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通用7篇）

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1

理学兴起的背景

2007-09-07 21:09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又称“道学”。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也称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后来成为理学家的经典文献。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理学家邵雍、张载等。程颢、程颐兄弟，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南宋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二程的学说,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学说,完成了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故宋代理学又被人们或称为程朱理学。宋理宗以后约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程朱学说被定为官方哲学，获得迅速传播。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撰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南宋朱熹对其著作大力阐明之后,才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张载反对“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太虚”即“元气”、“气”,是万物生成的本源。晚年融合《易》、《礼》和《中庸》的思想，撰《西铭》，把天、地、君、亲合为一体，以及事天、地、君、亲之道，综述了义理和伦常，备受理学家的赞赏。

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这显然是受佛教“真如”、“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说的影响。人性说等则有道家的影响。二程理学当时没有多大影响。大致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朱熹的论著很多，有文集、语类和《四书集注》等。二程创立的理学，经过朱熹的发展和阐述，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号为“心学”，是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本心”即是真理,可以采用“易简工夫”,只要“根本者立”,再“发明人之本心”,即在自省上下功夫，“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就可成为圣贤。深受佛教禅宗“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说的影响。他反对朱熹那套博览群书,“格物致知”的做法,认为是“支离”。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是“禅学”。这就是淳熙二年(1175)，两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鹅湖之会”争论的主要内容。

宋代理学之起源

从唐末五代之乱以来，道德沦亡，廉耻尽失。宋代士子为振衰起敝，从学问修养上挽救人心社会，加之当时国家的统一，君主的提倡，与书籍流传之盛，而大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的发达。

宋代理学的起源有两个思想的背景：一是外来的影响、一是内在的变化。

外来的影响：就是无形中受到「佛」、「道」的影响。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最为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论者遂以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之士进一步探究的欲求。因此唐代儒学虽为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戒五代之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学，并为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於宇宙的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部份。但是理学家著述立法的目的，在於救世济民，寻求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和人生，故此仍以伦理为主。故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的结果，乃产生「理学」。

内在的变化：就是儒家本身的思想变化。儒学自两汉以迄隋唐，已由孔、孟、荀的儒家之学变为经学。而且所谓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亦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学经，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又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为「注」作「注」的「疏」了，致力於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已有偏重书本研究之嫌，去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日远。而且经生喜欢自夸博学，笺注日趋繁锁，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纰漏，亦必曲说以为弥补。这种繁屑的讲疏，有遗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遂末，正是经学末流之弊。到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儒家思想开始转向一新的路向。韩愈的「原道」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并感慨地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真传焉！」从此孟子的地位提高，《孟子》一书亦得与《论语》并列。同时「原道」又引《大学》：「明明德」、「正心诚意」之说，表而出之。李翱之「复性书」三篇：上篇论性、情及圣人。中篇论修本成圣之法。下篇论人必须修养，其思想备受佛学的影响，为儒家学说开创一条新途径，更走向「经学」的境界。所谓「理学」，便是「体认性命之学，而求配当事物之理，合天理物理而一之。」的一种学问。《宋史‧道学传》云：「道学之名，古无是也……孟子没后无传，至宋中叶周敦颐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程颐、程颢受业周氏，表章大学、中庸与论、孟并行……迄宋南渡，朱熹得程氏之传……大体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说明宋代理学发展的大概。而在黄宗羲等人所辑的《宋元学案》中所记，宋代的理学家著名的有，胡瑗、孙复、司马光、邵雍、张载等人。但宋初诸儒的思想理论，还是陈义粗浅，未能深入精微之处，所谓理学，也末建立起来。故宋初诸儒努力的结果，只是开其风气，为理学家铺平道路而已！及至周敦颐起，凭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碓切地发挥儒家「心性学」之精微处，而后理学始成立。故周敦颐实是称为理学创始者，传之程颐、程颢而定理学之基础。

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

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思想的背景外，其实还有一些的客观因素影响的。分述如下:(一)宋代君主的提倡:由於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社会风气及士人的道德尽败坏，朝秦暮楚的臣子屡见不鲜，如有历四朝之丞相冯道，厚颜无耻，自称「常乐老人」，尝唾面自乾，士子风败坏至此；而且由於政治风气亦为之腐化，篡弑的行为，无日无之，严重影响政府运作。故宋代统一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君主大倡重视气节，及重文轻武之政策，故理学中的修身思想正合於时势也。

(二)私人教学之风盛:於宋代，私人讲学之风极盛，盖由於唐末五代以来，社会**，累世经学之家遭受打击，而流落民间，而且部份大儒者亦为了逃避战乱，又无心政治，故纷纷逃入山林开馆受学。此等私人讲学所多重视者为「修身」之学，而少谈治世之学，并且重视发扬经义的研究，重视道德教育。盖由於时势所限也，而此种修身之学术，也正合於理学者之要求。

(三)印刷术的发展:唐宋以前的书籍都由手抄，故流传不广，而至唐代已发展出雕版印刷术，至宋代毕升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使到书籍流行更广，理学传播更易、更广，此亦为促进理学之发展也。

宋代理学重要学派学说之大要

宋代理学之宗派，就地域而分论者，以为濂、洛、关、闽四派。濂学的开宗者为周敦颐。洛学的代表则为程颐、程颢兄弟。关派则关中的张载。闽派为侨居建州的朱熹。此外尚有邵雍的百源学，陆九渊的象山学说等，合之便构成宋学的整个系统。(A)濂派–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是为濂派。其学说乃源自道家太极阴阳五行之说，从宇宙观讲到人生观。他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於「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阴静而生金、木、水、火、土五气，分布四时行焉。」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阴阳为二气，五行为五气)。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此为周敦颐宇宙论之要旨。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为灵秀，禀太极之理，其五行之性，接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亦本来是善。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阴阳)。仁义之性皆是善的，然用之不得其当，则皆可以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主静无欲，故圣人能主静，而立人极，故其德与天地冥合为一。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由是规模逐渐碓立。

