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问题

论台湾问题（精选8篇）

论台湾问题 篇1

论台湾问题

摘要：

台湾问题一词及其相关概念，最早出现于当时寓居美国之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之《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袭此一词语，并因强力宣传而通行于中国民间与国际社会迄今。但在台湾内部，此一词语反而从未存在；相关概念或者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

关键词：

台湾问题

台湾当局

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

国共两党

正文：

一． 台湾问题的由来

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同中国的东北和澎湖列岛一起归还中国,无论从法理和事实上都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为什么这个又成为问题了呢?这就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内战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的干涉。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共肩振兴中华大业，但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战争，由于国民党的粗暴行为，遭来全国各族人民的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居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二． 台湾问题的发展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宣布退守台湾，国民党政府迁至台北，海峡两岸从此再度隔绝。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1950年5月18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推迟。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和平的解放台湾“。1956年，“台独”分子在美国建立组织。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着曹俊仁时，首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等岛屿的蒋介石军队实行炮击。1971年10月25日，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提案：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1979年1月8日，邓小平明确表示，将来台湾实行什么制度，可以根据台湾人民的意志决定。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说表示“和平解决不可能，不排除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1985年7月4日，台湾当局宣布了转口贸易“不接触，不鼓励，不干涉”的“三原则”。1987年11月，台湾当局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

由上可以得出“台独”的出现，其实质是：台湾问题迟迟未解，两岸长期分治，隔阂已深，更兼各种文攻武吓之下，岛内本土意志的复苏与高涨，某些台湾民众的“中国心”日趋淡薄，产生的一种偏安故土的思想，是当地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使得台湾问题解决又增加了难度。

三．台湾问题的现状

(一)外交方面

宣称台湾应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并以寻求国际承认、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为奋斗目标。对外不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并以各种不同名称，广泛参与各类官方及非官方国际组织。

（二）政治方面

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排除任何形式的暴力与专制”，建立“以多数人的自由意志、自由决定为基础的法政秩序”，“保障基本人权、国民主权、权力分立与制衡、责任政府、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等等。

（三）文化方面

发展“新国民意识”,推动中小学教育教材本土化,重塑台湾民众对台湾历史文化的认知。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成立于1894年，自1949年迁台后，一直以“执政党”身份掌控台湾政局。在2000年3月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因国民党本身分裂导致票源分散，而丧失执政权，沦为在野党。在2000年前，国民党因长期执政而几乎垄断了岛内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资源，并依凭执政资源在岛内各种大小型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下台后，尤其亲民党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后，国民党的实力迅速下滑。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期间，逐渐偏离一个中国路线，将中国国民党改造为“台湾国民党”，导致党内理念不清、路线争议不断，新党、亲民党相继出走。为凝聚人心，国民党决定重新确立立党理念和路线。

（四）政治定位方面

明确声明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外省党，也不是台湾党，更不是台独党”，“本土化”绝不是族群化、省籍化、更不是“去中国化”。

（五）两岸关系方面

全面清除李登辉分裂路线影响，回归“一个中国”路线。强调国民党对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始终如一，依循“国统纲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追求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建构台海和平区，在台湾优先的前提上，逐步迈向民主、自由、均富的统一。两岸搁置政治争议，从事制度竞赛，走向全面政经建设，形朔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现代化国家。积极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加强全方位交流，推动城市交流、政党交流、高层互访。推动两岸经贸松绑，促进两岸资金、人员及资讯移动透明化，创造国际企业策略联盟的环境。

（六）在国防外交方面

建构全民参与的现代化“国防”，以精实军队战力，落实“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战略指导。扩大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及国际组织，巩固、增进与“邦交国”的关系，积极拓展与其它非“邦交国”的实质关系。团结全球华侨，宏扬中华文化，共同建构全球华侨的生命共同体。

四 总结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由尚未正式完结的国共内战所导致，台湾问题得以成形，实际上离不开文化间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冷战）、以及美国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等原因。台湾问题在形成初期，海峡两岸纠结于“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方有“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律模糊点；同时，中国国民党作为“台湾新的统治政权”及“旧中国的偏安政权”在台湾长期威权统治、中国共产党担忧被颠覆而长期闭锁中国边境并进行文化改造，从而使两岸差异、隔阂、误解、乃至仇视日益加深。1990年代中华民国不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放弃武力反攻大陆。某些人士认为至此以后，台湾问题的症结已由“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转化为统一与独立之争、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之争、中国化与去中国化（台湾本土化）之争，并且外国势力的介入从未减轻。除了这种为过于强烈的二分法，也有人认为还有第三种中间路线的存在——采用邦联制或联邦制等来解决，欧盟模式是为典型；同时去中国化也不必排斥中华文化；民调也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是出现在大一统时期，而分裂时期就没有太大的成就。因此，海峡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事实正是如此，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采取了封闭政策，限制对大陆的贸易，经济发展迟缓，失业加剧，投资减少，GDP的增长率逐渐退居亚洲“四小龙”之末。此外台湾所有问题都被政治化，譬如，台湾当局拒绝北京奥运圣火入台，直接伤害到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花巨额资金买美军武器，举行“汉光军演”，使财政赤字雪上加霜。

台湾问题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它的解决也需要历史的考验，需要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两岸的努力，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的完成定在不远的将来。

参考文献：

毛泽东：《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反分裂国家法》

论台湾问题 篇2

一、学术界关于运输产业劳动对象的基本观点

在物品使用价值的生产中, 劳动对象是人的劳动作用的客体, 它是一个受作用体和被改变、被加工的对象, 它包括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和被以前的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但是, 对于运输产业劳动过程的劳动对象问题, 学术界的观点却极为不同, 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一是认为运输产业的劳动对象是旅客 (即消费者) ;二是认为运输产业的劳动对象是所运输的货物;三是认为运输产业的劳动对象是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或非物品使用价值;四是认为运输产业的劳动对象是运输劳动过程。学术界之所以对运输劳动过程的劳动对象问题产生这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 主要有两个根源:一是运输劳动过程与消费过程 (包括生产消费过程和个人消费过程) 这两种行为是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这就造成许多假象;二是受物品劳动过程三要素论的束缚, 认为运动形式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也必然有三个要素, 因而千方百计地为这一劳动过程找寻根本就不存在的“劳动对象”, 从而得出了许多悖理。实际上, 运输产业和其他服务产业的劳动过程只有两个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和劳动资料, 根本不存在劳动对象。

二、两要素的运输劳动过程

除了“物品形式的使用价值”以外, 马克思还认为一些生产部门提供“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 这种“运动”并不物化在劳动对象中;三是不存在劳动对象被加工、被改变从而劳动对象发生形式改变的问题, 因而也就不形成物质产品;四是劳动过程没有消失在新的物质产品中, 劳动过程即是使用价值。

运输产业劳动过程的目的是提供“场所的变动”, 这种“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即运输劳动过程本身, 我们完全可以假设, 如果运输劳动过程除了运输工人的运输劳动和劳动资料 (包括运输工具和道路、运河、海洋通道、空中通道、管道等等) 之外还存在一个所谓的“劳动对象”, 那么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劳动对象”“吸收”运输工人的劳动, “劳动对象”被改变了、被加工了, 从而劳动过程以静的形式、以存在的形式提供某种物品使用价值, 这就得出了与“场所的变动”这一“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截然相反的结论, 然而消费者所要购买的显然不是这种“改变了的劳动对象”、物品形式的使用价值。因此, 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换句话说, 运输劳动过程是不可能存在“劳动对象”的, 它不需要一个客体来“吸收”运动, 否则的话, 它就不可能提供“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 而只能提供“物品形式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关键所在。这两类劳动过程的其他差异都是由这一点引起的。推而广之, 一切服务产业, 也就是所谓的“第三产业”, 包括通信、邮递、信息、科技、教育、培训、文化、咨询、旅游、宾馆、娱乐、美容、美发、保健、医疗、事务所、家政等等产业在内, 它们的劳动过程也和运输劳动过程完全一样, 具有以上所说的所有特性。因为它们的目的也都是提供“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

三、运动形式使用价值的特殊性

运输劳动过程, 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两个简单要素来说, 是人的劳动借助劳动资料转化而形成的场所变动。它本身就是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正如上面所说是一种“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 是一种机械运动, 它的特殊性在于:一是不独立存在即不是一种客观形式;二是生产出来即被消费, 具有一维性;三是非贮存性;四是非转移性。

