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思想

宪法思想（精选12篇）

宪法思想 篇1

摘要：布坎南认为只有基本货币制度确立后,货币政策、货币数量等纯粹的技术性分析才能真正发挥效力。布坎南货币宪法的理论根源除了来自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利维坦预设和契约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外,最深层次上可以追溯到个体内在的矛盾性。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布坎南货币宪法思想对稳定币值和金融秩序有重要作用,挖掘布坎南货币宪法思想可以为通胀压力下我国货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所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布坎南,货币宪法,规则,通货膨胀

货币影响个人财富、市场交易与社会稳定,币值稳定、抑制通胀关系到自由社会的根基[1]。但学界多从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技术角度探讨货币问题,缺乏对货币基本制度的研究,布坎南对货币宪法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集体决策过程的分析,布坎南指出货币问题的核心是要保障竞争与选择自由,他从政府的理性人假设推导货币制度规则的必要性,并通过规则化相机抉策的货币政策防止利维坦式政府对货币的操纵[2];同时,布坎南认为如果国家发行货币与实施政策调控的权力不受规则指导,单纯的货币技术性分析并不能真正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必须确立货币宪法。对布坎南的货币宪法思想的探讨可以为理解宪政经济学增加一个有益的视角,特别是在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可以为人民币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为我国币值稳定的制度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一、布坎南货币宪法思想的发展脉络

布坎南的研究主要涉及财政和税收问题,由于货币与财政税收问题联系紧密,货币问题也是布坎南宪政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坎南的货币宪法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中初,他专门就货币宪法撰写了《货币垄断与通胀:一个适用宪法约束政府的情形》一书,直到2009年他还就此问题发表论述,布坎南的货币宪法思想发展清晰体现在随后的《征税权》、《民主中的赤字》和《理性的规则》等论著中。

(一)可预测性:货币宪法的标准

《可预测性:货币宪法的标准》是布坎南最早论述货币问题的文章[3],通过将单位币值的可预测性与天气预报相类比,布坎南指出:如果能够准确预测货币价值变动,就可以为安排生产、配置资源提供有益指导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利用相对价格与绝对价格的古典二元划分,布坎南阐明币值可预测性标准是对绝对价格变化的预测,可预测性是对一组物价指数长期变动的平均值的预测,货币的可预测性能够通过对未来绝对价格走势的计算来减轻市场的不确定性。

货币的可预测性可以通过管理型与自治型(商品制)两种货币制度整合进货币宪法,所有经济政策均由个体实施,而个人难免犯错,通过自发方式而非人为控制来保证可预测性的自治型货币制度在现实中更为可行[3]。理想的自治型货币制度下,基准商品的生产能准确反映所有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在经济中的权重关系,总体经济能按比例体现在商品货币的生产过程中。在不充当货币时,如果商品货币的价格能够和物价指数同比例变动,则只需要货币当局承诺以预先确定的价格无限量地买进或出售该商品货币,就能以相对简单的制度变革达到货币的可预测性。

虽然现实中不存在理想的商品货币,但这并不表示自治型货币制度无法实行,实际上,更好或更差的商品制是可以存在的,因为对商品制的评价取决于实际基准商品承载理想基准商品特质的多少。在这个意义上,布坎南认为普通的砖也可以考虑充当基准商品[3],而且这种货币制度将能够以与其他商品制相类似的方式运行。

(二)货币垄断与通胀:一个适用宪法约束政府的情形

《货币垄断与通胀:一个适用宪法约束政府的情形》是布坎南与布瑞南1981年合作的著作,该书第一部分以两则对应于不同货币制度的寓言开始,阐明货币不仅仅是技术分析的对象,还包含基本制度维度。布坎南指出凯恩斯主义会导致对预算赤字的偏好,而且在公共利益之外,有内在发展动力的政府更类似于垄断者,被赋予不受限制的货币创造权后,政府会利用此权力最大化税收,从而必然导致通胀。该书第二部分分析了政府货币创造的垄断权,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拥有创造货币的垄断特权,垄断者通过首期货币的发行就可获得货币的所有交换价值,通过在首期后发行足够多的货币,货币当局可将现有货币的资本价值减少到接近于零。政府与个人的货币博弈不公平,因为个人必须在政府下一期发行货币前作出持币选择,而政府永远可以在个人行动后再选择策略。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对货币所征收的税是回溯性的。回溯性使人们更易受到侵害,个人无力防止政府货币权力的侵害,从而引出了对货币宪法的需求[2]。在指出货币垄断特权的不正当性后,布坎南在第三部分在理论上阐明了多种在契约论的宪法检验中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用于抑制货币垄断导致的通胀,并能保障货币秩序的货币制度[2],这些制度共享了货币宪法的正当和合意性。

(三)货币的宪法化

2009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布坎南再次以《货币的宪法化》一文探讨了他一直关心的货币问题[4],从社会契约角度探讨币值安全的意义,指出货币是表征秩序的符号,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商品。1971年后,货币不再有商品基准,而是纯粹的或Fiat交换和记账单位,货币完全依靠发行机关将其供给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来保持价值。由于货币本身没有价值,而且制造成本(印刷纸张)接近于零,就不存在节约制造的经济理由,而商品制货币需要耗费资源来创造使用价值。认识到商品制和Fiat纸币货币间的基本区别,对货币宪法制度设计和运作有深远的寓意,布坎南相信通过货币的宪法化可以建立起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4]。

二、货币宪法的理论根源

从1962年最早论及货币的可预测性,到2009年在朝圣山学社会议上对货币宪法化的探讨,布坎南的货币宪法思考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这一思想的核心问题是货币宪法的必要性。基于宪政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布坎南虽然没有勾画出现行金融体制下货币宪法化的具体步骤,但对需要货币宪法的理由进行了论述,这体现为对国家干预的反思、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预设以及个体自身的内在矛盾。

(一)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

布坎南货币宪法思想源于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当在货币事务上担任更积极的角色,当总需求不足时由预算赤字拉动需求,而总需求过剩时就创造预算盈余。民主选举政治下,政府有创造赤字的激励,却缺乏创造预算盈余的动机,因此凯恩斯主义在平衡商业周期中使政府预算面临危险的不对称,而这个不对称就是赤字偏好的根源[2]。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民主社会倾向于尽可能地诉诸增发公债以借贷融资,不断增加的公债自然会强化增发货币的激励,或者直接促使政府发行货币弥补收支差额,这两种方式都会使货币供给增加,推高物价,这种赤字财政必然会导致通胀[5]。

政府发行足够多的货币可以使现有货币的资本价值减少到几乎为零。当个体预期到持有货币的资本价值将被通胀全部没收时,没有人会持有货币,则经济会退回到物物交换,政府即使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也无法获取任何资本价值,从而出现可信度僵局[2]。政府可以通过事先公布货币发行计划获取人们的信任来打破这一僵局。很明显,如果政府背弃诺言增发货币导致通胀,这虽然可以没收所有货币的资本价值,但会以丧失政府信用为代价。人们只可能相信这种声明一次,此后不会再有意愿持有货币。政府也能够认识到偏离预先宣布的货币发行计划会导致的丧失信任度的长期损失,这在一定程度形成了对政府行为的外部约束。但短期行为的张力会一直存在,短期收益的想法不会被完全排除。执政为固定期限的政府官员不会考虑信任缺失给他们离职后的政府带来的成本,既然可以以极小的成本没收货币的资本价值,他们就有动机在其任期的最后阶段实施通胀。即使政府在首期遵守预先宣布的货币发行计划,它在以后的各期中还是可能超出计划多发行货币,而且政府也可能发现自己严重高估了预先公布货币发行计划可以获取的实际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政府预期出错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人们不相信政府会真正遵守诺言,只会持有少于政府发行数量的货币,从而政府必须发行比预先公布的通胀率更多的货币来为其提供资金[2]。

通胀以货币创造弥补赤字,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债务人都能从突然通胀中获利。新发行货币对持币人实际财富的影响效果,是将财富从私人向政府重新分配。通胀对所得税的影响也是明显的——通胀使纳税人进入更高的税率区,使个人平均税率上升。通胀让人们受到回溯性的影响,仅仅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已不能有效约束政府货币权力的侵害,这需要改革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责任,建立起宪法性的货币制度。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预设

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立足于霍布斯传统的利维坦预设,不确定性之幕下的社会契约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些同时也是布坎南宪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对货币宪法理论根源的挖掘也为更好地考察宪政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霍布斯传统的利维坦预设。

在货币的宪法改革的论证中,布坎南提出了理论预设:政府以利维坦式行动最大化其收入。这在1981年出版的《货币垄断与通胀》中体现的最明显,早一年的《征税权》第六章中也有相同思想[6]。布坎南注意到,早在1896年维克赛尔就提醒经济学同行们,经济政策中的“仁慈专制君主(benevolent despot)”预设是错误的。由于决策由会犯错误的人做出,建设性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完善决策过程中应遵守的规则和制度。仁慈专制君主的预设会分散注意力,如果假设政府总是为善,则预算、税收以及货币的宪法约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政府在民主社会中受到明确的选举约束,如果政府行为与普遍的公共利益或大多数选民的利益相悖,就会遭受选举的失败。由于选举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也越来越受到批评性怀疑,特别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周期性选举并不能有效约束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7]。政府在为人们提供公共利益外还有自身的利益需求,会最大化其收入,并且由于政府具有货币创造权,会不可避免引致通胀。更准确地说,一旦有机会,政府就会如利维坦一样行动,通过对商品和劳务的支配权最大化其实际收入。

可以假设大多数政治家和官僚一心为公,但肯定有一些会按照其自利的天然倾向行动,布坎南对此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至少在立宪阶段,在规则之下行为的主体必须被假设是无赖(knaves),他们可能并不占据人口中的大部分,但如果能行使不受限制的公共权力,他们就会带来巨大的危害[8]。这种“最坏情形”的存在为建设性改革——对政府货币创造权、征税权和经济调控权进行制度约束——提供了的制度需求[9]。

2.社会契约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

在霍布斯的无政府背景下,安全是人们的首要需求,币值稳定和可预测性也关涉安全,有必要将霍布斯的安全之伞扩展到货币。无政府背景和契约论通常被批评为非实在的、描述性的和合理化极权。布坎南认为,应该认识到霍布斯的目的不是描述性或辩护性的,相反,霍布斯力图为主权权威提供理性的逻辑基础,即人们遵守主权命令的同时,主权需要承担相应职责,即保障其承诺的安全并且接受社会契约明确规定的约束[4]。之所以将货币纳入到社会契约中,是需要将社会契约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结合为货币制度提供最终判定标准。评价可欲社会秩序基本制度的最终标准是什么?在布坎南看来,如果拒绝承认外在的伦理准则,如自然法或神圣的信仰,则评价制度的标准必须来自个体自身,以个体作为唯一的有意义有评判能力的存在[10]。

由于个体有自身特定的利益,存在家庭、群体和社会阶层间的差异,在有冲突的个人利益间如何产生普遍适用的标准?方法之一是去除个体能够关涉其利益的身份,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将是谁,更现实的,不知道特定的法律制度如何影响其利益,他就会以普遍标准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评价制度,会倾向于选择能满足公平标准的制度和规则类型[11]。由此,如果一个制度能被所有人同意就能经受住合法性检验。这种契约能够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或布坎南的不确定之幕下达成,使我们能够区别社会秩序制度包括货币制度是不是正当的[12]。

