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共12篇）

经世致用思想 篇1

一、朱熹、陆九渊与《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南宋淳熙十五年 (1188) , 陆九渊就王安石及熙宁变法写了《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一文。文中, 陆九渊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品德:“英特迈往, 不屑于流俗, 声色利达之习, 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 洁白之操, 寒于冰霜, 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 振弊法之因循, 道术必为孔孟, 勋绩必为伊周, 公之志也。”[1]232同时, 对于熙宁变法进行了这样的评价:“熙宁之政, 粹于是矣。……熙宁排公者, 大抵极诋訾之言, 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 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 下不足以解公之弊, 反以固其意, 成其事, 新法之罪, 诸君子固分之矣。”[1]233陆九渊的看法相对客观, 难能可贵。

陆九渊不仅在这篇祠堂记当中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凡事归之法度”“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 国不可得而治矣”, 而且在与门人的讲学中, 也提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 进而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是由于“本原皆不能格物”, 所以“学者先要穷理”:“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 不曾踏得实处, 故所成就者, 王不成, 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 模索形似, 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学者先要穷理。”[1]442陆九渊此言不外乎说, 变法是必要的, 也是必须的, 但变法是有前提、有途径、有先后顺序的。“先要穷理”, 这样才算得上是“踏得实处”:“学者问:‘荆门之政何先?’对曰:‘必也正人心乎。’”[1]425所以, 在他看来,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由于本末不辨所致:“荆公英才盖世, 平日所学, 未尝不以尧舜为标的。及遭逢神庙, 君臣议论, 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其学不造本原, 而悉精毕力于其末, 故至于败。”[1]121

朱熹同陆九渊一样, 对王安石及其所领导的熙宁变法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介甫之见毕竟高于世俗之儒”, 甚至称颂“王介甫为相, 亦是不世出之资”[2]3046, 意即他为少有天才。而对熙宁变法的失误, 朱熹首先归结为王安石的用人不当:“近世王介甫, ……其政事欲与尧舜三代争衡。然所用者尽是小人, 聚天下轻薄无赖小人作一处, 以至遗祸至今。”[2]1320他还指出:“神宗后来不用荆公……事皆自做, 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2]3096再进一步, 则归结为“只缘学术不正当, 遂误天下”[2]3046。“欲振而起之, 但变之不得其中尔。”[2]3070在朱熹看来, 事功要建立在正心诚意基础之上, 即内圣到外王, 而不是单纯建立事功, 以求功利:“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 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 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 而所谓要切处者, 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3]811

我们可以看到, 在熙宁变法的问题上, 在经世致用的思想上, 朱陆二人的主要观点基本相同。他们对王安石从品行到治学, 再到其所领导的熙宁变法, 肯定多于否定, 并且指出了王安石变法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缘由:在施政方面的用人不当以及本末倒置。在他们看来, 由“格物穷理”“正人心”出发再到变法建立事功, 才能够真正达到建立事功、经世致用的目的。

二、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

《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一文以及朱陆二人对王安石及熙宁变法的分析与评价, 实际上反映了宋儒对于“经世致用”这一传统思想的不同看法。北宋理学家张载提出来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道, 为去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4]376, 是宋儒学术探索目的的高度概括:学术探索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可以说, “经世致用”到了两宋才真正地被提出、践行。

“经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经世’指治理国家天下的意思, 而‘致用’二字则在强调经世之目的乃在富裕民生, 建立太平祥和的国家社会。因此, 所谓‘经世致用’即治理天下国家、富裕民生之谓也。这和‘经国济世’、‘经世济民’, 或简称为‘经世’、‘经济’, 其意义都是相同的。‘经世致用’代表着儒家关心社会民生, 通过为政, 以祈达致国治天下平的一种观念。”[5]1儒家从建立的那时起, 就是积极入世的学问, 要通过个人不断的“修身”以掌握平治天下的本领。从先秦到两宋, 历代儒者大体都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途径, 去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此处不包括为一己之私利而入仕者) 。“大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6]1003这可以说是大部分儒生的价值观。在这里, “立德”等同于“修身”, “立功”等同于“经世致用”。既然根本目的都在于“经世致用”, 那么如何才能够“经世致用”?