运输劳动过程的另一面同其他任何物品劳动过程一样是价值增值过程, 伴随着运输工人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运动, 具体劳动也把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上, 同时, 抽象劳动每时每刻、时时刻刻都在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 从而, 新价值和旧价值一起存在于“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之中, 这和物品生产过程没什么两样。但是, 由于运动形式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使得“寓存于”其中价值的存在具有特殊性, 它或因生产消费而被立刻转移到被运输物品上, 或因个人消费而消失。而在物品生产过程的场合, 价值则一直存在于使用价值中而不是或被转移或消失。总之, 运输生产过程是这样的生产过程:运动形成, 同时新价值创造和旧价值转移 (价值以运动作为承担者) , 接着, 运动立刻或被转移或消失, 价值立刻或被转移或消失;时时刻刻都是如此, 直到运动停止, 这一刻的价值或被转移或消失。结果是运动结束, 以前的所有运动和所有价值都或被转移或消失殆尽。

对于以上所论, 尽管我们可以在抽象思维中把握这一切, 但是由于运动形式使用价值的特殊性, 我们却无法通过感官感知这一切, 这就致使一些论者产生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比如否认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 把旅客、货物、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运输过程等等作为运输劳动过程的劳动对象, 否认运动形式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 把运输产业作为“非生产部门”等等, 很显然, 这些观点是不对的。其他的一切“服务产业”提供的都是“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 因此, 它们的使用价值也具有上述特性。

明确提出运输产业和其他服务产业的劳动过程是两要素的劳动过程以及这些产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存在的特殊性, 把它们与物质产品产业区分开来, 这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毕竟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产业部门, 它们生产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尤其是在运输产业和其他服务产业大力发展的今天, 明确这些显得更为必要。

摘要：文章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运输产业的论述, 明确提出运输劳动过程是两要素的劳动过程, 它不存在“劳动对象”, 并比较了运输劳动过程和物品劳动过程的异同, 同时还论述了“运动形式使用价值”的特殊性。

关键词：运输产业,劳动对象,运动形式使用价值,服务产业

参考文献

浅论共犯问题 篇3

摘 要：正犯与共犯的关系一直是刑法理论界研究的难点与重点，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争论不休，其中共犯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关键词：共犯；独立说；从属说；成立要件

共犯与正犯的关系历来复杂且难以理解，对共犯范围的厘清对于我们如何认定共犯有重要的作用。

一、共犯的含义

在刑法理论界，对共犯的含义共有三种，分别是最广义的共犯、广义的共犯和狭义的共犯。

最广义的共犯是指，所有二人以上参加的犯罪。其中又分为必要共犯与任意共犯，必要共犯是指犯罪必须要有二人以上才能实施，如聚众斗殴罪，聚众赌博罪等，任意共犯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有一人即可实施的犯罪而有二人以上参与，如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杀人行为。

广义的共犯，即是在任意共犯中分类，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了犯罪的实行行为，均为正犯；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帮助犯，是指为他人的犯罪提供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物质上的帮助包括为其提供犯罪工具、资金等，精神上的帮助包括鼓励已有犯罪意思的人去实施犯罪等。

狭义的共犯，仅包括教唆犯与帮助犯。本文以下所提共犯仅指狭义的共犯。

二、共犯的认定

在如何认定共犯方面，一直有共犯独立说与共犯从属说的对立。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共犯的行为是否依托于正犯的行为。

1.共犯独立说

共犯独立说以近代学派的主观主义思想为基础，主张共犯的行为本身已经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违反性与有责性，完全符合犯罪构成，不需要正犯实行行为的存在即可构成犯罪，共犯行为本身已经体现了共犯者的反社会危险性格（恶性）可以单独对其进行处罚，有无正犯的实行行为，均不影响其犯罪的成立，完全无需从属于正犯行为，正犯行为仅属于共犯之因果关系之过程或客观处罚条件。

例如，在教唆犯罪中，只要教唆者一经着手其教唆行为，不论被教唆者有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不论其犯罪行为有没有既遂，教唆者均成立犯罪。其旨在惩罚教唆者的人身危险性。

2.共犯从属说

共犯从属说以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思想为基础，主张只有在正犯实行行为着手后，才有共犯成立的可能性，共犯行为必须依托于正犯的行为，若无正犯的行为，共犯也不可能存在。

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三种类型：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

（1）实行从属性。实行从属性是指共犯的成立，要以正犯实行行为的着手为必要，如果正犯仅有阴谋和预备行为，那么共犯不成立犯罪。

（2）要素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共犯从属性的程度）所要论及的问题是：为了肯定共犯的成立，正犯必须具备哪些犯罪成立要件或者要素，或者说共犯必须从属于正犯的何种犯罪成立要件或者要素？就此，德国学者M.E.迈耶率先提出了可能存在的四种从属形式：①最小从属形式。认为只要正犯行为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就可认定共犯的成立。②限制从属形式。认为要成立共犯，正犯行为必须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③极端从属性形式。认为要成立共犯，正犯行为必须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④夸张从属性形式。认为共犯的成立，以正犯行为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为前提；同时，正犯个人的刑罚加重、减轻事由对共犯的处罚亦产生影响。

本文认为采限制从属形式较为恰当，既不会扩大共犯的范围也不会缩小共犯的范围，仅需要正犯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就可成立，这样也可以很好的解决从属于无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的人的犯罪问题。

（3）罪名从属性。罪名从属性主要的问题是：共犯的罪名是否必须要从属于正犯的罪名或者各个共犯之间的罪名是否必须相同。理论上对于该问题存在着犯罪共同说（罪名从属性说、罪名同一性说）和行为共同说（罪名独立性说）的对立。

完全犯罪共同说，认为，只有在数人共同实行或者加功以实现“同一的故意犯”时，方能成立共同犯罪。该学说会不当地缩小共犯的范围，现在几乎已无人采纳。

部分犯罪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数人所实施的犯罪完全相同，而是只要具有部分一致即为已足。亦即，数人所共同实行或者加功的虽属于不同的构成要件，但在不同的构成要件之间，如若存在构成要件的重合时，则在此重合的限度内，肯定共同犯罪的成立（罪名同一性说）。同时，对于其中有人超出重合的犯罪构成的部分，另行单独定罪处罚。

行为共同说，认为只要参与者有共同的行为，即使犯罪意思不同也可成立犯罪。所以，共犯的罪名可以是独立的。

三、共犯的成立要件

综合以上的论述，本文采用共犯从属说，认为共犯的成立必须要有正犯的实行行为，若正犯不构成犯罪，也就无共犯成立犯罪的余地。因此，本文以共犯从属说为立场，分析共犯的成立要件。

1.客观要件

共犯的成立首先要有共犯的实行行为，具体到教唆犯与帮助犯中就是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实行行为在任何犯罪中都是基础，没有行为的存在，一切犯罪都不可能成立。刑法不能处罚思想犯，只能处罚行为犯。

2.主观要件

共犯的成立还需要支配共犯实行行为的意思，具体到教唆犯与帮助犯中就是教唆意思与帮助意思。僅有实行行为，没有行为人意思的体现也不能进行处罚，共犯的实行行为是在其意思的支配下才实行的，对行为的处罚必须结合其意思。

3.正犯行为的存在

这是共犯从属说与共犯独立说最大的不同。本文认为，共犯的成立必须要有正犯行为的存在。例如，在教唆犯罪中，即使教唆犯是在教唆意思支配下实施了教唆行为，如果被教唆者没有按照教唆者的意思实施犯罪行为，那么教唆者就不成立犯罪。在帮助犯罪中也是一样，即使有帮助意思和帮助行为，若无被帮助者的实行行为，帮助者也不构成犯罪。

参考文献：

[1]钱叶六：《共犯与正犯关系论》，中外法学

[2]张明楷：《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之否定》，政法论坛

[3]钱叶六：《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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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校车安全问题 篇4

关键词：校车事故 《校车安全条例》 校车特权 财政支出 学校监管 个人意识

摘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年我国校车事故频频发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校车安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做好校车工作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

