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宪法

五四宪法（精选8篇）

五四宪法 篇1

观五四宪法纪念馆有感600字

星期天，我们这在盛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前往杭州参观。

在毛泽东编纂宪法办公的地方，发现桌上的杯子不一样，原来那叫政权杯。杯子的设计者将杯盖上面那部份酷似拳头，所以又叫拳头杯，是建国初期景德镇的工艺大师为新政权的诞生而创作的。而将手柄设计成镰刀和斧头，象征着工农联合，于是也叫政权杯。毛泽东一生来杭州53次，爬过30座杭州的山，有77个不眠之夜。这77天中，都会准时乘坐苏联总统送给他的74110号车。在登山过程中，也写下了非常多美丽的诗词。爬山时，总喜欢那根登山杖——一根木头。他忙的时候到了早上才会休息，导致了早饭晚上吃，晚饭早上吃的不正常作息规律。随从们担心他会着凉，便将暖气片安装在墙中。

在主席的.桌子上，陈列着满满一桌子的书籍，在他淋浴的地方，还有一张专门摆放书籍的椅子，可见主席很喜欢看书。当时在杭州和北京同时工作，在这里起草出来，马上通过电报传回北京。北京进行审议后，意见马上传回杭州，再进行修改。这便是“西子湖畔夜以继日鸿雁传出京杭互动”的由来。

1954年6月14日宪法草案正式公布后，又经过全国人民历时两个多月的讨论，全国各界共有1。5亿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学习讨论，共提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占全国人口1/4的公民参与了宪法制定，这在世界制宪史上是极为罕见的。1954年9月20日，“五四宪法”全票通过。为了纪念这一盛事，当年很多人给孩子取名叫“宪法”，一时间，“李宪法”“王宪法”遍及大江南北。

这一次的毛泽东故居之行真是让我收获颇丰，也让我更加崇拜毛主席。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为人民做贡献。

五四宪法 篇2

一、质问制度的内涵

“五四宪法”第3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2]

一九五四年通过的两部组织法对质问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4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的质问,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受质问的机关。受质问的机关必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答复。”[3]《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7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向本级人民委员会或者本级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问,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问的机关。受质问的机关必须在会议中负责答复。”[4]

可见,“五四宪法”确立了质问制度,但对质问的程序作具体规定的是两部组织法。“五四宪法”中质问制度的内涵即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问题,这些问题与被质问对象的工作相关并由其负责答复,质问的目的是保障代表的知情权、便于代表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实质是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一种方式。

二、基于“五四宪法”制宪过程考察“质问”的由来

第一,“五四宪法”在制宪过程中参考过中国宪法史上的所有宪法,因而首先需要考察“质问”一词在旧中国宪法中的使用,以判断参考借鉴的可能性。作为宪法草案初稿主要起草人的毛泽东说过“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5]

那么“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是否借鉴了上述几部宪法中的质问制度呢?考察这些宪法文本可以发现,首次出现“质问”的宪法是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参考法国内阁制模式而制定的宪法在第十九条中规定了参议院的职权之一即“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院,并要求其出席答复。”[6]其后,民国二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3年建立了较完备的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宪法》,都有类似关于“质问”的规定,即都要求议会书面提出质问书,由行政机关予以答复。[7]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权力分立制衡的原则下制定的,首次出现了“质询”的字眼,规定了立法委员的质询权。第57条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负责的方式之一是“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及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8]

由此可见,在旧中国宪法中,“质问”比“质询”更常用,但二者意思相近,在政治制度层面,“质问”和“质询”都是指议会拥有向行政机关提出问题的权力并应当得到答复。从旧中国宪法的制宪者借鉴西方宪法和政体的背景来看,这两个词汇也是西方议会监督制度中对应词汇的翻译;从法律程序和后果来看,“质问”和“质询”并无不同。由此可知,二者的区分只在于中文语境中的情感强度不同,“质问”在措辞上比“质询”更具情感强度。“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在用词上选择了“质问”,应该有借鉴旧中国宪法的因素。

第二,“五四宪法”在制宪过程中几易其稿,每一稿都涉及质问制度,因此回顾制宪过程中的这几个重要文献,有助于理清质问制度的形成过程。

在1954年3月23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中,第3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所属各机关提出质问和询问,受质问和询问的机关必须答复。”[9]这里把质问和询问并列,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所属各机关提出的问题,且受质问和询问的机关必须答复。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法草案》,第36条对“质问”作出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10]与初稿相比,删去了询问,仅保留质问;把提出质问的主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受质问的机关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所属各机关”细化为“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并增加了“负责”一词,强调受质问的机关要对答复代表提出的质问负责任。最终,“五四宪法”在对质问制度的规定中把提出质问的主体确定为全国人大代表,定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11]质问制度就这样形成了。

三、比较法视野中的质问制度

在比较法的视野中,西方国家议会监督的理论与实践源远流长,其中的质询制度就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在比较法视野中,一般把西方国家的议员对政府提出问题并由政府负责答复的制度统称为质询制度。这与我国“五四宪法”所称的质问制度的实质是一样的。因此,从比较法的视野考察“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能够加深对其的理解。

