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为师为学政治学习

为人为师为学政治学习（精选2篇）

为人为师为学政治学习 篇1

为人为师为学演讲稿

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讲过这样一段话：“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朱镕基总理也说过：“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可出高徒。

从古至今，凡教书育人者皆应身正其范，做到为人正直、为学严谨、为师博学。

作为新教师的我总会向往辉煌灿烂的明天，但明天是由每一个今天垒成，有向往有行动有坚持，方会使刹那变成永恒，使梦想变成现实。昨夜微霜初渡河，今晨秋风凋青发。每一项新的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一项挑战，我告诫自己只要大胆去做，生命便会实实在在，只要放手去干，事业便会充满阳光。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送给各位莘莘学子，也送给自己。魏书生说过：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当作宏伟的世界去研究，你就会发现无穷的乐趣。教育，是神圣而又神秘的事业，它呵护着你成长，它不断的思考着如何让你更好的成长。现代教育的方式有着多样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教师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又能把握好教育不断发展的方向，总而言之就是多看、多听、多问、多学。我工作的时间并不短，但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深深懂得，我肩上的担子还不轻，我要走的路还很远，很远……

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而老师就是辛勤的园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下长大成人。每个年代赋予了每个学生独有的特点，但是在老师眼中学生的个性大概都会分成2类：听话的和顽皮的。曾经就有朋友对我说过：“顽皮的学生不好带吧？如果都是听话的学生该多好啊！”是呀，如果全班都是知耻知勇，聪慧好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学生，对于老师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骄傲和财富。但是，对于花朵都能分成不同的气味，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期，可想而知对于如何教育各式各样的学生，老师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汗水正如“辛勤的园丁”是一样的。

都说好的老师把学校当成了家，把自己的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教师的爱，就是用自己的汗水辛勤耕耘，不断浇开一朵朵美丽的心灵之花的高尚的爱；教师的爱，就是“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的无私的爱；教师的爱，就是“有教无类、精心施教”的神圣的爱。教师是无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称号，教师的爱，就是用笔耕耘、用语言播种、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

耿耿园丁意，拳拳育人心；身于幽谷处，孕育兰花香。让我们发起青春的誓言：任凭岁月更迭，世事沧桑，任凭青春流逝，红颜憔悴，我会永守心中这盏希望之灯；树万世之师表，铸不朽之师魂！

为人为师为学政治学习 篇2

一、我与甘老十余年的忘年交

为准备这篇稿件, 我查看了日记中与甘老交往的内容,回听了与甘老交往中几次珍贵的录音。 梳理了一下,觉得我与甘老的忘年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与甘老“神交”的阶段

1995年至2005年7月,甘老一直是我心目中高山仰止的泰斗, 没有想到日后与他还会有长达十余年的忘年之交。

知道甘老的大名, 是在20年前的1995年。 当时, 离乡闯荡的我在上海谋得了一家报社的编辑职位,作别原专业中医,自学起了新闻,在一些新闻教材中便屡屡看到“甘惜分”这个前辈的大名,从甘老的简介中得知他与我是四川达州老乡 (甘老是邻水人,我是开江人),倍感亲切和自豪。 1998年,我考入新华社下属的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当时主讲《新闻理论》的郑保卫老师是甘老197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招研的两名开门弟子之一(另一名是童兵老师),他在课堂上推荐学生阅读甘老的《新闻理论基础》和《新闻论争三十年》等著作,我第一次从中国新闻学院图书馆借阅到了甘老的大作。 2000年和2003年,我先后攻读北广硕士学位和人大博士学位, 均师从郑保卫老师,通过郑老师的介绍和阅读甘老的论著,对甘老的了解也逐渐增多。

(二)多次拜访深获教益的阶段

2005年8月至2009年底,我通过学术访谈与甘老结识,此后多次登门拜访他,亲听教诲,深获教益。

与甘老直接交往,是在10年前的2005年。 2005年六七月间,在导师郑老师的指导下,我确定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并决定对一些学界专家进行学术访谈, 郑老师也给了我甘老等学界专家的电话。 8月初,我开始约访这些专家。 由于甘老在他1982年7月出版的我国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新闻理论基础》中第一次明确论述了 “新闻无学论”的谬误,我决定第一个便约访他。 2005年8月5日上午,我第一次拜访甘老。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些情景:他那时还住在张自忠路3号人大旧址的家属区, 书房里那三面直抵屋顶的书架上放满了书, 客厅里有一面墙前则码放着他珍藏的古装本《二十四史》;他对造成新闻学发展僵局的一些问题的剖析给我以犀利深刻的震撼; 当我们谈到新闻学发展阶段中的一些学者或问题时, 他时常起身,在书架上找到相应报刊或著作给我看。 当时他已89岁高龄,但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在我的好奇追问下,他还与我探讨起了养生之道。 第一次访谈持续了近3个小时, 结束时他愉快地接受了我与他合影的请求, 说很高兴认识我这个小老乡并叮嘱我今后常去。 他还主动送给了我一本他刚在香港出版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并签名留念……

