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院发展

新中国法院发展（共11篇）

新中国法院发展 篇1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 42）

内容摘要 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第一个少年法庭建立以来，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已经走过了的发展历程。近来，少年司法制度在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少年法院的创设是解决这些问题所必然寻求的出路。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应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而少年法院创设的意义在更大程度上是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契机和动力。

新中国法院发展 篇2

一、涉诉信访的概况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 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1949年3月, 中共中央迁到北平, 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1951年5月16日, 毛主席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 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 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 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1]“新中国刚成立时, 来信来访很多, 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 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 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 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1954—1957年, 来信来访猛增, 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 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 配备了信访干部。”[2]改革开放后, “1992—2004年, 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量呈持续上升趋势。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2005年, 全国信访总量在持续十二年上升后开始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 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总量虽然有所下降, 但全年仍在1000万件 (人) 次以上的高位运行。”[3]

改革开放后, 1980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 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信访制度。近年来, 涉法涉诉上访日渐增多, 成为了各级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1989年最高法院告诉申诉庭就向高、中级法院交办查处重点申诉案件568件。经过及时审查处理, 其中464件维持原判, 改判104件。1990年最高法院办理各类重点申诉案件734件。2003年最高法院共接待处理涉诉信访12万余件次, 按照分级负责处理的原则, 依法审查处理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2 089件。”[4]2006年,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3 995 244件 (人) 次, 下降5.33%, 其中涉诉信访435 547件 (人) 次。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 342件, 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47 902件, 审结46 468件, 改判15 867件, 占当年生效案件总数的0.31%。”[5]

二、涉诉信访基本成因分析

(一) 历史因素

中国的法制传统一向是行政与司法合一, 自晚清修律以来, 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司法体系建设受中国传统法制史和前苏联影响, 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 建国后虽然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作了表面区分, 但在整个国家体制中, 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司法与行政的实质性区分远远没有完成, 法律还远远没有达到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 信访问题往往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干预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因, 信访作为特殊的法律实践形式, 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现象, 并得到广泛的运用。

(二) 立法因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因此, 信访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 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

(三) 纠纷解决机制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WTO, 在社会转型时期, 旧的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受到强烈冲击, 原有的许多纠纷处理机关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开始司法改革, 其目标是要建立起“判决—执行”的审判模式, 经过二十余年建设, 诉讼、仲裁、复议等制度初步建立, 但多元的纠纷解决体系尚未成熟, 社会矛盾纠纷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分流机制和对滥诉行为的有效制裁机制, 这直接导致了纠纷直接进入到诉讼程序, 引起机制失衡。

(四) 司法救济机制设计缺陷因素

中国目前的涉诉信访几乎都与司法救济的缺陷有关, 作为一种独特的法律现象, 中国法院的信访者既有对法院生效裁判不服的人, 也有被各级法院不予立案的人。各级法院不但要处理针对本院的申诉信访而且有权也有责任处理对下级法院的申诉信访。

由于社会各方面发展不平衡, 整个司法体制在应对社会矛盾过程中也呈现出结构性的力不从心, 对于土地纠纷、劳资纠纷、拆迁纠纷等多发性、容易引发上访的纠纷, 法院往往不立案, 这一关闭救济途径的做法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涉诉信访问题。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由于法律对申诉没有时间、次数、审级的限制, 因此, 接待、处理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 是我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6]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信访机制

社会冲突“解决”的内涵“应当是多层次主观效果的综合体”, 包含四个层次:第一, 化解和消除冲突;第二, 实现合法权益和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第三, 法律或统治秩序的尊严和权威得以回复;第四, 冲突主体放弃和改变对抗社会统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心理和态度, 增加与社会的共容性, 避免或减少冲突 (至少是同类冲突) 的重复出现[7]。

(一) 将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

目前《国务院信访条例》适用于行政机关, 仅对法院涉诉信访工作具有参考作用, 并且涉诉信访工作不同于一般的信访工作, 它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法院应当通过创设符合法律科学规律、适应现行法院审判管理体制的信访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 有必要制定涉诉信访的专门司法解释, 将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借鉴审判流程管理的制度设计, 明确信访工作的职责、权限、审限、纠错问责、操作规则和奖惩办法。建立健全再审复查听证制度, 整理过滤申诉和申请再审信访事由, 剔除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信访案件。法院信访工作公开化制度。

对于重大、疑难案件, 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 应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新闻媒体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听证和答询, 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纠纷工作, 达到息访息诉的效果。

(二) 法院信访与立案工作相结合, 加强立案和司法救助工作

目前信访工作由立案庭的法官来办理, 但只是把信访部分纳入到申诉再审的轨道上。按照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要求, 如把信访程序确定为决定再审的前置性预设程序, 那么从事信访工作的审判人员应当为程序法官, 接访处访应视为程序审查工作, 从体制上可将信访部门与立案部门合并, 直接建立立案信访庭, 将信访与立案工作相结合, 加强立案工作, 给予公民更多、更彻底的司法救济, 要将当事人引向法院这一解决纠纷的正规渠道。