第一,“五四宪法”在质问制度方面对西方的借鉴有限。“五四宪法”“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12]从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看出,1954年宪法主要借鉴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而质询制度源于英国,且西方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在质询制度上多以英国为摹本,相较之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此项制度都是不完备的———在宪法条文中语焉不详,在实践中缺乏经验积累。制定“五四宪法”期间参考过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法国1946年宪法,但由于这部宪法实行的是多党制下的议会共和制政体,其严厉的质询权可以引发倒阁权,因而并不适合我国借鉴。实际上,由于二战等因素的影响,当时的议会质询在法律规范和实践中比较成功的西方国家很少,借鉴英国几乎是最好的选择,但英国宪法是内容庞杂的不成文宪法,关于议会质询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性法律文件中,也包含在没有书面成文法律规定的宪法性惯例中。在我国制定“五四宪法”的迫切性、通过宪法确立重大原则问题的必需性都很强的形势下,不适合仅仅为了借鉴质问制度而研究复杂的英国宪法。所以,“五四宪法”对西方议会质询制度的借鉴不足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较之西方有其特点。在西方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中,质询即议员针对政府行政方面的事项向政府首脑或部门负责人进行质疑并要求答复,它是议会对政府行使监督权的方式之一。“议会行使此权,其表面目的在向政府探寻某一事件的内容,在实际上则往往具有监察行政的作用。”[13]西方议会制度较为细致地区分了三个方面。

把质询分作询问和质问,是依据产生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的不同。“依照法国议会制度,质询的种类有二:一为询问(question),又一为质问(interpellation)。询问为发问的议员与被问的国务员间之事,以问答相终始,不能成为辩论的出发点;但质问必附有辩论,辩论终毕,议院对于内阁全体或某某特别国务员,往往可有信任与不信任的表示。所以询问的性质不严重,亦不会引起政潮;而质问则往往可以引起政潮。英制仅有询问而无质问,欧洲大陆各国议会制则大都类似法制,兼有询问及质问。论者因谓大陆各国内阁之不能安定,质问制的存在为重要原因之一。”[14]把质询分为口头质询和书面质询,是依据提问与答复方式的不同。在质询制度历史最悠久的英国,最早实行的是口头质询,1918年后由于口头质询的数量增多而不能在固定时间内答复完毕,因此书面质询即书面提问并书面答复的质询作为补充而出现。把质询分为质询首相和质询大臣,是依据答复对象的不同。以往,英国议员的质询都只针对相应的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派出国务大臣或第一大臣负责答复。而在1961年7月专门设置首相答复质询的机制之后,质询对象包括了首相和大臣。[15]

我国质问制度没有作如此细致的区分,也没有相应的严密复杂的程序,但其保障代表知情权与发言权、人大监督权的立法原意是非常鲜明的,简便易行的程序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对今后我国质询制度的发展产生了良好影响,为完善质询制度提供了规范与经验。

摘要：当今我国人大质询制度是由“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发展而来的。“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在制宪过程中不断斟酌,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旧中国宪法中的有益经验,同时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其保障代表知情权与发言权、人大监督权的立法原意非常鲜明,程序上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此后质询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规范与经验。

关键词：“五四宪法”,质问制度,监督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释义及实用指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

[2][3][4][5][11][12]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6][7][8]张晋藩.中国宪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9][10]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3][14]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五四宪法评析 篇3

关键词：“五四宪法”；积极影响；局限性；社会主义宪政

“五四宪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宪法，在我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也存在许多争议，重温“五四宪法”，我们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其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一、“五四宪法”对后来三部宪法的积极影响

（一）纲领性规定明确了未来发展方向与目标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其制定是借鉴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宪经验，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的结果。因此，它不可避免的带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特点，即纲领性。这种纲领性也为后来的几部宪法所使用。

“五四宪法”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时体现了过渡时期的国情，总结了过去革命及建设的胜利果实，指出了国家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国家过渡时期的纲领性文件。这样的特点在后来的七五年宪法，七八年宪法和八二年宪法同样得到体现。从“五四宪法“开始，中国宪法就扮演着国家总纲领的角色，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出新的目标，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提供方向。纲领性特征一直被后三部宪法保持下来。

（二）稳定的体例结构为以后的宪法奠定基础

“五四宪法”通过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和与本国实际的结合，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先进”的宪法。为后来几部宪法的制定在体例结构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序言加四章的结构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中从未改变过，这是“五四宪法”的一大贡献。首先，在篇章划分上，“五四宪法”设置了加序言在内的一共五个篇章，分别通过序言，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国歌来阐述国家机关设置、权力归属以及日常生活制度等问题。就宪法结构来说，“五四宪法”具有的先进性为七五、七八以及八二年宪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三部宪法完全套用了“五四宪法”的结构，使宪法在制定时节约了很多资源和时间。

（三）完善的权利体系为后来的宪法树立了典范

“五四宪法”对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做了全面的规定，从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到劳动就业的权利、享受国家保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进行研究创作的自由等等方面将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一一阐明。“五四宪法”的这些规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直到今天，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些规定让我们看到了过渡时期社会的空前自由和人们思想的开放与进步。再看现行宪法会发现，其中规定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五四宪法”中公民权利与自由内容所做的更加详细的表述，许多基本权利都来源于“五四宪法”的规定。

（四）“五四宪法”确定了中国的政权体制

“五四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宪法上被确立下来，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五四宪法”颁布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以国家根本制度的角色走上历史舞台，后来的三部宪法坚持并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修改宪法是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后来的三部宪法都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诞生。所以从“五四宪法”开始，中国宪法就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宪法确立了人大制度的法律地位，人大制度决定了宪法的效力。

