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设置（共3篇）
法院设置 篇1
摘要：调解作为中国独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在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解决民事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各级各地人民法院由于受传统历史因素的影响, 将调解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甚至出现了将调解结案率作为考核法官工作绩效重要指标的现象, 给程序正义带来了负面影响, 极易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出现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的“强制合意”。本文旨在通过对调解制度以及实践中设置调解结案率状况的调查研究, 分析将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考核标准的现象所存在的弊端, 并积极探索该问题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调解,调解结案率,工作绩效考核,程序正义,自愿原则,强制合意
一、调解结案率的现今发展状况
现如今, 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都十分注重调解方式的应用, 甚至出现了将调解结案率纳入法官考核标准的现象。毫无疑问, 调解有程序简便灵活、快捷高效的优点, 法院调解原则的确立对于彻底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 以调解结案率作为考核法官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无疑因其事关法官自身利益而动摇法官的中立地位, 对当事人的调解自愿原则造成冲击, 不利于当事人民事处分权的实现, 法官极有可能考虑自身考核因素而在调解方式的启动乃至于调解内容的确定上对当事人施加影响而出现“强制合意”的情况。曾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法院调解作为我国首创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建立初期由于适合我国国情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 尤其在“马锡五审判方式”中显现出调解独有的纠纷化解奇效, 然而近年来为实现“大调解”的局面而人为事先制定调解结案率, 并把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办案水平高低的考核指标, 导致各级各地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而扭曲调解制度设计初衷之举日益泛滥, 使得调解制度陷入尴尬境地, 变得有名无实。
二、调解结案率考核标准设定的弊端
(一) 滥用司法权威, 违背自愿原则
“调审合一”模式 (即把调解和审判均看作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 在法院庭审程序中掺杂着调解程序) 下调解主持者与民事审判权行使者双重身份并存的法官在以调解结案率作为绩效考核标准之一的背景下极易滥用司法权威迫使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达成协议, 在这种考核指标压力驱使下, 法官以裁判者的身份进行调解时, 势必会因审判权的强制性带来的调解上的隐性强制力而在调解中占据主导地位, 左右双方当事人的意志, 甚至是法官制作调解方案, 迫使双方当事人让渡权利接受调解, 通常, 以事先暗示乃至告知判决的相对不利后果如声称“调解不成则及时判决, 判不如调”相威胁, 以判压调、以拖促调, 促使当事人被迫妥协, 从而极大地违背了调解的自愿性。同时, 也容易滋生腐败,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诉法规定的调解协议生效后不得上诉以及除法定情形外不得再行起诉的原因, 这样, 标的额大的案件以调解方式了结, 既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也可以规避上级法院的监督, 从而滋生腐败。再者, 从经济学的效率角度出发,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无论审判还是调解, 财产案件受理费只与诉讼标的额有关, 进入诉讼程序后案件受理费固定不变而不论法官在诉讼中付出了多少劳动, 承担了多少风险, 投入与产出的考量忽略不计。显然, 采取调解方式结案, 单从调解书的制作要求上就具有相对于判决书而言更为轻松省力的优势, 法官承担的诉讼风险也较判决而言低, 有时, 在棘手案件难以下判的情况下, 采取调解结案方式成为法官们规避职业风险的绝佳途径, 又由于设置了调解结案率的考核标准, 法官忽视或扭曲调解自愿原则, 强行调解的偏向自然越发严重。
(二) 达成强制合意, 造成执行困难
由于当事人双方受到来自司法权威与相对不利判决结果等多重威胁, 在妥协让步之下达成强制合意, 调解协议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法官为了完成目标任务, 不遗余力地促成调解结案, 而不认真审视案件本身是否具备调解可能性以及调解结案后是否具有执行的可能性。由于当事人的“自愿”调解并非其完全真实的意思表示, 乃是经过漫长的诉讼等待不愿久拖或受到调解者隐性强制力压制的无耐之举, 由此带来的恶果是调解结案后, 负有义务的一方并不自动履行, 或者采取措施规避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 当事人形成了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情绪, 这便为调解达成的协议在执行上存在困难埋下了隐患, 也因此导致再审等其他司法程序的启动, 使得双方当事人再次陷于讼累, 增加诉讼成本, 降低诉讼效率, 不仅没有发挥调解快速高效的本来作用, 反而极大的浪费司法资源, 违背调解制度设计的初衷。
