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教案

走西口教案（精选7篇）

走西口教案 篇1

朔北的大风从鄂尔多斯的虎口吹进三晋平原；九曲黄河在夕阳下奔腾而又蜿蜒。落日余辉下汾河之水波光鳞鳞，在那掩映花香麦浪的白杨树林荫小路上，牧羊归来的号角呜呜和塞外传来的驼铃阵阵，奏响了这首黄昏乡间的乐曲。

晚霞。河畔。浣女。暮钟。这不是画，不是梦境。晋西北的乡土文化便从《走西口》中唱出，高昂明快的小调和着抑郁而婉啭的高腔，你会强烈地感受到晋北浓厚而淳朴的乡间文化。

没有温柔的叮嘱，没有浪漫的送别。或许前夜未眠，在如豆的油灯下为远行的丈夫打点，忍着辛酸，忍着痛楚，把她们的心上人送到大门口。待到男此文来源于背着背包走向黄尘飞扬的地方，而又深情地回头一望，她们的鼻此文来源于一酸，歌喉便开始放唱：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把哥哥送到大门口

凄婉的乐曲传向远方，而远行的男此文来源于这时也会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向自己的此文来源于人表达那种柔肠寸断的情感：

妹妹我走西口

哥哥我实在舍不得走

手拉着妹妹的手

扑沥沥的泪水向下流

歌声交融，感情也在交融，白杨树林中留下他们外出谋生的足迹，黄土路上洒过他们的汗水。多年的积攒，便花在这次远行上，有时他们也会买一头驴驹或是马崽。在他们走之前，必是要将马喂饱、饮足，哪位每逢家人叮嘱时，他们便自信而有力地唱道：

大大的小青马马多吃了二升升料

三天的路程两天赶到

当“走西口”成为一种民俗地域文化，当山西人当年的干劲已不再成为时尚的话题，人们渐渐忘却那场轰轰烈烈的队伍的时候，在又一次的考验中，山西人做出了足以让全国人民知道的业绩，那便是大寨。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亮。而今天，大寨真正有了新的气象，山西真正有了新的气象。

朔北的风依然吹着，九曲黄河依然奔腾。《走西口》的乐曲扬向长城内外，扬向中华大地，诉说着古老的传说、民族的沧桑与创业的辉煌。

走西口教案 篇2

一、“走西口”男女离别时的哀怨形象塑造

社会性别的研究属于女性主义研究的范畴, 是指人们所认识到的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和社会关系, 它不仅表示研究女性, 同时也意味着研究男人。正如梅里亚目所说, 音乐“作为一种象征符号, 反映了男女的不同角色。”在这一特殊环境中, 音乐与社会性别两者之间, 不断地双向互动、相互渗透与型塑着。

山西河曲——九曲黄河右上角拐弯的地方, 县城临河岸边的龙王庙下面, 就是当年通往陕西和内蒙的水关码头, 河对面是陕西的府谷县。就在这里的小土梁上, 对面山头有个青年男子扯着嗓子在唱:“苦菜开花点点黄, 提起走西口好凄惶。府谷县过来沙圪堵走, 黄河上坐船我走西口……头扎一条白毛巾, 身穿一件老羊皮, 显得异常英武的铮铮铁汉子撕心裂肺喊出“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话别, “小妹妹”唱到:“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沟, 老祖宗留下个走西口。黄河里泥沙多水不清, 走口外走了几代人。守住妹子倒也好, 没有银钱过不了。万般出在无其奈, 尔下妹子走口外”。“叫一声妹子你不要那哭, 叫一声妹子你不要那哭, 哭的那个哥哥呀心难活”。

汉子们终于拔腿走了, 妹妹唱:“一把拽住哥哥的手, 为什么你要走西口?叫一声哥哥你走呀, 尔下妹子谁管呀?一把拉住哥哥的手, 说下日期你再走”。哥哥越走越远了, 妹子却还站在那里“瞭”着, 唱着……“缠绵悱恻的男女情歌是“走西口”时“十八相送”的悲壮场景写照, 把男女的那份痴情表现的淋漓尽致:一方面塑造了“妹妹”与“哥哥”难舍难离及坚贞不二, 女性对男性的理解与支持及善良贤惠的形象;另一方面认同和强化了男主外, 女主内各异的社会身份。所以, 角色的分工注定了男人要在外面撑起一片天, 女人在家中奉养公婆, 照顾儿女。走西口场景中的男人和女人唱歌是唱给自己听的, 他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富裕生活、甜蜜爱情, 在歌声中得到了, 在精神上得到了, 他们生活在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中, 正如娄烦民歌里唱的:“和起莜面捏角子, 心上难活唱曲子。唱曲子容易得调难, 学会唱曲子解心宽。”

二、男人“走西口”后, 女人独守空房的相思诉求

最有代表性的《走西口》民歌, 说的是“太原府”孙朋安的女儿孙玉莲, 与丈夫太春新婚不久, 却遇到了“咸丰正五年, 山西省遭年限”。太春只好舍下孙玉莲, 外出走西口, 离别时那撕心裂肺的一曲长歌《走西口》为了挣钱养活家人, 玉莲苦留不住太春。

这首古老的民歌穿越了一百多年的风雨岁月, 传唱至今, 唱出了一种淳朴的思念和牵挂, 从心底发出的真真切切的无奈与失落, 塑造了女人对走口外情人难舍难分的形像, 描述了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柔。这首民歌即表现丈夫离家时送别的情景, 也表现因为丈夫常年不能回家妻子忍受寂寞, 无比思念的哭诉。

这首民歌对爱的表达丝毫没有因为他们处于社会底层的低微社会身份而变得畏首畏尾, 而是将自己的感情发挥到极致, 使人为之感动不已。

“你走口外我在家, 你打光棍我守寡。山在水在石头在, 人家都在你不在。自从那日你走了, 我迷迷糊糊魂丢了。你走了口外上后套, 小妹妹受罪谁知道。你走口外整一年, 泪蛋蛋漂起九只船。哭下泪水用秤称, 三十三斤还带零。你走了口外进后山, 尔下妹子受熬煎。阳婆一落点上灯, 灯看我来我看灯。提回尿盆子顶住门, 放下枕头短一个人。窗子上照进月亮光, 一个人睡觉好心慌。”俗话说,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就连做梦都在想自己的丈夫。看来妻子对于丈夫的思念已经充斥了她的整个生活, 同时倒出了女人独守空房, 孤独难耐的苦中之苦。象这样的歌曲在山西很多, 比如:《盼丈夫》《想你想在心里头》《房檐上燎哥哥好心焦》《咱盼哥哥回口里》等。一首首简短的民歌, 寄托着妻子对丈夫的思念, 把女子细腻的情感、相思之苦、没有丈夫的生活情景都一一展现出来了。我们不难看出女性在表达爱情的意识过程中, 其角色和地位具有一定的从属性, 他们将自己的情人看成唯一, 这种从属性完全脱离了社会压迫的烙印, 是爱情力量的驱使。