此后,除了2007年8月至2009年8月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复旦做博士后期间,我每年都会登门拜访甘老几次,还时常与他一起就餐,多次亲听教诲,深获教益。 其间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提及。

一是2005年11月21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为甘老隆重举办了 “甘惜分教授从事新闻教育五十周年暨九十寿辰纪念研讨会”,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 此事主要由甘老在人大的弟子喻国明、郑保卫等筹备,很荣幸我当时协助承担了一些筹备工作并参加了会议。 当天,全国新闻学界业界80多人欢聚人大逸夫会议中心,庆祝甘老从事新闻教育50周年暨90华诞。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 原党委书记程天权为甘老寿辰送来了花篮,原副校长陈一兵代表学校致词, 恭祝甘老四喜临门:从事新闻教育50周年、从事新闻事业60周年、参加革命68周年以及90大寿。 会议由甘老师弟子喻国明主持, 甘老的同事及学生们深情回忆了他们与甘老的友谊和自己学术成长的经历。 童兵教授代表甘门弟子宣读了祝福甘老的一副对联:“一副铁骨鉴忠心华诞九秩, 满腔热血育精英杏台半百。 ”郑保卫教授回忆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研究生的培养情况, 认为甘老让他和童兵下功夫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用意深远。 刘建明教授归纳了甘老对于新闻学的杰出贡献,称甘老是“中国党报理论体系的创立者、 我国舆论学研究的发起者和带头人”,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二是2007年3月我准备出版博士论文《对“新闻无学论” 的辨析及其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时,给甘老打电话希望他能为我题写寄语,惊喜的是他一口答应下来。 在约定的时间去取时,发现他已写了好几幅,让我挑一幅,他逐字念着他写的 “继承优秀传统力求学术创新” 对我说,希望我继续在新闻理论领域深入研究下去。

(三)全面深入了解甘老论著和思想的阶段

2010年初至今,承蒙甘老及甘门弟子信任,我承担了全面梳理和编辑甘老学术论著的任务, 对甘老的论著和思想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与甘老也有了更多的亲密接触。

2010年初, 甘老及甘门弟子想要全面整理甘老已发表的论著和未发表的手稿,编撰出版《甘惜分文集》等书,因而需要一名青年学子承担资料查找、梳理整理、录入、编辑等具体工作。 经我的博士后导师童兵教授和硕博导师郑保卫教授引荐, 承蒙甘老及其家人、甘门弟子信任,他们商议决定由我来做这个工作。 因为一是我几年来与甘老一直有交往,对甘老的学术思想比较熟悉;二是我作为甘门的“徒孙”,与甘门弟子也比较熟悉;三是我与甘老是四川老乡,比较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和发音等,便于日常交流。 我自然是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我首先起草了《甘惜分教授系列出版物编撰方案》提交给甘老和《甘惜分文集》编委会1讨论,大家决定先出版《甘惜分文集》,条件成熟时再编撰《甘惜分传记》《甘惜分新闻学术思想研究》。

自2010年初至2012年4月《甘惜分文集》(三卷本)公开出版,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与甘老及其家人、甘门弟子有了更多接触,对甘老的论著和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 甘老除了公开发表的诸多论著外, 还留下了大量未发表的手稿、发言稿、书信等。 他真是一个笔耕不辍的高产学者,让人敬佩。 而且,甘老的著述,并不仅限于新闻学,还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党史学等领域。

在著作方面,甘老除了在国内公开出版了《新闻理论基础》(1982年)、《新闻学原理纲要》(1988年)2部专著外,还主编了《新闻论争三十年》(1985年,自己的论文集)、《新闻学大辞典》(1992年); 还有4部未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著作:《通讯写作要义》(1959年人大新闻系内部讲义,前五章由甘老撰写),《从雷雨到海啸:1959—1966年中国阴谋史》(手稿),《致青年学者的十二封信》(1992—1993年,汇编的专著),《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2005年在香港出版)。 而甘老撰写的新闻学术论文,则有近150篇(包括未公开发表过的),其他较有影响的新闻作品、杂文、散文、诗歌、 通信等,则多达近300篇。

公开出版的三卷本《甘惜分文集》尽管已多达180万字,但由于篇幅限制等原因,还是有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没能在其中一并公开出版。 第一卷只收录了4部著作:《新闻理论基础》《新闻学原理纲要》 《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 》《致青年学者的十二封信 》; 第二卷只收录了107篇新闻学术论文; 第三卷只收录了其他文章251篇(包括25篇访谈录)。

