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宪法

经济宪法（共12篇）

经济宪法 篇1

国家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优化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 而经济体制的优化与发展要受到国家宪法与经济法的制约, 一个国家的宪法与经济法制定, 需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 要能够有效的保证宪法与经济法的协调发展, 能够促进经济健康与稳定的发展。因此, 宪法与经济法直接的管理。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问题, 也是现实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

宪法与经济法之间的重要交集是“经济性”, 宪法的基础是民权、民生等重要的有关于民生发展的内容, 经济法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因此, 宪法与经济法二者共有的特征就是经济性。宪法与经济法一样, 具有共同的特征, 要促进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 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 这种职能具体表现为:经济法与宪法都要能够体现国家的职能, 要能够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 要求能够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范限制, 并对相关的经济实体的职能进行界定, 通过经济手段, 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 它们都要求运用法律化的手段对市场主体进行管理, 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所以说“经济性”是宪法与经济法的共性。从经济分权的角度看, 宪法作为我国发展的《总章程》, 需要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的存在体现出来, 并保证任何经济实体与组织能够有效的运行。因此, 宪法必须大量规定经济内容, 对相关的经济实体进行界定, 明确界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相应地, 宪法还需要厘清不同主体的财产权利与经济利益, 以保证国家经济秩序能够有效的运行。

国家的宪法必须直接规定或间接体现其基本的经济制度, 保证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的运行, 尽管各国对此规定的内容不同, 立法体例上也不统一, 但是对于经济制度的制定、分配制度的制定、经济体制的内容等都作了有效的规定。宪法对有关经济管理制度的规定, 需要加强对公民经济自由权的保护与规定, 这样就构成了“经济型宪法”的基础性的核心内容, 制约着社会经济法制制度的形成于法制, 也促进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制, 宪法的规定是以经济制度为基础的, 宪法的实施必须以充分保护社会主体和公民经济的自由权利。宪法所确立的经济制度, 对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发展, 直接影响经济法调整的目标, 实现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 宪法所确定的经济体制, 对我国的经济法制度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如果没有宪法的规定, 就无法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市场有机的规划, 经济法的实施就缺乏宪法上的依据, 也就无法对市场经济的主体进行宏观调控。

二、经济法对宪法的落实与推动

经济法是对宪法规定的经济法规进行实施的重要途径, 由于宪法与经济法都具有经济性, 都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作出规定, 两者之间的互动要求能够相互促进, 不仅体现为宪法对经济法的上述重要影响, 也体现为宪法需要经济法的具体落实, 只有通过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主要作出规范, 才能有效的保证宪法的合理实施。宪法作为具有最高位阶的根本大法, 它对国家的每一个方面都作出了规定, 如果经济法不能有效的对宪法规定的内容进行实施, 宪法中的经济性法规就会失去意义, 也就直接影响宪法的生活效益, 没有经济法对宪法的经济法律进行落实, 经济宪法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经济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具体途径是多元化的, 虽然主要体现为当代的经济和经济法发展对宪法变革产生的影响, 促促使着宪法的变革, 但早在经济法尚未成体系之前, 经济的发展直接对宪法的形成具有推动的作用, 它直接涉及国民基本财产权保护的财税法规范, 对国家经济市场的发展具有稳定的作用, 对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已有较大推动。

基于宪法与经济法共有的经济性, 二者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 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一方面, 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发展具有指导的作用, 使其能够对经济法产生重要影响, 促进经济法的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 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和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 要求宪法能够加强对经济实体的监管, 使得宪法的经济性规范不断增加, 也在不断的增加经济法的内容, 也扩大了经济法的使用权限。因此, 只有宪法与经济法良性互动, 交融共生, 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才能有效的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 因此, 要促进经济法与宪法之间的有效互动, 需要对二者的“经济性”与“一致性”进行分析。

三、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

“一致性”要求经济法与宪法在规定市场主体行为具有一致的要求与目标, 这是二者经济性的必然要求, 从共有的经济性来看, 二者之间的目标是相同, 促进社会的发展, 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 宪法与经济法在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同时, 需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通过市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从而实现经济运行“更经济”、“更有效”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 在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合法性的同时, 二者在调控经济运行的过程中, 强度经济法要能够“合宪性”, 二者在这个目标上也是一致的。其次, 从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来看, 经济法对宪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执行宪法中的相关经济政策来实现的, 同时, 由于宪法对经济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规范着经济法运行的相关条款, 且经济法不能与宪法相冲突, 要求经济法的规定是在宪法的指导下进行的, 因而经济法需要在合宪的意义上与宪法保持一致性, 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才使得宪法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同时, 经济法在落实宪法的过程中能够推动宪法变革, 才能将现实社会中的变化情况有机的融入到宪法的变革中, 提高宪法的实用性, 并使其更符合现实需要, 从而使两法保持一致性, 具有共同的规范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

此外, 仅从一般法理的角度来分析, 宪法作为根本法、基本法, 是国家存在的根本, 其规定具有“根基”的意义, 对于经济法的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经济法要落实宪法的规定, 需要就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 制定更为具体的制度安排, 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使宪法的“根基性规范”变得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制性, 也能够提高宪法的适应性, 从而保障宪法规范的有效执行和合理的应用, 通过经济法的实施, 促进了宪法在经济法中基础性作用, 由于宪法中的“经济性规范”是制定经济法规范的重要依据, 也是经济法实施的重要保证, 因而, 经济法的制定应该与宪法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同时, 需要我们加强对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交融和促进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经济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就需要宪法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 制定出新的规则制度, 来保证经济法的有效实施, 也为经济法的确立提供政策支持, 由于宪法的经济性规范需要由经济法来具体落实, 也需要经济法的实施途径进行有效的保证, 而经济法的许多基本制度则需要有宪法上的依据。

四、小结

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实际分析的过程中, 要注意对二者统一的基础———经济性为出发点进行分析, 就能够有效的对经济法与宪法二者内在的关系进行分析, 并能够保证二者之间的“经济性”、“一致性”, 有助于解决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只有二者在保持高度一致性的情况下, 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因而两法可能会针对同一问题, 对不同的情况, 作出相同的规定, 分别作出相对原则或更为具体的规定。

参考文献

[1]邢会强.政策增长与法律空洞化——以经济法为例的观察[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3 (3) .

[2]蒋悟真.传承与超越:经济法主体理论研究——以若干经济法律为视角[J].法商研究, 2012 (3) .

[3]陈海嵩.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之我见[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2 (11) .

经济宪法 篇2

新中国成立后共颁布过4部宪法和4部修正案。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从这些明确规定的法条条文的更改和修正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 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第七条规定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这些规定体现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明确目标。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由于这条宪法的颁布，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范围进一步缩小。严重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经济方面基本无变化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宪法对于这样农村重大改革突破成果的肯定有利于稳定农村和促进农业发展。第十一条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宪法开始初步肯定非公有制经济在宪法中地位，对于后来其发展起到了深远的意义。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这条宪法为以后经济体制转型奠定了基础。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没有做出相关经济内容的修改

1993年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宪法修正的公布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六条补充：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则法条的确立使我国经济多元化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蓬勃飞跃起了重要意义。第十五条 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这样的体制更有利于稳定农村和促进农业发展。第十六条 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条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确定，使其迅速发展起来，对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一项：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条修改更进一步的明确了国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为其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对经济宪法学历史发展的探讨 篇3

关键词：经济分析;经济宪法;成本分析;公共选择

中图分类号：D9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24702

当我们分析宪法的出现以及不同规则的已知后果和假设后果时，我们谈论的是实证经济宪法学；而当我们探讨能使共同体成员更好，更有效地实现一定目标的规则组合时，我们谈论的是规范经济宪法学。

1经济分析法学

宪法经济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的经济法理论，是国家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与人们对市场缺陷的强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德国经济法学者林克（Rinck）提出，经济宪法是指“国家为了确定经济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统制，作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同时，德国经济学界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也比较重视对经济运行的宪法与制度环境分析。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经济宪法的概念始于经济法学，实际上就是根本经济法，最初是为政府权力的全面扩张服务的。随着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国家获得了全面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和限制国家经济权力的经济宪法也就应运而生。

（1）经济分析法学宪法研究的问题域。

严格来说，经济分析法学是一场“经济法律学运动”，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它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而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的不同学术传统的综合。如果我们考察其在美国现代法理学中的谱系，它大致上与左翼批判法学相对的右翼。其学术思想和渊源可以追溯到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而直接延续了20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和庞德的“社会工程”理论。 “宪法”一词的内涵极为丰富，按照分析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侧重点的差异，经济分析法学的宪法研究方法和观点有很大差异。 芝加哥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宪法思想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这几个学派为以后经济宪法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科斯的成本控制经济学理论。

从科斯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得出其理论体系的基石由两大主要理论构成。 通常所说的科斯定理可以简述为：当交易是无代价的且一个人合作时，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是有效益的。也就是说，当交易本身的成本非常微小或不存在时，国家只需要通过强制执行个人间谈定的资源分配方案来确保交易进程的完整性。因为，任何一种权利分配都将证明是有效益的，没有必要强求国家必须给予当事人某一相应的权利。政府和法律可以对此事几乎不加干预。然而，当交易本身的成本不是很微小时，权利如何分配就十分重要了。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权利的分配能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不同的结果，因此就需要一个原则来指导权利分配。换句话说，科斯定理适用的条件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借助于法律因素（法律的机制作用）以促使有效益的结果出现，这也正是法律的目的之所在。这两大理论，分别源自他的两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其中一篇是他于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另一篇是他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

（3）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60年代）。

从广义上讲，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或简言之，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是相同的，但公共选择的方法论是经济学的，如同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一个自私的，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