三、“走西口”民歌中女性向往自由爱情的自觉意识在压抑中觉醒

以《走西口》为代表的晋北、晋西北系列民歌是作为社会性别之一的女性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极度失语的语境中, 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可以说每首歌就是一段生活, 每首歌就是一个故事, 它以其丰富多彩的题材, 反映了男女对待人生、爱情、婚姻及自然和社会的态度;透过这个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 显示出了女性情感表达不同层面的需要, 而女性也在不同形式的叙事中, 完成着自我社会角色的塑造。在男权制文化的统治之下, 女性在各个方面都没有自由, 一直是被压迫的对象, 在两性之间的关系扮演着从属和服从的角色, 造成男性地位的绝大优势, 女性的地位相对遭到贬低。所以女性心向往自由的天性一直被压抑着, 女性无法用其他的方式表达, 所以只能用民歌抒发自己的感情。本世纪以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中国妇女开始迈出家门, 走上社会, 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的同时社会地位也在逐渐上升, 女性的社会地位、自我意识、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改变, “男女平等”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但女性仍然或多或少的承载着世俗的传统观念, 男权主义依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 而且社会中也出现了歧视女性的现象。

总之, 流传于世的诸多“走西口”民歌, 可以看做一种历史的构建, 也可以看作一种对女性社会身份的根源的探索。“走西口”这一特殊环境中的整体音乐生活反映出了老祖宗留下的“走西口”文化习俗, 体现了民歌艺术表达劳动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这一本体。当今音乐学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综合的趋势, 女性视角的融入, 丰富了音乐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可以从女性的角度去审视“走西口”民歌中女性的社会价值、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的社会地位, 等多方面的问题。要研究西口文化, 民歌这一块应该是重点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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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娟.《民族音乐学中的社会性别研究—一个新颖独特却依旧边缘的研究视角》[J]中国音乐学 (季刊) , 2006 (l) .

艰辛走西口 篇3

近3个世纪的迁移史

“走西口”大约始于清康熙年间。成千上万的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移民大军背井离乡，远走塞外。“于是内地人民之经商懋迁者，务农而春去秋归者，皆由流动而渐进为定居，由孤身而渐成为家室……凡经属近诸旗地，已蔚为农牧井管，蒙汉共居之乡。”他们不断踏上这条充满艰辛与梦想的道路，用血泪与汗水缔造出近3个世纪绵延不断的“走西口”历史。

对于“西口”的具体位置，学界说法不一。较为集中的看法是，“西口”原指一个地理方位，伴随着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在民众不断向长城外的迁移过程中而被广延、泛化。“口”原指明中期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如张家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后演变成为对蒙贸易的关卡。明末清初时人们习惯称河北张家口为“东口”，而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城北10千米的长城边墙附近)位于张家口以西，所以被称为“西口”。乾隆中后期，“西口”逐渐转指商民往来、交易日盛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清咸丰、同治年间，随着民众大批出“口”。除杀虎口’、归化城外，从张家口往西，山西、陕西、甘肃等通往内蒙古西部的水陆关口被泛称为“西口”，亦称“口外”。

“走西口”的主路线大致为：由山西的保德、河曲、偏关地区经黄河入陕西，从府谷向北经古城进入内蒙古，经准格尔旗、纳林、东胜、达拉特旗到包头。自包头分为两路：一是向西达五厕；另一路往东北到石拐沟矿区及达子店、固阳，再向西经大余太、乌兰脑包到五原。到五原后再分作两支：一支向西南经邬家地、临河到陕坝镇，另一支向西经狼山到陕坝镇和米仓。最后还有大量移民到达了包头以东归化等地。这仅仅是对“走西口”主路线的粗略描绘，其详细内容不止于此。“走西口”移民最多、最为集中的区域是内蒙古中西部，即今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一带，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绥远省。

肇始于300年前的“走西口”活动，主要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

康熙至乾隆年间为第一个高峰期。此时适逢康乾盛世，经济复苏，社会安定，加之康熙“永不加赋”和雍正“摊丁入亩”政策的施行，使人口得以大量、迅速地增加，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则相对缓慢，致使“内地实无闲处”，人地矛盾趋于尖锐。生存的压力迫使晋、陕等地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迁到口外耕种土地。清政府亦随之推行宽松的开放政策，授给部分汉人河套地区的土地租种权。由此，出现了第一个移民高峰期。内蒙古清水河厅一带在乾隆初期就有“民人寄寓者十万有余”。到乾隆末年，整个内蒙古地区汉族人口已达100万。

光绪年间到1936年则为“走西口”的第二个高峰期。时至清末，政府统治陷入内忧外患而无力自拔的境地，为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以及抵御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沙俄对我国边疆地区的蚕食与鲸吞，清政府公开鼓励民众移去口外开荒耕种，以达“移民实边”的目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贻谷放垦”这一全面放垦政策刺激了更多的农民来到口外进行垦种。民国初年，政府一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而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政府为敛取押荒银、岁租和渠租等苛捐杂税，也积极支持移民口外。同时清末直至民国，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乱也迫使民众远走口外。在政府倡导和自身求存的双重作用下，“走西口”活动达到了规模更大、时间更集中的第二次高峰期。内蒙古地区的汉人，到1912年超过150万，至1937年则逾371万。再加上当时大量的“雁行人”的存在，“走西口”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上述数字。

离走他乡艰辛开拓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去要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这首在晋、蒙、陕、冀交界处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的悲怆而哀婉的歌曲《走西口》，反映出“走西口”那段历史的悲凉与苦难。

极端贫困是引发这场“迁徙”的最根本原因。清代中前期，土地贫瘠的晋西北、雁北、陕北地区与冀、鲁、豫地区自然灾害频仍，十年九旱。山西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即便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晋中地区也因地少人多，迫使面临失去土地的人们远走经商。地旷人稀的口外，成为他们摆脱艰难困境、另觅生路的理想选择。

从身份上看，“走西口”的人群大体上分为3类：一是山西、陕西北部地区无地或仅有少数贫瘠土地无力养家糊口的贫苦农民以及一部分手工业者，如木工、陶工毡匠、泥瓦匠等等。他们迫于生计，无奈奔走他乡，是“走西口”的主体；二是到口外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晋中地区；最后就是一些躲避兵役和逃避官司的人。

从地域上看，“走西口”的人群在晋西北主要是保德、河曲、偏关人，雁北多为朔县、平鲁、山阴县人，晋中主要有平遥、祁县、太谷人，而陕北则多来自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县。此外还有部分山东、直隶、河南等省的移民。

从性别与年龄结构上看，清代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移民政策、口外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进入内蒙西部地区的“走西口”民众以年轻男性为主，直至清末内蒙古全面解禁后，口外迁入人口的性别结构才逐渐趋于平衡，年龄结构呈现多样化。

“走西口”活动分为暂时迁移型和永久定居型两种。最初意义的“走西口”人主要以季节性出边者居多，称为“雁行”，数量较少。“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旅程日记》)口外地区地广人稀，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因冬长夏短，农闲时间长，无需终年雇工；同时，由于清初严禁出“口”汉民携带家眷，于是春去秋返的“雁行”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迁移方式。雍正以后，逐渐由“雁行”发展为定居。举家迁移的定居型移民与“雁行人”的迁移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为数不少的定居移民也是由“雁行人”沉淀而来。