司法救助工作的加强对于纠正司法专权、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确保司法公正将会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将信访与立案工作相结合后, 同时应当赋予信访部门以确定司法救助范围和对象的权力, 以扩大司法救助范围, 加强司法救助工作。

(三) 加强信访一体化建设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 全国各级法院信访部门, 应当采取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 在涉诉信访案件处理上体现总体控制, 由最高人民法院统筹全国法院系统涉诉信访案件处理工作, 以强化信访信息资源共享, 节约法院和当事人信访资源及其成本, 防止因信访接访与处理脱节造成重大失误, 有效地促进涉诉信访工作的良性开展。

(四) 对违法缠访缠诉行为开展司法打击

当前各地法院为做好息访息诉做了大量工作, 但有的单位为了求得一时的清静, 做出无原则的让步, 使无理缠访缠诉人得到一些好处, 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无理缠纺缠诉人的气焰。

胡锦涛同志指出:“信访工作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8]共和国的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说:“人民司法工作, 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9]

由于中国法院信访制度的存在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成因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做好新时期法院的信访工作,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确定为落实“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刘絮, 聂玉春.信访工作手册[K].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26.

[2]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6:85.

[3]中央党校进修一班第40期A班社会发展方向第三课题组.从信访工作中的问题看和谐社会建设难点重点[J].中国城乡桥, 2007, (5) :22-24.

[4]左卫民, 何永军.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1) .

[5]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EB/OL].中国法院网讯, 2006-03-11.

[6]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EB/OL].中国法院网讯, 2004-03-10.

[7]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11-15.

[8]完善信访制度建设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文字实录---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魏旋君[Z], 2008-03-17.

法院改革的中国经验 篇3

对于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传统观点认为，这是“法院独立”审判，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这种观点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我们可以将审判独立界定为五个基本要素：一是裁判独立；二是内部独立；三是审级独立；四是外部独立；五是法官的身份独立。

为实现“去地方化”目标确立的省级以下法院的人财物交由省级统一管理的改革方案，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省级以下法院与同级人大的关系以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问题。省级以下人大对同级法院监督弱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司法行政工作的垂直领导越发得到了强调和落实，甚至更容易进一步干预下级法院对某一案件的裁判活动。

贯彻司法责任制的关键在于重新调整司法裁判权与司法行政管理权的关系，需要从三个角度入手解决司法行政管理者干预司法裁判的问题：一是法院内部院长、庭长的职务配置，二是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程序的诉讼化，三是人民陪审员享有实质的裁判权。

法官要真正独立地行使审判权，需要获得一些基本的职业保障。在维护法官的“身份独立”方面还存在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法官进行立案侦查；二是对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任意追究。应当考虑对检察机关的立案管辖制度作出适度调整，废除办案责任制。

新中国法院发展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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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发展 篇5

第二部分《红色记忆》至第四部分《曲折发展》，分阶段介绍了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文革”前后的人民审判工作。

1927年3月，湖北红安县审判委员会成立。它被称为中国革命第一法庭。肖扬曾就瑞金中华苏维埃最高法院旧址修复问题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遗址修复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在最高人民法院、地方人民法院的共同努力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瑞金和延安两个司法遗址先后于2000年、2006年得以修复，并成为革命老区开展传统教育的重要窗口。1932年2月19日，中央政府举行第七次常会，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为最高法庭主审，即首席法官，何叔衡因此成为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审判机构，是在土地革命战争的硝烟中，伴随着新生的红色政权产生的。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刚刚诞生，就建立起人民司法审判机关，并坚持依法治国，以法安民的原则，对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报的暂行程序》，规定各地在未设立法院之前，须在省、县、区三级政府设立裁判部，建立临时司法机构。

这里展示了土地革命时期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它是以陕甘宁边区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法官马锡五命名的，它强调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审判、不拘形式，群众参与解决问题。一张已经褪了色的旧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马锡五在审理封傍儿离婚案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马锡五(1898～1962)，陕西志丹县人，陕甘宁苏维埃主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长期从事人民司法工作，在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经常携案卷下乡，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巡回审理，就地办案；实行审判和调解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的审判作风，坚持法律原则，忠于事实真相。由于他执法严正，刚直不阿，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他的审判方式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并在解放区推广。1938年，华池县封家园子村封芝琴(小名傍儿)，由其父封颜贵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儿订婚。1942年5月，封颜贵为多索聘礼，企图赖婚，一方面教唆女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要求与张解除婚约；另一方面又将女儿高价出卖。而封傍儿与张柏儿在一次偶然相遇中，表示自愿结为夫妻。当她得知父亲又将自己卖给庆阳县朱孝昌为妻时，便暗中通知张家。张金才遂召集亲属20余人，深夜携棍棒闯入封家，将封傍儿抢去。封颜贵以张家“抢亲”为罪名将其告到县司法处。县司法处不经调查研究，冒下判决：判处张金才徒刑6个月，封傍儿与张柏儿婚姻无效；但对封颜贵屡次出卖女儿的不法行为却不予追究。对此，当事人不服，群众也不满意。适逢马锡五来华池巡视工作，封傍儿拦路告状。马锡五亲赴封家园子，深入调查了解，还征求封傍儿对婚姻的意见。在弄清全部案情的基础上，就地公开审理，最后作出判决：依法撤销华池县司法处的判决；封、张双方同意结婚，其婚姻有效；张金才黑夜抢亲，扰乱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封颜贵多次出卖女儿，违反政府法令，判处劳役，以示惩戒。对这个判决，群众认为合情合理，受罚者甘心服罪，一对年轻人更是欢天喜地，结成了美满夫妻。《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评述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认为这是边区司法战线上的伟大创举。