对于公共选择的宪法学说，布坎南认为是另一种政治经济学。其对象是制度、规则，目的是为增强效率而设计和改革制度。它旨在估价强制的结构，即“规则”，其最终目的是重新设计和改革，以确保在利用潜在互利关系上增强效率。为此布坎南区分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治家、官僚和投票人的行为，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对公共选择行动者的约束，是一种宪法理论。宪法经济分析则试图对约束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与活动的不同法律-制度-宪法规则的运转性质作出解释，这些规则界定了某种结构，在这一结构内，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作出普通的选择。

宪法经济学的另一个基础是制度观，布坎南从相对主义认识论出发，认为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理论都不是绝对真理，在政治中根本不存在类似真理的东西，'那里'不存在的或应认为存在的独一无二的价值，除了个人的估价。他进而主张秩序不是人设计的产物，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无力了解所有参加者的效用函数，也无力掌握全部有关的信息。

（4）波斯纳是集大成者。

波斯纳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它的假设是：人是对自己的生活目标，自己的满足，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

从上述假设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

①市场价格和需求数量的反比例关系。在经济学中的供求法则，在法律中也同样适用。②成本等于“可供选择的价格”或机会成本。③最后一个基本概念是如果容许交换，资源就具有最高利用价值的倾向。从以上三个概念可以看出：波斯纳就是以人是理性的、最大限度地追求自我利益这一假定，作为他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

2经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可以由以下四个逻辑体系构成：

(1)从经济宪法的原理出发，可以将其看成经济学中的财产权理论。将财产权作为宪法的历史起点和理论的逻辑起点，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看成私有财产权与公有财政权之间的矛盾，并把这一矛盾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

(2)通过宪法对人权与公民权利的保障。把公民的财产权利、经济权利、经济自由通过宪法加以确认与保障，认定在现代社会中，没有财产权保障的权利是毫无保障的权利。权利要得到真正的保障，首先财产权必须得到保障。

(3)宪法中的国家制度，主要研究国家的经济权力及其制约。现代宪法中对国家的税收权和经济调控权力这两大经济权力作出了规范与制约，以此确定财政权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无限制的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关键是加强对财政权这一国家经济权力的制约。

3经济宪法学对我国法学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启示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宪法研究领域，宪法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相互渗透还很有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立法必须要考虑经济法规的社会经济效益。根据经济宪法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中国的法制建设正在步入基于市场经济内在需求的法治轨道，应选择社会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权利配置。具体地说：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应按照以效益为中心的原则进行权利的初始界定和重新界定；法律必须通过一切途径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使契约和交易自由中权利交换成本最小化；并在“市场失灵”造成的低效益时，通过政府干预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德］柯武德，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社会秩序和公共政策.

［2］Coase, R.,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1-44.

经济宪法 篇4

一、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概念和含义

(一) 财产权的宪法概念

其财产权, 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 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财产权是可以以金钱计算价值的, 一般具有可让与性, 受到侵害时需以财产方式予以救济。财产权既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 也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实质是基于财产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 。财产权既具有自由权的性质, 也属于经济权利之最重要内容:一方面, 财产权是确保相当的生活水准的权利的基础, 另一方面, 财产又是独立和自由的基础。

根据相关的规定, 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 不管是物权、债权、还是著作权, 都将受到法律的保障:

第一, 人民有权力自由使用、收益或处分其有财产, 并排除他人的干涉。

第二, 国家征收或征用公民私人财产需为了公益利益, 并且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 如果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侵犯公民财产权的, 应负赔偿责任。

第四, 私人在没有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 不得侵犯他人财产权, 否则应负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二) 经济活动自由的含义与保障

作为自由权之一的经济自由通常包括居住和迁移的自由、移居国外和选择国籍的自由、职业选择的自由以及财产等内容。不仅意味着经济人的偏好自由、价值自由、使用自已的资源自由, 而且包括自由交易自由定价等。较广义的经济自由权包括职业选择自由、契约自由、经济体结成协会的自由、竞争自由及兼职自由等。宪法确认的经济活动自由产生两种效果:

A、要求政府控制自己的行为, 不能对生产者 (包括劳动者) 、消费者以及他们间的交易实施任何强制或变相的强制。

B、政府必须保护公民的经济自由免受社会势力的强制。

二、保障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

A、保障财产权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中国既存的话语里, 把私有制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表述, 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与持久性 (2) 。在市场商品经济的条件下, 如果不保障私人财产权, 经济就不可能出现繁荣。财产权没有保障, 就等于不承认个人利益, 那么对个人追求个人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获得的利益因为没有保障也就等于没有利益。这样, 个人就不愿意辛苦地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没有了求富的欲望, 社会经济也就不可能出现繁荣。

B、财产权是公民生命权、自由权的基础和保障 (3) , 保障公民财产权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财产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关系来看, 财产权是保障生命权、自由权的基础权利。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同, 构成公民最基本的三项权利。私人财产权意味着私人在社会合法范围内自治的正当性, 也意味着私人有权控制在私人领域内属于个人的物品, 意味着个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成果来维持个人的生存, 意味着个人不必强迫于为他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没有财产权的生存权, 只意味着做奴隶的权利, 因为人对物的依赖必然转化为对控制该物的人的依赖。没有财产权作为保障基础的其他权利和自由, 只是空泛的权利和自由, 个人的生存将失去动力和条件。所以, 在宪法里明确个人财产权是对我国公民生存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

C、财产权有助于实现个人人格的自我发展和进步, 是促使个人进取和实现社会公益的巨大力量, 财产权是一种正当的权利。财产权受平等保护是近代现代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志。财产权是道德与善行的催化剂, 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是人类文明的推进器和标志。如果财产权没有保障, 那么人民的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不愿意努力勤奋进取, 有钱人也会因为朝不保夕的财产而肆意挥霍, 人民也不愿意通过正当手段来获得财富, 社会就会陷入盗窃、抢劫、强权、人治的斗争中, 文明将不复存在。哪里没有财产权, 哪里强权就压倒正义, 哪里野蛮就压倒文明。

既然财产权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价值, 财产权自然应当由宪法加以确认并宪法的保障。

三、西方大陆法系国家保障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有关规定

(一) 法国《人权与民权宣言》第17条规定: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示必须时, 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4)

(二) 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22条规定:

在不违反公共福利的范围内, 任何人有居住、迁移以及选择职业的自由。不得限制任何人移居国外或脱离国籍的自由。第29条规定不得侵犯财产权。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应于公共福利, 由法律规定之。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方可。 (5)

(三) 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6条规定:

除非根据保健和安全方面的理由法律可按一般程序某些限制外, 公民均可在国内任何地区自由迁移和居住。不得以政治理由规定任何限制。每个公民, 除非附有法律义务, 均可自由离开与返回共和国土。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 不得征收任何个人税和财产税。第42条规定:财产为公有或私有。经济财产属国家、团体、个人。私有财产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但为了保证私人财产能履行其社会职能并使其能人人均能享有, 法律规定获得和享有私有财产的办法和范围。为了公共利益, 私有财产可以在法定场合被有偿征收。依法继承和依遗嘱继承的规则和范围以及国家在遗产方面的权利, 皆由法律规定之。 (6)

(四)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条规定:

所有德国人在联邦领土内均享有迁移之自由。第14条:一、财产权及继承权应予以保障, 其内容与限制由法律限定之。二、财产权负有义务。财产权之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三、财产之征收, 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 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 此项法律应规定补偿之性质与范围。补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利益。补偿金额如有争执, 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 (7)

(五) 1987年《大韩民国宪法》第14条规定:

全体国民有居住、迁移自由。第15条规定:全体国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第23条规定:a、全体国民财产权应予以保障。其财产内容范围由法律规定。b、行使财产权时应尽力照顾公共福利。c、因公需要, 对财产权需征收、使用或限制及由此付的补偿, 均由法律规定, 并应支付正当的补偿。 (8)

(六) 《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移和居住。

四、我国现行宪法的不完善方面

A、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33条虽然笼统地提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没有任何其他关于经济自由的规定。

B、宪法第13条中, 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不过, 没有关于财产权的补充条款的详细规定, 且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还不够完善, 征用补偿在没有详细的规定下的实际运用中有许多困难。根据《国家赔偿法》, 国家只赔偿直接损失, 不赔偿间接损失, 且有关征收补偿的标准很低, 因此, 包括《国家赔偿法》在内的保障公民财产权的法律还有待完善。

C、我国现行宪法没有居住与迁移自由、移居国外和选择国籍的自由以及职业选择自由等相关规定, 然而, 香港和澳门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明确规定了迁移自由, 这是对大陆公民的不公正。

D、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财产权与所有制的关系。

E、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没有“财产权”的相关规定。

F、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比, 在司法程序上可能出现错误。在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国家, 不论财产是否是非法的, 个人、组织、国家都不得侵犯, 一切非法财产的处罚都要在司法判决后才能够执行。而如果只保护合法财产, 但没有对非法财产的限时保护, 就会出现以非法财产为名的肆意侵犯, 结果在之后经过司法检查发现此“非法财产”为合法财产, 这样就会造成公民合法财产的无辜侵犯现象。可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财产保护的司法程序上更加成熟, 不会出现错误侵犯行为。

五、具体条款的修改意见

A、在宪法第13条后作为第14条, 规定:a、凡是以公共权益为目的的财富都属于公共财产, 其具体范围另行明确规定:此外的权益, 皆可成为私有财产的保障对象。 (人民财产所有权之行使, 在不妨碍公共利益植范围内, 受法律保障 (9) ) 。b、政府对公有财产需严格依法进行保护, 并不得违反, 这样就可以保障公民的财产不会被未经过司法程序而以非法财产为由而侵犯。

B、在宪法13条中增加内容, 规定:国家可以依照法律对私有财产予以征用或征收, 但是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国家征用或征收私有财产时, 需依照征收或征用实施前已有法律确定的标准进行适当补偿:如果之前没有相关法律补偿标准, 需要按照同期市场价格进行完全补偿。 (人民之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 但因公益上之必要, 得以相当价格征收之 (10) ) 。b、国家征用或征收的私有财产如果是生活必需品, 应当给予被征收者能继续保持其原有正常生活水平的完全的补偿。其具体标准法律另行规定。c、如果被征用或征收的私有财产在完成其特殊目的后能够恢复原状, 可以由该财产所有者依照物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是否收回, 但收回行为不影响其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

这是对目前宪法中欠缺的补偿条款的修补, 并且能够做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相同情况相同处理, 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最终能够比较充分地实现人类利益最大化。

六、结语

完善社会主义宪法的财产权保障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但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先进的社会要有先进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而只有建立完善的私人财产的保障,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权法治”。宪政事业, 宪法的修正不会停止。

摘要：对个人财产权的保障促进了西方国家宪法体系和宪政制度的完善。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完善过程中, 对个人财产权的保障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自由与财产权的保障二者密不可分, 共同推动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的发展。但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如今, 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则没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相关规定, 这是极不利于现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所以修宪是必要的。

关键词：财产权,经济自由,保障,修改宪法

注释

11郑贤君主编.宪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98.