二、“五四宪法”的局限性

（一）“五四宪法”缺乏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导致实施困难

虽然“五四宪法”对国体、政体、政权组织形式、国家机构、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作了详细规定，但是它在宪法的监督方面有着严重的不足。整个宪法条文仅有第二十七条第三款提到了宪法的监督问题。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少，时间短，宪法的监督很难实现，更不用说违宪审查。因此，“五四宪法”事实上处于无监督的状态，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二）“五四宪法”修改随意，缺乏权威

“五四宪法”在宪法的修改上没有作出细致的规定，这是“五四宪法”的又一局限性。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理应保持庄严，不应该随意修改，但“五四宪法”中只有一条提到修改问题，规定的很简单，只确定了宪法修正案的多数通过原则，其他事项并没有说明。

宪法有随意修改的可能，使宪法的权威性大大降低。现行宪法基于“五四宪法”的这一缺陷，对宪法的修改做了进一步规定。增加了宪法修改的提议权规定，这提高了宪法修改的标准，使宪法修改受到一定的限制。

“五四宪法”是过渡时期的总纲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它的使命。但“五四宪法”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影响却是长远的。“五四宪法”带来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运行体制，为今天祖国的快速发展、繁荣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体现了制宪者的智慧和长远目光。（作者單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N].法律出版社，1954.

[2]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

[3]瑾文.《历史内幕：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4]刘旺洪.《“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纪念“五四宪法”诞辰五十四周年》.

[5]韩亚光.《中国宪法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

[6]《宪法比较研究文集》[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宪法论文选》[M].法律出版社，1996.

[8]《宪法参考资料》[J].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2004.

[9]黄建水.《中国宪法结构研究》[N].法律出版社，2005.

[10]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N].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11]张宇飞.《五四宪法贡献了什么》.

[12]郭绍敏.《历史的五四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

学宪法 讲宪法 篇4

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和同学们在一起共同进行一次法制学习。不久前我观看了同学们自己编写的法制小故事，很真实，很深刻。其中有一位同学编写的一个毛阿敏偷税漏税的故事，我深受启发，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你们的内心深处法律意识的真实反映。在这里，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亲眼目睹、令人深思的真人真事。事情发生在四小区的住宅楼，这天正是星期日，三位初中生在四楼的楼道窗前嬉戏，甲失手将乙推出窗外，重重地从高达20米的四楼摔了下来。当时乙的脸色铁青，血从鼻孔、耳孔直往外淌。后来，乙被市医院急救车救走。此时，我给同学们出二个思考题：①甲失手致伤乙，算不算违法?②如果甲违法，违反了什么法?结果应是：如果医疗签定部门确定为重伤，首先甲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违法，其次甲违反了《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二百三十五条：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下面，我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本原因，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个方面，来给同学们讲一下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世纪以来，青少年犯罪是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立案比例一直较高，约为65%，处于居高不下的局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14-18岁的少年发案率上升较快，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发年龄阶段，并以侵犯财产型犯罪与性犯罪居多，团伙作案数量剧增。人之初，性本善，这些少年，曾经天真无邪，如同一张白纸，他们的人生座标为什么变得如此扭曲?人生最初暗淡的一笔来自哪里呢?究其青少年犯罪的基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更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所致。

(一)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不平衡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是人从幼稚儿童期向青年期的过渡阶段。处于这一特殊时期的人，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经历着一场巨变，从青少年的心理变化来看，主要表现为：

求知欲增强，交往需要增加，有虚荣心，喜欢刺激，富于幻想，易接受暗示，模仿力强，有好胜心，易于冲动，爱感情用事，有较强的独立意向，希望根据自己的想法、兴趣去行事，认识问题直观、片面，缺乏成年人具备的分析判断、辨别能力。

这种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使青少年抵抗外部世界的干扰能力显得相当脆弱，一旦遇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很容易作出越轨的举动，实施违法犯罪。

(二)青少年不良的个性倾向性

人的个性倾向性是个性中最主动，最积极的因素，它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决定着人的认识和活动的趋向与选择。个性倾向包括人的需要和动机、兴趣、信仰、观念体系等，不良个性倾向性是大多数青少年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心理因素。青少年的不良个性倾向在需要方面主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物质欲，权力欲，报复欲;在观念体系上，概括地说，主要表现为五观不端正，以自我为中心，只想索取，不愿奉献的极端利己的价值观;过分追求金钱，享乐，名利，实惠，讲究吃喝的人生观;善恶、美丑、荣辱、爱憎、是非、苦乐，得失完全颠倒的道德观;哥们义气高于一切的封建行帮式的友谊观;放荡不羁，崇尚低级感官刺激的性爱观等。正是在这些强烈，畸形的欲望驱使和错误观念的支配下，一些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

下面，我重点给同学们讲一下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希望同学们能引以为戒，拿起法律武器，把实际例子讲给父母听，纠正有些父母的不良家庭行为。

