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人员犯罪情况分析

高学历人员犯罪情况分析（通用3篇）

高学历人员犯罪情况分析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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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人员犯罪情况分析

赖兴平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转换、道德意识的危机、个体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化等等因素，使人们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个体观念的演变等方面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心灵考验，特别是一些高学历人员，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以手中的权利作筹码，坠入了犯罪的泥潭。高学历人员职务犯罪愈演愈烈，新的犯罪形式不断出现，如何从根本上遏制，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试从2004-2007年我院查办的高学历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分析，就其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高学历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1、从犯罪发展趋势看，逐年呈上升趋势。从我院近几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看，2004-2007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2件54人。其中高学历人员33件34人，占立案总数的64%。其中，2004年7件7人，2005年6件7人，2006年10件10人，2007年11件11人，逐年呈上升趋势。

2、从犯罪性质上看，“一把手”比重大，权钱交易突出。在查处高学历人员职务犯罪中，其中“一把手” 16人，占犯罪案件的48%，大都是在工程基建项目、单位进人、重大人事调动等环节上出问题。权钱交易突出，犯罪的动机指向性比较强，就是获取经济上的利益，以满足私欲为主的个人社会需要，所查案件其中涉嫌受贿25人，占78%。

3、从犯罪手段上看，犯罪手段具有高智能性，趋向多样化。高学历职务犯罪的作案手段除了截留侵吞、索贿受贿、捞取回扣等传统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型手段，如有的使用权权交易掩盖权钱交易;有的利用手中之权将有利可图的项目通过发包形式给予亲朋好友经营，从中谋利;有的私设小钱柜，公私不分，公款私用;有的巧立名目，集体私分，公开侵占国有集体资金;有的开设营利性服务行业，斡旋受贿等等。如五华县公路局交通征稽站站长李**家中开有饭店，车主利用在哪里吃饭的机会送礼送钱，从中少交或免交养路费。

4、从犯罪侦破过程上看，作案日趋隐蔽，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见兔子不撒鹰”，这与其所受的高等教育有关。在侦查过程中，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揣测讯问人员所掌握犯罪事实的多少、虚实，同侦查人员斗智。同时，高学历人员一般工作交往和社会活动多，老领导、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逐步结成一种关系网，实行利益互保政策。一旦其中某人出了事，关系网立即启动，或利用权力恐吓、压制案件的查处，或无中生有告恶状，或寻找关系说情、请客、送礼“疏通”，或包庇知情不说，作伪证干扰办案等等。

二、高学历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高学历犯罪缘何时有发生，其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外界原因。

1、思想蜕变是根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产生差距，促成了人们的不平衡心理，尤以高学历者为甚。他们认为，自己十年寒窗苦读，到头来收入微薄，难以体现自己的价值。在工作中，他们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耐不住清贫，平时忽视政治学习，认为不过是形式主义，马虎了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从而走上了上歧途，以权谋私，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前程毁于一旦。如原五华县棉阳镇党委书记黄*，在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金钱、好的生活环境盲目追求，分不清是公仆还是老板，最后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2、法律意识淡薄是主因。通过对案件的调查和分析发现，高学历者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有的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以至在其触犯刑律时，尚不知其所以然。好大部分人员的侥幸心理严重，这些人错误地认为收受他人钱物、侵吞款物不易被政法机关查处，能蒙混过关。这些人在悔过中，基本上都谈到由于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贪欲强，所以才走上犯罪道路。如犯罪嫌疑人古**在悔过书上讲到，“我在教育战线工作多年，但姿势自己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平时放松了法律政治学习，加上单位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不够，因而平时我只重业务，轻教育，法制观念非常淡薄，以致走上了犯罪道路。”

3、监督乏力、不到位是重因。对加强监督的认识不到位，长期以来，干部教育监督管理中普遍存在重使用、轻管理、弱监督的现象，有些部门领导人片面强调“能人效应”，错误地将发展经济与监督工作对立着看，担心监督过严，会影响干部的积极性，会影响经济发展，因而发现高学历人员存在的问题不及时进行认真的批评帮助，即使处理起来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重就轻，客观上起到了姑息纵容作用。如原五华县林业局局长李**家长作风严重，凡事个人说了算，以权谋私，肆意贪污受贿，涉案金额高达50多万元。