正文：2011年我国校车问题日益尖锐，校车事故频频发生。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号牌为甘MA4975的运送幼儿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由西向东行驶至正宁县正(宁)周(家)公路榆林子镇下沟村一组砖厂门前路段时，与由东向西行驶的号牌为陕D72231的重型自卸货车发生正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同年12月12日，江苏徐州首羡镇发生一起校车侧翻掉入路边沟内的交通事故。截止13日5时30分，事故造成15名小学生死亡。一起起的事故让校车安全成为当下最热议的话题之一，而这两起事故只不过是众多事故中的一部分。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因为校车的种种漏洞离我们远去，无数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也因此破碎。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折射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政府地方教育投入不足；第二，学校对校车监管不力；第三，学生和家长安全意识薄弱。

11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针对校车安全问题强调，“要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表示要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校车安全条例草案赋予多项道路通行特权：第一，校车允在学生时，交通警察应当只会疏导校车优先通行；第二，校车可以在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其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许公交车辆通行的路段行驶；第三，校车需要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是，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禁止超越等。校车是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将校车作为公共交通的重中之重，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美国，联邦法律详细规定了校车车体结构、防倾覆保护等三十多个方面的要求，在这种高标准下，美国校车由专业厂商制造，有“客车的设施、卡车的骨

架”之称。另外，美国校车拥有“特权”———只要校车停在路边上下乘客，它身后、身边、以至对面车道上的车辆就必须停驶，而且保持距离；超驶学校校车，违章处罚是很重的„„由于措施周到，美国校车的事故发生率就降低。因此，校车特权的实现在当前社会情况下刻不容缓。

校车安全问题在城乡都有发生，但必须承认，这样的悲剧更多发生在农村地区或偏远贫穷地区。可以说，这是城乡差距问题的现实反映。城乡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也要看到，这种不平衡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公共服务、生活品质乃至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别，最终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人的生命安全和保障水平的差别。统计局去年三公经费

1.16亿 车辆购置7190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在校车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及公务员购车费。这给公众以这样的暗示：校车事故不只是偶然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是公共福利滞后的必然现象。因此，政府应当在校车这方面加大财政支出。教育资源短缺也是校车事故诱因。校车安全只是农村地区学生安全问题的一个方面，上个世纪末就存在对学校危楼的担忧，经过近些年的改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就校车问题而言，农村地区人口分布极为分散，经常出现有车无路的状况。买校车看似能解决问题，其实华而不实。事实上，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相对多一辆校车，多一个学校的选择写的更为迫切。

不仅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和地方教育资源的投入，学校也要对校车的安全履行监管义务。第一，常抓学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开展警校共建活动，强化师生安全乘坐校车，不乘坐黑校车的安全意识，引导家长自觉配合学校，教育，交警部门的工作，不让黑校车有生存的市场。第二，加强校车安全源头管理。必须按照交警，交通，运管等有关部门的规定，办齐所有有效证件，建立定期保养，维护制度，确保车况良好，车容整洁，性能安全可靠。禁止租用个人车辆或者无证无牌，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接送学生。接送学生时，必须有教师或者保育员在车中监护，严格按照核定的人数乘坐，固定接送时间、线路和地点，确保交接到位，手续清楚。；第三，严格驾驶员资格审查和安全教育。第四，严格校车安全检查。教育、公安部门加大校车安全检查力度，定期检查、流动抽查、集中整治。

不仅学校要对校车安全重视，家长和学生也要重视。学生和家长要加强安全

意识，没有安全带的车不要上，不绑安全带的人，不要上车，超载的车不要上，上车之后三个字“绑带、绑带、绑带”，这个基本的常识，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生活的准则，安全的准则，才能避免重大的伤亡事故。

只要地方政府高度重视、部门协作有力、管理措施得当，学生和家长安全意识强，学生就能坐上安全便捷的校车，学生交通安全就能得到有效保障。解决校车问题的关键是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各地政府应切实落实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加强部门合作，切实做好校车运行和安全排查工作，严厉打击非法运营接送学生的行为。我们相信，只要形成了校车安全管理的“合力”，就一定能实现学生安全出行。

法律系09级知识产权班

吴冰铃

论哲学基本问题 篇5

但是实验哲学的兴起，也使得学界对实验哲学本身及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更加敏感。有些哲学家对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实验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领域，实验哲学将彻底失去哲学意蕴;一些哲学家对实验哲学及实验方法的应用提出了批评甚至抵制;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实验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相似，那么实验哲学便等同于心理学。针对这些批评和质疑，实验哲学家与其批评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本文拟从以下三个角度，对引发这些质疑的几个基本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实验哲学学科定位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提法只有四个字，但是具体地去理解其内涵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充满了复杂性。有哲学家质疑实验哲学是不是真正的哲学，甚至有批评者认为“实验”与“哲学”二者之间是矛盾的。究竟什么是实验哲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实验哲学的面貌以及对实验哲学意义的真正理解。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

实验哲学的代表人物诺贝约书亚这样解释实验哲学:实验哲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哲学问题的心理起源，了解我们直觉产生的心理机制，然后开始思考这些机制中有哪一些是值得信任的，哪一些直觉可以作为哲学观点的可靠证据。实验哲学家们在寻找传统问题的答案时运用了现代认知科学的工具，他们开始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们协作，进行实验性研究，在一些心理学的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这种形式的研究被称为实验哲学《元心理学在线评论》进行了这样的评论:“实验哲学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运动，它使哲学家离开他们自己的扶手椅并用经验测试他们的哲学主张。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大卫.查默斯认为:“实验哲学是近年来哲学上最令人兴奋和最具有争议的发展之一。无论它是否破坏或扩展传统哲学的方法，它提出的问题直入哲学研究的核心。实验哲学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在这一点上以上几种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实验哲学，学界目前没有公认的统一定义。

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要理解什么是实验哲学，需要对“哲学直觉”的本质及其方法论意义加以正确的理解和把握。长期以来，大多数哲学家诉诸于直觉来建构和加工他们的哲学理论，这种内省的思辨方法逐渐成为思考哲学的特定方式，但是直觉的可靠性往往被传统哲学家所忽视。实验哲学家认为，通过对哲学直觉做出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哲学理论，但是哲学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学科背景的团体，他们的直觉容易过高估计他人的认同度。诉诸直觉得出的结论真的可靠吗?普通民众与这些哲学家们的观点一致吗?此外，不同的人们拥有不同的直觉，人们的直觉会受到诸如文化、情感、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直觉的多样性和敏感性涉及到了人们复杂的心理过程。实验哲学家开始将这些质疑付诸行动，采取实验的方法收集经验证据，进一步研究哲学直觉，得出了一些令人诧异和富有启发的结论:普通民众对同一个问题的哲学直觉居然相差悬殊，哲学家原来那种仅依靠思辨方法得出的直觉并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可靠。

(二)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

尽管出现了很多质疑和反对意见，但是实验哲学的研究路径及研究成果确实能够引起哲学家们的关注和深刻反思。实验哲学是一个多元化的运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更好地理解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

1.实验哲学可以看作一场哲学方法论的变革。不同于传统哲学研究中的思辨、推理和想象，实验哲学运用实验方法这个工具进行哲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哲学是与传统哲学解决哲学问题的方式的一次剧烈的决裂，实现了哲学方法论的一场革命，但是实验哲学所追问的问题却没有多少革命性的东西。值得重视的是，实验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些相当传统的问题。虽然实验哲学的一些研究结果与传统哲学家得出的结论相似，并无太多的创新或颠覆，但是实验哲学家应用实验方法考察普通民众的直觉以及直觉背后的心理机制，这种工作为解决一些更深刻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支持与帮助。

2.实验哲学可以看作一种代表未来哲学发展的方向。实验哲学并非纯思辨的理论哲学，在实验哲学里，实证研究与概念分析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和融合的。实验哲学有两类活动:一是实施实验，二是基于这些实验的哲学思考。实验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哲学中的争论，当实验哲学家完成他们的实验之时，他们的工作还不算完成，他们还必须把实证的结果注入哲学争论的领域中，讨论、反思他们的实证研究中揭示出来的东西―这一部分需要哲学在未来的哲学研究中，研究者不应该无视由实验哲学研究所提供的经验证据，实验哲学的出现实际上也是帮助哲学研究摆脱困境，推动哲学繁荣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实验哲学方法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社会科学中的问卷调查方法以及认知科学的方法。运用实验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实验哲学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有一个问题是实验哲学始终无法回避的:以实验为基础的哲学研究方法何以可能?就是说，实验作为哲学研究方法的正当性是需要被思考和给出依据的，很多主流哲学家的争议和批评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于此。下面将通过实验哲学方法在两个具体哲学问题中的实际应用，探讨在哲学研究领域中，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何以可能。

