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桥遗梦》幸福的另一种可能（精选14篇）
《廊桥遗梦》幸福的另一种可能 篇1
幸福的另一种可能 思考的猫 5 2008-10-14 08:01:
31记得当初《廊桥遗梦》在美国上映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当时看国内媒体提及本片时，都是一副生怕被这部“美化婚外恋”的片子误导人民的架势。那时的我从 小受类似教育多年，但凡看到文艺作品中有婚外恋情节，无不深深同情被戴帽者，对偷人者深恶痛绝。渐渐地，怀疑开始了，伴随着社会意识的变化，对于婚外恋，我也认识到它没有那么简单，就如今天再看当时由于在媒体的到道德评判下，我简直不屑的《廊桥遗梦》，感觉更是不同寻常。
将《廊桥遗梦》看作一部“美化婚外恋”的电影是粗俗的，将《廊桥遗梦》看作一部“和谐社会，回归家庭”的电影又是肤浅的，它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抉择，一种个 人幸福与道德枷锁下的挣扎。在我渐渐成长的岁月中，我越发感觉，婚姻本质不是为了让人幸福，它的作用是为了维系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甚至可以 说，它是反人性的。其实，本来社会要协作，一些人性的东西势必要作些控制，所以，婚姻制度以及其配套道德体系来了，我需要它来将一对对男女以法律的名义结 合（捆绑）在一起，这样对社会的正常运转是有很大益处的。所以，婚姻并不神圣，如果神圣，干吗要法律认可？搬到一起住不拉到了，那是因为社会的示范，我们 都要有个“名份”。好在，现在的婚姻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有了更多幸福的可能，但是问题也来了，当两个人踏上婚姻殿堂时，他们常常是处于爱情幸福的阶段，情投意合，甜蜜无比，但是，人总在变化，两人要想保持这样的幸福感，无疑要以一种适宜的节奏变化，这样才能将幸福感保持，我们知道，这样的概率已经开始大 大降低。更何况，在任何阶段，总有个社会习惯下的结婚“标准年龄”，比如，当前的中国城市，25到30岁最为普遍，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偏偏那个能让你终身 幸福的，陪着你变化保持幸福的人就在那个年龄段出现？好了，()婚姻幸福的概率进一步下降。
看上去，我是个婚姻悲观论着，没错，确实如此，但是悲观并不一定必然是种消极情绪，正是悲观下，我们需要以悲观的心揣度对方，了解对方可能正在变化，去沟 通，去了解，去寻找适宜的节奏。在《廊桥遗梦》中，我们看到，女主角弗朗西丝卡回忆到，当初答应丈夫的爱情时，也是一脸幸福，到一个友好的小镇，带着平淡 生活的憧憬，却渐渐成为一个为琐事烦恼的家庭主妇，她感到枯燥、无聊、无奈，却无法与丈夫分享，因为这很难说出口，因为婚姻“不是就该这样吗？”，此时的 她已经开始变化，而丈夫或许已经有所察觉，但是在婚姻惯性的缘故下，他们只能这样默默的过日子，此时的弗朗西丝卡只待另一种变化的点燃。摄影师罗伯特的出 现，()与弗朗西丝卡说俗点，就是干材遇上烈火，本来嘛，弗朗西丝卡起初就是被爱情滋润的青春之树，到最后渐渐失去这样的滋润，成为干材，于是，罗伯特来了，他曾经历婚姻的失败，长期四处游走，他见多识广，风趣幽默，他向长期在小镇带着的弗朗西丝卡带来外面世界的精彩，也终于与寂寞的她从投机到暧昧，直到相 恋。
我们常常对爱情极力美化，歌颂，但是如果这个爱情有了婚姻外的前提，便改变了态度，哪怕它再真诚，再浓烈，所以，在婚姻上，从精神到肉体，直到整个情感各 个阶段分别出轨的人想必不少，但是真正踏出关键一步的人总是很少，以私奔这样绝决的方式踏出的更是艰难。真如弗朗西丝卡所说，哪怕与丈夫没有了感情，但是 对善良的丈夫她并不忍心伤害，她更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孩子，不忍心看着自己的离去，让家人蒙受耻辱。()当感性碰上理性，激情碰上道德，痛苦的挣扎总是难免，所 以，本片在一种慢慢的节奏、淡淡的情愫下进行到后部，终于开始了充满张力的高潮，走，还是不走，对一个女人，这更加困难，因为在世俗中，出轨的男人或许会 受些谴责，但是却常常伴随微妙的其他人的“羡慕”和对其“能耐”的认可，而女人就不同了，往往是彻底的鄙夷，何况小镇已经有一个出轨女人的“示范”。弗朗 西丝不愿家人蒙休，不愿孩子们痛苦，她选择留下，哪怕只是一瞬，哪怕片刻她又有所犹豫，但是却已经无法再赶上罗伯特远离的车痕，这痕迹，带走的是她改变生 活的一次机会，幸福的一种可能。
弗朗西丝卡的抉择是正确的吗？没有人能回答，或许，哪怕她走出了那一步，哪怕她能令一个浪迹天涯的男人安定，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爱情的捉摸不定注定了两 人间幸福感的不确定性，罗伯特展现的未来生活的幸福就如她丈夫曾经令她憧憬的小镇生活一般，令人向往。所以，对于婚姻中的人，对于另一种幸福可能的选择，总是很难简单的评判的，走，或是不走，都可能伤害自己和他人，主流道德观更倾向于让婚姻稳定，所以，在满怀憧憬的新人，走入婚姻殿堂时，切莫将婚姻的种种 常规视作理所当然，或许值得保持一份悲观感，但是乐观的应对，对伴侣多些体察，多些沟通，就如弗朗西丝卡的孩子们在母亲死后，了解了母亲当年的痛苦的抉择 后，与已经产生缝隙的伴侣开始真诚的沟通，这不算晚，晚的是到了婚姻崩溃的前夕，我们还只是觉得婚姻就该长相撕守，还只是知道怪对方如何没有道德，自怨自 艾的人永远很难的到幸福。同时，在婚姻上，当你看到有人做出了“不道德”的选择时，请不要先开始鄙视，可能背后有你不知的故事，况且，你也在变化，或许某 天，一个人闯入你的生活，向你提供了幸福的另一种可能，你该如何面对？这永远是个甘苦自知的问题。
《廊桥遗梦》幸福的另一种可能 篇2
10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新闻写作如何改革、创新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1982年穆青重提“新闻向散文化方向发展”，引发社会讨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都市报、晚报的兴起，新闻写作呈现叙事转向，要求讲故事、求深度;在此基础上，90年代末体验式新闻脱颖而出，1998年2月，《新闻记者》开辟专栏对体验式新闻展开大讨论;2000年之后，财经类媒体崛起，同时中国全球化参与度不断加深，与西方接轨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新闻写作共同的文体追求。
但同时，也不乏叹息和质问。如邵培仁认为包括新闻写作学在内的整个新闻学是“一门绝望的学问……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常常唉声叹气”，“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1]
本文以“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为契机，引入“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分析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并从世界观、方法论和表达方式的角度尝试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困境：内卷化的新闻写作
内卷化，最早出现于格尔茨(Ch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两书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将“内卷化”引入新闻学的是吴廷俊和阳海洪发表于2007年《新闻大学》第3期的《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随后2008年阳海洪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论文继续深入阐释了这一观点，即认为新闻史的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2]
回忆新闻史，能说出一串记者，如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斯诺、穆青等;也能说出一组作品，如《西行漫记》《中国西北角》《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我要上学》等。当下新闻写作深陷“内卷化困境”，即产业扩大，从业人员增多，作品数量以指数的方式增长。为什么在新闻队伍不断壮大的今天却不能产生伟大的新闻作品?“这时代真的不能诞生被人民怀念的记者吗?”[3]
借用“内卷化”，可知新闻写作由于机械重复和缺乏创意而出现作品困境。但如果对“内卷化”概念的认识深度止于此，那么将忽视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内涵。黄宗智将之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使得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内卷化”。[4]那么，大量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增长总产量呢?必须精耕细作，注重细节。在韦森、张小军等人看来，革命(revolution)、改良(evolution)和内卷化是三种不同的“变迁路径”。[5]换言之，他们承认内卷化是一种变迁方式，但这是与革命和改良相并列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没有进步的发展”。事实上，无论是消息写作的程式化(几乎规定了每一段讲什么、怎么讲)，还是通讯写作的模式化，或者摄影的模板化(统一、固定的视角、元素)等都表明，在“专业主义”掩饰下，新闻写作的精耕细作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因为，如果不这样精密化、内卷化，就不能保证“总产量的增长”，就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
综上，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在于，追逐数量，机械重复，精耕细作，过于注重细节的专业，而没有超越和突破。
世界观：走基层
走基层，不仅要“一头汗两腿泥”“双脚沾满泥巴”，更要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和国历史上，新闻记者、编辑深入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一种常见的工作方式。通过蹲点驻村，调查研究，一是能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二是能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三是可以更有效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并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传播科学知识。专业记者下乡，业余通讯员发稿，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上下沟通的机制，同时也有效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宣传。[6]