(B)关派–张载，世称横渠先生，著有《东铭》、《西铭》、《正蒙》等书。其学说从现象的开展立论，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於「气」的聚散动静。一气之中又有「阴阳二性」，气之涵有阴性的，是静沉而下降的；气亦有阳性的，是动浮而上升的。气有聚散，气聚则物盛，气散则物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故物的成有一定的秩序。此则所谓「理」。人亦由气聚而成，故亦得「性」的部份。故人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与万物俱生於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此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使之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子所说之「理」。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吾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以为「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吾人应该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事之，应视天下人皆为兄弟，天下之物皆如同类。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故张载是碓立「气」在理学中心地位的理学家。

(C)洛派–程颢、程颐，程颢世称明道先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著有《语录》一书。二程幼年曾受学周敦颐，后居洛阳，是为洛派。宋代理学虽创始於周敦颐，而能碓定宋代理学地位者，则为程氏两兄弟。二程认为「一物须有一理」，天下万物皆可用理去理解，而且永远不变，「放诸四海皆准」。吾人心中能具备众理，故曰：「万物皆备於我。」而人心既具众理，即能应万事，故：「叔然不动，感而遂通。」於是程颐由此衍出「用敬致知」之说，他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用敬涵养，勿使非僻之心生。一方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穷其理，而求贯通。然吾人心中本具众理，故格物以穷理，实穷吾人心中之理，「性」又是「理」，穷理亦即尽「性」。至於程颢则衍出「识仁」之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此所谓仁，即万物一体之仁，浑然与万物同体，就是仁者的仁。吾人识得此理之后，即常记而不忘一切行事，皆本此心作之，此即所谓以「诚敬存之」。如此久而久之，自可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到达万物一体的境界后，则吾人之性即得到最大的发展，是谓尽性，将性发展到至善。

(D)闽派–朱熹，学者称之为紫阳先生，为南宋人，讲学於闽，成闽派。朱子思想宏大，集北宋理学的大盛，使之融合为一，再上接孔孟组成一大理学系统。

朱子的宇宙观，是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本，而融合邵雍、张载与二程之说，而提出一个「理」和「气」。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一个「理」的存在，这个客观的「理」就是「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而「太极只是极好至善的道理」，及至表现而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於「气」，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身的形成，「理」与「气」合构而成人，而「气」中之「理」，即人之「性」。他又认为气有清浊，禀气清者，为圣人；禀气浊者，为愚人。人之所以明德修身，就是用来涤除此「浊气」。

根据上述原则，朱子乃提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主张。他认为修养的目的在於「存天理，去人欲」。方法便是要在「持敬」与「致知」方面用力。「持敬」所以专心致志，「致知」在於「格物」，即「物而穷其理，穷理以故其知」。若能将宇宙事物一一研究，用力既久，自能豁然贯通。至此时，则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中，「众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E)百源学–邵雍，学者称之为康节先生。其学说从宇宙论推论到人生观，认为人为万物之一，亦万物之灵，而「人心」为一切的主体，宇宙万物万事的变化，皆由於人心的观察而生。所谓「万化万事生於心」，而以心为「太极」，因此人要「养心」、「去利欲」，而任「至诚」，则宇宙之道，无所不通，亦可穷天地性理之奥。

(F)象山学–陆九渊，学者称之为象山先生。陆九渊特别著重於持敬的内在工夫，主张「心即理」，不容有二。以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其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尝曰：「学苟知本，六经皆我驻脚。」与朱子读书穷理的见解，大异其趣，下开明代王阳明之心学。

(G)淅东派–吕祖谦，学者称之为东莱先生，与朱陆同时。吕祖谦虽讲理学，然重视学以致用，论者称之为「事功派」。此外叶通与陈亮亦同样反对正心诚意之学，而提倡事功。浙东派为宋思想界一大转变。

综合上述各派之学理内容分析，实可分为「象数」、「理气」与「心性」三种主要派系。趋向「象数」者，本《周易》象数之义及道教所传的图书而立论，如周敦颐、张载等的理学属於「象数」这一派。另趋向於「理气」与「心性」者，理论多根据《四书》以发挥，程颐、程颢与朱熹以「理」为形式法则，「气」为实质内容，皆为「理气派」之代表人物。陆九渊之学说，重在探讨主观之心，阐发天赋之性，得「宇宙则吾心」之论，为「心性」派之代表。有宋一代的理学家，其所发挥者都不外循著这种以「象数」、「理气」、「心性」三种趋势而行。

理学之影响

宋明理学对后世影响甚大，由朱熹发展并集大成的理学，成为其后几百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元朝恢复科举以朱熹的《四书集注》来考试文人，明清两代也以朱熹的思想为科举的标准答案，康熙在《朱子全书》作序说：“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

陆九渊强调发明本心，轻视一切权威，谓“六经皆我注脚”。王守仁讲求理于心。陆王强调主观意志、自立精神、独立意识，不依赖别人不迷信权威、不拘于习俗、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凝固了的程朱理学都起着冲击和破坏的作用，对封建朝代的异端思想家、改革家都有启迪作用，对近代、现代的革命人士也有一定的影响。从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看，宋明理学存在着浓厚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自始就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理想超越现实的弊端，特别是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者以其道德说教进行片面利用，致使伦理异化，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扼杀人的本性的武器，使之愈益教条化和僵化，必然受至历史的批判。

纵观宋明理学的思想，宋明理学实际上是儒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体，汲取易学、佛学、道学中某些思想养料以丰富儒学理论，建立了以“理”或“心”、“气”为本位，以“格物致知”或“穷理尽性”“致良知”为方法，以“内圣外王”为目的哲学理论体系，使它具有在哲学思维的深度上、理论体系的严密精致上超过先秦子学、汉唐经学的成就与特色。宋明理学还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人文主义哲学，确立道德为主体的独立性，执着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对培养气节情操，发奋立志，重视品德，以理统情等主体意识结构以及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对宋明理学，应当进行切实的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求真务实”之原则，结合我国当代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2

