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文明行为（通用9篇）
公共场所文明行为 篇1
公共文明行为论文
文化视域下城市居民公共行为文明研究
摘 要：在三个城市问卷调查基础上，以国际比较模式探讨了城市居民公共行为文明问题。研究发现，目前，北京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程度最差，首尔次之，东京情况最好。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深层次的历史、经济、社会原因，既体现着“东亚文化圈”的文明变迁，又折射着不同国家的国民性。我们在发展现代化，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不仅要注重物质建设，还要关注人文建设，应对公民素质问题引起极大重视。可以通过教育方式的改进，提升公民个人文明意识，培育公共文明精神;通过政府的引导、管理，加强制度文明规范。
关键词：文化视域;公共行为文明指数;东亚文化圈
城市公共文明是近年来人文研究领域比较关注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不在少数，特别是中央文明办从起委托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对全国文明城市和先进城市进行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并进行排名公布，很多城市的公共文明问题研究也逐渐兴旺起来。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对本市自身研究，鲜有跨文化、跨国度的探讨。笔者于7月开始参与中日韩三国城市管理项目的研究，通过大量派发问卷获取了有关北京、首尔、东京市公共文明状况的一手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篇文章，着重探讨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希望在国际比较的模式下给我国公共文明的构建带来一定的借鉴。
1 公共行为和文化视域的内涵
在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中，现代公共领域概念主要涵盖了政治公共领域、文化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公共领域这三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独立性的论题。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笔下被称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个体在公共生活场景中与没有特殊关系的他人之间交往互动，构成日常生活公共空间研究的主题，但又不止于此。笔者认为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包含两个方面： 1、日常生活的物质公共领域，主要体现为政府配置的公共设施等;2、日常生活的精神公共领域，主要体现为个体(居民)公共行为。本文讨论的议题是公共文明中日常生活的精神公共领域文明，即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
文化视域的拓展是20世纪文化研究的重大成就。与视域这个词对应的英文是perspective。这个英文词的中文释义，有透视、远景、展望、观点、见解、事物相互关系的外观、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等等。在文化视域下研究问题，我们首先要追溯文化的定义。学者们在追溯当代文化研究的渊源时大都追溯到泰勒的文化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他的定义打开了消融文化与文明界限的先河。这样，研究对象的范围得到扩展，研究文化问题的视野开始覆盖多个学科。文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统一体，文化精神渗透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部门和领域。所以文化研究应当将文化的各个部门、各种起作用的因素作为一个有机的综合体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种联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对其所含人文精神的综合考察就是一般的文化研究。文化是历时性的、动态发展的，是一种活体，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过去，我们的文化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化人类学和文献学方法，视野不够开阔，在新时代的文化研究中，有必要综合现有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求得理论上的创新，在文化视域的广阔天地里，来揭示我们想要接近的真理。
在文化视域下探讨公共行为文明问题，可以将问题放在多个层次去探讨，放在东亚文明圈背景下，放在各自国民性民族文化背景下去探讨。
2 公共行为文明指标体系的建立
公共文明问题在我国行政层面的关注主要体现为国家精神文明办举办的年度精神文明城市的评选上，关于公共文明涉及的具体内容，每个城市根据每年的具体情况会有所更新，目前关于公共文明具体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只是有个大概的范畴。
公共文明指数是描述市民文明素质发展状况、评价市民文明素质发展水平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成效的重要工具，包括城市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益行动、公共交际等项目内容。本文将公共行为文明指数分为四个一级指标与八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后括号内的为二级指标)。一级指标：A.公共卫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公共场所吸烟)、B.公共秩序(车辆违章驾驶、行人闯红灯、上车不排队)、C.公共交际(让座)、D.公共礼仪(大声喧哗)。四个构成指标处于不同的层级，所体现出的文明内涵要求和意义是不同的。在四个一级指标概念中，公共卫生与公共秩序更多地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客观行为表现，给人以直观的即时感受，可以通过社会管理来对其进行规制;公共交际与公共礼仪更多地表现为人文空间的行为符号和精神折射，体现主体的自身修养的和素质，这主要得通过主体的自我规范来实现。我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构建蕴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价值原则： 基于利益纽带的工具性价值，在自主意识与伦理责任之间达成均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及在“健全的个人主义”之上的体现着“健全的人道主义”的公共精神。
八个二级指标在我们的问卷中被设计为选项，分别考察北京、首尔、东京三个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程度。
3 北京、首尔、东京三城市居民公共行为样本分析
公民素质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过程中所具有的体魄、智力、思想道德总体水平。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一座城市市民的公民素质往往体现为城市的软实力，而公民素质的提升是与城市中的不文明行为成反比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北京市民最经常见到的不文明行为(按从多到少排列，包括“比较常见”和“非常常见”两个选项)依次为：行人闯红灯(70.1%)、大声喧哗(69.4%)、公共场所吸烟(67.3%)、上车不排队(63.2%)、乱扔垃圾(57%)、随地吐痰(53.7%)、车辆违章驾驶(49.4%)。如图1所示： 首尔市民最经常见到的不文明行为(按从多到少排列，包括“比较常见”和“非常常见”两个选项)依次为：大声喧哗(50.2%)、车辆违章驾驶(49.2%)、公共场所吸烟(48.6%)、乱扔垃圾(42.8%)、随地吐痰和行人闯红灯(41.8%)、上车不排队(36.9%)。如图2所示：