王土地与走西口散文 篇4

一、

王土地的原型为邢台县东石门村人，叫王同春，俗名瞎进财，字浚川。他是我国近代黄河后套的主要开发者之一。王同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商业地主家庭里。五岁时，因患痘，一目失明。七岁入塾读书，因家境贫困，仅读半年即辍学。之后随父走西口、谋生于塞外，辗转于宁夏磴口一带，后被族叔王成收为嗣子。清光绪七年，王同春借银两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顷，自凿渠引黄河水浇灌。

渠成后，初名为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之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为便于经营，他就在名叫隆兴昌的地方，起筑房屋，后发展成为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县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王同春在后套先后开凿了沙河渠、刚目渠、丰济渠、灶王河等渠，成就了一方的大地主。但需要说明的是，王同春成绩的亮点如蓝天之上一星之光，比起黄河涛涛的忻州人走西口，那只能称作河套地区的一朵浪花而已。

我不否定王土地的精神，更是不可小觑他的历史贡献。然而，他真的不能与晋西北忻州一带、特别是河曲县周边一带历史悠久的移民运动有可比性。从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一带的后人们足可以证明了这一点。山西人走西口是因了昔日的晋西北地区，地瘠民贫，许多青壮年男子为养家糊口告别亲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口外寻求生路。而河北虽也有同样的因素，但河北从历史的角度看，必定是中原地带的粮食主产区，是历代皇帝长治久安、和谐天下的金库。

山西则不同，尤其是晋西北地区，从来就是汉匈奴与汉朝杂居的地方。东晋后期政权更迭，新兴九原县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所占据。加上特殊的自然环境，真上民不聊生。于是，很多人一走多年，杳无音信，生死难卜，泪水谱写出悲凉的“走西口”小调不胫而走。如七月十五的放河灯亦由此而来，流传至今。现存的西口古渡遗址，见证了过去走西口的忻州人悲欢离合的苦难历史。

于是说王土地走西口是因了事业，山西人走西口则是为了活命。

二、

河北王同春与忻州河曲人还一段故事。有一位现代研究走西口的作者到内蒙巴彦淖尔盟采访时听到了杨家河的故事。

清同治年间，河曲人杨谦带着两个儿子流落到口外，先在准格尔旗租种土地，辛苦一年，所剩无几，果然是“球也弄不成”。后来儿子满仓，米仓长大了，死活要往后套走。老杨一家便搬到五原白家地，给地主揽长工兼卖豆腐为生。

说是那时候就有“河曲府谷人”的说法了。创作都很可能是那些做买卖赚大钱的晋吕侉侉们。杨氏兄弟听了大为恼火，一气之下扔了种地家伙，跑到五原子能商王同春的“同兴号”当了挖渠民工。先是受苦，直受得皮肉皲裂手上老茧半寸厚。后来便协助掌柜察看地形，观察流向，掌握水性，居然会画图纸了。王同春很赏识这两个河曲人，在开挖沙河渠时，任命杨满仓为该渠经理。此渠所经之地，多为沙丘，工程艰巨，技术难度很大。满、米二仓，不敢有稍微疏忽。完工时，王掌柜拈髯赞许，让他们单独包租了卜尔塔拉户口地，自行测量设计并组织地商佃户开挖了三条支渠。

羽翅既硬，杨氏兄弟辞别河套首富王同春，雄心勃勃地来到乌拉河灌区。兄弟俩对天盟誓，一定要独树一帜，发家立业，兴旺族门，的振杨家门庭，遂昼夜勘测，终于掌握了乌拉河东畔水流地质情况，绘制出开挖杨家河渠系草图。

此事经人告发，王同春不由大吃一惊。他一生修渠垦荒，所花白银在一千万两以上，是香火供着的神仙。杨氏兄弟勤恳好学，他是知道。开几条支毛小渠试试，也还未尝不可。但若要在乌拉河畔折腾，王掌柜就要过问过问了。

来到杨家住地，王同春大声喝道，自古河曲府谷人，球也弄不成!莫非你们吃了豹子胆，要来个水淹大后套?杨满仓赶紧应答，我们是为了王掌柜踩渠路哩，哪里就敢胡日鬼?王同春说，闲话休提，快把图纸交出来!接过图纸就要撕。撕的时候不由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不撕了。

王同春毕竟是干过大事业的人。他知道这份图纸的分量。满、米二仓出言谦逊，他们的九个儿子茂林、文林、云林、春林、泽林、鹤林、占林、贵林、旺林小名依次叫一至一九荒盖者，却正如狼似虎地盯着他。王掌柜心头一震，引着杨家父子勘测渠路去了。杨家河定于次年开工。因沿途地亩皆为天主教堂所占，杨家遂派春林即二荒盖去与杭绵旗王爷及三盛公天主堂协商周旋。最后订立合同，渠成之后所得收益三成归洋人，每浇地百亩再向蒙人官府交白洋二十四元。杨家接受了这样的条件。一九一七年春，杨家河从后套黄河畔之毛脑亥开口。每挖一段，即随时放水，以所收水费支垫开渠费用。开挖中，杨满仓指点其子茂林即大荒盖采用川字形浚河法，为工程节省了一大笔资金。

不久，杨满仓因操劳过度瘫痪卧床。米仓和茂林带领其余子弟，四处奔走借钱，工程由杨春林掌管。开渠劳力从逃荒中挑选，无非是些陕北和晋西北的穷汉。渠工编为班组，每班三十人，每天出四十班，以所挖土方计酬。三年之后，工程耗资数万，杨家力单难支，只好再找天主堂求借。洋人添加两成收益，杨家只好忍痛答应。其时，后套鼠灾成患，民不聊生，杨家典了全部家产，依然债台高筑，只好放慢工程进度。渠工纷纷登门要钱，杨家诈称春林惊吓而死，且假设灵棚，大放哭声，把些善良的老乡哭软了，只好恼悻悻地散去。

开工七年，杨米仓因长年奔走劳累，病死在工地上。第二年，杨满仓熬得油干捻尽，也撒手西去了。大荒盖茂林在极度悲痛中，秉承父辈遗志，率领众弟兄继续挖渠不止。当干渠就要接入乌拉河时，茂林亦因忧愁劳累去世，一应重担落在春林身上。

到第十三个年头，杨家河终于竣工。干渠总长六十四公里，渠宽八丈，水深九尺。沿渠建有大桥五座。渠里可行舟船，桥上可走车马。有支渠四道，总长一百余里，可灌溉耕地一百三十余顷。

渠既挖成，杨家雇佣巡渠员五十人，昼夜巡查。一年放水七次，称为开河水、桃花水、热水、伏水、秋水、冻水、冬水。为防水患，还在各支渠口修筑了草闸，一时流行于河套地区。杨家河两岸，田畴绿野，村落点点，荒原顿时变为膏腴之区。杨家子弟每人拥地千亩，骡马成群，鸡猪无算。各有皆有店铺，且拥有大船数十只，往来于包头与河曲之间。

杨家事业垮在傅作义先生手上。傅将军一声令下，杨家河及方圆土地尽归了他所管辖的绥西水利。接管人一上马，即将草闸毁弃，为的是多放水多浇地多收银两。不想渠水肆意冲掏，良田变成一片汪洋。傅将军或许内心有愧，遂将杨家河所在地改为米仓县，也算他的一点老乡情谊。