关键词：美国,行动公民教育,背景,原则,实践

公民教育对民主具有一定的促进和维护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民主进程。又因美国民主宪政制度所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 我国的一部分学者对美国的公民教育抱有盲目积极的观点。然而, 自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实施以来, 提高教育质量、强调测试、关注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成了美国教育的热点和关注重心, 阅读、数学、科学等基础学科为学校核心课程。与基础学科在学校教育中地位的确定和提升形成较大反差, 公民教育遭遇内涵窄化、地位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一方面, 公民教育内容在学校被限制在历史、地理一类的社会课程 (Social Studies) 中传授, 不再具有广泛的学科情境和背景;另一方面, 社会课程在学校的地位也渐渐被以读写算为内容的核心课程所削弱, 大量的教学时间和资源被其它的学科占用。而这样的情况也引起美国各界人士的担忧和关切, 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公民教育在培养合格美国公民, 维护美国民主稳定和繁荣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公民教育的不足将伤害这种作用。人们普遍认为, 对于公民教育的忽视在短期看并未造成重要影响, 但公民教育持续不足对于美国整个政治制度的伤害将是深远而沉重的。由于以上客观事实和普遍认识共同作用, 各种“新式”公民教育的机构、倡议和理论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层数不穷。虽说“新式”, 在这个社会学理论饱和的年代, 它们新鲜之处并不在于理论的新颖和独创, 而在于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 或将一些被舍弃、遗忘、边缘化的教育理论重新包装指导公民教育领域的实践活动, 目的是为日趋僵化公民教育带来一些变化, 使公民教育能走出被边缘化的境地。在这之中, 由“全美行动公民合作机构” (National Action Civics Collaborative, NACC) 所倡导的“行动公民教育” (Action Civics) 便是其中代表, 也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效, 颇有可取之处, 作为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NACC“行动公民教育”产生的背景

公民教育是与美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和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教育领域。公民教育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和热情, 而公民的政治参与 (Civic Engagement) 又是衡量这个国家公民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志。然而, 美国公民低迷的投票率越来越引起美国各界对于本国公民教育不足的担忧和诟病。人们希望能够通过学校的公民教育发展年轻人的公民知识、技能和态度, 使他们成长为积极且有责任感的公民。

当然, 除了公民教育的不足外, 投票率的持续30年下滑也与很多其他因素相关, 例如, 1971年通过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将公民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 从而使适龄投票者基数骤然增加。但不可否认的是, 美国教育经过过去60年来几度教改之后, 公民教育在学校的地位已越来越被数学、阅读和书写一类的基础知识和课程削弱, 甚至取代。在片面追求青少年学业成绩的驱使下, 公民教育在学校课程中的实际载体, 如历史、地理、社会科等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也不断下滑:2011-12学年, 全美共有39个州要求高中开设公民教育类课程, 但强制要求在本州进行公民教育课程考试的州只有21个, 相比于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 (NCLB) 通过之前的34个州, 有明显减少, 而将公民教育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作为高中生毕业必要条件的只有9个州。在初等教育方面, 由于受到各州州一级课程评估标准的限制, 公民教育的教学范围也在逐渐缩小。为了应付数学、阅读、自然科学的责任制评估, 原本分配给公民教育的资源实际上也被上述学科占用了。一份对上千名美国各高中历史和社会科科任教师的调查显示, 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相比数学和英语一类的核心课程, 历史和其他社会课程明显居于次要地位。

公民教育作为学科被边缘化的事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片面注重事实性知识传授, 忽视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技能、认同感以及未来在现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公民教育存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针对以上问题, 现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 (Arne Duncan) 指出:不同于传统的公民教育, 公民学习 (CivicLearning) 和民主参与已经进入2.0时代。公民学习和民主参与将在公民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人民也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公民学习与民主之中。新一代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我们奶奶她们那时候学的公民学了, 现在的公民教育被我们称为行动公民教育 (Action Civic) 。当然, 传统的公民教育的那些目标, 如增进青少年的公民知识、提高他们参与投票的自觉、鼓励他们的志愿公益行为, 在现在依然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 教育者还应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社交网络来帮助青少年跨越时空限制参与公民学习。”事实上, 邓恩的讲话很好地注脚了“行动公民教育”。

“全美行 动公民合 作机构” (National Action Civics Collaborative, NACC) 作为发起“行动公民教育”运动的发起者, 实际是在2010年, 由公民学习与实践信息及研究中心 (CIRCLE) 、大学合作社团 (UCC) 、地球力量 (Earth Force) 、时代公民 (Generation Citizen, GC) 、米克华挑战 (Mikva Challenge) 和青少年理事会机构 (Youth on Board, YOB) 共6所在美国公民教育领域颇具影响力的机构联合成立的具有合作性质的。NACC设有执行委员会, 负责组织每月两次的例会和每年一度的年会, 制定组织的整体方针政策, 聘请并监督顾问的工作, 以及对机构和个人的入会申请进行投票。目前执行委员会委员由上述6家机构担任, 任期至2016年1月。尽管在公民教育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理念, 并且每个组织的传统目标受众也存在较大差异, 但对于美国民主和公民教育现状的失望和担忧是一致的。NACC认为美国的公民教育, 特别是学校的公民教育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1) 美国目前实施的“高风险” (High Stake) 教育考试制度实际上也已使公民教育在很多学校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2) 传统的公民教育又只是一味地普及诸如“政府有哪些部门?”、“什么是美国总统?”之类有关上层建筑却又抽象笼统的知识和观念, 放弃了公民教育发展青少年公民参与制度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这一重要功能; (3) 美国公民教育存在着的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现象, 大多数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青少年得不到高质量的公民教育, 教育资源的不均等分配直接造成贫穷和少数民族青少年与富裕的白人青少年之间在公民知识、行动和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NACC提出的“行动公民教育” (Action Civics) 既是一场关于公民教育变革的运动, 同时又泛指由NACC各成员机构设计的不同于传统的公民教育, 通过知行结合的手段进行公民教育的一系列课程和活动。

二、NACC 公民教育的实施原则

1、倡导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 (collective action) 传统上指拥有相同目标的团体为了提高团体成员的社会地位, 达到成员的共同目的所采取的行动, 通常这种行为是由该团体的代表完成。这一词汇广泛出现在在心理学,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 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