在人人参与并且个人地位不确定或不可预期的真正的宪法计算下,人们不会同意政府不受约束的对货币创造的垄断。不受制约的垄断会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由于个人地位的不确定,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受此净损失,因此人们不会自愿就垄断达成契约[13]。货币垄断使每一个体面临剥夺的可能,人们会就不可接受的货币制度达成一致,这为探析可欲的货币制度奠定了基础性的一步。

(三)自我的内在矛盾性

布坎南货币宪法理论的根源在最深层次上可以追溯到个体内在的矛盾性。在最抽象的意义上,可能违反公共利益而追寻自己目的的公权力行使者与私人主体间不再存在绝对区别,每一个体都扮演双重角色,既是集体决策参与者,又是个人事务决策者。于是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内在化,内在于每一个体的双重角色中,不能协调公共和私人选择中不同投资回报期而内在分裂的自我取代了利维坦。

布坎南将威胁个人自由的深层原因追溯到了个体自身。在《规则的理由》第六章中,布坎南着力剖析了一系列自由的威胁——高税收、通胀、公债陷阱,并指出根源在于现代政治决策体制所体现的社会贴现率与个体在私人行为中的时间偏好率间的差异。与正统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通常假设相反,公共政策的周期短、变化快,集体决策的社会贴现率实际高于个人的时间偏好,这表明未来自我或未来代际的效用在集体决策中受到的重视程度低于在私人消费或投资决策中的重要程度。集体决策中变短的个体投资回报期以及短期行为的盛行又归因于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名保护个人财产时对政府投资成果或集体收益中个体应有份额或权利的确认和强调[13]。

Kydland 和Prescott指出,最优政策沦为次优很难归责于决策者的短视,而在于没有机制引导未来的决策者考虑他们的决策对当前决策的影响[15]。布坎南阐释了相似的两难局面,发现只有当政治决策者能够确信下一届政府不会为短期利益选择通货膨胀时,才会致力于长期抑制通胀[14]。布坎南认为摆脱个体内在矛盾性的困境,需要发挥个体预期的重要作用、构建宪法性规则、变革个体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方式,从而扭转决策者便宜行事的历史记录,使反通胀政策能为人们所信任。

三、布坎南货币宪法思想的启示

布坎南通过警觉市场缺陷、防范政府垄断权力及自觉反思个人主义局限,来论证货币宪法在保障竞争和选择自由以及维护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中的必要性,认为在货币制度中也应当确立作为元规则的宪法的优先地位。从对市场与国家关系把握的宏观面到宪法对市场经济作用的中观层次,再到货币制度改革的可能途径的微观点上,布坎南货币宪法思想可以为我国货币制度的完善和币值稳定带来新的启示。

(一)以货币宪法保障选择自由与竞争

布坎南认为市场失灵并不能当然地合理化政府权力,对于天然向垄断发展的政府权力须有宪法规则予以限制和防范,以保障作为维护货币秩序主导力量的个体自由选择和竞争。

1.市场缺陷与权力的界限。

市场经济能优化资源配置,但也有内在的缺陷,特别是在涉及货币时,自由竞争的货币制度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自由竞争不足以保障货币的效率,纯粹的市场调节无法防止货币供给的过快扩张和收缩,这导致银行业周期,并出现金融危机。因此,需要政府确定货币数量并调控货币价值,市场失灵被用于正当化政府对货币的干预和调控。但市场失灵并不能证明政府的干预就必然正当,必须对政府是否能适当履行货币调控职能进行分析论证。如果没有对政府运行过程的详细探析,市场失灵并不能为赋予政府货币创造权力提供合理说明。

许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忽略了这一问题,在讨论货币制度时,几乎不加反思地接受了乌托邦式政府是“仁慈的专制君主”的预设。原因在于经济学者将自己置于为经济政策改革献计献策的地位,设想政府决策者能完全摆脱任何人性的动机或冲动,接受并实施相关建议。如果无视政治的运行机理,经济学家的建议往往可能带来与最初设想完全相反的结果。权力的天然趋势是除非受到限制就会一直膨胀,政府如果不受约束就会有意无意地不遵守Fiat体制下产生可预测性的币值所必需的规则。

2.以货币宪法确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布坎南偏爱实物货币而不是Fiat货币,因为商品制货币限制了政府的角色,只要求政府履行两项货币职能:确定基准商品的单位价格,以预先确定的价格无限量地买进或售出基准商品。商品货币内在的自治机制,可以保证该制度下价格水平长期稳定,市场竞争影响基准商品的货币和非货币用途,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倾向于等于其平均的长期生产成本。

商品制货币制度最主要的优势是不需要货币政策,市场竞争力量能直接保障货币的可预测性。布坎南认为经济中有两种力量可以保证商品价格水平的稳定。主要力量是市场竞争,表现为根据基准商品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的高低,直接决定基准商品是充当货币进入流通还是退出流通减少货币量;另一种力量是人们的投机行为,由于投机者对个体动机受经济计算的影响持有共同信念,也可以促进币值的可预期性[3]。由此,可以看出货币宪法的中心职能是划定政府权力的行使范围,建立保障分立个体的经济计算并发挥作为自由选择过程的市场机制的效率的基本货币制度。在宪法保障的秩序下,无数分立个体以自治的行为追求自身利益,商品货币制的需求方是无数的个体,供给方是有限数量的相互间有竞争利益的相关主体,政府的职权被限定在法定范围内。宪法规则保护个体间的选择自由以发挥市场竞争的主要力量,同时明确界定货币当局的行为范围。

(二)确立宪法的优先地位

布坎南秉持元规则的宪法思想,认为政治、经济、法律在两个层次上运作:一是确认宪法性规则,二是在宪法规则划定的范围内实施政策。哈耶克看来,这就是法(Law)与立法(legistation)间的区别,即高级法与普通集体行动中产生的立法的区别。布坎南则将这两个层次区分为宪法约束和后宪法或宪法内的行为,只有社会契约参与者一致选择了确定的基本制度,才能够克服霍布斯所言的无政府[16]。布坎南指出货币制度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评价不同货币制度绩效的标准,使人们能选取满意的制度。货币宪法与货币制度的区别在于,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变量以达到特定效益的具体技术操作问题。如果人们能同意并接受评判货币制度的标准,货币政策就是纯粹的手段和技术问题,而且不会导致与基本价值的冲突。

只有基本货币制度确立后,货币政策、货币数量等技术问题才能真正有效解决。但货币分析几乎都只关注约束条件内的可能行为,没有考察作为约束条件本身的基本规则[4]。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不受约束的货币垄断是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的制度原因,政策制定者与普通人一样,以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经济学理论作为行为动机。政策完善只有首先改革指导政策运行的规则才能成功,宪法约束而不是仅仅提出建议才是规训政府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7],只有通过宪法规则约束货币当局的自由抉择权力才能抑制通胀。

布坎南还认为适当的宪法观为货币改革所必需,人们必须同意并遵守货币制度的基本原则,虽然恪守而不背离确定的规则是人类行为中最困难的。文艺复兴以来,任何事物的有效性都需要经过理性的检验,一切事物都须由讨论和质疑的实证精神的验证,再进行审慎的改良和修正,而且过快过激的变化不合乎理性,也会导致混乱。在确定改变确实朝向更好的发展前,还是应接受当前的规则。因此,只有通过对现行制度运行的长期观察了解后,才能确定是否需要基础性的即宪法性的改变,这需要恪守规则,在规则指导下进行长期博弈以正确评价该规则本身,这就是适当的宪法观。

(三)构建货币宪法的可能途径

现行Fiat货币制度极易导致货币危机,需要以规则来控制货币总量。对央行宪法地位的探讨可以使人们在建立货币制度中吸取历史教训,这些都为货币宪法的建构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控制Fiat制度下的货币数量。

现代货币制度的困境在于新兴的Fiat货币制度,与传统的与Fiat体制功能和目的并不匹配的金融银行结构间的矛盾。这类传统的金融银行体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基本特性能够部分适应商品制的货币标准,但在Fiat体制下则完全失去意义。货币总量的突然变化会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负面作用还可能倍数变化,这种特性给货币危机提供了解释基础。无论是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罪魁都是货币账户的杠杆作用,它能够将震动扩散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商品制货币和Fiat货币间的关键区别对货币宪法制度设计和运作有深远的寓意。既然在Fiat制度下没有节约使用货币的效率逻辑,则传统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下账户价值的倍数化即银行杠杆的中心逻辑也不再有理由继续存在。则不应当允许任何Fiat货币账户的持有者借贷比资产负债表的进项更多的货币。因为如果允许银行在账户的资产栏中倍数化基础货币、创造短期债务,这会消除发行机关对货币总量(包括创造货币)的控制。创造货币也被视为货币,但在经济中却没有相对应的利益,这使得金融体制在政策工具不可预测的变动下变得脆弱[4],因此,必须以规则控制Fiat货币的数量。

2.确立央行的独立性。

作为必要的改革,货币的宪法规则要求将单位货币的价值稳定作为经济交往的规则之一,经济交往要在这一币值稳定的规则下展开,不能将货币的价值作为规则内博弈策略的筹码。用哈耶克的话说,币值必须是高级法的一部分,被排除在政治操纵范围之外,与在法律之内进行的日常立法相对应。货币价值不能放任于无政府状态或交由政治操纵,要在Fiat制度下确定货币数量,就必须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制度,并以真正的宪法权威,超越民主多数政治的影响。类似独立司法的最高法院,独立于政治的货币机关也是必需的,而且这类货币机关也必须受宪法规制约束。在央行独立性的当代探讨中,大量的宪法证据发现央行的独立程度与货币稳定正相关。真正与政治权威保持独立的央行在一定程度上是构建货币宪法的可能途径之一。央行的宪法化可通过宪法修正达到,重要的是确立央行的宪法地位,同时将其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障币值稳定这个关键的目标。

四、结语

货币制度的重要性促使布坎南对货币宪法的思考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布坎南认为可以以宪法为载体,建立起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为人们带来货币安全。以宪法规则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避免各自局限性、发挥两者的积极作用,布坎南的货币宪法思想对我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要求人们不能盲目相信市场神话,同时政府的干预又必须以法律规则为限度[18]。我国市场机制有待完善,货币制度由市场机制取代货币政策充当主导力量尚需研讨和摸索,但货币宪法仍为我国货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

宪法思想 篇2

马歇尔大法官的宪法思想及其评说

秦前红

马歇尔于1795年9月24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边远地区，其父亲曾是华盛顿的同事和好友，经常参与有关美国宪政问题的讨论。年轻时代的马歇尔深受其父亲的影响。多年以后，马歇尔曾自豪地回忆说：我年轻时所获得的有益的东西都归于父亲的细心的照顾。他是我思想上唯一的伙伴，同时又是一位称职的父亲和一位真诚的挚友。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马歇尔与其父亲一起参加了大陆军，其军旅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发现地区的偏见和补给的匮乏常常困扰大陆军的时候。在独立战争中，乔治?华盛顿作为军队总司令常常因军事补给的匮乏而求助于大陆会议，这一事实没有逃脱马歇尔的注意。后代许多历史传记学者都证明是这场战争造就了马歇尔对美国的看法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信念。同时，在战争中与汉密尔顿和其他一些州革命领导人的交往以及和来自各殖民地士兵的接触，也大大开阔了马歇尔的视野，坚定了其爱国热情。战争使马歇尔成长为一位实用主义的理想者，他坚信美国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毫无限制的州的权力所导致的危险。正如后来他在自述中所说到的：“联合则存，分离则亡，成为每个美国人铭言之时，我亦深受其熏陶，久之成为我身心的一部分，在军营中，我坚信美洲是我的国家，国会是我的政府。”[1]