(一)关于道德判断和意图判断的实验研究

实验哲学家采用实际调查的方法，设计系统的调查问卷，去调查普通民众(即从未接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对特定哲学问题的回答，收集普通民众对于一些假定事件的直觉反映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进行量化研究，探讨普通人对某个概念或者哲学命题的直觉，以及产生这种直觉的心理机制。这种“直觉调查”方法在约书亚.诺布被称为“诺布效应”(又称为“副作用效应”)的实验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诺布效应”实验的受试者是来自美国曼哈顿公园的78名志愿者。受试者的实验条件是随机分配的，而且是在监督之下独立完成这些材料，做出直觉判断。实验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情境，这两种情境除了在道德意义上有所不同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同的。78名受试者被随机地分配到“危害条件组”和“帮助条件组”，要求受试者阅读两个不同的小场景，并进行思考和判断。

在第一种场景(危害条件组)中，受试者读到:某公司的董事长被告知要进行一个新项目，可能会增加收益，但是对环境有危害。这个董事长回答道:“我一点也不关心是否对环境有危害，我只是想尽可能多的获得效益，让我们开展这个新项目吧。”

在第二种场景(帮助条件组)中，受试者读到:某公司的董事长被告知要进行一个新项目，可能会增加收益并且会有益于环境。这个董事长回答道:“我一点也不关心是否有益于环境，我只是想尽可能多的获得效益，让我们开展这个新项目吧。”

受试者在阅读完实验场景后，需要完成对行为的意图判断和道德判断:在第一种场景(危害条件组)中，这个董事长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谴责(7点量表，积分范围为0-6，应当受到谴责的程度随着数字的增大而增强)。此外，受试者还要判断董事长是否是有意破坏环境。在第二种场景(帮助条件组)中，要求被试者进行判断，这个董事长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赞扬，董事长是否是有意帮助保护环境(范围为0-6，受到赞扬的程度随着数字的增大而增强)。

实验结果表明，在第一种场景(危害条件组)中，只有18%的人赞成董事长是有意地保护环境，82%认为董事长不是在有意地保护环境。第二种场景(帮助条件组)结果表明，只有23%的人赞成董事长是有意地保护环境，77%则认为董事长不是在有意地保护环境。

在上述实验中，受试者在危害条件组场景下认为行为的主体要受到很大程度的谴责(M=4.8)，在帮助条件组场景下认为行为主体仅能受到较小程度的赞扬(M=1.4)。通过以上两个实验研究发现，人们的意图判断会受到道德效价(道德上的好坏)的影响。一个行为的副作用是好是坏，决定着人们断定对方的行为是不是有意而为。诺布认为，人们对于做出惩罚和表扬决定的不对称是基于对“有意的”(intentional)这个概念应用的不对称性，即与一个好的副作用相比，人们更加倾向于去说一个坏的副作用是有意做出的。

有哲学家质疑这种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考察大众心理以及相关认知过程的可靠性。他们认为这类实验的问卷设计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问卷中设计的场景在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不利于受试者投入到实验情景中，不能保证受试者在做出判断时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由于不同受试之间文化程度、年龄性别、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水平的差异，有些受试者无法理解情境中的描述措辞，在依据该假设场景进行判断时会出现误解，对于利用实验数据进行结果诠释非常不利。

笔者认为，就意向性行为而言，对民众相关直觉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对于有关哲学问题的解决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

首先，就实验本身来讲，约书选择的实验情境(公司领导者在项目实施时对环境的影响)对被试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实验场景对受试者来说简单清楚，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因此受试者在实验中容易忘记自己作为受试者的身份，积极投入到实验研究中，所得到的实验数据也可以成为客观实验结果分析的标准。同时，研究者在实验程序中做了多种实验情景的安排，合理的实验设计可以作为支持实验具有有效性的`间接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验的有效性程度也比较明确。

其次，在一些描述性为主又兼具规范性的哲学问题以及哲学概念上，比如意识、自由意志、知识论等问题上，通过问卷调查的实验是可以获得实验有效性的，可以为哲学研究提供可靠的证据。传统的分析哲学研究广泛使用诉诸直觉的方法，但是直觉具有易错性，不适宜直接作为可靠的证据，容易造成哲学问题上的很多争议。比较而言，实验哲学应用的实验方法虽然不是绝对无误的，但是可以通过仪器设备或者观测的条件获得有效的证据，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关于道德认知的实验研究

除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外，实验哲学家采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来揭示直觉规律或解决哲学问题。具体的实验技术包括计算机X射线断层摄影术、功能、正电子发射摄影术、认知负荷的研究、眼球追踪研究、反应时间研究……特别是在考察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和认知机制时，实验哲学家们运用对大脑没有伤害的技术和实验考察人们在做出直觉判断时大脑区域的活动状态，寻找观念意识以及直觉判断背后的神经基础。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与行为认知中心的约书亚.格林等人运用FMRI研究道德认知，探讨人们在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人脑哪一块功能区的活动处于激活状态，并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双过程理论”。

约书亚・格林等人基于心理学中的两个系统的双过程模型，认为人们在面临道德情境时，会同时激活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认知过程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处于中立立场，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对于论证、规划和控制信息非常重要，在记忆运作、控制冲动以及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与认知过程有关的大脑区域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背外层顶叶;与情感过程有关的大脑区域包括杳仁内侧核、内侧额叶皮层、内侧顶叶。与这两个过程对应，有两种道德判断类型，即义务论的道德判断和结果论的道德判断。

格林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的大脑神经机制，设定了三类实验情境:电车困境、天桥困境以及与道德无关的情境(如在具体限制条件下，应该选择乘坐汽车还是火车去旅行)。要求受试者对这三种情境做出判断，用FMRI来记录和比较受试者在这三类情境中，做出判断时大脑的哪些部位是活跃的(即血液流向了这些部位)。结果表明:在对天桥困境的判断中，与情感过程相关的大脑区域比与认知活动相关的大脑区域更加活跃;在电车困境的情境以及与道德无关的情境中，与认知过程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更强烈，在做出判断时候有更多的推理和加工工作，倾向于做出结果论的道德判断。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询问一个既可以做出结果论道德判断又可以做出义务论道德判断的情境时，人们的前扣带回皮层会被激活，它是人类对冲突事件做出反应的脑区，这说明了人的情绪与认知在其作道德判断时同时发生且产生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人们做出道德判断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涉及认知过程的大脑区域活跃度更加强烈。

格林等人的这些研究表明:当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推理和情绪在道德判断中具有同等作用，对于情感反应强烈的情境，人们倾向于给出符合义务论的道德判断;而对于情感反应相对较弱的情境，人们做出的道德判断更倾向于符合结果论。

无论道德判断中情与理的作用如何，实验哲学家运用实验方法解决了一些单纯依靠思辨方式难以解决的争议，为解决道德哲学中的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对于道德认知中的“情理问题之争”还会持续进行下去，但是相信哲学家在技术运用不断纯熟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科学实验及获得的实证数据，答案会变得越来越明晰。

总之，与问卷调查的方法一样，运用实验的方法也使得哲学研究具有了客观性、准确性以及普遍性。一方面，由于哲学研究对象涉及抽象的哲学概念，同时形成人们直觉判断的心理机制也是复杂多变的，实验方法可以将哲学研究对象量化、具体化，通过控制一些无关变量因素的影响，尽量避免偶然因素的干扰，可以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以纯粹的状态出现。另一方面，实验的可检验性有利于澄清哲学概念。实验的基本特征是可检验性、可重复性，这就要求一些哲学概念需要进一步地得到明晰和界定，从而更好地纠正、澄清哲学中的混乱。从而为哲学家的思辨提供依据，为哲学家解决复杂的哲学问题提供线索。此外，运用实验的方法进行哲学考察，可以印证或质疑某种哲学理论或命题，可以帮助哲学家重新审视和思考以往的哲学争论，谨慎地对待所得出的哲学结论。

