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通用3篇）

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篇1

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经营企业，靠两大法宝，一是资金，二是人才，这几乎是所有企业的共识。权衡二者分量，人才问题当属第一等要事。

论起人才的价值，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刘备有这么一句话，“卧龙凤雏，得其一便得天下。”可见人才对于一国之兴，意义何其重要。治理企业，虽不及治国复杂，但道理一样，也是人才难得。

但是我们往往又不免疑惑。既然贵为天下治国安邦人才第一、第二的卧龙凤雏，得其一能得天下，缘何二者兼得的蜀汉竟然仍不免衰亡呢？难不成卧龙凤雏浪得虚名？

历史早有公论，诸葛亮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有智慧化身的美名，有“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高度判断力，有刘皇叔白帝城托孤的高度信任。倾国文武，尽归调度，但是后来仍然免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的后果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直至后来，后主阿斗被西晋兵马所获，乐不思蜀，一个姜维，鼓掌难鸣，兴复汉室，终成美 梦，“长使英雄泪满襟”，让后辈们扼腕叹息。历史给诸葛亮开的这个天大玩笑，证明了诸葛亮的个人悲剧注定了蜀汉的悲剧。这绝不是对诸葛亮个人的不恭，相反，正是因为太多的人把诸葛亮奉为神明，才让一国之安危系与一人之身，蜀国的悲剧悲就悲在诸葛亮是“一个人在作战”。

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篇2

《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留学法国的毕业论文，也是我国现代第一部研究西方悲剧理论的专著。这本著作在对各种西方悲剧快感理论批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融汇中西，折衷调和”的创新性见解。朱光潜的悲剧观强调欣赏者的主动参与，站在独特角度，探求欣赏者的心理反应，无疑是一大创新，但其站在审美经验里所谈及的审美体验，也与现实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本文主要从悲剧快感和悲剧精神两个方面探讨朱光潜的悲剧美学观。

一、悲剧快感的由来

在《悲剧心理学》第一章也就是绪论部分就谈及到了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悲剧这个问题，我们的天性使我们被美好的东西所吸引，流连忘返;在现实生活中，痛苦和灾难可怕到让人躲避不及，而悲剧中的痛苦和灾难却能给人带来快感，悲剧中的事物总能在不知不觉间引起人们审美体验，其中的痛感是如何转化成快感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朱光潜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释，他先是介绍了以法国学者法格为代表的“恶意说”，“恶意说”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观看悲剧源于“人是稍稍有些变化的野蛮的大猩猩的后代”，正是因为人们内心的这种邪恶力量使得人们在观看他人遭遇灾难时感到快乐，也正是因为这种快乐而产生快感，不为痛苦和灾难所动。与法格“恶意说”相对立的则是以英国学者博克为代表的“同情说”，“同情说”则认为人类最崇高的精神则是在悲剧的观看中体现出来了，幸运的人们因不幸人们的遭遇而感动同情，不幸的人们因不幸的遭遇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言外之意，人性善是喜爱悲剧的首要原因。

朱光潜否定了“恶意说”和“同情说”，认为两者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们混淆了现实苦难和悲剧苦难之间的区别，混淆了现实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区别，当然并不排除有人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观看悲剧，也不排除有人抱着同情的态度加以欣赏，但这终究不是促使痛感转化为快感的首要原因。从而，朱光潜更加确定悲剧快感是独立于个人利害得失之外的审美体验，否定了人的善与恶对悲剧快感产生的首要作用。他认为悲剧快感是由于内心的痛苦在悲剧中被感觉并得以表现，致使积存在内心的紧张复杂情绪被演绎、释放出来，从而得到缓解的过程，也便是悲剧快感产生的过程。站在心理学角度加以分析，视角独特，体悟深刻。

二、悲剧快感产生的原因

1.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

朱光潜的悲剧美学观强调欣赏者的主动参与，是一种主动感化和陶冶，不是填鸭式的灌输，是对欣赏者审美过程心理反应的探讨。在审美体验的过程中，既需要同情，又需要清醒与自制。古今中外，也有不少因观看悲剧时同情主人公遭罪而怒冲上台报仇的人们，显然其混淆了现实与悲剧之间的差异。同时，也不难看出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之间确实难梳理清晰，但其确实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要求人们在欣赏悲剧的时，要保持投入的同时拥有理智的头脑。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光潜特别推崇“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文艺作品”。