东京市民最经常见到的不文明行为(按从多到少排列，包括“比较常见”和“非常常见”两个选项)依次为：公共场所吸烟(40.1%)、行人闯红灯(39.6%)、随地吐痰(32.5%)、车辆违章驾驶(25.3%)、乱扔垃圾(23.3%)、上车不排队(20.7%)、大声喧哗选项缺失。如图3所示：
通过以上三个图表可以看出，在公共场所吸烟、行人闯红灯、车辆违章驾驶、上车不排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大声喧哗(东京缺此项数据)七个不文明行为的表现方面，选“比较常见”和“非常常见”选项的市民中，北京市民比重最高，接下来是首尔市民，最后是东京市民。如图4所示：
由图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文明行为表现方面，北京市民表现最差，首尔市民次之，东京市民的公共行为文明程度最高。在多项不文明行为表现中，北京市民都遥遥领先。
在公共交际范畴中的“让座”这一文明行为上，北京市民表现得最好，东京次之，首尔位列最末，东京和首尔的差异并不是很大。这是否可以说在这方面，首尔和东京市民的文明程度比北京市民差呢?就国民性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并不能单从中国文化角度看待首尔和东京市民让座行为的相对较少，在中国文化里，让座代表着对弱者的同情与帮助，但在其他东亚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里，让座也许会使站立者自尊心受损，因而人们出于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而很少给别人让座，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恐怕涉及到深层次的国民性问题上。
4 有关东亚文化圈与中韩日三国国民性的探讨
中国、朝鲜(指以前的朝鲜半岛、包括韩国)、日本三国地处东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文化圈”。三国深入而持久的文化交流从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隋唐时期形成第一个高潮，宋元以后进一步深化。韩日积极吸收汉文化，并有所创新，三国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历史上相对稳定的“东亚文化圈”。进入近代以后，中、朝、日三国关系与整个地域性国际关系密切相连，相互影响。这一时期，西学东渐思想给东亚三国传统社会带来强烈冲击，各国为了民族独立、富国强兵，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各自经历了一番挣扎。
百余年来，中国与韩国、日本在文化方面渐行渐远，该地区从原来的“共同文化圈”或“相近文化圈”变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文化冲突圈”之一。近现代以来，韩国和日本一直在极力去除中华文明对他们国家民族文化的影响痕迹，去(中国)中心化写作同时也是自我中心化写作，它并不等同于“去传统化”或者“去儒学化”。因为韩国民间社会关系、家庭伦理乃至节日习俗中还保留着大量儒学价值。日本没有韩国这么明显，但也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实质上是吸取中华儒家文明精华的同时又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抛却传统现象严重，失去了自身文明曾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部分优势。东亚国家的现代性进程有两个明显的驱动力，一个是向西方看齐的驱动力，一个是自我中心化叙事的驱动力。这两个驱动力共同构成了东亚诸国疏远于“中华中心主义”、当代中国疏远于过去的传统的主要力量。这种西方取向的驱动力在今天东亚各国的文化发展中依然明显可见。
在深刻理解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明的发展态势后，我们发现了中国人公共行为文明程度低的最根本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期间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方面的不平衡发展，面临的抛却文化传统的现象严重，我们的文化在逐渐失去传统的根，失去了中华文明曾经赖以辉煌的价值观，而在向西方学习的取向里，我们的公民社会意识和规则意识还没有被良好地培育起来，在这一点上韩国与日本都比我们做得好。
中华民族性变迁在实际地发生着：这个变迁经常是从身边开始的。身边文明与身边不文明同时存在着，身边不文明更值得重视。公共文明将随着公民社会之完善与成熟而占据重要位置。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资源配置不太合理的大国里，要求人人事事都能达到文明标准是不可能的。但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不同国度生活规则的尊严线是必须恪守的。不因身边的不文明而丧失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公共参与是公共文明水平提高的综合性要素，是应当着力倡导的人性呼唤。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反映，是精神现象的总和，包括社会的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从社会意识主体的角度看，社会意识包括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个体意识是主体为个人的社会意识，它是个人独特的社会经历和社会地位的反映，是个人特有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个体意识包括：自我意识、环境意识、个人与环境关系意识等内容。群体意识是主体为群体的社会意识，它是一定的人群所结成的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意识，是为适应一定群体的实践需要、维持群体的一定社会关系和利益服务的，是对群体共同的社会经历、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的反映，是群体共同实践的产物。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我们的教育，无论是从学校起始的文化教育，还是在社会中的宣传教育中，都应该不断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培养每个人良好的社会意识。
5 提升城市居民公共行为文明程度路径探索
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程度不仅彰显着一个城市的形象，影响着城市的未来发展，还关乎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形象。通过此项跨国实证研究，引起人们对中国公共文明现状的担忧，同时意识到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文明建设的任务艰巨。但凡涉及到精神文明问题，所有的建设和改善都不可一蹴而就，都需要长期的系统规划和实践。
5.1 增强居民的社会意识，培养良好社会风气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理和价值观念存在很多迷茫，又由于社会治理相对不完善、社会管理比较滞后、公共服务不够发达等原因，社会风气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人们对良好风气充满期待。在此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优良党风带政风促民风，为公共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舆论引导、制定政策、典型示范等方式增强人们的社会意识，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还要宣扬共建公共文明，共享文明成果的理念，让民众意识到个体的公共行为文明与否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把自身做好了，整个社会风气好了，个体也会享受到整个社会公共领域文明的成果。 5.2 大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做好公共文明规则设计，建立公共行为文明指数测评制度