三、实验哲学研究领域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以实验为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认知科学实验为形式，以人类心灵运作方式为对象，探索人们直觉背后的心理机制。除了探索传统哲学研究中的因果性、规范性、语言指称等问题，实验哲学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还包括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民间心理学等问题。实验哲学自兴起以来，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交融，研究对象逐渐趋同。作为一场新兴的哲学变革，实验哲学由于自身的体系还不够完善，引发了哲学家对实验哲学独立性的质疑“实验哲学已经日益成熟，但是目前它已经进入核心的受人尊敬的哲学领域，还是仍然被视为边缘性的异端邪说，做着应该由心理学系进行的工作?”也就是说，实验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逐渐趋同，是否会变成类似于“心理学研究”，实验哲学还是不是真正的哲学，是否等同于心理学，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及质疑在下文将进行初步探索与辩护。

尽管实验哲学研究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相似之处，研究对象有共通之处，但是与实验哲学家坚持的立场一样，笔者认为实验哲学研究并不等同于心理学研究，研究采用心理学的方法并不会改变实验哲学的独立性，实验哲学的研究工作始终集中在哲学领域，其辩护理由如下。

首先，实验哲学和心理学追求的目标不同。心理学是在更为广泛多样的主题上，用实验方法研究人们在一些问题上一般的处理机制。而实验哲学研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的调查，它得到的一般性统计结果为我们思索一个哲学问题提供数据基础和分析材料。实验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补充，实验哲学采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对哲学问题进行探索，并不是要消解、否定、取代传统哲学原有的思辨方法，也并不是要否定在理想甚至反事实条件下的思想实验，而是要通过实验调查的结果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探索哲学问题。哈佛大学的认知哲学家西恩.凯利认为，年轻的实验哲学家能用任何方式捡起他们需要的统计工具，不管实验哲学家运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还是进入到心理学领域与心理学家合作，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实验转向，帮助哲学家更好地研究哲学、解决哲学问题。

其次，哲学研究必须尊重自然科学的发现，无论是物理学的还是心理学的。如果一个哲学观点与这些发现相抵触，那么它就是可疑的。因此，在进行哲学研究时，不应该无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虽然实验哲学与实验心理学有共同的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领域是不同的。实验哲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实验研究(可观察、可重复、可量化的实验)，它所做的工作超越了传统学科的界限，在尊重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决真正的哲学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验哲学并不等同于心理学。

又次，实验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是与人类认知有关的，而这些问题同时又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验哲学家不需要承认哲学知识与心理学知识是等同的，但是他们会承认心理学知识为哲学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帮助。因此，对于“实验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心理学”的指控，不存在一种完全正确的标准可以去评判，对于这个问题，实验哲学家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仅仅需要明确的是，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实验哲学来说，与心理学的学科界限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实验哲学作为一种新工具，解决了哪些传统思辨哲学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

论中国警察持枪问题 篇6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使通讯变得越发便捷，我国对犯罪团伙枪支的管理也比以前更加困难。犯罪团伙与警察持枪对峙的现象时有发生。警察抓捕逃跑犯人一般都是大规模出动，这样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破案率比较低。而且警察站在与罪犯斗争的第一线，和罪犯经常进行直接对抗。由于我国警察不配枪，不敢开枪，使罪犯不再畏惧警察甚至直接威胁警察与人民群众的安全。针对以上公安工作中的问题，本文认真剖析了中国警察持枪问题并通过借鉴其他发达国家解决警察持枪问题的做法对我国警察持枪问题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警察 持枪问题 法律 危险性 法律法规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king communication more convenient, our country is more difficult to manage gun control in criminal gangs than in the past.Criminal gangs have been confronted by police with guns.The police capture and escape are typically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not only for the poor, but also for the lower case.And the police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riminal struggle, and often confront criminals directly.Because the police in our country are unworthy of the gun, they dare not shoot, so that the criminals no longer fear the police and even directly threaten the security of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in public security work, this paper carefully analyzes the Chinese police gun problem and by reference to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pproac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lice armed police gun problems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to our country.Key words: police

a gun problem

risk

laws and regulations

警察是一个高风险、高负荷、高压力的特殊职业。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愈发激烈，违法犯罪行为与恐怖袭击活动进入高发时期，身为人民警察，身上肩负着维护社会安全。保卫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重任，日常工作都是与违法犯罪行为和恐怖行为作斗争的第一线，随时都有暴力威胁和生命危险，正因为如此，警察的持枪问题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如果工作中的矛盾处理不当，那么会引发更严重的警民矛盾。如果警察不能妥善保管枪支，导致枪支丢失，不但会对自身、家人、工作和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安全威胁，而且还可能导致警察的威望下降，人民群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降低，不利于警察日后的办案，给警察形象抹黑，给人民群众造成恐慌与伤害。

一、当前中国警察配枪的问题及原因

（一）警察持枪存在巨大心理压力

虽然枪支对于警察自身与警察破案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至今仍然很少给警察配枪，是因为警察持枪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社会一直对警察持枪问题争议不断。第一，由于警察工作压力大，负担重、强度高，使得警察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种持续的不良状态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可能会对警察持枪时的突发情况处置能力产生消极的影响。第二，警察自己也有偶尔出现的自制力不强的情况，如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喝酒、抽烟，导致的工作时的判断能力下降，甚至行为失控，严重的威胁到了社会的安全。比如，1999年警察持枪就毁了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深圳市公安局两名警察在一次下班之后中边吃边聊，提到了工作中的压力与不愉快，以及家庭关系的疏远，两个人聊着说着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而且不可理喻的约定，同时开枪将对方打死，第一声枪响之后，开枪警察看到倒在地上的好友，顿时清醒了过来，感觉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拨打了120并对自己开了一枪。

（二）警察存在对于枪支的滥用

警察配枪是国家及人民赋予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产生有时也会产生滥用。这种偶然发生的滥用，会使警察在人民群众心中高尚威严的形象变成像暴君一样滥用职权的丑恶嘴脸。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警察群体中有些人不满于现状，受不了社会社会上的压力，也有自认为与自身不符的社会地位，开始滥用枪支，比如渭南市一名法院的司法警察为了不交车辆高速公路费，竟把枪指向了收费人员的头；吉林省涌泉的一名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在酒店滥用枪支导致酒店服务员终身卧床；河北省霸州的一名派出所所长违法滥用枪械致使汽车司机当场死亡；云南省罗平县的一名警察在一次办案结束后到村民家中喝酒，喝多了与人争吵起来，使一名村民胸部中枪等等①。

上面的事例，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警察的心理状态不佳或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警察持枪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周围的群众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亲朋好友也不例外。警察工作是一个压力过于密集的职业，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身体条件与心理素质，单单依靠一个人很难适应警察工作所要面对的各种复杂情况。警察配枪是国家与法律赋予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赋予是为了更好地、更快的破案与打击违法犯罪。而且更能起到预防犯罪发生的作用。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但是有些警察或者是精神压力过大，或者是不甘于现状，看不了别人的轻视，这使得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忽视了国家赋予的权利的意义，从而给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侵害。造成社会的舆论不满，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三）我国警察不持枪增加职业危险性

2003年，上海市的“2.8袭警案”震惊全国；山西大同刑警传唤释放人员时，遭罪犯斧头袭击，当场英勇殉职；2011年发生在山东泰安“1.04”持枪杀人事件中，三名民警调查案件走访到嫌疑人家中，但是嫌疑人拿枪隔着门就射向了门口的警察，导致警察当场牺牲。另两名警察在追击歹徒的过程中，由于两名歹徒都手持猎枪，虽然警察奋不顾身与歹徒展开激烈斗争，但是血肉之躯终究还是打不过真枪实弹，最终民警与协警最终殉职，现实中警察破案抓捕犯人，比电影里精彩格斗的画面要更加激烈、危险、残酷，一往无前的警察保护成千上万的生命，烈士生命的逝去每个人都应该惋惜，但是我们也该想一想，我国警察为何不能持枪保护自己呢？如果都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那么如何保护公民的安全呢? “哀与悲之发不由一也，而由余者共至”警察不配枪的原因有很多。第一，警察个人不愿意带枪，很多人认为配枪是个至高的权利，但是保管枪支的压力也是巨大的。之前就有警察醉酒丢枪的事例发生，该警察不止失去了工作，身上的“警服”也变成了“囚服”。第二，很多公安局领导存在“因噎废食”的心理，很多领导害怕丢枪的麻烦而导致自己丢了饭碗，枪支一般都放到特别安全，甚至无人知道的地方。这使得基层民警在办理需要使用枪支的案件时，不仅需要领导的批准，还需要去隐蔽的地方去取枪，严重影响的民警的办案效率。第三，①张博，我国警察使用警械武器的基本原则[J]，决策与信息：下旬，2015年 很多警察认为现在的枪支管理制度过于繁琐，取枪与存枪都要向上级汇报，审查，在遇到紧急事件、突发情况时，这种制度严重拖延了警察的办案时间，使得警察在办案中处于不利地位。第四，有部分民警使用枪支的能力有待训练，基层民警很少使用枪支，在使用枪支方面的训练也不足，即使把枪械交给这些警察，这些警察也不会使用，不仅无法充分发挥枪