1870年，马歇尔开始在威廉?玛丽学院跟随乔治?威思学习法律，然后学习各州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威思指导马歇尔学习普通法基本原理和先例推理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威思还把马歇尔引入政治哲学中，并指出政治哲学在法律辩论中的地位。1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马歇尔成为弗吉尼亚律师界一位著名的律师。1787年马歇尔被选为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他积极支持采用所制定的宪法，并对所提交宪法的第

三条关于建立联邦司法系统的优点作了详细的说明。为了平息州权主张者们关于联邦司法系统侵占州司法权的担忧，马歇尔充分阐述了他的想法。他认为一个联邦司法系统，包括一个规定了初始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的全国最高法院，将会最有成效地保护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联邦权利。针对反动派惯用的观点：“若采用联邦宪法，权力必被滥用”，马歇尔进行了有力地反驳。他说：“我们受压迫时，正应设法控制政府。现在在美国，并无个人特殊利益可言，社会利益已与个人利益融合不分，我个人在寻求共同利益时，亦同时在寻求个人利益。”[2]

1797年马歇尔和雷吉?格里以及平克尼一起三人前往法国，进行外交谈判，维护美国在英法冲突中的中立地位，结果表现卓越，不辱使命，深受国内的赞许。1798年马歇尔当选为联邦众议院众议员。1799年，马歇尔又被任命为亚当斯总统的国务卿。1801年亚当斯竞选总统失败，为了保持联邦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力，他在卸任前任命马歇尔为联邦首席大法官。

马歇尔在美国最高法院任职长达35年之久。在他主持下，最高法院审判了许多留传后世的案子，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案例。这些案例既集中体现了马歇尔的宪法思想，又对美国宪法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下我们将结合有关具体案例来阐述马歇尔的宪法思想。

一、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在马歇尔担任联邦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这里面既有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激烈党争，也有谢斯起义这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冲击，还有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佐治亚州之间关于印地安事务的无休止的争吵。在这一系列冲突中，马歇尔努力寻求最高法院与党派政治的外部压力相分离。马歇尔认为在法律与政治之间，法院应将裁判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之上，最高法院应确立其作为宪法性争议的裁判者的地位，而不得干预其他部门所做出的政治性行为。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马歇尔敏锐地洞察了那些激进的联邦党人欲借该案打击以总统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的意图，鲜明地指出：“根据合众国宪法，总统被授予某些重要的政治权力，在执行的过程中运用他的自由裁量权，并以其政治身份，仅向他的国家

和他自己的良心负责„„如果部门领导是执法机构的政治或秘密代理，且只执行总统的意志，或仅在执法机构具备宪法或法律自由裁量权的情形下行动，那么再清楚不过，他们的行为只能在政治上得到审查。”[3]

马歇尔关于政治和法律观点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在他对法治的信念即对宪法的看法上。他认为宪法至上。宪法的至上性来源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是政治和政府权威的最终来源。他怀疑纯粹的民主制和普选制，坚信建立一个平衡的宪政体系对当时的美国是最急需的。在这个体系中，国家一级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各在其明示和暗示或临时性的权力中保持持续的运作，切实适当地实现既定的宪政目标。他认为宪法性的限制终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联邦政府部门造成独裁，以至损害国家和人民。同时，他认识到宪法对州的权力限制在于保护联邦政府权力免于受到地方权力的干扰，不至于使州权与联邦权力相冲突或是州权干涉了诸如州际贸易之类的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4]

二、司法审查制度和联邦法院的宪法解释权

司法审查权在美国联邦宪法中找不到任何规定-或者找不到明文规定。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明确呼吁联邦法院应该拥有此项权力并主张“违宪的任何立法不得生效。”[5]十五年后，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马歇尔运用了与汉密尔顿同样的推理方法，并且得出了与汉密尔顿一致的关于联邦法官的司法审查权这一问题的结论，从而最终确立了司法审查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的地位。马歇尔推论说：“限制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些限制随时可由行使这些权力的人加以自我限制，那么为何还要将这些限制明文规定?”[6]马歇尔回答了他的自我设问：“宪法是至上与首要的法律，不可被通常的手段所改变。”“无疑，所有那些设计成文宪法的人们将它设想为形成民族的基本与首要之法律，因而所有这些政府的理论一定是一项和宪法抵触的立法是无效的。”[7]由于“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那些把规则应用到特殊案件中去的人，必然要阐述与解释那项规则。”同时由于“合众国的司法权力扩展到起因于宪法的所有争议。”[8]因此法院有权解释和运用宪法，应当由联邦法院来裁判联邦法律与美国

宪法之间的冲突，并且宣告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因违宪而无效。联邦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尽管国会、总统或其他政府机构也可以解释宪法，并按照它们对宪法的解释行使职权，但法院的解释必须得到政府所有分支机构的遵守。马歇尔认为联邦法官值得信任的原因在于：法官的终身任职和宣誓效忠宪法将会使他们远离政治诱惑，同时也授给他们公正裁决的职责。

马歇尔认为联邦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保证联邦司法权的统一，在于避免州权力与联邦的权力发生冲突。在马丁诉亨特一案中，针对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拒绝遵守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联邦条约的解释，马歇尔对宪法第三条“起因于”这一需求作了广义的解释，同意联邦法院可以听取一些州的案例。他认为宪法授予了最高法院对于起因于宪法、联邦法律和条约的争议具有至高无上的司法权。[9]他进一步论证说：合众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各州仅是其组成部分，它们在若干目标下是主权者，在其他目标下，却是从属者，一州的宪法和法律，凡与合众国宪法和法律抵触者，皆绝对无效。[10]

三、联邦国家主义思想

马歇尔利用宪法解释大大丰富了美国宪法的商业条款含义，并对培育美国联邦系统内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关系的现代理念发挥了重大影响。

马歇尔深刻认识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拒绝在缺乏明确的宪法性条文时，将《权利法案》适用于各州。他认为有益的联邦主义价值观应包括合法、效率和州政府处理内部事务的自治等。出于同样原因，马歇尔不愿听取公民直接提出的对州的诉讼。这一思想后来直接体现为宪法第十一条修正案对于诉州和诉州官员的差异性规定，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联邦体系内的平衡。

马歇尔认为制宪者在设计联邦宪法时，目的是经历未来的年代并且能经受各种人类事务危机的冲击。因此，某些时候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时可以灵活运用宪法的条款而不背离宪法的基本意图。在马歇尔看来，宪法把政府的权力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作了分配。联邦权力或国家权力作为一种至上性的权力来自于全国人民的一系列明确授权。但那些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应该归属于各州或人民自己。

马歇尔认为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经济市场，保护州际贸易的顺利交易，对于维护联邦的生命力至为重要，因此在吉本森诉奥格登(Gibbon v.ogden)案中，马歇尔依据自己的宪法解释观对“州际贸易”这一宪法术语作了扩大解释。他说：“制定我们宪法的开明志士以及采纳它的人民，必须以文字的自然含义来表达他们的设想„„所有美国人一致理解，贸易一词包括航运。对贸易-包括航运—的权力，是美国人民采纳其政府的主要目标。”州际之间的贸易扩展到“和国际、州际以及印第安部落”的贸易。同时因为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贸易的权力属于一种制定规则的权力，它作为一种宪法性权力，和授予国会的其他权力一样，这项权力可行使到最大限度，且除了宪法规定之外，它不承认其他任何限制。[11]基于上述理由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判决：纽约州无权以州法律禁止那些具有联邦执照的汽船在其州内水道上行使。这些法案因违反联邦宪法而无效。本判决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纽约州对航运的垄断，更在于开启了运用商业条款，维护联邦权力，适应国内工业和社会经济的变化，从而打破地方主义对商业流通的阻碍的新模式。另一方面，马歇尔和其他法官也认识到了各州对于联邦存在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本案中除了对国会调控州际贸易的权力确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外，马歇尔也承认了州政府可以通过检疫法律、检验需求和其他措施来增进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并允许各州通过警察权力条例对商业产生附带影响。这样，马歇尔又明智地维护了各州的宪法独立地位。

此外，马歇尔还系统地提出了联邦权力在处理涉及州际贸易事务时应受到的限制这些限制除了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和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之外，还应包括在民主程序下对国会的间断性政治监督。他在麦克洛克诉马里兰(McCulloch v.state of Maryland)案中说道：尽管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在其行动范围之内，它却是至高无上的。这似乎是其性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联邦在是所有人的政府;它的权力受到所有人的委代;它代表所有人，并为所有人而行动。[12] 因此所有人有权通过控制措施保证其不被滥用。

在麦克洛克案中马歇尔对宪法中的“必要和适当的条款”再次进行了扩大解释。他说，必要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物质需要，也不意味着事物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它至多表明“一件事情对另一件事情是方便、有用或基本的”。[13]依据这样一种理论解释，马歇尔推导出后来学者所指称的联邦默示权力。他说：“我们承认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这些限制不能被超越。但我们认为宪法的完好解释应该允许国家立法机构具有选择手段的裁量权，使授予的权力得到实施，从而使立法机构能以最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履行分派给它的最高职责。假定目的是合法的，假定它在宪法的范围以内，那么一切手段只要是恰当的，只要是显然合于该目的，只要不受禁止，就都是合宪的。”[14]这一判例扩展联邦国会的权力，给予了联邦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的广泛的空间和处理国内事务的必需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美国宪法对未来的适应性。

四、保护私权限制公权

马歇尔认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既是联邦政府的目的所在，也是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因此马歇尔积极主张通过司法审查，把宪法方面的限制置于政府的权力之上，以此来保护私人财产权和契约权免受一时的多数民主骚动之影响。他通过对契约条款的广义解释，把契约义务的主要内容扩及到土地特许、公司特许状和地方免税的许诺等方面。他反对法律溯及既往，认为这样会损害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契约义务。马歇尔的上述观念反映了法官扪对保护财产权和契约神圣的全面关注。

在弗莱彻诉佩克一案中，马歇尔的上述思想得到了全面体现。本案又称亚祖河土地舞弊案。其中原告弗莱彻是一名不知情的第三者，他因购买一块涉嫌不正当交易的土地，而被佐治亚州议会以法案的形式废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起诉土地出售者佩克。最后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宣布佐治亚州的法案违反联邦宪法的“契约条款”。马歇尔的判决理由是：每一土地令状一经核准，其契约关系便已成立，如果契约无相反约定，双方应该坚决信守。本案属于公共契约，佐治亚州应严格履行契约义务。这是因为联邦宪法已明确规定，无论何州都不得通过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既然联邦宪法是最高性法律，而佐治亚州又是联邦的一部分，所以它当然就有履行契约的义务。马歇尔在最后判决中指出：本院一致意见，认为本案中 的产业，在适当的报酬和并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已经转移到购买者手中，佐治亚州不管是依靠我们各种自由制度所共有的一般原则，或者是依照美国宪法的特有规定，不得再通过一项法律，使购买者所购置的土地产权，在宪法和法律上受到侵害，而变成完全无效。

五、简评

马歇尔是一名伟大的法官和政治家，而且是一名令人信服和敬佩的人物。他对美利坚合众共和国的忠诚和对宪法的卓越理解与创造性的运用，既奠定了他在美国宪政史上的不朽地位，也培育了美国宪法能够作为“活的宪法”的良好基因。马歇尔复杂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专门的职业法学学习生涯，是他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或许也应成为后世职业法学阶层效法的楷模。尽管马歇尔确立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理由在逻辑上不完全令人信服，他制作的许多判例给后世留下了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他对奴隶制和印地安人权利保护问题的忽视，构成他法官生涯的败笔，但这种缺憾也许就是个人不能超越历史和阶级局限的表现。本资料来自互联网共享文档