家庭是青少年个体生活、成长的第一空间，是青少年最早接触的小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染缸。这就要求有些同学，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家庭在青少年心目中的位置，应是最为重要的。父母代表社会对子女的教化也是最为深刻的，一些家教箴言、格言及家训会影响子女的一生，甚至有的还世代相传。调查与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身心在家庭这一环境中能否健康发展，与家长对家庭的责任感，态度，对子女的教育引导，与其自身性格和言行举止有着密切的联系，若父母对家庭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子女的态度适当，教育、引导得法，自身性格，言行举止良好，家庭的内聚力，亲和力增强，正面影响加大，子女实施不道德行为，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就很小。反之，子女受到的负面影响大，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大，甚至直接导致犯罪。其中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不良因素主要有亲情过剩，疏于管教，家庭暴力，单亲家庭，不轨家庭五种。亲情过剩。目前，在我国城镇，18岁以下的青少年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这些在四二一家庭结构中长大的独生子女，从小就受到祖辈、父辈的百般宠爱，被过度的亲情所包围，在家中俨然是一个小皇帝、小公主，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们中一些人因而养成了不良性格，形成了不良的意识和行为习惯，凡事总是先考虑自己，从个人角度出发，不达目的不罢休。因此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满足自身的需要，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受任何约束，甚至以身试法，以致违法犯罪。

近几年来，因不良家庭因素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例子屡见不鲜。如：自97年上半年以来，佛山的一个少年暴力犯罪团伙共三十多人，最小的仅11岁，最大的17岁，在追求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目标下，以由小到大，由近到远，吃干吐净为盟，排列座次，三人成伙，五人成群，穿插结合，交替作案，渐渐发展一个犯罪团伙。并于1999年被公安部门依法逮捕。

学宪法讲宪法征文 篇5

法，在我们小学生心中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实际上却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从小就懂得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做一个好学生。

法律是一柄双刃剑，它能惩治坏人，也能约束自己，遵纪守法，从小事做起。比如：每天上学放学不闯红灯，爱护公物等。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懂法，守法，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变得更加地和谐美好。

从小到大，长辈们总会对我们教导：在学校，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家里，要遵守家里的规矩，而在社会上更要遵守人民规则，而这个人民规则便是“遵纪守法”了，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是呀，法是治国之本，法将社会变得秩序井然，让我们安居乐业，把国家变成一个和平美好的地方。所以，日常生活工作都离不开法，每个人都要养成，学法，知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行为习惯。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推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一切法律法规都是围绕宪法而制定的，都不能和宪法相抵触。

法无处不在，而要将它作为生活的准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现在认真学法，才能在未来做一个懂法的人，因为只有懂法，才能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只有我们自己懂法，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

学宪法讲宪法征文 篇6

认真总结现行宪法施行的光辉成就

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施行，并先后进行了4次修正，使宪法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国情。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的30年，是合肥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30年，是合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的30年，也是全市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30年。

30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合肥市认真贯彻宪法精神，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全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合肥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始终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总量不断争先进位，在全省经济首位度不断提升。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全市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走在全国省会城市前列。30年来，始终坚持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的形式不断丰富，基层民主制度持续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市作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抓手，地方立法步伐不断加快，《合肥市市直机关公务员转任条例》首开公务员转任地方立法之先河，《合肥市水环境保护条例》成为全国最严格的水环境保护法规，修订后的《合肥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成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有力保障。深入开展法治合肥建设，先后开展六个五年普法宣传教育，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能力显著提高。立足于打造阳光合肥，推出了开门抓“三定”、开门编预算、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阳光运行等一系列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改革举措。“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先后2次被中宣部、司法部授予“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城市”称号，连续4届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称号，2次获得“长安杯”，成为全国首批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

充分认识贯彻落实现行宪法的重大意义

全面贯彻落实好宪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报告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高度，继续把宪法贯彻实施好。

全面贯彻落实好宪法，是推进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立足新的起点，合肥要打造现代化新兴中心城市、建设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既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基础，也要有完善的民主法治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必须始终把宪法的学习宣传贯彻摆到重要位置。

全面贯彻落实好宪法，是推进依法治市、打造法治合肥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到，要努力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只有学习宣传贯彻好宪法，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扎实推进依法治市进程，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

进一步增强全民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

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识如何，关系到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影响着依法治市、法治合肥建设的进程，关系到全市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合肥人口的加速集聚，城市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提高管理成效，从长远来讲，提高市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才是治本之策。其中，宪法意识是关键和前提。必须深刻认识到，真正的宪法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的，也不是铭刻在铜鼎上的，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树立宪法意识，增强公民法制观念，重在强化普及教育。

大力加强普法宣传教育。继续组织实施好“六五”普法规划，广泛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全民法制观念，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理念和方式。努力实现“三个适应”:法制宣传教育理念和手段与全社会学法用法需求相适应，公民法律意识与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要求相适应，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与人民群众对法治社会的期待相适应。

进一步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把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和流动人口作为普法工作的重点，深入开展“法律六进”(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主题活动，不断提高其法律意识，从而带动全社会法制观念的持续增强。

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现行宪法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重要内容，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全面贯彻和实施好宪法，就是要切实尊重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打造幸福合肥。

始终坚持发展惠民不动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坚持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把大发展作为“大民生”的源头活水，把大建设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走出一条“双轮驱动”、“四化同步”的富民强市之路。

始终坚持改善民生不动摇。深入实施“33+x”项民生工程，不断提升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作水平;加快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扎实推进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平安合肥”创建，提高“平安指数”。

始终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动摇。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过程中，都要强化群众利益至上的意识，做到“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尤其要围绕当前群众普遍关心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在搬迁安置、土地征收、企业改制等领域，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始终坚持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动摇。持续完善决策咨询制度、听证制度、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群众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以城乡基层民主自治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城乡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断扩大基层民主。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作用，搭建有效平台，推动网络问政。