集体行动社会身份模式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 SIMCA) 认为, 集体行动的产生有以下三方面因素作用: (1) 社会不公正, 如相对剥夺 (Relative Deprivation) 、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 、贫穷等; (2) 群体效能感, 在意识到社会不公之后, 客观上具有引发变革的资源, 主观上认定通过某种统一的行为 (集体行动) 可以达到变革的目的; (3) 社会认同, 人们总是通过维护自己所在群体的社会地位来维护自我的身份认同, 在对社会不公平具备认识并拥有群体效能感的情况下, 群体的社会地位过低、群体间社会结构稳定性差是极其易引发集体行动, 同时, 群体间的界限越为模糊也会越容易引发集体行动。虽然集体行动社会身份模式认为人趋向于对于主观上的不利作出回应, 而这种不利并非必然源于客观事实。然而青少年作为公民, 这一群体在民主和公民生活中的权利和诉求长期没有受到与其数量规模相匹配的重视。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让青少年采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来维护自己身为公民所应有的权利并无不妥。如杜威所说:“民主并不是一种政治体制, 而是一种联合的生活方式, 一种共同的经验”, 青少年作为长期被排除在这种联合的生活和共同经验之外的群体在, 因他们没有特别突出的意见领袖和其它发声管道, 所以只有选择将集体行动作为传递群体呼声的方式。当然, 除应享有参与民主和公民生活的权利以外, 青少年的公民学习也不应局限于课本和间接知识, 参与真实的公民情景也是必要的。而在实际参与的过程中, 青少年将会学习到沟通、协调、合作这一系列基本的技巧, 并体会到其背后蕴藏着的民主价值观。

在公民教育中, 教育者应做到以下五点: (1) 指导青少年将民主知识、技能和价值有机融合, 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付诸实现; (2) 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辨别能力和道德行为; (3) 引导青少年了解政治制度和政治程序, 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默认的规则; (4) 引导青少年和社区志愿者一道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5) 让青少年明白如何沟通与协调, 并懂得如何在合作中建立相互尊重和信任。

2、倾听青少年心声

正如NACC的口号“放大青少年的声音, 变革我们的民主”那样, 倾听青少年心声是“行动公民教育”四个基本原则之一。NACC认为, 青少年应该有机会分享自己所知道的知识, 并能参与到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之中。

教育者应尊重青少年作为平等社会公民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教育者不能依仗自己相对丰富的经验阅历而轻视青少年的看法, 更不应肆意地对青少年发号施令。尊重应建立在对青少年作为公民教育主体的认识基础之上, 同时还应认识到青少年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尊重本身具有的民主和公民教育的意义更是民主制度所具有的自由和平等精神的体现。

这样的公民教育理念并非新鲜事物, 其具有很浓重的进步主义教育色彩, 可以很容易地在约翰·杜威和简·亚当斯的观点中找到依据。在1915年, 美国教育局 ( 教育部前身 ) 第23号公报《社区公民教育教学》中提到的社区公民教育 (CommunityCivics) 则可以被看作是“行动公民教育”的前身。社区公民教育的观点是:学校应帮助青少年认识他们自己生活的社区, 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与社区中他人的康乐紧密联系的, 甚至与整个社区的繁荣密切相关;教师的首要职责不是培养未来参与公民活动的兴趣, 而是帮助他们对已有的社会问题产生兴趣, 并充分利用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 青少年应被认为是年轻的公民, 社区事务与他们的实际利益密切相关;班级被是社会的雏形, 与真实社会一样, 每个成员的康乐都取决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而教师扮演的是指导者的角色, 传授知识和观念, 在社会地位上与青少年相互平等。

如果说, 集体行动是学生参与“行动公民教育”的原则, 那么倾听学生的声音正是教育者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尽到的职责。

3、发挥青少年特长

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上, 青少年具有有别于成年人的独特视角。很多时候, 青少年比成年人更了解其生活的社区。虽然, 相比成年人在知识和经验的数量上要落后一些, 但在质量并无优劣之分, 随着知识的不断更新,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 青少年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公民, 他们习惯使用网络来获取知识和信息, 这是他们的长辈们所不具有独特优势。而且在青少年晚期逻辑思维已经基本发育完善, 相比成年人还拥有更敏捷的大脑和更少的思维定势。从优势视角看, 青少年的上述经验、知识和看法都应被视为是特长, 是应该被充分发掘和利用的。这是青少年尊重的具体体现, 也是集体行动落实到每个个体成员身上。即从“认识到青少年有权利参与政治和公民活动”到“帮助青少年胜任作为年轻公民的角色”, “行动公民教育”不但要让每个青少年明白自己所有享有的公民权利, 还要帮助青少年在自己的社区自由行使其作为公民的权力, 从而解决当地社会实际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的行动中发挥青少年的特长, 培养青少年的公民知识、技能、责任感和胜任感, 相比空洞而教条式地要求成年人尊重青少年的效果来得更加明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对在美国社会各领域中长期存在着的成人主义和成人中心主义的反抗。

4、鼓励青少年反思

反思 (Reflection) 作为一个被反复使用的概念, 在过去几十年教育学研究中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 并将之视为获得专业能力和特长的重要途径。杜威曾说:“反省思维使有形的事物和物体具有不同的状态和价值, 而没有反省思维能力的人则不能做到这一点。”NACC也认识到反思在学生公民学习中的意义, 认为青少年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过程时, 除正确引导学生实践适当的公民行为外, 公民认识和反思也是必要的。反思能促进青少年理解社会和政治活动背后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包括理解问题背后存在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诚如杜威所说:“问题的性质决定思维的目的, 而思维的目的则控制思维的过程……任何反省思维都有一些确定的成分, 它们联结在一起, 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持续不断地运动”。事实上, 青少年只有在参与公民和民主活动过程中对所涉对象和问题产生真正意义的反思, 才有可能在公民成长的道路上达到既定目标。在NACC认为, 反思不仅仅是课外活动的要素, 也被纳入学校课程评价体系之中, 使之成为学校课程体系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主体动态元素, 并将之纳入到课程的总体评价中去。