“八二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 篇3

中国的宪法学术脉络中为何会产生这样一种“政治宪法学”的倾向呢？这要从二零零一年中国宪政进程中的一次伟大而悲壮的“制度模仿”谈起，即著名的“齐玉苓案”。该案涉及受教育权侵权的问题，最终以最高院的专案司法批复和黄松有法官的代表性解读而激起了中国初步成形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对“宪法司法化”的热烈讨论与制度吁求，之后的宪法学研究在整体上也以配合姿态转向基本权利体系和违宪审查技术。该案之细节与黄法官的具体论证不在这里展开，但其对美国司法审查模式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一场对两百年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制度模仿式的“普通法革命”却错置了两国迥然有别的法政传统与宪制结构，最终导致该项寄托宪法学者无数情思的司法批复在二零零八年被明确废止。这一批复是最高院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体现，从草草而悄悄地登场，到草草而悄悄地退场，“栈道”明修了，“陈仓”却未能暗度。根由就在于：这不是一个普通法国家，宪法文本中的既定权力结构是中国宪法的真实存在，而非“虚置”，最高院的失败尝试本身就证明了中国司法从“职业天命”观出发的宪法想象无法获得中国宪法内部任何决定性政治力量或法律传统的支持，证明了法官眼中的中国宪法遭遇到了另外一种中国宪法——政治宪法，还证明了宪法的法律性和直接依托普通法院的“宪法司法化”无法承载中国宪法的整体生命。

然而，一次失败的尝试，一个司法批复的被废止，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政之路的中断。相反，这启发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对待中国宪法的文本，另一方面要重新解释中国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与原则，从而呈现出“立法者”而不仅仅是“法官”视角中的中国宪法。“宪法司法化”及其所有的技术性储备都是必要的，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使中国宪法获得真正的“政治生命”，如何通过宪法建构出意志饱满、行为理性的“人民”，显然，这些关于中国宪政转型的核心目标很难通过仅仅赋予中国宪法以“司法生命”来达成。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普通法传统，也没有被普通法国家长期殖民的历史，更因为其文明的连续性和坚强的“政治生命”而在所有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独树一帜，反复地在“西化”与“化西”之间寻求自主性的建构之道。相比于黄法官对美国模式的钟情，中国宪政更加合理的选择似乎应该是欧陆式的建构理性进路。当然，如果我们是具有保守改良德性的宪法学者，我们就必须完整而严肃地对待宪法文本，科学而理性地解释中国宪法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生命，从这一真正严格的科学起点出发讨论中国宪政转型的基本问题，这正是政治宪法学者（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ts）的核心使命所在。

让我们回到中国宪法文本本身来进行解读。这里构成解释对象的当然是现行有效的一九八二年宪法（含四次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结构的解释存在不同的理论模式：法条主义者通常会采取法官的视角，以“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作为紧缩而简明的宪法解释目的论结构，对于宪法中的政治原则通常存而不论；政治宪法学者通常会采取立法者的视角，侧重宪法结构整体意涵和政治理性的解释与阐发，重视宪法的“权力构成”（constituting）功能和公民的参政权面向，凸显宪法的共和主义维度，即国家构建与公民成熟。宪法司法化论者基本上是一种法条主义进路，或曰司法宪政主义进路，而政治宪法论者通常是一种结构主义进路，或曰政治宪政主义进路。以法条主义（司法宪政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宪法，则其许多内容无法纳入法官式的规范分析的范畴或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宪法规范”，因此会有学者提出“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的命题，如张千帆教授认为中国宪法实施需要清除文本障碍，即中国宪法不应该规定基本经济制度、公民积极权利和公民宪法义务，显然，这里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定点清除”的内容恰恰就是相对于美国宪法所“多”出来的内容：（一）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公民积极权利属于现代宪法发展出来的“第二代人权”，作为近代宪法典范的美国宪法并未反映这一发展，也未有效吸纳和包容；（三）公民宪法义务的伦理基础不是国家主义，而是共和主义，完全可以在更加合理与正确的伦理基础上予以证成。宪法司法化论断有如下预设：（一）宪法实施=司法审查，不适宜司法审查的宪法规范不宜作为宪法规范；（二）中国宪法体量太大，普通法院无法承载，需要“清除”其过分张扬的政治内涵和多出近代宪法的现代宪法内涵。在政治宪法论者看来，中国宪法文本中需要“定点清除”的恰恰就是其“根本法”的政治生命所在，是其宪法权力结构和道德基础得以确立的核心支点，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刚性约束”所在。

法条主义者的文本清理通常还只限于中国宪法本文，不包括独具特色的“序言”部分。然而，中国宪法序言的真正意义绝不在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样的法条主义论辩，而在于对宪法的“历史生命”与“政治生命”的正当性论证。没有宪法序言，我们将无法理解宪法总纲中的国体条款，更无法理解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大部分宪法现象。中国宪法的序言无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很不具有现代性的、融合了中国古典政治的天命观与西方政治神学的真理代表观的政治合法性论证系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序言中对中国宪法主权结构的复合性界定，即“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陈端洪教授称之为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并基于“各族”无法满足主权叙述单一性的要求，将之修正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序言的叙事格式，党的领导权并非来自人民的周期性选举，而是其真理代表资格通过历史竞争与选择而确证为一种“正确”的民族代表。这样一种基于真理的代表制成为宪法总纲第一条国体条款的理论基础。但中国宪法的复杂性在于其建立了二元的合法性论证系统，第二个系统规定在宪法总纲第二条的政体条款之中，其制度化表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陈端洪从中国宪法的主权原则出发，结合中国宪法的结构性变迁，梳理出了中国宪法的“五大根本法”，这是对中国宪法之“政治宪法结构”的非常重要的理论概括。

在笔者看来，陈端洪对基本权利的价值评估与重要性排序过低，其根由在于陈端洪认为基本权利只具有消极性质。实际上，政治宪法学完全可以通过对基本权利积极内涵的解释抬高公民作为参政权主体的宪法地位，赋予公民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外更加宽泛的参与权利。这需要对中国宪法总纲第二条做出合理解释。该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主权原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原则，可以说，一切违背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形式都不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笔者认为中国宪法上的人民主权原则作为“宪法之道”化成了两个代表制“肉身”：一是指向国体条款的真理代表制，其核心宪法含义是通过先进政党完成代表性的制度化；二是指向政体条款、具有程序意义的人大代表制。在这两种代表制之外，中国宪法还保留了人民实践某种“直接民主”的制度空间，即宪法总纲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参与民主制，即“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里的“依照法律规定”为作为代表制形式的人大系统施加了明确的立法义务，即通过有利于人民参政的立法来保障人民的参政权。这样一种“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具有人民主权的“原型”意味，但不是制宪权意义上的人民的整体出场，而是宪（法）定权意义上的有序参与，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公民依据法律对国家权力过程的参与权和公民在社会领域中的自治权。中国近几年宪政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大立法和政府行政日益重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在中央和地方呈现出对于“参与式治理”的高度共识和相应的制度供给行为，这正是对中国宪法文本中之“政治宪法”原则的回应，具体而言是对“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的回应。

笔者认为，中国宪法的道德基础在于追求一种更优越的民主生活，而不仅仅是一种西方式的原子化的消极自由，即在代表制民主之外发展出一种依赖宪法的共和伦理和公民的公共美德的参与民主制。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应该相对简约地概括并排序为：（一）第一根本法：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二）第二根本法：人大至上的民主代表制；（三）第三根本法：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四）第四根本法：作为公民人格基础的消极自由权。可见，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为人民主权的宪法实现提供了相对复杂的制度结构，第一、二、三根本法属于“人民”之宪法存在的具体制度形式，属于中国宪法之政治法属性的直接标志，而第四根本法构成前三个根本法的正当基础和逻辑前提。这里的排序标准并非基于道德基础或逻辑优先性，而是基于中国宪法落实“人民主权”的制度优先性，即有关根本法在促进“人民主权”的宪法实现方面的制度功效。如果没有以“自由”为核心的公民人格，任何一种代表制或直接参与制都不具有始原性的正当性。至于陈端洪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等根本法可以相应归并到此处的“四大根本法”范畴之内。经过这样的结构性整理，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便更加清晰、更具规范性也更有实践价值了。

本文意义上的政治宪法学是宪法学而非政治学的核心理据在于以“人民主权”之宪法实现为根本目标，坚持以更加科学与彻底的学术态度完整对待中国宪法文本，侧重解释和建构中国宪法文本内部的“政治宪法结构”，归结出“人民主权”在中国宪法上的实践形式，评估相关实践形式的现状、效果与制度理性，探索推进相关实践形式的制度优化路径。根据这里的分析与整理，“人民主权”在中国宪法上的实践形式呈现为一种“三分法”结构，即“双重代表制+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其中“双重代表制”是人民主权的主要制度形式，包括真理取向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宪法文本依据为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条款和总纲第一条的国体条款）和程序取向的“人大民主代表制”（宪法文本依据为总纲第二条政体条款之第一、二款），而“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是一个巨大的民主制度容器，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有义务为这一制度容器的具体化和充实化提供制度与程序。

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法学家和司法精英推动的“宪法司法化”难以承载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因而可能只具有相对有限的价值和意义，且很难成为推动中国宪政转型的、具有充分之实践理性的解释框架与建构框架。经过结构性整理的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构成了中国宪政转型的“刚性约束”，同时也构成了转型成功与否的枢纽结构。

宪法思想 篇4

一、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理论由来

亲历晚清政府的懦弱腐败, 孙中山深深感受到, 要组建一个“万能政府”, 为人民使用, 以谋求人民的幸福。投身革命后, 他便奔走于挽救民族危亡、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奔走余暇, 兄弟便从事研究各国政治得失源流, 为日后革命成功建设张本。”[1]第5卷, 486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创立, 孙中山在会上提出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创立所谓“合众政府”显然是启发于欧美, 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范型。1904年, 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 指出:“这个根源乃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 ……必须以一个新的, 开明的, 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1]第1卷, 254这个新国家就叫做“中华民国”。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更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机构:“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 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 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人人共守。”由此看出, 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华民国”, 效法美利坚、法兰西国家, 以代议政治保证国民参政权为特征, 以“三权分立”为原则, 施行以选举制、议会制、总统制为基础的议会共和制政体[1]第1卷, 297。

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 孙中山认识到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备。他认为行政机关拥有考试权将可能滥用私人, 立法机关拥有监察权则将有国会专制的流弊。因此, 他主张借鉴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考试权和监察权分离的传统, 另设考试院和监察院, 施行五权分立体制。1906年,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他指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 叫做五权分立。”与西方国家宪法不同的是, “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 专掌考选权”, “我期望能根据这种办法, 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 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孙中山还认为, “现在立宪各国, 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 那么权限虽然有强有弱, 总是不能独立, 因此生出无数弊病。”“况且从正理上说, 裁判人民的司法权独立, 裁判官吏的纠察权反而隶属于其他机关之下, 这是不恰当的。”因此, “中华民国宪法, 这机关定要独立”。由此可见, 孙中山创设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及考试五权分立而又相互制衡的宪法, 其目的是要弥补在他看来的三权分立的制度缺陷。在1917年至1919年间制定的《建国方略》中, 孙中山曾就五权之间的关系作过具体论述, 并指出要通过设立五院制的政府机构 (即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 来行使五权, 以此推动权力格局的平衡和统一。与此同时, 他还认为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强调只有确立了五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 才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民权革命和社会革命, 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1919年, 孙中山在一篇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中, 盛赞瑞士的宪法是直接民权, 人民有选举、罢官、创制和复决四大权力, 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享有这种权力。在这之后, 孙中山进一步明确了四大民权与政府五权的关系, 并认为只有实现人民的四权和政府的五权有机统一, 所谓万能政府才能得以真正组建, 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祉。至1924年,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随着其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丰富而渐成体系, 趋向于成熟。