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贫穷却迫使人们不得不踏上漫漫西口路。“走西口”虽然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但它却打破常规，在山西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显示出难得的开放思想，这是一种思想的大解放。实践证明，很多走西口人开阔了眼界，走出了谋生的新路子，有的甚至在口外定居下来，家道兴旺事业辉煌。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达”，因此固然是“贫穷通走西口路”，但客观上也是晋西北人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先辈们谱写的“走西口”这段悲壮厚重的历史，不仅仅是他们不甘贫穷的.流浪史、迁徙史，更是坚韧不拔的苦难史、创业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完整动人的西口史诗。

据考证，往日走西口的人们到了口外后，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他们为了谋生，即使干最脏最重最苦最累的活也在所不惜。有的到后套拉骆驼为雇主运送货物，有的给当地牧民喂马养牛放羊，有的进入手工作坊当学徒，有的在店铺做伙计，有的做雇农包种土地，有的给有钱人家揽长打短等等，经年累月，大抵如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凭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他们学到了许多生产劳动技能，锻炼了自己，有许多人都干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列宁说：“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正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曾经历、难以想象的种种苦难，才造就了走西口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给后人留下了这部生动、逼真、感人肺腑的西口史诗。

四、

与时俱进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昔日“走西口”的人们在主观上是不会也不可能有这种进步观念的，但是在客观上，“走西口”却无意中迎合了“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现出了一种非凡的开拓精神。

任何时代都要求社会与时代同步发展。明清时期，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不断增加，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亦有了一定的发展，忻州乃至整个晋西北也由过去的封闭逐渐转向了开放。以河曲为例，“走西口”使得河曲人跟外界交往较多，思想比较开阔，口里口外的经贸往来通过“走西口”而日益频繁。河曲城关曾是号称“小北京”的水旱码头，是晋、陕、内蒙古三省区的商品集散地，相当繁华。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二人台的发展、创新就是汉、蒙民族在“走西口”中民间艺术相互交融的结果。到过内蒙古的人会发现，内蒙古汉族人的方言和山西北部的方言很相似，这显然和“走西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走西口”还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这一点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总起来说，演绎三百余年的走西口历史，是晋西北和内蒙古中、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所体现出的“西口精神”：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五、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近年来，每每提起走西口，人们无不赞赏晋商。这倒也无可非议。大大小小的晋商绝大部分都是经过艰苦惨烈的拼搏，往往还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拼搏，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复盛公等大大小小字号所开展的商贸活动，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人们似乎忘了，尾随于晋商之后的大批的戏曲艺人的西口之行，同样为包头、归绥和整个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之功。

提到走西口和内蒙古本部的繁荣、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舞台上的“太春”，即那些或奔走于广场旅店、码头赌局，或放歌于茶肆乐楼、厅堂府邸，给人们提供了欢乐和愉悦以至精神动力的艺人。纵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城市的发展历程，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先决条件，而文化的繁荣才是真正的标志，是照耀城市民展的光芒。很难想象，一座城市只有鳞次栉比的店铺和车水马龙的商贾，而没有娱乐场所和娱乐活动,没有歌吟，没有鼓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将是一种什么情景;

于是说，很难想象这样的城市还能否称之为城市，还能持久地繁荣，不断地发展吗?虽然，演艺并非文化的全部，但从走西口和内蒙古西部的繁荣、发展和实际看，艺人的出现和演艺活动的开展，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走西口的艺人们大体说来又可为两股，一股就是人所共知的二人台艺人，另一股则是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戏曲队伍。因为二人台基本属于“民间歌舞表演”或曰“民歌体秧歌剧”既无成套的表演程式，亦无固定的演出场所，演职员一般在十来八人左右，虽然也可以在城市演出，但更多的时候是活动于乡下和小集镇;而戏曲则有着较为完整的表演体系、较为齐全的行当配置、较为庞大的演员阵容、较为成熟的演出剧目，而且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演出场地，因而更适合在城市演出，与城市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论及戏曲与城市的关系，不能不提到戏曲与商贸的关系。有一句发谚，说“商路即戏路”。当我着手于北路梆子研究，探寻到晋剧早期的班社时，惊异地发现，从嘉庆至清末，在晋中一带出现的晋剧班社，大都由当地的财东承办。比如：云生班，也称荣生班，由经商致富的祁县财主岳彩承办;三合店，由榆次王湖村的三家煤窑主合办;舞霓园，由徐沟县粮商李玉和承办;三庆班，为祁县财主苏兴所承办;四喜班由榆次聂店财主王钺创办;聚梨园，由祁县财主渠源淦承办;此外的保和班、太平班、小梨园、乾梨园等等班社，都无一例外地由各类商人财东主办。

这绝非偶然现象，显然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样几方面理解：首先，从大的方面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而且需要精神的享受，有看教育与娱乐双重功能的戏剧，在过去缺乏其他娱乐形式的时代，便成了最佳选择;

其次，就商家而言，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断提高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外，还需通过别的途径塑造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影响，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再次，站在戏班的角度考虑，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决定于经济基础，要生存发展，必须有所依托、依附。于是，商贸和戏曲的结合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二者便犹如一对相伴相生的同胞兄弟，互为依存，并共同支撑起一个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生共荣的大厦。

这样说，有的同志可能会摇头。仅仅一个戏曲便能支撑起一座城镇精神文明的大厦?当然不能。但就狭义的文化而言，在当年包头、归绥的城市文化中，戏曲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占有一种统治性的地位。从史籍记载和大量的边塞诗歌中我们可以得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整个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都是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的古战场，文化的发展非常缓慢，演艺活动几近于空白。直至清统一全国之后，这里的经济、文化才逐渐繁荣起来。这一繁荣首先得益于一个个商号的创立和一条条“商路”开辟，而“商路”的开辟，便又自然而然为“戏路”的拓展创造了条件。

于是，当晋商车拉、船载、骆驼运，把一批批货物运到口外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便是一个又一个戏班的“西口行”。山西梆子老艺人曾有一句著名的行话：“生在蒲州，长在忻州，红火在东西两口。”便非常准确形象地概括了这一远征行动。以包头地区为例，戏曲的流入大约是在乾隆末年，亦即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大潮开始之后，先是在萨拉齐“小试身手”，出现于各种庙会上。同内地一样，口外城乡同样建有许多供奉着百姓信奉的神祗的庙宇。据不完全统计，清朝年间萨拉齐共有庙宇209座，遍布城关乡镇、水陆码头。这些庙宇，原先是大都是纯粹的庙宇，而当晋商出现之后，便有半数以上建造了专供演戏的乐楼。庙会期间，晋商从原籍请来戏班，一面酬谢神恩，保佑生意兴隆，一面扩大影响，进一步广开财源，故萨县自咸丰以来，商业发达，戏曲活动亦十分频繁。

尔后，随着黄河码头的西迁，包头逐渐成为北通蒙古、新疆，西达宁夏、甘肃、青海之商贸中心，商业亦由原来只作旅蒙生意的行商，转向开店设庄。到清末，包头的商业、手工业已出现“九行”、“十六社”。这么多的行会，出于各自的需要，纷纷集次建庙，敬神演戏。按照行会习俗，从正月初二接财神演戏。按照行会习俗，从正月初二接财神演起，社戏开锣，各大行会接台逶迤演下去，一直唱到入冬方休，由此我们便可想象得到当时戏曲演出的兴旺景象。