22 季卫东.宪政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30.

33 夏泽祥主编.宪法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121.

44 法国<人权与民权宣言>.

551946年<日本国宪法>.

66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77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881987年<大韩民国宪法>.

99 张知本.宪法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120.

学宪法 讲宪法 篇5

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和同学们在一起共同进行一次法制学习。不久前我观看了同学们自己编写的法制小故事，很真实，很深刻。其中有一位同学编写的一个毛阿敏偷税漏税的故事，我深受启发，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你们的内心深处法律意识的真实反映。在这里，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亲眼目睹、令人深思的真人真事。事情发生在四小区的住宅楼，这天正是星期日，三位初中生在四楼的楼道窗前嬉戏，甲失手将乙推出窗外，重重地从高达20米的四楼摔了下来。当时乙的脸色铁青，血从鼻孔、耳孔直往外淌。后来，乙被市医院急救车救走。此时，我给同学们出二个思考题：①甲失手致伤乙，算不算违法?②如果甲违法，违反了什么法?结果应是：如果医疗签定部门确定为重伤，首先甲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违法，其次甲违反了《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二百三十五条：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下面，我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本原因，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个方面，来给同学们讲一下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世纪以来，青少年犯罪是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立案比例一直较高，约为65%，处于居高不下的局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14-18岁的少年发案率上升较快，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发年龄阶段，并以侵犯财产型犯罪与性犯罪居多，团伙作案数量剧增。人之初，性本善，这些少年，曾经天真无邪，如同一张白纸，他们的人生座标为什么变得如此扭曲?人生最初暗淡的一笔来自哪里呢?究其青少年犯罪的基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更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所致。

(一)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不平衡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是人从幼稚儿童期向青年期的过渡阶段。处于这一特殊时期的人，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经历着一场巨变，从青少年的心理变化来看，主要表现为：

求知欲增强，交往需要增加，有虚荣心，喜欢刺激，富于幻想，易接受暗示，模仿力强，有好胜心，易于冲动，爱感情用事，有较强的独立意向，希望根据自己的想法、兴趣去行事，认识问题直观、片面，缺乏成年人具备的分析判断、辨别能力。

这种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使青少年抵抗外部世界的干扰能力显得相当脆弱，一旦遇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很容易作出越轨的举动，实施违法犯罪。

(二)青少年不良的个性倾向性

人的个性倾向性是个性中最主动，最积极的因素，它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决定着人的认识和活动的趋向与选择。个性倾向包括人的需要和动机、兴趣、信仰、观念体系等，不良个性倾向性是大多数青少年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心理因素。青少年的不良个性倾向在需要方面主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物质欲，权力欲，报复欲;在观念体系上，概括地说，主要表现为五观不端正，以自我为中心，只想索取，不愿奉献的极端利己的价值观;过分追求金钱，享乐，名利，实惠，讲究吃喝的人生观;善恶、美丑、荣辱、爱憎、是非、苦乐，得失完全颠倒的道德观;哥们义气高于一切的封建行帮式的友谊观;放荡不羁，崇尚低级感官刺激的性爱观等。正是在这些强烈，畸形的欲望驱使和错误观念的支配下，一些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

下面，我重点给同学们讲一下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希望同学们能引以为戒，拿起法律武器，把实际例子讲给父母听，纠正有些父母的不良家庭行为。

家庭是青少年个体生活、成长的第一空间，是青少年最早接触的小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染缸。这就要求有些同学，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家庭在青少年心目中的位置，应是最为重要的。父母代表社会对子女的教化也是最为深刻的，一些家教箴言、格言及家训会影响子女的一生，甚至有的还世代相传。调查与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身心在家庭这一环境中能否健康发展，与家长对家庭的责任感，态度，对子女的教育引导，与其自身性格和言行举止有着密切的联系，若父母对家庭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子女的态度适当，教育、引导得法，自身性格，言行举止良好，家庭的内聚力，亲和力增强，正面影响加大，子女实施不道德行为，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就很小。反之，子女受到的负面影响大，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大，甚至直接导致犯罪。其中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不良因素主要有亲情过剩，疏于管教，家庭暴力，单亲家庭，不轨家庭五种。亲情过剩。目前，在我国城镇，18岁以下的青少年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这些在四二一家庭结构中长大的独生子女，从小就受到祖辈、父辈的百般宠爱，被过度的亲情所包围，在家中俨然是一个小皇帝、小公主，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们中一些人因而养成了不良性格，形成了不良的意识和行为习惯，凡事总是先考虑自己，从个人角度出发，不达目的不罢休。因此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满足自身的需要，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受任何约束，甚至以身试法，以致违法犯罪。

近几年来，因不良家庭因素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例子屡见不鲜。如：自97年上半年以来，佛山的一个少年暴力犯罪团伙共三十多人，最小的仅11岁，最大的17岁，在追求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目标下，以由小到大，由近到远，吃干吐净为盟，排列座次，三人成伙，五人成群，穿插结合，交替作案，渐渐发展一个犯罪团伙。并于1999年被公安部门依法逮捕。

德国宪法与法国宪法比较法研究 篇6

法国宪法的产生

法国是欧洲第一个拥有成文宪法的国家。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世界各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它是法国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该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原则；确立了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其中包括罪行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还确立了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提出主权在民，国家分权的主张。《人权宣言》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在当时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它是法国宪法产生的基础，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宪法是政治力量、阶级力量的对比，法国也不例外。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现在200多年的时间，政治风云多变，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变化，政治形式多次变更，其间经历了两次封建王朝复辟，两次帝制和五次共和，先后颁布了14部宪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793年宪法、1848年宪法和1958年宪法。

1793年宪法又称《雅各宾宪法》，是法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资产阶级政治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利益的宪法。这部宪法虽未付诸实施，但它所包含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在许多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1848年宪法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所控制的立宪会议为巩固资产阶级专政而制定的宪法。它所建立的国家机构具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体的许多特点。

1958年宪法即现行宪法，又称《第五共和国宪法》。此后，1960、1962、1963、1974和1976年先后作了某些修改。这部宪法大大削弱了议会的权力，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使法国现行制度兼具议会制和总统制的特色。

法国宪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宪法变动频繁，错综复杂，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经验和史料。

德国宪法的产生

德国是一个宪政的国家，在十八世纪，国家成立时就已有成文的宪法。在1949年有了现行宪。但是在成为一个宪政国家之前，经历过的历史有150年。而且民主的宪法，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有的，1791年的宪法中包括了民主、人权、平等因素，这是一个现代的民主主权国家的开端。

德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848年宪法。产生这部宪法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工业化使得城市贫民和一些来自农村的人生活更加困苦，不得不起来革命；二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宪法虽然公布了，但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因革命的失败而被撕毁了。

德国的第二部宪法是1871年的俾斯麦宪法。但是这部宪法，它既没有包含民主，也没有包含人权。虽仅有的选举权，也是一个分等级的选择权，分成了三级。那些有财产的人，他们拥有的权利和票数是普通人的3倍。女性则是没有选择权的。1871年这部宪法的好处是在全德国范围内施行。

德国的第三部宪法是在一战以后，就是1919年的魏玛宪法。德国在1919年以后也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制定一部帝国的宪法。这部宪法也是一部针对全国的宪法。

德国的第四部宪法是1948-1949年宪法。魏玛共和国后来被纳粹分子推翻了。

法德两国宪法的特点

法国宪法的特点

首先是1958年的戴高乐宪法，其也叫第五共和国宪法，它分序言和15章，共92条。这部宪法最主要的特点是总统权力的扩大和议会权力的缩小，以及确立了兼具议会制和总统制的某些特点的被称作半总统制的政治体制。

宪法一方面给予总统强有力的权力。规定总统在法国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中居主导地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不仅享有传统的总统权力，还享有单独采取的非常权力。从此意义上说，法国政治体制具有总统制的特点。

另一方面，宪法在极力削弱议会权力的同时，仍保持了内阁对议会负责的基本原则。因此，法国总统要实现自己制定的政策，还要取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和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受议会的牵制。这又说明了法国宪法又具有议会制的特点。这种兼具总统制和议会制特点的宪法对政权的稳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推动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法国宪法在序言第2条、第十二章第77-87条中确立了法国和其殖民地的原则以及建立法兰西共同体的形式。法国宪法还专门规定了政党地位，而在英美国家，有关政党的立法都包括在结社自由之内。

德国宪法的特点

尽管将魏玛共和的短命完全归结于魏玛宪法并不客观，但作为一部构建魏玛共和政治秩序的最高规范，魏玛宪法的制度设计必然牵动并相当程度上左右了魏玛共和之实际政治过程以及社会层面之整合方式和方向，因而，检讨魏玛宪法在国家政制设计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对于德国战后国家政制之创建是不可或缺的功课，而德国基本法之所以能成为继美国联邦宪法之后第二部对世界宪政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文宪法，与它站在魏玛宪法肩上、充分汲取魏玛共和时期种种宪政经验教训从而使它构建的政治统一体下的政府权力在保持均衡的同时成为有效地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制度装置关系尤为重要。