(三) 激化社会矛盾, 司法权威受损
由上文分析可知, 强制合意并未起到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作用, 反而可能因执行困难阻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团结, “重调轻判”成为办案趋势、“调解优先”原则畸形发展、案件结不了、涉诉信访不断, 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激化社会矛盾,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同时, 执行难、矛盾深的调解结果以及盲目调解、滥用调解的情况, 也使得本就较弱的司法权威大打折扣, 导致法院公信丧失殆尽。
三、对策即解决方案
(一) 取消将“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考核标准的做法
取消“调解结案率”, 法官则无须考虑自身考核因素, 不存在考核负担, 在调解方式的选择上压力大大减轻, 才会主动针对案件自身固有特性、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有调解可能的案件花费心思精力促成调解, 选择最为适宜的结案方式, 而非一味担心考核问题在调、判之间权衡犹豫。
(二) 倡导调解与判决并重的审判风气
长期以来重调解轻判决的做法已成风气, 严重影响法官调审方式的抉择, 只有大力倡导调判并重的审理作风, 从思想观念的源头上做好肃清工作, 才能改变重调轻判的错误格局。
(三) 学理上将法院调解看作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而非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
法院调解虽在立法上确立了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但长期以来, 其“自愿性”在实践中一直受到忽视, “调审合一”模式下将调解作为法官行使审判权的方式和结案方式之一, 不利于贯彻调解选择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因而应在学理上将法院调解看作当事人行使民事处分权的行为, 加强法理研究, 配合调判并重审判风气的倡导。
(四) 强化对调解方式结案案件执行情况的后续追踪调研
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是否真正得以执行既是评判调解方式优劣的指标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作为分析当事人双方当初是否出于真实意愿进行调解的工具, 从而形成对法官调审抉择的有力的后续监督, 以期减少“强制合意”情况的出现。
(五) 设立独立于审判机构的专门的法院调解机构
由于我国法院在“调审合一”模式下又设置调解结案率的考核标准, 极易导致法官在自然形成的强烈的调解倾向下滥用司法权威, 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造成“合意疲困”, 因此, 改变此等模式、实行“调审分离”即设立专门的法院调解机构有利于弱化法官滥用司法权威的可能性。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将法院调解作为审判前置程序, 设立调解庭专门负责调解工作;美国主持和解会议与主持审理由不同的法官负责进行从而避免法官以暗示判决的相对不利后果的方式对当事人施加影响;日本法院内设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这些国家和地区为避免法官先入为主, 都采取了分设审判者与调解者的措施, 这种“调审分离”的模式就相当值得我国借鉴, 因而, 不少学者主张在法院内部设立相对独立于审判的专门的调解机构, 具有很大的可取性, 专门机构对应着专业人才, 也提高了调解人员的法律素养, 同时也使其不受调解结案率考核标准的制约, 更能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决定是否采用调解以及如何进行调解, 切实化解民事纠纷。
四、结语
通过此次关于法院调解结案率问题的研究, 我希望能为现今普遍存在的有违程序正义的司法现象的杜绝提供可行性参考, 切实实现调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的设计初衷和价值追求。本文存在着数据不足及解决方案缺乏现实可操作性等弊端, 因此仅仅承载着我对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痼疾性问题的美好愿望, 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站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高度提出更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使调解制度得以完善, 乃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为人类法律文明进步做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法制新闻网.反思与重构:调解结案率的现状与未来[J].中国法制新闻网, 2011-8-9.
[2]赵刚.法院调解结案率须当慎定[J].现代法学, 2008, (08) :D926.2.