除了以上四个原则外, 所有NACC的机构希望给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年轻人——更多获得公民教育的机会, 缩小公民教育中存在的资源配置和成果获取不平等的现象, 由于这些身处社会边缘的青少年所就读的那些位于市中心的公立学校正是这个国家学校公民教育最薄弱的地方, 由于周遭不良的社会现实, 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自我效能感差、不良行为、甚至是犯罪问题, 通过有效的公民教育他们可以对自己的现状有所觉醒, 并通过实践认识到自己拥有改变命运的力量。

三、NACC“行动公民教育”的实施

NACC的成员机构在实施行动公民教育时, 就是依据集体行动、倾听青少年心声、发挥青少年特长和反思这四个原则来组织和执行各机构自己的课程和活动。同时, 考虑到统一和标准化各机构的课程和活动, 使其能具有相对一致的“行动公民教育”特征, 在课程的实施和教学环节, NACC官网提供了标准的六个步骤: (1) 调查现状, 即分析学校、社区、城市或国家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的状况, 调查领域、范围和地点依据具体问题而定; (2) 发现问题, 找出与参与者密切相关的问题, 将重点放在最突出的问题上; (3) 开展研究, 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 找出其存在的证据, 论证解决方案。 (4) 制定策略, 青少年与其他的社区团体一起, 共同制定解决问题的行动的策略。 (5) 行动实施。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实施所制定的策略。 (6) 总结反思。对整个过程进行反思, 发展青少年的领导能力, 并对实践过程进行总结和改进。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各机构的传统及特点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各机构在活动和课程教学时并非严格按照以上六个步骤实施。如, “公民学习与实践信息及研究中心”侧重参与公民学习的青少年在公民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信息的收集, 以及行动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 甚至不直接参与课程和活动的实施, 而主要是为其他机构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源和理论工具;“米克华挑战”的活动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 活动中青少年参加诸如竞选、游说、资政等一类政治活动, 而该机构的“行动公民教育”活动在实施时, 也通常分为以下五个步骤:定位关键问题 (争取的关键人物支持) 、开展研究、培养支持群体 (构建票仓 ) 、行动 (竞选、游说) 、反思;“时代公民”则主要通过提供自制课程, 并向个中学输送经过该机构培训的大学志愿者指导教师和学生参与“行动公民教育”, “时代公民”的课程除了是以行动为中心外, 还符合美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 编制严谨。

以下简要“时代公民”行动公民教育的课程实施步骤。

教师方面, “时代公民”的行动公民教育课程由“时代公民派遣到各学校的”民主指导 (Democracy Coach) 和校方的科任老师共同实施并管理。民主指导是“时代公民”面向在校大学生选拔行动公民教育课程指导教师的项目, 经过筛选的大学生在接受“时代公民”培训后成为该机构的民主指导, 并被遣往各个使用该课程的学校, 负责向中学生传授政治活动的相关经验、协助科任老师管理课堂, 并对科任老师就课程实施提供指导建议。民主指导申请人应是在校大学生, 具有:社区工作的兴趣和相关经验、优良的在校成绩 (GPAs 3.0以上) 、较强随机应变能力、优势视角看待学生、奉献精神。

课程方面, 共分四个单元, 加上预备环节, 共五个板块。每个单元之下设有数量不等的若干节课时, 通常总计为九个课时, 集中在前三单元, 流程如下:

(1) 预备:在第一单元正式开始前, “时代公民”的民主指导 (Democracy Coach) 会先到班级摸底, 观察情况, 在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和项目介绍后, 开始向学生介绍“时代公民”的整体背景, 让学生了解这是一个以学生成员为主体运行和管理的机构。介绍的目的是让学生对本学期公民教育课程的背景和要求有所了解, 明确学习目的和意义。

(2) 第一单元, 问题定位:第一课, 教师向学生介绍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从如何在脸书 (Facebook) 上发起运动到如何进行政治游说, 教师要求学生对上述策略的有效性进行排序, 帮助学生了解策略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 引导学生在接下来的游说活动中应用这些策略, 本学期的课程将围绕这一既定的策略展开;第二课, 将学生分组, 要求学生对身边发生热点和希望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按重要性进行排列, 确定优先解决的问题;第三课, 学生说明自己为什么希望优先解决某些问题, 并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 由集体投票决定, 对问题和热点进行初步筛选后, 就剩余问题进行磋商, 最终选出众人普遍相对关心的问题;第四、五课, 学生着手研究问题, 收集问题存在的证据、考察相关书面和网络资料来源和内容的可靠性、咨询有关专家、制定行动时间表, 并要求学生对解决问题的目标、策略和预期结果加以陈述。

(3) 第二单元, 行动计划 (选择行动的对象) :第六课, 明确头号目标人物, 即对解决该问题最具有影响力的决策者 (议会成员、政府官员) , 草拟所要向目标人物提出的质询, 分析目标人物对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 推测他可能给出的回复或者辩解;第七课, 确定次要目标人物, 罗列能对决策者决策产生影响的个人和团体, 以争取他们的支持;第八课, 制定接近目标人物的策略, , 并制定组内工作计划和人员分工计划。

(4) 第三单元, 接触目标人物:第九课, 依计划和策略接触相关目标人物, 对于决策人, 可以直接采取电话建议、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出意见, 而对于次要目标人物, 则可以通过撰写专栏、集会、主题研讨会等方式争取他们的谅解和同情, 必要时, 在突发状况下, 民主指导和教师可以应指导学生根据特定情况随机应变, 在游说这些目标人物时, 应注意语言和文字的使用技巧, 采用团队合作的方式, 实现自己的目标。

(5) 第四单元, 总结与深入:本课程结束后, 所有的参与“时代公民”课程的学生可以在公民日 (Civics Day) 展示自己这一学期取得的成果, 届时还会邀请没有参与课程的青少年、成人和官员参观;参观者将就成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意见和建议将作为评审意见反馈给展示成果的学生;通过这一活动, 参与课程的青少年反思自己过去一个学期的努力, 并通过和同龄人以及成年人的交流, 找到继续努力的路径。