在基本法中，权利规范被置于组织规范的前面，而魏玛宪法则相反。基本法将基本权利规范放在首位，象征着与魏玛宪法相比它更关注人民权利，权利规范是它的实质核心内容。基本法还赋予人民诸多具体的基本权利从而使它在實质内容上而不仅仅在形式意义上超越了魏玛宪法。与权利规范的超越相比，基本法在组织规范方面对魏玛宪法的反省与发展就愈益显著。综括而言，现行的基本法较之前的几部宪法尤其是魏玛宪法存在几个方面的不同和特点：

(1)在政府的组成上，基本法通过将 组建内阁的责任主要托付于联邦议会和联邦总理手中，而不是像魏玛宪法那样交给联邦总统。

(2)在总统的宪法地位上，基本法仅仅赋予了由议会团体选举出的联邦总统非常狭小的权限，使总统远离独立地或决定性地参与最高国家领导的权力。

(3)在宪法的守护者问题上，基本法在第九章司法中首先就联邦宪政法院的组成、功能和权限作出了明确规定。联邦宪政法院的宪法司法的唯一宗旨便是维护宪法。因此，联邦宪法法院所具有的广泛的管辖权在历史上是没有可比的先例的。正是通过这种广泛的宪法司法管辖，联邦宪政法院使基本法排除、 避免了种种的宪法基本权利侵害、宪法破坏或宪法障碍，为人类宪政实践开创了守护宪法的新模式、捍卫宪政的新篇章。

(4)关于政党制度，基本法同样有明文的规范条款，与魏玛宪法忽视政党的作用，让政党游离于宪法之外对比鲜明。基本法赋予了政党确定的功能，并依照其相互间的联系规范出了政党法秩序的基础。

总之，魏玛共和的历史教训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德国基本法今日的构造样貌和内涵实质，从历史的宽视角来看，基本法的宪政成就更多的可能源于它是站在魏玛宪法的肩上。

法德两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法国的违宪审查

法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宪法制度的少数国家之一，但法国在历史上对司法机关心存戒备，因此建立了宪法委员会来实施宪法的监督工作。1946年宪法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议会的优越地位,而1958年宪法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则是为了维护总统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在后来的实践中,法国宪法委员会又逐步演变为平衡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机关。

法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叫做宪法委员会，对于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地位，法国政府认为，宪法委员会“尽管具有组织形式，但并不是一个司法审判机构，它是调整公共权力运行的组织，但并未明确指出这种调整是否属于司法性质。

法国的违宪审查是一种事前审查，宪法委员会的一个重大职能就是对法律合宪性的审查。也就是说，法国的违宪审查是在法律颁布之前提出来的，一旦该法律被审查为违宪法律，随即胎死腹中，不会被颁布，换句话说，也就是法国所颁布的法律都是符合宪法的，一经颁布就不会再进行违宪审查。

德国宪法的违宪审查

德国在十九世纪之前是一个松散的联邦， 但是最早的宪法法院却是出现在德国，可见德国一直就有建立宪法法院的传统和基础，德意志第二共和国建立魏玛宪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违宪审查，在1933年被希特勒废止，为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二战后，德国建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维护宪法的权威。德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叫做宪法法院，德国的宪法法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作为政治上的立宪机构，它的政治作用主要是监督国家机关，包括对法院的监督，对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监督等。但其主要职能还是司法机关，它最重要的地位在于是联邦范围内的最高司法机构。也是唯一适用联邦基本法的联邦法院，拥有基本法的解释权。

德国的违宪审查则是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说明德国的违宪审查既包括类似法国的事前审查制度，同时也包括违宪法律导致具体诉讼发生后的一种事后审查的权利救济。这一方式能够有效的弥补以上所提到的事前审查所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工作量巨大等新的问题。而德国则实行的是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所谓具体审查是指具有违宪审查权的机关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就所适用的法律是否合宪有效的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违宪审查制度。

总之国际流行的划分标准往往把法国和德国的违宪审查模式划为一类，可见其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作为专门宪法监督机关模式的两大代表也的确各有特点，除了上文说的之外，在违宪审查的制裁方式、权力职能上等都有所不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

经济宪法 篇7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 因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经济制度往往反映了该国的经济发展。简单地说, 就是立宪的活动紧密联系着经济的发展。下面我们就从英国、美国和德国这三个主要的发达国家的宪法经济制度出发, 研究其核心的内容和不同之处。

一、英国宪法经济制度的规定

近代宪法始于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 《自由大宪章》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 比如经济自由、财产保护和税收等等。从当时这部法典产生的根源可以看到, 当时的英国国王由于面临着教皇处罚和对外战争失利的双重压力, 财政的亏空使得英王需要各封建主缴纳更多的税款, 而封建主们借此机会迫使英王签署了这部能够充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自由大宪章》开创了宪法中规定经济制度的先河, 也是当时占英国社会主导地位的阶层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

二、美国宪法经济制度的规定

美国在独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成为英国转嫁国内苛捐杂税的主要场所, 当地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当地居民与宗主国之间的经济交锋愈发的严重, 并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的爆发。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 同时即使在独立后也因为经济利益而与英国发生冲突, 美国制定宪法时将经济方面的问题作为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从对私有财产的绝对保护到财政税收政策的规定, 都可以看到宪法制定者们的良苦用心。

通过对美国宪法和历次修正案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美国宪法中从未明确采用何种所有制经济, 但却充分肯定并保护个人私有财产权, 限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尽管美国宪法中没有规定何种分配方式, 那正是美国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文化反映。美国宪法不允许政府凌驾于经济活动和法律制度之上, 使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美国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捍卫。

三、德国宪法经济制度的规定

德国在魏玛共和国前一直是封建君主制国家, 从魏玛共和国的《德意志国宪法》开始了德国的立宪历史。魏玛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经济方面单独列成一个方面:首先, 宣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 保证经济自由和经济组织的公平;第二, 明确了契约原则;第三, 具体列举了各种经济制度及权利的分配。

二战后, 德国于1949年制定了现行的宪法, 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虽然这部基本法不再像魏玛宪法那样将经济生活方面单列出来, 而是将经济制度分散于宪法的各个方面和细节之中, 并在两德重新统一后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 规定过会的经济立法权,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有财产权。

四、三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共性分析

宪法经济制度的完善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宪法经济制度的些许不同, 但从总体上, 还是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共性和规律。

首先, 基本上都是从宏观上把握对经济制度的规定, 更多地是体现原则性和政策性, 而并不拘泥于末梢。在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下, 不将国家具体的经济制度写进宪法是有利于实际经济生活的灵活调整的。

第二,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各部宪法都十分重视的。这也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然会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当然, 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是市场主体能够实现自由竞争的根本保障。

第三, 在对经济活动和市场运行的调节方面, 各国的规定不同, 但调节的作用不可忽视。对经济干预的权力也就成为各国宪法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 这也是我国完善现行经济制度的良好借鉴。

五、给我国的启示

我国经济制度的现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待遇差别很大, 自由和平等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实际的经济活动却没能得以实现;二是宪法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定位应该向服务型政府转化;三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仍有改进的空间;四是公有财产的优势地位过分强势;五是私有财产的基本权利仍需要加以明确;六是缺乏科学的征收征用的补偿机制;七是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仍然很多;八是分配制度仍然不够合理。

近年来, 国际经济形式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制度和立法的发展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我们在参考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时, 也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相信, 通过我们的努力, 一定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宪法经济制度之路。

摘要：本文从在世界上很有代表性的英国、美国和德国三个经济和法律制度发展都较为完善的国家出发, 分析了三国宪法经济制度的特点并加以比较, 最后对三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共性进行了分析, 希望本文的一点浅见能够给我国的宪法研究以及宪法修订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英国,美国,德国,宪法经济制度,比较,共性。

参考文献

[1]何华辉.比较宪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年.

[2]曾尔恕.美国宪法对调整经济生活的作用[J].比较法研究, 2002年第3期.

[3]乌茨·施利斯基 (德) , 喻文光译.经济宪法的概念和结构[J].经济公法, 2006年4月.

[4]卢峰.《自由大宪章》对英国早期宪政的作用及影响[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9期.

经济宪法 篇8

经济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组成部分, 之所以占如此重要的地位,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 突出宪法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有利于在宪法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其次, 苏俄宪法的首因效应, 苏俄宪法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 因独创宪法的地位及苏联的影响, 其结构体例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又次,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较多经济内容是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 自改革开放起, 我国就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 为彰显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需要增加相应条文, 同时当时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民商法部门与经济法部门亟待建设。所以宪法中规定许多应该由两部门法中规定内容。

与此同时, 经济制度中的政策性条款也是政策性条款最集中变动最频繁的区域, 为历次修宪的重点, 占修改条文的大部分, 甚至曾出现了“修正案修正修正案”的情况。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我国的改革成果迫切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 旧有宪法条文内容不适于现今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也在于现行宪法调整了一些不具根本性地位且完全可以由普通法律规范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制度内容表述过于细化, 缺少涵盖性, 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需求。

非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没有独立的篇章来规定经济制度各层次内容, 只是规定了基于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内容,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大多单独在宪法采取专辟章节以一定数目的条文来规定本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此情况被归结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公开的、彻底的、全面的优越性, 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没有此设计的原因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隐蔽的、曲折的、虚伪的性质。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理论发展就在于从围绕宪法意识形态性论证到专业性研究, 摒弃了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观点。“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不同的内容”现行宪法经济制度的政策实现形式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 立足于静态解释过去与现实存在, 而没有考虑到国家经济形势与经济体制的变化, 不是着力于未来发展, 其条款同部门法的内容交叉重复, 不利于法律体系的和谐运行。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宪法中经济制度设计适应和保障了所在国经济的发展, 并维持长期稳定, 而社会主义宪法中经济制度或者随着经济环境变化的屡次修订, 难以达到制宪者预期目的。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经济制度规定的和覆盖范围大小是评定社会主义宪法同资本主义宪法的主要标准?这两种体例安排哪种更适于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呢?