法院设置 篇2
（一）庭前调解
庭前调解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开庭审理前，在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可以进行调解。”由此可见，适用庭前调解的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基本条件：
1、法律关系明确
2、事实清楚
3、双方同意调解
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一审程序中，常见的庭前调解有以下三种情况：
1、立案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此即表示，对当事人自愿放弃答辩并同意调解的，可立即进入调解。在此阶段调解，可更大限度节约审判资源。
该阶段的调解，以当事人合意为前提，有两种方式直接进入庭前调解： 一种是当事人主动要求进行调解的；
另一种是由法官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调解，当事人都同意调解的。由于该阶段以充分体现当事人自愿处置自己权利为原则，所以，为避免手续过于简单留下隐患，在解决案件时，要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告知主持调解的法官及书记员的名单，并详细交待当事人的各项权利义务，详细询问当事人的各项诉讼请求，审查其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是否侵犯了第三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2、繁简分流中的简易阶段
对在立案后答辩期满前，不同意调解、或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民事案件，根据难易程度进行分工，对事实清楚、双方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将适用简易程序，交专门简易审理组织或审理人员处理。审理人员在收到案件后，可以对案件予以初步审查，在开庭前组织调解。适用的案件有以下几类：
（1）婚姻家庭类纠纷。如：婚姻纠纷、收养纠纷、抚养扶养、赡养、继承纠纷，因为这类案件内含着丰富的伦理道理内容，如果单纯用法律规范调整，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
（2）劳务、宅基地和相邻关系以及合伙纠纷等。因为这类纠纷关系到当事人最基本的生活秩序和生活环境，如果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便于当事人在未来的合作与生活中和睦相处；
（3）诉讼标的额较小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调解不仅可以缩短其受损的时间，而且便于双方实际履行协议。
3、庭前证据交换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同时，该《规定》第三十九条又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可见，证据交换是承办法官主持，并由其询问各方当事人对哪些事实和证据有异议，以及对异议的证据的原件核对，听取异议内容的陈述，故在该程序结束之后，承办法官即可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证据的真伪和效力，以及解决的途径，形成初步方案。而各方面当事人也能通过对证据的交换、核对，从而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产生清晰的概念，为了避免损失的延续和扩大，当事人接受调解的可能性较大，此时审判人员可以有的放矢地消除隔阂，抓住焦点，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进入证据交换阶段的案件，一般为证据较多或复杂疑难的案件，故该案件多数情况下已进入了普通程序，如果经调解终结此案，不但简化了审理，缩短了办案周期，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节约了法院的人力资源。
（二）庭审中的调解 庭审中的调解，是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民事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法院职权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的调解活动，它可贯穿于开庭审理的各个诉讼阶段。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继续发挥调解的功能，对可能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的案件，即便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径行判决的，仍应采取“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方法，力争调解结案，以求由当事人自己作主，彻底化解当事人纷争，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庭审后的调解
对于通过庭审仍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在判决之前，审判法官可采取冷处理方法给当事人一段时间考虑利害得失，并应掌握火候，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促成当事人自行提出调解方案，或由审判人员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为调解创造条件。如果此时当事人拒绝进行调解，或无调解基础，法院即应终止调解，及时做出裁判。
一般情况下，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调解处理纠纷。但对于部分特殊民事案件，法律做出了必须先调解后审理的规定。对于必须调解前置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了六种情形：
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2、劳务合同纠纷
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
5、合伙协议纠纷
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
二、法院调解的组织形式 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并尽可能就地进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法院调解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
（一）审判员一人主持调解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制的审判组织形式，相应地，在调解时也由审判员一人主持调解。应当注意的是，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由书记员、陪审员一人主持，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合议庭主持调解
