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的地方立法资源评述

《劳动合同法》的地方立法资源评述（精选4篇）

《劳动合同法》的地方立法资源评述 篇1

《劳动合同法》的地方立法资源评述

「内容摘要」许多地方劳动合同立法在适用范围、先合同义务、违约金和赔偿金条款、合同形式、合同无效、主体变动及其后果、合同解除、连带责任等问题上，弥补了《劳动法》的不足，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制定《劳动合同法》，应当吸收借鉴地方劳动合同立法的合理之处，并对这些问题作完整的制度设计。

「关 键 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地方劳动合同立法，比较研究

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诞生于改革进程中的《劳动法》（1994年）对劳动合同制度不可能作详尽的规定，只得授权地方政府“根据本法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步骤，报国务院备案”。于是，许多省、市相继出台了劳动合同条例、规定、办法，使《劳动法》的规定得以细化和补充，有的还突破了《劳动法》的规定。这是体制转型时期地方制度竞争和创新的重要体现，应当成为制定《劳动合同法》的重要立法资源。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和评述已有的地方劳动合同立法，就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法》不足，但又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

《劳动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由于劳动合同制度覆盖面的扩大和用人主体类型的增多，这条规定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许多地方立法对劳动合同制度的适用范围作出了突破性规定，主要有：（1）用人主体范围的扩展。北京市、湖南省、山东省、浙江省等地方的立法将民办非企业单位纳入用人主体范围。（2）适用标志的统一。《劳动法》第2条第1款以“建立劳动关系”，第2款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作为界定适用本法的劳动者范围的标志。而在上海市、浙江省的立法中，这种标志被统一规定为“建立或者形成劳动合同关系”。（3）适用程度的一致。《劳动法》第2条第1款中的“适用本法”和第2款中的“依照本法执行”，表明第1款规定的劳动关系与第2款规定的劳动关系在适用《劳动法》的程度上存 在差别。而在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等地方的立法中则对各种劳动合同关系统一规定为“适用本条例（规定、办法）”，从而取消了不同劳动关系在劳动法适用上的程度差别。《深圳经济特区劳动合同条例》第3条将“员工”界定为除公务员或者参照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人员以外的被特区内用人单位招用的人员，将“用人单位”界定为特区内招用员工的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这也表明各种劳动合同关系在适用该条例时没有程度差别。（4）劳动合同类型的增加。《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设专章（第五章）对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作特别规定，首次将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上述突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的需要。

地方立法对劳动合同制度适用范围的界定也存在下列不足：（1）用人主体范围的界定缺乏灵活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市场主体类型纷纷出现，为了充分发挥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功能，应当相应扩展用人主体范围。然而，现行地方立法同《劳动法》一样对用人主体类型只作封闭式列举规定，有的地方立法虽然增列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但仍未能将新出现的各种用人主体类型都纳入劳动合同制度的适用范围。（2）适用标志的选择缺乏完整性。依《劳动法》第19条规定，劳动关系即书面劳动合同关系，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即未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现有地方立法都以“建立或者形成劳动合同关系”作为界定劳动合同制度适用于劳动者范围的标志，这就将尚未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排除在劳动合同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而这同《劳动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1]和《劳动法》适用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实践是不吻合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对适用范围的界定应考虑以下问题：（1）为了确保《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应当对用人主体类型作开放式列举，即除了列举《劳动法》及现有地方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外，还增加规定“法律法规确认的其它用人主体”，这样便于将自然人用人主体、农场主等新出现的用人主体纳入其中。顺带说明的是，将“用人单位”改为“用人主体”似乎更为科学。（2）在劳动者范围上，规定“建立或应当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3）在适用程度上，对所有用人主体与其劳动者都规定“适用本法”，而不再作“依照本法执行”的规定。

二、订立劳动合同阶段当事人的先合同义务

《合同法》第42条规定了民事合同的先合同义务，从而通过法律形式将民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由原来的无效合同、被撤销合同扩展到合同的订立过程，这是我国合同立法的一大进步，也是诚信原则在合同法中的最大化体现。劳动合同关系具有人身性和从属性，更应当强调双方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因而更有必要在立法中强调劳动合同订立阶段的诚信原则，规定当事人的先合同义务。而《劳动法》虽然规定了用人主体应当对由于其过错所订立的无效劳动合同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只是涉及用人主体订立合同前的部分注意义务，而不能涵盖诚信原则所涉及的先合同义务的全部；并且，由于对劳动者的先合同义务未作类似的要求，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使用人主体利益受损的情况，实践中屡见不鲜。

对于劳动合同当事人的先合同义务，许多地方立法已有关注。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湖南省等地方规定的先合同义务主要有：（1）用人单位如实向劳动者说明岗位用人要求、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社会保险、职业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治措施和待遇、规章制度等情况。浙江省及杭州市的立法还要求这种说明应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在劳动合同中写明。（2）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向劳动者收取抵押金、抵押物、定金或者其他财物，不得强迫劳动者集资入股，也不得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等证件。（3）劳动者应当如实向用人单位提供本人身份证和学历、就业状况、工作经历、职业技能、健康状况等证明。

现行地方立法的规定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1）规定的先合同义务内容不完整，大多只限于双方的告知义务。（2）未规定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无法保障先合同义务的履行，使得先合同义务的规定形同虚设。（3）未明确规定在合同订立过程适用诚信原则，不利于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4）未就劳动合同可否适用保证制度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而实践中有的用人主体要求他人作为劳动者的保证人。（5）未规定双方达成的承诺订立劳动合同的协议（如高校毕业生求职过程中与用人主体签订的就业协议）的约束力。

结合已有的地方立法和《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劳动关系的特殊要求，笔者认为《劳动合 同法》的制定应当考虑以下问题：（1）明确规定以诚信原则作为是否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衡量标准。（2）完整规定先合同义务的内容。至少应包括：双方当事人告知重要事项的义务；相互照顾和协助的义务；劳动者不得向他方泄漏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用人主体商业秘密的义务；用人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向劳动者收取抵押金、抵押物、定金或者其他财物，不得强迫劳动者集资入股，也不得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等证件的义务，以及就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等权益给予特别注意的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往往比较被动，必须按用人主体的要求为一定的行为，其安全、健康、财产等权益不可避免地要受一定影响。规定用人主体特别注意义务，有利于求职者求职过程中权益的保护。如求职者在面试中受到伤害，如果是用人主体未履行特别注意义务所致，用人主体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3）劳动合同的人身关系内容，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保证人。（4）劳动合同订立前达成的承诺订立劳动合同的协议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用人主体违反该协议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劳动者违反该协议则应当赔偿用人主体在招录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5）设计相应的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关于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的设计不能完全照搬《合同法》的规定，即除赔偿责任外，还应当根据劳动法的特点设计其他责任类型，如对用人主体及其责任人的行政处罚等。

三、违约金和赔偿金条款

关于劳动合同的违约金或赔偿金条款，由于签订劳动合同时对违反劳动合同所造成的损失难以预计、劳动者的赔偿能力极为有限、实行法定赔偿标准、赔偿金支付受工资支付规则限制等原因，有些国家在立法中规定劳动合同不得约定违约金或赔偿金数额。[2]我国《劳动法》第19条将违约责任列为必备条款，但对如何约定违约责任，包括是否可以约定违约金或赔偿金条款、违约金或赔偿金数额，则无明确规定。

地方立法对违约金或赔偿金条款已作限制性规定。主要有：（1）对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情形进行限制。如《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17条规定，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违约行为设定违约金的，仅限于违反服务期约定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的情形。在《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16条中还增加了一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设定违约金的其他情形”。（2）对违约金的数额进行限制。如《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19条规定，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支付 的违约金最多不得超过本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总额，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除外。《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17条规定，违约金数额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约定。（3）规定赔偿金的标准。如《广州市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第37条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一方因过错不履行劳动合同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金一般不得超过违反劳动合同时上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倍；但属教育培训、商业秘密等方面的损失赔偿除外。

现行地方立法的不足主要在于：（1）未明确规定赔偿金和违约金的关系。即违约金和赔偿金可否同时适用的问题不明确。（2）未确定赔偿责任因劳动合同主体不同而适用不同的原则。对劳动者应当适用合理赔偿的原则，立法对赔偿金数额的限制应当针对劳动者，而不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则应当适用全额赔偿原则。（3）未规定违约金与经济补偿的关系。依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和违约赔偿可以并存。而经济补偿和违约金可否并存则不明确。（4）未对约定的服务期的条件和期限作出规定。（5）允许约定违约金和赔偿金的法定条件不完整。

