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半期考试分析

××学校半期考试分析（精选9篇）

××学校半期考试分析 篇1

××学校半期考试分析（数学）

2010——2011上期，全县统一进行了期末检测。从教研室教研简报分析，我乡综合成绩达到80分的只有六年级语文一个单科，且只有80.7分；上60分的也只有三年级语、数、五年级语文及六年级数学四个单科。全乡语、数综合成绩在全县范围内比较，一年级16/25，民区列前山之后；二年级17/25，民区列于民中、前山之后；三年级12/25，汉区仅列锦川、茨达、乐跃之前，民区列第一；四年级17/25，民区列民中、南山之后；五年级14/25，汉区列锦川、老碾之前，民区列民中之后；六年级17/25，民区列民中、前山之后。从上述成绩对比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我乡教学质量全县汉区倒数第一，民区也只能在前三位置，教学成绩低下，教学质量亟待提高。

本期，我们又统一进行了全乡半期检测，而检测的结果，综合成绩较上期期末检测成绩又有较大幅度下跌。现在我们就全乡数学成绩进行简单分析，从中寻找全乡教学质量低下的原因。

全乡数学综合成绩最高的一年级，仅有50.25分，且较上期期末数学统合成绩56.8分下降了6.55分；二年级数学43.27分，较上期54.8分下降了11.53分；三年级数学50.06分，较上期62.9分下降了12.84分；四年级数学35.83分，较上期54.6分下降18.77分；五年级数学45.51分，较上期54.5分下降了8.99分；六年级数学38.78分，较上期61.3分下降了22.52分。如果用这样的成绩和上期本末全县成绩相比，那么我们在全县的位次必然会一降再降，不用和全县汉区学校相比，就是在民区恐怕也只能是倒数三、四名了。总之，××乡教学质量形势严峻！

那么，造成我乡本次半期检测成绩如此低下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先从试卷分析中找找原因看看：

1、试题较难，有部分超纲题、难度题出现，其中四年级最多，有16分是还未学习的知识。

2、低年级表现为学生弄不懂题意，很简单的题学生却不知道做什么、怎样做，以至于乱做、瞎做。

3、高年级普遍反映出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动手操作的经验不足，解决问题的题失分多，动手操作的题几乎全错。

4、部分知识点的掌握学生没有过关，表现在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得分不高。

5、学生粗心、马虎，计算不仔细，书写不细心，把一些该得的分丢了。从各年级试卷分析中反映出的问题来看，上述几条原因几乎都是历年考试中反映出的正常数据，看不出跟考试成绩低下有多大的联系，也就无法说明这次考试成绩十分不理想的原因。如果说是考题太难，从试卷分析中反映出的有一定难度来看，即便四年级超教材编排的题较多，六年级较难，教学成绩也不应该跌到如此低下；如果说是监考太严格，那么上期期末考试不也同样严格？

现在我们在从教师群体对这次半期考试反馈的信息中分析分析，也许能帮助我们寻找到这次半期考试成绩低下的原因。

1、大家对半期考试原本就没有关心在意过，各班也就没有进行过复习，更不用说用一定的时间进行系统复习了。没有复习就是随便考，随便考自然成绩就差了。

2、××乡生源状况太过复杂，学生来源太宽，生源又差，许多外来转入的彝族学生连汉语都听不明白，学生参差不齐，严重影响正常教学，即使教师再努力也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来，累死了也是白干！可见教师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信心不足，动力不足。

3、几年来××乡评职晋级无指标，大家无指望，极大地挫伤了年轻教师追求质量的信心与愿望。大家认为考好了也没有多大作用，何况累死了还不一定能出成绩。

4、高职称教师的满足心理让部分教师安于现状，对抓质量没有动力。

5、本期“双基”迎国检工作太累，学校活动又太多，老师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对教学也有一定影响。

6、部分教师存在消极怠工心理，或称为职业倦怠，出工不出力，当天和尚撞天钟。

7、许多教师认为统一考试次数过多，在全县其他学校都不考试的形势下，××学校反复考试，要求又严格，增加了老师的工作，大家心里都有反感。

从上述意见分析，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分析这次半期成绩下降的一些因素：从主观方面来说，教师厌考情绪、信心不足等导致准备不足、没有复习，打无准备的仗，是造成这次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讲，学生总体状况差，学校工作太过繁重，是造成教学工作效果不明显的因素。因此综合两个因素来考虑，这次考试成绩差只反映了我们一个阶段工作的效果不佳，并不能认定××学校的教学真正的下降到了成绩反映的程度。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要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既要应对本期后半期教学质量的提高，又要考虑到建立健全长效的提高机制。建议如下：

1、抓好后半期的教学“五认真”工作，通过“五认真”工作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

2、努力抓好期末复习工作，开好复习动员大会。要引导教师把握好教学进度，为期末复习留够充足的时间。要给三、六年级教师召开复习研讨会，研究复习方法，介绍复习经验。

3、五月份要抓紧时间完成两件事，即“双基”迎检档案和六一活动，保证六月开始让全体教师都全心投入教学、复习之中。

4、要想办法建立长效的教师心理疏导机制，提高教师的工作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5、对学生生源要建立一定的控制机制，保障学生进入班级后学习不差得太远。

6、要抓好学前班的教学管理，把教学质量的提高延伸到从学前班抓起，把好学前教学质量关，为一年级教学打好基础，该升一年级的就升学，不能升学的再读学前班。

××学校半期考试分析 篇2

为了进一步深化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教学改革，了解考试的利与弊，发现目前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和“新疆建设类高职英语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课题组成员对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近两年组织的三次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进行了调查分析和论证。

一 调查对象

2012年12月、2013年6月和2013年12月学院组织的三次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参加者，共1993人。

二 调查内容

掌握当前学院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基本情况，包括考试目的、报名情况和成绩分析，进一步完善、优化考试体系，探索高职英语教学的有效方法与途径，从而提高学院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三 结论分析

通过对这三次考试的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 考试目的

高职高专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目的是考核学生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使用英语处理一般业务和涉外交际的基本能力，以实用性知识为主，试题难度适中，符合“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每次考试我院均有考生成绩达到90分以上，甚至接近100分。

3 报名情况

高校英语应用能力等级考试一年两次，下半年及上学期的报名人数明显多于第二学期，这是因为考生主要是新入校的大一新生及期望直升本的老生。另一特点是考生反复报名情况比较常见。因等级考试收费35元，且目前在我院并未与毕业证挂钩，所以一部分学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考前不认真准备，一次不过下次再报。

3 成绩分析

2012年12月第一次考试，593人参加，通过率达61%。2013年6月第二次考试，491人参加，通过率为45%，比第一次有所下降， 2013年12月第三次考试，共909人参加，通过率为41%，虽然高于新疆的平均水平，但考试成绩也在逐年下降。