一审程序中，人民法院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外，都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二审程序中，人民法院均应组成合议庭审理民事案件。在调解上述案件时，应当由负责审理的合议庭主持。有时，虽然可以由合议庭授权其中的一个审判员进行调解，但是制作调解书时，应当签署全体合议庭成员的名字。
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时，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包括当事人所在单位和他的亲友以及基层组织等。这些单位、基层组织的干部以及当事人的亲友长期和当事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对调解工作的介入，必将极大地提高调解的质量和效率。
根据审判实践，根据案件的需要，让当事人的委托代理律师参与调解也有助于调解取得成功。应注意的是，有关单位和群众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参与调解活动，参与调解的单位和个人，不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更不是调解活动的主持者，而是案件的局外人，是参与调解工作的协助者。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审判实践也证明了法官在调解过程中依靠这些单位和群众，邀请他们参加调解，协助法官做好化解矛盾的工作，有利于说服教育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往能够起到审判人员所起不到的作用。这种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
三、法院调解的步骤
（一）调解的启动
法院调解的基础是当事人的自愿。如果双方当事人自愿要求调解，或者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经征询双方未表示异议的，或者合议庭经审查认为具备调解条件，且依职权主动征求当事人的意愿，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均可进行调解。法律规定必须调解的案件，应当进行调解。
应注意的是，并非有一方当事人表示不愿调解，法官便不再作调解工作，有时当事人只是由于感情上一时的对立，而拒绝选择调解。这是法官应该进行“冷处理”或者适当地说服、劝解，通过缩短当事人之间人际关系的距离，取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再主持调解。
（二）调解前的准备
1、确定调解时间。调解贯穿民事诉讼的始终，也就是说，民事案件在诉讼进行的整个阶段都可以进行调解。包括立案之后、判决之前的审前准备阶段、法庭审理中以及开庭之后，随时都可以调解。
2、确定调解地点。既可以在法院内进行，也可以就地进行，包括当事人所在地和纠纷发生地。例如相邻关系纠纷，更适合就地进行调解。就地调解既便利了当事人，又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起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3、确立调解思路。人民法院在调解时，应当做好调解前的准备，确立调解思路或调解方案。主要是在审查起诉状、答辩状和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弄清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征询当事人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确定是否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参加调解，以及进行必要的收集调查证据，掌握全部案情及有关情况，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调解工作。
4、通知当事人。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当事人应当出庭。通知当事人出庭参加调解的方式可以采取书面、电话、口头等简便的方式。如果当事人不出庭，可以由经过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到场协商。对离婚案件进行调解，当事人确系不能出庭的，必须出具书面意见，以说明自己的主张。
5、告知权利义务。进行调解前应告知当事人以下内容：（1）告知当事人享有自愿、平等等诉讼权利；（2）告知调解与裁判有同等法律效力；
（3）告知调解不得违反国家法律，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4）告知调解必须自动履行。
（三）调解的进行
调解的进行，大致可以分为三步：
1、查明案件事实。调解工作，应当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进行，也只有查明了案件事实，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解工。查明案件事实，在庭前准备阶段，可以通过审查诉状、答辩状、询问当事人，以掌握基本的事实，以及双方的争议的事实争点和法律焦点。在开庭审理阶段，则可以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来认定案件的事实。不论哪个阶段，查明事实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调解工作。
2、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调解时，审判人员要根据本案情况，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耐心细致地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创设平和对话的情境和氛围，使当事人了解有关法律的规定，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为调解奠定基础。
审判人员在主持引导当事人进行协商、调解时，要根据法律规定确定调解的对象，例如所争执的财产数额；对不宜调解的对象，不能进行调解。
3、由合议庭主持或者由审判长指定一名审判员主持，引导双方平等协商，达成调解协议。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独立的调解程序，调审不分，主持调解组织的形式与审判组织的形式原则上一致。故实行独任制审判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主持；实行合议制审判的案件，一般由合议庭主持调解，必要时，也可以由一个审判员主持。合议庭的一个审判员主持调解，是基于合议庭的授权，代表合议庭主持调解。即使是合议庭的一个审判员主持，仍然应当反映合议庭的意见，达成的调解协议仍然应当经过合议庭的确认，制作调解书的，必须由合议庭全体人员署名。
有关单位和群众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工作。协助调解工作是协助人民法院协调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调解活动，进行明是非、讲法制的宣传说服工作，促使当事人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调解争端。