这是新中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其中蕴含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所强调的。
90多年前，李大钊于1919年2月20日-23日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文章。他说：“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方法论：转作风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强调“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我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
作为新闻记者，如何调查研究并呈现在新闻作品中?本文引入“民族志”(ethnography)的概念，并澄清新闻学对民族志的误读。
民族志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的记者生涯。“新闻写作与质性研究写作拥有不少共同点”，“诸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书籍中，始终对于新闻实务念念不忘”。[7]而新闻写作无论是新新闻主义、叙事转向还是体验式新闻，处处可见民族志的影子。章戈浩在文章中提到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以其“深描”和“阐释性”挑战了新闻的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7]但目前对于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还主要停留在对“深描”等写作方法以及“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采访方法的运用上。
事实上，民族志应当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工作者或公开或隐蔽地、相当长时间地参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了什么，倾听人们说了什么，提出问题并通过对社会结构、文化意义的整体描述和以当地人的视角及理解方式回答这些问题。[8]
这段话指出了民族志的三大特点：第一，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从当地人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第二，问题意识，田野工作者需要针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找到一个真问题，探索该问题，阐释该问题，回答该问题;第三，对意义的追寻。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开篇即指出：人是悬置在由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人类学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追寻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9]
这三点恰恰是新闻在专业主义采访写作过程中遗失的。新闻写作也不应当仅仅是放下身段，到农村去采访几个致富带头人、几个村支书就可以的，而是要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之中去，他们在关心什么问题、为什么关心，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如何解释这个世界的。民族志讲究的是人不是电脑，不是点击就能系统回忆的，人是讲感情也会撒谎的，如何与被采访对象建立基本信任?如何确保自己采访得到的是真实的信息?如何理解他们话语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因此，过分追求采访提纲的精致、技巧的运用，只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
发现真问题，在当地的语境下“深描”问题，研究问题，阐释问题，得到意义，才是新闻写作的正路。这也是共和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
表达形式：改文风
诗人、散文作家周涛曾把散文形象地比喻为客厅：“在文学这个公寓里，各种文学的形式都有各自的居室，被墙隔开……(散文)是客厅。谁都可以到客厅里来坐坐，聊聊天。”[10]首先，客厅既然是大家的，新闻为什么不能进去坐一坐?新闻没有必要自我封闭。更进一步，如果新闻有更大的“野心”，新闻为什么不能是客厅，让各种文学形式来自己这里坐一坐?
半个世纪前穆青就曾指出“有一类新闻不能用这个框框(如5W的新闻写作模式)去套”，他提出“用散文的笔法写新闻，也是力求创新的一种努力”[11]，到1982年，他再次强调新闻写作的散文化转向。今天对这一讨论已经不再热烈，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穆青的探索，还是美国新新闻主义所鼓励的小说式写作，都是一代代新闻人面临写作困境时作出的探索，他们用心良苦。相较今天在新闻专业主义主导下的内卷化的新闻写作，是否应当让新闻有一些浪漫主义的“野心”?
首先，回顾历史，常常很难分清记者和作家的身份边界。如柳青及其《创业史》、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夏衍及其《包身工》……而这些小说，反应的是一个时代。这恰恰是新闻写作的理想：写出反映时代、记录历史的大作品。
其次，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文学出现新的变化。军旅作家王树增的三部曲《远东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纪实文学重新被关注;美籍作家彼得·海勒斯的两部纪实作品《江城》《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被译成中文并迅速畅销;同时，一批钟情于纪实文学的后起之秀的作品，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曾维康的《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
有趣的是，能从当下文学的新变化中清晰地找到与历史上记者型作家一脉相承之处。这正说明，记者生涯，尤其是记者参与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寻找问题和意义，正是文学的土壤和根基;反过来，新闻写作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从纪实作品(或者说非虚构类叙事作品)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从而突破新闻写作画地为牢的程式化和内卷化的困境，追求新闻作品的“野心”?
结语
新闻始终有一个理想：反映时代、记录历史。但当下的新闻写作却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程式化的机械重复和对细节精致的过分追求，甚至不乏对新闻作品画地为牢的自我束缚。对此，本文借助“走转改”的契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观和世界观出现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方法论的民族志转向，深入群众，参与体验与反复访谈，发现真问题，从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终找到价值和意义。进而从新中国新闻实践的经验遗产和当下文学写作的新变化中得到启示，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认为与民族志相结合的纪实作品可以成为新闻写作新的文本表达形式。
摘要：如何认识和应对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以“走转改”为契机, 引入“内卷化”概念, 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观和世界观出现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方法论的民族志转向, 深入群众, 发现真问题, 从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分析问题, 最终找到价值和意义。进而从新中国新闻实践的经验遗产和当下文学写作的新变化中得到启示, 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与民族志相结合的纪实作品可以成为新闻写作新的文本表达形式。
关键词：走转改,新闻写作,内卷化,历史观,民族志
参考文献
[1]邵培仁, 叶亚东.新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1.
[2]吴廷俊, 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 2007 (3) .
[3]曾伯炎.鼓吹手反思录[M]//王晨, 等, 主编.新闻的幕后:百名记者的自白.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394.
[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 2000:161-162.
[5]张小军.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J].二十一世纪,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 1998 (2) .
[6]王维佳.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J].天涯, 2011 (5) .
[7]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 以民族志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1 (10) .
[8]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J].清华社会学评论, 2012 (6) .
[9]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 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5.