四 原因分析

1 考试动机不明确

高职高专学生参加高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动机主要有内在兴趣、成绩、继续深造、出国、个人发展、社会责任。以内在兴趣为动机的考生考前会认真准备，仔细钻研每一套模拟试题，以点带面整体复习和回顾，积极与老师及同学沟通交流，以此为动机的考生在考试中成绩最为理想，并且会带动周围的同学；成绩动机具有“应试”语境的特色，并且普遍存在，学习者也会因此产生应付外部要求的动机，但因高职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较差，很多学生直到考试前仍然没有认真备考，导致成绩不理想；以继续深造及出国为动机的学生所占比例不大，但这部分考生目标明确，目的性很强，不管英语基础如何，他们会尽全力弥补，表现出很强的学习欲望，成绩一般比较理想。以2012年下半年等级考试为例，毕业班的考生为143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直升本的愿望，通过考试的人数达到86人，通过率达73%，高出总体通过率12%；以个人发展及对父母、社会责任为动机不仅反映了中国的教育传统思想，而且也反映出当今中国英语教育与个人就业、薪水及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

2 考试氛围不浓厚

氛围不仅影响考试成绩，而且会影响考试报名。前三次考试报名人数占学生总人数比例较高的系部分别是工程管理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城市建设工程学院。相对而言，这三个二级学院学生录取分数较高，相当一部分学生对英语学习有兴趣，对未来有较高的期许，会主动要求报名参加考试，班上及系部的其他学生的积极性也会被带动起来，所以历次等级考试报名人数所占比例都较高。而考试报名人数比例较低的系部是建筑材料学院和设备工程学院，这两个学院的学生入校时录取分数相对低一些，对学习缺少自信，甚至有的自暴自弃，认为等级考试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老生影响新生，报考人数一直较少。其次，报考人数多的班级、系部会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圍，出现高分考生，整体通过率也较高。而报考人数较少的班级、系部学习氛围较差，高分考生很难出现，整体通过率也不理想。以2012年下半年等级考试为例，经济管理工程系的考生人数为247人，占全部考生人数的42%；土木工程系的考生为178人，占30%；城市建设工程系的考生为79人，占13%；设备工程系的考生为74人，占12%；材料系和计算机系分别仅有7人参加考试。其结果是最高分95分出现在经济管理工程学院，且经济管理工程学院的通过率高达76%，高出总体通过率15%。

五 解决对策

1 采用模块教学，使课堂教学突出语言基础知识和综合技能训练

过去，英语教学只注重词汇和阅读训练。在新的教学模式下，我们把教学过程分为单元任务、听说、快速阅读、写作及自我检测。五个模块是一个整体，体现同一个主题。整个教学过程既强调基础知识，又突出听、说、读、写、译综合技能训练。每个模块的侧重点和教学目标各不相同，单元任务的重点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词汇的运用，教学目标是通过提问、讨论、英译汉、疑难句子分析、词汇扩展、语法归纳等任务，巩固和加强基础知识；听说的侧重点是以“视听说”的方式导入单元主题和课文主题，通过听录音、课堂展示、主题讨论等课堂任务，提高学生听辨和口头表达能力；快速阅读的侧重点是捕捉信息和赏析课文，通过寻找主题句、划分段落、概括大意等课堂任务活动和学习策略，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和概括分析能力；写作模块的侧重点是写作短文和应用文写作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自我检测模块是通过练习和测验，在实践中消化和拓展本单元学过的内容，同时教师获取过程性评估数据。

2 实施任务教学，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指导的课堂教学理念

任务型教学是目前国内较为先进的教学理念，应始终贯穿教学的始终。它与传统教学理念之间的差异在于更加注重师生的互动和信息的沟通，课堂活动具有真实性，而且活动量大。教学目标、信息输入、活动方式、师生角色、教学环境等都是重要组成部分。英语课堂教学应具有“变化性互动”的各项活动，即任务。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进行对话性互动，进而产生语言习得。课堂任务可分为三大类，即课前任务、课中任务和课后任务，所有的任务都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

教学过程中可以以具体的任务为载体，以完成任务为动力，把知识和技能融为一体，通过听、说、读、写、译等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逐渐增强参与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改变“满堂灌”的局面，使教师由传授者转变为参与者、促进者和指导者。

3 强化课堂管理，把过程性评估纳入教学评价体系

过去在教学评价中，往往只注重考试结果，从而忽视了整个的学习过程，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必须彻底改变评价和管理方式。

在实际的教学中采取“小组+任务+表现分”的课堂管理模式。每个班级由学生自由寻找搭档，自由分组，任务分两种：一种叫搭档活动，完成一对一的教学活动，例如两人对话、问答搭配、英汉互译等；一种叫小组活动，用来完成多人对话、话题讨论等，每组4～6人，课堂的座位按小组安排。任课教师每堂课可设置与教学相关的任务或场景，主要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教师按照每个小组的综合表现来评分，从而引起各小组间的竞争，充分调动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有效练习次数和时间。

综上所述，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是随着教育教学发展和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新型的衡量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对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革起着推动和促进作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只有进一步转变教学理念，采用先进的教学模式，优化课堂管理，才能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大纲》制定组.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大纲和样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口试）考试大纲和样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胡春洞.英語教学法[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高一半期考试数学质量分析 篇3

高一数学试卷分析

一、学生的成绩

考试成绩总的来看，参加这次考试的共有853人，高分人数不多,全年级学生最高150分,最低0分, 共163人及格，及格率19.1 %，年级平均分为63.8。从整体上看，年级的平均分较低,班级之间差别较大；及格率偏低，全年级的低分较多。

二．对试题的分析和评价：

1、在试题内容的编排上，较有灵活性，层次性不太强。试题难度对我校的学生来说略高，选题恰当，着重考查了集合、函数及其性质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其中集合有8道题，函数有12道题。从整体来看，着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的同时，注重对学生进行能力和数学思想方法考查，且对重点知识和重要方法进行重点考查，内容较全面，但指、对数函数、函数模型内容涉及很少。命题向高考的方向靠拢，有一定的灵活性。

最后一道题，灵活性较强，综合运用各知识点和方法去分析予以解决，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具体来说：

1、对填空题来说,总体上主要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方法,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公式的记忆、理解情况。

第1题 本题是一道集合题，注重集合中的元素互异性。但学生书写不规范，没有注意到本题考查的重点，是本题的失分点。

第2、3、4、5题考查集合的重要内容：集合的交集、并集、子集概念和集合交、并、补的运算。但对子集的运算能力要求较高。学生易错，表现出对重要概念模糊不清，从这几道题的考查结果看，学生的运算能力和分析能力亟待提高。

第6题本题考查了值域的求法。注重对值域的概念的考查，得分率高，属于容易题。本题是一道好题。

第12题本题考查二次函数的单调性。答错的学生多，主要原因是学生对二次函数单调性的理解不到位，未能从图像中去研究二次函数的单调性。体现出学生的能力欠缺，在学习中不善于总结。本题是一道好题。