4、体制、机制不健全、不规范是诱因。制度的作用在用于规范人的行为，使大家不敢、不愿去碰纪律、法律这两条高压线，监督是为了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如果制度有漏洞，监督又不到位，就会使少数人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而实际工作中，有些制度形同虚设，落实不到位，监督乏力，这时高学历人员就有可能采用规避法律的手法，为

自己谋取私利。如原华西中学校长钟**一案，学校的财务审核小组没有检查出对本学校校长、财务人员长期弄虚作假的行为，使其从中贪污受贿20多万元。

三、遏制高学历职务犯罪的对策

1、加强教育，提高高学历干部的免疫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一程度的冲击，宗旨意识动摇，有不少党员干部将金钱作为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一些高学历干部往往趋利而行。因此，加强教育，提高高学历干部的免疫力尤为必要。一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结合实际，突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教育高学历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坚定正确政治方向，防止理想动摇、信念滑坡;抓好从政道德教育，教育高学历干部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自觉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二要加强作风纪律教育。广泛开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学习教育，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大力倡导和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三要加强党纪国法教育。促使高学历干部不断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和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四要加强警示教育。运用职务犯罪典型案例进行教育、到监狱现身说法等措施，有针对性地警示教育高学历干部，让其亲自体验到贪污贿赂犯罪对人、对己、对国家、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从而有效地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

2、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滋生腐败的漏洞。腐败机会是产生腐败行为的最重要条件，在腐败动机产生之后，腐败行为就进入了临界状态。预防高学历人员职务犯罪，最重要的是消除腐败机会。要消除腐败机会，最重要的是发现腐败机会。就目前状况而言，腐败机会主要存在于各项不完善的、有漏洞的制度之中。因此，消除腐败机会，就落实到堵塞制度漏洞、完善制度和制度创新上，就要不断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坚持用制度来强化管理、管好干部，把制度落实工作渗透到领导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做到领导管理与监督相结合，管人与管事想结合，一级管一级、一级抓一级，层层把关。对高学历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不管不问，放任自流，以致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且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监督水平，保证权力运行的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3、完善监督机制，压缩产生犯罪的空间。建设完善各项体制是预防高学历人员犯罪的前提，特别是加强对部门、下属单位 “一把手”的监督，确保权力的依法行使。一是加强事前监督。各部门的各个环节都要建立一套规范的、从上至下的监管机制,使每个岗位都能够相互制约。对高学历人员要严格管理，把管理从”八小时”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做到见微知著，从小事情洞察大问题，从讲政治的高度，防微杜渐，勿使小节变大恶。二是完善廉政监督。明确上级纪检监督部门和执法部门的监督职责，加强同级监督，建立高学历干部行为失察追究制度。三是营造社会监督。充分利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党内监督等有效手段，形成敢于、勇于监督的社会风气。四是加强高学历干部人事管理的监督。要建立和完善选用高学历人才的机制，坚持公平、竞争、择优录用、任人唯贤的原则，反对家长制和任人唯亲。健全干部考核制度，对不负责任、工作严重失职的高学历干部，切断其提拔使用的路径。

4、坚持打击、预防、保护、服务并重，加大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一要“惩治”。检察机关将结合经济建设的实际，全面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打击高学历职务犯罪，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二要“预防”。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大预防力度。一是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化大预防体系作用。与各相关部门、政法各机关形成预防合力，统一执法思想，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社会化大预防格局，搞好案中预防，突出超前预防，创造“不敢犯、不能犯”的法制环境。二是建立行贿人档案制度，有效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防治功能。一方面对行贿人进行警示谈话教育，责成其作出廉洁从业的承诺，并进行必要的跟踪监督，防止其再犯同样的错误。一方面认真做好查询系统的宣传、管理和对外查询工作，充分发挥查询工作对贿赂犯罪的防治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贿赂犯罪的发生。三

