺乏创新意识。

对于如何增加学生干部积极性，解决学生干部所存在的问题。朱丽雅【5】认为：理制度的保障上高校应加强干部的各方面保障和学生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的完善。司福利【4】则给出了：助学生干部树立威信、引导学生干部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创新高校学生干部培养的理念、发挥主体作用，增强学生主动参与意识、加强学生干部的梯队建设和引进例会制等建议。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干部工作中出现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要想做到科学、高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得清楚学生干部工作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才能对症下药。本课题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实地访谈、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大学生干部工作执行效能的影响因素，用科学的数据统计得出学生干部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成因，得出学生干部工作的影响因素，以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依据和参考。

本次调查笔者深入湖北医药学院在校的各个班级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问卷经指导老师审定修改后进行发放，为了确保数据的可信度，调查员在问卷作答过程中予以调查对象详细的讲解，回收问卷495份，回收率99%。问卷回收后，整理剔除不合格的数据通过OFFICE EXCEL进行处理分析，有效回收率94.95%，其中学生干部185人，普通学生285人。

在所调查的185名学生干部当中外向性格的144人，占77.84%。自我工作满意度调查显示如图1可以明显看出外向性格的学生干部对自己的工作评价较内向的学生干部倾向于优秀和良好。由此可见，自身的性格也是影响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作环境氛围一定程度上对学生干部工作执行力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所调查的学生干部当中，64.65%的认为团结合作的氛围更有助于工作的开展。学生干部所属组织对于提高学生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做法，72%学生组织中的学生干部主要通自我锻炼提高工作能力；17%学生组织以传帮带的形式提高学生干部的工作能力；10%的主要通过老师知道；仅有1%的是通过学习理论知识。

在传达信息方面51.22%的学生干部表达不明导致普通学生听不懂或者看不懂；32.73%的学生干部的信息冗长，重点不突出；0.07%学生干部的传达错误，误导同学；15.98%学生干部不及时传达。信息的传达至关重要，信息传达准确开展学生的工作就相对容易多，学生干部在想学生传达信息之前要全面把握，多熟悉熟悉，传达信息的时候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想学生传达重点。

提高学生干部工作的执行力学生组织应当建立完善一个培养学生干部的体系来提高学生干部沟通交流、组织安排、团结合作等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干部的办事效率；学生干部也应当根据自身的性格特点，选择合适的岗位，学习科学的理论知识，建立科学适当的工作方式。

参考文献：

[1]时艳.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建设与培养的探索与研究.

[2]吕莹璐. 高校学生干部胜任力的初步研究.

[3]崔万里.当前高校学生干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企业教育，2007

[4]司福利.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