笔者认为，制定《劳动合同法》应当考虑：（1）对约定劳动者的违约金和赔偿金数额的限制。主要有：①劳动合同只可就没有法定赔偿标准而损失额可以预计的赔偿金，约定其数额；对已有法定标准的，约定的赔偿金数额不得高于此标准。②劳动合同约定劳动者的赔偿金数额，应当符合合理赔偿原则，不能超过劳动者的一般承受能力。③由于违约金在违反劳动合同但未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具有惩罚性，因而对劳动者的违约金数额应当实行法定标准。（2）对允许约定劳动者违约金的情形作明确限定。应只限于以下情形：①违反服务期的约定；②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的约定。（3）关于劳动者服务期的约定应予以限制。因为服务期的约定是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的法定前提条件，即劳动者即使依法定程序预告解除劳动合同，也不能免责。所以，立法对服务期的约定应加以限制。主要有：①约定情形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只可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而不得特别约定服务期，除非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订立或履行期间享受特殊待遇，如用人单位出资培训、额外给付安家费、赠送住房等。②服务期限的限制。应当对服务期限设计一个法定最高标准，即不能超过5年。因为服务期过长，既不利于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又对劳动者不公平。尽管用人单位出资培训，劳动者也为学习付出了时间、精力等代价，对于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也有支配权，用人单位无权以过长的服务期来限制其权 利行使。（4）规定赔偿金、违约金、经济补偿金的关系。经济补偿不属于违约责任，因而可以与违约金、赔偿金并用。至于违约金与赔偿金关系，宜参照《合同法》作出规定。

四、劳动合同的形式

各国劳动立法对劳动合同形式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模式：（1）允许一般劳动合同采用口头形式，只要求特定劳动合同采用书面形式。（2）劳动合同一般要求采用书面形式，但允许在特殊情况下采用口头形式。（3）要求所有劳动合同都采用书面形式。这三种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当事人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度不同。

我国《劳动法》虽然采用了上述第（3）种模式，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书面合同形式的劳动关系，被确认为无效者则不多见。这表明立法上限制劳动关系当事人对合同形式的选择，并未起到实际效果。其原因主要在于：（1）确认大量非书面劳动合同无效的成本过高。（2）确认非书面劳动合同无效对劳动者并不一定有利，因为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对劳动者来说就意味着失业。既然如此，在立法上可适当放松对劳动合同形式的限制。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采用的是上述第（2）种模式，在规定劳动合同一般应采用书面形式的同时，还对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作了特别规定，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其他形式；劳动合同当事人一方提出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虽然突破了《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形式单一性的规定，但是，这种模式仍以书面形式为主，未能解决我国实践中存在大量非书面劳动合同而又未能确认其无效的问题，对于全日制劳动关系当事人而言，仍然没有选择劳动合同形式的自由。因而相对于《劳动法》来说，并无根本性区别。

笔者认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可考虑采用第（1）种模式，对一般劳动合同允许当事人选择口头或书面形式，当事人一方提出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对于特定劳动合同，则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理由如下：（1）我国非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在实践中大量存在，承认其合法性也就是扩大对劳动者的保护范围。（2）扩大当事人对劳动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度，可降低监督成本。（3）允许劳动合同采用口头形式，如果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并不一定会带来大量口头劳动合同的存在和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后果。《劳动法》规定书面形式 为唯一合法形式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劳动纠纷的产生以及纠纷产生之后书面合同能起到有效证据的作用。多数人担心口头形式的劳动合同很难达到这种效果，从而不利于劳动者的保护。其实不然，举证责任的特殊设计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可促使用人主体积极选择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例如，在涉及非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纠纷中，对于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者对就其权益提出的主张不负举证责任，如果用人主体提不出有效证据来反驳这种主张，就应当支持劳动者的主张。如果这样，用人主体利用口头劳动合同来谋取更多利益的企图就难以得逞。

此外，应参照《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书面合同形式作进一步的说明。例如：（1）将书面形式解释为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2）对用人主体提出的格式劳动合同，如果其条款有歧义，就应当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

五、劳动合同的无效

《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18条、《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12条、《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0条、《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22条等对劳动合同无效的规定较之《劳动法》的规定，主要有两点不同：（1）增加了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如北京市增加了内容显失公平以及有关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情形。（2）规定了劳动合同无效后果的特殊性。即注意到了劳动力支出后的不可回收性，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前劳动者已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用人主体应当提供相应的劳动报酬等待遇。

但与《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相比，仍存在不足。目前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地方立法都只规定劳动合同无效，而未规定劳动合同可撤销或变更的情形，即一旦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从订立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这种规定和《民法通则》及已经废止的《经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基本一致。《合同法》则对此作了修正，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另一方当事人可选择变更或撤销合同。变更权和撤销权的赋予，使受害方占主动地位，有利于受害者权利的保护。劳动合同立法也应当引入这种规定。因为劳动者在订立合同时处于相对弱势，尤其在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果一律认为在此 种情形下订立的劳动合同自订立时起无效，用人主体极易通过主张劳动合同无效，来逃避其依据合同应承担的用工义务，而劳动者则会顾虑因主张权利而失业，不愿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反之，此种情形下赋予劳动者以变更权或撤销权，让劳动者自由选择，便可消除劳动者主张权利的后顾之忧。同理，变更权或撤销权的确立也有利于保护用人主体作为受害者时的权利。

结合《合同法》及地方劳动合同立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可对劳动合同无效及可变更或撤销的情形作以下设计：（1）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有：①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劳动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⑤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集体合同的强行性规定的。（2）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劳动仲裁机构或法院变更或撤销劳动合同的情形有：①因重大误解订立的；②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显失公平的；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但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当事人请求变更的，劳动仲裁机构或法院不得撤销。其劳动合同无效或撤销的法律后果可借鉴《劳动法》及地方劳动合同立法的已有规定。变更权及撤销权的消灭可借鉴《民事通则》、《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六、主体变动对劳动合同的影响

在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中，用人主体变动呈现出多种情形，这必然给劳动合同的运行带来重大的影响。而《劳动法》除了在第26条规定订立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合同无法履行，而当事人不能就变更合同达成协议，用人单位可以预告解除外，未作更多规定。综合《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27条，《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4条，《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22条，《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13、19条，《宁波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0、22条的规定，用人主体变动可归纳为如下几类情形：（1）原主体消灭，无新主体产生，如破产、解散、关闭、被撤销、拍卖等；（2）原主体消灭，新主体产生，如合并、分立、兼并等；（3）原主体未消灭，但相关因素发生变化：①法律属性变化，如合资、转制等；②经营状况变化，如转产、重大技术改造、经营方式变化、跨地搬迁等；③主体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

有的地方立法还从另外角度对用人主体变动的情形作出分类，例如：（1）《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22条分为经营方式变化和资产性质变化；（2）《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19条将资产性质化和经营方式变化又分为主体资格改变和未改变两类情形；（3）《宁波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0条将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分为约定岗位消失和未消失两类情形。

地方立法根据用人主体变动情形的不同类别，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1）原主体消灭而无新主体产生的法律后果。如果被消灭主体的资产有受让主体，就可能发生劳动者全部或部分被资产受让主体接受的情形，对此，《宁波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2条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全部或部分劳动者被其他用人单位接受，劳动者愿意与接受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原用人单位、接受单位、劳动者三方必须签订接收协议；接受单位可以依据接收协议与劳动者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接收协议必须对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龄作出处理，约定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龄不计算为接收单位连续工龄的，原用人单位应当发给经济补偿金。二是劳动者未被其他单位接收或者劳动者不愿和接收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原用人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发给经济补偿金。（2）原主体消灭而新主体产生的法律后果。《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27条和《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22条规定，原劳动合同由继承权利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变更名称的，劳动合同还应当变更用人单位名称。《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4条还增加规定了一种后果，即当事人可以协议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22条还进一步规定，资产性质发生变化后新成立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议变更劳动合同的，应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3）原主体未消灭但相关因素发生变化的法律后果。《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22条规定，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劳动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第13条规定，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资产性质或经营方式发生变化，主体资格改变的，变更后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协议变更或者重新订立劳动合同，变更或者重新订立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得少于原劳动合同未履行的期限。《宁波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0条第3款规定，企业转（改）制、跨地搬迁、转产或者进行重大技术改造，致使劳动合同确定的生产、工作岗位消失，当事人就劳动合同变更未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可以预告解除劳动合同；达成劳动合同 变更协议的，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算。此外，《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5条和《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20条还规定了签约用人单位和实际用人单位不一致的法律后果，即签约用人单位可以与实际用人单位约定，由实际用人单位承担或部分承担对劳动者的义务；实际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承担对劳动者的义务，签约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对劳动者的义务。

上述比较表明，各地立法互有长短。应当综合吸收各地方立法的优点，在《劳动合同法》中对用人主体变动的法律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其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用人主体变动的分类。有的分类不够周延，如北京、上海的立法只有合并、分立两种情形；有的对分类不够清晰，如浙江、山东的立法中所规定的“资产性质变化”，应包括哪些具体情形则不明确；不同地方立法所采取的分类标准不一致，如主体资格是否变化、资产性质是否变化、约定岗位是否消失等。鉴于此，应当就主体变动的类型，作出统一、规范、尽可能周延的规定。（2）合同继承、变更、解除的顺序选择。用人主体变动后，对原劳动合同的处理有继承、变更、解除三种方式，鉴于我国就业压力巨大、国有企业改革遗留问题多、劳动者承受力有限等因素，应当遵循劳动者随着生产资料、工作岗位的转移而转移的原则，按照“继承-变更-解除”的顺序进行选择，尽可能减少失业情形的发生。（3）新旧合同的衔接。在继承和变更的情形中，新旧合同的衔接，除了在继承和变更用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情形中强调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所规定义务外，还要特别注意工龄处理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例如，浙江省立法规定，资产性质发生变化后，新成立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议变更劳动合同的，应按有关法律的规定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又如，宁波市立法规定，协议变更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算；用人单位发生变更的，原单位、接收单位、劳动者三方签订的接收协议应当对劳动者在原单位的工龄作出处理，其中，协议约定劳动者在原单位工龄不计算为接受单位连续工龄的，原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七、劳动合同的解除