后来，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此为素材，编写了鼓词《刘巧儿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这一故事又被改编为著名的评剧《刘巧儿》。

1949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从建国初最高人民法院使用的第一枚国徽，到最高人民法院分院院印，再现了审判机构的历史沿革和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不断推进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浩劫中，人民法院在组织结构、审判工作、思想作风等方面都遭到严重破坏。

法制的春天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第五部分《法制春天》则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司法建设的进程。

在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实物展前，参观者们或轻声细语，或驻足观看。它们正讲述着春天的故事：

江华、伍修权、曾汉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使用的名章，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的牌匾；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

1993年8月2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码电脑状告中国东南公司侵犯“五笔字型”知识产权案；

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法》，并于1995年7月1日施行；

黑色的法袍和精致的法槌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它们述说着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法槌、法袍在法庭上的出现，也承载了人民太多关于司法公正的期待。

取材于花梨木的法槌因质地坚硬耐腐蚀，被寓指为中国法官刚直廉洁、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槌为圆柱形，底座为矩台形，取“智圆形方”之意，象征着法官应成为智慧和正义的化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无数次出现过的“惊堂木”被司法改革时代赋予了新的象征。

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与法官宋鱼水交谈时说：“怎么能够在审判时让普通百姓做到胜败皆服呢？我琢磨了一下，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2004年10月9日，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中心法庭，到巡回办案点开庭审理贺新忠老人与其子女赡养纠纷案，引起强烈反响，采花乡楠木桥村附近的200多名村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村小学操场观看“背篓法庭”开庭———这是一张照片的图片说明。

“儿媳虐待不尽孝，„背篓法庭‟主公道”，“子女不赡养，就跟法官讲”，“老人婚姻遭阻拦，„背篓法庭‟来维权”……这一句句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顺口溜，在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广为传诵。法官们每次到巡回办案点办案，都用背篓背着案卷和相关的法律文书以及干粮、换洗的衣服和庭审标牌，被群众形象而亲切地称为“背篓法庭”。

法院科学发展观个人总结 篇6

法院科学发展观个人总结

法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自启动以来，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坚持高起点、高站位，切实做到“五个狠抓、五下功夫”，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良好开局。

一、狠抓超前调研，在制定方案上下功夫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即将开展之时，法院迅速行动，将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摆上法院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法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前期准备工作。

一是党组高度重视，做到安排及时，保障有力。法院及时成立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了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组织院级领导，深入到乡镇、大项目建设单位、法庭辖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找准法院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要解决的问题，制定了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方案，为学习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

二是提前部署，做到学习传达及时，组织有力。为将学习实践活动精神率先传达到每位干警，为下一步该院实践活动的开展打下基础，政治处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和《科学发观学习读本》等学习资料发到各庭室科队，同时要求全院各支部认真组织支部党员干警结合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干警进行调研，找准各部门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要解决的问题，先期提高全院干警的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三是精心组织策划，做到谋划有力。法院召开了由中层领导干部参加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准备会，就学习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活动主题、实践载体等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同时联系法院实际，在队伍建设、审判质量、司法政务等方面分别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召开院党组会议，对准备会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进行归纳，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主题、载体、目标及调研的内容、时间、方法和人员进行了明确，为活动打下基础。通过前期的学习准备，全院广大党员干警提高了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党委的部署和要求上来，为法院即将召开的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会开好局、定好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狠抓动员部署，在强力推动上下功夫

学习实践启动后，党组高度重视，3次专题研究，深入领会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院党组成员一致认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事关工作全局的政治责任，是事关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任务，是事关法院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工作，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落实。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由院党组书记、院长任组长，副院长、才巨伟任副组长，、，纪检组长、执行局副局长、民一庭庭长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干部科，才巨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从政治处、研究室、监察室等抽调精干人员，专门负责具体工作的落实。明确提出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重点责任人，支部书记是具体责任人。

要站在前台抓落实，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具体抓。3月30日，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副院长做了动员讲话，会后，全院各部门又层层发动，具体布置，广大法官和工作人员的思想行动迅速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重要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了积极参加学习实践活动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为了保证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法院准确定位、精心修改工作方案，坚持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在按照“三个阶段”时间步骤进行安排的同时，各项措施、目标、环节均注重突出法院特点。在方案中，将工作的总体目标定位为“四个切实”，即要求切实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健全符合审判特点的监督管理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公正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和水平。主要任务明确为增强法官“四种意识”，即增强服务大局的政治意识、统筹兼顾的和谐意识、司法为民的民本意识和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正意识；提升法官“五种能力”，即增强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的能力；增强驾驭庭审、查明案情、明辩是非的能力；增强公正高效依法调解、判决、执行案件，定纷止争、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能力；增强制作法律文书的能力；增强艰苦奋斗，拒腐防变的能力。