四、结语

行动公民教育是美国近一段时期对过去几十年来公民教育地位边缘化、过分依赖间接知识传授的教学、公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诸多不利现实矫正的产品, 是对片面关注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忽略青少年公民责任感和能力发展的弥补或纠正的尝试。行动公民教育的价值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增进公民的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愿望和能力; (2) 给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年轻人更多获得公民教育的机会, 缩小公民教育中存在的资源配置和成果获取不平等的现象; (3) 行动公民教育反对片面的注重学生的成绩, 但并未因此忽视学生基础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当然, 行动公民教育也引发了美国一些保守教育学者的担忧, 担心行动公民教育有可能导致人们通过“集体行动”而不是“政治程序”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会引起搭顺风车和给猫挂铃一类的执行力不足的现象, 同时青少年处于一个不完全发展的时期, 过分相信青少年的自决能力, 在过分的赋予这一群体权利也并不可取。就有学者认为行动公民教育过多地强调了社会和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 而没有看到美国民主社会的价值、前景和基础;过多地强调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技能而忽略了对有关公民的知识内容理解;行动公民教育在性质上与服务性学习类似, 是解决社区问题的一种途径, 这种方法如果离开了课堂知识是缺少学术理论的支持。切斯特·费恩 (Chester Finn) 就担忧行动公民教育是“小朋友过家家式的行动主义”, 并反对联邦介入和支持这种形态的公民教育。

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3

[关键词]微博兴起背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挑战与应对

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网路媒体以及新型的网络社交服务方式，具有强大的功能来满足大学生的自我发展需求，微博也逐渐通过散播海量信息的方式来获得大学生的青睐。微博在传播相关信息的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信息传递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笔者将根据相关工作经验，探讨微博兴起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方案。

一、微博的兴起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性

新兴媒体的兴起总是能够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广泛关注，严重点会改变大学生的生活习惯以及行文习惯，其中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于此。但是，微博的发展却并没有产生温暖人心的效应，反而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了挑战。

1.微博信息内容的广泛性导致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偏差

由于信息内容的海量以及复杂，信息传播的空间限制被打开，所以一些不合法以及不健康的信息也充斥在门户网站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高校不能够像初高中阶段一样牢牢的管住学生，进行有效的监督，高校教师只能够有意识的避免不合法以及不健康的信息出现在大学生的视野中，因此高校教师也难以扮演好相关角色，无法完全把不合法以及不健康的信息消除在大学生的视野范围之内。大学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获取相关信息，但是却很难对信息进行辨认与排除，往往会出现人云亦云的情况。根据相关报道资料结果显示，微博的发展促进了互联网的大规模围观，也让一些诽谤消息以及反马克思主义消息迅速的传播到微博中，激发起大学生的猎奇心理。另外，微博中的转发功能成为了一个良好的信息制造加工厂，所有的不健康以及健康的信息都会得到更广泛的展示。其中尤以一些比较腐朽的或者落后的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等消极信息传播更为广泛，给未踏入社会的法学生带来强大的心理以及视觉冲击，让其道德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意识被广泛削弱。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体地位以及作用被大大削弱

在初中中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学生往往能够以非常认真的方式来做笔记或者认真听讲，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也可以树立起强大的威信来获得学生的认可。但是，随着微博的兴起，继而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活动以及各项组织的执行力减弱。大学生可以通过微博的信息浏览来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且形成自我认识或者能够超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认识，继而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体地位以及作用被大大削弱情况的出现。

二、微博兴起背景下理性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构建全校思想政治教育微博教学体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正确的意识到微博的作用以及功能，跟随者时代的发展将微博纳入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并且合理有效的利用微博，建立全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微博教育体系。上述所说的体系中以大学生为主体，让其能够充分的了解本校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以及相关新闻等，让大学生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以及相关领导者能够进行亲密友好的沟通，迅速的补充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知识，让大学生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权威性以及教学时效性。

2.利用微博的相关功能来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深度辅导

根据相关资料研究结果显示，北京高校的大学生能够得到辅导员个性化的深度辅导。而深度辅导就是在对大学生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加强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指导，进一步的帮助学生能够解决生活中以及思想政治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在指导的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秉持着个性化以及针对性的原则避免缺乏新意以及机械化的相关操作，注重心灵沟通与交流，维持和谐友好的师生关系，关心大学生内心深处的想法，并且利用好微博的相关功能拉近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距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大学生。

三、结语

综上所述，微博是一把双刃剑，正确的利用好微博的功能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的认识；相反，摒弃微博或者片面的说微博不好只会让大学生远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 孟庆新.微博兴起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J].科技创新导报，2015，12（7）：153-154.

[2] 胡丽君.微博兴起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究[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12（3）：31-34.

[3] 戚佳锐.“微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微博、微信为例[J].华夏地理，2014，12（8）：23-24，25.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历史背景 篇4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新阶段，包括两点：其一，凭借不平等条约，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其二，在经济上加紧掠夺航运、铁路和扩大投资设厂。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不断加深了民族危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外部原因。b清政府的统治更加黑暗。《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新政”未能使清政府摆脱内外困境，反而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国内矛盾也日益尖锐。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内部原因。c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速发展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新政”中奖励实业的政策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中国人民收回利权的反帝爱国运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鼓舞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士气，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更多的人投资实业，增强了民族工业的实力。这样，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为民主革命运动准备了物质和阶级基础。d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相互交织，斗争的焦点指向清朝统治。这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强大动力和群众基础 编辑本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901～1904年间所实行的“新政”，是在《辛丑条约》之后，中外反动势力完全勾结起来的情况下实行的。伴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这种形势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乔装改扮，以挽救灭亡的命运。b从“新政”内容角度看，“新政”的实行对外是为了取悦于列强，以表明清政府能适应列强的需要；对内则为了恢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上层对其统治的支持，以寻求同资产阶级的某种妥协，从而遏制革命，摆脱危机。但“新政”无法挽救满清政权灭亡的历史命运。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是重点。伴随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它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掌握这一内容，能使学生对于革命爆发后形势的迅猛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编辑本段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什么没成功

1、，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期)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一股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浪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于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迫使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施新政。

因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又因为这次变法历时仅103天，又称“百日维新”。从而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次变法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和进步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的反帝反封建也有其不彻底性。“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依靠封建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是根本不可能的。

2、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训(革命派时期)