要“宣传”。进一步加强贪污贿赂犯罪举报宣传，增强广大干群的举报意识和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的作用，形成全社会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合力，这样既可以为检察机关拓宽案件来源，也可以引导广大干群正确进行举报，减少和防止越级举报、多头举报、乱举报现象的发生，有利于维护一方稳定，取得共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保障我县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高学历人员犯罪情况分析 篇2

2008年1月至2013年6月，银川市两级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案件72件91人，其中，公安系统51人占56%，法院24人占26.4%，司法行政系统14人占15.4%，检察人员2人占2.2%。所立案件中，贪污贿赂案件26件35人，占立案总件数的36%，总人数的38.5%。渎职侵权案件46件56人，占立案总件数的63.4%，总人数的61.5%。

1.涉案罪名相对集中，贪渎交织现象严重。在查处的案件中，涉及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四种罪名的70人占76.9%。其中，贪污16人，受贿17人，玩忽职守21人，滥用职权15人。其他罪名较少，徇私枉法7人，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渎职4人，虐待被监管人员3人，民事枉法裁判2人，徇私舞弊减刑2人，刑讯逼供1人，非法拘禁1人，挪用公款2人。司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犯罪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索贿、受贿犯罪。犯罪人在利用职权徇私情的同时，又大肆敛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尊严。

2.涉案的部门和人员相对集中。从案件分布来看：公安系统主要集中在经侦、刑侦、缉毒、看守所、基层派出所等部门；法院主要集中在执行、审判以及基层法庭；司法行政系统主要集中在监狱及基层司法所。部门负责人或单位的骨干及关键岗位人员42人占46.2%，他们一般都掌握一定的决策权或者处分权，往往成为被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一些干警对工作不负责而失职渎职或为了谋取利益而滥用权力等。如：宁夏第二强制戒毒管理科副科长闫春荣收受他人贿赂将三名强制戒毒人员放出被判处有期徒刑。

3.公安系统犯罪人数居多，协警犯罪所占比重较大。在立案查处的72件91人中，公安系统35件51人，占立案总件数的48.6%，总人数的56%。在51人中，协警25人，占立案总人数的49%。

4.渎职侵权现象严重。在查处的72件91人中，渎职侵权案件46件56人，占立案总件数的63.4%，總人数的61.5%。尤其是监狱和基层司法所，立案查处14件14人，其中，渎职侵权案件13件13人，占立案总件数和总人数的92.9%。其次是公安系统，在立案查处的35件51人中，渎职案件25件34人，占总件数的71.4%，总人数的66.7%。渎职现象特别严重，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极坏的影响。

5.“诉讼掮客”的出现严重干扰司法公正。近年来，“诉讼掮客”十分活跃。在查处的司法腐败案件中，律师搞灰色代理向法官行贿，已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如查办的哈少宁受贿案，就是因为康乐公司法律顾问白某的从中“引荐”，才导致哈少宁走上犯罪的不归之路。甚至一些“诉讼掮客”与法官之间形成了利益链条。如马彦生受贿案中，从中“引荐”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其他人员多达19人（其中，律师10人），在其受贿的220余万中，“掮客引荐”就达91.5万元，占41.6%。