以朱熹为例, 他任知南康军期间, 针对南康军所遭受的旱灾, 上书言事:“淳熙七年夏, 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 朝廷尽取以供军, 州县无复赢余, 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 惟有核兵籍, 广屯田, 练民兵, 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 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 然后禁其苛敛, 责其宽恤, 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 无流移漂荡之患。’”[7]4219朱熹在这里指出, 税赋收入全部供给军队, 造成了州县别立名目巧取豪夺的现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 缓解民贫赋重的情况, 需要检核兵籍、屯田练兵、精简军士, 减轻州郡供给军需物资的负担, 同时严禁苛敛, 宽恤贫民, 只有这样, 才能够消除由于流民的存在导致的社会动荡。另外, 他在知南康军期间, 本着兴学施教的目的, 向朝廷申请修复白鹿洞书院。待书院修复完毕, 亲自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并执掌教鞭, 同时聘请陆九渊等著名学者登坛讲学, 积极推动南宋教育的发展。其后朱熹知福建漳州, 提出“经界法”。上述这些做法其实质都是在“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这反映了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在为政方面的“经世致用”。但同时朱熹却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 有小根本, 正君心是大本。”[2]2678“故人主之心一正, 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 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8]卷第十二《己酉拟上封事》“必自修身始, 修身齐家, 然后达诸天下也。”[2]2402

陆九渊少时曾“议恢复, 陈五论”:“九渊少闻靖康间事, 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至是, 访知勇士, 与议恢复大略。因轮对, 遂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 愿博求天下之俊杰, 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帝称善。”[7]12880陆九渊的这五论很简短, 没有更为明确的解释, 最多算得上是概述, 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却包括了举贤、治学、行政等方面, 可谓言简意赅。陆九渊的荆门之政取得了骄人的政绩, 正如前文所说, 陆九渊的为政思想在于:“为政在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仁, 人心也。人者, 政之本也, 身者, 人之本也, 心者, 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 国不可得而治矣。”[1]233我们可以看到, 陆九渊实际上推崇并尊崇的是一条由“内圣”到“外王”的途径, 也就是说, 在陆九渊那里, “经世致用”的前提是“内圣”。其实, 陆九渊更为关注的是建立长久的事功, 而非短期的效用:“常人所欲在富, 君子所贵在德。士庶人有德, 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 能保其家;诸侯有德, 能保其国;天子有德, 能保其天下。无德而富, 徒增其过恶, 重后日之祸患, 今日虽富, 岂能长保?”[1]274

可见, 朱陆二人主张并且践行的是修身为先, 事功随之。作为理学家, 他们并不是不关注时弊, 并不是不关注事功的建立, 只是他们的方法, 在短时期内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 因为思想的深刻程度决定了方法的选取, 决定了方法的治标性或者治本性。而治本的方法, 往往是在积累过程中步步为营, 所以, 显效慢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当社会的弊政亟待改革时, 这种治本的方法就很难找到适于它们生存的土壤。急功近利不单是一种心态, 更多地是出于形势所迫。

余英时先生在总结宋代理学的特征时说道:“宋代理学有两项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构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理’的世界;二是发展了种种关于精神修养的理论和方法, 指点人们如何‘成圣成贤’。这两点毫无疑问都属于‘内圣’的领域。但深一层观察, 这两条开拓‘内圣’的道路, 同是为了通过‘治道’以导向人间秩序的重建。这是宋代儒学的主流所在, 自古文运动一直贯通到朱熹时代。理学家必须预设此‘理世界’, 作为他们理想中的人间秩序的永恒而又超越的保证, 否则他们重建秩序的要求便失去根据了。”[9]4

贺麟先生在《宋儒的新评价》一文中, 把“空疏无用”的宋儒之学与叶水心、陈同甫等提倡的实学进行了比较, 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程朱之学, 凡事必推究至天人心性, 而求其究竟至极之理, 其理论基础深厚, 犹源远根深, 而其影响之远大, 犹如流之长, 枝叶之茂。彼重功利的实用主义, 根基浅薄, 眼光近小, 理论基础不固, 不能予人以精神上的最高满足, 故流不长, 枝叶不茂, 影响反不甚大。由此足见, 凡说功利主义切实用, 凡说程朱之学虚玄空疏不切实用者, 皆只是表面上的看法。”[10]197