①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②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

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胜利后又吸收旧官僚和立宪党人。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组织涣散、领导成员的政见不一有关。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虽然力图以中华革命党重新组织，挽救失败，但未成功。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

①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

②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中国同盟会，组织涣散，派系复杂。

③革命党人在发动起义过程中单纯依靠会党、新军，部注意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武装。

④武昌起义成功后拱手把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交给旧军官黎元洪和立宪党人。

⑤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使各省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从而控制了大部分地方政权。

⑥武昌起义后，在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压力下，同意停战议和。

⑦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系列部平等条约继续有效。

⑧在帝国主义压力下，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进攻下，在袁世凯的欺骗下，革命党人被迫妥协退让，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客观与主观、外部与内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历史的逻辑、人民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则顺应和驾驭历史规律，发挥了先锋、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于中国国情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性进步指明了方向。80年来，中国共产党也摔过很多跟头，有过不少失误。但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我们党更加坚定地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建国后，我党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间有过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但我们党自己认识和纠正了错误，又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使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初步掌握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大的理论、路线、战略、蓝图，中国社会的发展才有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发挥强大的组织和领导功能，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而努力奋斗。回顾近代中国挨打受辱、战乱不已的历史，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居然抵挡不住外国殖民者的攻击，以致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在统一的国土内，曾经有那么多军阀割据一方，你争我夺，制造了无数的战乱和破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列强，在中国寻找和操纵他们的代理人，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闹剧？原因当然有制度的没落、政治的腐朽、经济的衰弱、科技的落后等等，但人心涣散、四分五裂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表现。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就必须把全体人民凝聚起来，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谁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各种不同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政治势力，各种不同的人物，都曾经做过尝试和努力，但谁最后成功了？没有。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全国范围（除台湾以外）的人民团结和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通过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通过采取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56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通过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和扩大了全

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通过“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洗雪了百年耻辱。百年中国，能够由乱而治，由散到统，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业。没有中国共产党发挥的组织、凝聚、引导、团结作用，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建立了一整套先进和崇高的价值体系，继承、吸收和弘扬了中外先进文化，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通过逐步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了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鉴别，接受了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逐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基本理论，不仅指导着党自身的全部行动，而且广泛传播和深深融合于中国社会的肌体和人民的思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还大量吸收了外国的其他许多文明成果，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外文化的交流更加广泛。邓小平要求的“放眼世界”、“赶上时代”、“三个面向”等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世界，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校园快递行业的背景 篇5

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大学求学，与家里亲人和在各地的朋友、同学的物品信件来往，现在主要依靠快递，方便快捷，尤其是节日、假期前、毕业生离校前的几个时间段，学校快递的业务量很大。现在行政办公人员的公文信件、各系办公室与毕业生、各地公司企业的文件等传递也主要依赖快递。

在2013年校园快递市场调查中，65%的学生使用过快递。这个比例是以每年15%的比例上升的，这些都会使学校快递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同时这些需求分析也说明了校园快递网点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学生校园快递最初只与申通公司开展合作，但随着校园市场需求量的扩大，更多的学生看到了这中间的商机，于是陆续把圆通、韵达、中通、汇通、天天、EMS、等多家快递引进了校园。

一个小小的大学市场，引起了多家快递品牌的激烈竞争。当然，这都是由学校学生主导的，因为这个市场说大不大，各家快递公司不会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来争夺这个小市场，但有学生自愿来参与，快递公司当然愿意不费力的获取点利润了。本来如果这个小市场只由一家快递来做，利润还算可观，但一旦市场被瓜分，各家分得的利润就很少了。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争抢，现在校园的竞争主要有四块构成：一是申通和圆通合力构成一个点；二是圆通一个点；三是汇通和韵达合成一个点；这三块都是学生操作的，第四块不是由学生主导，由EMS公司直接和学校合作，把行政办公市场垄断。这样一个格局已基本稳定。

由于学生市场不是顺丰和联邦快递等的主要客户群，所以他们只是把件派到学校门口，并不愿在学校设立代理点。这也是公司经营管理模式所决定的，直营模式不接受代理和加盟。

论契约自由原则兴起的时代背景 篇6

一、契约自由思想的产生

契约自由作为一种思想的产生,可追溯到罗马法时期。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编写了《法学阶梯》,其中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经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的产物,当事人之订立的契约具有法律效力,非经当事人双方的同意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罗马法的契约自由思想,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2]

罗马法上的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罗马古时,市民法上的“铜块加秤式”是最早的契约形式,即交易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按一定的程序行为,说出固定的套语,并有证人在场,交易行为方有效。“仪式不但和允约本身有同样的重要性,仪式甚至比允约更为重要”。[3]“铜块加秤式”契约必须严格遵照程式,至于这种固定的套语是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法律则并不过问。契约缔结的这种重缔约形式、轻当事人意志的作法,使得契约自由无从谈起。因此,虽然市民法上把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作为契约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合意不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契约自由思想在市民法上还未充分地得到体现。

万民法上的诺成契约最终体现了契约自由的思想。在诺成契约中,一切形式上的要求都被省略了,当事人的合意是契约成立的唯一要素。契约也只有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方可解除。这其中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极具生命力的契约法原理: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契约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这一原理被后世概括为契约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契约自由。诺成契约的出现是契约史上的一个伟大开端,正如梅因爵士所言,诺成契约“在契约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阶段,所有现代契约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3]但是罗马社会毕竟是奴隶制社会,公开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契约自由也只能是自由民之间的自由。同时诺成契约的效力虽然被市民法所承认,但它并没有触动市民法的契约传统,市民法的契约制度与万民法的契约制度并存,并且市民法的契约形式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契约自由在罗马法中只是一种思想,并且只反映在诺成契约一种形式中,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尽管如此,罗马万民法中的诺成契约对后世法律的影响仍是不可抹杀的,它为近代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埋下了“生命的根”。

二、契约自由原则兴起的时代背景

从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封建的身份关系和等级观念受到了冲击,个人逐渐从封建的、地域的、专制的直接羁绊下解脱出来而成为自由、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从而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契约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为资产阶级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条件。