在文明社会建设中，各级政府承担着社会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在公共文明建设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激发市民的群众意识。建立公共行为文明测评制度，及时掌握舆情，更好地推动部门履职，更有效地激发公众参与。制订和推广科学的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除了对公共物质文明长久以来的重视以外，要更加重视公共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公共行为文明测评方法，及时掌握、监督居民公共行为文明程度，发现问题后有针对性地整治，以提升整个城市的公共文明程度。
城市公共领域不是封闭空间，城市具有商品流通、人口流动、各种社会交往频繁密切的特征，非常需要有效的规则来对居民的公共行为予以规范。哈耶克曾提出“自发秩序”，他指出，在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经由“试错”过程和“适者生存”的实践以及“累积性发展”方式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自生自发秩序”。对于这种“自发的秩序” 的实现，我们期待居民能够通过更多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以提升他们的社会意识、促进公共行为的文明来达到。但除此之外，为了更有效地提升公共文明程度，我们还应该建立“设计的秩序”，通过政府的教育引导、规则的制定等来促进、监督、规范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培养居民的规则意识。
5.3 将提升居民公共行为文明程度与城市气质建设结合起来，打造具有优良公共文明秩序的城市名片
城市的气质是城市的灵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也折射着个体的灵魂，城市的灵魂由千千万万个体的灵魂集聚而成。衡量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城市的人居环境、市政配套、生态条件等公共物质文明程度，更要看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和人文底蕴，而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是这方面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城市是文明的集散地，是现代化的象征，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发展形象和文化气质，这些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名片。在塑造城市名片的过程中，公共领域的文明程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代表着城市的软实力。人们想起一座城市的时候可能不会首先想起这座城市的居民素质是高是低，但是如果居民的公共行为不够文明，那一定会令城市形象大打折扣。在当前全国大力开展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在以人为本、构建现代文明城镇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我们大力关注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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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文明行为 篇2
近十几年来西方涌起一股对组织中错误行为研究的热潮, 比如攻击行为、暴力、身体虐待、越轨和反社会行为。之所以对工作场所这些错误的行为进行研究是因为它们普遍存在, 并且给组织带来较为严重的后果。文明的基础是尊重于此相比, 不文明意味着粗鲁和违反尊重标准。虽然组织研究有关不文明行为仍然处在初步阶段, 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人与人之间螺旋式的的冲突和不断升级的侵犯现象。研究表明, 在工作场所的低强度侵犯可能会导致侵犯行为的螺旋上升, 导致其更具有针对性并伤害彼此。
Andersson和Pearson最早提出来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概念:违反工作场所中相互关心、相互尊重这一规范的行为, 是一种低强度的、伤害意图不明显的行为。Burnfield等人认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明显地表现为不尊重他人、贬低他人及侮辱他人等。
不文明行为对于那些目击了对个人和组织实施不文明行为的人, 以及在工作中有不文明行为经验的受害者, 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Montgomery, Kane, 2004) 。在工作场所中, 当不文明行为没有被处理和阻止时, 工作场所虐待行为就会趁机增加, 如职场暴力 (Andersson&Pearson, 1999;Porath&Erez, 2007) 。
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和其他反生产行为的区别。例如, 反生产和人际侵犯行为被定义有故意伤害他人的意图 (Baron, 2004;Neuman&Baron, 2005) , 而不文明行为意图模糊或者没有恶意, 它比恐吓或者暗中破坏程度要轻。Pearson (2005) 等人认为, 当一方的无礼行为被另一方感知, 并导致了无礼行为演变为“针锋相对”的不文明行为时, 工作场所无礼行就会螺旋式升级, 当达到某一临界点时就演变为暴力行为。
不文明行为和暴力行为最大的区别是伤害的意图不明显。当个体表现出不文明行为时, 他可能会去伤害别人, 也可能不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意图。做出不文明行文的人可以说是由于其他人的误解, 或者说是他人过于敏感等。而有攻击性行为的人伤害的意图很明确。
Keenan and Newton (1985) 指出, 未解决的工作场所的冲突是组织中最大可缩减的成本, 工作场所冲突会给组织带来极大的损害。不幸的是, 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因其变异程度较轻让管理者认为不值得关注及干预而变得非常盛行。因此, 不文明行为行为成为一个亟需进行学术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四个特征
(一) 强度低
相对于暴力和攻击性行为来说, 不文明行为一般是一种强度较低的行为, 此外不文明行为不仅限于语言上的不文明, 其中还包括一些例如忽视、排斥等非言语上的对人不尊敬的行为。虽然强度较低, 但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强度较高的行为。犯罪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均表明人际暴力行为一般始于强度较低的不当对待以及粗鲁的言语或行动 (Goldstein, 1994) 。
(二) 伤害意图不明显
员工实施不文明行为有时是有意的, 有时是无意的。由于不文明行为的目的具有模糊性, 实施者就容易否认或者掩盖其伤害故意性, 忽略其行为带来的后果, 或声称对方误解了其行为, 或声称对方过于敏感。
(三) 违反相互尊重的准则
工作场所的准则是个体所工作的环境中的准则, 由基本的道德标准和从这个环境的传统中产生的规范, 包括那些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政策、规范和程序中所描述的一些规范 (Hartman, 1996) 。虽然由于文化、组织和产业的差异, 工作场所的规范和准则千差万别, 但是每个工作场所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认识和情感使彼此之间互相合作 (Solomon, 1998) , 不文明行为就违背了这些准则。
(四) 粗鲁或者不礼貌的行为
不文明行为是一种行为, 主要表现为粗鲁或者没有礼貌, 例如随意打断他人说话。
三、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后果