树立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其领导在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中的表率形象

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实施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不断提高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在法治国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做维护宪法与法律尊严和权威的表率;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坚决杜绝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监督下运行;各级司法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公正、文明、规范、廉洁执法的良好形象，在促进全市社会和谐稳定、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更大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让“法治合肥”成为城市的靓丽品牌。

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中的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长期进行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党对国家事务实施领导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执法监督和法制宣传教育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切实提高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地方立法权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要珍惜运用好这一职权，把宪法的基本精神贯彻到地方立法工作的全过程。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遵循客观规律，严格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立法。要继续坚持“开门立法”，不断完善立法听证、专家咨询论证等制度，广泛吸收民意、集中民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和监督立法的渠道与途径。要积极围绕促进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保护资源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政府建设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抓好地方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形成具有合肥特色的地方法规体系。

善于将改革发展的创新性成功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法治管根本，管长久，是优化环境的重中之重。“十一五”以来，合肥在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等领域，创造了一系列经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要做好对这些的总结提升，使之逐步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做到立法选项力求有针对性，法规内容力求创新，法规体例力求简洁实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五四宪法 篇7

一、“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力”辨析

从基本概念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关系极为微妙, 甚至可以说, “基本权利”是在人权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人权”的另一种指向, 它将“人权”具象化了,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宪法中所涉及的“基本权利”, 其内涵即指“人权”。“人权”指的是人要求维护或者有时候要求阐明的那些应该在法律上受到承认以及保护的权力, 进而使得每个人在其个性、精神追求以及道德信仰等其它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1]。

(一) 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与“宪法权利”的内涵及其关联

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说“人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 那么, 保障“人权”就显得是笼罩在宪法之下的一种庇护, 这就不符合理想主义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践体现。但无可厚非, 当现代社会越来越趋近文明理性的社会环境时, 尊重以及保障“人权”是整个时代影响下人们思想深处价值观的反射。相对而言, “宪法权利”则是从宪法的角度所定义的公民权利, 它与“人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简单来说, “宪法权利”中的条文规定仅仅代表人的“基本权利”当中能够被提炼出来的框架, 当然, “宪法权利”也是公民“基本权利”当中最重要的权利内容, 主要是为了界定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内容。

(二) 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问题实质上是“基本权利”本身的重新归属问题

在时代的发展变革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社会体制所呈现出来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因为这些变化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带领我们重新认识到了社会关系和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性, 尤其是法律机制的构成, 关系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 “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本源, 换句话而言, 如若无“基本权利”便无“人权”。从本质上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现阶段, 在我国社会体制的变化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到, 国家法律对广大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逐渐增强, 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较以往有所提高, 国家的法律环境将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2]。从整体来看, 国内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 不仅需要我国社会各环节、各产业链条的共同维护, 而且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来支撑。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遵循。

(一) 关于“迁徙自由”权利性质的辨析

若要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就要从“权利”归属问题来着手, 因其与“权利”本身并未有太大的干系, 而主要在于将“权利”剥离政治化干扰。就以“迁徙自由”为例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以限制人口流动为主要目的的户籍制度,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受到冲击, 社会层面之上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3]。但尽管如此, 从宪法的角度来规制“迁徙自由”并未出现, 人们也都适应当时并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在人们的观念中, 法律制度在执行起来是极为严谨的, 而且从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来看, 法律制度的存在必然是一种人人都要遵守的硬性规范, 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制于国家法律之下。市场经济客观上形成的劳动力自由流动, 与外来人口流入城镇后无法与当地居民享受平等待遇, 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2]。从本质上来看, 我国宪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的内涵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只有满足了这些基础条件, 才能将法律实质正义的价值激发出来, 进而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性。例如:人们的“基本权利”———“生存”、“平等”、“自由”的权利。在这些基本权利受到维护的基础上, 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所谓“公平”才可能成立。因此, “迁徙自由”被纳入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中[4]。透过“迁徙自由”的内容来看, “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脱离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现实的, 正因为由于三者的内涵有所差异, 所以就有了从人权跨度到宪法权力这一说法的产生, 以及针对从宪法的视角来看权利性质确定等相关内容的研究。实际上, 即便我国通过特殊手段来限制“迁徙自由”, 也无法阻挡宪法本身的权威性, 以及对“迁徙自由”这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 因限制的条件是既定的, 这些所谓的限制条件与国家“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内容有关, 这是无法逾越的界限。

(二) 探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来看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较为合理, 因其是最能够说明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的实际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 长期以来, 无论国内、国外, 如若打着“宪法可以禁止某种权利”的旗号来“治国”都是行不通的, 如若暂时出现了社会法制混乱, 那也是由于极端政治化言论的干扰所导致的, 并未构成实质性的法律规制。从我国宪法体系变革的过程来看, 有关“迁徙自由”等宪法内容的修正可谓是“一波三折”, 由此, 可以看到人们对宪法体制内容的争议确实存在着[5]。我国宪法体系中所规制的“基本权利”与“人权”间关系较为复杂多变, 如若单纯地从国家刑事诉讼的角度来分析, 国家法律主体对于社会公共“权利”的责任较重, 它需要在特定的时刻能够对社会公众负起责任来, 为其提供公平、细化的法律法规标准, 以便于经济各方能够遵照执行[6]。实际上, 要想从根本上厘清“国家宪法”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联, 显然需要将“迁徙自由”等其它同质权利内容剥离宪法规制以外, 将其归并到其它基本的法律体系当中, 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此看来, “迁徙自由”等同质公民基本权利内容的属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结语