（一）用人主体即时解除权与内部劳动规则

《劳动法》第25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以下简称 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对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有效要件未作规定。这就给用人单位利用其单方制定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滥用即时解除权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有的地方立法有所关注。《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30条第2款在复述《劳动法》第25条上述规定的同时，还规定“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除外”。《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24条第3款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依法制定并公示的工作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里，强调了“依法制定”和“公示”，并且将规章制度限定为“工作制度”。《广州市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第21条第2款、《杭州市劳动合同条例》第30条第2款等也强调了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章制度必须依法制定。然而，地方立法并未具体和完整规定规章制度的有效要件，也未对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的标准作出规定。

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应当就用人主体因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而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其中，特别应当规定以下问题：（1）用人主体以劳动者严重违纪违章而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纪律和规章制度，应当只限于劳动纪律和作为劳动规则的用人主体规章制度，将此统称为“内部劳动规则”更为准确和科学。因为劳动法所规范的范围应当只限于劳动过程中的行为，政治、非职业道德、计划生育等与劳动过程无关的问题不应当纳入其中，劳动者在劳动法中的守纪（章）义务应当只限于遵守内部劳动规则。（2）凡职工人数达到一定界限的用人主体都应当依法制定内部劳动规则，并规定未制定和未依法制定内部劳动规则的法律后果。而《劳动法》只规定了未依法制定内部劳动规则的法律后果，而未规定未制定内部劳动规则的法律后果。[3]（3）内部劳动规则的有效要件，其中应当包括：①主体要件，即能够制定内部劳动规则的主体应当只限于法律法规和用人主体内部最高效力文件（如公司章程）授权其制定内部劳动规则的单位行政机构；②内容要件，即内部劳动规则的内容应当不违反法律法规和集体合同的规定；③程序要件，即在制定内部劳动规则的程序中应当包括职工参与、公示和劳动行政部门备案三个环节。[4]（4）内部劳动规则内容所必备的事项，应当在立法中有明确的列举，对某些重要内容还有必要作出示范性的纲要式规定，或者授权特定机关制定示范文本，同时，赋予用人主体以确定内部劳动规则具体内容的自主权。（5）职工和用人单位都必须遵守内部劳动规则，并且对违反内部劳动规则的处罚规则作出原则性和基准性规定。由于用人主体对违纪违章者即时解除劳动合同必须以违纪违章程度达到严重为条件，所以，对严重违纪违章的标准应当在立法中作出原则性、基 准性的规定，并要求用人主体依此标准在内部劳动规则中作出尽可能具体的规定。（6）以劳动者严重违纪违章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应当遵循一事不二罚和超过追究时限不罚的原则。

（二）劳动者预告解除权的限制

《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这赋予了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极大自由，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但这条规定不利于劳动关系的稳定，甚至影响用人主体培训职工的积极性。针对此问题，现行有权解释[5]中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征得用人单位同意。但由于劳动者违法或违反劳动合同有关约定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这里的问题在于，符合《劳动法》第31条的劳动合同解除既然是合法解除，就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但上述有权解释中却认为这种解除有可能出现违法和违约，而未具体规定其违法、违约的情形。

针对这种不足，有的地方立法作了补充规定。《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34条、《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28条对劳动者的预告解除权除了《劳动法》第31条规定的30日预告期外，还规定了劳动合同可约定预告期，并规定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尚未处理完毕或者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得行使预告解除权。这种规定的问题在于：（1）允许约定预告期，但未作限制性规定。依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利益不得低于法定标准的原理，约定预告期不应当超过30日的法定预告期。（2）以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尚未处理完毕或者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为由，排斥劳动者行使预告解除权，但对这种“排斥”未作限制性规定。这就给用人单位滥用这种“排斥”提供了空间，实际上是以“留置”劳动者的方式来保证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和违约责任，与劳动法保障劳动者自由流动的精神相悖。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17条对劳动者依《劳动法》第31条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可能出现的违约情形列举规定了两种，即违反服务期约定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但未将这两种违约情形作为不得行使预告解除权的条件。该条的可取之处在于：（1）区分了两种劳动合 同期限。一种是一般期限，即未给劳动者附加特殊待遇的劳动合同期限；另一种是特殊劳动合同期限，即与给劳动者附加特殊待遇相对应的服务期，这种期限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精神。《劳动法》第31条表明，一般劳动合同期限对劳动者几乎没有约束力，劳动者只要提前30日书面预告解除，就不能认为是违法和违约解除。而特殊劳动合同期限对劳动者则有约束力，劳动者违反这种期限解除劳动合同，就构成违约解除。（2）预告解除劳动合同与承担违约责任并存。即承担违反服务期约定和保密约定的责任，并不排斥行使预告解除权，这既尊重了《劳动法》第31条所体现的保障劳动者辞职自由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精神，又使用人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必要的保护。

基于上述比较，笔者认为，在《劳动合同法》中应当坚持以下几点：（1）贯彻《劳动法》第31条的立法本意，不得附加任何理由限制劳动者依据该条行使预告解除权。（2）区分劳动者预告解除合同与违法违约行为的界限，明确依据该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解除而不是违法违约行为。（3）对与劳动者预告解除相关联的违法违约行为作明确的列举规定，以防止用人主体任意以劳动者违法违约为由给劳动者行使预告解除权设置障碍。（4）即使劳动者因违法违约而应当承担责任，也不得以此对劳动者合法的预告解除权进行抗辩，即承担违法和违约责任与预告解除合同互不排斥。

八、劳动合同的连带责任

《劳动法》第9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以下简称招用在职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违反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劳部发[1995]223号）第6条将这种赔偿责任进一步表述为，除该劳动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外，该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其连带赔偿的份额应不低于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总额的70%；并且还将赔偿范围限定为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获取商业秘密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的规定执行）。上述规定的不足在于：（1）新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要件中只有招用行为、经济损失和因果关系三种，而未考虑到新用人单位有无过错的因素，这对无过错的新用人单位有失公正。（2）遗漏了不正当争夺人才的另一种形式，即新用人单位参与劳动者违法违约解除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 失。对这种情形也有必要追究新用人单位的连带赔偿责任。（3）没有规定新用人单位连带赔偿责任的免责条件。这与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性不符。（4）将赔偿范围仅限于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因获取商业秘密造成的损失，显得不够周延，例如，因违反服务期的约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未包括其中。（5）劳部发[1995]223号文件中，“劳动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的表述欠科学，一是该表述与“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表述不对应，容易使人将“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解为“间接承担赔偿责任”，即先由劳动者赔偿，劳动者不能赔偿时再由用人单位赔偿。而这与连带赔偿责任的原意不符。连带赔偿责任的承担无既定的先后顺序之分，权利人可请求任一责任人先行赔偿。二是该表述与赔偿范围中列举的“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出现在同一条文中，容易使人将“直接赔偿责任”误解为“赔偿直接经济损失”。

部分地方立法弥补了上述不足。如《浙江省劳动合同办法》第40条将招用在职劳动者是由劳动者提供虚假证明造成的作为新用人单位的免责条件。《宁波市劳动合同条例》第42条将新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行为限定为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招用在职劳动者。《杭州市劳动合同条例》第48条在赔偿范围中新增加了“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事项”。

基于上述比较，《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新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条件。一是应当把新用人单位的过错作为招用在职劳动者的构成要件之一。因为要求新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旨在制止不正当人才竞争，稳定劳动关系，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将新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行为限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把过错规定为构成要件之一，与这种宗旨相符，并且有利于人才竞争的正常展开。二是对新用人单位参与劳动者违法违约解除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也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也有利于实现上述宗旨。这种行为的构成要件，其中应当包括：①新用人单位具有帮助、促成劳动者违法违约解除劳动合同的故意；②新用人单位实施了对劳动者违法违约解除劳动合同的参与行为；③违法违约解除劳动合同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2）新用人单位连带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因劳动者提供虚假证明造成新用人单位招用在职劳动者，可作为新用人单位招用在职劳动者的免责事由。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的解除距新用人单位录用该劳动者已超过一定期限，可作为新用人单位参与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免责事由。（3）赔偿范围。借鉴《杭州市劳动合同条例》第48条的规定，在赔偿范围中增加“劳动合同约定的 其他事项”。（4）连带赔偿责任承担的安排。原用人单位既可以同时请求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任意选择新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当要求新用人单位承担的赔偿份额不低于原用人单位经济损失额的70%.与此安排对应，在程序法上，应当将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作为共同被诉人（被告人），而不是将新用人单位作为第三人。这样处理更便于仲裁、诉讼成本的节约。但这样就需要对劳动争议的当事人作重新界定，[6]即与用人单位对应的当事人中必须有但不限于劳动者，换言之，与劳动者对应的当事人中必须有但不限于用人单位。