(一) 对个体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是情绪低落、失望、郁郁寡欢、焦虑恐惧、感觉受到伤害、孤立感等, 降低员工的合作积极性和减少了相互理解, 以及感到恐惧、焦虑和困惑。Andersson和Pearson (1999) 认为由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伤害意图不明显, 且强度较低, 不易辨认, 极易对个体造成伤害。当受害者指出不文明行为时, 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则会进行狡辩, 称该行为是无意的或疏忽造成的, 以逃避惩罚。若该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或者领导在处理该事件时明显偏袒实施者, 会使受害者产生一定的恐惧和不信任感, 甚至产生报复的念头。Johonson和Indvic (2001) 认为不文明行为导致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 在该环境中不文明行为极易升级为暴力行为, 对员工造成身体或者心理伤。Vickers (2006) 分析了组织中不文明行为对员工及其服务对象的影响, 认为不文明行为使得员工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减少, 孤独感增加。若工作人员之间的不文明行为被他们的服务对象觉察到, 有可能导致对该组织提供的服务产生质疑。Magley (2008) 认为不文明行为导致员工彼此间充满敌意, 工作环境不再充满乐趣, 进而使员工感到很压抑, 如果该员工没有很好的处理情绪及压力的能力, 则很容易诱发身体及心理疾病。
(二) 对组织的影响
对组织产生的影响, 包括员工工作努力程度的下降、延误工作时间、生产率下降、工作满意度下降、组织忠诚削减、角色外行为减少、离职率上升。Andersson和Pearson (1999) 认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使得组织的管理成本大幅增加, 如果初级不文明行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受害者很可能会采用不文明行为来报复对方, 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一旦在组织中蔓延便会侵害组织文化。Andersson (2000) 等人认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造成了旷工的增加、工作满意度的降低、组织承诺减少、生产率下降、员工离职率上升, 并使组织中倡导的相互尊重的企业文化遭到破坏。在调查的受害者中有一半多的员工称他们浪费了大量的工作时间, 无法专心工作, 因为他们担忧已经发生的不文明行为以及今后如何与实施者相处;超过四分之一的调查对象称他们浪费了很多工作时间去思考如何躲避实施者, 绕道走或放弃有实施者参加的项目;超过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称由于受到不文明行为的伤害, 他们组织承诺减少, 角色外行为减少;受害者中有12%是由于遭受不文明行为而离开原公司的。Johonson (2000) 认为当不文明行为转化为暴力行为, 对员工造成伤害的同时对组织及其管理者也不再信任, 员工不再努力工作、员工之间的合作很难展开, 最终导致组织生产率的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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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持刀砍人行为的法律适用 篇3
关键词：公共安全 危险方法 故意杀人
盘点近些年出现的在公共场所持刀肆意砍人事件，云南的徐敏超持刀在人员积聚的旅游景点危害不特定多人的人身安全，造成20名游客和行人的伤害后果，被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同样是在公共场所拿刀随意刺不特定人的行为，有些却是以非公共安全罪认定的，如昆明中级人民法院对“3·1暴恐案”涉案4名被告人，判处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福建南平郑民生的校园凶杀案，也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那么，行为人在公共场所见人就伤的案件究竟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此类案件解决的关键在于确定持刀肆意砍人行为能否被评价为危险方法？这种杀人行为能否被评价为危害到公共安全？
一、公共安全的概念
法益具有指导和限制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因此分析具体各罪离不开对法益的衡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分于故意杀人罪的关键也在于法益的不同。学界普遍认可将公共安全定义为不特定和（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其中最具争议的便是侵害特定多数和不特定少数人的行为定性。
（一）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
有学者认为，“多数”是“公共”概念的核心。[1]然而这一原则不仅很难界定，在理论上也无法贯彻到底。究竟多数是指多少人？为何实践中常出现的灭门案同样是杀害多人但却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不特定性也存在诸多模糊性，究竟是指行为的不特定性，还是结果上的不特定性？笔者认为在判断时应当以行为方式本身内在的持续波及性来判断，倚重于行为意义上的不特定性。因为司法意义上所认定的事实，都是以一种事后的目光进行审视，即便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同故意杀人罪一样，最终呈现出来的法益侵害主体也是特定的人，因此结果意义上的特定与否对于二者的区分作用并不明显。
所谓行为意义上的不特定性的认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首先，行为针对特定多数，结果危及特定多数且不具有内在的向外扩张的可能性，如灭门案，则是故意杀人罪。这里所说的内在的向外扩张的可能性是基于行为属性，假定在一种无干扰理想环境下，一次行为的作出无需行为人追加原因力即可源源不断地造成损害的属性。例如在正在运营的学校食堂的食盐中投毒，投毒动作一经实施，“一次”行为则会自然扩散至每个前来打饭的人，若想达到目的无需行为人不断添加新的损害行为，只需等待更多的法益主体主动靠近危险源或危险源自动自发的波及到更多的法益主体；而若想消除这种危险，反而需要行为人积极地采取其他回避措施，如告诉相关人员饭中有毒或及时阻止他人取饭。反观灭门案中的杀人行为，若想杀害全部家庭成员，需要行为人不断实施新的砍杀动作，追加新的原因力，“依次”行为才可达到目的；而若想及时停止损害行为，只需停止自己的动作。可见，二者的行为进程并不相同，“一次”与“依次”体现出的不仅是行为的次数，也体现出行为的不同性质，即不同的原因力添加方式。
其次，行为针对特定多数，结果却危及不特定人，此时应看行为方式在社会一般合理人看来是否通常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属性。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主观上只想侵害特定人，但却造成对更多法益的侵害和危险，此时不可一概归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否则有客观归罪的嫌疑，不能因为造成严重后果就直接推定有罪，而应当立足于社会一般合理人的视角看此行为是否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属性，是否行为的实施经常伴有公共安全危险的发生。这里的判定其实具有自然犯的属性，因为危险感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万人共通的感知，依此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中是否存在对这种危险的放任。
最后，行为针对不特定少数人，此时应看行为方式，若符合一次波及性，则危及公共安全；若在一次行为之后，若想再次波及另一法益，需要追加原因力的话，则是数次连续行为。
（二）公众安宁与稳定的理解