[10]周涛, 等.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J].中国作家, 1993 (2) .
纪实的另一种可能 篇3
二十多年前，焦波还是个山村教师，他借女朋友的一台老式相机，回村里给爹娘拍了第一张合影。望着日渐衰老的爹娘，焦波很想用相机把父母“留住”，从那时起，焦波坚持拍摄父母的起居劳作和喜怒哀乐，拍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拍摄父母对儿女的牵挂……拍摄一对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状态和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
2000年，面对父母。焦波又开始了DV的拍摄。迄今为止，焦波为父母拍摄了12000多张照片，600多个小时的DV素材带。以《俺爹俺娘》为题目的摄影作品和纪录片，都给焦波带来了很多荣誉。影像的时空穿透力，使焦波不仅留住了爹娘，也留住了时代的身影和历史的内涵。
《大众摄影》的姊妹刊——《大众DV》2005年第3期“DV人物”栏目对焦波进行了专访，并在附赠的光盘中选用了他的DV获奖作品,详细内容参阅《大众DV》。
——编辑手记
纪实摄影与DV拍摄
焦波
为我父母拍照片已经有20多年了，拍出一些名堂以后，就有很多电视台的人来家里采访，我当时有个要求：所有来采访的摄像资料都必须送给我一份。哪怕我自己出钱买磁带翻录都可以。
2000年中央电视台来我家采访，白岩松和我聊天，我对他说我有个想法我能不能用摄像机来拍我的父母，这时正吃着煎饼的白岩松突然说：“焦波，你再不拍就再也没机会了。”正是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个时候，市场上已经有了个人买得起的DV，回北京后我就买了一台二万七千的索尼PD-100DV机，并且还配了一个广角，一共三万块钱。然后我带着这些东西就回家了，当时我一次就拍了九盘带子。
抓桢图片选自纪录片《俺爹俺娘》
因为我知道，照片的表现还是有限的，尤其是记录性的拍摄，要表现情景交融，音容笑貌，一张照片的信息量要比摄像少得多，这时DV的记录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DV可以多角度灵活方便地拍摄，而且因为它很亲切，不象电视台那种大机器，人只要站在前面就不自然了，DV就象我手中的玩具，不会给人一种强迫的感觉，所以它拍到的影像会更真实自然。它虽然比大摄像机素质差一点，但是对于纪录片来说它的真实更为可贵。
对于搞摄影的人来说，拿起DV拍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是纪实摄影师，因为他知道如何用影像来讲一个故事。因为他还知道事件发生的重点，他懂得怎么去抓细节、抓情节，交代环境，以及相关事件的交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很微妙的关系。所以一个摄影师拍摄DV会很容易就上手，而且画面会更讲究一些。在用光、构图上，摄影师也都有自己的一个基本审美。所以，一个好的摄影师，一但掌握了摄像的技术，就一定是个好的摄像师。
我确实看到了DV的好处，原来我（包括我们摄影界的同行）对“拍录像的人”有些看不起，总觉得他们那么一扫就过去了，推拉摇移特别简单。实际上把握摄像机的使用确实是一门学问，所以我觉得摄影界的朋友千万别觉得那么简单。真正拍出好的东西也不容易。它殊途同归，表现一个东西利用不同的手段，利用不同的工具，各有各的特点。而这些也都是影像的大的范畴，所以，我相信，随着DV以及电脑后期编辑技术越来越普及化，会有更多的摄影师都会拿起DV，双管齐下，创造丰富多彩的影像作品。
《俺爹俺娘》的光荣历程
1998年8月，组照《俺爹俺娘》获首届国际民俗摄影比赛最高奖——“人类贡献奖”大奖；
1998年12月1日，摄影展《俺爹俺娘》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媒体评论：“感动京城，轰动全国”“是近年来惟一让人落泪的影展”;
1998年摄影散文集《俺爹俺娘》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9年在韩国出版同名摄影散文集。2004年再版；
2000年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中成为摄影家系列的首位被推出。
200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中、英、德、法 4 个文版大型摄影画册《俺爹俺娘》在海外反响巨大。
2002 年 4 月，焦波主编的散文集《咱爹咱娘》 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由焦波拍摄编辑的纪录片《俺爹俺娘》：2004年荣获中央电视台《讲述——科龙杯 2004 我们的影像故事 DV 大赛》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奖。
爹佯说试试娘发不发烧，其实……（ 1999 年）
我爹
对爹的“旨意”，娘言听计从，尽管有时不情愿。（ 1995 年）
《幸福的另一种含义》的读书笔记 篇4
迄今为止，除了撰写《哈利波特》系列的J·K·罗琳外，比较系统阅读过其相关作品的国外作者，大抵就只有马克·李维(Marc Levy)了吧。
最先知晓他，是从他的那本《伊斯坦布尔假期》开始，那时自己年少，尚未燃起环游世界的“野心”，但彼时已经对世界上，诸多拥有异样美感名字的城市印象深刻，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雷克雅未克、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斯坦布尔，等等。因此，当时读马克·李维的《伊斯坦布尔假期》，其实也是怀揣着一种想要领略异域风情的心思吧。
然而，正而八经地读完他的这本书，却是在。人的拖延，有时真的相当讨厌，当然，没能成功克服这种拖延习惯的自己，也并不值得赞扬吧。
而后，隔年读完了他在国内读书市场上相当火爆的著作——《偷影子的人》。彼时，对于马克·李维的印象，大抵概括下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
而今，读完第三部由他所著的小说——《幸福的另一种含义》，却又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其实起初，我个人对于马克·李维的感官并不是非常强烈，也从未想过要系统阅读他的所有著作。何况市面上的图书很多，可供选择得，就更多了。而一个人的空闲时间是有限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各色娱乐相当丰富的年代，比起读书而言，我想更多的人可能会选择影视剧、游戏、短视频，等等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来消磨时间。
而最终，自己会选择购买并阅读他的这本《幸福的另一种含义》，大概纯粹只是因为这个书名吧。
最近一两年来，自己过得不好，谈不上不顺，只是觉得生活中充满了“负能量”，仅仅用“丧”这个字或许已经无法涵盖全部。那种感受，大抵有些像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明明独自一人时悲伤难过，以泪洗面，但在工作和生活中，在他人面前时，却又要表现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可实际上，他人并不会真的在意你的感受，这种戴着面具和镣铐跳舞，却无人欣赏的场面，总让自己觉得，自己真TM像个傻X啊。
往往越是身处于此种境况时，人越会容易思考和怀疑人生，比如说：我是谁?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幸福究竟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快乐?等等。
而我，也不外如是。
且通常，这种自我反思和发问，都是没有结果的。更何况，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三观不一样，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感官也不一样，就更难以得到一个可以通用的结论。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前些年央视新闻采访中的一个片段，记者在马路上采访一位大爷，问他说：“你幸福吗?”大爷的回答，让很多人忍不住捧腹大笑，他回答说：“我不姓福，我姓曾。”
所以你看，其实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思考和定义，对于幸福的感受和理解，往往还同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获得的满足程度有关联。
不少人默认的一种规定俗称的结论，大抵就是，物质生活不够丰盛，且精神需求较少的人，通常会过得更加幸福快乐。而物质生活相当丰富，精神需求更多的人，反而过得不够快乐。