注释：

[1]《劳动法》第2条第1款中的“劳动关系”，既包括劳动合同关系，也包括非合同劳动关系；既包括劳动法律关系，也包括事实劳动关系。

[2]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3]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2页。

[4]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227页。

[5]《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32条和《劳动部办公厅1995年12月19日给浙江省劳动厅的复函》（劳办发[1995]324号）。

[6]传统的劳动争议的定义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关于劳动权利义务的争议。笔者认为，可以将此定义修改为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权利义务争议为核心的争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全兴 侯玲玲

《劳动合同法》的地方立法资源评述 篇2

关键词： 劳动/合同/立法

内容提要： 《劳动合同法（草案）》是自1954 年第一次公布宪法草案以来，我国第十三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立法建议和意见的法律草案。起草制定《劳动合同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 二是《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的一些条款已经不能适用。《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立法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约定“试用期”进行限制； 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终止时支付经济补偿金； 规定用人单位的缔约责任和后合同义务。

《劳动合同法》是调整劳动关系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法律，涉及我国社会中的每一个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劳动合同法（草案）》从2006 年3 月20 日起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也是自1954 年第一次公布宪法草案以来，我国第十三部法律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立法建议和意见。

一、《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立法背景

我国从1980 年开始，一些地方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1983 年2 月，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提出今后无论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是县、区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在招收普通工种或技术工种的工人的时候，用工单位与被招用人员都要订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规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1986 年7 月12 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规定从1986 年10 月1 日起，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除国家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常年性岗位上招用的工人，应当比照该规定执行； 按照国家政策实行统一分配的人员，如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安置的复员转业军人等均不实行劳动合同制，在该《暂行规定》实施以前招用的固定工人，仍然维持固定工制度。集体所有制企业招用的工人，个体劳动者招用的帮工、带的学徒、私营企业招用的雇员以及“三资”企业招用的职员、雇员，不适用该暂行规定中劳动合同制。但是在《暂行规定》实施以后，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继规定，城镇集体所 有制单位新招工人，也参照国务院发布的上述规定实行了劳动合同制。

到《劳动法》制定时，全国劳动合同制职工约有3500 多万（1）。《劳动法》总结了实行劳动 合同制的实践经验，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在第16 条中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它表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必须订立劳动合同，否则就构成违法；双方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

在11 年后的今天，起草制定《劳动合同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这11 年中，劳动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比如灵活就业的形式（2）。我国灵活就业的规模占到城镇就业人口的20 % —41 %之间。灵活就业者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以及劳动者应有的福利及社会保险方面，都更容易受到损害。在劳动关系上表现为没有签订、或者是签订极短期的劳动合同。由于单位不正规，缺乏社会保障，导致工作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制定《劳动合同法》以保障灵活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11 年多的实践证明《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的一些条款已经难于适用，如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用人单位不承担经济补偿的规定； 一些条款的实施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如年满10 年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规定； 一些条款需要限定适用条件和期限，如劳动合同试用期约定的规定。《劳动合同法》需要对《劳动法》中劳动合同的内容进行更为具体和详尽的规定，其规定与《劳动法》相比也应当有改进、有变更、也有进步，从而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加充分有效和更加具体的法律依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草了《劳动合同法（草案送审稿）》，于2005年1 月报请国务院审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2005 年10 月28 日国务院第110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 年12 月24日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19 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

二、《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立法创新

（一）对约定“试用期”进行限制

试用期是指对新录用的劳动者进行试用的期限，目的在于供用人单位考察劳动者是否符合录用条件，供劳动者确定用人单位介绍的劳动条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和法律规定。通过双方对彼此的情况做进一步了解，做出是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决定。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不同于其他期限的法律后果，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都具有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的可能，而且用人单位不需要支付在非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从形式上看，试用期对双方都是公平和平等的，但实质上，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是非常低的。另外，劳动者在非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也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所以，试用期是更有利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并且在实践中已经成为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规避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常用方式（3）。

我国现行《劳动法》第21 条规定： “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在11 年多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有悖 立法本意且对劳动者明显不利的现象： 一是尽可能长地约定试用期，甚至将整个劳动合同期限约定为试用期； 二是重复约定试用期，使劳动者总是处于被试用的状况； 三是将试用期排除于劳动合同的正常期限外，在工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等方面对同一单位甚至同一岗位的劳动者实行差别待遇； 四是不对试用期进行事先约定，在辞退劳动者时按其所需地将其工作期间解释为试用期； 五是在试用期限届满后仍然不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草案》第13 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在3 个月以上的，可以约定试用期。非技术性工作岗位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 个月； 技术性工作岗位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 个月； 高级专业技术工作岗位的试用期不得超过6 个月。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这一规定对劳动合同的试用期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首先是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的前提条件进行了限制： 不再是现行的任意性选择，即建立任何种类劳动关系、在任何岗位和任何劳动合同期限均可约定试用期； 而是规定必须是劳动合同期限在3 个月以上的情形下才能适用试用期，且应当依据工作岗位的不同而约定不同的试用期限。其次是明确规定了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从而能够有效地防止以“试用”为名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发生。再次是限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这样就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复约定试用期的不良现象。同时，条文也明确了劳动合同中的试用期只是约定条款，即试用期在劳动合同中的有无必须以事先的明确约定为前提，而不能将试用期视为在劳动合同中当然存在，可以随时按其所需地适用的条款。

《草案》第13 条的这一规定也体现了对我国相关规范的承认、延续和发展。例如，根据原劳动部1994 年8 月《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 条的规定，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相互了解、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6 个月的考察期。一般对初次就业或再次就业的职工可以约定。在原固定工进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转制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原固定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不再约定试用期。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协商变更工作岗位的，可以再次约定试用期，但用人单位对工作岗位没有发生变化的同一劳动者只能试用一次。原劳动部1996 年10 月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3 条中也规定： “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不超过六个月的试用期。劳动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十五日； 劳动合同期限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三十日； 劳动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六十日。”并且规定： “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中。”

（二）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终止时支付经济补偿金

我国《劳动法》实施以来，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日益加剧。尽管法律为劳动合同期限规定了三种形式，但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对无固定期限合同通常忽略为不计，“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合同”也较为少见，而仅感兴趣于固定期限合同这一种形式。在剩下的这一种形式中，其期限又尽可能地被短期化。我们已然鲜见一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三月一订且反复重订”已为不少用人单位所熟练采用（4）。《劳动法》第20 条意在保护年满10 年工龄的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反倒成了许多劳动者丢失已近10 年的工作，并且不得不离开在最佳工作年龄奉献了10 年的单位和岗位，极为困难地 陷入重新求职的窘境，进而被人为地推入“4050”行列。当用人单位不是因为工作本身的短期需求，而是为了规避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时，劳动合同的“期限”就被劳动者无奈地认可为“最后 通牒”。《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期限的规定已经背离了其立法初衷。

劳动合同短期化使劳动者在工作中随时承受着失业的威胁。“一个面临失业威胁的人就像一个被指控的罪犯，两者都受到某种会将他们的生存、自由或生计置于严重危险之中的事情的威胁。”（5）在这种情况下，惶惑取代了劳动的乐趣和劳动者的体面，各项劳动权利的维护也几成空话。正如帕特利霞1 H1威尔汉等经济伦理学家所说： “从经济学观点看，员工成为合乎逻辑的目标，是因为他们是最大的成本，也最容易摆脱。当雇主对员工没有明确的法律义务或合同义务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下岗这样的事情，缺乏先于下岗的合法程序是因为把员工看做按金钱原则与统计原则来衡量的经济现象。”（6）这些现象不仅违背了劳动立法的意图与精神，而且使相应的劳动合同解除的“经济补偿金”、“法定理由”等规定成为多余。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短期化能规避一项重要的法律责任，即以终止劳动合同来规避解除劳动合同及解除后的法律责任。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到期是没有经济补偿金的。而由于劳动岗位的多样性，法律又难于以劳动合同的最低期限的形式限定用人单位，因为有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劳动。如果规定最低的期限，很多的岗位没法签订劳动合同，法律的规定就有可能成为使用劳动者却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依据，进而繁衍出更为短期的劳动关系。

虽然法律不能限定劳动合同的最短期限，但法律可以严格限制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也可以加重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许多国家的劳动法在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确定为劳动合同的常态，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只是劳动合同特例的同时，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的经济补偿制度。例如，法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届满的补偿金额为雇员全部收入的10 %（7）。在英国，定期劳动合同终止后，雇员有权得到旨在补偿其不稳定状态的补贴。此项补贴依据雇员的报酬和合同期限来计算，一般为劳动报酬的6 %.比利时《雇佣合同法》规定，在没有正当理由或没有遵守法定的通知期限时终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付给另一方当事人补偿费，补偿费相当于通知期限或剩余通知期限内应得报酬。如果雇主提出终止合同的理由有悖于相应的法律规定，应当向雇员支付赔偿费。赔偿费不仅应包括雇员应得的报酬，也应包括根据合同而获得的任何津贴（8）。