6.窝案、串案突出，危害性极其严重。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三名执行法官就因一案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一起徇私舞弊减刑、玩忽职守窝案中，银川监狱直属一分区区长王力、七监区监区长李立群、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赵龙以及狱政科、医院等部门六人被判刑。兴庆区检察院查处的王献海、韩鹏等人行贿案中，受贿人马彦生犯罪金额高达220余万元，涉案单位和个人多达70余个，犯罪时间从2004年至2011年长达7年之久，犯罪行为涉及银川、吴忠、固原、石嘴山、中卫五市，几乎所有的基层法院都被牵扯其中。共有30余名法官，1名检察官，10名司法行政人员被追究了责任。近50名司法工作人员同时“触犯法律的高压线”，其性质之恶劣、影响之严重，在宁夏司法史上堪称前所未有，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的特殊性是构成这类犯罪的前提和基础。究其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权大于法的思想作祟，特权思想严重。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官本位”思想严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司法工作人员也深受“权大于法”的人治观念影响。有的司法工作人员自视身份特殊，高人一等，在执法过程中无视国家法律规定，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耀武扬威，肆意侵害他人权利和利益；有的不认真履行职责，或滥用职权，或失职渎职，以致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如2006年6月，被害人童某被人砍成重伤，民警吴某在办理此案过程中不提请立案，其调入兴庆区分局某派出所工作时，又私自将案件材料带走，致使此案长达四年未能侦破，导致被害人多次上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2.以案谋私，追求物欲。少数司法工作人员平时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价值观念发生扭曲，思想发生偏差，法制观念淡薄，私欲恶性膨胀。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潮影响下，进而萌发利用职务之便行贪污受贿之念。再加上一些单位一味追求任务的完成，忽视了对其工作人员思想政治、职业道德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致使一些人经不住腐朽思想和社会不正之风的侵蚀，把手中的权力当做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如兴庆区公安分局富宁街派出所民警徐全明知被害人伤情为重伤和田某是嫌疑人，却不立案侦查，致使田某不受法律追究。

3.司法准入机制的不健全，人员素质较差。司法准入机制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完善，经历了漫长的推动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司法准入机制的长期失严，使司法队伍鱼目混杂、良莠不齐，一些文化水平低、责任心不强，靠“任命”式获得检察官、法官资格的人依然在执法办案，且占有非常大的比例，甚至是中层领导或办案主力。在查处的案件中，专科及以下文化程度52人占57.1%，如：金凤区法院原执行庭庭长曹某因明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的盗窃犯罪人张某未被交付执行，而未履行监督职责，导致被告人处于失控状态又重新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同时，曹某签字借出的张某案审判卷宗未及时归还，导致卷宗丢失，曹某因涉嫌玩忽职守被相对不起诉。这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之后，又两次因丢失卷宗材料被行政处罚。从现状看：一是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依然在办案第一线行使与己资格极不相称的法律职权，有的甚至规避统考准入，被任命为检察长、院长类职务，迂回取得法律资格。二是通过“司法考试”人员不经过熟悉岗位技能实战演练、参与出庭审判等岗位锻炼，就直接承办案件，独当一面，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形，容易导致渎职失职类犯罪产生。三是由于人员短缺，工作压力大，司法机关的临时聘用人员较多，尤其是在公安和法院，存在大量的临时聘用人员。这些人员不属于司法机关在编人员，单位平时对他们疏于管理和教育，使其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执法观念。如：2011年5月西夏区公安分局协警员靳某，在值班期间，因内勤牛某叫其去加油，靳某在没有确认当班领导同意的情况下，明知协警员不得驾驶警车，却违规驾车加油，结果与一辆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摩托车司机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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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和制度存在缺陷，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由于司法机关人事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完善、不科学，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给一些人可乘之机。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落实措施不到位，对于重点单位、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风险点查找不全面、不准确，风险防控措施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个别单位干脆没有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如：永宁县公安局查找风险点1条，而刑侦、缉毒、经侦、治安等9个部门风险点是“零”。没有查找到风险点，也就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容易发生职务犯罪；有的单位严重缺乏办案力量，导致一些临时聘用人员长期代行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司法工作人员职权，自身产生角色错位，加之这部分人员工资待遇较低，工作强度较大，在单位属于“好使唤”的人员，容易产生心理失衡，逐步走上吃、拿、卡、要，甚至犯罪的道路。如：西夏区分局文昌路派出所协警员李瑞军，在被辞退后，又因工作繁忙，被叫回帮助办理案件。2011年6月李瑞军和另外两位协警员姚铭、陈瑞阳在未经领导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出警将贩卖考试作弊器的刘某、李某抓获，并将罚没款2.1万元私分，构成贪污罪。调查中还发现，银川市公安局及下属分局招聘协警员高达2000余人，已具有相当规模，而公安部门对于协警的管理制度只是散见于一些规章条例。这些规章条例大多内容空泛，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在落实和监督管理方面，很难实现应有的约束力。这些管理监督方面的漏洞，使职务犯罪有机可乘。而一旦发现他们有违法违纪等问题时，用人单位则简单地将他们除名，且不留案底，导致一些人被A单位辞退，又迅速被B单位方录用，极易成为司法、行政执法队伍的乱源，引发一系列犯罪行为。