有观点认同特定多数人属于公共安全的范畴，并进一步认为公共安全也包含公众秩序的平稳和安宁，[2]笔者反对这种观点。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应当从客观上认定，否则几乎所有犯罪都会危害到公共安全，而且单纯引起多数人的心理恐慌等轻微后果，没有造成具体的危害公共安全危险后果的行为，不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建立在笔者认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具体危险犯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具体危险犯需要司法者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判断行为是否产生具体的法益侵害危险，而不是像抽象危险犯那样直接被推定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在具体认定危险性时，需要法官通过判断行为危害法益的或然性或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来判断。[3]单纯引起心理恐慌的行为，并不会对具体的法益造成实质性威胁，且认定这种危险感会使法益保护过分提前。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在对本罪进行目的性限缩时，也应当与放火、决水等罪所侵害的客体相当。而条文所列举的行为都是直接侵害生命、健康或与生命健康相关的重大财产法益，若包括心理恐慌，则过分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具体到在公共场所持刀砍人行为，有些案件之所以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正是因为行为所引起的不特定多数人法益的侵害和对公众的安全感的损害。但本文并不认同这种说法。细言之，此时这种行为方式与公共安全的交叉点就在于行为实施的场所，更进一步讲是针对公共场所中的人。表面看来，行为对象是随机选择的，也最终砍杀了多人，但一次砍杀行为侵害的是特定人的法益，行为方式本身不具有侵略性和扩散性，因此前一理由站不住脚。至于后者，安全感的损害以及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是由于砍杀别人所引起的恐慌情绪，这种情绪是一种附随的、纯主观的感受，并不足以支撑行为带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
二、危险方法的界定
（一）危险方法的含义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具有“口袋罪”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危险方法”的涵盖范围过宽，导致诸多造成严重后果但无法确定罪名的行为基于处罚必要性而通过此罪名予以入罪。
学界普遍认为，根据体系解释和限制解释，本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其他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危险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危险方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的兜底规定，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规定。[4]厘清这一点之后就是如何确定“相当性”这一价值判断因素。有的学者采取列举的方法，将被广泛认同的具有相当性的其他危险方法逐一列举，如私设电网、邪教组织人员自焚、自爆危害公共安全、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醉酒交通肇事后驾车撞人、向人群开枪等等。虽然简单明快，具有操作性和应用价值，但不仅所列举的这些方式是否都属于危险方法存在争论，且即便是被一致认同的危险方法在特定情境下也会满足其他罪的行为方式。况且，列举法只能罗列出那些相对成熟、普遍的危险方法，缺乏前瞻性，无法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第二种方式，有学者是从行为的后果，即严重的社会破坏性角度来分析，即危险方法具有广泛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如有学者认为，“其他危险方法”的本质应当是具有广泛的杀伤力和破坏力，若实施行为的危险程度仅可以导致轻伤以下，尚不足以造成不特定或者多数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即不具有广泛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不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加以处断。[5]这无疑是相当性的应有之义。但一方面，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能够造成与放火、决水等一样严重的现实损害就能够成立危险方法，把标准定在了实然层面，而忽略了行为内在的“不特定性”性质。另一方面，后果的严重性并不一定能够推出行为本身的严重性，由后果来逆推行为本身的属性并不科学。第三种方式，综合从方法属性、后果严重性两个层面进行概括，提出危险方法的特征包括：方法本身的危险性、方法的独立性、危害的相当性。[6]这种方式比较可取，但最后一个特征使得整体的判定又回到原点——何为相当性？
笔者认为应当从事物本质出发，探寻行为之间的同质性。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决水等行为一经付诸实施，行为过程难以预料、难以控制，危害后果往往非常严重，即行为作出后，不需要行为人继续添加作用力即可一次性的源源不断地波及到更多对象，且难以控制，即随时都有向更多生命、财产扩散的可能性，后果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会脱离行为人自己的预料和控制。犯罪手段具有直接性、独立性、一次性，犯罪性质能造成大范围破坏，犯罪后果不可预见，具有杀伤力大、破坏力强、后果难以预料和不可控性的特点。
从行为来看，行为本身应具有一经实施就不可控制的特点，即行为应具有持续动态波及性。这种不可控制是一种客观判断，从一般社会大众人的视角，而不是依据行为人的主观。从结果来看，结果也应具有不可控性，既包括行为人不可控制，也包括行为人以外的人不可控制。不特定是指犯罪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事前无法确定，行为人对此既无法具体预料也难以实际控制，行为的危险或行为造成的侵害结果可能随时扩大或增加。
首先，不论行为时行为人所针对的是不特定还是特定的人群，最终呈现在司法者面前的总是特定多数人，具体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最终总是“特定的”，但我们应当从行为方式的内在自然属性判断，行为是否一经实施在不受到阻碍的情形下会持续不断地侵害更多法益。例如，爆炸行为从行为本身来看具有危及不特定人的危险，但表现在结果上，因炸药的数量、破坏力等限制，最终只能侵犯特定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但此类行为本身具有一经实施就会源源不断向多数人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可能致使不特定人的损伤。
其次，危险方法应当具有一次性，即一经实施，一次性的会对不特定人造成损害。不特定并不是行为所指向对象的无差别性与随机性，如随机选择砍杀对象，任意损害法益，而是指按照行为属性，在一种无干扰的环境下，行为持续的向外扩张影响更多法益。只要一经实施，行为人就处于绝对的强势，行为本身会呈现出不可控的扩张势头，从而使得人身或财产的利益直接地受到侵害或处于危险境地。单个的被侵害的对象都处于不可抗拒被动承受的地位，即便想抗拒，在一个自然人的能力范围内也根本无法消除这种危险，只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境。
再次，即便行为人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如果最终危害到不特定对象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此时主观上意图侵害特定人，客观上却造成了特定人的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的双重侵害，此时应考察行为人主观上能否预见到行为会给其他不特定人造成侵害。即行为对象是否特定，不能仅根据行为人主观认定，而应当综合判断。
（二）危险方法的具体认定
在认定危险方法之后，还要根据特定情境考察这种危险性是否得以“维持”，本文主张，时间、地点、环境的特殊性会赋予行为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或者使这种方式丧失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