当然这只是一种默认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就像我，物质生活不够丰盛，精神需求却极多，用开玩笑的语调来说的话，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知道作为一个法国作家，他对于幸福有着一种怎样的认知和定义，于是便有了这场阅读。
起初以为这是一段形同《伊斯坦布尔假期》的小说，因为米利和乔这两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调香师阿丽斯和她那脾气古怪的邻居戴德利。
但故事读到一半时，却觉得它更像是一部公路风格的小说，因为几乎所有的情节展开，都同那辆奥兹莫比尔敞篷老爷车，还有那一段段横贯美国的公路相关联。从一座城市抵达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州横跨到另一个州，越过山川河流，只为了追逐那一个不太明确的未来，这样的阿加莎，不得不说，充满了一种别样的魅力。
这是同《伊斯坦布尔假期》中的阿丽斯完全不同的魅力，如果说阿丽斯的伊斯坦布尔之旅，更像是一段追寻过往和爱情的探寻之旅，那么这部作品中阿加莎的横跨美国之旅，更像是去赴一场岁月洗尽之后的约定，有些茫然，但却坚定不移且充满力量。
而且书中讲述到了不少关于美国早年的历史，让比较熟悉历史的读者，更有一种深刻的代入感，觉得这是一场曾证实发生过的故事，而我们不过是在见证着它的再一次讲述。
作品中阿加莎，以及她曾经的伙伴们为了独立和平权所做的斗争，能够让人领略到曾经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些许片段，也正是因为曾经有着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才有了后来更好的美国。而这些虚拟人物于历史中的穿梭和展现，无疑也代表着身为作者的些许观念和立场。一位作者，是很难完全在他的著作中保持中立的，且马克·李维的这种偏向，更让人感觉到他这个“幕后推手”，即鲜活又生动。
或许，即便身处于不同的文化和成长环境中，人们对于幸福和快乐的追求也是殊途同归的吧。
虽然马克·李维没有在作品中明说，但不管是原谅了汤姆·布雷德利，并愿意和他相伴终老的阿加莎(或者该说是汉娜)，还是终于认清自己对于友人所持有怎样情感和心绪的米利和乔，都无疑是在无声述说着“幸福的另一种含义”——那就是，能够认清自己和自己的内心，并能够勇敢追求心中所爱。
也许其他读者会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我觉得该是如此吧。
这种唯爱至上的理念，无疑充满着一种法国式的浪漫气息。而中国式的爱情和浪漫，则要显得含蓄得多。
幸福可以是稳定无波澜的工作和生活，可以是体面的生活，不那么深爱却也不那么讨厌的情人，还可以是彼此相恋相守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更可以是无所顾忌的对于所爱之人和未来精彩生活的热切追求。
幸福，它有着无数种定义，马克·李维说了它的另一种含义，那你呢?
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含义?
老实说，其实从马克·李维这里，我依然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可我却并不讨厌他给出的这种解答。
这本书读到一大半的时候，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工作上的繁琐冗杂，承受不了家庭中的沉默不语，还有自己日渐深沉的抑郁癫狂。所以独自一人跑出国去潜水度假，放空自己，什么都不想，只是纯粹旅行着，看看当地人的生活。再回来时，之前的那种心绪不宁已经平静了很多，至少，不再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而回来后，才读完了这本书剩下的一小半。起初拿起这本书，是想从马克·李维这里找一个答案，而今我知道，自己同书中的米利一样，或许只是少了些时间，少了些机缘吧。而距离自己想要的那个正解，中间所隔，也不过只是些岁月变迁和时间沉淀吧。
莫名想到了扉页背面上，保尔·艾吕雅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拿来作为这篇文字的结束挺好。
“世间并无任何偶然，所有相遇早已注定。”
残花凋零的另一种美 篇5
我看着花朵发呆：这朵花再也没有重生的机会，这是他的宿命，但是他依然是美丽的，不是吗?之前，他长在大叔伯伯的怀抱里，是最娇艳的那一朵，是最惹人喜爱的那一朵。可是花朵终究会凋零，但是无论每一朵花凋零时总有他另一种美丽所在。
当花朵凋零，花朵是那么凄婉，那么惹人怜爱。人也是如此。一个人创造属于他自己的辉煌，创造自己广阔的未来，使人羡慕、嫉妒。可是如果这片辉煌黯淡了，这片光明变得黑暗了，他会是怎么样子的?他可能颓废，但也有可能凄婉。当这种故事发生，必定与残花一般，美而又凄婉。
孤独的另一种解释散文 篇6
一年我偶到湖北一家寺庙游玩，盛夏的荆楚出游不再是奢侈，人很少，游走寺庙看的是风景。遇见一位僧人，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叫孤独，冒昧问僧人：你怎么理解孤独?僧人对答：体验永恒!这可能是我看到文字和听到语言对孤独的另一种理解。
孤独是人类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都要面对的一种生存状态，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许你某一天，也许一生。面对孤独我们多是忍受，因为孤独实在失去爱、爱情、亲情、友情，或者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之中，还有像《百年孤独》中社会历史的断代的孤独。
当明天变成了今天成为了昨天，最后成为记忆里不再重要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时间推着向前走，这不是静止于火车里，与相邻列车交错时，仿佛自己在前进的错觉，而是我们真实的在成长，在这件事里成了另一个自己。――这是时空的孤独。
在自己面前，应该一直留有一袭情感，独自守在那里。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如何去爱，也不知道可以爱多久。只是等待一次爱情，也许永远都没有人，这种等待，就是爱情本身。――这是爱情的孤独。
当你的心真的在痛，眼泪快要流下来的时候，那就赶快抬头看看，这片曾经属于我们的天空;当天依旧是那么的广阔，云依旧那么的潇洒，那就不应该哭，因为我的离去，并没有带走你的世界。――这是在绝望中宽慰孤独。
真正的孤独是一种真实的自我，实实在在的做着自己，想自己所想，做自己所做，也许内心忧郁却并不空虚，是一种自我和本我的狂欢;而空虚的人，害怕孤独，一刻也静不下来，只得在与人的交往和‘狂欢’中忘却自我，麻痹自己，使自己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感受和体会内心的空虚，可是一旦安静下来，顿时空虚无比，倍感孤独。――这可能是追求者的心灵孤独。
一纸落寞，一丝茫然，一生的寻觅，一生的怅惘。孤独是一种情感，具有生命的绝对性，似乎人人在承受着。
宗教都是哲学，寺庙里的那位僧人也是哲学家。他的这句对孤独的`命题令我顿悟，也就是人活着没有孤独，真正的孤独是消失后的永恒，小意识的孤独是人类的自怜而已。
农村的另一种可能 篇7
农村的另一种可能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大热门，今年夏天他到访北京，掀起了一股奥兹旋风。尤其是他的《乡村生活图景》，给正在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以很大的启示。
奥兹描绘的乡村，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农村。奥兹所写的是“基布兹”，是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集体社区。基布兹先于以色列而存在，从20 世纪初开始，欧洲怀有建国理想的犹太人不断来到这里。那时，这片土地是英国的殖民地，称得上地广人稀。犹太人开垦土地，过上了集体生活， 这样的社区，就被称为基布兹。
这些拓荒者并不是真正的农民，有不少都是受到过大学教育的男女青年。他们的梦想不是靠土地为生，而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先搞一个小的基布兹，再慢慢扩大。不但开垦土地，也有简单的工业，兴修水利。他们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采用真正的公有制，到2013 年，距离最早的基布兹已经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了。以色列有274 个基布兹，贡献了整个农业产值的40%，换句话说，以色列有40% 的农业经济仍然是集体经济。