经济制度规定全面未必就胜于规定最基本理念。如果要全面涵盖经济制度的主要层面, 宪法中十余条的容量根本无法涵盖经济制度的诸多领域。如果从保障宪法稳定的角度考虑, 保留基本所有制, 就可以体现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作法。”只要可以发展生产力, 满足实践需要, 符合三个有利于, 外国的法律制度就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加以利用。不同的社会制度间是可以实现法律移植的, 这已经成为法学界的基本共识。过去所认为西方宪法的经济制度设置的隐蔽性、曲折性、虚伪性, 是否也可认为是一种旨在使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立法技术呢?解放思想, 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立宪技术与制度架构对经济制度的内容进行调整, 是宪法变迁的应由路径。

结合我国法律体系, 或可采取将宪法经济制度与经济法典的统一的模式选择。即删减宪法经济制度条款规定, 编订经济法典来体现宪法经济制度的具体功能, 作为元政策的所有制与基本经济体制应该以适当形式入宪, 而基本决策和重要的部门决策可通过制定民商法与经济法类法律性文件来实现。作为事实上的法律体系中基本法律部门的经济法至今尚无基本的法典及通则类法律。经济制度在宪法中分离, 与经济法基本理念的融合是经济法部门与宪法部门一种双赢的结果。

摘要：经济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组成部分, 我国多次通过修正案对现行宪法中经济制度进行修订。频繁修订经济制度对宪法文本的稳定性与权威性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影响了宪法的指引性与预测性。经济制度规定全面未必就胜于规定最基本理念或可采取将宪法经济制度与经济法典的统一的模式选择。

关键词：宪法文本,经济制度,经济法典

参考文献

[1]邹平学.经济分析方法对宪政研究的导入刍议[J].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6 (01) .

经济宪法 篇9

那么, 伦敦城公司 (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有何特点?伦敦硅谷经济特区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有何制度瑕疵?它的治理模式缺乏输出知识产权制度微创新、集成创新的能力吗?它为何需要引进伦敦城公司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

一、伦敦城公司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赋予非居民的商人、公司以选举权的衡平式民主在英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 工党政府在1969年废除了这一历史传统。逃过地方自治区重整“浩劫”的伦敦城却保留了这一历史传统。

与韩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不同, 实行衡平式民主制度的伦敦城公司盛行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这种知识产权治理模式起源于1236年。当时, 英王亨利三世把某些技术的专属使用权授予某些商人, 并允许其享有15年的垄断权。很多无法获得国王垄断权令状的商人纷纷转向伦敦城的一些商业公会, 让公会承认其发明权、垄断权, 并向会员宣告。会员通过默认契约承认他人的发明权、垄断权。

由于国王供给的专利令状非常稀缺, 而且品质低劣、难以服众, 商会开始大量宣示各个商家的专有技术, 并敦促竞争对手予以保护, 后者则通过默示协议保护商会“签发的专利”。事后追认的专利权, 只要商会调查属实, 也能获得保护。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的情况下, 商会则是知识产权确权、侵权判定、禁令、赔偿金的主要裁判机构, 以及裁决的执行和监督机构。这样, 公会和契约治理不但覆盖了知识产权制度最初的大部分保护对象, 而且覆盖了知识产权许可、定价等经营问题。即使后来各国出现专利法, 这类经营问题仍无法被法律所触及, 一直是公会和契约治理的专属领域。

例如, 瓦特是一名饱受贫困和失业折磨的英国普通工人。他依靠伦敦城的公会和契约治理获得了庞大的专利许可收入。凭借公会和契约对知识产权的治理, 他的非专利发明、智力劳动给他带来的收入甚至远远超过专利许可收入。这激发无数手工业者加入工业发明人行列, 引爆了英国工业革命。相比之下, 韩国、德国、日本等很多国家已拥有庞大的专利储备, 却一直没有在知识产权经营活动中取得实质性进步, 其公权式、立法式知识产权治理对知识产权资产的经营效率仍然落后于瓦特时代的英国。

目前, 伦敦城公司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已开始影响全球工商业的发展。在某些产业, 它的工商协会、企业联盟、商业谈判能左右全球知识经济的方向, 使它成了全球顶级的知识产权规划中心、战略运营中心、制度创新中心。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回忆录中宣称, 纽约和旧金山的企业活动都处于西方制度世界的边缘, 对所有宝贵的制度而言, “我们的巢穴和传统永远在伦敦城”。知识产权制度也不例外, 伦敦城公司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已发展近800年, 形成了非常高效的知识产权惯例体系, 可能在全球经济特区、科技园区爆发式扩散, 逐步淘汰各国的公权式、立法式知识产权治理。

与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主导英国工商文明的悠久历史相比, 基于法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公权式、立法式知识产权治理可能仅仅是世界知识产权法制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二、伦敦城公司的传统衡平式政府治理

伦敦城公司的知识产权治理与其政府治理息息相关。英国是一个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 例如, 它的大城市被分割成一些小型自治市, 享有高度自治权。其中, 伦敦有32个自治市, 以及1个特殊自治体——伦敦城公司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是一家有城市宪章的公营公司) 。后者管辖的地区叫伦敦城, 已存在1000多年, 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长寿”的地方自治体。

实际上, 它是一个仅约9000居民的衡平式民主自治体, 面积仅约1平方英里, 但拥有高度自治权, 有独立的理事会、市长、警察, 不受大伦敦城区管辖。

伦敦城公司吸纳的就业人口超过34万人, 汇聚了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 375家世界500强公司, 500多家外国银行, 是全世界最密集、影响力最大的资本和企业运营中心之一。

为了平衡本地居民与入驻企业的权益, 伦敦城公司向入驻企业开放参与政府治理的权利。例如, 该自治体的选举法规定, 年满18周岁的英联邦、爱尔兰共和国、欧盟国籍的居民有1票投票权;非居民中, 每1个无限合伙企业的每1名无限合伙人有1票投票权, 有限公司雇员10人以下的有1票投票权, 雇员10到50个人之间的, 每5人有1票投票权, 雇员50人以上的, 每50个人有11票投票权, 而且公司的投票权可在居住区另外行使1次。

这样, 企业选票远远超过了居民选票, 使伦敦城公司理事会能被企业牢牢把控。但是, 居民集中的选区产生的理事对环保、交通、治安、特种经营等涉及本地居民权益的重大事务有否决权。

选民通过上述规则推选100名理事管理伦敦城。这些理事每4周开会一次, 决定重大事项。理事们可重复加入不同的委员会, 分管不同的业务, 其中, 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中有1人出任市长, 负责全面的组织协调与公共关系运作。

伦敦城公司的政府治理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 自治体对企业的优惠政策, 包括知识产权优惠政策主要来自企业选民, 而不再是上级政府, 更非居民选民;第二, 自治体的管理团队, 包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团队产生于衡平民主治理模式, 全世界的公司或个人都可以获得伦敦城公司的选举权, 并把自己的知识产权诉求变成该自治体的公共政策;第三, 自治体未来的制度创新依靠政商合一的治理结构, 使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在政治、经济治理上能协同发展, 与时俱进。

三、伦敦“硅谷”的治理模式非常落后, 是“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不毛之地

伦敦“硅谷”是位于伦敦东部围绕伦敦奥运公园的一片区域, 隶属于伦敦的多个自治市。

伦敦“硅谷”的治理模式有三个特点:

第一, 硅谷优惠政策很少, 主要是知识产权政策, 而且来自中央政府。

伦敦硅谷的主要创建者是卡梅伦首相。与创建莫斯科硅谷的梅德韦杰夫总理一样, 卡梅伦也是一个“科技迷”, 也把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看作硅谷发展的主要动力。卡梅伦主要通过三项措施推进伦敦“硅谷”建设:按照Google、思科、微软等互联网公司的要求, 修改英国知识产权法律, 创建一个让全球互联网企业“欢欣鼓舞”的知识产权制度;把奥运会场馆改成企业孵化器, 吸纳创业公司入驻;提出企业家移民法案, 为全球企业家在英国投资、创业、定居、旅行提供方便。

从目前的发展看, 英国中央政府向伦敦硅谷输入的优惠政策, 包括知识产权政策, 不但数量少, 而且往往简单、粗糙、僵化, 不可能支撑知识产权密集产业的长效、稳定、可持续发展。

目前, 美国硅谷创业公司的密度超过伦敦硅谷5.5倍, 而且意图创造100亿美元以上业绩的高科技项目, 绝大部分拒绝选择落户伦敦, 因为这些项目的投资人往往只愿意相信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加盟伦敦硅谷政府推进小组的Facebook公司副总裁乔安娜·希尔兹就主张, 为入驻伦敦硅谷的企业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 这是英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二, 硅谷政府团队产生于政商分离的民主治理模式, 其政党政治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微创新、集成创新。

伦敦“硅谷”地区的大部分自治体仅接受居民民主、政治民主, 侧重居民的政治诉求;而不接受企业民主、商业民主, 往往忽略企业的商业诉求, 包括知识产权诉求。例如, 哈克尼自治市 (Hackney) 仅允许本地居民中年满18周岁的英联邦公民、爱尔兰共和国公民参加选举, 当选的市长、市议员等全部是党派成员, 如2010年产生的新议会包括工党议员50人, 保守党议员4人, 自由民主党议员3人。英国工党起源于底层劳工组织, 偏向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该党把控的议会对企业的商业诉求, 包括知识产权诉求一直反应淡漠。