的积极作用，也不能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正义，甚至会危及公民的安全，引起社会舆论。

二、解决警察持枪问题的意义

警察对每个人的生活都至关重要，它是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保障国家政府政策实施与在维护社会安全的屏障。那么，警察在与恐怖分子与嫌疑人的斗争中如何保障安全呢？有人说，警察可以增强自身体魄；有人说，警察可以增加人手；也有人说，警察可以增加自己职业技术，事实上，这些理解都是有些片面的。

警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者多种角色，即在国家政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在公共场合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宪法对人民警察是这样定义的：警察一般指武警或人民警察，不仅仅是指治安、户籍、刑侦、交通等，还有国家安全部门的国家安全警察，劳动改造部门的司法警察，以及法检系统的司法警察，是国家赋予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①。从宪法给出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警察至少面临两种威胁，第一种是需要面对不同性格，不同危险程度的罪犯，比如有在互联网上窃取隐私的黑客，也有打砸抢烧的狂热分子；第二种是身担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心理压力巨大，在重压之下，有可能在罪犯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人民警察是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武力”，肩负着重要的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责，现代国家都是将最强有力的执法手段与工具赋予他们②.所以，枪就成为了警察的职业标志之一。

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社会人群中，有将近30%的人存在健康问题而对于站在与犯罪作斗争的第一线的警察来说，他们的健康安全与保障更有令人感到担心的，因为警察是应激性职业之一，而且警察是其中危险最多，压力最大的警察的受伤甚至是死亡，大部分情况下不是警察身体素质或者是擒拿技术水平不够，而是在自己手中的武器远落后于罪犯甚至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想要制服罪犯更是难上加难。只要警察职业存在一天，这种警察职业的危险性和职业关系就不可能消失，警察携带武器是基于警察职业危险性和保持警察职业关系稳定性而产生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在这21世纪新形势下，虽然社会迅速变化，制度频繁更替，警察条例也在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自我更新和调整。但是警察却一直携带武器的原因。所以，解决警察的持枪问题，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意义。

首先，解决警察持枪问题可以提高警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警察持枪问题一直是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如果因为某个人的失误而处理不当或者操作失误而引发社会舆论。这会使得警察形象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警察无时不刻都要准备面对方方面面的应激性事件，如果警察个人持枪操作失误都会产生巨大舆论，并使的警察名誉扫地，那么警察持枪面对重大意外事件和犯罪事件时，就会犹豫不决。错失抓捕嫌疑人的时机。

其次，解决警察持枪问题可以提高警察的办事效率。当今社会警察的威严还不如以前，很大程度是因为当今警察不配枪。交警在查办违规车辆时，遭受到违规罪犯的殴打，在追击罪犯时，警察只能喊：‘不许动’然而对跑远的罪犯望尘莫及。在监狱中，在押人员在监狱民警面前嬉戏打闹，民警毫无震慑作用。警察持枪可以使罪犯和嫌疑人心生惧怕，不敢顶撞警察，也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让罪犯立刻束手就擒，也对警察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了保障。

①②罗晓，试论基层民警心理健康现状及调适[J]，法治与社会:旬刊，2015年 严家怡,公安基层民警忍耐力研究[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 最后，解决持枪问题有助于治疗警察的心理问题。21世纪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心理问题，更别说日常都要做危险性工作的警察。警察由于每人都要面对这种特殊工作。所以都会有小心翼翼与谨慎的习惯，这种习惯甚至会引起自己一定的精神衰弱，强迫症，恐惧症等心理问题的产生。由此可见，解决持枪问题会使警察的注意力从周围的各个方面的威胁转向保管枪支上，只要枪在身边，罪犯与嫌疑人就不敢轻举妄动。而且警察持枪问题的解决会使警察办事效率提高。使警察可以腾出一定的时间进行休息，不用每天都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工作，可以更好地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安全。

三、对于解决中国人民警察持枪问题提出的建议

警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即在国家政府、家庭成员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在公共场所是不可或缺的参与人员。所以新形势下警察使用枪支是非常有必要的。警察使用枪支是基于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和职业关系的影响。警察持枪是警察职业生活过程中必须经过的过程，古代社会没有警察自然也没有专职的警察机构。随着1878年，近代警察制度在英国诞生，警察携带武器就作为警察职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的出现，至今为止，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没有军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职业警察。在不同国家，警察的发展虽然经历了大相径庭的发展阶段，但是表现出来强烈的法律性、高危性、社会性、权利性等固有的职业特性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警察主要的社会关系如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之间都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在一些国家，私人持有枪支是不允许的，这使得警察配备枪支是不必要的。在这些国家，偷盗与抢劫等街头犯罪往往不那么暴力，受到专业训练的警察能够对付那些没有致命武器的小偷和歹徒。如果警察配备了枪支，潜在的犯罪分子也会加强自己的武器装备自己，并将犯罪行为升级为暴力与军事的竞赛。此外，携带枪支的警察在执法过程汇总更倾向于使用枪支，以便更快的、更有效的执行任务，从而导致更暴力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枪支被视为是普通民众的合法财产与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警察两手空空会使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在人民群众不能携带枪支的国家，比如我国警察也应该在承担危险任务时携带枪支，有鉴于此，警察是否携带枪支，不仅取决于枪支是否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存在，更重要的是执行的任务是否危险，万一有危险，警察应该携带枪支。所以，对于警察持枪提出以下建议：

（一）新形势下警察使用枪支的心理调节

枪支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警察能否稳定使用枪支时的心理状态。稳定平和的心理状态会给人民群众带来安心与信任。而如果滥用枪支往往就会让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慌张与猜疑中。培养健康的情绪，保持情绪的稳定与适度，是警察心理调节的目标之一。心理调节的对策就是指在自身出现不舒服、不适度的情绪反应时，自身能够理智淡定的分析与评当下出现的情况，正确与准确的判断引起情绪反应的各种原因，有助于整理思路，冷静迅速的做出正确的措施应对。比如，在警察持枪巡逻与办案过程中，警察很容易就会被歹徒与罪犯激怒，并作出过于激动的行为。警察开枪不至是一个扣动扳机的过程，它还包括了很多心理变化：开枪前的犹豫不决，开枪瞬间的恐惧，开枪后的悔恨心理[吴娜，和谐社会建设中警察身心健康的意义与价值职业[D]2013年]。因此，警察掌握了心理调节的办法，在下次持枪执法过程中不容易被激怒，认真分析过激行为产生的原因，对于罪犯的刺激有理智的识别，正确认知和评价犯罪心理，避免在持枪执法过程中过激行为与做法的出现。在提审犯人时，面对顽固不化、就是不开口的犯人时，警察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情，换个环境有助于找到审查罪犯的突破口。适当的心理宣泄会使自己的心理压力减少很多，很多时候警察的压力无处宣泄，会使自身的压力积重难返。这样会使警察在持枪处理案件过程中判断受到影响，不利于保障社会安定与和谐。