第13、14题本题考查函数的零点。这两题的得分很低，13题主要原因是不能从作图来判断零点的范围，14题体现出学生的分析能力不够，同时解二次不等式对学生的要求过高。

2、对简答题来说,总体上着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的同时，注意对学生进行能力考查，部分题目相对偏难了一点。

第16题本题考查了运用集合的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本题难度不大，考查了集合的相关的知识点和学生的分析能力，但从本题就能体现出学生的解题很不规范，审题能力和分析能力差也是导致本题失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本题是一道好题。

第17、18题都是考查的函数的奇、偶性的概念及相关知识点。从这两题的考查中发现：学生对图像关于y轴对称的函数就是偶函数理解不到位，定义域要关于原点对称的意识更是不强。18题体现出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很差，不能利用奇函数的性质解题，更体现出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差，不能利用奇函数的性质转化为求一个二次函数的解析式问题来解决。

第19题本题考查的是集合的包含关系的基本知识，学生正确率较低。反映出学生分析问题不全面，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亟待提高。

第20题是一个函数题，考查抽象函数问题，约70﹪的学生得分在6分以下。本题难度很大,不适宜用在现在来考查学生。

三、学生答题的基本状况：

经分析研究主要原因是学生平时练习还是不够,学生的学习习惯及思维能力未能得到很好的培养, 运用知识不灵活和知识没有系统化，特别是审题的解题习惯未能得到很好的培养。同时反映出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的方面掌握不熟练，运算、分析问题能力以及解题的规范性有待提高；很多学生仍停留在初中的学习状态中,不懂得归纳、总结，致使同类型题目再次出现时还是茫然不知所措，不知从何入手。

四、今后应注意方向及采取措施：

（1）对学生来说

1、围绕双基，继续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解题技巧和运算能力，；

2、根据学生层次进行有侧重的训练，如对优等生加强解综合题的分析问题的思路、想法训练，侧重对思路的归纳。对数学学困生侧重基础知识的训练。

3、加强心理疏导，针对不同学生的心理问题提出合理化改进措施，多沟通、勤鼓励安慰，树立学习信心。

4、加强学习方法的指导。

（2）对老师来说：

1、加强教材的研究，把握教材的编写目的，根据学生的实际制定教学起点。严格按照盐都区高中教学基本策略组织课堂教学，改变“老师只管给，不管学生是否消化”的课堂教学现象，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注意鼓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培养学生主动地消化，去猎取知识的能力。否则，就算你老师讲的天花乱坠，成绩也难以提得上来。同时引导和加强好学生的课后学习，老师进一步做好指导和辅导工作。

3、要求学生重视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解题能力，树立学生的信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关注差生，积极补缺补差，设法减少两极分化现象。

二年级语文数学半期考试质量分析 篇4

半期考试结束了，现对半期考试的质量作如下分析：

一、卷面分析

我班平均分50.79，及格21人，80分以上3人，不及格24人，考得差。生字、拼音的训练测试14分，占14%，学生得分率达65%左右；词语、句子训练占44分，对词语句子的把握不算好，失分率很高，得分率仅有60%左右；标点符号5分，得分率仅有10%左右，基本没有得分；原文填空10分，得分率也只有55%左右；短文分析12分，更是难，学生得分率只有40%；说话15分，得分率只有30%左右，学生不敢写，不会写。

命题涵盖字、词、句、篇，侧重的检测为词语、句子。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也是狠抓字词教学，不断深入句子训练，整体提高学生水平。

试卷在印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如第一题拼音的声调符号就错了。

二、改进措施

加强课文的朗读训练；

加强生字、词、句型的训练；

注重学生写话的提高，利用早上、下午加强课文朗读训练，加强学生作业的检查力度。

宽小：严易樟

××学校半期考试分析 篇5

---李应林

九年级上学期期中考试已经结束，半期已过，现就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分析和两个多月以来学生的学习情况总结一下。

一、期中考试成绩分析

这次考试从整体来看，学生学习情况正常，但整体分数（平均分）压低了10分左右，学优生人数正常范围，但中等生人数减少了，学困生人数增加了，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本期主要学习的是电学部分，这部分知识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学习难点，掌握消化起来较慢且困难。

2.学生整体基础较差，又遇到电学难点知识，对于中等生和学困生来说尤其雪上加霜。

3.学生复习时间少。半期考试前，学生开展了一些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如“醉美七中”诗歌朗诵、运动会等，导致学生复习时间少，没有系统的复习。

4.本次考试的试卷难度和题量有所增加了。学生基础掌握不牢，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时间不够，做不完题等等一些问题，从而导致学生整体（平均分）下降，但属于正常波动范围。

5.从本次考试可以看出，尖子生还是不突出，人数偏 少，需要进一步培训辅导。培优转差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二、学生近期学习情况

从本期开学至今，学生整体学习情况一般，但也有以下一些问题：

1.由于物理是自然实验科学，需要学生精力集中进行实验探究得出结论，而物理课又都是下午，对于学生来说注意力不够集中，课堂学习效果达不到最佳。

2.学生完成课内外作业情况：课内作业在教师的指导下正常完成，但课后作业特别是家庭作业，学生完成情况不好，完成质量也不高，多数家长辅导监督力度不够。

3.学生主动问问题的积极性不高，同学间交流氛围也不好。当学生在作业时遇到困难后，很少有同学主动问同学、老师，老师也不可能去时时刻刻追着学生问，都是少数辅导。

三、总结与展望

就目前来看，各班班风、学风已经逐步形成，基本稳定了，希望能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势头。这次考试也给了师生们一个提醒，也是一件好事，只要在后期学习中，师生、家校共同克服以上这些问题，相信学生在期末考试中能够更上一层楼，考出理想成绩。

20世纪后半期语文知识述评 篇6

关键词：语文知识 语文知识系统 语文知识分期

我国对于语文知识的探索贯穿了整个历史，古代中国的“语文”属于泛语文时期，语文知识也处于混沌、杂糅的状态，直到1904年语文单独设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界对于语文知识的探索才真正开始。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逐渐稳定，语文教育界开始了对语文知识的集中探索。

一、语文知识第一次系统建构阶段

在整个社会层面，1951年6月6日一篇以《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为题的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指出当前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乃至党政机关的文件上都存在语言乱用和用语混乱的现象，提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1]为改变这一现状，《人民日报》从1951年6月6日开始一直到12月5日为止，连载了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该“讲话”共由六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语法的基本知识、词汇、虚字、结构、表达和标点，分别从语言学的各个角度来解析了如何正确使用汉语言文字。由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