三、狠抓学习培训，在确保教育实效上下功夫 法院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第一阶段的重点，及时将《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知识与能力读本》等学习资料下发到全院法官和工作人员手中，迅速掀起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热潮。

按照院党组提出的“围绕审判抓教育，抓好教育促审判”的要求，全院法官和工作人员发扬不怕困难的精神，坚持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采取“挤、补、带”的方法，使学习工作两不误。有的干警白天审案，就挤出中午、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学习，做笔记；有的因为开庭、出差耽误了学习，缺多少课，开完庭、出完差回到单位后就补多少课；不少干警出差时还带着学习资料，坚持学习，保证了学习时间。

在保证学习时间的同时，法院还创新学习形式，采取“五种方式”确保学习取得实效。一是领导带头学习。院领导严于律已，带头学习，每次召开党组会，都要专题学xxx省委领导同志的讲话，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院长带头撰写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文章，其他院领导也认真撰写了心得体会和理论文章。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全院上下形成了领导带头、干警自觉的学习局面。二是辅导式学习。举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专题宣讲报告会，副院长为全院法官和工作人员作了题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专题宣讲报告，邀请市委党校教师做了“科学发展观”专题辅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全院法官和工作人员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三是互动式学习。有效利用演讲比赛、讨论等形式活跃学习氛围，调动学习积极性。团支部举办了青年干警“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讲座，讲座上，青年干警发表演讲、热烈讨论，纷纷表示要争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解放思想的排头兵。四是引领式学习。组织开展了向全国模范法官宋鱼水、长春市十佳优秀法官等先进典型的学习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全院法官和工作人员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切实增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事业心。五是警醒式学习。组织干警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广大法官和工作人员从典型案例中受到触动，吸取了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党组集中学习讨论5次，共10个学时，全体党员按支部组织学习讨论7次，共26个学时，党员自学24学时。总体学习时间达到了60学时。每名党员学习笔记都在1万字以上，党组成员写出了心得体会和理论文章，每名党员都写出了心得体会。

四、狠抓统筹结合，在边学边改上下功夫

学习实践活动一开始，院长就多次强调，要在结合上做文章，在实效上下功夫。为此，党组高度重视将学习教育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注重克服教育与工作“两张皮”的问题，针对查找出的问题，边学边改，及时运用科学发展观推动和改进工作，并在工作中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

一是与集中处理涉诉信访专项工作相结合。院党组敏锐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针对涉诉信访这一影响稳定和发展的突出问题，主动部署开展了集中处理进京到省非正常访、重信重访专项工作，对多年来的进京到省信访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将涉诉信访专项工作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阵地，并提出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有效化解这批涉诉信访案件，使广大法官在工作中了解社情民意，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院领导亲自包案，带领案件承办法官深入到上访人住所地，亲自听取上访人陈述，参与听证、主持研究案件、协调解决问题、落实稳控措施。广大法官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带着感情做工作，通过解疑释惑、教育引导和沟通调解，妥善解决信访问题。目前，集中处理涉诉信访专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公务员之家:http://

二是与各项审判工作相结合。充分认识到法院审判工作涉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院各项工作，主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法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实践科学发展观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审判部门找准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在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和法院改革等工作中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民事审判部门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主题，深入开展对农民工利益保护方面的调研，给劳动监察部门和华能电厂发出司法建议，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

三是与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相结合。法院党组充分认识到人民法院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服务大局上下功夫。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为深化“三满意”主题实践行动。积极开展司法为民“三个十”（开展十次义务法律宣传活动、对10名特困户子女助学活动、组织人大代表观察十次庭审活动）和服务大局“三个十”（联系一十个企业、帮企业办十件实事，举办十堂法制讲座）主题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的承诺。春耕时节，各种涉农案件也随之增多，法院通过充分发挥巡回法庭的职能，依法及时解决涉农纠纷12件，为农民生产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四是与法院机关效能和信息化建设相结合。法院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迅速启动机关效能建设，紧密结合法院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围绕“公正与效率”两大主题，加快审判信息化管理，全面提高审判效率，实现“提速”；加强庭审、裁判、法律文书质量监督，提高审判质量，实现“提质”。通过“双提”，改进审判作风，落实司法为民，实现司法公正。

五、狠抓措施落实，在着力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法院把学习实践活动与法院工作实际相结合，抓住重点和关键环节，着力解决影响和阻碍法院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在促工作、求实效、求突破上下功夫，使学习实践活动的过程成为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推进法院跨越式发展的过程。

一是着力解决禁锢干警思想的突出问题。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其根本目的就是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解放思想和科学发展二者是统一的。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法院坚持把解放思想贯穿于学习培训阶段的各个环节，不流于形式，不脱离实际，切实做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开阔眼界中拓宽思路，在改革创新中破解难题。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鼓舞士气，凝聚力量，以思想的持续解放推动精神状态的不断提升和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