（二）借鉴美国警察先进枪支管理经验

李克强总理说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主要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警察的持枪问题是警察非常重视的问题之一，为解决这些问题，发达国家以“守则”、“训令”、“须知”等多种规范条例来约束，对于我国警察持枪问题来说，不仅要研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点的警察道德原则和规范，更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实际，以公安工作要求和公安队伍建设目标为宗旨，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完善与改进有关警察持枪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对警察处理持枪问题的能力进行必要的培训。只要这样，我国警察持枪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在美国，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劳工集会的演讲之后在回到自己的专车的途中遭到了警察辛克力的刺杀，并非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想要通过这一举动，引起自己崇拜的好莱坞女星朱莉·福斯特的注意，被捕后，辛克力因为“精神失常”而被判无罪，但是一直被关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白宫发言人布雷克在刺杀中被集中了头部而造成了终身残疾，伺候他同妻子一直致力于推动枪支管制，多年后他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枪支管制法案。挺身而出的保镖麦卡锡被射中腹部，经手术后完全康复，从白宫退休后，在伊利诺伊州担任警察局长，致力于枪支管理法案的宣传与执行①。美国警察条例规定，在开枪之前要明白两点：第一点，开枪的是否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或保护在自己的安全，或者是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第二点，开枪时是否是没有其他方法解决问题。

美国由于枪支数量过于庞大，所以警察在执勤过程中如果感觉情况不对，就会依法开枪，因为他们不知道对面站的是否是一个拥有枪支罪大恶极的罪犯。美国禁止鸣枪警示，因为这样会更容易激怒罪犯，更容易危及警察及周围人的生命安全。美国犹他州就发生了警察去处理可能发生的抢劫案件，但是现场有一名为地里·泰勒的白人带着耳机未能听清这名警官的警告，并做插腰动作，结果被警察当场射杀。犹他州在发生这件事情后，给每个配枪警察的头上开始佩戴录像机，规范警察的持枪行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三）完善我国警察持枪培训体系

1.对我国警察的枪械使用能力的需要正确的认识

当今社会警察持枪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减少警察的伤亡率，让警察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面对严重的暴力事件时，警察需要最基本的保护自身安全的武器，而且警察自身一定要会熟练使用，不能因为害怕丢枪等事故的发生就患得患失，这样只会产生怕出事就不敢用，越不敢用越怕用。有鉴于此，就需要警察机关领导们与基层民警同志们转变对于枪支的观念。

对于警察的持枪能力进行严格的培训与监督。警察使用武器的性能越好，就需要越严格的培训与管理。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警察在当今社会不能在手无寸铁，而是应该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开枪制止罪犯的危害社会行为。对于向往和平的人民群众来说，警察手中的枪支本来就是一种暴力的威胁；但是对于处于水深火热的犯罪现场的人质与周围群众来说，警察不开枪制止犯罪行为就是一种失职，在放纵犯罪的发生。我国目前反恐形势严峻，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新变化，如果警察不能依法有效的使用武器警械，就难以及时的制止、震慑犯罪活动，就难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解决人民警察持枪问题从其他国家的做法与政策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要从每个持枪案件中寻找价值，从中积累立法与执法的经验教训，可以使警察使用枪支行为纳入法律程序，加快警察开枪行为的合法化。

2.建立健全警察持枪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有关枪支的法律条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与武器条例》而且这个规定落实的不到位，条例中的各项规定也模模糊糊，应该制定更加符合警察办案 ①张鸿巍，美国枪支管制的那些事[J]，政府法制，2013年 程序，提高办案效率的法律法规，系统规范警察使用枪支，对于警察持枪的评估程序应有明确规定，对于警察持枪资格的审查机制应严格把控①。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后，警察对于武器的使用在事后应该有补偿与评价机制。法律应该规定警察开枪应该遵循“最小的武力使用原则”，在不是特大危害与紧急的情况下尽量使用不致命的武器。结合各地方的治安执法能力的不同，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让持枪制度法规落实到位。完善持枪警察的选拔培训的法律法规，建立合理公平的选拔制度，保证持枪警察拥有持枪所应具备的条件。对于持枪警察的档案也应有严格的管理机制，确保警察、个人信息、枪支使用信息有准确的记录，这样有利于对持枪民警进行针对性训练。也可以对以后的持枪警察的持枪考核有所参考，为警察队伍的选拔拥有优秀经验与实战能力的警察打下基础。

3.加强持枪警察的资格考核

任何能力的获得都离不开考核，而考核也是检验自己努力训练的成果。对于以后上岗的时候可以减少警察不敢开枪、乱开枪的行为。对于持枪警察的考核不应只考察持枪的能力如何，更重要的是对持枪警察是否熟知警察持枪的法律法规、持枪的习惯等等的考核。要确保持枪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不犯错，就应该对持枪警察进行严格的考核审查，比如身体健康情况、心理承受能力等。对于没有通过考核的警察应该收回该警察的持枪资格。除此之外，警察部队应该对于持枪警察优厚的待遇，对于升职加薪等都要以是否拥有持枪资格为依据，改变个别警察对于枪支的抵触心理，提高警察持枪的积极性，激励警察参加训练。

我有幸在警察队伍中实习过两个月。我觉得警察职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抱着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为人民干实事去的。但是由于上层领导的只会说不作为问题，怕担责任心理，公务员奖罚制度模糊不清，严重缺乏训练等等问题，导致这个部队整体素质偏低。说句心里话，我第一次去公安实习的时候，看着未来的同事，我都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警察：身体状况、年龄大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办事效率低下、警力严重不足、干了实事无功反而还总被各种社会人士拿来愤世嫉俗。一个月720小时我上班的时间为至少360小时，由于长时间巡逻缺乏睡眠、体能跟不上、得不到充足的休息，更别提什么所谓的训练了。现在警察实行3班2运转，也是就无事的前提下3天要上两天，而且这两天还是连号上36小时，而且这是最理想的情况。按要求，新警入职至少要培训半年，实习一年。好多人培训连俩月都没到.说句心里话，好警察很多，但更多的是无奈。官僚腐败，制度黑暗，这支部队第一是为党服务的，而才是为人民，老同志们都认命了，大部分踏踏实实做人混着退休就解脱了，我这初出茅庐，还有点热血朝天。所以，我觉得给予警察持枪的权利，通过对警察的心理以及持枪能力的培训，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可以使警察队伍更加庄重威严，也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①覃柳文，关于警察体育教育训练中执教理念的思考[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

参考文献

[1]董晓薇,警察的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J],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

[2]严家怡,公安基层民警忍耐力研究[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

[3]林力胜,情绪控制能力和心脏的健康[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 2015年 [4]张兵,警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开枪[J],中国经济周刊,2012 年

[5]邹俊杰,近代武汉警察制度发展简论[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 [6]张鸿巍，美国枪支管制的那些事[J]，政府法制，2013年

[7]刘德新，基于实战的警察体育教学模式[J]，研究当代体育科技，2014 [8]许华，论警察道德力的建构与提升，改革与开放，2014年 [9]张博，我国警察使用警械武器的基本原则[J]，决策与信息：下旬，2015年

论中国外债问题 篇7

关键词：外债,现状,管理,对策,中国

外债, 是指国家向外国商民或政府的借债, 属于国债的一部分, 一般不包括个人或私商向外商所借的债款。而外债的运用过程, 也就是债务经济的过程。中国外债规模不断扩大, 对外债的管理也就日益重要, 所以为了控制外债规模, 必须要有效地控制国家经常项目赤字。

一、中国外债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 政府管理外债的措施与原则

中国对外债基本上采用了“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加强管理、严格控制”的原则。在管理上, 所有借款单位都必须到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外债登记, 以保证国家对外债的监督和控制。在偿还上, 对外借款的本息由偿还责任者负责偿还。

(二) 中国近四年的外债情况

从外债规模看, 近四年时间里, 中国整体外债规模逐年上升, 但中国外债仍处于公认的安全线内 (负债率安全线为20%) 。由表1可知, 2009年末, 外债余额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对外负债) 为4 286.47亿美元, 外债余额比上年增长14.4%;2010年末, 中国外债余额增至5 489.38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28%, 2010年外债增速是2009年的1倍;2012年外债增长速度相对前三年的速度是放缓的, 以6.04%的增速增至7 369.86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

从外债期限看, 短期外债增加, 中长期外债相对减少, 中长期外债和短期外债继续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从上表可以看出, 短期外债占比最大, 从2009年的60.48%增至2012年的73.4%, 是短期外债占比连续第十个季度上升。短期外债增速较快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现象, 将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对于中长期外债而言, 截至2012年末, 中国中长期外债余额为1 960.57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仅增加19.61亿美元, 而且所占比例也逐渐减少, 由2009年所占的39.52%减至2012年的26.6%。