但戏曲的演出活动并未止步于此。市面的扩大，商业的繁荣，导致人口剧增，市民阶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于是市面上便又出现兼营戏曲演出的“戏馆”和“茶园”。所谓“兼营”，即戏曲的演出仍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戏班受雇于店铺，并非自身经营，戏馆与茶园的主业仍以饮食为主。不过，这却大大拓展了戏班的活动空间，使之有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亦为其更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当京包铁路全线通车之后，随着包头市面的进一步繁荣，戏剧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意自身的经济价值，不再满足于充当助人发财的工具，开始走向“独立”。原来只把戏曲当作招徕顾客的店铺，也及时改变经营方式，由餐饮为主而转为专营戏曲演出。原来的戏馆、茶园，则有相当一部分成了专门的戏曲剧场。

既要满足依旧盛行的行会演出，又要支撑数量繁多的专营剧场，无疑得有一支庞大的演出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长期占据剧场并充当主角的是山西艺人。本来，最初进入内蒙古中西部种还有京剧、秦腔、河北梆子以及豫剧。但由于浩浩荡荡的走西口队伍中，晋人的队伍最为庞大。特别是承担着戏曲经济基础的晋商，无论是人数还是资产，都占据着口外市场的大部分。他们的喜好，便也决定了演出市场的导向。所以当京剧、秦腔、河北梆子、豫剧像一阵见般刮过后，包头、归绥、丰镇，集宁、张家口等地的舞台上便大浪淘沙般只剩下了山西梆子——初以形成于晋北的“慷慨激昂不寻常”(郭沫若语)的北路梆子渐占优势，这也就是北路梆子老艺人所说的“红火在东西两口”。

“红火在东西两口”的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艺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艺于口里，成名于口外，并涌现出一大批技艺超群、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和杰出演员。如被誉为“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的“梆子泰斗”侯俊山(十三日)，号称花脸泰斗的张玉玺(狮子黑)，以唱工见长、驰名老生孙培亭(十三红)，誉满晋北的焦玉生(十六红)，文武全才、唱做俱佳的赵雨亭(金兰红)，以刀马为主、兼顾各行旦角的李子健(独庆)及其师兄常兴业(满庆)，“宁叫阎锡山不坐了，不叫水上漂不唱了”的王玉山(水上漂)，刘氏兄弟刘明山(五月鲜)、刘宝山(十二红)，以及贾桂林(小电灯)，李桂林(花女子)、杨丹琴(筱桂桃)，冯金泉(十六红)、邓友山(舍命红)，高旺(高旺黑)等。

走西口教案 篇5

关键词：新编京剧,唱腔设计,晋商文化,文化精品

由山西省京剧院排演的现代京剧《走西口》自2004年, 在第四届中国戏剧艺术节上成功演出, 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走西口》是以晋商文化为题材重笔描绘了诚信思想, 歌颂了在中国经贸发展史上留下光彩一页的一支晋商队伍——“晋德裕”。描绘了山西商人以特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开拓了中俄的边境通贸之道。整台演出较大篇幅的描绘这支晋商队伍恪守“诚信”, 用极大的代价, 甚至是生命来维护商道中的诚信原则。晋商文化独特的历史气息与现实意义为当代商人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舞台版, 主题鲜明, 立意深刻。

新编京剧《走西口》创编以来, 包括台湾已在全国演出近200场, 看惯了大投入、大制作、大舞台、大阵容的观众, 再看这台由山西省京剧院主创演绎的以充满质朴与民俗特色带着泥土般芳香的独特艺术魅力, 像一缕春风吹进绿野, 饱尝了西北民族文化的盛宴, 在享受铿锵有力的台词唱段中深受感染和感动。本剧从音乐、舞美、武打等艺术形式上进行全方位的打磨也带给我们许多深层的思考。笔者试从其挖掘历史精神与创新思路相结合之视角, 浅析此剧的成功之道。

京剧《走西口》在保持了京腔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对晋商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刻画。晋商是中国商业历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清代中后期, 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与贸易的开拓谱写了一曲不朽的篇章。每一个辉煌的历程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所支撑。山西有民谣云“杀虎口, 走西口, 没有钱财难过口, 不是丢财就掉头”。虎口是山西人到塞外经商的必经之路, 但茫茫戈壁滩的酷暑与严寒, 种种困难可窥一斑。“诚信为本、勇于开拓”的晋商经商的敬业精神在漫漫走西口的历程中得以诠释与标榜。现代京剧《走西口》的创作也是对晋商前辈不畏险阻, 诚信经营、以义制利的精神的歌颂与传唱, 揭露讽刺在当今商业经营中见利忘义, 弄虚作假的不良现象。全剧围绕着“诚”和“义”二字展开, 这既是晋商一贯坚守的准则, 也是山西文化的历史精髓。即便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 诚信为本、以义制利也是所有人应该维护的商道原则。在鲜明的主题立意基础上以深沉的历史感情和鲜明的当代意识有机的融合呼唤“诚信”的回归。

京剧《走西口》可谓是中国京剧现代戏的精品, 山西文化艺术精品, 综合了舞蹈、音乐、京剧、绘画等多种艺术手段, 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音乐雄浑豪迈, 苍凉悲壮, 很有气势;舞美虚实结合, 写意与写实结合体现意境。

《走西口》由当今京剧界领军人物于魁智、李胜素领衔主演, 乐队由山西省京剧院、中国京剧院、山西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联合组成, 并聘请胡炳旭担任首席指挥, 剧本则是山西作家张晓亚、高晓江、黄来喜获得曹禺文学奖的力作。朱丽、张巍、朱强、管波等一批优秀演员也参与其中, 组成了强大的一支演出阵容。

《走西口》的原型是根据广泛流行在陕西、内蒙古、山西及河北省北部地区的民间故事、民间小调。剧中通过将京剧音乐与山西民乐的有机融合, 令观众在品味京剧音乐的同时, 也领略了山西文化的魅力。在音乐、唱腔创作方面, 编导人员在浩如烟海的陕北民歌中, 选取了一些符合故事剧情、人物的情绪、现代观众的审美标准, 用广大观众耳熟能详的民歌素材尤其是《走西口》信天游的曲调为主要叙事手段, 使民歌与故事的剧情交融在一起, 呈现情景一体、声情并茂、珠联璧合的舞台艺术效果。该剧还设定了许多具有浓郁的山西音乐特色的幕间伴唱, 使全剧音乐形象更加绚丽多彩。“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熟悉的山西民歌在京胡的伴奏下, 显得格外清亮而有韵味。高亢激越的旋律迅速将观众带进一个古韵沧桑的地方, 京剧《走西口》赋予了民歌“走西口”以豪迈悲壮的风骨, 民歌“走西口”赋予了京剧《走西口》以低徊缠绵的情愫。京剧的典雅增加了晋商的魅力, 晋商故事的浓墨重彩为京剧的表演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尤其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山西民歌《看秧歌》的旋律以京剧形式为观众带来了欢快的歌舞。黄河岸边放河灯的习俗贴切地向观众们展示出山西民间文化特色, 营造出具有当地风情的独特氛围, 令人耳目一新。也使得《走西口》的音乐旋律、更优美、婉转, 表演更具有观赏性、艺术性和趣味性, 这种创作和编排是极富地域色彩的大胆尝试。