二是着力解决制约机制创新的突出问题。“创新与亮点”是法院工作上新台阶的两大主题，也是提升法院工作成效的有力途径。在学习实践过程中，法院科学分析工作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选准突破口和着力点，创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手段，创新工作机制，努力打造符合科学发展观新要求的亮点工程。进一步健全完善案件质量管理、便民诉讼、工作绩效考核等制度，积极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问题的长效机制，打造“判决释明”、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民生服务热线、执行“便民服务卡”、服务企业司法实践宣讲等亮点工程。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在总结中加强宣传和推广，使创新成为推动法院工作向前发展的推动力。

三是着力解决影响审判质效的突出问题。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第一要务，审判执行好案件是人民法院服务科学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最基本的方法。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法院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公正高效司法的实际成效，高、快、好、省地审理好每一起案件，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提高。今年审判任务依然很重，案多人少的矛盾仍为突出。为有效缓解压力，公正高效地开展审执工作，法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确保办案质量和效率的长效机制，围绕“三升三降”优化案件质量考核评价体系，继续实行二审发改案件分析讲评制度、民商事审判例会制度、阶段性工作讲评制度，开展“零错案、零上访、零投诉”活动。探索建立调解工作新机制，牢固树立和谐理念，工作中讲求方法，努力做好说服教育、思想引导、判前调解和判后答疑等工作，不断提高调解、和解结案率，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在确保办案质量和效果的前提下，加快办案节奏，提高办案效率。加大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力度，进一步落实简易案件的速裁、速执机制，努力把案件办成“和谐案、精品案、铁案”。四是着力解决司法行为不规范的突出问题。把学习实践活动与法院的规范化建设相结合，以《精细化管理规范》汇编为依据，进一步加强法院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健全完善审判管理机制，从立案、审判、送达、执行到卷宗归档，从庭审、合议到审委会讨论等，无论是部门间的工作衔接还是部门内部的职责分工，处处做到有规范、有制约、有监督。健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和社会评价制度，增强司法透明度，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廉洁，切实增强干警规范司法行为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司法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结合新审判庭的正式启用，进一步抓好庭审规范管理，不断改进审判作风，切实做到行为规范，公正高效，清正廉洁，提高审判工作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公信力。

五是着力解决队伍廉政勤政上的突出问题。把队伍建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狠抓队伍建设不放松。坚持不懈地抓好理想信念教育。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相结合，与创“三满意”相结合，全面提高法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司法水平，切实解决好“权从何来、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不断提高为人民司法的能力。坚持不懈地抓好队伍的作风建设。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切实改进作风。今年以来，法院认真贯彻最高院“五个严禁”的规定，加强对干警在岗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干警上班迟到早退、中午外出饮酒等问题，使广大干警的纪律观念进一步增强，工作作风进一步好转。坚持不懈地抓好廉政建设。坚持做到“四个到位”：警示教育到位，风纪整顿到位，管理监督到位，执行纪律到位，切实提升法官职业道德水准，在全院形成干事创业、公正廉洁、文明司法、严谨务实的良好风气。

新中国法院发展 篇7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王胜俊院长在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弘扬人民法院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司法为民的法治精神，充分展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各项建设成果，全面反映人民法官的工作和生活，推进全国法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业余诗文创作活动广泛开展，并不断提高创作水平，经研究决定，由我分会诗文社向全国法院系统征集法官诗文作品。所征集的诗文作品，凡公开出版的诗集、文集等书籍，已商请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题陈列;报刊公开发表的诗文拟由诗文社汇编成书出版发行。具体要求如下：

一、法官诗文作品的范围包括：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影视剧本、演唱文学(曲艺、相声、小品类)等。

二、法官诗文作品的作者必须是法官或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含个人创作或集体创作)。

三、寄送各类诗文作品时，如是公开出版的书籍，请各寄2套，其中1套送中国现代文学馆陈列;如在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请寄送所刊载报刊1份，没有多余报刊的，可寄送复印件。

四、寄送诗文作品时，请附作者介绍，包括作者简历、是否参加各级协会、学会等组织，以及作品获奖情况和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电子邮箱等。

五、请各高院接到通知后，安排有关部门及时收集、汇总、报送本辖区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诗文作品，征集工作截止2010年底。

本次法官诗文作品征集工作，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诗文社承办，委托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办。

作品寄送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系人：尹继华电话：0351-8386097

张文娟0351-8386119 8386126

李伟、张晓丽0351-8386055 3032175

邮编：030002

新中国法院发展 篇8

徐谟(1893～1956),字叔谟,江苏吴县人。民国著名外交活动家、国际法学家。他曾任南开大学法学、政治学教授,教书育人,载誉南开;还曾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贡献颇多;二战结束后,成为联合国国际法院的首位中国大法官,法律娴熟,堪称一代宗师。

享誉南开

1917年,徐谟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0年赴美,在中国驻美使馆见习,并入华盛顿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1921年～1922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1922年归国,受聘为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讲授法学、政治学。1925年,当选文科主任。

徐谟在任教南开大学期间,先后开设政治学概要、比较政体、政党概论、比较宪法、国际公法、中国外交史等课程。他广泛吸收和借鉴欧美国家政治学、法学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加强中西政治学、法学的比较研究。由于教学有方,讲课生动,徐谟深得南开师生的拥戴。