5.打击不力、惩处不严。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查处与被查处双方均为司法人员，查处起来存在畏难情绪。一是群众不敢举报。由于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有些群众特别是自身或者是亲属有过错的群众，在利益受到侵害后，为了息事宁人而不到有关部门举报。二是查处难度大。有些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带有浓厚的“因公”情结，有时责任难以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界定，查处此类案件时，说情多、阻力大，致使有些案件查得不深不透。三是个别司法机关为了“遮丑”或者为了保持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往往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发案后不向有关单位移交。四是量刑较轻，不足以警示震慑犯罪。从判决结果来看，相当一部分案件被判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从而使一些人产生了漠法心里。五是对行贿犯罪和行贿行为的放纵。行贿和受贿是犯罪共同体，他们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引起受贿的直接原因是行贿。但在现实中，行贿犯罪越来越被“轻刑化”甚至免刑化。調查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大多是被动性受贿，有的案件当事人在办案人拒贿后，将贿款置于办案人员办公室后迅速逃离，办案人员无奈将该款上交单位纪检部门，但是，单位处理结果令人遗憾：无一例外，单位纪检部门将所有上交的现金、礼品等全部退还行贿人或作为执行款处理。这些贿赂款，少则一次性给办案人员缴纳了几百元电话费，大多数则是一次性的给予办案人员人民币2万元左右，最多的达到了5万元，这种处理方法，无疑放纵了行贿犯罪，也为受贿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影响执法公正和法律尊严。

6.犯罪黑数问题严重。就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其处于整个司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犯罪的裁判者和惩治者，也是法律的守护神。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人“知法犯法”、“以身试法”呢？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侥幸心理，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犯罪黑数的存在。职务犯罪的侦破是“以人找事”，即通过对某人的举报来查找他的犯罪事实，而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职务犯罪都能够被发现和举报。因此，职务犯罪的定罪概率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但一般来说，应该比刑事犯罪定罪概率要低得多。犯罪黑数的大量存在，破坏了刑罚的必定性，致使一部分人员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预防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对策

犯罪的预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的预防措施才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

1.突出教育的基础作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一是突出教育的前瞻性。围绕司法工作发展，把反腐倡廉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司法系统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紧密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在全系统内开展加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加强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防线。二是突出教育的针对性。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领导干部是权力的掌管者和行使者，是被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只有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教育，才能增强整个集体的免疫力。还要针对不同职务、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工作岗位的特点各有重点、分层次教育。对领导干部，主要突出权力观教育，引导他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对于重点岗位、重点部门的人员，主要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调查显示：渎职案件占立案总件数的63.4%，总人数的61.5%，属于司法系统案件高发区。因此，要教育广大干警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彻底解决精神怠慢、不在状态、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增强责任意识和履职尽责观念，树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切实把每项工作作为自身应当做、必须做、要做好的事；对于聘用人员，要关心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生活情况，适当提高他们的收入，定期开展谈话，了解他们的社交圈，把管理、监督工作延伸至八小时之外。三是突出教育的实效性。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防止腐败，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思想灌输与启发式教育、理论教育与形象化教育、正面典型引导与反面案例警示结合起来，使教育形式生动活泼，寓教于乐，增强教育的亲和力、吸引力，从而增强教育的效果。