总而言之, 鉴于“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间的同系不同质, 进而才有了关于“迁徙自由”等法律规制内容的分歧。从我国的法律环境来看, 当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事、民商事惯例被纳入实体立法中, 与此同时, 我国宪法内容也日趋完善, “迁徙自由”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找到了最合适的权属位置。由此看来, 我国诉讼法研究的内容实质上更侧重于引入西方宪法规制的理念, 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主体内容中的精髓与我国现阶段法律主体进行互相融合, 借鉴先进经验并发挥其在我国宪法体系构建当中的实际能效, 进而将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厘清。

参考文献

[1]刘涵.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分析——以迁徙自由为例[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4, 03 (03)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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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强.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义务研究——以人权条款入宪为背景[J].北方法学, 2012, 05 (05) :49-51.

[4]常安.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2012, 06 (06) :59-61.

[5]涂四益.五四宪法之公民权利义务规范的特点——兼论与苏联1936年相关宪法规范的区别[J].法学评论, 2011, 04 (04) :18-20.

五四宪法 篇8

英国宪政传统中确实强调“自由”,但它一方面强调“贵族的自由”,另一方面强调传统文明秩序中形成的自由,由此“自由”的伦理基础乃是“高贵”(nobility)。这显然属于保守主义的自由观,伯克是其捍卫者,洛克、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是其支持者或同情者,都强调“商业”、“德性”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相关。而美国的“自由”则是《独立宣言》所主张的“人人平等”之下的自由,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传统,而非英国传统。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待法国大革命的不同立场。柏克在《法国大革命随想录》中就从英国宪法出发攻击法国大革命,而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潘恩在其《人权论》中则站在法国宪法的基础上,彻底批驳了柏克捍卫的英国宪法,宣称“人为的高贵(artificial noble)在自然的高贵(Noble of Nature)面前相形见绌”。在潘恩看来,英国宪法与法国宪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英国人的自由、专制时代的贵族自由和历史传统中人为塑造的自由,而后者强调公民自由、民主时代的平等自由和自然状态下上帝创设的自由。这两种自由理念无疑有天壤之别,而美国独立革命就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宪法传统。方纳教授在其名著《美国自由的故事》中生动地讲述了“自由”概念如何从英国人的“特权”(privilege)在美国变成推动不同种族、阶层的人以“自由”的名义追求人人平等。

至于“普通法宪政主义”这个说法,若强调普通法所保护的自由,则需要区分上述两种自由,若强调司法权与统治权的关系,则不能不面对司法审查问题。通常认为,普通法对美国宪政的最大贡献莫过于马歇尔在马伯里案中将普通法中“法院的职责就是告诉人们法律是什么”的司法判断原则篡改为“告诉人们宪法是什么”,并因此宣布立法无效的司法审查原则。尽管美国人倾向于将司法审查的起源诉诸英国大法官柯克(Coke),可由法官宣布议会主权的命令因为违宪或违反自然法而无效,对柯克乃至后来的英国宪法学家们来说显然是陌生的。以至于前些年,英国因欧盟人权公约而引入美式司法审查制度,在英国司法界和法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显然与“英美宪政”无关,而属于后冷战时期“全球宪政美国化”导致的“世界宪政主义”(world constitutionalism)的一部分。

其实,“英美宪政”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建构是为了在“冷战”背景下显示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继承的欧陆革命传统的区别,从而在政治哲学中构造一种“反革命”的政治理念(即如何用宪法来终结革命)。然而,这个概念过分强烈的政治性及其意识形态的党派色彩不仅把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比如潘恩、联邦党人或反联邦党人,降格为目光短浅的“反革命分子”,看不到他们为全人类探索良好政治秩序所承担的使命,更妨碍我们认识美国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的革命性贡献,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宪法概念。一如潘恩所言,“宪法不是仅仅在名字上存在,而是在事实上存在。它不仅是理想,而且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宪法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东西,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constitution这个频繁出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政治思想家们著作中的古典“政制”概念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宪法”概念,前者强调“政制”乃风俗民情(mores)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强调“宪法”乃是人为创造的产物。由此,美国“宪法”绝非历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普通法”,而是启蒙思想家根据自然权利学说人为创造的“律法”(Law)。正如世界和万物是上帝的创造物,那么国家则是由人的宪法构造,霍布斯所理解的“利维坦”这样的人造国家,并没有在英国实现,而是在美国实现了。不同于欧洲十六世纪以来主权国家的兴起以王朝世系或民族为基础,美国的建国基础既不是某个民族,也不是某种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宗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下产生的宪法。正因为如此,美国例外论者往往在“创世记”的意义上来理解美国,美国宪法也真正获得了类似于“圣经”的地位。恰如考文教授所言:“宗教改革以天经地义的《圣经》取代了一贯正确的教皇;而美国革命用一纸文件的统治取代了国王的统治。”(《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序,考文著,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解释与自由解释(或德沃金的《道德阅读》)对美国宪法的不同理解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旧约与新约。