二、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实践之困

武昌起义后, 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 他对南方民军采取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 一方面手握重权, 集结重兵和革命军隔江相对抗, 给南方造成强大的心理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 以武力为砝码, 迫使革命党人与其谈判。特别是当他从多种信息渠道得知, 只要他能逼迫清帝退位, 南方就可以选他担任临时大总统时, 遂加紧了议和的攻势。1911年11月30日, 南方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12月2日, 代表会议正式决定, 如果袁世凯能反正, 就公举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得悉非常高兴, 决定正式举行南北议和。可是, 12月25日, 孙中山海外归来, 29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 组织政府。袁世凯感到希望落空了, 他准备自己直接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他也感到这并非最佳方案。因为如果真正南北分裂, 他也未必能立即消灭南方民军, 且有悖人心和时代潮流。举棋不定中, 议和谈判继续进行。1月14日, 唐绍仪奉袁之令致电在上海的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 说明清廷正在筹商有关退位事宜, 询问孙中山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事“有何把握”。孙中山得知后立即于1月15日电复伍廷芳。他在电报中表明, 如果清帝实行退位, 宣布共和, 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 他即可正式宣布解职。1月22日, 孙中山就议和问题再致电伍廷芳, 提出解决办法五条, 其中主要内容是:接到清帝退位通知后, 即行辞职;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 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2月12日, 清帝下诏退位。13日, 孙中山即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送上辞职书及举荐袁世凯的咨文, 以践前言。15日, 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举行大总统选举。到会17省代表, 袁世凯以17票当选。3月10日, 袁世凯正式就职。4月1日, 孙中山正式解职。上述事实说明两点:其一, 孙让位给袁是顾全大局, 希望以和平手段巩固共和之基础;其二, 孙中山辞职和袁世凯就职都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由政府提请参议院议决, 袁就任临时总统后必须遵守“约法”。这里, 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践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选举制度;第一次尝试着将行政权与立法权分离;第一次试图印证“依法治国”的理念。通过这些努力, 希冀立下民主宪政的根基, 为将来的五权宪法积累经验。

然而,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 逐渐暴露出封建军阀的真面目。他将民主、宪政视为实行专制政体的最直接障碍, 因此开始向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开火, 解散国会 (1913年4月8日设立) , 废除约法, 一直到帝制自为。在这个过程中, 孙中山也逐渐认识了袁世凯的真实嘴脸, 奋起反抗, 不惜用武力维护共和的成果, 于是有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经过这些斗争, 孙中山对民主宪政, 对五权宪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20年11月孙中山重组中华民国广州政府。次年4月, 他在广东省教育会发表演说, 他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这个方法就是实现五权宪法。”问题是, 当时中国具备实行五权宪法的条件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 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还不具备实施五权宪法的基本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生产关系也处在一种畸形的变化中。建立在西方生产力一定发展基础上, 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显得生涩, 没有根基。其次, 民众中封建主义的文化积淀相对深厚, 再加上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并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 或者说不掌握话语权, 因而, 民众对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思想缺乏理性的感知和热情, 使五权宪法的实施缺乏群众基础。再次, 民国初建, 外有帝国主义干涉, 内有封建势力抗衡, 立宪派大行其道, 革命党人内部认识又不统一。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主张不能得到南方政府中大多数人的理解, 也就缺乏本阶级的支持和认同。

三、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历史影响

首先, 这个思想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是近代以来“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的典范。孙中山先生数十年在海内外奔走革命, 认真研究过各国政治得失源流, 又熟谙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制度的精义。因此, 他的五权宪法思想既汲取了西方“三权分立”学说和人民主权论的基本原则, 又承袭了中国古代政治之精要, 既体现了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法理精神, 又因植根于中国传统而富有中国特色。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 其所持主义, 有因袭我国固有之思想, 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 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第7卷, 60

其次, 这个思想的提出促进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加速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 以执全球的牛耳”是孙中山先生的毕生愿望和执著追求。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旨在彻底推翻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 在中国创建人民享有直接民权的民主共和政体, 唤醒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自觉。该思想尽管有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 但它引领了近代中国进步和变革的潮流, 为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指引了未来, 指明了方向[1]第1卷, 279。

再次, 这个思想揭开了近代中国依法治国的序幕, 在近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法治思想是孙中山在长期学习和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最重要的治国理念之一。他主张人民主权, 认为只要“真正以人民为主”, 就会“造成一个驾乎万国之上的国家”。同时, 他还强调, 立国于大地, 不可无法也, 认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的混乱, 原因就在于“蔑法律而徇权势”。因此, 他倡导法律至上, 尊崇宪法为国家根本法, 重视立法, 主张依法行政, 强调司法独立, 注重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 孙中山提出中国的法治建设, 应“适于民情国史, 适于数千年之国与民”。这些法治思想对我们今天推进依法治国, 仍然具有重要启示[1]第9卷, 353。

摘要：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也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开拓者。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寄托了其追求民主共和、构建法治中国的革命理念和政治抱负。回顾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的精义, 对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实践

参考文献

宪法思想 篇5

课

题: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山西省介休市连福镇第二初级中学校

李 雪

课

型：新授课 授课形式：讲授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了解宪法的地位，知道宪法规定的内容的重要性。

2、过程与方法：通过宪法与普通法律的比较，认识宪法的作用和地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树立宪法意识，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教学重点：宪法规定的内容，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

教学难点：为什么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为什么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教学方法：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自学；问题教学法、比较法、讲授法。教学过程

一、时政导入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设定国家宪法日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每年12月4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今年12月4日为首个国家宪法日，那么关于宪法我们了解多少呢？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有关宪法方面的知识。

二、新课讲授

第二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一、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师：组织学生讨论P.80探究活动一后面的问题： “从法律家族聚会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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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出宪法与普通法律的不同吗？”

生：学生大胆说说认识或看法： ①宪法与普通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同。②宪法是其他法律的头。③宪法规定国家的大事情大问题。

④普通法律规定国家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不根本问题。„„

师简要归纳：宪法与普通法律的重要区别在于规定的内容不同。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而其他普通法律中规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如刑事法律规定犯罪方面、发事法律规定民事纠纷等。

【简评】体现以学生为主体、学生为中心，把课堂还给学生，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体现了先学后教的新课程理念。

1、宪法的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实行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让学生读书并勾划）

2、宪法的主要内容

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国家的性质、根本制度，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职权，国家的标志等等。

关于国家性质八年级已学过，本书中也有，可让学生读或回忆一下。生：读或背

师：根本制度与根本政治制度一样吗（让学生区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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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据上节课所学和本课中表述如实作答。师：上节课所学过的总任务和补讲的根本任务回忆一下 生：如实回答

学生速读课本P.80~81两段内容并勾划重点语句。【简评】师生互动，温故学新，巩固并强化已学知识。

师：组织学生讨论P.81材料后问题：为什么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了宪法？列举实例加以说明。

生：（可能说不上来或说不准，师适当引导，须说出人权方面意思）①对我国立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其他普通法律的制定都要体现尊重人权，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

②有利于指导„„保障人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了更加重视对公民人权的充分尊重而不能以权压人、官高压人等不合法的行为存在。

③有利于指导„„协调发展——人类与社会、人类与大自然的互相尊重实质上也就是人类对自己的尊重，体现了宪法的人权思想。

④有利于公民„„自身权利——公民对自己人权的尊重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普通法律只规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问题

【简评】理论性较强，离学生生活较远，需教师较多引导启发或讲解。

3、宪法与其他普通法律的关系

导入部分已学，可让学生速读课本P.81第二段内容

学生读P.81名言，这是总书记在2012年12月4日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大会上讲话内容摘录。

4、我国现行宪法的构成

学生书中勾划并速读：1982年宪法是我国现行宪法，它由序言和总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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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四章构成。

组织学生分析P.81~82材料中小齐为什么能够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她是怎样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的？

生：首先是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姓名权和受教育权（八年级已学），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剥夺，否则就是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次是小齐有依法维权意识，敢于而且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权益。

她采用了诉讼方式即将侵权人告上法院的办法维权的。

5、自觉维护宪法的尊严

我们要认真学习宪法，了解宪法的性质和基本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养成遵守宪法的习惯，树立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的尊严。

【简评】引导学生能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

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1、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学生说说P.82金字塔图片，看出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生：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学生速读P.82正文第二段。

学生先独立完成P.82表格的填写，再同桌交流或小组讨论。师可个别辅导。【简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新课程理念

2、为什么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师引导学生可从书中四个方面来说

（1）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 普通法律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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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和精神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规定相违背，否则，就会因违宪而无效。

（3）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4）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严格

教师可依据课本内容逐一给予解释，这是国家规定，再让学生读一读P.83四段内容

【简评】政策性、理论性较强，离学生实际生活较远，需教师较多讲解。关于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可让学生速读P.83“相关链接”内容

3、为什么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学生通过阅读课本基本能概括出来

①从内容上看，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②从效力上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③从制定和修改程序上看，宪法比普通法律更严格

【简评】尽量让学生通过思考或讨论，自主完成各个问题的答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一种创新，虽然他们的这种创新太幼稚，但至少给了学生一次次的创新机会，能独立思考或通过交流讨论并组织语言回答各个问题、归纳知识点等，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思维培养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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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重要作用 宪法的主要内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治 国 安 邦 的 总 章 程 宪法与其他普通法律的关系 我国现行宪法的构成 自觉维护宪法的尊严

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为什么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为什么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课后反思：结合今年12月4日是国家设立的第一个“国家宪法日”，既是一次法律宣传课，也是一次法律教育课。因本课有较强理论性，可能学生理解接受能力会差一点，有些是属于国家政策性、法规性的知识，可在课后练习中发现问题再及时弥补。

参考文献：

1、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

2、人教版中学思想品德教材完全解读

宪法思想 篇6

我国宪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逐渐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然而，现行宪法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选举制度问题、宪法实施机制问题等。纵观这些问题都与宪法权威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宪法权威保障问题应是我国宪法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

一、宪法权威缺失的原因

1.内在原因。这是指宪法自身存在，导致其很难树立真正权威的原因。

我国，立宪、修宪存在“大而全”的思想误区。在我们看来，既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那么宪法就应包含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就导致宪法成为大杂烩，没能充分体现其核心价值。

列宁曾说，当宪法内容与客观实际生活相一致时，它是真实的，但当不一致时则是虚假的。我国宪法很少对具体国情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来拿主义”现象大量存在，未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社会关系，存在脱节现象。这样一来，就必然促成宪法的修改，影响宪法的稳定性。

2.外在原因。（1）政策与宪法法律关系的混乱。无论是理论认识，还是立法实践，我国在政策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上，一直恪守这样的公式：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条文化。突出表现在：一是片面夸大政策的作用，认为政策是能够独立存在的管理手段，从而忽略宪法法律在推行政策实施中的作用；二是对宪法的价值认识不足，以为宪法仅是社会文明的表现。（2）公民宪法意识淡薄。我国经过“普法”，使很多人都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法,但由于历史原因，“人治”思想，传统的“法即刑”思想使人们产生了对法的排斥,宪法亦不能幸免。所以在有些公民的观念里，似乎宪法不是法，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3）宪法监督机制不健全。一是缺乏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尽管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行使宪法监督权,但事实上,他们的组成、运作方式、职责范围（每年的开会时间有限，即使开会，立法等工作任务繁重）决定了由他们来监督宪法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二是监督的对象规定形式化。从《立法法》的规定来看,我国没有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纳入可以进行违宪审查的范围,接受审查的只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条例等。