有些基布兹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基布兹的青年也武装起来，应对地区冲突带来的挑战。他们不但能耕田、做工，甚至也可以打仗。基布兹成为以色列的建国基石，当纳粹开始在欧洲迫害犹太人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到这片土地上， 基布兹接纳了他们。最终，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为我们展示的是基布兹的当下状况。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开始把此当成自己的故乡。但是， 以色列也同样面临城市化问题，城市的繁荣，吸走了大量的青年。基布兹开始呈现出某种黄昏的气质，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庄园，本来是最初的基布兹社员所修的房屋，可以说是以色列建国的象征，如今也面临着拆迁。
小说中隐含着某种历史真实，基布兹让我们想起曾经实行集体化的中国农村。现在，基布兹和城市的界限正在消失，大的基布兹，都有直接通往特拉维夫的班车。人们到大城市去办事，但仍会回到基布兹来生活。这里有图书室，尽管每天只有几个人来借书，但却足以支撑整个村庄的文化生活；有卫生室，可以治疗一般的疾病；当然， 也有学校和儿童，有未来。
“公共性”仍然是基布兹最主要的特征。基布兹仍然有生命力，它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关于农村的可能性。人们有着联合的愿望，有著抱团取暖的愿望，也有着交流的愿望。在城市，市民们投入到各种新式的“公共生活”，比如咖啡馆和沙龙，那么，在农村为什么就不能有公共生活呢？
人生的另一种恬淡杂文随笔 篇8
做人首先需要的是善良，真诚，其次才是不吝啬，有情商。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善良，那么就会冷酷无情。也会在心情受挫时，心性大变，或面目狰狞？属于喜怒无常，这种人有可能会成为挚友，但也有可能会成为仇人。如果这样？八戒我宁可愿意与最熟悉的陌生人（类似数面之缘的普通网友交流互动），也不愿与之为伍！那么从吝啬方面来说的话，吝啬又分为财物方面的与为人处事方面的基本礼仪上不上得了台面两种。前一种被大部分人用来衡量：酒肉朋友这句话的真谛。从而忽视了是否吝啬真诚与善良，因为后者属于听得见，看不着的范畴，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他们往往会选择前者。为什么说喜怒无常的人不太适合做网络朋友呢？是因为他们都属于精神心理方面有缺陷之人，你只能顺着他们，如敢逆之，他们会翻脸比翻书还快，切记！允许后悔，也是交友中的一种特定的现象，因为，人往高处走的使然缘故，应该给予理解！人各有志，从不勉强！其实一些貌似从不热情，又从不主动询问你的任何事情的网友，你不要以为人家不重视珍惜你，很有可能，人家只是不愿意经常打扰你而已。所谓网络上的友谊也好，知己也罢，都是人生中的珍贵陪伴。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选择，应给予理解！而不能发现被忽视了，就反目成仇？话又说回来了：各年龄段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人生观。有的人能够坚守一份恒久弥香的友情，而有的人却随着时间的流失，逐渐失去了耐性。
对庄子《逍遥游》的另一种解读 篇9
游黄河
庄子的《逍遥游》用大开大合的写法，形成纵横跌宕，浩荡奇警的风格。但更重要的是庄子在文中表现出了严密的逻辑性，层层深入，从而阐明自己的一种人生哲学。即让自己的 思想从传统的惯性和封闭的偏见中解脱出来，进入到一个广漠无际的逍遥境界，遂成其人格独往独来，其思维超拔脱俗，其文汪洋恣肆，其境波谲云诡，其色斑斓瑰异，其味淡荡隽永的千古绝唱。其实《逍遥游》的整篇文章就是用形象的比喻，大胆的夸张，由浅入深，对三种不同境界的人的剖析。
作者在全文中就是围绕一个中心，即作者提出的第三种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对人生的看法。为了让读者弄清第三种境界的人，庄子在文中具体地分析了前两种境界的人 。这就让读者更清楚的`认识到庄子说的第三种境界的人和前两种人是绝然不同的，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种境界的人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第二种境界的人是象宋荣子和列子这类人。宋荣子和列子和第一种人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他们还是有所待的，他们不是庄子说的第三种境界的人 。由此可见，前篇文章就是围绕第三种境界的人来写的。
那么前面写大鹏写蜩鸠写大和小的关系，是为了更好的形象说明后面的第三种境界的人的。蜩与学鸠目光短浅，安于现状，它们可以飞起，但它们飞不高，也不想飞高，不愿飞高，“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不是很好的 证明吗?其实这与庄子所说的第一种境界的人“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不是很相吻合吗?这些小虫乃至这种人在认识上不正是像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一样的吗 ?而鲲鹏展翅九万里，相对于蜩与学鸠虽然是有区别但是它们也是有所待的，而庄子写鲲鹏其实是 为了阐明宋荣子和列子的。在有些人眼里 宋荣子和列子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宋荣子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列子是“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但是他们象鲲鹏一样都是有所待的。宋荣子“犹有未树也”。列子是“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他们并非真正的逍遥，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逍遥呢?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这是作者就水到渠成地推出第三种境界的人，作者的思想就很自然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人们感受到飘乎物我之外，定乎荣辱之外，无己、无功、无名的真正的逍遥。
全文层层推进，先从鲲鹏蜩与学鸠这些物说起从而说到人 ，先是从第一种在现实社会中的有一定作为的人说起再推及到超然物外之人，那么庄子很自然地描述了真正超然物外之人。当然笔者觉得庄子所说的第三种人其实只是理想之人，包括庄子自己也并没有作到。在庄子借粮中，庄周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说年底时借给他，庄周很是生气，忿然作色，你想庄周能逍遥吗?所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逍遥也只是对一种理想化社会的追求。
总之，前文我认为就是俩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运用形象的比喻来为下文的人作形象的说明。第二部分具体地写出 了三种不同境界的人，从文章中间的一个“故”字 就可以看出来。
老树画画：自由的另一种可能 篇10
后来才知道，老树画画原来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画画只是业余图一个“好玩”。
老树在微博上广为流传的那些画，大概是一两天时间画好一幅，老树画好了就拿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在两盏日光灯之间，用自己的数码相机翻拍出来，然后配上写好的小诗发到微博上。这有点像文艺青年们的手机摄影加小酸文过程。问他创作有什么诀窍，他说自己就是放开了画。“每个人都有简单的、自我的、撒欢的一面，微博把人的这一面放大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但大多数人放弃了。”
老树本名刘树勇，可谓是中国当代摄影评论里的老前辈，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学术文章，策划了大量国际性的展览。至于画画，早在南开上大学的时候老树就开始画画了，在天津拜了几位名师，1983年老树毕业后跑到北京边教书边画画，中国画、油画、版画，甚至钢笔插画他都认真学习研究过。
“因为自己画谁像谁，一直找不到自己。”80年代末，老树就逐渐停笔了，直到2005年老树父亲得病，他开始重新画画排解苦闷，没想到此时再动笔，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这时候的他已经在摄影评论界很有名气，画画完全變成了业余爱好。“我是性情表达，随着情绪来，小情绪，一时一地的感受，就是随机书写的快感。”
微博时事是老树灵感的一个主要来源。在老树看来，这个乱七八糟的年代，生活比小说还魔幻，而微博又零碎而全面地呈现了这种魔幻。老树还画过一批非常“穿越”的画，就是传统水墨山水画里加入了潜艇、飞碟、导弹、降落伞……绝对是挑战正常思维逻辑的。激发老树创作这一题材作品的是网上一张流传了很久的画：一个古代老头儿在山水丛林中悠闲自得地骑着自行车。“这个画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于是老树也画出了这批有潜艇导弹的画，虽然在现实逻辑中是不对的，但在绘画逻辑上又是对的，“谁敢说两千年前飞碟没光顾过，大多数人被很小的小事僵化住了，这些都是可能的，绘画不一定是画现实，还可以画一种可能。”