对于判断危险方法是否具有内在的向不特定多数人转化的现实可能性，可以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性入手。可以发现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时，根据行为发生的特定情境，存在时间、地点、特别情形的三维特点。首先，时间要素影响行为的危害公共安全性。如同样是高楼抛物，若发生在人员稀少的深夜，此时行为本身以及可能造成的结果相对较小，达不到持续的动态的波及性；若发生在人来人往的白天，危及到公共安全的概率很大，结果无法被限定于一定范围，则可能会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次，地点要素。如砍人事件中更多的考虑的是地点和特别情形。在一个人员拥挤的场所，砍人行为加呼喊宣扬行为引发骚乱进而引发踩踏事故的可能性很大，结果有可能超出砍人行为本身造成的特定人的伤亡，可以肯定存在扩散性。再次，环境要素。同样的针对特定人、特定房屋的放火行为，会因为房屋所处的具体环境、居住的人而发生很大不同。若为烧毁无人居住的在荒郊野岭的独栋房子，且不会将火引至周围地区时，只能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因为此情形下没有危害公共安全。
（三）持刀肆意砍人行为不能被评价为危险方法
在公共场所随意砍人的行为，从行为看，砍人行为不可扩散，砍到谁就算谁，目标似乎具有随机性和不特定性，但每次砍杀的对象都是针对特定某人，其威胁或侵害的就是某个特定个体的具体法益，一次砍杀行为并不可以持续的扩散至其他法益主体，并且具体砍杀对象都在行为人的控制范围内。即一次行为只针对一个法益主体，结果也只会造成特定法益的损害，若想侵害更多人需要追加原因力，实施积极地砍杀动作，若不想继续杀人，只需停止动作即可。因此一般情况下，随意砍人所具有的随机性与不特定性并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所称的不特定性，还是应当从行为本质进行实质性衡量。
但若换一种情境便会大有不同。在演唱会由楼梯进场时砍人并大声宣扬自己的砍人行为，造成踩踏事故，这时从行为和结果来看都具备了不特定性，因为此时一次砍杀行为会造成多少人伤亡超出了行凶者的控制范围。两者均属于公共场所随意砍人行为，为何存在这种区别？这里的行为方式都是砍人，只是后者添加了特定情境，使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行为都超出了杀人行为造成特定人死伤的构成结果。那么同样的砍人行为，为何前例中不属于危险方法，后者却被评价为危险方法呢？这里涉及危险方法的界定，即行为具有随时向危及到多数人安全的方向扩展的现实可能性，行为内在的扩张性与持续的波及性，且结果脱离行为人的有效预测和控制。这一次杀人行为虽然侵害特定主体的生命健康权利，但结合特定环境，同时还内在地具备触发更多人伤亡的条件，这种行为符合危险方法的一次持续波及性，不需要行为人继续添加作用力即可一次性的源源不断的波及到更多对象，且不可控制，单次杀人所造成的波及效应脱离控制，具有潜在的危及更多人的具体的危险。
综上所述，在公共场所持刀砍人一般不具有危险方法的属性，但在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境中有可能构成危险方法。
三、在公共场所见人就砍的行为定性
司法实践中在公共场所见人就砍的典型案例中，一般不具有上述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境，因此，持刀砍人这种方法并未被赋予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以郑民生案为例，有观点认为郑民生案应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客体上此类案件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安全，刺痛的是广大社会公众的心理安全防线，客观方面针对不特定人进行砍杀，犯罪对象针对不特定人，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7]笔者认为这种论证并不充分，因为即使依照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本类案件从法益看，只侵害了生命法益，公众恐慌不可作为危及公共安全的根据，是否侵害客体只能客观认定。而客观方面的分析违背了刑法体系性、限定性的解释，是后果导向的论证，恰恰违背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
郑民生的杀人行为并不具有与放火、爆炸、决水等行为同样的危害性，因为它并非一经实施便可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而是在杀死一个被害人之后继续杀害其他被害人的行为，是数次的故意杀人行为。在公共场所用刀刺扎不特定人的行为而言，其行为对象具有随机性和不特定性，似乎具有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表征。但具体到每次刺扎行为，其侵害对象是特定的，所侵害的法益是具体个体的生命健康安全，而非一次就可能危及到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人身安全，而且，持刀刺扎多人的行为，其对象指向谁，刺多少人，都是可以控制的。如上所述，杀人的行为只有符合了“行为的动态持续波及性”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才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这种持刀在公共场所刺扎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行为，其本质上属于连续实施的杀人（伤害）行为，宜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伤害罪）。
注释：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01页。
[2]王珺：《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其他危险方法》，西南财经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3]肖中华、陈洪兵：《“危险概念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关于狭义危险犯的理论及立法检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6期。
[4]同注[1]。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618页。
[6]邓思清：《刑事案例诉辩审评——交通肇事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公共场所的文明》教案 篇4
公共场所的文明关系到你我他，对小学生来讲学会健康文明的生活是品德课的重要目标，也是孩子们成长与发展的前提。三年级的小学生对在公共场所讲文明认识和肤浅，意识里知道，但究竟怎样做才是讲文明就不是很清楚了，需要教师引导。本课从公共设施的破坏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入手，引导学生懂得爱护公共设施，努力争做文明小公民。因此，我在这节课中，从生活中挖掘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素材，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得到理性知识，然后结合自己谈看法，谈感想，升华学生情感，最后规范自己的行为。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在我们周围有哪些公共设施及公共设施与我们生活的密切关系。2.能力目标：知道如何爱护公共设施，培养爱护公共设施的好品德。3.情感、态度、价值观：明白爱护公共设施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公德。教学重、难点 ：
教学重点：让学生知道公共设施的重要性，懂得如何爱护公用设施。教学难点：不损坏公共设施，并能自觉地去爱护公用设施。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课前三分钟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拍摄的家乡图片，（感悟家乡的美丽和变化）
二、情景导入－－－认识身边的“朋友” 1.认识特殊的朋友。师：同学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群特殊的朋友。瞧，他们来了！（课件出示GIF动画：红绿灯、电话亭、邮箱、垃圾桶、喷泉等）你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吗？
2.师：这些朋友经常会在哪里出现呢？（板书：公共场所）像这些朋友一样，在公共场所供大家使用，为大家服务的设施我们把他们统称为“公用设施”。（板书：公用设施）3.拓展：像这样的朋友，你的身边还有哪些？让我们来找一找吧！
公共场所文明的提示语 篇5
2. 请爱护公共卫生。
3. 不准打架骂人斗欧。
4. 克服困难争上游，崇尚科学数第一。
5. 请勿随地吐痰。
6. “今天，你微笑了吗?你问候了吗?你礼让了吗?你帮助别人了吗?”