在语文教育界内部，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也逐渐被明确。1953年，胡乔木指出：“语言课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语言规律的基本知识，并学会正确运用这些基础知识来说话、写作、阅读和作进一步研究。它的范围不限于语法，而包括这个语言领域，如文字、词汇、语义、语法、修辞和语言学的初步知识”。[2]同年，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在《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中提出：“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历来都是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教，这样的教学结果，不论从语言方面看，还是从文学方面看，都遭到了极大的失败。一般语文教学赵忠在语言文字的解释方面，并没有有计划地教给学生以系统的语言规律的基本知识”，而文学教育“也没有使学生得到必要的系统的和文学基本知识和文艺欣赏能力”。[3]这份报告从汉语和文学两个方面提出当下语文教学的失败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既没有向学生提供语法的系统知识又没有提供文学的系统知识。

在此之前“语文知识”这一概念并不明确，教师和学生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语文知识”的存在，只是按部就班地对教材进行讲解和学习。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上存在的语文知识又都零星的、随机的散布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有效的知识教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分科教学使得建立系统而完整的语文知识显得尤为重要，汉语课程可以以语言学为学科母体，文学课程可以依靠文学为学科母体，知识体系的建立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内容，完整的系统知识成为可能。在此情形下，由众多语法专家和语文教育界合力完成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汉语教学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语法知识系统，并成为当时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语文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中小学的语法教学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6年国家开始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教育部颁布了《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共四部教学大纲。《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指出初级中学汉语教学的重要任务是“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其教学内容由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标点符号共六项组成，大纲对这六项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和阐释。这套大纲对汉语教材的编排系统、汉语教学法的基本原则都做了详尽的阐释，并将汉语知识分配到六个学期，要求步步渐进的学习。《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把文学教学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即文学作品、系统的中国文学史基本知识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并借由优秀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学习来丰富语言知识，以提高自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于1956年秋季在全国范围实施，于1958年停止，总共持续不到三年的时间，加之此前对分科教学的多年探索，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为语文教育的后续研究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一次分科教学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探索。为配合分科教学的实行，学术界和语文教育界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整个探索时期，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等各专业的学者介入知识体系的建构，使得当时最先进的语法知识、文学理论基本知识进入语文教育，知识更新与学界保持着一致。1956年公布的《暂定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语法知识体系，成为此后中小学语法知识教学的重要凭借；四部分科教学大纲从课程层面详细地规定了教材的编制，明确制订了每一学年每一学期的教学内容，对每一篇课文的教学课时、课文的主要内容和精神较之都做了说明与阐释。语法知识、文学史常识和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等都细致地规定了该讲哪些“点”、在哪里讲这些“点”。这四套教学大纲克服了我国语文教学大纲对教学内容规制的不确定性，明确制订了整个语文教学阶段知识的教授顺序，有效地防止了语文教学过程中易出现的随意性问题。可以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时期的教学大纲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唯一从课程层面详细规定教学内容的大纲。

分科教学大纲能做到如此完备，笔者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教育界正处于强化知识教学时期，汉语教学内容被细分为语音、语法、文字、词汇、修辞和标点符号六大块，文学教学被分为文学作品、文学史常识、文艺理论基本知识三大块，将教学内容细化为知识点，而知识本身具有明确性和一定的稳定性，因此能保证教学大纲可以将具体的教学点细化到每一学年每一学期每一篇课文。

虽然分科教学失败的原因有各方面的因素，但在此我们只从语文内部来总结原因。从汉语教学方面来说，在分科教学的过程中，汉语教学过分重视整个语法的完整性、修辞和逻辑知识的系统性，使得知识与实际应用存在严重的脱节，出现了虽构建出完整的知识体系但无实际效用的问题。相对于语文学科来说，语言学的发展更加完善，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加之汉语教学并没有陶冶学生性情、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等情感态度方面的“虚”的目标，语法知识的字、词、句、修辞、标点符号等的知识切实可见，教师容易把握也容易教给学生，在考试时也呈现出客观化、易操作、易评价的优势，因此渐渐地语文教育界开始偏向语法知识的教学。从文学教学方面来说，为配合教给学生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知识的教学目标，保证中国文学史的系统性，教材编排机械地按照文学史的线索选择文学作品，作品的难易程度与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应循序渐进的原则不相符合，出现了呈现出完整的文学史发展但学生难以吸收知识的问题。比如先秦时期的诗歌散文如《离骚》《诗经》等学生学习是有很大难度的，这一类古文的学习应该在学生有一定的文言文知识基础上进行，机械地按照文学史的发展史进行选文，不利于学生古文的学习。

在探索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过程中，语文知识得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系统性的建构，语文知识及知识的系统性开始受到语文教育界的重视。

二、强化语文知识系统阶段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以及随后的“反右倾”斗争，给整个教育界，包括语文教育在内带来了长期不良的影响，语文教学质量急剧下降。1961年起中央教育部在总结“教育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加强各学科的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即“双基”）。当时语文教育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社会上围绕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展开了讨论，即后世所称的“文道之争”。1961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林砺儒在总结这次争论时指出，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教学，在当前的语文教学中，语文基础知识受到忽视，语文基本能力训练不到位，要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就该从这两方面入手。同年9月，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吕型伟总结上海市语文教学三年改革，在《上海教育》上发表《切切实实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质量》一文，文中指出语文是各学科“基础中的基础”，是学习所有学科和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语文教学中存在学生知识不足、能力欠缺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吕型伟着重强调了加强“双基”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做法和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是从教育行政层面把加强“双基”落到了实处。随后沈佩畦、查如棠、杨直彬等把“双基”的内容概括为字、词、句、篇，语（语法）、修（修辞）、逻（逻辑）、文（文学）八个方面，简称‘八字宪法。1962年11月，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主持召开全省中小学语文教学会议，并就“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问题做了讲话（即“常州会议讲话”）。他认为：“语文基础知识就是构成语文最基本的要素”，“语文的基础知识就是字、词、句、篇章，还有和文章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语法、修辞、逻辑等基础知识。语法、修辞、逻辑是包含在文章中的，离开文章就谈不上语法、修辞、逻辑。因此最主要的是字、词、句、篇章。”[4]讲话把“双基”归结为语文教学众多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这也是当时语文教育界的共识。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明确指出语文学科是一门工具性学科，提出了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语文基本技能训练的教学要求，至此，以语文知识为中心的语文教学模式全面形成。

在此阶段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2月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语文知识”这一概念第一次被写入全国性的教学大纲，但是在这一部教学大纲中并未对“语文知识”的概念、内容、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随后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也提出了“语文知识”的概念，虽然这部教学大纲同样也没有对“语文知识”的概念进行阐释，但是它在“语文知识”之前加上了限定词“必要的”，并对“语文知识”的外延进行了例举：“语文知识，包括语法、逻辑、修辞、写作知识和文学常识等。”