同情也被用来指审美观照中的同情模仿，即：移情。按这种说法，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是相互吻合的，但究其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①道德同情中主体能够清楚的意识到与客体的差别，而在审美同情中两者的界限较为模糊;②道德同情完全离不开主体整个的.精神气质，而审美同情是完全脱离功利活动之外的;③道德同情通常会引起一些实际效果，而审美同情则完全是心理精神活动，不会引起任何实际效果。悲剧欣赏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同情。

此外，悲剧的不同剧本、不同演员、不同背景音乐等因素不同，悲剧同情也是不同的。观众和演员应是“旁观型”和“分享型”，观众对于悲剧的受感染程度也会引起不同的审美同情。无疑审美同情的确能够有助于审美悲剧快感的产生，但其并不是唯一因素，纯“旁观者”型的观众依然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方式欣赏悲剧。湖南台自制的一档真人秀节目，就是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看周边人的反应程度，有夫妻之间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顾客和服务员之间的，用一种审美同情来呼唤人们的道德同情，当然拍摄现场也不乏纯“旁观者”型的看客，毋庸置疑，对于纯“旁观者”来讲，其所领会到的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都是微乎其微的。

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将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建立在“旁观”基础上的欣赏，和剧情拉开一定的距离，可以使人们以一种更加理智的态度来处理自己的情绪。

2.观照和行动

在看到灰姑娘的悲惨遭遇时，我们产生了同情;在看到灰姑娘嫁给王子的那一刻，我们为她而感到高兴。可见，不光审美同情能够产生悲剧快感，观照也是产生悲剧快感的另一重要因素。

对悲剧的审美究竟是日神式的观照还是酒神式的行动，朱光潜的这一理论深受尼采的影响。在尼采的哲学理论中，酒神是在被日神点化之后，成为了艺术之神。而朱光潜则更强调的是日神的观照，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沉思者、一个旁观者、一个崇尚日神的人。在1947年，《看戏和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一文中，朱光潜就看戏——旁观者角度，演戏——分享者角度加以分析，突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理想。可以更进一步，用儒道两家的思想加以说明，儒家强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重行动;道家则强调“无为而治”，重观照。不难看出儒家既演戏也看戏，而道家则只看戏，朱光潜的悲剧审美则更契合道家思想。“人生苦恼起于演，人生解脱在于看”充分表现出朱光潜融汇中西、折衷调和的人生观。

3.心理距离说

悲剧的欣赏是欣赏者带有一定的审美同情，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的观照，这种距离是欣赏过程中十分必要的一个环节。朱光潜认为悲剧只是一种艺术样式，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艺术样式恰恰又是从现实的痛苦和灾难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因此，在欣赏悲剧的时候，应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给予观照和审美同情，这种距离产生的美也是必不可少的，若即若离。

“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悲剧，正如词典里没有诗，采石场里没有雕塑作品一样。悲剧是伟大诗人运用创造性想象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它明显是人为的和理想的。”悲剧都是对现实生活的“过滤”，是距离化的现实生活，这种距离，使得悲剧与现实生活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怎样使得审美观照达到最好的效果，是悲剧创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悲剧的创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要基于现实生活，从而产生审美共鸣;另一方面，悲剧的创作要想产生悲剧快感，又必然要高于现实生活。布洛提出“距离的自我矛盾”，最理想的距离就是：就是最大限度的扩大距离，又要最大限度的缩小距离，重要的是把握好度。最理想的观众就是：既要做好分享者，又要做好旁观者，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理智。