二、宪法权威保障的途径

1.必须树立宪法权威的意识。宪法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增强公民宪法意识,是制定科学的宪法、保证宪法实施，最终实现宪法权威的根本思想条件。只有使宪法价值内化到人们的意识之中,使对宪法的遵守成为每个人自愿的行为,才能使宪法具有权威。

2.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宪法的权威性和宪法的稳定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不能保持一定的稳定，那势必会影响它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而社会又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如果宪法制定后一成不变，又会与现实社会脱节，从而丧失生命力,失去权威。那么,怎样才能即保持宪法的稳定，又使它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呢？这就需要宪法在制定以后,不是不进行修改,而是要根据社会变化的需要,科学地、适时地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修改,以此提升其在公民心中的地位。

3.完善宪法监督保障机制。一方面,要建立相对独立的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监督方式上最权威、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我认为，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政体的前提下,可以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从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且独立行使职权,以避免目前人大常委会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宪法委员会专门行使监督职能,使违宪的法律、法规得到有效的纠正,同时也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这样公民对宪法的信任与认可将会进一步加深，有助于宪法权威的更好实现。

另一方面,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实践表明,如果缺少宪法诉讼这一保障机制,宪法至上的地位就难以保障。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来自他人，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犯时，有权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宪法活生生地运用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才会对这个保障自己权益的法律产生信仰。

4.规范执政党的活动。法治要求以宪法权威统摄其他权威,包括执政党权威。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也是守法的主体之一。所以党也必须严格守法,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一是正确处理政策与宪法的关系。党的政策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而不能与之相抵触。如果宪法和法律的某些内容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通过法律程序加以修改,而不能以党的政策代替宪法和法律。

二是党的成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与宪法的关系。在人治状态下，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治不同于人治，法治要求宪法至上，个人意志必须服从于宪法权威。

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这是宪法权威的内在精神。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权利制约权力主要是公民的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两者的调和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媒介。只有公民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权利有效制约权力，宪法的权威才能真正实现。

[1]周叶中.略论影响我国宪法权威的主要因素[J].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1995.

[2]周叶中.再论宪法权威[J].南京社会科学,1996(5).

[3]王学辉.宪法法院监督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分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宪法人”在宪法教学中的培养 篇7

一、宪法人的文化内涵

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 虽然呼吁培养宪法人的热潮很高, 但是在宪法研究学界对宪法人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般来说, 宪法人应该是指诚心诚意的以宪法的基本精神作为指导思想,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中, 能够时刻按照宪法规定依法办事的人。通俗一点的讲就是社会个体在经过对宪法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后, 能够运用宪法的知识平等公正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物, 并以宪法为准则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 同时能够积极参与国家的政策管理, 使国家能够更好的发挥依法治国的职能, 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从而保证我国各方面的健康稳定发展。从宪法人的文化内涵可以看出宪法人在我国法制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 只有培养出众多的宪法人, 才能够拥护国家和政府的政策, 才能够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能够以宪法为指导思想, 养成使用宪法的良好习惯。

二、宪法教学中培养宪法人的重大意义

(一) 培养宪法人是我国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 依法治国, 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这就说明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要实现依宪治国, 不仅要求国家和政府的各个机关能够深刻的了解宪法的重要内容和精髓, 还要求社会群体大众能够清楚的认识宪法的重要性和并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宪法的学习中去, 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使用宪法的良好风气, 通过长期的宪法实践活动, 使人人都能够成为具有宪法意识的宪法人。而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人才, 有责任有义务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 增强对宪法的学习和研究, 提高自身的宪法意识, 进而能够在社会上带头拥护宪法, 使用宪法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从而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 促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宪法的学习中来, 使宪法走进千家万户, 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 而且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从而使国家和政府能够更好的依法治国,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说, 在宪法教学中培养宪法人, 是各高校进行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

(二) 培养宪法人有利于宪政的实现

宪政是以宪法为基础并高于宪法的政治体系, 是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要想做好依法治国, 首先要实现依宪治国, 通俗的说, 建设法治国家也就是建设宪政国家。要想实现宪政, 那么就得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宪法人, 使他们在进行任何社会活动的时候都能够依照宪法的精神, 从而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能够依据宪法进行管理和发展, 形成良好的宪法氛围, 进而逐步的实现宪政治国。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 祖国未来的发展能否繁荣昌盛的巨大任务就落在的他们的肩上, 把他们培养成宪法人, 从而能够用宪法来指导国家相关工作, 使各个环节都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 才能够创造祖国美好的明天。

(三) 培养宪法人是促进法学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 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某某律师、检察官、法官因为犯了某某罪而被调查、逮捕。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法学教学时没有重视对学生的宪法教学, 导致他们在踏入社会后, 缺乏宪法意识, 不能够严格按宪法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从而做出有害社会与人民的事情。另一方面, 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 部分高校的教师只注意对学生进行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 而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使大部分学生缺乏对法律的信仰, 从而也就不能够使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运用宪法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是高校法学专业发展的一个弊端, 长期以往, 只会阻碍高校法学专业的发展。因此, 培养宪法人, 使学生们能够拥有高度的宪法意识, 是促进法学专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四) 培养宪法人也是宪法教学的重要任务

宪法的学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 才能够逐步提高学生对宪法的认识和了解, 从而真正的成为一名宪法人。而宪法教学的重要目标就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教会学生宪法的重要内容, 并使他们学会运用宪法的能力, 从而一步步的培养学生的宪法人意识, 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宪法习惯, 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都能够严格按照宪法的精神来进行。

三、宪法教学中培养宪法人的重要途径

(一) 从事宪法教学的教师理应加强自身的宪法综合素养, 首先成为宪法人

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任务就是教书育人, 只有在教学过程中, 能够言以身教, 以身作则, 才能够形成良好的带头作用, 促动学生们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深入到学习中去。同样, 作为宪法教学的教师更应该首先成为宪法人, 这样才有资格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 进而逐步的促进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宪法人。教师要想成为一名宪法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 宪法学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要不断的加强自身宪法综合素养, 并在教学上做到创新, 从而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 调动学生学习宪法的积极性, 使他们认识到学习宪法的重要性。其次, 教师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 要时刻按照宪法的相关准则进行一切的社会活动, 这样给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开始, 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 逐步的培养他们使用宪法的良好习惯。最后, 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要时刻观察学生的学习生活特点, 注重他们在生活学习上的困难, 从而指导学生运用宪法知识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 这样就提高了学生应用宪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而为他们成为合格的宪法人打好基础。

(二) 在宪法教学中注重运用宪法实例, 来提高学生学习宪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我国大部分高校宪法教学情况来看, 许多教师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只是一味的向学生灌输宪法知识和理论, 造成课堂教学气氛的枯燥无味, 从而大大降低的学生学习宪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 教师在宪法教学的过程中, 要根据教学内容, 合理的使用宪法实例进行分析和研究, 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 鼓励学生积极思考, 勇于表达自己对实例的不同看法, 这样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教学气氛, 也使学生对宪法内容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 我国宪法规定了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在宪法教学中, 运用鲜活的教学实例可以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从而促使他们提高宪法意识和参与国家政治建设的意识, 这样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能够运用课堂学习的宪法知识解决现实问题, 通过长期的宪法经验积累, 逐步培养成合格的宪法人。

(三) 在宪法教学中注重宪法教学重点, 从而使学生具备宪法人意识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由于受根本法的性质影响, 宪法的内容必然会包括国家的性质、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政治问题。教师在宪法教学的过程中, 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宪法教学重点, 并重点讲解, 使学生能在课堂上学到宪法内容的精华部分, 从而能够真正的掌握宪法精神来指导社会实践活动。至于相对次要的宪法内容, 教师可以稍微加以点拨, 让学生在课外时间加以学习, 这样学生们就能够清楚的认识到宪法教学的重点, 从而能够把主要学习精力放在宪法教学重点上, 使他们真正的掌握宪法的文化内涵, 才能够在遇到实际问题时, 知道运用什么宪法知识加以解决。

(四) 在宪法教学中, 着重公民基本权利, 塑造宪法人格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是与社会群体大众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内容, 也是社会群体最为关心的内容。纵观世界各国宪法, 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两大类。因此, 在宪法教学中, 要着重公民的基本权利, 塑造学生的宪法人格。有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 宪法学本质上是人学, 它的最高价值和核心命题就是人的尊严, 可见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学中的份量。大部分学生在学成毕业以后, 都会进入到社会成为普普通通的社会大众, 那么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 最关心的就是自己权利的完善和保护。而在学校教育中, 通过教师的正确引导, 使他们牢牢的掌握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内容, 从而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宪法习惯, 使他们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能够增强公民权利意识, 当自己的权利受到危害时, 能够勇敢的运用宪法武器与违法犯罪作斗争, 从而有力的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

(五) 在宪法教学中重视提高学生宪法应用能力

宪法教学的任务不仅包括使学生掌握丰富的宪法知识, 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运用宪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宪法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要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提高想学生运用宪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首先,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可以运用现代发达的多媒体教学, 在讲解宪法知识的同时, 多放一些关于宪法内容的影像资料, 例如我国宪法的发展历史等等, 使学生能够更直观的掌握宪法精神。其次, 教师要多举行一些宪法辩论赛, 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 让学生在比赛的过程中提高宪法应用能力。最后, 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进行一些课外活动, 如组织学生进行社区走访, 让学生们深入群众中去, 了解宪法在群众的使用情况, 并在课堂上形成激烈的讨论, 这样学生在长期的学习时间活动中就能够逐步的提高应用宪法知识的能力, 这也是培养宪法人的重要途径。

四、结语

在宪法教学中注重宪法人培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在宪法教学中重视学生对宪法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使宪法深入学生内心。那么学生在进行实际社会活动时, 就能够时刻以宪法的精神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从而养成一个合格的宪法人, 为我国的法制社会建设贡献出重要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龚俊.宪法学教学重点重构—以培养具有“宪法素养”的法律人为视角[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2, 28 (3) :67-69.

[2]上官丕亮.宪法教学应重视“宪法人”培养[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11, 26 (1) :34-36.

[3]张双花.对宪法学教学改革的一些思考[J].科教导刊, 2009 (13) :20-23.