在微博上，老树那么受欢迎，不单是因为他的画，还有他为画专门配作的小诗。俏皮幽默，网友戏称为打油诗，因为他题材的惯常性和口语化的语言风格，比如：“起了一个大早，肚子吃得挺饱，阳光灿烂照着，真他娘的美好……”这到底算不算一首好诗呢？
日常生活里的老树有点像他笔下的那位长衫先生，在学校里教书上课收拾学生，闲时画画写诗做陶器，他喝酒吃肉上课抽烟，画画随性，说话口头禅就是“他妈的”，比如，“到一定岁数，就不管了，去他妈的。”
生活的另一种美作文400字 篇11
能够拥有想要的东西，是一种满足;能够获得想要的，是一种幸福。人生本来就存在拥有与放弃。拥有是美好的，但它不是永久的，不能生活中只有拥有没有放弃，那么怎么谈所谓的珍惜二字。
文天祥放弃生命，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表达了他对国家的爱国之情;项羽没有苟且偷生，用生命写下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绝句;鲁迅放弃平静的生活，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纵然历史的齿轮辗过多少的坎坷，但千古英雄的放弃之美依然流传人间。
只要不是你的良知，你任何东西都能放弃。放弃之后，你会感到海阔天空，像从喧嚣的都市来到寂静的森林。时光的流失淹去了太多的历史尘埃，洗净了一片明净的天空。如果我们的放弃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拥有，那也未尝不是一种美丽呢?
其实人生很多时候需要自觉的放弃。世间有太多的美好的事物。对没有的美好，我们一直在苦苦的向往与追求。为了获得，而忙忙碌碌。自然界中，多少生命不停地放弃着或许本应该珍惜，但也同样获得了一份永恒。
一道高考数学题的另一种解法 篇12
一道高考数学题的另一种解法
作者：钟伟
来源：《中学教学参考·理科版》2014年第02期
命题立意：这是一道函数、数列与不等式相结合的题目，有一定的难度，往往以压轴题的形式出现.本题主要考查了等比数列的定义、通项公式，以及已知Sn求an的基本题型，并运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与自然数有关的命题，以及放缩法证明不等式.以下是参考答案给出的一种解答方法。
安源工运，革命的另一种可能性 篇13
在文章中，裴宜理以1922年安源大罢工为例，试图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至少在早期，具有另外的发展可能性。她称为“安源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的共产党革命中消失了，这段历史也被扭曲了，这个曾经的可能性被今天的中国研究所忽视了。裴宜理先是介绍了当今学术界对于“革命”这个话题的冷淡：从法国革命到中国革命。从学术界到公共讨论，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这些革命无论初衷如何，后期都造成灾难和悲剧。为什么革命会具有这样的破坏性呢?在寻求历史解释的时候，“路径依赖”成了很重要的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大致是说，一个社会运动早期形成的那些方式和特征，会主导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就像一条被指明因此被遵循的路径一样。因此，文革中发生的最极端的暴力，都可以从中国革命早期历史中找到痕迹。例如，裴宜理举例说，麦克法夸尔(哈佛负有盛名的中国革命史学家)就认为文革的极端破坏性和毛领导的1926至1927年湖南一江西的农运和工运中表现出的破坏性是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来回顾历史，中国革命被批评和否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裴宜理说甚至很多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曾经对中国革命着迷的人，例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弗德曼和康奈尔大学的马克·塞尔登现在都成了这个革命的最激烈的批评者。因此，今天除了批评和否定，对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似乎就没有别的可说了，中国革命就成了没有任何历史合理性的胡闹。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环境下，张戎和她丈夫合写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把毛的革命从开始就描绘成实用主义和暴力主义的产物，这样简单化的处理竟然能在广大读者中得到共鸣。
那么，什么才是裴宜理所说的“安源的革命传统”呢?1922年时，由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这些走进矿山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安源工运走的是非暴力的路线，和各种地方秘密会社合作，争取对工人的支持，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夜校，开展对工人的扫盲，培养工人的人权意识。其口号不是很政治性或革命性的，而是“过去做牛马，今天要做人”，还培养了工人的组织纪律性。在这样的操作下，矿方作出了让步，不但允许工人的这些组织行动，甚至还向工人俱乐部提供一些财政资助。安源工运就这样轰轰烈烈了三年，过去不为人知的安源一时顿有“小莫斯科”之称，一直到1925年这个工运被军阀镇压下去。
裴宜理认为，安源工运的这个模式是当时中国革命中的另一种可能性，它告诉人们中国当时为什么会有革命，这个革命有哪些具体的合理要求和合理手段，这是今天那个从红卫兵暴力回溯到湖南农民运动的破坏性的“路径依赖”理论无法概括的。而在共产党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个模式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裴宜理一向以中国革命为研究对象。为了研究这个课题她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过好几次安源，不但收集材料，而且和很多中國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文学中历史的另一种言说方式论文 篇14
论文关键词 吕志清；《南京在哪里》；历史；叙事结构
论文摘要 《南京在哪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文本，它融入了先锋叙事的经验，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寓言式或者说是隐喻式的结构。小说以一种绵密、精细、轻巧的笔触，从现实切入历史，在多个层面实现意义的延展。小说一方面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强势的现实与处于弱势的历史之间构建一种叙事的平衡。小说文本也因此具备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吕志青的中篇小说《南京在哪里》(2002年《收获》第4期)发表之后，引起了创作界与评论界的重视，小说在2003年获得了“上海第六届长中篇小说优秀大奖”中篇奖，2004年吕志青又藉此获第二届湖北文学奖。关于该作品的思想意蕴与艺术魅力的评论文字已不少见。笔者认为，小说以隐喻的手法，隐秘地传达了作者对于“历史”及其现实关系的理解，这构成了文本的二重叙事结构，而这一点为学界所忽略。
作者在作品文本中所表达的对宏大历史进行隐密叙事的这一种言说方式，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作者的创作实质上是作为一个传播者成功的完成了一场完整的编码、译码、释码的符号传播过程。编码就是作者把要传递的信息转化成符号，因为在文学作品未形成可传播文本之前，这些要传递的信息(包括思想、情感)仅是作者个人的主观体验，在自己的大脑里，别人是无法知晓的。要想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别人，就要把它们转化成文字、声音、表情、姿势等各种各样的符号，变成别人凭各种感官就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即文学作品。译码是编码的逆变换，即接受者把接收到的符号再转换成信息，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释码。作者在作品中隐密叙事的言说方式，显然就是编码者考虑文本创作目的，而选择什么样的符号和怎样组织符号去传达意义的一种方式。
一、“编码”：一个地理问题如何成演变一个有关历史的“新闻事件”?