在思想上,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为契约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基础。[4]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5]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体现了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其次,人文主义的伦理观奠定了契约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的伦理观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取得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意志自由是自然涌现不受其他任何东西制约的,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并且对自由的限制越少越好。[6]因此,契约自由原则伴随着思想上的解放逐步兴起。

在政治上,17、18世纪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新兴资产阶级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府,人民与其订立的社会契约是国家和政府产生的法律基础。履行社会契约和维护人民的自由也就成了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的天职便是捍卫契约自由。因此,代议制民主政体是契约自由的政治保障。[7]

在经济上,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国家逐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近代市场经济开始形成。资本、社会财富甚至劳动力都作为自由流动的要素通过市场来进行自发配置。不仅商品的交换需要通过契约来完成,就连劳动力的交换也要借助于契约来实现,这使得契约的适用范围空前扩大。[8]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对契约大量的需求,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对契约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才有了运作空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契约上的自由。

三、契约自由原则在资产阶级立法中的确立

正是因为契约自由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同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又为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因此,19世纪契约自由观念蓬勃发展起来,并被作为一项原则被各国陆续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1804年《法国民法典》最先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的产物,任何人,包括法官都没有权力对契约进行修改。该法典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这是关于契约解释的一条重要规则,即探求真意原则。[9]法官在解释契约内容时只能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即使当事人并没有在契约中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真意,法官也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当事人,而只能努力探究当事人想在契约中表达出来的意思。这项规定把当事人的意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因此,《法国民法典》可以说奠定了自由主义近代契约法的基础。

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同样也确认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在第133条、154条、305条、349条等条款中均有论述和规定。《德国民法典》对契约自由的表述虽不是很直接,但其所体现的思想也是契约自由,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的产物,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是否一致,契约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契约的解除也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无论是缔约的方式或对契约内容的解释,都应当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

在英美法中,曾经极为流行的意志理论认为,契约法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个人的意志,契约法赋予单个公民订立合同的权力,并规定了签约程序。通过订立契约,单个公民创立了法律义务并使其目标生效。对于自愿形成的私人关系来说,契约法就像一部宪法,而具体的契约则像在宪法下颁布的法律。[10]英国19世纪著名的法官之一乔治·杰塞尔爵士宣称:“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的另一件事更重要的话,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应拥有订立合同的最充分的自由权利。如果他们所订立的合同是自由的或自愿的,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合同是神圣的,并应由法院强制执行”。[9]美国最高法院在1897年奥乐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判决中声称,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缔结所有能够成为适当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约的自由。[11]

教育行业兴起的背景 篇7

[关键词]公民社会发起；发展阶段；分歧

一、公民社会研究在我国兴起的背景

(一)公民社会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系列理论探讨的继续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中国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但是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变革往往导致了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了社会结构的解体和社会失序，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又向传统回归，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长期处于这种两极徘徊的尴尬境地。

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两难症结，我国理论界一直在努力探索解决办法，并在探索中产生争论。例如，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关于现代化路径选择的“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但是，这些争论都未能很好地回应和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两难症结。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找到了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这一理论资源，希望通过对公民社会的研究能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或理论指导，这就导致了公民社会研究在我国的兴起。

(二)公民社会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公民社会理论复兴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出现福利政策陷入困境、市场调节失灵等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深刻反思，他们重新找来了公民社会理论，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紧张的关系进行检讨、批判并做出调整，希望通过对公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

另外，促使西方公民社会理念复兴更为直接的原因，乃是东欧及原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转型的过程。苏东剧变或者说苏东国家的“国家主义”的彻底失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国家的理论家们开始重视国家干预主义的危害并着手研究公民社会理论，希望通过在国内发育公民社会的途径，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中国理论界在苏东剧变后也进行了及时、深刻的反思，注意汲取他们的教训。反思的成果之一，就是积极探讨在中国培育公民社会的可能性，以此实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顺利转型。

(三)公民社会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是理论界寻找新理论解释我国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结果。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变化，如社会资源开始自由流动，社会出现分化，社会自主空间确立，政府职能转换，公民独立自主意识增强，大量民间组织涌现等等。如何解释这些新情况和新变化，并在这些新情况和新变化背后寻找促使社会继续向着健康有序方向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摆在我国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由于我国现有的理论资源中缺乏相关理论来有效解释当前这些现象，而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却正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这也促使了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二、公民社会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20世纪末。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迫切需要重新认识和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科学的现代化的经验来推动自己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近些年也得到重新复苏的理论。在这一阶段，中国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价和对概念移植问题的讨论上。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堪称是当代公民社会研究之滥觞。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在中国建构公民社会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建构公民社会展开激烈讨论。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制度创新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因与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相符合而更加兴盛。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特别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自主空间的建构以及第三部门的发展等问题进行切实的论证。其代表人物有俞可平、何增科等人。

三、公民社会研究中存在的三大分歧

(一)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对中国学者而言，建立公民社会概念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西方的概念移植到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文明社会”、“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四种不同译法，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纷纷从中选择其认为最合适的译法。

随着对“civil society”的深入了解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复兴，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公民社会”的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最近几年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再者，就“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而言，本来侧重的就是公民权利和公民的政治参与，所以在当前，“公民社会”确实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总之，到目前为止，对于“civil society这个词最适合中国语境的译名是什么，目前在学术界还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二)在界定公民社会时采用的二分法和三分法。中国学者在界定公民社会概念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第一阶段主要采用二分法来界定公民社会，第二阶段主要采用三分法来界定公民社会。

第一阶段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邓正来为代表用二分法来界定公民社会，也就是把整个社会划分为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两个领域。这也是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识。邓正来给公民社会下的定义是：“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这是典型的把整个社会划分为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两大领域的二分法。

第二阶段是到了20世纪末，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术界逐步对三分法(即把社会划分为政治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领域)产生了兴趣。这种划分法是由美国学者柯亨和阿拉托提出来的。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公民社会是不同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独立领域。这一时期中国采用三分法的代表人物有俞可平和何增科等人。如俞可平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和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当然，在这一时期仍然有学者采用二分法，如王新生等人。大体说来，在中国学术界凡是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大多采用三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