宪法思想 篇8

根据现行宪法第5条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长期以来,宪法都是高高在上的“闲法”,没有真正走入人们心中,其对公权力的制约也力不从心。违反宪法的事件屡有发生,却没有得到制裁。自2012年《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始,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贯彻实施宪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就要求重塑宪法权威。

宪法权威的重塑,制度不可或缺。这个制度就是宪法监督制度,在西方被称为违宪审查制度。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来完善它?曾有学者建议学习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但设想都被一一否定。因为西方的违宪审查,要么是由法院进行,要么是成立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机关专门进行。这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相冲突。首先,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现行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居于最高和至上的地位,其他机关的违宪审查权势必都将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行使,难以保证其独立性;其次,我国缺少强势的司法权传统,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审查制在我国缺乏根基。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种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和决定;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三,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和司法解释进行监督;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批准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宪法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

因此,理性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是完善我国现有的宪法监督制度,一方面,要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另一方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专门行使宪法监督职权。

首先,重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保证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顺利运行。理论上,全国人大的最高法律地位表现在具有的最高广泛性和代表性、产生并监督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等几方面。但现实却不容乐观。就全国人大对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的监督而言,具体的监督方式包括听取、审议工作报告和撤销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大代表审议工作报告时,多用“振奋人心、求实亲民、创新开拓”等形容词,使得公众在心理上认为人大代表只是歌功颂德,未尽审议监督之责。这种失职的后果是直接影响人大在一府两院面前的权威,以致在行使其它职权时“心有余,力不足”。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发生后,有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程序未经启动,国务院已经自行通过了新法规,同时废止了旧法规。虽然国务院自我修正的态度值得肯定,但也不免让人怀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能否有效行使。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权范围已经在缩小,国家也在不断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的各种自治形式,但人们对政府仍然有着强烈的依赖感,“强政府、弱人大”的情况仍需改观。为此,就要提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加强公众对代表的监督,推动代表切实履职。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习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反映了党中央的决心。

其次,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完善宪法监督程序。如前所述,《宪法》和《立法法》对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和程序都作出了规定。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程序虚置严重。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全国人大从未“改变”或“撤销”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未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导致前述程序性规定虚置的原因有二:其一,确定相关法律、法规、决议、命令的合宪性要经历调查、论证等过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部分宪法监督程序是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运行的,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会的会期通常较短,会议期间需要审议的事项本就繁杂,所以无暇审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其二,就《立法法》所规定的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监督程序而言,存在着程序复杂、缺乏专门的受理机关及时效过长等问题。一部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程序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接收、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法律委员会)的审查、制定机关的答复、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再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会议的审议和决定等步骤,看似庄重、严格,但这种繁冗的程序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效率,影响了宪法监督的运行。

笔者以为,针对目前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全国人大下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来解决。早在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成立履行宪法监督职能的宪法委员会的设计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被采纳。

浅议宪法 篇9

关键词：宪法,民主,历史发展

一、宪法的历史发展

西方的宪法发展要远早于东方国家, 下面简单介绍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的宪法。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起始于英国1215 年的《自由大宪章》, 虽说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宪法, 但其对英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明确了法律至上这一重要的宪法原则。在20 世纪末21 世纪初期, 英国加大了完善宪法体制的力度, 并在2005年通过《宪法改革法》, 2009 年10 月正式成立英国最高法院来取代上议院成为英国的最高终审司法机构。

美国是成文宪法的先行者, 在宪法领域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美国。1775 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爆发了反对宗主国的独立战争, 并于次年7 月4 日在费城通过了《独立宣言》。1787 年5 月, 制宪会议的召开使得美国宪法终于在9 月获得通过,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成文宪法。自1791 年以来, 美国宪法已有27 条修正案, 其中1791 年通过的前10条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

德国虽然1870 年才成为统一的国家, 但其宪法从统一前就开始出现了。德国在普鲁士王国时期制定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对日本和我国清政府的立宪有着重要的影响。德国宪法的特殊地位主要是由《德意志共和国宪法》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确立的, [2]前者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宪法的开端, 在整体上是比较先进的, 对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其不足导致了后来法西斯的盛行, 后者是德国统一后受多数德国人民尊重和接受的基本法。

宪法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发展, 因此我国要切实做好宪法方面的相关工作。我国宪法开启于清末, 不过由于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及清王朝的“不作为”, 清末立宪并不尽如人意, 但是它开创了中国立宪的先河, 是有历史地位和贡献的。从清末至今, 我国立宪已走过一百多个年头, 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宪法的变动也相当频繁。纵观古今中外, 我们必须要推进宪法的发展, 大力弘扬宪法的精神, 形成全社会遵守、信仰、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

二、宪法的特性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有着其特殊的作用。就当代中国而言, 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 是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 通常被称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它具有其他法律所难以比拟的广泛性。

宪法具有广泛性, 但不是事无巨细都可以写入宪法, 宪法所规定的是个人、社会、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事项, 这就揭示了宪法的根本性。宪法作为集中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 当仁不让地成为国家的根本法。权威是社会和平有序的重要保证, 社会的文明进步要求在公共生活中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飞跃, 宪法就具有其他法律所无法比拟的权威性。

三、宪法与公民的生活

在很多人眼中, 宪法是遥不可及的, 但是事实上宪法与公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是与我们的生活分不开的。

平等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上的平等权的具体表述是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比如2005 年海南省高考状元李某无缘读一本的事件就引起了不少人对平等权的质疑与反思。就我国现在而言, 尤其应重视平等权, 保障平等权的实现。无论是贫富悬殊还是城乡差距的解决都不能缺少平等的思想。当然,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体现了实质平等观的要求。可以说, 平等与自由是社会和谐的支柱, 两者相辅相成。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宣布了实行义务制教育, 这一举措不仅深入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的重要内容, 既有利于落实宪法中的国家教育政策又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为什么会有这一政策? 那是因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这三种权利通常简称为社会权。[3]我国宪法中规定了许多社会权, 比如: 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活动权等。这些权利的规定,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和保障。我国历来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并且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确立了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的战略; 文化活动权是人们在公民生活中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也体现出文化的发展,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强公共文化建设。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 宪法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的条例给了人们指引, 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从宪法推行实施的结果看来并不令人满意, 所以今后我们要将宪法生活化、大众化, 使其能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它赋予了国家机关权力, 让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以后的发展中要更切实际的发挥宪法的作用, 寻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秦强.宪法的本质与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J].兰州学刊, 2007 (4) :89.

[2]李占荣.宪法反映的两种世界观及其可能的发展路向[J].河北法学, 2009 (9) :8.

浅析宪法原则 篇10

关键词：法律原则,宪法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分权原则

人们应该对宪法原则如何确定、应包括哪些或者哪一类原则进行深刻反思。

1 构建宪法原则的依据

构建宪法原则应该遵循一定的标准进行, 这些标准应来自宪法原则自身的特点。宪法原则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本源性。“宪法基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来源, 反映的是具有普适性的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特定时期或特定国家的制宪者往往以它作为构筑国家宪政制度的原理, 并将其视为国家宪政制度所以存在的正当性根据, 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和更充分的根据, 不能将其推翻或拒绝使用。”[1]“宪法基本原则的本源性意味着它是近代所生成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制度的根基, 并成为一个国家制定宪法遵守宪法和实施宪法以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宪政国家的终级性根据。[1]”因此, 各国宪政实践及宪法文本都不敢忽视宪法原则的问题。厉行宪政的国家将宪法原则作为灯塔, 指引其宪政发展的正确方向;打着宪政的牌子实际上推行专制或者高压政策的国家, 也要借助宪法原则来为其立个贞洁牌坊。

与宪法原则本源性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先有宪法原则还是先有宪法。该问题一直聚讼纷纷, 成了一个到底先有生蛋的鸡还是先有孵化鸡的蛋的历史之谜。应当是先有宪法原则后有宪法, 宪法原则的存在本身有其独立性, 并不完全制约于宪法文本如何规定以及所阐释的问题是什么。宪法原则就是宪法原则, 并不是宪法文本自身所具有的原则, 这是两回事。“在没有宪法这一特殊的法律形式之前, 必先有宪法观念的存在, 否则, 形式宪法就无法进行设计。宪法原则源于立宪主义的实践和对宪法功能与普通法律功能的区分。”[2]

在当今各国宪政实践中, 一般都将修改宪法的权力赋予政府。为了避免政府通过修改宪法架空宪法所确定的各种基本制度, 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又都对修改宪法进行了实体和程序上的严格限制。而所谓的宪法原则, 却是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就必须遵循的原则, 或者即使制定宪法的时候这些原则还没有完全定型, 但至少也是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宪政思想、观念。因此, 宪法原则是不能通过修改宪法来修改, 或者起码不能减损的那些原则。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20条规定, 联邦德国是一个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民主的、社会的、法治的联邦国家。同时又在第79条中声明, 上述规定构成了宪法的基本原则, 不容修改, 以维持其权威性和稳定性。德国自基本法颁布以来, 即使经历了两德统一的过程, 也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宪法危机, 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其宪法原则的稳定以及由此获得的权威性质。

2 最低限度意义上的宪法原则应该包括什么内容

宪法原则并不是一个橡皮口袋式的原则。法律原则有层次上的差别, 不同层次的法律原则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法律价值追求都可以在法律原则的表达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因此立法者通过法律原则这种极具艺术性的表达方式, 形式上解决了法律价值选择的矛盾问题。例如, 法治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属于不同层次上的原则, 但是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却起着实现法治原则的作用, 二者同样表达着法律的正义、公正等价值追求。宪法也同样通过对宪法原则的规定来表达各种价值, 但是正如宪法不能把所有价值放在同等地位保护一样, 宪法也不能把表达价值的所有原则都视为基本原则。

纵观学者的研究, 二原则说, 三原则说, 四原则说, 不一而类。将宪法原则的内容进行穷尽的研究方式是一件吃力不讨好、极容易被非议的事情。而在众多的原则中, 总有一些原则的地位和效力都是不同于其他原则的原则, 它们可以承担起本源性原则的重任。这些地位和效力不一般的原则, 相对于其他原则来说, 就是一些本源性的原则。根据宪法原则本源性的特征, 可以将其分为本源性原则和派生性原则。一方面需要本源性的原则作为其基本框架, 同时也需要一些派生性的原则来补充。本源性原则就如同人的骨架, 而其他派生性原则是血肉。于是, 找到这些地位和效力都不一般的原则作为最低限度意义上的宪法原则是比较可行的研究方式。

宪法观念从产生时起便是以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关系为宗旨的。从思想源流上看, 宪法是人们建立政治国家时为了更好地确保权利而订立的契约, 因而在赋予国家机关权力的同时, 又设置种种防范措施加以限制, 以防止权力滥用以致侵害公民权利。在制度层面上, 表现为以分权为特征的各种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潘恩称宪法是, 政治圣经, 和社会团体的章程。总之, 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 规范国家权力的分配及其运行的根本法。从实践形态上看, 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对作为封建国家权力的王权的限制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的规定非常明显。1787年美国宪法则对权力分立与制衡作了周密的制度设计。1789年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也宣布, 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我认为, 该规定就是宪法原则的集中体现, 而宪法原则就是体现并保障这一宪政精神能够存在和实现的原理原则。

综上所述, 所谓宪法的本源性原则就是《人与公民权利宣言》用文本形式精确表达的人权保障和分权这两大原则。这两大原则是近代宪法所追求的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个人权利实现这一基本精神的具体化。人权保障原则为有限的国家权力的行使设定了目的, 即必须以保障个人权利的享有为基本的出发点, 特别是不能侵犯或危害个人权利的行使;分权原则是保障个人权利实现, 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一种制度设计或安排。“虽然这两个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不同, 但都紧紧围绕着近代宪法的精神, 结合而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整体, 服务于近代宪法精神的需要。”[3]

而其他原则都是派生性原则, 是对本源性原则的补充。如人民主权原则:由于宪法的本质在于人民通过宪法的形式限制国家权力并且确认公民权利, 体现了人民主权者地位。因此, “人民主权原则解决了国家权力的来源及有限性问题, 集中地表达了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受制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 全新地界定了人民与国家的基本关系, 确立了人民在宪政国家中的本体地位。”[4]人民主权原则是人权保障原则所派生出来的原则;同时通过确认人民在国家中的本体地位, 人权保障原则也就更加具备正当性。再如宪法至上原则: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过, 做法律的仆人才可以获得自由;法律是沉默寡言的长官。潘恩在其《常识》中宣称, 法律应该成为自由国家中的国王, 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例外。他们言下之意, 就是法律至上。由此可见, 宪法至上原则将宪法的地位推到极致, 从来彰显了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王广辉, 叶芳.宪法基本原则论[J].法商研究, 2001, 5.[1]王广辉, 叶芳.宪法基本原则论[J].法商研究, 2001, 5.