自2010年以来的这个阶段,我与甘老有了更多的亲密接触, 除了每年元旦、4月17日甘老生日、中秋节或教师节等参加甘门弟子与甘老的聚会外,我还多次单独拜访甘老,采访了解他的论著和思想,也与他畅谈时局。 甘老至今仍然保持着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的习惯, 所以我总是很惊奇地发现他对时事比较了解,对时局也有着他自己的见解。 甘老在新浪等网站开了自己的实名微博, 尽管他发微博时需要家人的帮助,但所发内容都是他的意愿。 可以说,随着与甘老的交往日深,对甘老生活、思想的了解也逐渐深入,对他的敬仰更是日益增加。 其间我有三方面的感受特别深刻。

一是甘老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甘老对人很随和, 但对事却绝不马虎,做事有板有眼。 在《甘惜分文集》 的编撰过程中,甘老总是积极参加编委会会议,认真提出他自己的意见,有时我们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建议他不参会或提前离席,但他都尽量全程参加。 我们把他的一些手稿录入电脑后, 他都要求全部打印出来,自己认真修改完善。

二是甘老一直抱着“活到老,学问做到老”的心愿。 他与我多次谈到,希望还能有机会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化和更新。 在2012年4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他举办的“《甘惜分文集》出版暨庆贺甘惜分教授96岁华诞研讨会”上,他也公开表达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声,指出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敢说真话、思虑大事、勇于担当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学者应有的品质。[1]

三是甘老强调“真理至上”,在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同时有着谦逊的学风。 尽管从学识、年龄、资历等多方面看, 甘老都可以说是我国新闻学术界当之无愧的泰斗,但他多次强调对他不要用“泰斗”等称谓,他一直谦称自己只是中国新闻学的“引路人”“探路人”。 他多次与我谈到,做学问,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真理,是真理至上,而不是权力、资历、地位、名气等至上。 他最喜欢写并赠送友人的书法作品之一,就是马克思的那句名言:“真理占有我, 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2他认为学者间的相互批评、论辩争鸣和交流很重要,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很愿意与同行包括晚辈探讨交流,他反对“学阀”“学霸”,全无唯我独尊的“大专家”派头。 甘老多次对我谈到,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比如新闻的定义、舆论的定义、新闻事业与党的关系、舆论引导的艺术等议题, 他都多次提及还希望能有所完善。 在2011年10月文集的编辑工作基本完成时,我建议他能再写一篇总结自己新闻思想要点的文章, 并给了他一篇梳理汇总他学术观点的初稿;在他的定稿中, 我特别注意到, 他除了删掉一些学界对他观点的赞誉性评价外, 还专门添加了最后这一段:“我的新闻思想也有失误,比如,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上纲上线地批判了有些同志的新闻观点。 我已经向他们道歉。 学术讨论是不能由任何人独占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学术批判和学术交流的空间。 ”[2]

二、甘老的为师为学为人

回顾我的新闻学求学研习及学术生涯, 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有三位: 一是引领我进入新闻学研究殿堂的我的硕博导师郑保卫教授, 二是我的博士后导师童兵教授,三是在郑老师、童老师的引荐下,我有幸结识的“师爷”甘惜分教授。 与他们的交往,都已成为我新闻学学术生涯中最宝贵的家珍和财富。 尽管甘老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但自2005年以来与他的直接交往,多次亲听教诲,尤其是2010年以来对他论著的通读,他已然是让我深获教益的老师,使我受益匪浅。

总结甘老在为师、为学、为人方面的特点,我觉得可以分别概括为以下三组关键词即“教学相长,提携后生”“坚持真理, 勇于开拓”“坦诚直率, 多思多干”。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晚辈应该承继弘扬甘老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的三个努力方向。

(一)为师:教学相长,提携后生

1954年9月1日, 原拟赴任新华社总社的甘惜分被中宣部直接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主讲新闻理论。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自此,甘老一直任教于人大,直至1998年离休。 在离休后,甘老先后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

1978年, 甘老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的硕士生导师, 首届招收了童兵和郑保卫两名硕士生。 1984年,甘老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的博士生导师,首届招收了童兵这名博士生,并在1988年将童兵培养成全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 甘老培养的童兵、刘建明、 喻国明、颜建军、何庆良、季燕京、宣增培、王甫、王锋、刘燕南等10名博士及郑保卫、郭庆光、李海容等数十位硕士, 不少已成为我国新闻学界的知名专家和业界、政界的高层领导。