在语文基础知识与基础技能点的要求下归纳总结出的“八字宪法”将语文知识从课程内容层面进行了具体的规制，它从繁复而庞杂的语文知识中找到了具有具体指向性的知识内容，将不确定的语文知识确定下来。在学校的语文教育中，“八字宪法”一方面便于教师确定教学内容，防止对教材的过度解读和“个性化”解读，使得一向“缥缈”无着落的语文知识具备了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用“八字宪法”的内容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语文学习，其效果可以体现在他掌握的汉字、词汇、语法等明确的方面，这就让语文教学显得不那么“一事无成”。“八字宪法”在最开始实施的阶段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是有明显的效果的，学生的汉语水平有所改善，对字词的掌握以及表达能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同时，“八字宪法”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将内涵丰富的语文知识仅仅用“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字来概括，无疑会遗失掉许多对学生的个体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知识。其次，语文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知识是语文知识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具有维护学生精神世界的职责。“八字宪法”更多的侧重于语法知识，其内容也以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为主，教师在讲授和学生在学习这类知识时会有意无意地将其注意放到对字詞句的掌握、语法的规则、修辞的辨识上，这一类的知识是外在于个体存在的，学生很难把他们同化到自我的知识体系中。虽然“八字宪法”也包含了文学，但文学的解读却被字、词、句、语法、修辞等肢解，文学教学被语法教学和文学常识教学代替。文学对人精神世界的净化和陶冶作用被淡化，更难以起到开启学生情感世界、引导学生思考自我与人生价值的作用。

三、淡化语文知识阶段：1986—2000年

语文知识体系建构起来的同时，也走进了淡化语文知识的阶段。语文知识教学被要求要“精要、好懂、有用”，加之应试教育的层层重压，语文知识教育在实施的过程被扭曲、异化，灌输知识、题海训练、肢解分析充斥着语文课堂。前文亦已经提到，以“八字宪法”为基本框架建立起来的语文知识体系中许多有价值的知识如人文知识被排除出了这个体系，即不能对学生的精神世界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也导致了语文知识教学和语文教学评价走向了僵化。

1986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首先把“逻辑知识”从语文教学要求中去除了。教科书中也不再出现有关逻辑知识的小短文和练习题。到90年代学界提出了“淡化语法教学”。1990年上海《语文学习》第10期发表了钱汉东《语法教学弊多利少》和董金明《正确对待语法教学》两篇观点对立的文章，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淡化语法知识”的讨论。在当时的社会上，语文教学对“语法”的把握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强调语法‘重要，强调知识的系统性，搞层层加码”，但教师在教学中又有按不同的标准进行教学，使得语法教学内容变得“因人而异”；另一种是“学校则干脆不教语法，理由是語文能力的提高不是靠学习语法得来的”[5]，教学时间充裕，就利用零星的语法知识来填补时间，教学时间不够，就完全不提及语法。语言学家吕叔湘、张志公等也参与了讨论，他们指出所谓“淡化”语法教学，并不是全面否定语法教学的作用和意义，不是取消语法知识教学，而是改进它，让学生能够学习到“有用”的语法知识。这场讨论反映出当时的语法教学存在不切实际和较为混乱的现象，课文中的知识短文概念多且碎，既不便于教师教，也不利于学生学，取得的一定成果是，语文教育界达成了共识，语法教学不在于让学生按照语言规律去分析句段篇，而是应该让学生学会语言的运用，当前的任务应该是建立一套语法知识与语法运用结合的体系。遗憾的是这套语法系统并没有被建立起来，而且语法知识教学在日后的语文教学中日渐式微。

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基础知识进行了删减，把语文训练提到重要位置。“语文教育界开始有人提出‘语法内容要简化，要求要降低，考试少考或补考的主张，认为语法理论先天不足，语法教材后天失调，语法教学脱离实际，现阶段中学语法教学对于指导学生语言实践、培养语文能力作用不大，因此语法教学要淡化。一时之间词语教学被忽视，修辞格指示表附录被取消，语法教学备受冷漠”[6]。

20世纪末以语文知识为语文教学中心的教学受到了社会内外的大力声讨，针对知识中心说的困境，90年代掀起了以语感为语文教学中心的讨论。以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说”将“语感”与“语文基础知识”对立起来，且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为“语感”在语文教学中争取一个合法合理的地位，这为21世纪新课程改革的语感教学提供了参考。

注释：

[1]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2]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3]顾黄初，李杏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页，361页。

[4]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5]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3页。

半期考试反思作文 篇7

半期考试反思作文篇一

语文83分，数学92分，英语105.5分,政治77，历史86，地理84，生物85......这就是我这次期中考试各科的成绩。通过这次的考试,我了解到了我的不足之处。

要想语文成绩变好，应该多看一点课外书，提高写作水平。因为现在语文考试写作占很多分，要想语文成绩变好，首先写作水平必须得提高，这样才能抓到分数。还应该多积累一些好词好句和古诗，这些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对语文考试也都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就是在阅读方面，是我最薄弱的项目，我要在老师上课讲阅读的时候认真做笔记，在课外做一些课外的阅读。就说数学，在这次考试中我明白了单单书面上的知识是不够的，要多做一些课外习题，扩展知识面，这样数学成绩才能节节攀升。除了课外的辅导，还要细心，因为有可能在考试时，一道题的列式正确，可最后的计算却错了，这也是时常发生的，所以一定不能马虎，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后悔莫及。

在各科成绩当中，我的英语算较差的一门，其中听力、句型转换也是最薄弱的。所以，我想我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做一些听力、句型转换的辅导材料，来提高我的英语成绩。我想纸上谈兵是不够的，我应该从现在做起，施行我的计划。还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想我假如做到了这一点，我的英语成绩一定能提高。

这次的政治考的尤其差，不知怎么搞得，在考前，该背的我都背了……我最后分析了一下，这次主要败在选择上，其实选择我都会，就是考试一紧张6题的答案写在第7题上，像这种情况还有很多，选择是我的致命伤，以后我要加强政治选择的练习，多做课外习题，争取期末考试考到90分以上。

历史这次考得还算不错，考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这次我的二卷考得还比较满意，但一卷的选择错了6个，以后我要多看书，多背笔记，多读关于历史的书籍……

地理，唉~这次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真是没脸见人了，以前是我的强项，现在到开始给我拉分了，可能是我太骄傲了，没有好好复习，我保证期末考试一定考95分以上。

生物这次考得还可以，我以后的理想是学理科，生物必须得好，以后我遇到什么问题要及时找老师问，多向老师要几份卷子做做，然后找老师面批，找出不足。

不管哪一科最重要是的每天的复习和预习，先复习当天所学，再写作业，最后再预习，把不会的地方做圈点标注，第二天问老师，做到日日清。我下次的目标是全年级200名之前，班里前10名，我的赶超对手是李冬。这次考试虽然没有考好，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照着我以上的总结去做，我的成绩一定会提高。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半期考试反思作文篇二