在唱腔设计方面, 程派的荡气回肠与荀派的活泼俏皮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饰演剧中的山西商人, 演员于魁智用心的找来不少有关晋商题材的资料, 对晋商文化做全面深刻的了解, 从中找寻过去晋商的真实感觉。许多唱段慷慨激昂, 唱词直指人心。由李胜素扮演的男装装束的钟雪儿在一开场便与于魁智出演的“晋德裕”商号老板常雨桥成为了冤家对头, 举手投足间颇有几分英武之气, 兼有不少高难度的打戏, 唱段也充满了女英雄的气概, 让观众眼前一亮。而后换回女装后又尽显柔美与细腻。唱腔设计上有较大的起伏变化去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内心活动, 也使演员的演唱技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让各位艺术家尽闪亮点, 拿出自己的绝活。表演可谓精彩纷呈, 令观众耳目一新。

据了解, 为了让作品更加成熟与民俗化, 《走西口》在演出创作的过程中曾不断完善, 历经多次修改, 为鲜明地表现剧中人物常雨桥大智大勇、精于计算及不屈不挠的精神。著名的音乐唱腔设计人张延培先生和指挥家胡炳旭先生对全剧的音乐进行了精心设计与大胆尝试, 声势宏大的管弦乐也搬上舞台来衬托释放京剧音乐的魅力。使具有强烈表现力的京腔、京韵在音乐、唱腔及风格在交待情节和内心活动上达到完美。伴奏除京胡、京鼓、京板等外, 另有大型交响乐队伴奏。大剧场回响设计效果明显, 每逢好腔佳音观众席都有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演员功底深厚, 将剧中人物演绎得栩栩如生。观这样的京剧是一种美妙的艺术享受!在宏达的交响乐队的烘托下表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豪情, 还让多个流派唱腔融合在一台戏中, 恰到好处的承接、转合。有变化也不显得脱节。既增强了观赏性, 也成为京剧不甚熟悉的观众快速寻找情感的切入点。让观众品足了味道。给人以流畅、耳目一新之感。以情动人是大多数艺术家的经验, 用情感的大潮冲击观众的心灵大坎, 大胆创新, 合理渲染, 在瞬间浓缩各种真实的生活情感, 让观众随着剧情的推进, 接受各种情感的撞击, 从中品味剧中所蕴喻的内涵。给人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深深的思想启迪, 还有动人感人的艺术价值。

古老的京剧已迈入21世纪, 自清代兴盛至今已经走过了二百多个年头。具有国粹美誉的京剧在戏曲衰微的今天能否拥抱时代, 占领文化市场, 与新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尤其是如何面对现代观众, 面对年轻的观众, 的确不是一件乐观的事情。不仅中国京剧界在探索, 整个中国戏曲都在探索。尤其是京剧的衰落最集中体现在观众的离去,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曾多次慨叹说:“只有激活传统, 做到既有血又有肉, 好看又好听, 撞击人的心灵, 孕育当代中国人的精气神, 京剧才能发展下去”。本剧在多年的演出过程中不断进行完善, 历经多次修改, 尤其是从挖掘历史精神与创新思路相结合这个意义上来说, 成就了晋商文化的代表作——《走西口》。事实证明, 京剧唯有具备时代内涵和符合新时代人们的审美趋向才可能赢得今天的观众赢得文化市场的一席之地。

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在面对文化多元, 速食文化极其盛行的当下, 如何继承传统又能为传统的戏曲文化注入活力, 让博大精深、渗透着民族血液和精神的戏曲艺术发扬光大是戏剧工作者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国粹京剧弘扬、传达民族文化是新的时代中国戏曲无法回避的课题。新编《走西口》是近些年山西打造精品剧目中为数不多的戏曲艺术形式。典型的利用地方民歌与传统京剧艺术营养的揉合、滋补和润泽, 程式与生活的结合, 真实与写意的谐和, 深入刻画山西晋商文化。在社会呼唤商业诚信的今天, 山西省京剧院将京剧置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 将“诚信”的理念化作艺术带给观众。通过优美的京剧唱腔和栩栩如生的舞台人物形象传递给观众, 真正达到了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的视觉享受。在新的时代天地中绽放出绚丽灿烂的生命火花!

《走西口》是山西省京剧院与中国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山西省歌舞剧院联合创作而成的。在行当的设置上五大行当竞相亮相。除了于魁智、李胜素领衔主演外, 朱丽、张巍、朱强、管波等一大批优秀演员也参与该剧中, 名家名角的参与带动地方优秀京剧演员, 组成了强大的演出阵容。为突出人物性格, 发挥各个院团的优势, 对各位艺术家, 各个流派也做了许多量体裁衣的设计。进一步体现出了强强联合的创作初衷和优势。

近年来, 山西要打造成为文化强省, 省政府给予了山西省京剧院很大的支持。去年, 山西省京剧院在政府的支持下翻新改造出自己的舞台, 并且, 在民间成立了振兴京剧基金会, 京剧在山西探索出新的路子。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索也得到一种启示:地方剧种只要抓住机遇, 虽然演的是历史故事, 但紧扣时代脉搏, 首先要找到好的创作源点, 拥有优秀的演出团队, 推成出新, 同样是可以打开市场, 打造出当地的知名文化品牌来。

参考文献

[1]樊祖荫.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思考[J].音乐研究, 2006 (1) .

[2]武佩琴.戏曲教育与教师的现代素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及表演版) , 1994 (2) .

走西口：最早的晋商 篇6

晋商最早发现了因地域差异所造成的资源差异和商业空间，并给自己带来无限商机……

即使康熙爷带足了兵马粮草，人吃马喂地一天天下去，军需还是得有补给。军中所用粮草由驿站补充，但是王相卿还是一心跟着军队走下去，只要跟着这支部队，他就总会有生意可做。

兵士们来买个烟茶这样的小生意，就能让三个山西人铁了心，跟着队伍走出了张家口，一路向北向西走去。走过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走到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里雅苏台，走到俄罗斯贝加尔湖草原，踩着几百年前的茶路和丝路，从1696年一直走到1935年。

起步，跟出杀虎口

王相卿在给军队做小买卖的时候，是没有想到过以后这些事的。他是山西太谷武家堡人氏，和他一同跟在讨伐葛尔丹的康熙大军后面的，还有山西祁县人张杰和史大学。不过据记载，张史二人没有他的意志坚定，曾经退出过生意。康熙征噶尔丹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部驻守杀虎口（俗称西口），王相卿他们总算是跟到了军队里边，打个杂，帮个伙。还时常北上归化城继续买进卖出的营生。

一道长城挡住了昔日的胡人南下，但是杀虎口却因为历史上关隘血战的缘故，留下了一个凛冽的名字：“杀胡口”。清朝时因统一了长城内外，再口口声声地杀胡就不好听了，也不利于团结，关门上就改成“杀虎口”。此口名号听上去甚是威猛，然而一夫当关之口隘，在战略中毕竟不能宽阔，所以只有区区一米六左右宽窄，一米七左右高矮。

因为常跑杀虎口和归化一线，王张史三人就在杀虎口办了个小商号“吉盛堂”，由同乡照料，他们自己则随着大军继续北上。

他们同时进行着的小生意，不外乎从口内往外带一些烟草、糖和茶砖，从口外往内地捣腾进来皮货，后来精明的山西人还从国家专卖的盐业中分得了一小口羹，堂而皇之地卖起了盐来。