在当时的南开大学,徐谟与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后来曾任驻苏联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教务长凌冰(后来曾任驻古巴大使)并称为南开大学三根“擎天柱”。徐谟在南开大学的任教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展露出来的卓越才干和雄辩口才,为后来投身外交界打下了良好基础。

十年次长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急需外交人才。1928年,徐谟由金问泗(外交家、关税专家)推荐进入外交部当参事。此后,徐谟先后担任第一司、第三司司长,欧美司司长,外交部驻上海交涉员等职。在此期间,他协助外交部长王正廷参与了若干重要外交交涉,如与英国交涉收回威海卫租借地,与日本签订关税新协定,与希腊、波兰、捷克签订商务条约等。

1931年,徐谟代理外交部常务次长。1932年,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41年。期间,正处在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外交形势严峻,任务繁杂,外交部长频繁换人,十年间换了四任外交部长(罗文干、汪精卫、张群、王宠惠),每任外交部长都把徐谟倚为左右手,徐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过重要作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外交部长罗文干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动不断发表宣言,昭告世界,宣布其罪行,这些宣言大都出自徐谟的手笔。王宠惠曾评价徐谟:“对外宣言及重要照会之中英文稿,往往亲自撰拟,其负责精神,尤为常人所不及。”有一次,英国代办打电话给当时担任外交部情报司长的吴南如,询问某文告系谁所写,并称赞说:“我想不出在南京的外国人中哪一个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1936年,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向中国政府申请于某日乘坐日本军舰,由上海赴南京呈递国书。徐谟当时以次长身份,振笔直批:“以外国大使竟拟乘坐该国军舰来我首都呈递国书,此风绝不可开!”徐谟认为,日本盛气凌人,如不痛批阻止,必变本加厉,目中无人!1935年～1937年间,徐谟陪同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交涉,贡献很大。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本企图请德国斡旋,迫中国求和。当时国民政府为争取时间,部署长期抗战大计,乃令徐谟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虚与委蛇。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立即决定中断日中外交关系,徐谟的外交活动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在迁到重庆之前,外交部在上海、汉口和重庆都设有办事处。实际上,外交工作重心则在武汉,而办事处的一切事务,都是由徐谟一人主持。外交部全部迁到重庆之后,徐谟身兼政务次长兼常务次长(当时常务次长曾镕浦奉派伦敦)两职,而部长王宠惠除重大外交决策外,甚少过问部务。

1941年,徐谟出任驻澳大利亚大使衔公使,前后四年(1941～1944)。澳大利亚人士很敬重徐谟,认为他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1943年,墨尔本大学授予徐谟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44年11月,徐谟任驻土耳其大使。作为一名外交官,徐谟对外能不卑不亢,不辱国礼;对内部工作,更能勤勉不懈,以身作则。

国际院大法官

1945年,徐谟赴美国华盛顿出席联合国法律专家委员会会议,参加起草国际法庭章程,并任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6年,他当选为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1948年连选连任。南开大学的教学经历和外交次长的历练使徐谟和其他法官相比更具政治智慧,更善于从外交层面来解决国际法院案件的法律实务问题。

1946年～1956年,徐谟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整整十年。在此期间,徐谟除随判决而发表的主流意见外,共发表了五份单独意见,体现了他在国际法方面的真知灼见。1951年,在审理英国和挪威渔业争端案中,徐谟发表的个人意见非常精彩。该争端案的起因是英国反对挪威划定基线的方法,认为直线基线法违反了国际法,英国向国际法院提起了诉讼。在该案的判决中,主流意见认为挪威所采用的直线基线法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徐谟原则上同意法院的这一结论,但认为在挪威采用此方法所划定的所有基线中,有两条基线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有关原则的。徐谟就管理领海划分的原则作出详尽说明,认为应该从低潮时的海岸线量起。他幽默地说,“大自然创造了一系列海湾,它们彼此邻近但彼此分隔,沿海国却没有权利利用主权的权威,通过在相距甚远的两点间画条直线的办法,将其变成一个海湾”。至于挪威在该案中主张的历史权利,他指出:“挪威依据当地人民的习惯性捕鱼行为和对外国人捕鱼行为的禁止来支持其历史依据。至于沿岸居民的捕鱼活动,我仅需指出,个人根据自身意愿,出于自身利益而未经其政府任何授权所从事的活动,并不能赋予其国家以主权,尽管时间在推移而无他国人民的干扰”。国际法院于1951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驳回英国的要求,判定挪威1935年敕令划定渔区的方法和采用直线基线法确定领海基线并不违反国际法。综观徐谟的这份个人意见,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职业外交家出身的徐谟对于细节的把握能力是非常强的。在直线基线问题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所制定的《海洋法公约》的精神与徐谟的观点是一致的。

依据联合国宪章第96条的规定,联合国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需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联合国其他机构及各种专门机关经大会授权,亦需就其工作范围内的任何法律问题,请求国际法院法官发表咨询意见。到1956年徐谟逝世那一年为止,国际法院总共发表了11项咨询意见,其中十次是联合国大会请求的,一次是国际劳工组织请求的。据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钟嘉谋先生介绍,徐谟因为年纪最轻,常常被请负责起草咨询意见。

法院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 篇9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学习实践”活动顺利开展