期中考试的成绩下来了，我才刚刚八十分。这简直是个耻辱，尤其是语文刚刚八十，站在b等的生死线上，一不小心就会落入无敌深渊的万劫不复之地！！我是如此的伤心，明明已经用心做了可还是八十分，没有一科到九十，我又是多么的自信，期待自己有个好成绩。其中的原因有两点 请听我一一说来：

一、那就是骄傲了，我认，而且我的作文一向很好为卷子很简单，随便写几下就行了 我的作文一向很好。而且每次小考 都能全对，这更曾加了我对语文的兴趣。也曾多次被老师表扬，所以就飘飘然的骄傲起来。卷子发下来时这么多的差差在卷子上留下了雪白的印记。我很紧张，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了我的卷子会怎么想。他们含辛茹苦养育我14年，我却不知好歹，拿着三张八十多分的卷子回报他们吗??不知道爸爸妈妈看到卷子后会不会哭，会不会从此冷落我，或者对我拳打脚踢。一向慈善的父母 不知会有怎样的举动

二、不仔细 老师曾经说过语文考得不好 没有马虎只有不会。我却不那么认为，我曾经在语文考试因为没看见一道题所以8分全扣！这是多大的耻辱啊，可这一次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没审题，让11分白白流走

下一次期末考试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考得前10名 让父母沧桑的脸上多一点开心的笑容。

半期考试反思作文篇三

这次的期中考试，我考得很差，才86+10。我看着自己的试卷，真得有点不敢相信。直到看见几个鲜红色的大叉，才完全醒过来。

这次的期中考试，不能怪谁，只能怪自己了，又马虎又粗心。第一个错：判断题的第5题：一个比的前项乘以3/4，后项乘以4/3，比值不变。考试时我想：这样的话，应该是比的基本性质吧。现在想起来，我还真笨，比的前项乘以3/4，后项当然也应该乘以3/4了。可是那时我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还在括号里打个叉，结果我被老师打了个叉。

第二个错：口算题：0×4/5+1/5。这不应该错的我都错了，还冤枉扣了一分呢。那时我又没看清楚了，以为有0就是等于0了。没看清楚那个加号。就是因为自己的马虎、粗心，造成了自己的损失，真是自作自受了。

第三个错：怎样简便怎样算。这一题，我错了三题，扣了九分。97×17/96这题错了，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复习，好好看书。15/16+(7/16-1/4)÷1/2这题错了，是因为我那时以为一定要简算，怎么知道这题是不可以简算的。3/8÷(3/8+3/4)这题也是。

最后一题了，解方程：(1-3/7x)=2/5。啊，又是我没看清楚的。1-3/7x，我以为1-3/7可以直接减。怎么知道老师说1后面没有X，是不可以1-3/7的。这样，又扣了三分，其实应该这么做的：

(1-3/7x)=2/5

解：

3/7x=1-2/5

x=3/5÷3/7

x=1又2/5

半期考试作文 篇8

天灰蒙蒙的，昨日夜间下了些许雨，地上还留有几处水坑，泥土湿润，枯黄的树叶如小碗般盛了点清冽的雨水，许是因为昨日下雨，空气润润的，清爽得很!我如往常一样，没有因为是第一次半期考试而像其他人一样，紧张不安、激动兴奋，甚至是小鹿乱撞，而是平淡无奇地走进考场，心中毫无波澜，只是一片平静。

考试开始，我从容的把整张地理试卷浏览一遍，心中对这次成绩已有定数。提笔一写，已开始答题了。我双眉舒展，眼神专注，目不转睛的盯着试卷，嘴角不动一丝一毫，看起来十分严肃，似乎是把考试当作一件严肃的事。反观他人，不是抓耳挠腮，就是唉声叹气，静静沉思着，整个考场弥漫着紧张、焦虑、凝重的气氛，而我如仙人般屹立着。

第一天考试结束，第二天的考试接踵而来。老天爷似乎有些不满，与从昨晚就一直下着，雨势虽小，绵绵细雨却也能影响人的心情。一如既往地来到考场，这一次考得是数学。刚开始，我还很顺利、淡定，可后来一波又一波地难题如排山倒海之势向我袭来，我不知所措，眼看着还有二十分钟，一丝恐惧不安袭上心头，慌乱的我，急得涨红了脸，眉头紧锁，眼神茫然无措。看了看周围的考生，见她们似乎很得心应手，我急了，双脚不停地移动，急急忙忙抓笔就算题;脸上满头大汗。已是深秋，我却感觉心中有一团火要把我焚烧灰烬。时间紧迫，我怀疑的把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算出来的结果写在答题卡上，直到铃声响起，我才如释重负，长吁了口气。

××学校半期考试分析 篇9

摘要：在20世纪前半期的2000多名中共党员留学生中，自中共一大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曾有170余名留学生精英担任过中共党、政、军省级以上高级领导职务。由于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相对较高，在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和革命军队三大系统中，领导级别越高，领导岗位越重要，留学生精英所占比例就越大，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也越深刻。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093-10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PC）；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PCs overseas student elites； CPC Central Committee； peoples government； revolutionary army； status inside CPC

Abstract： Among more than 2000 CPCs overseas student elit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more than 170 overseas student elites held senior leadership positions at or above provincial level in CPC，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military institutions from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o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ince those students had relatively high education and theoretical levels， the higher the leadership levels were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e leading posts were， the greater proportion overseas students elites occupied， and the more profound influence they exerted on Chinese revolution.

本文所述的“20世纪前半期中共留学生精英”，特指中共一大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中共党、政、军省级以上高级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留学生。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和周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等200多种文献资料看，20世纪前半期，中共党内曾有2000多名党员通过各种途径赴海外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成为党内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都相对较高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中，主要是留日、留欧和留苏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绝大部分自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

从王健英主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看，20世纪前半期学成归国后曾担任中共党、政、军省级以上高级领导职务的留学生精英有170余人。遵义会议前，先后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权由李立三掌握）、王明和博古等人都是留学生。遵义会议后，绝大多数留学生团结一致，众星拱月般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鼎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杰出指挥，为中共党组织、人民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建设与发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一、20世纪前半期中共留学生精英概况（一）留日精英

20世纪前半期，留学日本的中共党员有300多人。担任中共高级领导职务的留日精英情况见表1，其中，自陈独秀至朱镜我等23人是中共成立前即已赴日留学而后才加入中共组织的，占76.7%。虽然大革命失败后仍有许多中共党员赴日留学，但担任过中共高级领导职务者只有王步文、廖承志、李葆华等7人。