由此,美国宪法实际上是哈耶克所批评的“唯理主义”的欧陆传统的产物,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完全对立的宪法观。“其一是其根本法下的人民的自觉设计的新概念,新的宪法定义;其二是古老的传统观点,其中,‘宪法’这个词仅仅适用于从某民族的现实制度和它们的发展中推演出来的实在原则。”(麦基文,2页)美国宪法的这种唯理主义特征就体现在美国宪法是一部人为设计的“成文宪法”(written constitution),马歇尔在创立司法审查学说时就特别借重于“成文宪法”思想。如果以美国宪法的标准看,英国根本就没有宪法。在潘恩对英国宪法的众多批评中,一个概括性的批评就是英国人对“宪法”一词喋喋不休恰恰证明英国根本就没有宪法。潘恩的批评固然是为美国独立革命张本,可连对英国政体充满向往的托克维尔也认为英国宪法并非“真实的存在”。

在整个启蒙时代,英国人的自由曾经令欧洲人神往,而英国宪法也被看做是继承了罗马和欧洲中世纪“混合宪法”(mixed constitution)思想的衣钵,成为启蒙思想家探索良好政体的范本。而美国宪法的出现使得“成文宪法”的现代性特征成为宪法的标准模式,以至于任何新成立的国家都必须制定成文宪法。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宪法缺乏成文宪法典的形式和英国人的自由一样越来越遭到了质疑,英国不仅承受着边沁等推动的成文法改革的压力,自然也承受“成文宪法”的压力,因为按照美国宪法的标准,“英格兰却成了例外。……英格兰,也许是现代欧洲国家中最具宪法精神的国家,但却是唯一没有将其宪法诉诸正式文件的国家”(麦基文,11页)。为此,英国宪法学家们不得不面对“成文宪法”难题,解答“英国是否有宪法”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差不多构成了英国宪法学中隐秘的传统。

梅特兰的《英格兰宪法史》就可以看做是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回应。这部著作通过历史研究来挖掘和整理英国的宪法实践及其宪法传统。梅特兰在书中实际上区分了:constitution与constitutional law这两个概念,后者类似美国宪法那样作为法律而存在,而前者则具有更广泛的古典内容。梅特兰所撰写的著作属于constitutional history, 其中大量的内容是关于土地法、财产权、刑法、行政法等,而直接标明“宪法”(constitutional law)的只是一小部分内容。在他看来,要真正了解英国的constitution,就必须了解英国的土地法,因为英国议会的发展差不多依附于不动产法。同样,要理解十七世纪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宪法斗争,就必须理解当时的刑法和刑事程序法,比如令状和人身保护令。而除了这些法律,还包括“宪法道德或宪法实践的规则,宪法习惯,宪法惯例或宪法默契”。

梅特兰的研究建立在一个独特的法理学思想之上,它不满于边沁、奥斯汀在欧陆传统上发展起来的“普遍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从一些理性的和逻辑的设计出发”来研究宪法问题,“将法律看做是由许多独立的部门组成,给这个标上宪法,那个标上行政法,这个标上刑法,那个标上财产法”。在他看来,“法律就像一个身体,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联系,并相互依存”。这种法理学思想以及按照这种法理学思想对英国宪制史的扎实研究,事实上已经回应了“成文宪法难题”,因为美国宪法无疑是这种“普遍法理学”的产物。为此,梅特兰在书的最后特地用很少几页的篇幅来处理“宪法”的定义。在他看来,究竟什么是“宪法”,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答案,而“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因为我们的宪法并没有特殊的神圣性”(536页)。英国宪法属于普通的成文法,没有成文宪法典(constitutional code),自然不需要诉诸成文宪法这个权威。梅特兰针对的是成文宪法问题,但对美国宪法却只字未提。

梅特兰有资格对美国宪法视而不见,因为他的研究表明英国不仅有漫长的宪法史,而且英国宪法的含义远比美国宪法的含义要丰富,至于成文宪法问题,“对专断统治的限制已经深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至于英格兰并不存在对国民幸福的严重威胁,从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采用正式法典”(麦基文,11—12页)。梅特兰从宪法史的角度对英国宪法的辩护无疑是成功的,但这种辩护依然需要在法理学意义上解决“什么是宪法”问题。不少英国宪法学家就此做出了不懈努力,比如布赖斯就提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用来区别美国宪法和英国宪法。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宪法学家当属戴雪。

戴雪在其名著《英宪精义》中第一次从法律科学的意义上全面厘定了英国宪法的内涵,并从英国政治实践中提炼出英国宪法的三个主导性原则:议会主权、法治原则和宪法惯例。为此,戴雪全面阐述了隐含在梅特兰著作中的“宪法惯例”学说,认为宪法包括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国家主权权力的分配或行使的所有规则(rule)”,它由两套在特征上完全不同的原则(principles)或准则(maxims)构成:

其中一套规则是严格意义上的“律法”,因为这些规则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无论这些规则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也无论这些规则是以成文法形式颁布的或源于一大堆习惯、传统或以普通法而著称的法官创造的准据)。这些规则所构成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才真正符合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统称为“宪法律”(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另一套规则是由惯例(conventions)、默契(understandings)、习惯(habits)或常例(practices )构成的。这些规则尽管也规制着行使主权权力的几个成员、大臣和其他官员的行为,但它们在事实上根本不是律法,因为它们无法由法院强制实施。由于这个原因,这部分宪法可以称之为“宪法惯例”(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或宪法道德(constitutional morality)。(英文版23—24页)