我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为了让用人单位继续使用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的劳动者，采用了以法律责任的形式加大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即合同到期终止也要给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立法规则。《草案》第37 条和39条规定，在“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按满6 个月支付半个月工资、满1 年支付1 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劳动合同续签的，用人单位不支付经济补偿。劳动合同终止计算经济补偿时，劳动合同每存续5 年，经济补偿减少10 %.这项经济补偿金额与雇佣时间成反比的立法对于鼓励用人单位长期使用劳动者，消除劳动合同人为短期化给劳动者带来的弊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规定用人单位的缔约责任和后合同义务

我国《劳动法》第16 条不仅明确规定了劳动合同的含义与性质，而且强调“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时至今日，现实生活 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仍然低至令人汗颜。2005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劳动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从检查情况看，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 %，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许多劳动合同虽然有劳动报酬的条款，但没有写明具体数额； 有的仅规定劳动者的义务和用人单位的权利； 有的甚至规定“生老病死都与企业无关”、“发生事故企业不负任何责任”等违法条款； 有些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与劳动者协商，甚至让劳动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 更有甚者，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文本全部都由用人单位管理，一方面用以对付有关部门的监察，一方面又使劳动者手中没有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凭证。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建议： 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劳动用工登记制度。明确用人单位是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主体，不签订劳动合同就是违法行为（9）。

从表面上看，不签订劳动合同属于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因为有劳动关系无劳动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是不利的。但事实上，被动的和受伤害的主要还是劳动者——劳动合同签订与否的抉择权主要掌控于用人单位。正如有关部门在《劳动合同实施情况及劳动合同法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中所言： “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 一是受降低用工成本的驱动，为逃避缴纳社会保险和支付解雇成本的法律责任； 二是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责 任条款滞后，现行法律没有对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规定有力的处罚措施。由于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在解决劳动争议时经常缺乏有力的凭据，劳动者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维护。因此，必须在劳动合同立法中解决部分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同时明确形成劳动关系的基本概念和构成要件，解决大量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问题。”（10）

为了强化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中的法律责任，《草案》第8 条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告知义务，要求其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希望了解的其他与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情况。第10 条规定了由用人单位提供合同文本的义务。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之日起成立。当出现双方已存在劳动关系，但却没有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劳动合同时，除劳动者有其他意思表示外，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不同理解的，除有相反证明的以外，以有利于劳动者的理解为准。第11 条规定了劳动合同文本应当载明包括劳动报酬、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等事项。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这些规定，从签订劳动合同前的明确告知，到劳动合同文本的提供责任、签订后劳动合同的归属，进而延伸至有劳动关系无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劳动合同内容中事关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法定标准都体现出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为解决当前在劳动合同签订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法律规制。

劳动关系终结后，用人单位不时地扣押劳动者的档案或者其他证明文件，人为地给劳动者重新就业设置障碍。用人单位的这类行为有悖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的质的规定性，即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延续性；也违反了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终结时对劳动者应尽义务的法定规则。在劳动法律规则中，雇主对劳动者承担后合同义务常被称之为“提供经济地位向上机会之义务”，即“为保障劳动者经济地位之向上雇主往往尚有一种

‘契约后义务’，在劳动关系结束后，雇主仍应为一定行为，使劳动者能改善其情况，例如工作能力证明文件之签发”（11）。这也是劳动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合同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我摆脱一个机器人的时候，我不需要说明理由，因为机器人不是理性的人。他没有感情，对它说明理由没有用处。另一方面，人有理性有感情，他们有十分宽广的感情领域？？在解雇他们时，我应该在整个解雇过程中很尊重地把他们当人来看待。”（12）

对于此类证明文件，劳动者可以随时提出给付请求，既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也可以在劳动关系终结之后。如瑞士《债法》就规定劳动者得随时请求雇主给予证件。德国的法律规定，在雇员最终离开企业前有权要求交付工作证明文件。证明的内容必须符合事实并应遵循四个原则： 真实原则； 友好原则； 完整原则和个人评判原则。如证明不符合上述原则，雇员可以在地方劳动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更正和补齐。在某些情况下如雇员能证明： 本来某另一雇主准备雇佣他，但因为原雇主开具的不正确或不完全的劳动证明而最终没有雇佣他，则原雇主应向雇员赔偿损失。雇主没有履行劳动合同规定和法律义务、合同义务以及关心义务并给雇员造成了损失，雇主应向雇员支付损害补偿。雇员不仅可以要求雇主赔偿其直接带来的损失，还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对于这类责任，德国法律还规定在劳动合同中事先商定当雇主不履行其相关义务时而限制其责任的保留条款无效（13）。

我国的相关立法有1992 年6 月9 日原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该《规定》第18 条指出： “企业职工调动、辞职、解除劳动合同或被开除、辞退等，应由职工所在单位在1 个月内将其档案转交其新的工作单位或其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劳动（组织人事）部门。职工被劳教、劳改，原所在单位今后还准备录用的，其档案由原所在单位保管。”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关于用人单位遗失或拒退人事档案（含〈劳动手册〉）劳动者退工登记备案手续处理意见的通知》中规定，用人单位遗失人事档案（含《劳动手册》），应负责为劳动者补建人事档案和《劳动手册》，并由上级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者予以处理。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没有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退人事档案（含《劳动手册》）的，劳动者本人可以在法定期内向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由仲裁委员会裁决用人单位为其办理退工退档手续。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后，档案未能及时移交，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如何处理的问题，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职工档案未能及时移交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问题的函》的答复是： 由于该职工的养老保险关系已经建立，只要办理退休手续，就具备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退休手续应该由与职工发生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或档案所在的街道劳动部门办理。该企业虽与职工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但档案未转出，责任在于企业，应由企业补办退休手续。

但这些规定或者由于时过境迁、内容陈旧而难于适用； 或者因层次太低、效力有限而 不被适用，导致实践中劳动者的权益屡被侵犯，用人单位也为此付出代价。例如，张小姐原就职于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即“GE”公司），GE 公司以严重违反公司纪律为由将其解雇。后上海静安法院一审判决GE 公司支付张小姐经济补偿金61 9 万元，另付奖金、工资和报销费用等5 万元。但张小姐此后到处应聘均遭用人单位拒绝。费尽周折她才得知： 一切都源于自己人事档案被放入了一份《法纪情况通报》和一份《处分决定》。她诉诸法院，要求判令GE 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精神损失等共70 万余元（14）。再如，劳动者因档案被原工作单位弄丢而得到赔偿也有了现成的判例： 金先生于1989 年3 月进入丽都啤酒厂工作，当时他将人事档案交给该厂劳资部门。1996 年6 月，他欲调到新星公司，调档时发现档案丢失。新星公司因此拒绝了他的调动，返回啤酒厂上班也被回绝。8 年来，他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后将原单位北京市丽都啤酒厂告上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啤酒厂在保管金先生档案期间将档案丢失，为金先生此后就业造成一定困难，带来一定经济损失。对此，啤酒厂负有过错，应酌情一次性赔偿金先生损失。据此，金先生获得原单位的51 3 万元赔款（15）。

不难看出，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终止时不履行后合同义务，或者进而实施有损劳动者的行为对于劳动者合法权益损害的严重程度。并且，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显得力不从心。为此，《草案》第43 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之日起7 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并为需要办理失业登记的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第58 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的，由劳动保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明确了用人单位的相关法定义务，而且也为解决目前尚无法可依的此类纠纷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

注释：

（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政策法规司、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释义》，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 年版，第44 页。据笔者当时参与该法制定时所知，这个数据说的是全国国营企业中的劳动合同制职工人数，并非全国所有企业中的劳动合同制职工人数，因为它并 未包括其他所有制企业通行的全员劳动合同制人数。

（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非正规就业称做“灵活就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将之定义为“相对于传统的、典型的、正规的全日制工作形式而言的一系列就业形式的总称，包括非正规部门就业、正规部门的灵活用工形式及自我雇用等多种形式的就业”。载《第一财经日报》2005 年5 月22 日。

（3）试用劳动关系“为一完整的真正的劳动关系，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同意试用，故其关系较易解除。试用方式有三种：（1）附期限之劳动关系，（2）不定期雇用，另订一试用期间，于该期间内不得终止关系，（3）不定期雇用，另订一试用期间，于该期间内终止契约之方法较易。”黄越钦著《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88 页。在法国，试用期内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在任何时候解除合同，除非有明确的相反规定。雇主提出解除试用期的劳动合同，无须提前通知雇员，也不需要有实际的和严重的理由。见王益英主编《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203 页。俄罗斯劳动法也规定，在试用结果不合格的情况下，企业、机关、团体的行政管理部门不需与相应工会机构协商即可解雇该职工，并不予支付解职金。见《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677 页。