7. 好逸恶劳是耻辱，参加劳动要积极。
8. 积极行动起来，投身文明公共场所创建。
9. 弘扬社会公德，告别不文明行为。
10. 创建温馨社区，服务千家万户。
11. 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都更换主人。
12. 创建文明公共场所，建设文明新沂。
13.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14. 人人有礼貌，个个爱学校
15. 舞动的北京，挥洒着运动健将拼搏的汗水。
★ 小区楼道文明提示语
★ 自助餐厅文明用餐温馨提示语
★ 厕所丢纸文明提示语
★ 疫情提示语
★ 广告词和提示语
★ 酒店宾馆提示语
★ 禁止大声喧哗的文明温馨提示语
★ 一年级安全提示语
★ 环保横幅提示语
公共场所文明行为 篇6
——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宣传资料
（二）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主要内容：
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公共文化、公共服务、公共关系、公益活动等六大方面。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方式：
实地考察、入户问卷调查和材料审核三种方式。公共场所文明行为主要规范：
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不乱扔杂物、随地吐痰、乱涂乱画、乱丢口香糖、不违规养犬、遛犬；爱护公用电话、邮箱、报栏、座椅、路灯、垃圾箱、井盖、交通护栏等公共设施；不随意踩踏公园绿地、街巷绿化带。城市公共文明交通行为：
公交车乘客要自觉遵守秩序，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文明礼让，不抢座；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不逆向行驶，车辆停放规范、有序，不酒后驾车，摩托车上路要戴头盔；行人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栏杆。城市公共场所文明礼仪：
着装和仪容整洁；举止得体、礼让女士；不高声交谈、言语文明，帮扶老弱病残幼；得到别人帮助（服务）时表达谢意。窗口服务行业工作人员着装统一、整洁，持证上岗、证件胸卡佩带醒目，服务规范，用语文明、态度和蔼、热情周到。射洪精神：
想大事、干大事、成大事。四德教育：
倡导文明礼仪，树立文明新风，要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
省级文明城市评选标准：
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2013年将是我县第三届省级文明城市创建的验收年。省级文明城市四个新形象：
公民旅游不文明行为初探 篇7
一、我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存在的问题
公共场所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一个国家物质条件和精神文明的窗口。公共场所犹如大家庭的聚居地,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互相尊重、保护公共环境卫生,自觉维护公共秩序。旅游具有异地性特征,公民远离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环境中来体验生活,享受旅行带来的乐趣,在旅游途中接触的主要是陌生人,这种陌生的人际关系只是短暂并具有偶然性的。因此,在这种“环境”中,部分旅游者就会“不拘小节、随心所欲”,加之自身自律意识薄弱、责任感不强、道德感弱化, 就很容易出现一些不文明行为。
人文环境是旅游的灵魂,是打造“美丽中国”的良好国际旅游形象。“网友爆料称,在青岛市乐陵路92号的‘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吃饭时遇到宰客事件,该网友在微博上称‘点菜时就问清楚了虾是不是38元一份,老板说是, 结账时居然告诉我们38元一只。’”“青岛大排档天价大虾事件”在微博上引发网友热议,[1]青岛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最佳旅游城市,出现“宰客”现象引发全社会的思考。经营者打着“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的招牌却违背了“善德” 二字和诚信经营理念,青岛这座“旅游之城”的美誉毁于一旦,营造的旅游人文环境的良好开端付之东流。
二、公民旅游文明素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中国自古就有着“礼仪之邦”的美称,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高低与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文化传承息息相关。以应试教育为主,德育、美育、礼仪教育不足,是公民旅游文明素质普遍不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应试教育逐渐显露出弊端, 只注重智育教育导致片面的发展、认知结构和能力结构的不完整,成为公民旅游过程中出现不文明现象的根源。加之, 公民普遍重视血缘地缘、轻视社会公共空间、不重视社会公共意识、缺乏社会公德教育,整个社会笼罩着熟人伦理为主的“私德”意识,形成了“中国式”的宗法制度,思想上也染上了家族主义的色彩,这就使得公民普遍缺乏社会公德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
英国哲学家洛克分析:“礼仪的目的与作用在于是本来顽固的性格变柔顺,使人们的气质变温和,使尊重别人,和别人合得来”。[2]礼仪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礼貌的教育,还是一种素质、人格的教育。面对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礼仪教育缺失,素质教育形同虚设,对德育美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现代教育的不足等因素,公民教育在学校课程中很难摆脱边缘化的命运。至于家庭和社会的公民教育,基本上也是如此。当前旅游过程中的种种不文明行为, 也多是这些因素结出的苦果。游客的环保意识不强、生态道德素质不高,游客很少会考虑自己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因而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不文明行为。
三、培育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对策
实现“和谐之美”努力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培育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重要解决策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教育先行、注重养成,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通过多样化的宣传途径,实行人民群众的教育与自我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优化教育内容,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身体、心理、劳动技能,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高度重视和认真实施公民素质教育,促进德育现代转型。积极推行德育美育教育,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二是积极推行教育体制改革,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更新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中国教育继承传统教育模式,教育观念停留在“死读书、读死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阶段对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 道德情操以及公民意识的培育关心甚少,这导致了缺乏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三是发挥示范效应,塑造公共精神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立良好的公共精神的榜样,有利于公民重视自身的公共意识,提高自身的文明素质。
摘要：当前,我国旅游消费大众化,外出旅游逐渐成为全民化意识。但随之而来的中国公民的种种不文明行为日益暴露,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作为文明之邦的形象。本文从教育文化角度分析旅游不文明行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提升文明旅游的对策。
关键词：文明旅游,宣传学习,社会监督,资源开发
参考文献
[1]孟亚旭.青岛工商调查“大排档天价虾”[N].北京青年报,2015-10-06(05).