四、法院调解的结果
法院调解的结果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调解不成，一种是调解达成协议。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主持下，充分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协议内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一般应制作调解书，结束调解程序。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送达调解书原则上应当直接送达给受送达人，调解书生效时间以当事人本人签收调解书的时间为准。如果协议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告知当事人重新协商，以便达成符合法律规定的协议，或者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判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凡二审程序中调解结案的，应一律制作调解书，因为它关系一审判决的效力问题。二审法院调解书送达后，原审法院判决即视为撤销。
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形式，整个调解过程，必须制作成笔录，特别要记明达成协议的内容和达不成协议的原因。当事人对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的处分，也必须详细记载。
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进行判决。
五、法院调解的效力
法院调解的效力，是指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成功，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并依法定程序接受调解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一）调解书生效的时间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一方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即视为对调解协议的反悔，调解书不发生效力。（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
（二）调解的效力 法院调解协议书生效后，与生效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效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诉讼结束，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
2、对调解书不得上诉，法院调解中贯穿了自愿原则，直至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仍可以通过拒绝签收使调解协议无效，故调解协议一经生效，就不存在当事人对调解协议不服的问题。
3、当事人在诉讼中争议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当事人之间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依调解协议的内容予以确定。
独立知识产权法院设置的冷思考 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院,思考
一、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评析
当前国内很多学者支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理由有:第一, 有利于统一司法标准, 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第二, 有助于提高审判效率, 整合司法程序;第三, 有利于实现知识产权的专业化审理, 提高国际形象。并对其建立可行性分析如下:1、人才经验有保障;2、财力支撑有保障;3、案源有保障;4、法律体系较完善。
笔者认为, (1) 统一司法标准———无法实现。当前在北上广三地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试点,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司法标准统一问题。即使三地有可以量化的标准, 但法官们也有自由裁量权。况且, 一旦试点成功, 数量将远远超过三个, 到时候统一审判标准更是难上加难。
(2) 提高司法效率是荆棘之路。有学者指出, 可以让国家行政机关只负责授予和审查工作, 其撤销工作直接由知识产权法院接管。但也增加了法院的负担和审查时间, 本质上并没有提高效率。
(3) 人财物等条件———尚不成熟。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 我国目前能否满足这种需求值得怀疑。知识产权需要复合型人才, 培养不易。知识产权领域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我国法官大部分是文科出身, 缺乏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知识;我国耗费大量资金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法院是否会收到预期的效果不得而知。
二、美国CAFC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败笔分析
(一) CAFC为强化专利保护采取的措施
1. 专利有效性推定原则
经济危机及美苏对抗背景下CAFC成立了。其成立之前规定, 只要对已授予的专利抱有“合理的怀疑”, 谁都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宣告其无效。此时专利权人就负有证明其专利有效的举证责任, 事实上, 证明专利有效存在着相当的难度。1988年CAFC在Uniroyal inc.v.Ruskin-Wiley corp一案中提出———专利推定为有效。只在有且仅有清楚而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情况下, 有效推定才会被推翻, 比之前“合理怀疑”标准要严格的多。专利权人先前获得的专利不会轻易被宣告无效, 显然司法的天平已然悄悄向其倾斜。
2. 临时禁令措施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成立后规定, 只要有证据证明专利有效和侵权事实的存在, (1) 就可以申请临时禁令, 甚至在有争议的专利案件中也允许申请使用初始禁令。 (2) CAFC采取了专利有效性推定原则, 专利权人较容易地获得临时禁令, 来对抗竞争对手的商业生产活动, 来减少自己当前的经济损失。相比之前申请禁令的条件来说, 联邦法院的此种做法, 无疑是解开了专利权人脖颈上重枷。
3. 等同原则