[2]莫纪宏.论宪法原则[J].中国法学, 2001, 4.[2]莫纪宏.论宪法原则[J].中国法学, 2001, 4.

[3]王广辉, 叶芳.宪法基本原则论[J].法商研究, 2001, 5.[3]王广辉, 叶芳.宪法基本原则论[J].法商研究, 2001, 5.

以宪法的名义 篇11

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最为瞩目。经过几十年的辗转，终于要确立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地位了。这绝对是中国法律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从视私有财产为洪水猛兽到欲说还休,直到今天众多的公民向威胁私有财产权利的环境进行质疑和抗争,我们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走得很久,也走得艰辛,走得彷徨。但是,不论我们曾经付出了什么,毕竟,赢得了以宪法的名义伸张正义、保护人权的时代。

保护私人财产是和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财产权的尊重是中国人权的一大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迅猛，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0%。到目前为止，全国的民营经济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全国有私营企业243万户，个体户2400多万户，就业人数超过8000多万人，一半以上的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带来了社会财富结构的巨大变化，私人占有财富的比率越来越高，私有经济的实力越来越强。个人财富的积累，引发了权利观念的裂变，私权利日益觉醒。觉醒的私权利必然与公权利冲突和碰撞，从而产生要求平等权的诉求。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多年形成的公有财产神圣化传统观念和在法律、政策上，公权利的优越地位则要强迫与之冲突的私人财产服务公共利益，私权利必须让位于公权利至今是一些人处理经济纠纷的理论依据。当转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后，一方面，私有财产的经济实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另一方面，公权利的范围和能量依旧无限无边，公权利与私权利对比的失衡导致和激化了种种矛盾。如果再加上相关人员素质低下、权利监督失控等诸多因素,引发冲突出现悲剧就更加难以避免了。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评价有关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的意义和作用时这样说,宪法首先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保护私有财产主要是针对一国政府权力所作出的限制。一语中的,从本质上说清了一个道理,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权利入宪,就是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利对私权利过度的伤害和干预。

在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冲突中，以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名义剥夺和侵害私权利的现象最为突出。当前在社会上反应最为强烈的是城市的强行拆迁和农村的土地征用。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3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受理的“民告官”案件已经超过10万件，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城建类行政案件。城建类行政案件占所有行政案件的15％，比去年增加了31．77％。这两类案件，侵害的全是公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普通公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如此无忌侵害公民最基本的权利，造成的是整个社会的伤痛。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受到侵害的公民投诉无门，阻塞人们进入法律渠道的居然是以政府的名义，冠冕堂皇的理由便是公共利益的需要。离开了宪法保护的私权利，在与公权利对峙中必然处于弱势位置。这次修改宪法中至少有五条是涉及公民的具体利益，包括人权、社会保障、公民私有财产、征地的补偿等，这些都是公民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这就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进一步统一起来。

在有关讨论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的话题中，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竟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实质是不是保护富人利益，听来不禁让人忧从中来。保护私人财产是和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人权是平等的，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人的财产权也是平等的，只要来源合法，都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在没有法律明确保护的前提下，穷人和富人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在实际生活中，私营企业主无端失去自己财产的事件屡见不鲜，而在城市强行拆迁和农村强征土地的事件中，当事人大都是无权也无钱的普通公民。二者在私有财产保护法律措施缺失的状况中所处的境地没有什么区别。而另一方面，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富人很容易与权势搭上关系，从而产生公权利“寻租”现象，穷人的财产权利将成为权钱交易中的牺牲品。将利益的天秤倾向强势还是弱者，是衡量一种制度是否真正公平的标尺。宪法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最广大受益者，应该是最普通，最下层的公民，这一点，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由于法律上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缺失，对公民的人权的侵害既体现在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这样直观的事件上，也体现在社会信用短缺，政府投资失误等社会现象对公民的间接侵害上。元旦前后，新闻媒体连续爆光多起由于政绩工程造成的拖欠民工工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政府失信于企业，企业将损失转嫁到民工身上，高速路修了，博物馆盖了，好大喜功的官员有了炫耀的题材和晋升的资本，结果为这些政绩工程辛辛苦苦了一年的农民工两手空空，连返乡的路费的都没有着落。至于向王怀忠那样以征敛的手段掠夺民间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事也不属罕见。

浅议宪法原则 篇12

民主是一种历史逻辑, 它是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民主的概念经过历史的变迁已成为多样化的概念, 其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既要尊重多数人的意志, 又要保障少数人利益是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体系, 其中少数人利益的保护又是民主原理的更为核心的概念。

在宪法体系中民主原则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一是, 在宪法体系中民主主义是提供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 即创设国家权力, 使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基础。二是, 民主原则为宪法体系中政治过程的合理化提供规则与途径。三是, 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起到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四是, 民主原则在宪法体系中获得自我矫正的机会与途径, 使民主的价值得到健康的发展。

在宪法体系中多数决获得正当性的根据主要在:一是多数的数的优位或事实势力的优位成为多数决正当性或效力的根据;二是在一般情况下, 多数人作出合理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三是从经济民主主义观点看, 利益的极大化成为正当性的基础;四是从自由的观点看, 自由价值有可能提供正当性基础;五是从现实生活看, 多数决能够极大限度地保障政治的平等与和平。从这种意义上讲, 民主一方面为宪法的发展提供事实和价值层面的支持, 而另一方面在宪法体系中获得矫正其弊端的制度保障。

各国宪法在其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 以民主价值的维护作为基础和出发点, 通过不同的形式规定了民主的意义。作为政治原理的民主主义在宪法体系中的具体运用表现在不同的领域, 主要有:宪法普遍规定国民主权原则, 确立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基础;社会成员直接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与机制, 规定直接与间接参与形式;国家统治正当化的基础与少数人利益的宪法保障机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多数决原则与具体运用规则;宪法与政党制度的相互关系;选举制度的原则与运用等。

二、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和概括出的治国原理, 是一种法的统治形式, 已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法治国家原理在宪法体系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形成了体现宪政理念的宪法秩序。宪法体系上的法治国家规定了法治秩序的原则和具体程序, 形成了政治统一体价值, 以保障国家权力运作的有序化。在宪法体系中法治国家的原理具体通过法治主义的实质要素与法治主义的形式要素得到体现。

法治主义实质要素包括:1、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保障。根据宪政的一般原理, 人的尊严的维护是宪法存在的最高价值, 而且也是优越于其他宪法规范的重要体现。保障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 它构成了人权的核心内容。各国宪法无论是否在宪法典上规定人的尊严问题, 其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因此保障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建立宪法体系的价值和制度基础。2、自由价值。法治国家的自由价值通过宪法规定的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自由价值得到具体化。从本质上讲, 自由是宪法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自由价值的维护既是法治国家的实质要素, 同时也是宪法体系的核心价值。3、平等价值。在宪法体系中平等是人的基本要求和存在方式, 体现了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实际上, 宪法体系是在平衡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 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自由的牺牲可以保障平等价值。作为在宪法体系中生活的人们, 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享有平等权, 这种平等既包括形式意义的平等, 也包括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平等权作为权利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 对所有的国家权力产生约束力。总之, 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价值的维护是法治主义实质内容的基本要素, 同时构成宪法体系的价值基础。

法治主义形式 (制度性) 要素包括:

1.法的最高性价值。德国学者克纳德认为, 从一般意义上讲, 宪法通过法治国家秩序, 赋予国家及其功能以统一的标准与形式。法治国家各种要素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是法的最高性 (Primat des Rechts) 。他在解释法的最高性时提出, 法的最高性并不意味着通过法律规定所有的社会领域, 即使在法治国家中也存在不必通过法律调整的领域, 但一旦对某些领域以法律作出规定后, 应保持其优位的地位, 使法律具有正当性与稳定性。在宪法体系中, 法的最高性一般分为宪法优位与法律优位两种形式。宪法优位要求一切国家行为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国家的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都受宪法的约束, 不得侵犯宪法规则。即使以宪法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也不得限制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法律优位是指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的国家行为应优先于其他国家行为,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一切国家权力受法律的约束。

2.人权保障价值。法治国家出发点和目标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 整个宪法体系也要遵循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在宪法体系中人权价值是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而得到体现的, 并不独立构成宪法原则。如果把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作为相互独立原则加以界定, 有可能在论述与逻辑上遇到相互重复或不一致的现象。人权的宪法保障既包括宪法体系内的基本权利, 同时也包括宪法上没有列举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

3.权力分立价值。为了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法治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合理的分工, 使不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相互均衡和制约机制。现代宪法体系中的权力分立的功能并不仅仅消极地限制国家权力, 而是积极、主动地对国家权力职能进行分工, 明确其职责范围和程序。

三、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的关系

民主与法治原则反映了现代宪法基本的价值体系和目标, 构成了现代宪法的基本精神。在理解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时, 我们需要从历史、规则与实践三个方面分析两者的一致性、冲突与解决冲突的途径。

(一) 民主与法治原则在基本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形态上是相一致的。

民主原则排除了统治权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的可能性, 以国民主权与社会成员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为目标, 建立了国家统治原理。法治原则是实现自由、平等与正义为目标的国家功能形态, 是依法实行统治的原理。两者功能相互联系, 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民主原则体现的国民主权、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只能在法治国家体系内才能获得实效性。同时, 属于实质法治国家要素的自由、平等、正义价值的实现需要保障平等参与的自由的政治秩序。如果没有民主的程序和环境, 法治目标的实现就缺乏基础和必要的程序。

(二) 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

民主与法治原则之间存在的价值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两者不存在冲突, 实际上两者是在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在以多数决为基础的民主理论看来, 多数人的意志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效力, 对其重新进行正当性评价的法治主义是没有必要的。当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原则时, 法治国家原理则要求对其合理性与理性进行判断, 消除民主理念中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非理性部分, 使民主与法治之间建立原理与功能上的联系。实际上, 民主的自我修正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而法治又是在民主的自我修正中得到发展的。民主与法治的冲突源于两者具有的各自的缺陷, 只有在两者的相互结合中才能弥补各自的缺陷, 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

(三) 在宪法体系框架内寻求解决民主与法治冲突的途径。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民主价值与法治价值的统一中得到实现的, 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消除影响其统一形态的各种因素, 克服两者的缺陷。违宪审查制度是现代社会解决两者冲突的基本形式, 各国普遍通过不同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解决民主与法治的冲突与矛盾。违宪审查机关审查范围通常包括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机关之间权限争议、政党解散的审判、宪法诉愿等。对依照多数人意志制定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表明了法治原则对民主缺陷的克服, 实际上反映了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现代民主主义价值。及时地消除民主与法治的矛盾, 有助于维护宪法体系, 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四、结语

由上面的分析, 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是一致又冲突的矛盾统一体, 民主原则排除了统治权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的可能性, 以国民主权与社会成员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为目标, 建立了国家统治原理。法治原则是实现自由、平等与正义为目标的国家功能形态, 是依法实行统治的原理。两者功能相互联系, 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而当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原则时, 法治国家原理则要求对其合理性与理性进行判断, 消除民主理念中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非理性部分, 使民主与法治之间建立原理与功能上的联系, 这样两者又是相互冲突的。因此,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在民主价值与法治价值的统一中得到实现的, 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消除影响其统一形态的各种因素, 克服两者的缺陷。

摘要：宪法原则是构成宪法价值共同体的基础, 是宪法制度与程序中的价值和理念。宪法原则由民主原则与法治原则组成, 本文分别介绍了民主原则、法治原则, 最后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宪法原则,民主原则,法治原则

参考文献

[1]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著:《宪法学》,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第128页。

[2]莫纪宏:《论宪法原则》, 《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