我院高度重视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研究部署，精心组织安排，按照“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体要求，坚持进度服从质量、活动促进工作的原则，把深入学习、提高认识贯穿于“学习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把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贯穿于“学习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把解决问题、完善工作机制贯穿于“学习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强化了领导责任，建立了院长、党组成员、庭室负责人分工负责制，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副院长任副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为成员的“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并下设“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三个督导检查小组切实做好“学习实践”活动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指导工作。

20xx年10月9日，院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了县委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关文件精神，提出了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具体要求，确定了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工作上台阶，争创全区先进法院”的活动主题，明确了“从严治院、制度建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的工作目标。12日，又及时召开全院干警动员大会，认真组织学习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区、市、县及我院有关领导讲话精神，把广大干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区、市党委、县委及院党组的统一部署上来，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来，为推动“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认真学习上级文件精神、组织专题讨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共xx县委《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和《学习调研阶段安排意见》的要求，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制定出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我院“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和《学习调研阶段安排意见》，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学习实践”活动不走过场、取得实效。11月25日，我院召开学习调研阶段总结暨分析检查阶段动员会，对学习调研阶段的工作作了总结，制定了《分析检查阶段的安排意见》，对分析检查阶段的各项活动作了安排部署，明确领导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搞好分析检查。20xx年1月14日，按照“学习实践”活动的总体要求，我院召开分析检查阶段总结暨整改落实阶段动员会，制定了《整改落实阶段的安排意见》，在总结分析检查阶段工作的同时，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要求院党组成员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研究思考，带头解决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干警投入“学习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二、把握环节，强化措施，全力推动“学习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取得实效

（一）深化认识，认真搞好学习调研

1、明确学习内容，认真组织学习。在学习调研阶段，我院制定周密的学习培训计划，认真组织全体干警重点学习《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等必学篇目。党组中心组集体学习8次，各学习小组都能按照院党组的统一安排部署，每天集中学习一个小时，并且做到有计划、有资料、有记录、有总结，广大干警集中学习48学时，学习过程中，每位干警都能认真做好读书笔记，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撰写了心得体会，并将党组成员及庭室负责人的心得体会装订成册，供全体干警传阅交流。

新中国法院发展 篇10

财税法规

策划 乐税网

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融监管办事处等关于全力协助工商银行依法清收企业拖欠利息的通知行

天津分行太原金

【标 签】清收拖欠利息通知,协助工商银行依法 【颁布单位】山西省地方税务局 【文 号】工银晋发﹝1999﹞62号

【发文日期】1999-04-21 【实施时间】1999-04-21 【 有效性 】全文有效 【税 种】征收管理

各地、市工商银行、中级人民法院、人民银行、经贸委、财政局、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外事办：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997号文件批转了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关于依法清收拖欠银行利息的报告》，对当前企业大量拖欠银行利息的现状和原因进行

了剖析，同时，明确指出企业大量拖欠银行利息不仅仅是影响银行自身效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扰乱了社会信用秩序，破坏了银 行同企业之间正常的信用关系，削弱了银行筹集资金支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能力；减 少了财政收入，影响财政预算平衡；加剧了银行业的金融风险。长此以往，将直接影 响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和人 民群众生活的安定。所以，依法清收拖欠利息，已成为化解金融风险、缓解财政收支 压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作为省内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占四家国 有商业银行的43％，是全省工商企业资金的主渠道。多年来，为支持企业生产经

营、技术改造、科技进步，促进山西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仍以每年发放

60亿元贷款的幅度占据各国有商业银行首位。但是，近年来企业拖欠利息的问题十分 严重，截止九八年末，全省工行贷款企业拖欠利息面达47．8％，拖欠利息高达74亿 元。不仅影响了其自身经营效益，更严重的是使支撑山西经济发展的资金供应主渠道，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如不尽快解决企业拖欠工作利息的问题，必将形成恶性循环，影响全省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

因此，各职能部门要坚决贯彻国办发(19997号文件的精神，在工行依法清收利 息工作中，大力协助，齐心协力，对拖欠利息企业进行联合制裁，以便更好地支持我 省经济的发展。

一、对恶意欠息企业采取以下措施

1、各地市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根据当地工商银行报送的有还款能力，故意欠息 的企业，列入《恶意欠息企业名单》，及时在金融业内部通报，在向经贸委通报核实 后发布，并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披露；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在相应采取对一般欠息企业 在信贷、结算等方面实施统一的同业限制、惩罚措施制裁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联合 停止或收回贷款等形式进行金融同业制裁。

2、各级经贸委对企业申报的基建、技改、科技开发项目不予批准立项，并建议 企业领导任免部门在分清情况、明确责任的基础上，将欠息情况纳入企业领导人业绩 考核的重要内容。财政部门取消对企业的资金投入和支持。

3、对企业领导人出国出境各级外事部门不予审批。

4、根据国办发(19997号文件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批准新办企业、不通过工商年检并作出相应的处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5、根据国家5部委银发(1998578号文件规定，各级税务部门不予办理税务登记，不为其发售发票。