2.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素应主要包括思想道德教育机制、法规制度约束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同时从手段、辅助和保障作用考虑，还要包括规范权力运行机制、查办惩处机制、廉政测评预警机制、廉政激励机制、组织领导机制等内容。一方面应突出系统性、前瞻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工作起点和工作目标的高度一致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全面防范为体系目标，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建立“文化+制度+科技”的立体预防工作机制，彰显体系的整体功能。另一方面，应立足现实，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问题，建立健全准入机制，把好“入口关”。在招录考试中，应增加德育的内容以及工作责任心、事业心的测试，真正使品德高尚、有能力、有责任、能担当的人员进入司法系统；加强临时聘用人员制度建设，严格控制聘用数量，对于有违法违纪的及时予以处理，并予以登记、落有案底，以防此类人员再次被录用；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干警思想动态定期分析机制、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构建完备的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实现制度的刚性，保证制度的落实。在监督制约机制上，必须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为监督重点，紧紧抓住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有效防止职务犯罪现象发生。建立健全重大案件跟踪、立案、撤案、不起诉、判无罪案件等监督制度；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环节入手，全面排查，科学评估，找准廉政风险，为制定科学严密、有效管用的防控机制打好基础；全面推行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审判公开等制度，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发动全社会都来监督政法队伍的执法活动；强化人大监督，接受党委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和领导；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对司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的现象应严肃查处，绝不放纵犯罪。

3.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增强法律威慑力。惩治是预防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要始终坚持一手抓预防、一手抓惩治，把查办案件作为工作的主业来抓，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广大干警严格遵守纪律，克服侥幸心理，最大限度地降低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几率。加大举报知识的宣传和举报奖励力度，使群众知道怎样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懂得怎样举报犯罪，提高他们举报职务犯罪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消除犯罪黑数。加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监督，严格控制不起诉案件和缓刑、低刑判决。严格减刑、假释的审批条件和程序，完善保外就医的条件和审批手续，以法律的威严震慑犯罪，减少犯罪。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检察机关必须加大查处力度，逐步解决行贿犯罪普遍量刑较轻，甚至大量行贿犯罪人未被追究的问题。消除行贿人认为刑不上行贿者的心理。使犯罪人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损失大于其非法收入，即增加其犯罪成本，从而达到威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作者单位：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银川市人民检察院）

犯罪人员安置帮教情况报告 篇3

**县司法局：

我镇安置帮教重新犯罪人员共有7人，分别是俞太会、俞冬年、梅六芳、张清华、邢飞飞、夏双喜和杨新东。现分别把他们情况简述如下：

俞太会，曾用名俞太伟，男，1975年10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沙塘庵村大沟圩村128号。2005年7月俞太会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罚金2000元；2006年4月因犯招摇撞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08年10月因犯诈骗罪被判处一年十个月，罚金3000元。2010年7月31日俞太会刑满释放，8月2日来和凤司法所报到。俞太会称其患有肝炎和胃出血，刚从监狱释放，亲友因为他坐过牢也没人愿意帮助他。父母年事已高，且都有病在身，妻子已经和他离婚，儿子还小。因为现在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困难。俞太会是重新犯罪人员，和凤司法所已将其列为重点帮教对象。

俞冬年，男，1972年1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骆山村山北村31号。曾因寻衅滋事罪4次入狱。2008年8月1日刑满释放后曾在和凤大地冷冻食品厂、自来水厂等上班。现失业在家，无所事事，有重新犯罪的可能。

梅六芳，男，1976年10月30日出生于江苏省**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中杨村大梅村。曾因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3次入狱。2008年4月9日刑满释放。

张清华，男，1978年4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张家村291号。曾因诈骗、盗窃等入狱4次。2009年11月9日刑满释放。现在**打工。

邢飞飞，男，1984年5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骆山村392号。曾因盗窃2次入狱。2007年10月20日刑满释放。现在**上班。

夏双喜，男，1987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孙家巷村孙夏村35号。因聚众斗殴入狱，2009年6月23日刑满释放，现在**做小工。

杨新东，男，1987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孙家巷70号。因非法拘禁罪入狱。2009年8月17日刑满释放。由于父母过于溺爱，现杨新东已不听从父母管教。经过帮教小组的教育，表示会吸取教训，好好做人。

和凤司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