伦敦“硅谷”地区的陶尔哈姆莱茨自治市 (Tower Hamlets) 允许印度、加拿大、斯里兰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56个英联邦国家, 全部欧盟国家的公民, 以及爱尔兰共和国和其他15个海外属地的公民参加地方选举, 但没有赋予本地企业选举权。2010年, 该市产生的新议会包括来自17个选区的51名议员。这些议员来自6个党派, 最大的党派仅拥有40%多的议席。由于议会内政党林立, 而且工党势力较大, 这个自治市为伦敦硅谷引进衡平民主制度的阻力也很大。

总之, 传统民主治理模式把自治体的制度创新束缚在政党政治框架内, 很难接纳企业的商业诉求, 包括知识产权诉求, 很难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微创新、集成创新。

第三, 硅谷制度创新依靠政商分离的治理结构。

如果负责制度创新的政治实体与工商界过度分离, 那么制度创新的效果就会非常差。例如, 在伦敦硅谷的希尔狄地区 (Shoreditch) , 非居民的工商企业被剥夺了选举权, 由全民直选的市长直接行使行政权。这种市长往往是竞选行家, 却普遍缺乏行政管理才能, 更非工商业界能推选或把控的精英, 对自治体的经济振兴没有多大帮助。如2008年, 希尔狄地区犯罪率排名英国前列, 有著名的凶杀一条街, 区内约47%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中。在这种落后地区建设硅谷, 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硅谷的振兴离不开具有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响应、应变、创新能力的社会治理模式。一个连犯罪、贫困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治理模式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

例如, 思科公司已宣布进入伦敦硅谷, 但是, 其CEO约翰·钱伯斯认为, 除非卡梅伦首相能够推动伦敦科技城 (即伦敦硅谷) 建立伦敦城那样政商合一的地方政府, 否则没有哪家跨国公司会把战略资源部署到那里。作为保守党党魁, 卡梅伦首相曾向入驻伦敦硅谷的各国企业承诺, 恢复英国的古典主义传统是其历史使命;其中, 恢复商人的选举权, 恢复政商合一的地方自治政府, 回归衡平式民主传统, 甚至把这一传统从地方自治体推进到国家治理层面, 这是当时卡梅伦首相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四、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需要给法人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英国政府通过颁布第一部专利法——《垄断法》, 逐步建立了工业化、规模化的专利审查制度, 解决了特许令状供给不足的问题, 大大削弱了传统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模式。然而, 这种脱离企业商会, 不被商会规程、企业契约束缚的知识产权也有很多缺陷, 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而且会产生大量的破坏性创新。

西方金融危机表明, 剥夺法人选举权的西方民主政治塑造了一个让破坏性投资泛滥的政府, 主权债务危机是这种泛滥的必然结果。同样道理, 脱离商会和契约约束的西方知识产权立法体系也在让破坏性创新泛滥成灾。

在西方, 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已重新通过公会、契约团结起来, 形成了大量的知识产权联盟、研发联盟、技术联盟, 建立了与官方知识产权制度迥然不同的新制度, 而且各个联盟的知识产权制度微创新、集成创新都有较大差别, 属于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这些联盟能抑制破坏性创新的泛滥。

然而, 仅有这类联盟还远远不够。重建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这需要商会的成员——法人们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穿过“立法丛林”回到公会、契约治理的传统时代, 能独立、自由地参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微创新、集成创新。

在西方, 随着法人经济力量的兴起, 如何维护法人的权益成为法制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之一。其中, 法人的人格完整化进程侧重给法人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因为在盛行违宪诉讼的西方国家, 拥有宪法权利的法人在理论上能对抗一切法律, 能用契约造法代替国家立法。

五、美国硅谷积极引进伦敦城公司治理模式的若干原由

美国在法人权利的宪法化方面取得的进步最大。如美国法人已拥有免于双重危险、大小陪审团审判、政治言论自由等一系列宪法权利。不过, 法人权利宪法化的进程非常缓慢而艰难, 主要是司法诉讼的结果。例如, 随着快递业务的发展, 美国各州推出了不同的损害赔偿制度, 这束缚了跨州快递业务的发展。纽约某快递公司曾起诉两个州的立法违宪, 最终帮助美国法人获得了免于州立法干预的宪法权利。

在选举权方面, 美国一些地方自治体保留、改进或恢复了英国的居民和企业共同选举制度, 实际上也已赋予法人选举权, 但是这种自治体的数量还不多;而且, 法人选举权也没有成为美国的宪法权利。

不过, 罗姆尼的总统竞选顾问考夫曼曾说, 罗姆尼的失败恰恰开启了一个法人权利扩张的新时代。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 奥巴马获得的选票仅比罗姆尼多约300万张, 但是美国90%以上的企业家和2/3以上的白人男性选民把选票投给了罗姆尼。考夫曼说, 美国民主制度没有选择一个理解公司、热爱公司的总统来解决这一制度亲手缔造的经济危机, 但是为了对抗危机, 大量地方自治体将被迫开放法人选举权, 帮助公司精英成为地方政治领袖。如果法人选举权在美国地方自治体被广泛推行, 那么它的宪法化就不会太遥远了。

总之, 在知识经济时代, 美国正在通过法人权利的全面宪法化, 逐步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多数专家认为, 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治进程。

摘要：英国自称世界第二大科技强国。但是, 其伦敦“硅谷”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已透露出落后的一面, 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不毛之地。伦敦城公司治理模式则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美国硅谷研究会称其是知识产权密集产业“最有吸引力”的社会治理模式, 并呼吁美国硅谷各自治体积极引进这种传统治理模式。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 通过法人权利的全面宪法化, 逐步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治进程。

论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宪法意识 篇10

关键词：宪法意识,宪法实施,淡薄,培养

现行宪法公布实施距今已过去三十余载, 期间宪法经历过四次修正, 不可置否, 其在引导与规制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 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宪法的生命力来自于宪法的实施。宪法的作用、宪法的价值、宪法的效力等等这些方面, 只有在现实的贯彻实施过程中, 才能切实有效地体现出来。”[2]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 其研究的对象不应只是静态的法律规范, 而更应该关注社会生活中现象。而宪法作为法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 我们在学习研究宪法的时候, 不应只流连于宪法规范的合理与否, 缜密与否等, 更应该关注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实施情况。宪法不应是一个国家表现民主的装饰物, 而如何避免宪法成为装饰门面的花瓶, 我们则应该寄希望于宪法实施。然而宪法实施在实际生活遇到了一些困难,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等公权力机关置宪法于不顾, 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某些党员的言行举止严重违背宪法的要求, 给党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公民对宪法的认知度普遍不高, 缺乏对宪法的信赖。宪法实施中的问题肯定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后果, 而笔者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宪法意识的薄弱, 宪法实施需要树立与普及正确的宪法意识。

一、宪法实施须有宪法意识的支持

所谓宪法意识, 是指生活在特定文化背景的宪法关系主体对宪法以及宪法实施的认知与评价。宪法意识是宪法实施不可或缺的辅助因素, 宪法的顺利有效实施离不开宪法意识的支持。宪法的实施离不开制度的建设, 但如何确保制定出来的规范体系真正运转起来, 一方面与规范体系自身有关, 另一方则与潜藏在规范体系背后的宪法意识有关。我国要追求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并依宪治国、依法治国, 就不能忘记宪法意识的重要性。

宪法意识之于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性表现于三点:第一, 我国与欧美一些传统的民主国家不同, 我国的宪法基础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作为舶来品形成的, 所以宪法意识并没有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之中。“宪法意识在美国民族精神中的根植, 既是欧洲尤其是英国母国文化影响的产物, 也是美国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3]反观我国的历史发展, 在近代以前我国一直就是封建专制国家, 没有宪法意识形成的土壤。而我国提出要依宪治国, 就需要将宪法意识深深扎根于民族精神之中, 只有让宪法意识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 宪法才得以更加顺利地实施。第二, 我国宪法中有很多原则性规定, 许多宪法规范还没形成具体的法律规范, 在实际生活中私权利主体的权益因此而受到公权力主体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在我国这方面的宪法监督做的不够到位的情况下, 培养公权力主体宪法意识不失为一种减少矛盾产生的方式, 而培养私权利主体宪法意识是维护其权益的重要方式。最后, 宪法实施的不能完全依靠制度做保障。换言之, 宪法实施显然更需要依托一种以合法性、信仰、认同、良知为特征的观念意识支持。[4]宪法意识与制度的建设在宪法实施的大框架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宪法意识问题及分析

(一) 公民及官员的宪法意识淡薄

首先值得我们肯定的是我国公民及官员的宪法意识相较于三十年前有了长足的增强。三十年前文革时期盛行的法律虚无主义给予我国的法制建设沉重的打击, 法律成了一纸空文, 宪法更成了摆设, 连作为国家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荒废已久, 更别谈宪法意识了。1982年12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从此宪法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再一次屹立起来。

宪法意识与宪法实施并不是单方面作用的关系, 宪法意识的增强有力与宪法实施的进行, 同时宪法的有效实施也有利于宪法意识的培养。尽管现行宪法实施在三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5]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归纳中可以看出我国公民及官员的宪法意识仍不强, 公民对宪法的认知度不高而一些官员也缺少对宪法的敬畏之心。

(二) 如何理解宪法意识淡薄

要探析宪法意识淡薄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公民与官员两个主体分别来看。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宪法信仰的缺失。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真诚的信仰。[6]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是公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公民理应对宪法推崇备至, 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此。宪法信仰并未深入人心有各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 历史因素。我国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封建君主制国家, 人民都是君主的子民, 在君主面前人民是卑微的, 这就使得“官本位”的思想深入我国民心。宪法作为西方国家的舶来品, 其目的追求便是限制公权, 保护私权。在西方宪法里, 是没有绝对至上的权力, 这与我国传统的君权至上或者说是权力至上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宪法意识更多的是提醒民众他们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他们的授权, 政府理应为人民服务, 理应受到人民的监督, 而这与我国长久以来因历史缘由累积起来的意识相冲突。历史缘由可谓是造成我国目前民众的宪法意识不强的根本原因。