二、加大依法清收欠息力度

各级工行要对通过起诉有望清收利息的企业，积极向法院提起诉讼。各级法院要 及时受理工行申报手续，在提高结案率的基础上，提高执行受偿率。

三、加强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的管理

证监会要加强对上市公司欠息情况的核查，提高上市公司信用度，必要时向股民 公布。对拟上市公司在资产剥离包装上市过程中有意逃废银行债务发生欠息的不予审 批和申报。

四、规范企业改制行为，落实工行债权债务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对企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承包、租赁、分立、合资、联 营、兼并、破产、股份制改造等途径，逃避银行的信贷监管和偿还贷款本息的责任的 行为，要按照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国家政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联合下发的银发(1998578号文件精神坚决抵制，并按文件要求予以制裁。

五、各级工行要对欠息企业逐户逐笔进行调查摸底，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采取 “一户一策、一户多策”的方法制定收息措施，并按收息难易程度向有关部门提出需 配合采取的措施，在收息过程中要加强同有关部门的联系，定期、不定期地向各有关 部门汇报清收欠息情况及所采取措施取得的效果。

接文后，各有关职能部门按当地工商银行提供的欠息企业名单迅速开展工作，积 极配合，协调动作，采取相应措施并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取得社会各界和企业的理解 和支持，使依法清收企业拖欠银行利息工作取得有效进展。

新中国法院发展 篇11

1999年4月, 杨某与高某合伙在A市成立甲公司, 经营经济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市场分析、投资策划业务。但在经营中, 他们却以甲公司是“申银万国”、“广西证券”等证券公司的代理公司的名义, 私下进行非法的股票交易活动。他们招收了多名经纪人, 宣称在甲公司进行股票交易可允许高额融资、进行T+0交易 (即国家明令禁止的当日买入当日卖出交易活动) 等优厚条件, 引诱数十名投资者到甲公司进行股票交易。2000年3月, 他们又在B县C镇开设了经营电脑安装服务的乙经营部。利用甲公司和乙经营部, 杨某和高某共收取31人的保证金八十余万元, 按高额融资、T+0交易等方式进行升降买卖活动, 从中获利。

2000年12月, 杨某和高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2001年1月被逮捕。法院在受理这个案件时, 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 却在适用法律定罪上遇到了难题。2003年8月5日, D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审最终认定:两被告的行为扰乱了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获取非法经营利润16万余元, 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至此该案尘埃落定, D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审, 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推翻了原既已确定生效的判决。然人民法院在“有错必纠”理念指导下, 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追求“客观真实”的做法是否值得呢?

判决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终结时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确定、权威的终局性判定。原则上, 刑事判决既已确定生效, 即产生确定力, 且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 (或称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 不容许重新审判而撤销或者变更原判决, 以避免国家在行使刑罚权时给人一种出尔反尔之感, 这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再者, 相对于法律和判决的权威性而言, 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很多。在现今民众普遍缺乏法律信仰的时代, 以牺牲个案正义换得法律、判决的权威性和安定性的做法,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它是民众在树立法律信仰过程中必须承受之殇。

二、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思考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之规定, 人民法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 依职权即可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然这一做法, 不仅与一事不再理原则 (或称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相冲突, 而且直接背离了司法被动性、中立性的要求, 同时也违背了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更何况, 法律对于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并无严格的限制, 其后果是由于人民法院频繁发动审判监督程序, 直接破坏法院判决和诉讼的安定性、权威性。本可以通过个案判决来构筑法秩序、树立法律信仰, 在这样的审判监督机制下, 却令人大失所望。以“法律、判决的安定性”换得“客观真实”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 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要求。“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者惩罚”。这被称为一事不再理, 也可称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即对于被追究者的同一行为, 一旦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确定判决, 不得再次启动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它强调维护判决的“既判力”, 旨在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国家权利的滥用。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对被追诉人的行为再次作出评价, 显然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要求。

其次, 司法的被动性、中立性要求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争议的处理不得采取主动的方式。“法院不得对于未向其诉求的事项有所作为”。显然, 要想使司法权得到持久的社会支持, 树立司法机构公正、中立的社会形象是必不可少的。而公正和中立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裁判者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倾向, 若司法工作人员主动出击, 试图积极地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者潜在的纠纷, 势必将自己陷入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之中, 难以保持公正、中立。同理, 若人民法院主动发动审判监督程序, 在某种程度上便已对实体形成一定的预断, 其中立地位难以保障。

再者, 人民法院主动发起审判监督程序违背了控审分离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任何情况下, 人民法院都不能在控辩双方未曾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下, 自行就某一程序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否则, 人民法院就会同时成为再审之诉的提出者和裁判者, 违背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 使审判者难以保持超然的中立地位, 以致被追诉人处于更加不利、更加危险的境地。

诚然, 公正的判决是任何重视法治原则的司法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 刑事判决应当满足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需要。若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司法裁判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 当然应予以纠正, 但就人民法院主动发动审判监督程序这种违背法治原则的做法, 必须加以改进。相较而言, 在民众法律信仰缺失的今天, 以“法律、判决的安定性和权威性”换得个案正义追求“客观真实”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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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阳涉嫌犯非法经营罪再审一案[EB/OL].华律网:http://www.66law.cn/lawwrit/6159.aspx, 访问于2013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