在谈论小说的叙事立场与思想意蕴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小说的叙事细节：一个简单的地理问题，如何演变成一个历史问题，并最终导引了一场社会事件。这个问题耐人寻味的，其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一次“议程设置”，它是我们理解小说的基础。
一个其貌不扬并且是临时代课的地理老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南京在哪里，问题首先在学生中间引发强烈反响。面对日常生活中我们异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学生们突然都感到了一种“陌生”与“不确定”。这种“陌生”和“不确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正是这种“陌生”和“不确定”，激发了学生们一场关于“南京在哪里”的知识探寻欲望。学生们从秦淮河与金陵两个意义层面出发，开始搜寻一切有关南京的知识。由此，那些沉埋于地表之下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逐一显露出其本来面目。这种显露进一步刺激并导引学生们向历史更深处漫溯，他们收集而成的东西本身构成了有关南京的历史文献。这样，一个简单的地理问题在不经意之间演变为一个深刻的历史问题。不仅如此，有关南京的问题还在继续生发、裂变，并以某种令人吃惊的速度向前伸展和蔓延。
这种伸展和蔓延，不仅体现在有关南京的知识层面，更在于这个话题在社会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先是那些家长们如邮电局局长、影楼老板、茶楼老板、李小红的父亲李总等受到感染，不知不觉地加入到这一事件中来。就在劝阻学生这一行动的过程中，班主任黄老师、历史小陈老师、政治大刘老师等也逐步沉浸其中不可自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学校和教育战线的领导者们如陶校长、教育局长、宋副市长也居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在，学生们因为这个问题分心而不再把重心放在课堂学习上面，教师们也心有旁骛，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受到极大影响。同时，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这一事情的发展。这样，一个课堂问题真正演变成为一个社会新闻事件。
从文本的表层来看，这个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我们对那些日常生活中为人“熟知”的事物及其相关知识的了解可能是非常肤浅的，也即在“熟知”的背后往往是引人深思的“陌生”乃至于“无知”。在另一方面，正如有论者所言，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再一次洞察了人在精神上的脆弱性和盲目性”。但是，一个如此简单的话题竟然能够引发这样巨大的反响，乃至于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文本的叙事逻辑。吴俊认为，“《南京在哪里》(吕志青)中的一个偶然的提问，竟然会酿成生活中的一连串事件。作为事件的起因和核心，偶然因素的不可捉摸的神秘性就在我们眼前，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可思议地成为现实，成为不可预料也无法推翻的事实。一切与之相关的人事，都像是附着了一个能量巨大的漩涡，身不由己、不由自主地跟着沉没到底。这是存在于生活之中(也就是存在于冥冥之中)的命运或超人力量的显示。……作家的才能就应当这样体现为能够去发现日常平凡中的深不可测性。”我不太赞成吴俊的这一说法，这个说法附和了先锋试验作品的一般经验，却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在我们当下的中学课堂里，一个地理问题或者历史问题能否真正演变成一个社会事件，这是很让人怀疑的，换言之，小说的叙事存在一种逻辑悖论。我想这正是我们理解这篇小说的一个关键之处。正是这个逻辑悖论透露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南京在哪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文本，它融入了先锋叙事的经验，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寓言式或者说是隐喻式的结构。只有在寓言或隐喻的层面，小说文本的结构和叙事逻辑才是合理的。
二、“译码”：在所指与能指的语境传播之间实现文本的隐秘叙事
译码是对编码的逆变换，即接受者(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和作品外的所有读者)把所接收到的符号，即传播者(作者)在作品中想要传递的信息再转换成自己所能理解和体验的信息，那么，作为一种寓言或者隐喻式的文本，《南京在哪里》究竟要传达什么样的写作意图呢，它的思想意蕴与叙事立场又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评论界对于小说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强调小说的趣味性。王宏图认为：“这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采用了先锋小说的探索方式。整部作品展示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它的内核是人们所谓的蝴蝶效应，即一个貌似不起眼的小事招引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它的写作技艺非常高超，起笔貌不惊人，但随后的一切充满悬念，让人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其叙述框架仿佛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此外，在叙述中它巧妙地将大量有关南京的事件和人物穿插其中，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和色彩。”
其二是突出小说的话语特性。有论者认为，“南京在哪里”最终演变出了各自始料不及的日常喜剧，“这与其说是生活本身的逻辑使然，倒不如说是‘南京在哪里’这句提问带来的‘话语哗变’。在某种意义上，人的命运会受到话语的左右和宰制。话语的力量超过了生活的力量，这似乎印证了福柯的那套后现代理论。从表面看，小说只不过是一场从能指到能指的空洞叙事游戏，从零到零，从起点回到起点；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作者似乎无意中揭示出了当代社会人的主体性丧失的另一种表征，创造了一个极具智性意味的审美空间，于是，先锋小说擅长的叙事游戏由于其对‘所指’发生的勾联，获得了某种再生力，从而也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值得反复阐释的可能和意义，并藉此成为先锋小说写作在现阶段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成果。”
上述两种说法都有自己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很值得商榷。趣味性毕竟只能反映文本的表层意义，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这一审美高度，这多少有些佩不上这样的文字了。至于有关话语的说法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在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上又语焉不详。南京在哪里?这个话语的所指是很有限的，其能指却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小说文本对事件的描述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一个地理问题如何演变成为一个历史问题?其二是一个课堂问题如何演变成为一个社会事件?仔细审视与揣度这两个方面，我们发现，一个纯粹的地理问题决不可能引发如潮的知识探寻活动，而“历史”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小说沿着寻找“南京”这一事件所展开的种种途径，从话语的所指悄然滑向有关“历史”的能指，小说由此实现了关于“历史”的隐秘叙事。这里面因含有两个转变：从偶然转向必然，从局部转向全局――其结果是话语的能指从“南京”转向一切如南京一样被现实遮蔽的“历史”。
“南京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南京的历史文化沉积带自然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北京、西安等地哪一个城市不是如此呢?由此可见，“南京”这个概念自身并非不可替代，但在另一方面，“南京”作为一个历史的切入点，我们藉此进入历史，这样看来这种选择又是合理的，因为切入点可以有许多个，但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自身。在“南京”背后隐含有全部的历史，这才是我们要探寻的标的；或者说，南京，作为整体历史中的一个局部，象征着历史自身。不错，“南京”正是作为一种历史子系统的符号，存在于文本里。
具体而言，小说展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不平衡性。历史以一种与现实对立的面目出现，历史往往为现实所遮蔽。南京在哪里，这个问题只是暴露历史冰山的一角，我们不妨提出一系列历史问题：武汉在哪里?广州在哪里?等等。被遮蔽的历史隐含着巨大的能量，寻找历史的进程就是一个释放历史能量的过程，正如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尽管历史总处于一种不断被遮蔽的“历史”之中，但是一个“偶然”提出的历史问题就可能掀起狂澜。历史一旦露出峥嵘，现实的秩序即发生混乱。这正说明历史本身的去蔽性及其强大的冲击力。问题在于，我们既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分子，又构成现实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构成现实秩序的力量是强大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服从现实秩序差不多是别无选择的，但如果我们习惯于忘记历史，而遵循一种现实的秩序，历史就真如往日云烟，隐蔽在天的尽头了。也许有朝一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南京在哪里”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问题。那么，在这个看似荒诞的命题背后隐含了我们时代的先知先觉：神圣也好，荒诞也罢，有关历史的命运的思考，融入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并且直通未来。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层情绪。或许它就隐含于带着几分先锋面目的吕志青的潜意识之中?