吉盛堂算是最早的随军行进的商号，当西征的队伍在蒙古乌里雅苏台驻防时，商号就在驿站的旁边搭起自己的摊子来，同蒙古人进行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开始了晋商在蒙古境内的易货贸易。蒙古的裘皮在中国内地是出了名的，而蒙古人一天也离不开的茶砖能够敲开所有易货贸易的大门。慢慢地，晋商的吉盛堂就把这条用茶砖铺就的道路，一路铺到了东南沿海，铺出一条从福建蔓延到俄罗斯的漫长商途。

而这数千里地之中，最繁华的商埠却是杀虎口，因了康雍乾三世70多年间对西北准格尔汗国的平乱，这里成为军需供应的后勤基地，同时也是华北通往西北的唯一出口。

由于西征战线过长，虽然康熙年间就在归化一带开垦出军需粮田，但补给线仍会表现出虚弱和空缺，这正给了吉盛堂这样的民间贸易组织一个难得的机会，王相卿等晋商运用自己的渠道和货源，弥补了军需供应的薄弱环节，

同时也把自己稳稳在嫁接在西征大军的队伍上。

几味中药带来的转机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王相卿的吉盛堂也就一直小打小闹下去了。

王相卿能够在遥远的他乡突然间发达起来，传说是因为蒙古王爷女儿一场绵延三年的病。

蒙古王爷的女儿卧床三年，百医不愈。当地的蒙古大夫皆以外科跌打和金创疗伤闻名，碰到女人游丝般虚弱的气息就无可奈何了。王相卿听说此事后，过问了病情，并拿出自己随身所备的几味中药，给她服用。在他看来，只要不是“痨症”，一般消炎、清热的中药都是可以治愈的。

就在这位晋商的一些常规中药调理下，王爷女儿的肺病居然好了。她的病愈，带给王相卿的是突然膨胀的商业机遇。这个已经无法证实的传说继续美好下去，王爷把这位女儿嫁给了王相卿的儿子，王相卿提出了要求：在蒙古大地上，给他处处通关的牌令，同时，蒙古的皮货贸易由他的商号一家包揽。这些困扰所有晋商多年的问题，在王爷爽快地答复中迎刃而解。吉盛堂发展史中的第一次转机就出现在此时，王相卿先后在前营（今蒙古乌里雅苏台）和后营（今蒙古科布多省省会)建立吉盛堂总号，而把内蒙古的归化当成一个重要的分庄。跨国公司就这样日益完善起来。

1724年，已经是雍正帝的时代，吉盛堂早已成了气候，改了个更大气度的名号叫“大盛魁”，到了19世纪初年，大盛魁在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又建起了分庄。精明的晋商王相卿借助王爷的势力稳固了自己在蒙古境内的事业。这一稳固发展同时又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发展基础。

乾隆平定了噶尔丹后，战时军供已经不再需要了，大盛魁就承包了清政府对外蒙的税收；道光时期清政府在蒙古的驿站用度和卡伦(兵站)军需也被大盛魁一揽子承包了下来。当时有句话形容大盛魁商品丰富，叫“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和平时期民生需求，同样保证了大盛魁商号转型民用后的发展空间。

成为跨国公司鼻祖

不能不说大盛魁的经营已经达到了垄断阶段，垄断时期的大盛魁仍然坚持着晋商用人的原则，比如只用山西人，不用归化等外地人，乡人之间的信赖，在晋商中是一脉相承的；股东及亲属不能进入商号，学徒不得招收长相不周正的青年。字是商人的门面，经商首先要是个“算盘精”，所以应聘大盛魁一定要过书法和珠算关。

在大盛魁的鼎盛时期，南至福建，北到西伯利亚，有7千名员工、2万匹骆驼。活动地区包括蒙古的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古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他们的“员工”甚至包括信狗，日夜奔跑在从北京到归化的茫茫草原上。

乌里雅苏台至今还有当年繁荣的商贸街市遗迹，保留着兵站旁边就是驿站和客栈的格局，比较坚固的建筑上还留有模糊的中文。一些蒙古人喜欢展示自己的中国物品，比如“大明宣德年制”的香炉或清代的用具。还有蒙古朋友更为直率，干脆地说，自己的祖先就是中国人，来到这里经商，蒙古独立时就留在了乌里雅苏台。

到了乌里雅苏台这一大型驿站后，晋商兵分两路行进，一路往东走到贝加尔湖，一路往西走到莫斯科。在边境管制严厉的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因为有在蒙古境内畅通无阻的特权，大盛魁几乎没有做不成的生意，所有不允许私自贩运的物品，如药物、盐、上等裘皮等，他都能立足蒙古而扣开俄罗斯的大门，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有了海关，才阻断了他们的对俄贸易。

在行进中，考虑到每一处驿站或贸易客栈的接待能力，一支商业驼队不会超过30头骆驼，驼队跟着商旅，在茫茫沙漠上，夏季白天温度高达40℃，而冬季白天也在零下40℃。晋商夏季穿越沙漠的方法是昼伏夜出，白天在高温下努力睡觉，晚上趁降温继续赶路，骆驼有识别方位的本能，水井传来的气息就是骆驼带领人们投宿的下一个营地；而他们突破严寒的方法甚至比军队还要顽强。军队在冬季会驻营，而晋商在零下40℃的情況下，依然不误行程。他们为了抵御风雪，帐篷都搭得不到一米高，矮矮地趴在地上。

在这条长长的阵线上，能够协调和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包括行商坐贾在内的团队，是件超乎寻常的能事。大盛魁在跨国经营上，流动白银数亿两，贯通了南北中国数十万人的生计。据《大盛魁商号》一书中记载，他从诞生之日三个生意人合伙做买卖开始，就形成了股东制的雏形，到了7千员工的时候，早就形成了股东大会制度，大下市可以说是股东对企业不满时的出招，而剃头则是企业一揽子解决股东问题的杀手锏。

全国南北百多家分号拿什么来激励，大盛魁的办法就是现在所说的管理层持股，各分号的掌柜按业绩可得年终分红。股东不得参与管理，与股东沾亲带故的人也不得进入商号，这种责权利的分离倒是很彻底，生意全部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做得好了还能挣得“身股子”。

追寻消失的晋商帝国

到了1936年，在口外繁盛了240年的老店大盛魁终于支撑不下去，散解了。正如所有老店会滋生贪污和腐败一样，大盛魁的散伙少不了这些内因。令它寿终正寝的外因，则是时代的转变。

蒙古在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大盛魁昔日在蒙古境内的垄断势力不复存在了，这一损失对于该商号来说是极其重大的。尽管大盛魁“末代庄主”段履庄曾经被袁世凯授予一等文虎章、二等禾嘉章，聘为农商部顾问，到了黎元洪时期，民国政府也称他“功绩盖塞”并赠予横匾，但是这被阎锡山称为“开发西北的钥匙”的大盛魁已经元气大伤了。山西籍的金融家孔祥熙在1929年想出资20万元再努力地拉大盛魁一把，当段履庄提交复业计划后，阎锡山仍觉得投资过大，没有了信心。这次复业计划最终流产。

去年“闯关东”今年“走西口” 篇7

为什么《走西口》替代了“正道”，面对外界种种传言，制片人廉振华却怀着一颗平常心，他说：“我们没想过非得要做开年戏，但起码得做一部好戏，让观众看了不失望。”据悉，在经过央视评审团5天的评审之后，《走西口》获得了很高的分数，评审团给的意见是：“52集一集不能砍，还需加些镜头。”

什么样的戏能成为央视开年大戏?影视部主任汪国辉坦言，“广告商希望播出有分量的戏”。近十年来的开年大戏《水浒传》、《闯关东》、《乔家大院》、《汉武大帝》、《雍正王朝》等虽不是当年的央视收视率之冠，但无疑影响了接下来一年甚至几年的中国电视剧风向。去年《闯关东》开了个好头，《走西口》正是借助了这个好势头。

个发音的成败

“额”听多了就习惯了?