三、悲剧快感产生的效果

朱光潜认为悲剧快感应该是“我们先感到面对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也就是说，在欣赏悲剧时，我们先产生的情绪是建立在面对痛苦和灾难的恐惧，之后慢慢平复心里才产生怜悯之情。同时，悲剧感和崇高感之间也是紧密联系的，朱光潜强调悲剧中的痛苦是由被察觉到被表现出来，淤积的苦闷在宣泄和释放之后得到了悲剧快感，之后崇高感随即而生。崇高感是一种间接引起的快感，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悲剧和其他崇高感一样，能够引起心灵的震撼并给予人强大的力量，不同之处在于他通过怜悯来减缓恐惧。

然而怜悯和恐惧也是缺一不可的，在观看恐怖片时，我们也会因画面的凶险可怕而产生恐惧感，但这种恐惧并没有伴随着产生怜悯，因而恐怖片只是一种娱乐而非艺术。

从《祝福》看鲁迅的现代意义 篇3

作为一个民族性的作家，鲁迅的意义非同寻常。鲁迅去世后。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新中国成立后，鲁迅一度被人们奉为“神”。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很大一部分人认为鲁迅作品不合时宜，鲁迅思想已经过时了。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解读鲁迅。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评判一位作家呢？要理解他就必须走进他的文章，走进他笔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本文就以《祝福》为例，从“祥林嫂”、“看客”以及“我”三个方面看鲁迅的现代意义。

一、从“祥林嫂”看国人的“奴性”

祥林嫂是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典型的旧时代劳动妇女形象。她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她是一个在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迫害压制下，变为“非人”的“病态”的生命个体。她的这种“病态”在她一生中的几件大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祥林嫂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奴性”，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从来就不缺。鲁迅就曾经将中国的封建史一分为二地划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在鲁迅的笔下也从来不缺这种角色，比如闰土，比如阿Q。更发人深省的是这些角色不仅仅活在鲁迅的文学作品里，而且一直都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可能就是你、我、他。

所以，鲁迅在小说《祝福》里给我们塑造的这个被封建社会摧残的“病态”的祥林嫂形象，她不是一个个体形象，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她也不是死去的文学作品中的祥林嫂形象，而是一直活在我们生活中的“祥林嫂”。作者对她病因的揭示，让我们看到了一直存在于国人骨子里的“奴性思想”，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小”来。

二、“看客现象”及再审视

在小说《祝福》里，作者除了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下层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形象外，还给我们刻画了一群“看客”。

《祝福》里有这样的文字：“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这是“狼吃阿毛”的悲惨一事在鲁镇上激起的“波澜”。人们是抱着“听故事”的心态来的。自然，“故事”一定要够曲折够惨烈才更吸引人。男人们“没趣的走了开去”，是不是说明在他们心里这故事没意思？女人们打心眼里看不起这样一个“不干净”的坏女人，流露出“鄙薄的神气”，但还要故作姿态地“陪出许多眼泪来”，表明着自己俨然的高尚。老女人却是拿祥林嫂的悲惨经历做着自己生活的调剂品，在别人的苦痛里抚慰着自己干瘪的灵魂，因为她们终究是“满足的去了”。

鲁迅曾说“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更可悲的是，这一切在当下生活中仍然不断地上演着。面对不良的社会风气，面对不公正的事情，甚至是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时，我们，是不是太多的时候都在做着“旁观者”，做着“看客”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咀嚼别人的“故事”中快意着自己的人生？

三、“我”与“鲁迅”

这里的“我”指的是小说中的叙述者。文中“我”的形象是一个在封建重压下刚刚觉醒的新派知识分子。我们要探讨的是，“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在祥林嫂的死亡事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从而反观鲁迅其人。

小说不是纪实文学，文中的“我”当然不是“鲁迅”本人，但“我”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有着“鲁迅”的影子。这就不能不说是鲁迅精神的可贵了。现实生活中，我们国人总是喜欢拼命掩盖自身的不足，很难做到正视自己的弱点。而鲁迅却能拿起手中的“解剖刀”，狠狠地给自己几刀。这就是勇者的行为，是自救也是救人的行为。因为只有揭开伤疤，找到病根，才能给以疗救的希望。个人如此，民族亦如此。

综上所述，小说《祝福》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一贯的思想以及人格魅力，即正视现实的批判性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永远都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勇士。

作者单位

陕西省靖边中学语文组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