（二）留欧精英

20世纪前半期留学欧洲的中共党员也有300多人。在担任中共党内高级领导职务的31位留欧精英中，28人出身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占884%，是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主要成员。大革命时期，大部分留欧精英应召回国或转赴苏联学习，见表2。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虽仍有为数众多的中共党员赴欧学习，并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参加留学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成为该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成员，但学成归国后担任中共高级领导职务者极少。

（三）留苏精英

20世纪前半期留学苏联的中共党员高达1000多人，其中担任中共高级领导职务者至少有100人，是同时期中共党内留学人数最多、留学情况最复杂、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见表3。

该群体以政治留学为主，绝大部分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等院校；军事留学也占很大比例，主要集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等军校。

（四）“特殊”精英

20世纪前半期，中共党员除留日、留苏和留欧外，还有些人留学美国和东南亚。留学美国的中共党员只有100多人，目前仅章汉夫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施滉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余光生1941年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职务；而同时期赴东南亚以谋生和革命活动为主的近百名“特殊”留学生中，担任过中共高级领导职务的也只有洪水（越南人）、何畏、袁仁远、曹菊如、曾镜冰和黄逸峰等6人。如表4所示。

二、20世纪前半期中共留学生精英在党内的地位20世纪前半期的中共留学生精英以政治留学和军事留学为主，其他专业知识留学所占比重较小。在众多党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很低、文化素质总体不高的情况下，留学生精英凭借特殊的留学经历和政治、军事知识特色，在党内普遍受到重用，特别是在中共党、政、军中央领导层中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精英

中共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最高核心权力机构，虽然中央委员本身不是具体官衔，但通常都兼有具体的党政职务，一般能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至少都是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

在中共第一至七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领导级别越高，留学生精英所占比例就越大。除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00%是留学生外，其他届次的留学生中央候补委员都比较少；而除第二、三届留学生中央（执行）委员不到总数的一半外，其他几届的留学生中央委员都超过50%；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第三届的留学生只占33%以外，第四、五、六、七届的留学生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超过50%；而第五、六、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留学生精英所占比例更高达80%以上（见表5）。在历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中，除毛泽东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王明、博古、张闻天都是留学生出身。

在中共六大至七大的17年间，中央领导机构多次发生变化，涉及中共留学生精英的重要变化有：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补选王克全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补选刘少奇、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明不久进政治局常委，“由陈绍禹（注：王明）或卢福坦代理总书记，实际决策者是陈绍禹”〔1〕；1931年6月，博古任中央负责人（1934年1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1933年1月成立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康生、盛忠亮、王云程等为常委，李竹声和盛忠亮先后任书记；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补选朱德、王稼祥、何克全和李竹声为中央委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调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

由上可见，各个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的领导职务都主要由留学生精英担任。193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转变为全面抗战时期的关键一年，当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设立的中央机关各部门比较齐全，除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和《新中华报》社社长向仲华为非留学生外，其他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都是由留学生精英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博古（后由陈云接任），副部长李富春；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杨松、陈昌浩和吴亮平；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张浩（即林育英）；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中央秘书长王首道；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康生，副主任张浩（即林育英，1938年1月）；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代理书记帅孟奇（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任书记，帅孟奇、蔡畅、孟庆树、张琴秋等担任中央妇委常委）；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何克全（1938年11月由陈云兼）；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副院长王学文，秘书长朱光；中央党校校长康生；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主编张闻天，责任编辑吴亮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邓发、陈潭秋、周恩来。六届六中全会后新设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王明，副部长柯庆施；中央管理局局长方仲如。其中，柯庆施和方仲如都是留学生。

在中共中央根据各地实际工作需要而设立的多家派出机构中，留学生精英也担任着许多重要领导职务：1936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时，刘少奇任书记（1938年杨尚昆接任），李大章任宣传部长，朱瑞为军事部长，关向应为委员；1936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时，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陈昌浩等为委员，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李卓然，张琴秋兼任组织部长，黄火青任军人部长；1937年8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时，博古任书记，董必武任民运部长，叶剑英任军事部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时，王明（后为周恩来）任书记，组织部长博古，宣传部长兼军事部长周恩来；民运部长董必武，妇女部长邓颖超，皖鲁联络局书记张友渔，《新华日报》副总编辑章汉夫；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时，曾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一氓任秘书长。

中共七大前的许多省份中，相当数量的留学生精英先后担任省（市）委书记职务：邓中夏、陈云、王云程、潘汉年、陈延年、赵世炎、李维汉、章汉夫在江苏；陈望道、施存统、庄文恭、尹宽、王一飞、罗亦农、李维汉在上海；李大钊、赵世炎、刘伯庄、马骏、彭述之、李葆华在北平；冯菊坡、陈延年、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李富春、章汉夫在广东；李维汉、任卓宣、王一飞、任弼时、夏曦、易礼容、任作民在湖南；彭泽湘、李立三、罗亦农、任弼时、张太雷、刘伯庄、钱瑛在湖北；李富春、罗亦农、汪泽楷、曾山在江西；陈正人、刘少奇、李子芳、林育英、陈潭秋（1930年11～12月）在中共满洲省委；陈原道、殷鉴、施滉、柯庆施在河北；柯庆施、王步文在安徽；陈明、陈潭秋（1933年4月至1934年1月）、万永诚（1934～1935年）在福建；潘自力、欧阳钦在陕西；王尽美、尹宽、邓恩铭、张昆弟、任作民在山东；傅烈、罗世文在四川；王若飞、关向应、童长荣在河南；庄文恭在浙江。另，孔原任西南工委书记，乌兰夫任绥蒙工委书记，蔡书彬任湘鄂边特委书记，王首道任湘赣省委书记，沈泽民、曾中生先后任鄂豫皖特委书记，万永诚（1932年12月）任闽浙赣省委书记。

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会后，大批政治理论水平高且实践经验丰富的留学生精英进入中央领导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成员，陈云、李富春、董必武、李维汉、王若飞、邓小平、陈毅、张闻天、王稼祥、林伯渠、李立三、陆定一、徐特立、廖承志、蔡畅、刘宁一、陈绍禹、康生、陈伯达、林彪、饶漱石、邓子恢、何克全、聂荣臻、马明方、刘长胜、吴玉章、章汉夫、周保中等人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各中央局或各地省委的领导骨干，他们团结一致，鼎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杰出指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二）人民政府中的留学生精英