“在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的山西祁县，流传着一首充满着无助无奈、伤感伤怀的歌——走西口。在这令听者悲凉的词曲中，道出了许多辛酸凄楚的往事……”《走西口》第一集的片头交代了故事背景。这部电视剧以清末民初经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为背景，讲述了田青、梁满囤、王南瓜、豆花等人走西口的传奇经历。

开播之始，最具争议的是剧中“我”这个字的发音——额。有观众称这个发音太别扭，明明是山西的故事，单单用一个“额”，其余全是京腔和东北话，感觉生硬，还不如全用普通话呢!再说，加个“额”也不是山西话啊，要说真正的祁县话，那更差得远。

廉振华也认同观众的感受，“连我们剧组的北京人都听得有些别扭”，但廉振华说，剧组还是从一个影视作品艺术性、完整性的角度，把“我”换成了“额”，因为只有这个“额”字最能代表西北地方特色。出演男主角母亲的演员王静则表示，如果不用一点方言和当地特色的东西，戏味就会少很多；

支持的观众则说，整个片子很不错，不必只盯着一个“额”字，又不是听不懂，听多了就习惯了。《武林外传》里的佟掌柜不也是一句一个“俺”吗?“怎么那么多人受得了‘俺’，就是受不了‘额’呢?偏见!”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额”是该剧的一个亮点，“这也是一种尝试吧。”

个题材的比较

《走西口》不如《闯关东》?

去年《闯关东》红遍全国，唤醒了很多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忆，而《走西口》也是以山西人外迁的历史为大背景的，一直被认为是《闯关东》的姊妹篇，两者的比较也就不可避免。

有观众评论，《闯关东》跟《走西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法比。并且两者是同一类型，看了一个就不想再看另一个。对此，导演李三林表示：“近来反映山西人的影视作品多以‘晋商文化’为切入点，拍出了《龙票》、《白银谷》、《乔家大院》等一批优秀作品，《走西口》则把晋商文化的背景扩展到了‘儒文化’的层面上。”

据悉，从2003年起，制片人廉振华就开始抓《走西口》这个题材了。他说：“闯关东、走西口，反映的都是老百姓在那个年月的生存状态，这样的年代戏做起来肯定好看。”为了创作出一部精品，他特意请来了辽宁大学历史系的愈智光教授写剧本。当时已经72岁的愈智光接到这个任务时很高兴，此前他创作的《努尔哈赤》、《忽必烈》、《大河颂》等作品都很成功。

在剧本创作阶段，廉振华和编剧一起针对故事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定位。田青这个挑大梁的人物以及其姐夫梁满囤的爱恨纠葛，始终贯穿整部电视剧，而最后，梁满囤还是因田青而死，让他有了一个良心的“回归”。一开始，制片方和作者都担心把“刘一刀”这个角色设计得太恶。后来，又请来曾获夏衍电影文学奖的青年女编剧廉越联合撰写。前前后后，反复打磨，历时四年，而拍摄只用了4个半月。

一个情节的雷同

《走西口》抄袭《活着》?

在《走西口》的前两集中，男一号田青的父亲田耀祖日日赌博，甚至连老婆也抵了一千两银子并最后输给了同县的夏三。祖祖辈辈千辛万苦建起来的田家大院在他手里败光，无奈之下，他才借了盘缠走西口。得知这个消息后，耀祖的母亲被活活气死，妻子淑贞在徐木匠的帮助下，带着儿女离开田家大院，去乡下的泥屋生活。而在由余华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中，葛优饰演的少爷徐福贵嗜赌成性，巩俐饰演的妻子家珍屡劝无果，带着女儿离开了他。而当夜福贵也输光了全部家产，父亲被气死，福贵只得靠变卖母亲首饰租间破屋过活。

因此，有不少网友指出，《走西口》有抄袭《活着》之嫌，还有观众表示这样的开场太拖沓，“既缺乏《乔家大院》的气度，也没有《闯关东》的悬念，让人昏昏欲睡，有些失望。”

对此，制片人廉振华表示，因为《走西口》中人物众多，所以开篇用了平铺的方式来引出各个人物，自然会让观众感觉进入故事有些慢。而男主角杜淳说这种评价也在他意料之中，“这部剧一开篇不是特别‘抓人’，毕竟这段历史对大部分观众来说是陌生的，剧情方面不得不先做一些铺垫，但马上我们的节奏就加快了，观众会越看越上瘾。”

仅仅是这样颇有争议的头几集，收视率也达到了6.1，远高于《闯关东》的平均收视5.02，让廉振华非常乐观，而《走西口》刚一开播，山西各地旅行社也纷纷推出“走西口专线”，期望再现一个“闯关东”的旅游热点。(综合《南方日报》、《新闻午报》等)

作为《闯关东》的姐妹篇，央视今年的开年大戏《走西口》在开播前三天突然挤掉了热门的《人间正道是沧桑》， 出尽风头。《走西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的播放会在春节前结束，但各家省级电视台早已争相高价购入该片的二轮播放权。借着去年《闯关东》闯出的好势头，今年的《走西口》也持续走高。

观众评论

·央视一台黄金档播出电视剧很严格。，我觉得这部剧确实不错，仁义礼智信的主题也很大，导演确实不太出名，但我觉得拍得不错，用了电影的一些表现手法。

·额真的受不了啊!看着那些演员正说着纯正的普通话，忽然冒出个“额”!额滴神啊，就像正走着路，忽然崴了脚一样难受。

·其实这个方言“额”我认为是该剧的一个亮点!为什么大家老是挑毛病呢?如果老是这样束缚某些人的手脚，那还怎么拍摄电视剧呢?

·主题真的非常好!可是导演和编剧不懂“走西口”，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应该叫《走西口演义》。

·我倒不期待杜淳、苗圃等青年演员的表演，而是看好一些实力演员，如吕中、侯天来、王静、储志博的表演都很不错，只是吕中只演了两集，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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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下南洋》?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是中国有名的3次人口大迁徙，在《闯关东》和《走西口》都先后成为央视一套开年大戏后，不少影视公司都将目光瞄准“下南洋”这个题材，去年11月已经有一部名为《下南洋》的电视剧先期开机，

廉振华透露，目前他正在筹备《下南洋》，背景定在清末民初，讲述广东一带客家人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奋斗血泪史，该剧有望再抢20lO年央视的开年大戏档，导演已经定为《戈壁母亲》的导演沈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