戴雪对宪法的理解意味着宪法并非必然是美国式的法典化的成文宪法。尽管戴雪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不成文宪法”概念,但宪法学说中依然把戴雪看做是确立“不成文宪法”(unwritten constitution)概念的重要倡导者,后来詹宁斯在《法与宪法》中就直接使用“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来概括英国宪法与美国宪法的区别。不同于梅特兰,戴雪在著作中用了一些篇幅专门讨论美国宪法,他根据其对宪法的分类,主张美国成文宪法仅仅属于“宪法律”,从而进一步强调美国存在着大量的宪法惯例。不过,对这个问题戴雪也只是一笔带过,他更关心的是英国宪法惯例,而非美国宪法惯例。

戴雪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在法理学意义上将英国宪法置于与美国宪法同等的地位上,从而有力地回答了“英国是不是有宪法”的问题。不过,仔细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以美国宪法为标准,英国宪法不过是一个例外而已。英国宪法学家显然不满足于此,当代宪法学家惠尔彻底颠覆了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在法理学中的不同含义。

惠尔显然不满足于梅特兰以来英国宪法学家们强调英国宪法的古代宪法特征,而直接面对美国提出的“现代宪法”问题。不同于梅特兰、戴雪、詹宁斯的著作,惠尔在薄薄一册《现代宪法》中,完全按照“理性或逻辑设计”来研究宪法问题:宪法是什么,宪法怎样分类,宪法应当包括什么,宪法能主张什么权威,宪法怎样变化,宪法政府的前途等等。在第一章中,他直接批评了宪法学说中流行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分类似乎将二者对立起来。而在他看来,真正的宪法就是不成文宪法。为此,他进一步发挥了戴雪提出的“规则”学说,主张“政府体制都是由这种法律规则和非法律规则混合而成,这种规则的集合体就可以叫‘宪法’”。而“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的区别就类似于戴雪提出“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别。

既然所有宪法都是由这两种“规则”构成的,那么,所谓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别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所有国家,不只是英国,法律和非法律规则、成文和不成文规则,是混杂在一起而构成政府体制的……把宪法分为成文和不成文的做法是应该抛弃的。较好的区分是: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或者更简单些,遵循本书采纳的宪法定义,此即有宪法典的国家和没有宪法典的国家。”(14页)惠尔对“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的重构,实质上奠定了“不成文宪法”的正当性基础。如果按照我们目前对“不成文宪法”的定义,那么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属于“不成文宪法”,所谓“成文宪法”不过是“不成文宪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宪法规则”的汪洋大海中,成文宪法典不过是一座孤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宪法,那么英国宪法才真正应当成为宪法的标准,而美国宪法反而是一个例外。

从梅特兰、戴雪再到惠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宪法学家们构筑的宪法学传统。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首先来自于应对“成文宪法难题”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无一例外地捍卫英国宪法传统,但这种捍卫不是一种简单的“爱国主义”,而是带着一份英国人惯有的自信和高傲。正如惠尔在《现代宪法》中借助一个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对话解释了英国人对“成文宪法”的态度。这个英国人认为英国宪法是上帝对英国人的恩宠,但法国人则提出两个难题:第一,上帝的恩赐怎么会只局限于英国;第二,怎么看其他国家的宪法?对于第一个问题,英国人的回答更多基于一种信念,认为只有在英格兰,“谦逊、独立、责任和安详等诸种高贵品质才奇妙地融合为一体……这些,都无法在世上的其他民族中找到”。至于第二个问题,英国人的回答很干脆:“对不起,我只能说,他们做他们想做的。”这意味着英国人打心眼里就不关心美国人的成文宪法。其实,正是英国人的这份淡定、从容、孤傲和自我期许,才成就了英国人那种“高贵的自由”。

然而,英国宪法学传统的形成更依赖于一种法学方法。既然法律是一门经验科学,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宪政实践中凝结起来的、发挥宪政作用的制度和规则,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中存在的宪法条文。继梅特兰关注活的宪法实践,戴雪坚决反对从布莱克斯顿到边沁和奥斯汀的“普遍法理学”所代表的“名教癖”和“形式癖”,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英国宪法的虚构或批判,认为这种方法无力揭示英国宪法的“真理”。在此基础上,惠尔坚持“宪法说什么是一回事,实践中发生什么完全是另一回事”。为此,他考察的不是被人们称之为“宪法”的法典或法律文本,而是考察政府的体制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我们换一对宪法概念来说,英国宪法学的传统就在于研究“实效宪法”(effective constitution),而非“规范宪法”(normative constitution)。

塑造英国宪法学传统的这种法学方法,与英国宪法学家同时作为法律人和学者的个人伦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法律人,他们对规则带着特殊的偏爱,关心并挖掘生活秩序中的真实规则,而作为学者他们对知识和真理怀着敬仰和谦逊,竭力涤除可能的傲慢和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宪法学排斥政治哲学或“普遍法理学”,而在于坚持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政治活动家、哲学真理与流行俗见的区分。而抵制政治的党派诱惑与卑俗的流行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坚守法律人的本分和学者的尊严,这种个人伦理品质不仅使自己能真正向哲学敞开,而且能为自己赢得一份真正的自由。正是英国宪法、英国宪法学的思想传统与英国宪法学家的个人伦理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构成了英国的constitution,塑造了英国人独特的生活风格和精神气质,也为英国人在人类文明史上赢得了高贵与尊严。而中国宪法学人要在今天的世界上赢得高贵和尊严,无疑要以英国宪法学家们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