（4）“劳动法实施存在五大问题。何鲁丽痛斥劳动合同现状”，12 月28 日上午，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 一些用人单位为逃避法定义务，不愿与劳动者签订长期合同。大部分劳动合同期限在1 年以内，劳动合同短期化倾向明显。摘自《中国青年报》2005 年12月29 日。2005 年，上海市总工会曾对189 家企业的劳动合同情况抽样调查显示，60 %的职工签订的是1 年期的劳动合同，在一些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签订1 年期劳动合同的职工占总数85 %左右。王比学： “人民时评： 一年期劳动合同为何受企业青睐？”，人民网，2006 年4 月30 日。

（5）（6）帕特利霞、H1 威尔汉等著，杨恒达译： 《就业和员工权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27 页。

（7）参见郑爱青： 《限制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用——对我国劳动合同期限立法的建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会刊》，2006 年第1 期。

（8）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 《劳动合同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年版，第178、204 页。

（9）“劳动法实施存在五大问题。何鲁丽痛斥劳动合同现状”，参见《中国青年报》2005 年12 月29 日。据2004 年抽样调查统计，在单位就业人员中，劳动合同平均签订率与2002年相比降低了近十个百分点。特别是建筑业、餐饮服务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为40 %左右。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30 %左右。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劳动合同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年版，第89 页。

（1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劳动合同法（草案）参考》，第89 页。

（11）黄越钦： 《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80 页。

（12）帕特利霞、H1 威尔汉等著，杨恒达译： 《就业和员工权利》，第69～70 页。

（13）参见施耐德： 《联邦德国的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编《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1993 —1996》，第324 页。

（14）葛志浩： 《‘污点’档案断了白领求职路》，WOMEN.SOHU.COM 200417.（15）陈俊杰、高志海、李蔚林：《单位弄丢员工档案影响就业被判赔款513 万》，载《新京报》2005 年1 月23 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论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完善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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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完善 黄良军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明确劳动合同的主体不仅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劳动合同法》立法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劳动关系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的法治进程。但无论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劳动合同法》立法,还是1995年的《劳动法》及其相关解释,对劳动合同主体的范围规定是限制性的,对责任承担的规定是模糊的,这显然不利于劳动权的保护和劳资矛盾的解决。本文对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提出一些见解,供同仁参考。

一、我国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现状不利于劳动权的保护

(一)我国劳动法对劳动合同主体的范围规定是限制性的,对责任承担的规定是模糊的

1995年《劳动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这虽然对我国劳动立法具有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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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的意义,但是其缺陷是相当明显的。其一,“用人单位”的概念是模糊的。“用人单位”不是一个民事主体概念,在《民法通则》中并不存在“用人单位”这一主体,因此,对“用人单位”的范围及其应承担责任的认定都有赖于法律法规的规定。从已有的立法来看,用人单位仅限于境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是用人单位,这显然与民事主体中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并不相对应,造成认定上的混乱。同时,劳动法对用人单位的责任承担未作规定。当用人单位进行变更或责任不能承担时,责任如何承担或由谁承担?用人单位与其关联单位能否同时成为劳动者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与其关联单位能否共同或连带承担责任?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劳动立法应当解决的问题。其二,对“劳动者”的范围是限制的。劳动部规章规定劳动者只包括与境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团体的工勤人员、实行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的非工勤人员。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规制劳动关系的产物,把事业单位员工、医生、中介组织人员等相当一部分以工薪收入为生活来源且实质存在劳动关系的主体排除在“劳动者”之外。随着市场概念在全社会的深化,劳动关系的货币化、市场化程度日渐深入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

(二)《劳动合同法》草案对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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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将有助于缓解当前愈为尖锐的劳资矛盾,对劳动权的保护提供了进一步的法制保障,但《劳动合同法》草案在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上并没有明显突破。《劳动合同法》草案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草案的规定来看,其缺陷依然是明显的。其一,“用人单位”依然是模糊的,与当前越来越明晰的民商事立法相比较,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是落后的。所列范围除增加“民办非企业单位”之外,较《劳动法》并没有较大突破。其二,对劳动者范围有较大突破,明确了劳动者是用人单位的成员并受其管理、由用人单位提供报酬的特征,但是显然还是限制性的,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势头还不相适应,与劳动关系法治化还不适应。

(三)我国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不利于劳动权的保护,也不利于劳资矛盾的解决

我国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现状带来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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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人单位”的模糊使劳动合同义务承担者不明确,劳动者权利无法得到保护。对“用人单位”的模糊立法显然是立法者对用人单位的偏袒,使劳动者付出劳动后,难以找到责任人,或者导致责任人之间可以相互推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主体及其经济活动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公民长期聘用雇工,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依照现行劳动法却只有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公民才能是“用人单位”,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只能按一般民事纠纷而不能按劳动纠纷解决。再如母公司投资众多子公司,劳动者被母公司从母公司或一子公司派往另一子公司工作,劳动者往往相信两个单位是一家。但当争议发生特别是无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者主张权利时,用人单位则均以独立法人各自承担责任以拒之。笔者曾目睹如下案例：劳动者甲在A省的乙公司工作了5年,因乙公司工作需要调到乙公司在B省设立的子公司丙工作。后丙公司无故解除与乙的劳动关系。甲向B省劳动仲裁部门主张乙、丙欠付的工资、劳动保险。但劳动仲裁部门认为乙、丙均是独立担责任的法人,乙对甲的责任应当由甲向乙所在地的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主张。但对甲来说,乙、丙实际是一体的,也是他无法选择的,其“用人单位”是一家而不是两家。这显然是“企业法人”与“用人单位”两个法律概念在劳动关系中的混淆使甲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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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者范围的限制,使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表现在：(1)众多非《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被排除在法律保护的大门外。如,比照公务员制度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确认了事业单位的人事争议,如双方对人事仲裁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可以参照适用劳动法的规定。但是争议的范围仅限于辞职、解聘以及合同约定的事宜,可参照劳动法的争议范围狭小,从整体上说,事业单位职工被排除在劳动法保护外的。再比如,教师行业虽然已有《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保护,但是这些法律的规定较原则,可诉性不强,同时教师的报酬权、职业自由权等劳动权益受侵害时又不适用《劳动法》,因此教师的劳动争议只能依赖于行政部门的人事仲裁。这使得教育机构的管理者任意挪用教师工资福利、无端扣留要求调离或另谋职业教师档案的现象不断发生,而争议却得不到司法解决。(2)还有众多劳动者是否被劳动法保护难以确定。比如,众多企业存在的以业绩提成为主要报酬的推销员、代理员,他们因为生存而不得不接受企业无工资无保险的条件,企业往往与其签订的是劳务性质的合同甚至无书面合同。虽然从管理的隶属性、工作时间上都应当认定是劳动合同关系,但按现行劳动法是难以认定的。还比如职业运动员,其管理的隶属性和运动的职业性,也应当认定其与俱乐部或管理者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但现行劳动法对此也是处于观望状态,导致职业运动员的众多劳动就业问题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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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劳动合同的主体是劳动权利的享有者和合同义务的承担者,如果主体的范围及责任不确定,那么权利义务也是难以确定的,劳动关系的法治化也无从谈起。因此,有必要对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进行完善。

二、对用人单位的认定及其责任承担应当确立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

对用人单位的认定及其责任承担关系到劳动合同的义务由谁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的问题。对劳动者而言,其亲自付出了体力或脑力劳动,就应当获得劳动报酬及其他待遇。但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及其付出的劳动是很容易识别的,而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认定及其责任的识别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大多劳动者并不具有识别用人单位的专业法律知识,且在现有法律体制下识别的成本较大。他们无从知道何为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更无从知道与用人单位有关联的单位及其法律责任,也无从知道用人单位变更情况及变更对其有何法律上的影响。如果要了解这些,他们必须聘请律师为其调查,这对一个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国劳动法虽然规定了用人单位聘用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劳动执法部门对用人单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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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一般是依靠劳动者的举报才对其进行处罚的,而一般劳动者为了自己的饭碗是不会举报的。在没有书面劳动合同,或者即使有书面劳动合同,但用人单位根本就不让劳动者持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性质、关联企业、开办单位、管理单位等常常是模糊的。一旦劳动争议发生,需要准确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主体时,他们常常只知道老板是谁,至于由老板开办的哪一个企业承担,常常无从知晓。对自己工作的场所是老板的总公司、分公司还是子公司也无从知晓。

再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多样化,市场主体之间的联系也是多样化,企业改制、合资、承包、租赁、联合兼并、托管经营等形式的出现,还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挂靠、连锁等等,劳动关系错综复杂,用人单位的认定常有困难,责任主体难以分清,使劳动者被侵权时,责任者之间常常互相推诿,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或者保护成本过高。

据此,笔者认为,对用人单位的认定及责任承担方面,应当确立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应当是：

其一,在劳动者未发生工作场所变动或直接管理机构如人事等部门未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劳动者只要提供工资单、工作证或者直接管理机构管理劳动者、承担相关义务的证明文件,就应当确认此工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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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管理机构所在单位就是用人单位。对此,现有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证据规则已经有明确的规定。