总结甘老为师的特点,我觉得可以分为两方面: 一是尽量帮助学生成长, 这既体现在他对学生学业上的指导,也体现在他对学生工作、生活的帮助;二是希望与学生成为忘年之交,强调教学相长,强调学生要有独创性, 要敢于超过老师, 要敢于和老师争论。[3]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甘老除了倾心培养自己指导的博士、硕士外,对所有后生晚辈,也都是大力提携。 以我与他交往的十余年为例,他对我这个小老乡十分关心,除了为我的博士论文出版题词外,他还题写了我筹建的中国传媒大学媒介评议与舆论引导研究中心的名称。 近年来,一些媒体记者希望采访他, 他也全部答应,并全力提供资料等方面的便利。

(二)为学:坚持真理,勇于开拓

回顾甘老几十年的治学生涯, 我觉得他一直在追求坚持真理,勇于开拓。 他于1982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新闻理论基础》,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闻学的专著”,首先公开向“新闻无学”的偏见发起论战;他于1986年创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舆情民意调查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 并推出了不少影响巨大的民意调查报告; 他参与创办了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并任首届副会长;他还创办并主编了我国权威新闻学术集刊———《新闻学论集》。

甘老坚持真理, 还体现在他敢于公开质疑个别领导人的新闻观点, 敢于对有关部门一些违背新闻规律的做法公开提出批评; 他多次撰文呼吁要给学术讨论交流一个相对独立民主的空间。

尽管甘老总是谦称自己只是我国新闻学的 “引路人”“探路人”,但新闻学术界对他对我国新闻学发展的贡献,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童兵教授认为, 甘老是“成果卓绝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新时期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刘建明教授称甘老是“中国党报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我国舆论学研究的发起者和带头人”。 这些评价,已成为我国众多新闻学者的共识。

(三)为人:坦诚直率,多思多干

至今, 甘老已经是我国新闻学术界最长寿的寿星。 我曾问过他是否有什么长寿之道。 他说自己没有什么“长寿之道”,他也不信有什么“长寿秘诀”,他从来不吃什么保健品,他认为“人好自然长寿”。 近年来我数次与他一起共餐,发现他吃饭很简单,丝毫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他吃得不多,比较清淡。 当然,深入想想, 或许甘老的长寿与他为人和生活方面的下面这三点很有关系。

第一,生活上“抓大放小”,思想单纯,坦诚直率。 十余年的交往, 我感觉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思想很单纯的人。 他多次说过,他只想大事,不想小事。 他所谓的“大事”,就是国家大事,国家昌盛,民族复兴;“小事”,就是个人生活中的小事、私事。 我说他这是生活上的“抓大放小”,他表示赞同。 他性格坦诚直率,可以说是喜形于色;他随和亲切,他随和的好脾气让我这个晚辈在他面前也能做到无拘无束; 他毫无所谓 “大专家 ”的架子 ,他高兴起来甚至会让我觉得他有一种老顽童的随意。

第二,他特别强调“老有所思、老有所为”。 他多次对我说过,老年人不能闲着,尤其脑筋不能闲着, 脑筋长期闲着就会“老糊涂”,闲久了就会闲出毛病, 所以要锻炼自己的脑筋,一定要多想事,多想大事, 同时要多干事,自然健康快乐。 我将其概括为“老有所思、老有所为,则老有所康、老有所乐”,他表示赞同。 他愿意多干事,有一个典型例子:2005年我第一次见他时, 便很惊异地发现他给自己打治疗糖尿病的针剂,我问他为什么不用保姆或找护士打,他说能自己打干吗求别人呢。 这么些年,除非他身体实在不适,他都坚持自己注射。

第三, 勤练书法很可能是他延年益寿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年来,甘老一直坚持挥毫泼墨。 据我了解,除非他身体实在不适,他每周都会练几次书法。 2012年我们在出版《甘惜分文集》时特地编印了几幅他的书法作品, 文集出版后他的书法获得了更多人的喜爱和赞誉。 如今,甘老的书法在新闻界已是颇有名气,不少人希望珍藏他的墨宝。

我曾与甘老聊过书法的话题。 在我看来,他的书法遒劲有力、潇洒淋漓、奔放自如、风格独特,称他是书法家毫不夸张。 他也比较满意自己在书法上的收获, 他曾在接受人民日报社记者采访时笑言他的字自成一派,算得上是在新闻学之外的“大成就”[4]。 但甘老曾对我说过,他并不看重自己能否成为书法家, 而是希望以书法明志,借书法言情。 对此,我很有同感。 我曾帮助甘老整理过他的部分书法作品,发现与一般的书法家爱书写风花雪月的古诗词不同, 他书法的内容多数是自己原创, 或者是摘引一些名言警句,作为他对友人或同仁的寄语。 近年来,甘门弟子与甘老的每次聚会,都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每位弟子可获赠一幅甘老事先写好的书法作品, 甘老总是事先写好十数张,由弟子们从中随喜挑选。 甘老常写的书法内容包括:“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达民意,呼民声”;“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拜人民为师,而后师于人民”;“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有报格”;“我有一言须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