大公无私与公共文明 篇8
为什么整天大讲道德和大公无私的政府和人民，公共文明的水平却低于盛行个人主义和关注私利的国家和人们？
公共文明的基础不是无私，而是将私限定在不侵犯他人私利和私权的原则内，从而也实现了社会文明。公共场所是大家共享的地方，如果个人在公共场所为所欲为，虽然自身利益得到了满足，但却损害了别人不可侵犯的享受公共场所的神圣私权，这与人们价值观和文化习惯相违背。于是，为了保护私权和私利，西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公共文明。
中国长期鼓励大公无私，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有私的人只好将私和公混合起来，甚至借助公掩盖私心和对私利的谋求，从而模糊了公私之间本应明晰的界限。因为私人是公家的，所以公家也是私人的，于是乎沾集体的光，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甚至贪污腐败就成了一种没有心理防线的习惯，在公共场所自然也因缺少公私界限而为所欲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强调个人主义，主张私权和私利的保护，所以从小养成了非常清晰的私与公的界限以及尊重别人私权和利益的习惯及文化。他们别墅的院子，没有很坚固的院墙和锁头，院子里储藏室一般也不上锁，只有门上一只示意拒绝的手掌图和private（私有）字样；在公共停车场，即使车无虚席，但标有private（私有）的停车位以及画有残疾人标志的停车位也不会有人非法侵占。
实际上，中西方的这种差异起源于对人性的假定。东方民族常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西方人大部分则相信“人之初，性本恶”。从管理上看，这涉及到对人性的期望和假设，因假设不同而与之相应的管理方法也会差之千里。假设人是善的，就无须严格的制度和法律以及严密独立地进行监督。于是，当发现人不是那么善的时候，由于法规和监管体系漏洞百出，就孕育出大量人们所不期望的行为。西方一开始假定人是恶的、贪婪的，所以注意用严格的法律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而且用独立、严密的监督体系保证这种约束的有效性，在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有机制和文化保护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告别不文明行为 篇9
主题班会设计方案
一、班会主题:告别不文明行为,争做文明中学生
二、设计背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政治经济矛盾。随着大众传播
媒介和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丑闻”被揭露：本应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作赤裸裸的牟利手
段，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各行各业的潜规则挑战社会的诚信和
公平正义。各种嘲讽社会现实的言论和颠覆传统观念的行为充斥
了整个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对经典文化的恶搞和低俗文化的传
播，导致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盲目模仿网络传
播的一些不良行为和低俗言语，出现了诸多不文明现象。
三、班会对象:高一学生
四、班会目的：通过观看关于中学生不文明行为的视频和图片，引起同学们对文
明的反思，进而重新审视自身及身边同学的行为，提高文明意识，告别不文明行为，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一个讲文明、有涵养的中学生。并且学会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意识到青年学
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学生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
祖国和民族的形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
五、班会形式：观看视频、图片；生生交流、师生交流；学生自己拟一份“从我做起，争做文明中学生”的倡议书并签名。（启发式教学）
六、班会准备：教师收集关于中学生不文明行为的视频和图片及相关资料，写好
班会案，做好多媒体课件；学生每四个人一个小组（前后桌，选
好组长），分组观察并收集身边的不文明行为事例。
七、流程设计：
（一）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班会主题,紧接着播放“校园不文明行为”宣传片(视
频短片主要内容是将中学生日常生活中最能体验到的一些不讲文明的现象用瞬间抓拍的形式展现出来,然后再运用时光倒流的方法，向同学们展示如果同学们都讲文明又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用鲜明的对比触动同学们的内心深处)。从同学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出发，触动学生的内心，重新审视自身及身边同学的行为。（视频时长5分钟）
（二）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当代中学出现的偏差、不文明的新现象和中学生本该
有的面貌的图片进行对比。教师一边展示图片，一边对图片中的现象进行简要的介绍，引起同学们对文明的反思，自觉抵触类似的不文明行为的模仿和传播，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争做潮气蓬勃、高素质的中学生。（图片展示和介绍2分钟）
（三）教师组织学生就观看视频和图片的感悟，以及已观察和收集到的不文明行
为事例，小组内部展开交流，交流内容为：对不文明现象的感悟以及背后的原因。（交流时间为5分钟）
（四）交流结束后，其中三个小组每个小组派一名代表谈谈本组成员的看法，要
求语言简练，能表达清楚本组观点看法即可。（共计6分钟）
（五）教师总结学生看法，并做一些补充，使学生对对不文明现象的感悟以及背
后的原因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约3分钟）
（六）教师借助PPT展示一些与中学生讲文明的重要性的相关材料，逐步引导学
生认识到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学生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祖国和民族的形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增强学生的使命意识，端正学生的行为习惯，培养学生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能力。（约3分钟）
（七）教师组织学生就本节班会的感悟以及今后自己应当如何做，拟一份倡议书。
小组内部交流讨论，每个小组一份。考虑到高一学生可能还不清楚倡议书怎么写，此时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自己已拟好的倡议书给学生参照。（时间为4分钟）
（八）小组交流讨论结束后，团支书组织每个小组的组长拿着本小组拟的倡议书
聚在一起再次交流讨论，拟出一份统一意见的倡议书。（4分钟）然后由团支书在班上宣读，宣读完毕后，全班签名。然后把签好名的倡议书贴到教室门上（或其他地方，视情况而定），时刻提醒着同学们在签名那刻的所思所悟，以此来延续本节班会的影响，强化同学们的文明意识。（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