等同原则是指法院可以将专利权人的专利请求范围扩大到其隐含的意思, 扩大专利保护范围。即一项专利在其纸质或电子申请说明书上只是表述了本专利涵盖的范围, 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又将其范围扩大到该专利可能涵盖的范围上, 将专利权人专利变相扩大化。1982年CAFC成立后统一了等同原则的适用。1995年马克曼一案 (3) 中, CAFC认定专利的保护范围可以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 法官完全自主决定专利保护的范围, 案件判决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1997年希尔顿·戴维斯V华纳·詹金森费一案中, 最高法院又将等同原则发展为逐一技术要素的适用原则, (4) 专利侵权打击力度大大加强。
4. 扩大可授予专利的客体范围
198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由人类制造的在太阳底下的任何事物都值得获得专利保护。 (5) CAFC将原来不予专利保护的商业方法和计算机软件纳入专利的保护范围。九十年代以后, CAFC更是放开了对计算机程序可授予专利性的限制, 以1994年阿拉帕特案为标志进入完全保护时期。 (6) CAFC裁决涉案专利成立, 以此打开了向计算机软件广泛授予专利的大门。1988年7月State Street Bank&Trust Co.v.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一案 (7) 判决结果完全排除了商业方法取得专利的障碍, 进一步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
组图表明, 当专利权人在上诉法院更容易获得胜诉时, 预知“可疑专利”持有人将被高胜诉率诱惑提起专利诉讼。这更加纵容了专利权人在诉讼中为先前未积极实行的专利主张专利费用。“专利权人”进行交叉许可, 形成对抗竞争对手的“专利网”, 动辄起诉要求对方支付许可使用费。另外, 一些拥有原创性和价值性的创意公司因惧专利诉讼带来的败诉风险, 避免产品开发过程过于昂贵, 干脆直接撤销此研发项目。 (8) 从长远来看已经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三、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须冷静思考
(一) 知识产权的保护要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
知识产权保护的效果不是单纯的立法和执法水平高低的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发展水平、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对发达国家适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并不当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9)
2000年, 国外研究表明, 在专利权和人均国民收入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U形的关系 (如图3所示) , 即专利保护的力度会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最低点处之前呈递减需求, 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个临界点时, 专利保护的需求会逐步加大。而且, 在高收入水平阶段, 保护需求会更强。专利保护最弱时的人均收入, 按照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接近1985年的2000美元。 (10)
“当收入和技术能力达到中等水平以后, 国家才倾向于采用弱保护政策, 但其主要精力仍旧在于模仿;当收入和技术能力达到发达水平后, 才开始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11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不是基于上述的市场经济规律而诞生的, 人均国民收入还没有达到临界点时, 迫于国际压力和改革开放的需求接受了较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12
我国当前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行列, 仅需采取弱保护政策。过早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未来发展中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国外美日均为知识产权强国,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自然有利于其自身利益。但以中国现有的知识产权实力讲, 通过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有利于中国自身利益, 不无疑问。
(二) 前车之鉴
20世纪50年代我国铁路运输法院由于照搬前苏联模式而很快被废除。70年代末重组的铁路法院由于其人、财、物都分别受控于各铁路局和铁路分局, 无法保持超然中立的地位, 13因此被纳入到普通的司法体系;1910年美国建立的管理铁路和公用事业的专业法院———商业法院, 在其案件判决中被认为偏向铁路公司, 于是在新法院建立之后不到三年, 就被国会宣布废除。14
(三) 着眼当前
当前我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积极性不高, 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专利保护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 而是现行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抑制了企业申请专利的热情。对此我国应对知识产权执法体制进行相应的完善, 应该充分考虑企业生命周期这一重要因素, 尤其是在涉及到专利复审环节时, 应该对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专利复审决定所需时间设定一个适当期限。
再者, 发明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未必是什么高、精、尖、难的技术。据有关专家学者介绍, 即使是在高新技术领域, 西方发达国家的最新的专利文献所记载的专利技术也是极易被反向工程破译的技术, 真正称得上高、精、尖、难的技术, 往往是以技术秘密甚至国家机密的形式存在, 通常不会被专利文献公开。15我们应把真正高、精、尖、难的技术以国家秘密的形式进行保护。
参考文献
[1][美]亚当.杰夫 (Adam B.Jaffe) , 乔希.勒纳 (Josh Lerner) 著, 罗建平, 兰花译.创新及其不满——专利体系对创新与进步的危害及对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6.
[2]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 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问题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