其二,在劳动者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发生了工作场所或者直接管理机构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只要劳动者能提供工作场所或管理机构所在单位之间关联性的证据,应当认定其中任何一个单位都应当承担全部责任,除非其中一方提供了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因为劳动者在接受用人单位管理方面始终是被动的,处于弱者地位,工作场所的变动是以用人单位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工作场所之间存在某种利害关系,才有可能将劳动者调往其他工作场所。

其三,在承担劳动合同的责任方面,可以考虑突破现行民事责任承担的原则,只要劳动者能提供与其所在用人单位有投资关系、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均可认定是承担劳动合同义务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劳动法的相关责任,在其承担责任后,可与实际用人单位之间进行追偿或责任分配。因为从民法原理上说,劳动合同本质上也是一种民事合同,劳动债权本质上是民事债权。债务人的开办单位、投资单位、管理单位均应当在其受益或出资范围内承担其所开办、投资的企业或单位不能承担的责任。并且劳动债权具有人身属性,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如果一定要等到用人单位破产或被撤销再由其关联单位承担,是远水难以解近渴的。再者,如果确定用人单位与其投资单位、管理单位、关联单位之间对劳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必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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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投资者、管理者只关心投资回报而对劳动者死活不闻不问的状况,促使其加强对下属单位用人情况、劳动合同履行情况的管理监督。且开办单位、投资单位均是劳动力的受益人,从有利于劳动权实现、保护弱者原则和劳动关系长久稳定的角度去保护劳动者,理应由用人单位及其投资单位、管理单位对劳动者承担连带责任。

其四,无论用人单位改制、分立、合并或其他形式变更,只要用人单位未对劳动者进行书面告知变更前的责任不由其承担并经劳动者同意,劳动者的全部劳动债权应当由变更后的主体承担或连带承担。对用人单位范围的界定,笔者认为,用人单位本质上是一个民事主体,应当适用民法中民事主体的范围,即用人单位的范围应当是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但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文化传统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所以,民事主体中有些例外情况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是用人单位。比如：国家机关法人,只是与工勤人员之间才能是劳动关系,与公务员之间不受劳动关系规范,这是我国国情决定,对此下文也有叙述;个人要成为用人单位也应当具备一定条件,如雇佣的长期性、工作全日制,并且在责任方面应当与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不同,因为我国社会生活的市场化程度还不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信赖关系为主,在个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上,法律应当充分尊重个人之间的约定,如果冠以过大的法律责任,反而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综上所述,《劳动合同法》草案第2条应当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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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对国家机关法人、个人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劳动权主体的范围应当具有普遍性

劳动权是人权的社会化,是社会经济关系市场化、货币化的产物,是国家用法律有效限制契约自由原则、保障那些靠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存的弱势者在有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都可以获得生存的权利。因此,劳动合同应当是所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一种普遍的协议。“从法学的原理看,劳动合同应该是适用于全体职工的一种法律制度”。[1]我国劳动权主体应当是所有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所谓劳动关系,是指人们在从事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形成是通过劳动者利用用人单位提供的物质资料,通过自己脑力或体力的付出,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来实现劳动的过程。劳动关系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包括所有以提供体力或智力服务以换取工资收益的劳动雇用或劳动服务合同关系。如德国劳动法第5条规定：“本法称受雇人谓劳动者及使用人,学徒亦包括在内。无劳动契约关系,基于特定他人之委托,为其计算而给付劳动之人视同受雇人”。其中劳动者特指从事体力的及实行劳动之人;使用人指从事高级或精神劳动之人及从事商业或事务的劳动之人;学徒指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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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为目的而从事劳动之人。家庭佣人、企业管理人员、从商人员及学徒等均应适用其劳动法。加拿大劳动法第3条规定：本法的适用对象,是在加拿大议会立法权力所及范围以内的任何工商企业或事业单位供职,或受雇佣与这种企事业单位的经营有关的职工。按该法第2条第3款的解释,职工是指任何被雇佣以从事熟练的或不熟练的,体力的、办公的、技术的或经营管理工作的人。[2]笔者认为,我国劳动权主体除法律已规定的主体外,还应当包括事业单位人员、教育单位人员、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企业改制中下岗的职工、农民工等等,但现阶段公务员和单纯种植份地的农民除外。

(一)事业单位人员、教育单位人员、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均应当是劳动权主体

有人认为国办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工作的工作人员因其报酬来自国家财政收入而不是劳动权主体。[3]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其一,国办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工作的工作人员,本质上如同国有企业的职工一样是用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由此取得工资收入,管理的隶属性也如出一辙。其二,对于劳动者的用人单位是“公”还是“私”,应当不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因素。其三,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事业单位的改革逐渐展开,许多行业已经或逐步走出计划经济篱笆,教育业、医疗业、中介行业均已走向市场,劳动者的市场观念、自由选择意识和劳动保障意识都在加强,如果我们依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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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的差别保护体制,使众多劳动者的权利不能获得司法保护,这是与法治国家精神相背离的,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人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4]这种继续强调身份的规则应当得到改变。

(二)我国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的劳动者多重劳动关系也应当是劳动法调整的范围

我国传统体制下一个劳动者只对应一个用人单位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有所突破。因为我国下岗问题并不能在短时期内解决。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就业政策造成了许多国有经济单位冗员多。一方面国家政策允许他们与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原单位发给最低生活费,另一方面在原单位不可能满足其生活的情况下另谋职业,与另一单位形成实际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果这一关系不确定为劳动合同关系,其应享有的劳动权益如福利、休息休假、工伤保险等将得不到保障。同理,法律法规许可兼职的人员如高校科研教学人员的兼职活动,也同样是劳动合同关系,应当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

(三)农民工应当是劳动权主体

“农民工”的劳动权主体问题是劳动法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虽然当前在建筑领域对农民工工资问题已有初步的政策出台并得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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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但是在更广大的领域中农民工的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护,对农民工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险问题,司法机关不予受理。不少企业借用工制度不完善之机,将有害作业向农民工转嫁,采取短期劳动合同的办法招收农民工从事企业职业危害最严重、劳动强度最大、最不安全的作业,农民工最起码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我国的户籍制度使“城” “乡”二元身份长期存在,使农民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只是因为自己无法选择的出身而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与我国宪法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不相符,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在我国建立法治的、和谐的社会进程中,农民工应当被确立为劳动合同的主体,其劳动权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但是,由于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足,有些尚属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因此单纯种植份地的农民尚不是劳动合同的主体。

(四)现阶段公务员不能成为劳动合同的主体

在一些公务员制度较发达的国家,业务类公务员也受劳动法的规范,是劳动权的主体。但是,在我国公务员制度才处于起步阶段,业务类公务员与政公务员难以划分,其依国家一定程序任命,代表行使权力,而且公务人员与其所服务的对象——国家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是基于国家统治权产生的行政法上的特殊权力关系,与一般劳动者不是同一种法律关系。特别是我国现阶段,公务员具有特殊性,于其他劳动权主体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地位,不适用劳动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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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改革向纵深发展,劳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不可回避的主要矛盾之一。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对劳动权的法律保护制度,但是,劳动争议呈几何倍数增长的现状来看,劳动权的保护显然还不足。完善劳动合同主体的立法,是我国加强劳动权保护的需要,是劳动关系法治化的需要。

注释:

[1]关怀•劳动法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7•125.[2]李莉•论我国劳动合同的主体〔J〕•人民1999,(6)•

[3]李莉•论我国劳动合同的主体〔J〕•人民1999,(6)•

[4]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篇4

08413317谢志群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困境

劳动合同立法适当与否，取决十对劳动契约自由干预的限度，而我国现代劳动契约自由干预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决十这样一个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继续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条件之一。如果坚持这一发展路径，就豁床着我国劳土保护标准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况日，解决该问题不能逾越木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国际竟争需要的满足。在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的支持;在国内，我们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劳动者一利益在国际上，既要考虑发达国家高劳动标准要求的敦促，又要考虑不发达国家以劳动力成木参与竟争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的压力。要兼顾这些因素并非易事，如何取其“利”，避其“害”，如何集所有的“利”十劳动合同立法中，成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难题。

这种状况，使我们在劳土标准上不能简单地在倒退或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即:在劳土标准上，我们既不能倒退又不能迅速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固守旧的低劳动力标准，具有短期效应;走新路，向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标准靠拢，又有风险。由此，我国只能在发展中国家低标准与发达国家高标准之间才找一个适度之点，即劳动契约自由规制适度，唯此，我国劳动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动者一利益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契约自由规制的典型代淤扮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确的。在政治上，它是缓和社会矛盾、关注民生的最直观、最有效的举措之一，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基础保证摒弃了以往一味以低劳动力成木取胜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从实践来看，它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劳动契约自由规制不适度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困境