第二, 公民的法律素养不高。宪法意识的培养需要宪法素养作依托。三十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法学教育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民众的法律素养和发达国家民众的法律素养相比仍有很大的落差。比如李某某案和复旦投毒案, 网友们往往不仔细考量案件的经过, 就一直在叫嚣着“死刑”。或许对于普通民众, 我们不应该将法学专业学习者的法律素养标准强加于他们身上, 但是理性地看待事物应是作为一个平常人法律素养最基本的要求。

第三, 公权力主体的不作为。我国由于历史原因, 没能滋生出宪法意识的土壤, 宪法意识靠的是西方世界传播而来。在这种情况下, 任凭民众自由发展宪法意识,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当代社会的迅猛发展, 宪法意识的落后会跟经济发展的落后一样会使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波浪中被吞没。而我国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 在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发挥其引导作用, 认真贯彻实施宪法, 带领民众培养其宪法意识。但是我国在这方面还不是做得很到位, 宪法很多时候只是一纸空文, 并没有落到实处, 无形之中使很多民众对宪法丧失了信心。

公权力主体的宪法意识淡薄主要体现在官员身上。我国现阶段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很多就是地方领导宪法意识淡薄, 肆意侵犯人民群众的宪法权益所造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 历史因素。前文在阐述公民宪法意识不强的原因中提到了这一点, 官员和公民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 官员也是从普通民众转化而来的, 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第二, 违宪行为缺少相应的监督。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施的职权。但在实际生活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实施好该职权, 并缺少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制度, 使得违反宪法的风险几趋于零, 以致于很多官员不顾违宪风险, 肆意侵犯公民的宪法权益。层出不穷的强拆事件, 公民的言论自由被压制事件, 关押上访人员甚至截访致人死亡事件正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宪法意识淡薄是不争的实施。在不足面前我们应理性地审视自己, 只有真正审视自己的缺点不足后才能才能使得自己变得更好, 宪法意识也是如此。既然宪法实施的落实与否与宪法意识息息相关, 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创造有利于宪法意识增强的环境。

三、培养有利于宪法实施的宪法意识

在近三十年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创制活动, 旨在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成长提供系统的法律规则, 所以培养宪法意识刻不容缓, 而如何培养有利于宪法实施的宪法意识?根据前面针对公民与官员的宪法意识薄弱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宪法意识的培养。

首先, 我们需要规制文化借以培养宪法意识。当今社会发展迅速, 传播媒介的发达使得讯息的传播变得方便与迅捷, 但是这也催生出了很多问题, 比如快餐文化。在快餐文化的侵蚀下, 民众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只顾着接受信息, 而后跟着其他人人云亦云。从社会热点新闻的反应来看, 很多人连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都缺乏的情况下就跟着别人加入了讨伐的队伍。此外, 一些新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没有底线地放送一些误导性很强的新闻, 造成民众盲目地仇富、仇官, 引发社会对立, 使得民众价值观混乱, 将宪法视若无物。所以笔者认为若要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 对我国的文化发展进行规制十分有必要, 对我国的文化发展要将其导引至一条传播法治、弘扬依宪治国的道路上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引导与规制文化发展并不能违反宪法的要求, 特别是压制言论自由, 否则非但不能给与宪法意识良好的培养环境, 反而会严重挫伤宪法的权威。

其次, 发展好市场经济。从培养宪法意识的角度拉看发展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培养契约精神。[7]契约意识是一个法治国家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宪法意识, 宪法其实就是公民与公权力主体关于如何限制公权力, 保障私权利所签订的一个契约。契约意识体现了公民的自治意识, 是公民理性客观看待事物, 保持独立人格也必须具备的。没有契约意识, 就没有宪法意识, 没有宪法意识, 宪法也难以得以实施。

再次, 做好普法工作。公民的宪法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 是受各方面影像而形成的。其中, 宪法法律的常识是其形成宪法意识的基础, 所以我们务必要做好宪法法律知识的普及工作。但是从以往来看, 普法工作的效果不是特别出彩, 这与普法方式的老套有巨大的关系。笔者认为普法工作应多样化, 借助多个渠道多个方式进行。现在新闻媒介的发展迅速, 我们也可以利用其进行普法活动。比如最高法院在新浪微博开设账号与网民进行互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 公权力机关及其官员应做好表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后不止一次地强调宪法的重要性, 这对增强全民对宪法的信仰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此外, 笔者认为相对于普通民众, 官员更需要培养一种“宪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这其实与可持续发展是同样的道理。可持续发展讲究的是为了长远的利益, 不过过渡开发利用或破坏当前的资源。同理, 宪法是一个国家存在发展的总章程, 实施宪法追求的是将宪法中的内容、理念深深植根于国家的各方面活动之中, 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人民群众自我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而目前有些官员置宪法于不顾便是在透支着“宪法的可持续发展”。“谁打下的天下谁坐”这种观念还存在于某些宪法意识不强的官员身上, 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方略, 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上的扬弃。[8]视宪法于不顾, 就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破坏, 就是对我党对追求政权合法性所做努力的践踏, 长此以往将严重危害我国的社会安定。故笔者认为需将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引入到宪法意识中去, 在公民特别是官员的宪法意识培养中强调宪法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期巨大作用, 不因眼前的非法利益或是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制度而透支宪法存在的价值。

四、结语

宪法的实施需要多方面的支持, 单单制度方面的构建是不足以支撑起宪法的实施, 我们还需要宪法意识作为依托。三十年来, 我国公民及官员的宪法意识显著增强, 但仍与法治国家的宪法意识要求有些距离。这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而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努力创造有利于宪法意识培养的环境, 为宪法实施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2-12-5.

[2]童之伟, 殷啸虎主编.宪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314.

[3]白雪峰.宪法意识与美国民族精神[J].东岳论丛, 2013 (7) :109.

[4]魏建国.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观念意识支持[J].社会科学研究, 2013, 2:58-59.

[5]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2-12-5.

[6]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2-12-5.

[7]莫纪宏.全面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J].求是杂志, 2002 (8) :54.

经济宪法 篇11

规范宪法学（派）应该和可以有何作为呢？能否真的从我国宪法的被动中调动出主动的元素？即在认为我国宪法没用（既没法规范效力又没法实际效力）的预判情境中，通过模仿德、日这样的宪政国家的宪法裁判技术来盘活宪法。

涉及“宪法是法”的一切显然的和隐然的动力，都可归结到宪法审查或违宪审查的制度冲动。恪守规范法学之以既有法规范为工作起点的法律职业操守，规范宪法学者会依次询问三个问题：一是现有宪法审查制度如何？答案应该是，“八二宪法”设计有违宪审查的框架，可看作违宪审查制度的雏形。此外，还赋予了人民法院在普通司法审判中适用宪法的职权。二是，三十年前就有所设计和安置的宪法制度，为何迄今没有得到启用和发展？答案是，并不是完全没有启用和发展，只是不够理想。其中有政治因素，但学术界的理论和学说分歧造成的阻力似乎更大，本世纪初宪法司法化的发起和失败的例子就是证明。第三个隐含了答案的问题是：规范宪法学能梳理宪法学的学理混乱并引导风气，从而回归“八二宪法”有关宪法主动性的初始制度设计吗？