在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较好的巩固和发展，鄂豫皖、湘鄂西、湘赣和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也都发展到相当规模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带领各根据地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更好地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大会选举产生的63名中央执行委员中〔1〕，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王稼祥、王明、关向应、任弼时、沈泽民、黄平、陈郁、夏曦、邓子恢、刘少奇、何叔衡、陈毅和徐特立等17人为留学生，占27%。在临时中央政府19个部门中，12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由留学生担任，占63%：张国焘任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司法人民委员，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邓子恢任财政人民委员，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何叔衡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任（朱德、邓子恢等为委员），蔡树藩任财政委员会委员，总务厅长方维夏，《红色中华》主笔先后为周以栗（非留学生）、王观澜和沙可夫，周月林任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在大会主席团17名成员中，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林伯渠、李维汉、周月林等10人为留学生，占与会代表的58.8%。在大会选举产生的17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1〕，博古、王明、何克全、刘少奇、吴亮平、瞿秋白、周月林、李富春、蔡畅、张绩之、李卓然、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何长工、滕代远、杨尚昆、聂荣臻、刘伯坚、蔡树藩、聂洪钧、王如痴、万永诚、乐少华、叶剑英、陈毅、毕士悌、陈洪时、朱瑞、刘畴西、陈昌浩、张国焘、张琴秋、关向应、夏曦、王维舟、洪水、成仿吾、李维汉、林伯渠、刘群先、曾洪易、张闻天、王盛荣、任弼时、何畏、吴玉章、何叔衡、高自立、梁柏台、徐特立、董必武等53人为留学生，占30.3%。另外，邓子恢、李一氓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人民委员会21个部门中，10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为留学生，占47.6%：张国焘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王稼祥，军事部长朱德，土地部长高自立，财政部长林伯渠，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司法部长梁柏台，教育部长瞿秋白（副部长徐特立），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瞿秋白，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红色中华》主编沙可夫。

经过艰苦卓绝的艰难跋涉，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陕北从此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心根据地。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1937年5月后由林伯渠继任），13个部（委）中有7个部委的主要领导职务由留学生担任，占53.9%：王稼祥任外交部长（后由博古兼任）、蔡树藩任内务部长，林伯渠任财政部长，王观澜任土地部长，徐特立任教育部长，何克全任粮食部长，王首道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西北办事处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自此至1950年1月19日撤销，历时12年零4个月，期间经历4届政府，林伯渠一直担任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高自立、伍修权、李维汉等人曾担任过边区政府副主席，伍修权、李维汉先后任政府秘书长，蔡树藩、林伯渠、高自立、伍修权、曹菊如、徐特立、陈正人、马明方、张曙时、李维汉等曾担任过政府厅（局）长职务。

除陕甘宁边区政府外，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各解放区人民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加强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建立巩固的解放战争后方基地，中国共产党还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等解放区建立人民政府，余光生、阎宝航、李延禄、特木尔巴根、李富春、董必武、杨秀峰、蓝公武、聂荣臻、滕代远、成仿吾、雷任民、乌兰夫、张友渔、康生、李一氓、邓子恢等大批留学生精英在这些区域性人民政府中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

（三）革命军队中的留学生精英

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法宝。留学生精英是革命军队的中坚力量。

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1924年2月，张申府从欧洲留学归来，被李大钊和陈独秀推荐到黄埔军校，受到国民党的热情欢迎，5月12日被孙中山委任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经张申府引荐和各地中共组织推荐，周恩来、赵世炎、卜世奇、冯菊坡、邵力子、鲁易、于树德、胡公冕、李侠公、徐成章、高语罕、沈雁冰、聂荣臻、李富春、熊雄、叶挺等中共留学生精英陆续进入黄埔军校任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人还组建革命武装力量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以此为基础组建叶挺独立团，该团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共重要军事骨干。

1925年10月中央军事部成立，张国焘任部长；次年11月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王一飞任秘书，主要工作人员有颜昌颐等人。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李立三、叶挺、朱德等30多名中共党员留学生为主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8年4月末，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三大主力红军中，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委，刘伯承和叶剑英先后任参谋长，王稼祥和杨尚昆先后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任红四方面军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任政委，李特任参谋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最高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留学生占66.7%。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重新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林育英和徐向前等11人组成，留学生占63.6%。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和周恩来任副主席（1938年11月增补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任军委秘书长，肖劲光任军委参谋长（1938年滕代远接任），任弼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傅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陈正人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叶剑英和左权分别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1938年9月后由王稼祥接任），邓小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朱光任秘书长，傅钟任野战政治部主任，肖劲光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司令兼政委。聂荣臻任115师副师长兼政委；关向应和甘泗淇分别任120师政训处正、副主任；刘伯承任129师师长，林育英为政训处主任兼政委（林调回延安后，邓小平于1938年1月接任政委），蔡树藩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0月新四军成立时，叶挺任军长兼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陈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朱克靖任政治部顾问，李子芳任组织部部长，朱镜我任宣传部部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任政委（1942年刘少奇调延安后，饶漱石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冯达飞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新四军副参谋长。

在中共组建和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中，主要领导职务也是由留学生担任的：魏拯民任抗联第二军政委兼军党委书记、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任抗联总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抗联第五军军长兼第二路军总指挥。他们与杨靖宇等人领导东北抗联坚持抗战达14年之久。

另外，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曾有55名中共党员担任过省委军委书记职务，其中张伯简、周恩来、熊雄、聂荣臻、杨殷、董必武、周逸群、罗亦农、赵世炎、顾顺章、杨闇公、罗世文、傅烈、颜昌颐、王则鸣、彭湃、汤儒贤、柯庆施、韩源波、毕士悌、周保中、李兆麟、廖划平等23人为留学生精英，占418%。具体任职情况是：1925年秋张伯简奉调广州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军委书记，1926年8月张伯简病故后，周恩来、熊雄、聂荣臻、杨殷、张太雷先后接任广东军委书记职务；1926年5月后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顾顺章曾任上海军委书记，1926年夏秋后董必武、聂荣臻、周逸群曾任湖北军委书记，1926年后杨闇公、罗世文曾任重庆（含四川）军委书记，1926年后傅烈在江西任军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颜昌颐、王则鸣在湖南任军委书记，彭湃在江苏任军委书记，汤儒贤在山东任军委书记，韩源波、毕士悌、周保中、李兆麟在中共满洲委员会任军委书记，廖划平在中共顺直委员会任军委书记，柯庆施在河北任军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任军委秘书长，刘少奇兼任政治部主任，傅钟任副主任。在各大军区中，林彪任东北军区总司令兼政委，周保中任副司令，陈云、李富春任副政委，刘亚楼任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滕代远任副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三、结语本文研究的是20世纪前半期中共党内留学生精英学成归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基本情况。在历次革命斗争洗礼中，这些留学生精英的政治表现和人生结局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大多为革命弄潮儿，但也有时代落伍者。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上都与这些留学生精英有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是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叶剑英、杨尚昆等人是邓小平改革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朱德、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叶剑英是这些留学生军事上的杰出代表；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成为受人尊敬的革命烈士；遵义会议前的“留学生执政”给中国革命积累过一些有益的经验，但也留下过惨痛的教训：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中共建党领袖陈独秀与早期重要领导人彭述之、郑超麟等人蜕变为党内主要不同政见者；张国焘、向忠发等人叛党投敌，最终为人民所唾弃；张闻天、博古和王稼祥等人迷途知返，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