劳动合同立法适当与否，取决于对劳动契约自由干预的限度，而我国现代劳动契约自由干预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继续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条件之一。如果坚持这一发展路径，就意味着我国劳工保护标准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况且，解决该问题不能逾越本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国际竞争需要的满足。在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的支持;在国际上，我们处于“上挤下压”的中间位置。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们是以低劳动力成本在竞争中取胜的，目前在高精尖的科技领域没有竞争力，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劳动力标准靠拢，又有风险，至少会在短期内使其竞争力水平下降或难以提高。但如果能安全度过这一薄冰路段，那么，我们的发展就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由此，我国只能在发展中国家低标准与发达国家高标准之间寻找一个适度之点，即劳动契约自由规制适度，唯此，我国劳动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利益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契约自由规制的典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确的。在政治上，它是缓和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最直观、最有效的举措之一，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基础保证在经济上，它摒弃了以往一

味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从实践来看，它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劳动契约自由规制不适度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1．劳动合同制度或曰劳动契约自由制度实施效率低下。资方不履行工作环境、法定工时、最低工资标准要求等义务，在我国许多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中是一种常态。

2．现有劳动合同制度或曰劳动契约自由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这种制度本身的缺陷，降低了该制度的权威性，也因此增加了该制度践行于实践中的难度，以致立法目标全部或部分落空。换言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了制度实施效率的低下。

具体体现在:

其一，“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威胁，对于短期用工难于适用，而且即使对于一年以上的用工，也可以通过期日的规避来摆脱威胁，即可在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之前的任何日期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解除劳动关系。如属前者，还算是达到了立法目的，如属后者，则可能是对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害。

其二，依我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第3款的规定，虽然要求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又规定劳动关系是自用工之日起确立的，而不是自书面劳动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日确立。可见，这种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强烈要求，不是“效力性”的，而是“保护性”的。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不是劳动关系产生的效力性条件，它只是保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上的支持。“契约采取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或其它默示形式，只是在证明契约关系是否存在的举证上有难易之分，而不是契约本身存在着优劣的差别”。由此，如果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那么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后果———支付双倍工资或视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欲对资方实际发生作用，还需要劳方举证证明与该资方存在劳动关系，而这对劳方来说并非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二、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完善

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上述现状，笔者一认为可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视角加以改善。就外在视角而言，是指劳动合同立法应适当，要眼界向远、向外伸展。眼界放远，就是力争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一，避免短期内成为自己观念的俘虏;眼界向外，则是指不仅劳动合同制度本身设计需考虑经济发展、社会信用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现实与未来，而且即使是完美的劳动合同制度，它要施行于实践之中也不能缺少这些机制的协同。就内在视角而言，是指各劳动合同制度本身及彼此之间协调、照应，通过劳动合同制度的内在完善，从而达到目标的最高效实现。

(一)外在视角

就外在视角而言，具体应着眼于以下两点:

1．协调、助益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法律体系。劳动合同纠纷解决费时、费力、成本高昂。劳方与资方相比，处于弱势的劳方往往因难以承受这沉重的纠纷代价而不得不妥协退让，这无疑助长了作为强者的资方恣意妄为地违反劳动合同制度的行为。要走出劳动合同纠纷解决成本高昂的困境，首要的是建立合理或倾斜于劳动者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可采取 以下措施:规定律师费由败诉方负担，以此减轻劳方的经济负担与思想顾虑，并调动律师办理该类纠纷案件的积极性;完善调解、仲裁解决纠纷机制，真正发挥其作用，并在人员素质、构成、经费来源等方面要给予支持，并同时增加救济途径;综合协调无固定劳动合同制度的就业目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对充分就业目标实现的作用大小，关键在于该制度适当与否———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既要有利于就业安定，又要有利于充分就业，而且充分就业应是就业数量与质量综合判断的结果。然而，当前我们所谓的就业安定，其实只保障了一部分在岗人员的就业质量，而且又是以其他部分人员持久失业为代价，这种对“轮流失业”局面的破坏，可能会造成“就业机会”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经济、社会地位的两极化，亦是对社会向上、向下流动激励的阻滞，以致使人对未来绝望，社会动荡不安因此成为必然。

当然，这是以就业岗位资源稀缺为前提的。由此看来，试图仅以现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保证就业安定———而且只能是部分人的就业安定的方式来摆脱就业困境及因此所致危害是不现实的，它把过重的责任推给了企业，阻滞了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的发展活力，并造成劳动者就业机会的不公平。因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就业目标的实现应是一个制度综合协调的过程。

2．实施强制性的外在补足。“现存制度的低效率表明政府机制的缺乏而不是决心的缺乏”。立法机制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监督监察不足。诸如由于劳动执法队伍建设落后、劳动执法者责任感不强等原因致使劳动监督检查不到位;地方政府在观念、行动上漠视法律、无视科学发展观、着意于掠夺式经济发展观等现象的盛行;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行为百般压制等。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加强政府监督监察，提高劳动执法队伍的业务水平及责任感，加强相应的理念，重视法律，规范相应的制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访制度，它本是解决劳资不公问题的最后一个监督通道，但一些地方政府或司法工作部门在最高首府设立“接访”办事处，实为“截访”，直接意图是将民之怨、民之不满无法上传，以满足政府及官员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政绩要求。这种现象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虽有缓和，但因其根深蒂固性，仍在继续，如此以来，信访制度虽对法的实施或执法者严格依法执法有督促作用，但仍是打了折的。这种折扣的形成，一方是由于多种原因而形成的“浩浩荡荡”的上访队伍的不断上访，另一方是执法者不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截访”这一“政治性任务”的竭力抵抗，两相抵抗耗费了各方的力量，使我国法的执行成本高昂，但法的实效却未能因此得以充分发挥。这也需要加强有效政府监督机制，科学实施政府职能观，适当干预公司、企业行为，正确理解“法治”的含义，不仅要“有法”而且要重视“法的正当性”，实施强制性的外在补足，促进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内在视角

就内在视角而言，应着眼于以下方面:72政法论丛2011年

1．将各劳动合同制度彼此间的抵补作用纳入各劳动合同制度设计考量之中。具体而言: 第一，确立劳动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观机制。

政府、劳方、资方三方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使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合理分配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而在我国，这一机制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这首先是劳动者组织———工会缺位或制度存在不足所致，特别是工会独立性问题。三方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政府、劳、资三方及劳资之间在主体势力近于平等之下所进行的协商，加之由于各方的共同制约、妥协作用以及 它们各自的组织性，所以，对劳动契约自由在劳资双方之间分配的限度以及其与社会的契合性，更能近于合理，它是保障劳资双方间个别劳动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观基准。其次，在理论与立法上，如何处理劳动契约与民事契约的关系也制约着劳动契约自由的合理限度。

第二，就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而言，它受到同为劳动合同制度的非全日制、劳务派遣制度的抵销。非全日制、劳务派遣等灵活就业形式，其临时性、可兼职的特点，虽然符合部分劳动者的需要与意愿，但其更利于资方而不是劳方的缺陷却是显而易见。具体表现为:在非典型雇佣关系下，绝大多数劳动者无从获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的机会，因为它的临时性、非连续性无法满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订立所要求的期间条件的限制;而且非典型雇佣关系本身的不稳定性及其制度化冲抵或毁灭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对稳定劳动关系目标的追求与实现。因为非典型雇佣关系及其制度化不仅使职业安定受到威胁，也使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难以实现，劳工以团体力量维权亦难以落实。这些无疑弱化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使企业摆脱了其更多的社会责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非典型雇佣关系有利于劳动者“促进就业”，然而，这种对就业的促进也仅限于数量上的，它更可能是以更多利益的失去为代价换得了那已被“抽了油”的就业机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用工的制度化顺应了世界用工形式的变化，但在同一部法律之中又规定了与此相左的用工形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工形式，进而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立法宗旨只能获得部分实现。既然当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非典型劳动合同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难以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尽管后者妨碍了前者目标的实现，那就只能在完善各自的同时，尽力克服各自的缺陷，使其彼此协同，共同服务经济，维护劳方利益，和谐劳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守法意识淡薄，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形式为资方留下了更多的违法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基础还不够坚实，更多劳动者没有或不能成为资本的参与者，劳资间平衡易于断裂或劳资差距大，因此劳资平衡的实现需要更大的努力。具体到立法上，就是加强规制，例如，规定“劳务派遣必须具备特定的、合理的理由”

2．就劳动合同制度本身而言，制度本身应与现实契合。政府对最低工资的干预，以及资方对这一干预的服从，是为了减少贫穷并使劳方收入达到生存费用的标准。同时，最低工资的规定，也是为了维持公众的购买力，以便使国家从经济滑坡中走出来。

在大陆，可以肯定地说，目前企业的存活期间总体水平只会低于台湾。由此可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可适用空间极为有限。我国这种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规模、寿命的现实，制约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稳定劳动关系的追求，意味着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治愈失序状态这一期望的落第1期李敏华: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公司、企业存活的短期性，使劳动者不得不随之不断流动，即使谋得的确定，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我国公司、企业的发展现状与职业自由机制，注定了我国当前的劳动者较发达国家与地区以及非市场化国家中的劳动者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针对这种现状，应适当扩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适用空间，落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治愈失序状态的期望，科学调整公司、企业存活的期限，使公司、企业的发展与职业自由机制有机结合，在公司、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使劳动者也得到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