宪法审查的核心是立法审查，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配备纠错机制。“八二宪法”没有直接使用“宪法审查”或“违宪审查”的字样，但立宪者不可能预见不到立法违宪的可能性，更不会对违宪伴随着的政治风险无所顾忌，只是该如何具体设计防范和纠错的手段，需要更为清晰的判断和把握，需要时间，甚至失败的经验。立宪者没有采纳被广泛认可的德奥宪法法院或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机制，而是倾向效仿英法模式，将宪法守护者的角色分配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它安排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机制，规定全国人大享有“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以及撤销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及规章的职权。此外，《立法法》还通过“批准生效”机制，设计了针对地方立法的事先审查制度。同样无需避讳，事先“批准”和事后“撤销”的对象，表面上都没有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果执著于相关条款的字面意思，好像可以得出法律不可以进行违宪审查的判断。实则，《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按表面意思做直白的推理，结论是，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得抵触宪法，则“违反者无效”，而且根据同一条另款做出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规定，违者当承担法律后果。如把宪法看作一个文本系统的话，就能得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在“八二宪法”的“宪法监督权”框架内的结论。于是问题来了，如果法律不在事先批准和事后撤销的对象之内，该如何监督其是否抵触宪法以及如何追究呢？可能答案是，八二制宪者没有考虑仔细或者没有达成一致从而出现了规范漏洞，需要根据具体法律或宪法问题予以漏洞补白。这是在考验法律工作者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技术水平：面对立法或立宪漏洞或其间的相互矛盾，该如何理解法律和宪法规范的顺位关系，从而给出适用或不适用的判断？这就牵涉到法律解释者的宪政法治理想了。或执著于“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规定，或执著于法律不属于宪法监督对象的判断，从宪法技术角度来讲，无论哪种偏向均需论证为何排除宪法文本中关于对立面意见的规定，而不能仅仅固执于宪法文本中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条款。这是法学者处理冲突条款的基本要求。遗憾的是，学界的宪法理解并不能统一到法律应该接受宪法监督这一结论上。普遍的一种思路是，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监督者，所以否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监督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判断，但也不妨与一般生活经验相类。好比考试交卷前学生应该自检一两遍，虽不及第三者的检查来得有效，但查出一半甚至一大半的错误也是可能的。何必否定聊胜于无的作用呢，在独立检查不可行的条件下，为什么要取消自我检查的程序呢？这里，日本的宪法经验可为参考：日本百分之九十的法律议案由政府提出，被质疑违宪的情况很少，原因在于草案准备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由政府设立的宪法审核部门对可能的违宪点进行审核，一旦涉嫌违宪便需要从行文和内容上进行修正。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法律草案准备的最后阶段设有类似一道违宪审查防线，可以拦截不少法律的隐患吧。为什么要固守“如果不是绝好便宁可绝滥”的思维定式呢？即便把能否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问题暂时搁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位阶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违宪审查，也理应成为宪法学界的基本共识，那样也可以拦截一半的违宪立法吧。然而，学界就是不能形成共识，理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未承担其违宪审查的职责，迄今没有对任何位阶的任何立法做出违宪裁判从而事先不予批准或事后予以撤销。意即最高决策缺乏诚意。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但因此断定我国的代议制审查机制形同虚设，也不公允，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自“五四宪法”起就一直以类似“询问答复”的方式进行着事先审查的工作，且不乏漂亮的宪法解释。比如，“五四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天津市中级法院在审理一件民事案件时对该条的适用拿捏不准，故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解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做出《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民事纠纷被诉法院可否传唤问题的答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讨论，认为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在于保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便利其执行代表职务。但民事案件并不涉及限制人身自由问题，因而不属于《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范围。毕鸣岐代表因民事纠纷被诉，法院可以依法传唤，无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这是按照立法原意进行的宪法解释：根据“五四宪法”第三十七条的字面理解，民事审理也是属于“审判”的一种，但天津市中级法院遇到的具体案件让人对这种字面解释的结果的妥当性产生了怀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原意，即“不影响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将“审判”减缩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审判”。这就阻挡了一次司法机关的可能违宪决定。中国特色的宪法审查机制不够理想，也没必要一棍子打死，让其活着就有活得更好的可能性，死了就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许法学界尤其宪法学界沿着这条线索，持续鼓励和支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工作，揭示宪法解释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其中的技术性，那么也许，就在“八二宪法”设定的事先批准和事后撤销机制框架下，我国的宪法审查的意识和技术比现在的水平会跨进一步。我们知道，法国的宪法审查很长时间是由专门委员会进行事先违宪审查，在英国真正的违宪审查也是近两年的事，德奥模式和美国模式并非宪政建设的唯一途径。然而，在“普世价值论”和“扬弃技术论”的夹击下，在西化和本土间锻炼平衡术是困难的，加上理想和权欲的张力，即便宪政法治理想的热切追随者，一旦行动起来也难守宪政法治底线。可不是么，九十年代中期的违宪审查制热议到本世纪初便演化出了宪法司法化运用，它可以被看作对“良性违宪”传统的回归：再一次无视“八二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宪法守护者的制度设计，鼓动最高人民法院效仿美国两百多年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勇夺宪法审查权，于二零零一年催生了最高法院的“齐玉苓案批复”，希望用实际运作坐实最高法院可以适用宪法进而可以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配置诉求。国家权力的配置方案需有国家学理论的耙梳和配合，但联系实际则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利益顾忌，最高法院只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二零零八年最高法院主动撤销“齐玉苓案批复”，司法运动宣告破产。对这一结局，本来可有这么一种理解，即现实至少阻挡了一次违宪能动，但法学界的理性限于被压迫的情绪，没能看到宪法司法化运动本身内含的无视宪法的反法治倾向。更加不幸，宪法司法化运动失败不仅中止了最高法院取得美国式司法审查权的野心，也终止了内置于“八二宪法”文本的各级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应该适用宪法的制度设计。违宪审查和司法裁判中的宪法适用本是两回事，但多数宪法司法化文献硬把两件事纠合在一起，或有学者指出区别，却仍坚持有其一必有其二，无其一必无其二的判断，以为制止宪法司法化的人想要并且可以从根上遏制法官解释和适用宪法的苗头。这是宪法学者隔膜宪法学技术、随便搬弄法学理论的结果。

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主动性的另一个渊源。掌权者的想法无从也无需多加揣测，宪法学者要问的是，宪法如何规定，如何践行之。关于法官能不能适用宪法条款，“八二宪法”态度是明确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五条第四款）“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人民法院，法院遵守宪法自指在它的核心工作即司法裁判中遵守宪法。对法学者来说，“遵守”有些语感的别扭，需要被范式转换成“适用宪法”。宪法的司法适用可分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前者指法院审理案件时将宪法作为直接的判案依据，通常是在普通法律和宪法抵触时以及普通法律没有规定时，依据宪法的相关规定做出司法裁决。法院可不直接依据宪法，而仅在适用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法规的概念和规则不确定时，先对其做出符合宪法规则、原则和宪法精神的解释后加以适用。此即宪法的间接适用，亦即宪法学界现在热门的所谓合宪性解释。算不上复杂的知识，操作起来也没那么困难，至少不比适用一般部门法更困难。八十年代末，司法机关迫于部门立法及相关法理匮乏或依法裁判后果明显有违司法公正的原因，比如在“一九八八年工伤概不负责案”以及不少的名誉侵权案中，就直接以宪法条款为依据进行了裁判，现在回看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裁判文书，从宪法和司法裁判学理角度挑剔都无可指责。假设八九十年代最高法院基于当时立法滞后而法官无法可依的困难，根据宪法适用的成功经验，指示各级法院在一般法律没有具体规定时可适用宪法，司法界和学界的工作重点便会集中到“司法如何适用宪法”的问题上来，人大常委会或者会默许这种行为，而不质疑其违宪。然而当时最高法院适用宪法的动力仅在于妥善处理个案，并无二零零一年制作“齐玉苓案”司法解释时的见识，似乎错失了这一效仿“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历史机会。到了新世纪，我国基本完成建立法律基础框架的立法工作，尤其在民法中已嵌入了用以矫正私法自治缺陷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条款，这两个条款弹性之大几近包罗万象，在这种局面下宪法适用才得以做直接适用与间接适用的区分。我们从德、日和台湾地区的文献中见识到关于这种区分的拗口的法理分析和同样拗口的个案裁判经验，开始运用引进或者发明的说法进行辩论，终于，法院可否适用宪法的问题成了争论不休的宪法学问题，在被裹进宪法司法化运动后便走到了否认司法裁判（不论直接还是间接）可以适用宪法的地步，仿佛得到了难得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一致的效果。这当然是错误的。上述分析唯一可能的遗漏是，最高法院一九五五和一九八六年有过两个司法解释，指示各级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要直接引用宪法，这便成了支持司法不能适用宪法的强有力的法理依据。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这两则司法解释主要针对裁判文书的制作技术和撰写风格，而法院制作裁判文书如何“引用法律”和法院裁判如何“适用法律”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论证完全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中国法律文书体例崇尚极少主义风格，虽然司法实践中频繁使用各种法理学说，却从不体现于裁判文书。是否应该这样，可以另作讨论，但至少说明文书中不明示宪法成为裁判依据和论证理由，并不等于法官可以、可能无视宪法存在。此外，如果宪法规定包括法院在内的一切权力机关都要遵守宪法，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不同指示的资格如何取得？而所谓“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直接和间接适用的区分”或者“合宪性解释”这样的纯粹法学技术主张，完全不能妨碍明显的宪法主张。宪法学想要往发挥宪法主动性方向有效迈前的话，就得纠正关于司法机关能否适用宪法的认识错误。

经济宪法 篇12

根据现行宪法第5条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长期以来,宪法都是高高在上的“闲法”,没有真正走入人们心中,其对公权力的制约也力不从心。违反宪法的事件屡有发生,却没有得到制裁。自2012年《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始,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贯彻实施宪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就要求重塑宪法权威。

宪法权威的重塑,制度不可或缺。这个制度就是宪法监督制度,在西方被称为违宪审查制度。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来完善它?曾有学者建议学习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但设想都被一一否定。因为西方的违宪审查,要么是由法院进行,要么是成立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机关专门进行。这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相冲突。首先,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现行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居于最高和至上的地位,其他机关的违宪审查权势必都将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行使,难以保证其独立性;其次,我国缺少强势的司法权传统,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审查制在我国缺乏根基。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种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和决定;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三,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和司法解释进行监督;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批准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宪法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

因此,理性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是完善我国现有的宪法监督制度,一方面,要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另一方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专门行使宪法监督职权。

首先,重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保证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顺利运行。理论上,全国人大的最高法律地位表现在具有的最高广泛性和代表性、产生并监督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等几方面。但现实却不容乐观。就全国人大对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的监督而言,具体的监督方式包括听取、审议工作报告和撤销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大代表审议工作报告时,多用“振奋人心、求实亲民、创新开拓”等形容词,使得公众在心理上认为人大代表只是歌功颂德,未尽审议监督之责。这种失职的后果是直接影响人大在一府两院面前的权威,以致在行使其它职权时“心有余,力不足”。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发生后,有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程序未经启动,国务院已经自行通过了新法规,同时废止了旧法规。虽然国务院自我修正的态度值得肯定,但也不免让人怀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能否有效行使。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权范围已经在缩小,国家也在不断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的各种自治形式,但人们对政府仍然有着强烈的依赖感,“强政府、弱人大”的情况仍需改观。为此,就要提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加强公众对代表的监督,推动代表切实履职。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习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反映了党中央的决心。

其次,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完善宪法监督程序。如前所述,《宪法》和《立法法》对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和程序都作出了规定。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程序虚置严重。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全国人大从未“改变”或“撤销”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未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导致前述程序性规定虚置的原因有二:其一,确定相关法律、法规、决议、命令的合宪性要经历调查、论证等过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部分宪法监督程序是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运行的,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会的会期通常较短,会议期间需要审议的事项本就繁杂,所以无暇审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其二,就《立法法》所规定的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监督程序而言,存在着程序复杂、缺乏专门的受理机关及时效过长等问题。一部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程序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接收、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法律委员会)的审查、制定机关的答复、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再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会议的审议和决定等步骤,看似庄重、严格,但这种繁冗的程序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效率,影响了宪法监督的运行。

笔者以为,针对目前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全国人大下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来解决。早在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成立履行宪法监督职能的宪法委员会的设计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