从外债结构看, 美元债务所占比例继续上升。美元债务仍为中国外债的主体。

表22009年和2012年中国外债各币种比例

从表2和下页图1、图2可得, 美元债务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 从2009年到2012年美元外债占比由67.76%增至77.83%。而日元债务所占比例下降明显, 从2009年的11.89%减至7.37%, 欧元外债基本保持不变的趋势, 从6.38%增至6.58%, 相对来说, 特别提款权和港币等其他外债所占比例也有所减少, 由13.97%降至2012年的8.22%。总的来说, 美元外债占主要部分, 其次是日元债务, 欧元的占比有实质性提高, 英镑及其他货币所占比例逐渐下降。

二、中国外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外债流入速度过快

截至2012年末, 中国借入外债余额为7 369.86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419.89亿美元, 上涨6.04%。而其余三年的外债余额增长率是超过14%, 2011年和2010年更是超过25%。

(二) 外汇管理局监管能力比较薄弱

1. 权威性不够。

至今为止, 中国的外债管理体系还缺乏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中国外汇管理局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外债进行事后统计监测, 尤其是对窗口企业的管理乏力。

2. 具体监管力度不够。

原则上外管局对境内机构借款条件进行审批, 若发现一些不合理的条件应予以拒批, 但实际上拒批的情况极少发生。

(三) 外债使用效益不高

基础产业所占外债比重过高, 中国借入的外债投向基础产业的比例过大, 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 经济效益并不高, 给未来的偿债增加了困难。

三、加强中国外债管理的对策

(一) 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建立科学有效的外债管理体制, 把外资当作内资来加强管理, 构建科学有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并且要改革现行政府外债管理模式, 加大财政部门的监管力度, 使管理职责明确, 信息沟通, 分工明确。

(二) 适当调整利用外债规模和结构

在利用外债政策上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要集中财力, 由追求数量转为提高质量, 由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发展, 合理引导外债投向, 促进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

(三) 加强防范外债风险

中国政府要提高对外债风险的认识, 高度重视对还债准备金的筹集和管理。为防范外债风险, 要相应制定地方外债准备金管理办法, 使得中国对外债风险防范制度更规范化、明朗化。

参考文献

[1]张志勇.中国外债登记管理的模式选择与改进[J].西南金融, 2011, (3) .

[2]马超.中国外债管理现状、问题及建议[J].河北金融, 2009, (10) .

[3]金普森.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论城市客运管理问题 篇8

关键词：城市客运；运输管理；问题与对策

一、城市客运管理存在的问题

1.城市交通规划衔接方面

一是城市客运交通与城市总体布局规划的衔接不畅。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规模也随之变大，带来的就是交通拥堵等问题，影响城市发展，从而使得交通部门不断优化道路结构，合理规划道路网，采用多种形式缓解城市交通问题。但是现在来讲，大多数职能部门都是分开工作，跟交通设计相关的总设计、规划、管理等都不在同一单位，其分别在交通部门、运管部门、公安部门等；另外一个就是城市客运设施管理还不规范，客运设施的执行力较小，落实起来比较困难，从而使得一些客运设施的用地被荒废或他人占有，对一些线路设计不到位，调整不及时，造成客运资源极大的浪费。

二是城市客运交通规划与大交通规划衔接不畅。由于之前的体制问题，城市交通都是单独的，一直以来都没有对交通管理和规划进行统筹考虑。在体制改革前，城市交通的主管部门为建设部和所在城市的城建部门，有专门独立的发展规划、融资渠道及运营管理方式，虽然也参与大交通发展规划的讨论，但其意见常被有意或无意忽略；大交通由铁路部、交通运输部和所在省市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发展规划和管理范围是除城市交通以外的城间和城乡所有的交通运输。

三是城市内部交通规划的不衔接。虽然目前我国城市交通行政管理体制已由交通、城建、市政、公安等部门的交叉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向“一城一交”的综合交通管理模式转变。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惯性，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体系，各自为政，交通管理区域分割，部门分割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地面公交规划的衔接不畅、城乡结合部场站与城市公交线网的不配合、城市公交线路、站点与轨道交通站点的不衔接等问题，严重影响城市客运体系的效率。

2.客运枢纽管理问题突出

城市客运枢纽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重要节点，是大交通与城市交通之间、城市交通与城际交通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是实现综合运输“零距离换乘”、“无缝衔接”的纽带，是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发挥总体效益的关键。但由于各交通方式管理主体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不同，各种交通枢纽都是按照各自的运输生产要求独自规划、独立建设、自成体系，在规划建设中未能充分考虑其他方式的需求，造成枢纽中不同运输方式的场站、运能等相互匹配程度较差，导致了各种运输方式之间无法组织高效率、高质量的“零距离换乘”，影响了枢纽及城市道路功能的正常发挥。

3.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长期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基本上处于各方式自我发展状态。虽然在发展中伴随着其自身的不断改革，如航空机场、公路客运站、港口码头等管理体制的变革，使城市交通与民航、公路、水运等方式之间的衔接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与城市交通密切相关的铁路发展改革明显滞后于我国交通运输系统的整体发展，严重制约了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总体部署和结构优化。

经过大部制的改革，我国公路、水路、民航、城市客运在国家层面上已经进行了统一管理；但铁路（国铁）仍是“独此一家”的全国性垄断经营，分布于城市中的铁路客运场站属于各铁路局。在一定程度上，铁路局只是铁道部的一个生产车间，并不真正拥有法人财产权，不能独立地在生产活动中自主决策、独立经营；铁路场站的规划布局、运输组织的完成等基本由铁道部统一管理，故而很难与其他交通方式进行衔接配合，在实际工作中就造成铁路场站的建设与城市规划的矛盾，进而影响到与城市客运体系的配合。随着城市的发展，现行铁路体制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城市客运发展的需要。

二、加强城市客运管理的建议

1.加强多交通方式集中统一管理

现有的客运行业管理体制，各个相关管理部门都管理城市交通的某个方面，缺少统一、权威的机构对城市客运进行管理协调。在现行分部门管理体制中，各部门都在自己的管理权限内将其“应尽”职责单方向发挥到极致，而缺少相互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使之对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对城市交通的影响难以作出灵敏反应，无法采取协调一致的革新措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要求城市客运行业管理实现逻辑上的紧密连接和一体性，注重多方式管理的协调和集中统一。这要求以规范政府职能为出发点，在国家层面，真正确立交通运输部客运行业管理的行业主管职能和地位，并明确组织构架和政府职能，严格区分客运行业公共属性和市场属性的归属；在城市层面，要构建或整合城市客运行业管理部门，实现多头分散管理向统一集中管理的转变。

2.积极推进并落实城市客运公交优先

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中要更多地体现人性化的思想，无论是铁路、公路、民航还是城市客运，其最终目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该贯穿到交通运输发展的全过程。对城市客运交通而言，从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开始就应该把人对各种交通运输服务的需要、安全、便捷、舒适等加以全面考虑。未来的城市客运系统，应该是一个高度自动化、高度复杂化和人性化的客运服务系统：一方面，在按照机动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统筹城市道路公共交通规划与轨道交通建设，适时采用高标准、大运力的.BRT.模式，并与轨道交通建设有机衔接，有效疏解由于需求快速增长引发的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居民出行环境；同时，加快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的规划建设，积极推进并贯彻落实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在大城市優先发展轨道交通等大容量公共交通，提升城市客运结构层次和居民出行效率。

3.适时实行需求管理

通过需求管理，引导人们调整消费观念和出行方式，减少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是综合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目前有限资源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完全满足客运需求，必须以交通需求管理的思想为依据，不断推动城市客运行业的发展。交通需求管理是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措施，应该以城市客运各交通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和未来的运输需求为依据，从人类长远发展的角度自觉地调整消费观念和交通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通过一些手段适时引导：一是建立与国情和资源禀赋相适应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城市客运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发展相结合，通过政策手段确立减少交通需求的发展模式，发展公共交通，在结构上实现交通模式的优化；二是通过有关鼓励政策和社会成本分担等手段，调节人们对出行方式的选择，鼓励人们采用低能耗的交通方式或调整出行模式；三是促进行业的技术更新，优先推广节约资源和能源的先进技术，提高交通系统运行效率的技术等。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