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我们(学生、家长、社会大众乃至于教师)对南京的“陌生”和“无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牵引我们从“历史”走向“现实”，但这个问题被成功地掩盖起来了。从表面上看，吕志青似乎很沉醉于对“现实”种种的琐碎记忆里。事实上大量的读者已经很满足于文本的表层叙事了，它完整、细腻、生动、丰富，以至于我们差不多已经无可挑剔。这正是吕志青的高明之处，或者如西人所言，文本大于作者自身?它的多重结构使得我们可以穿透文本的表层叙事，达到一个极为隐秘的层次，发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层情绪。
这种隐秘叙事，典型地体现出吕志青的文本特征；以一种绵密、精细、轻巧的笔触，从现实切入历史，在表层、深层两个甚至更多个空间里实现意义的延展。在很多时候，他以一种精细的文思穿透后现代的狂欢，让我们漫步云中，小说文本也因此具备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他的《老五》、《穿银色旗袍的女人》等佳作莫不如此。谢有顺在《2002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出版)选本序言中说：“这是我在近年读到的叙事上最独特的小说之一，整个叙事细密而微妙，环环相扣却又不着痕迹，最后，因南京在哪里的提问而起的社会事件平息了，可内心的骚动却一直延续在了当事者身上。小说的叙事处理如同一个象征，但它却精妙地虚拟了一场精神漩涡，把置身其中的人的.那种不由自主、不能自拔的状态。”唐静恺则认为这篇小说在“叙述结构上和写作技巧上的创新实验，别出心裁，拓展了作品的信息量，在教学秩序的有序和无序、发散性思维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巧妙地将读者的思维引向对生活中耐人寻味之处的思考。”这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三、“释码”：跨越“启蒙”之后的狂欢与诙谐
现在我们来提出本文的最后一个问题：侯老师是谁?
与“南京在哪里”一样，作品文本中这些符号或信息的意义是什么?作者(也即编码者或传播者)使用这些符号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读者对编码者在作品中传达所有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释码。作品中，“南京在哪里”这个问题由一个临时代课的地理老师提出，最终问题的解决也回到他这里，那么，在文本逐一出场的知识分子人物系列中间，这个地理老师就显得举足轻重。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又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弱化这个人物的本来面目。小说写他的地方非常有限，倒是一开端他的出场显得突兀，这构成了文本的叙事的玄机。试看小说开端：
初二五班的地理老师病了，临时派了一个人来带课。梅雨季节，天色老是灰蒙蒙的，加上前排的日光灯又坏了，光线更加黯淡。所以自始至终大家都没怎么看清这人的面目，只是留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似乎有点黑，有点瘦，还带点慌张，像是没什么教学经验。特别是他走路的样子，轻悄悄的，给人一种躲躲闪闪、鬼鬼祟祟的感觉，像是做了点什么亏心事或者正打算做什么亏心事。进来之后也没什，么开场白，说了句“我姓侯。”
说罢径自转过身去，将一副中国地图挂在了黑板上。等他转过身来时才又冒一句：“南京在哪里?”
为什么是由一个地理老师而非历史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在“历史”和“地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按照侯老师的说法，一个词就是一个活的神秘的发酵体。只要死死逮住不放，它就会一而二、二而三地生发、裂变，生发和裂变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来。他说，每一个词乃至每一个知识群落自身都是一个系统，此系统与彼系统相联系，一个连着另一个，另一个又连着另另一个以致无穷无尽。所谓学习就是从一个被控信息流环路向一个较为广泛事件领域的延伸，并依靠这延伸和规定这一系统的可理解性标准的密码来理解这个世界……“南京在哪里”，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地理问题，但是奇怪的是，年轻的学生们无以为答，而对这个地理问题的探讨是沿着一条历史线索进行的，随着“金陵”与“秦淮河”两个历史层面因素的展开，一个简单的地理问题就自然转化为一个历史问题。
这个人在“不经意之间”提出的一个问题，掀起了大波，在周遭一切秩序日益混乱之际，他却安然自处，大谈所谓围棋棋理：“想过没有，如果把几个棋盘拼接起来，那会怎么样?不断地拼接起来，那会怎么样呢?”这又似乎透露出作者的思想痕迹，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处处契合。一直到这个叙事阶段，他的生命态度与境界都着实让人期待。但是，转眼间我们又变得无比惶惑与失望，并且不得不再次向一种荒诞的现实低头。在校方的压力之下(或者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他把学生们研究的专题加以合并。“将选题两两合并，合并，合并，再合并……经过多次合并，问题逐渐萎缩，萎缩，再萎缩。渐渐的，又回到民康和李小红这里来了”。在经过他的合并之后，我们回到了文本叙事的起点：“南京在哪里”。这事一完，他就又不声不响地缩回到他的小屋里去了。仍然不怎么跟人来往，仍然只是和历史小陈老师在一起下棋。
从上面这些情节可知，“南京在哪里”，这个看似无理而简单的问题却显示出他的敏锐与独到。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那些追求真知的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由此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寻找“历史”的运动。那么，到底他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不妨假设，这个事件越闹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到了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时候，他却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样，他的面目就有些形迹可疑并且将引起我们持续的关注。但事实上他哪儿也不去，就躲在书房里与人下棋。他看到了“历史”的丰富意蕴及其能量，也知道围棋棋盘无限拼接的复杂前景，但是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世无争、无关世事的，常常躲在书房里与人下棋的地理老师。
由此，我们发现小说开端对他形象的描述是恰如其分的，侯老师也由此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多重属性。作为知识的引导者，他可以提出“南京在哪里”的问题，引导学生求知，并充分暗示知识的可能性。但是当这种求知行为演变为一场事件，并且对现实秩序带来冲击的时候，他身上的另一种属性就自然地发挥作用。他服从于现实秩序的需要，以“合并”的手段――实际上是以一种消解历史的方法，将问题导向一个最初的出发点。“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情节在这里获取了一种因为颠覆而产生的狂欢效果。
侯老师就是作品文本的编码者，是代替作者在作品中的议程设置者，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和作品外的所有读者都是译码者，而只有我们才是最后的释码者。侯老师这个人带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然后是随着作者一起狂欢。合并的细节再次宣告：后新时期的人们并不惮于取消“启蒙”行为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节点上我们窥见了吕志青的叙述立场。
但是我们也无须产生历史虚无的悲观，因为文本依然是充满张力的。小说在结尾处有一个细节：提前退休的陶校长客厅里挂着一幅他自己写的横幅，上面写着：南京在哪里。这是文本最后归结的一个符号表征，这个细节是意味深长的，它似乎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永不消亡。这就在强势的现实与处于弱势的历史之间构建了一种叙事的平衡。这正是小说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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