“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浅深, 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 在风俗之厚薄, 而不在乎富与贫, 道德诚深, 风俗诚厚, 虽贫且弱, 不害于长而存, 道德诚浅, 风俗诚薄, 虽强且富, 不救于短而亡。”[11]737理学家们力图为社会构建的正是这样一个道德诚深、风俗诚厚的基础, 只是这个工程浩大, 而且短时期内理想的成分居多。但是社会的发展与完善恰恰需要理想的模式去规范。纵然达不到绝对理想的模式, 社会的发展也需要理想模式的指导:这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性。

摘要：熙宁变法是宋代历史上一场极为重要的改革运动。南宋著名学者陆九渊写有《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一文, 专门讨论熙宁变法的利弊。《朱子语类》等相关史料中也记载了朱熹对熙宁变法所持的观点。二人对熙宁变法的必要性均持肯定看法, 对王安石本人也都做了极大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熙宁变法失败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 篇2

材料一、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①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语)

材料二、所谓慷慨、从容者，非以一身较迟速也。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但不容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於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②，贤圣指为血路也。(黄宗羲语)

材料三、凡先生(注：顾炎武)之游，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材料四、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同异。是，则一二之见不可易也;非，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注】①指，通旨，要旨，要义;②说铃：这是一部清代的笔记小说。

(1).以上是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派的言行，请解释经世致用的含义，并概述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内容。(6分)

19(1)第一问，经世：治理世事;致用为：尽其所用。只答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的只计1分.第二问，①务实，务当务之务，或者：少空言，多行动。②有强烈的责任心，勇于任事的精神;③注重调查研究;④有独立的见解，不随声附和。(第一问2分，第二问4分，每点1分，意思相同即可)

(2).湖湘文化继承明代经世致用之学，并涌现了大批救国救民之子，清末湖南狂人，湘潭人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足见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气魄。请结合材料(一则即可)，举一个湖南人(有名的)的例子谈谈湖湘文化的特点(6分)

(2)湖湘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强烈的责任心，敢于担当的气魄(1分)。谭嗣同(1分)为变法而死。变法失败后，有义士救他出去，他坚决不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最后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就义诗。以生命作代价，唤起国人之醒悟，此乃强烈的责任心和气魄令人感动。(4分)(计分方式：文化特点1分，人名1分，事实2分，表达逻辑清晰2分)

【附】译文一、孔子删减编辑六经，就怀有伊尹太史在水深火热中拯救百姓的情怀。所以说，记述那些空言，不如表现在行动上凡是不涉及六经的要领及当今事务的`文章都不写。

译文二、(人们)所讲的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不是凭借一已之身比较死得慢和快。扶持危局稳定将倾局面的想法，使我生命都可以因此不死。但我的力气一丝一毫没有用尽，就不宽容自己;古往今来，成功失败敏锐迟钝都有尽头，但这不宽容自己的情感，长久的保留在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被常人藐视为没有价值的事情，但被圣人贤人称为流血之路。

译文三、大凡先生游学，都随身带着书籍，到达险阻要塞的地方(休息)，就叫上年纪大的已经退伍的士兵并向他们询问原委，如果同平日听到的不同，那么就到店铺市场上去寻找书籍并核对校正。

经世致用思想 篇3

关键词：经世致用；应用型；培养策略

一

“经” 是指由封建朝廷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精要的总称，在历史上有《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之说。春秋末年儒家创始人孔子奔走于诸侯之间，极力游说他们实行自己的治国理念以拯救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在政治活动失败后孔子返回故乡鲁国，开始编撰传统文献，成为经书的源头。儒家经典不像玄学、宗教以及其他哲学思想那样讲求用思辨性去探究世界的本原、今生与来世、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要求世人关心时政与国事、具有救国扶民于危难、实现天下大同的使命感与思想境界。从儒家“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而言，显然“经”的本质是“入世”的。

汉武帝为维护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接受《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大一统”的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从此《诗》《书》等五经开始成为政府法定的经典。汉代儒生自此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经学由此正式诞生。

至宋明一代，面对禅佛泛滥的挑战，程颐兄弟、朱熹等理学家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祭起儒学神圣的大旗，将儒家学说神圣化、本体化， 强调儒学“三纲五常”的“天理”地位，构建了以“天理”为基本概念、讲求思辨的理学体系。理学代表人物之一张载宣称儒家学者的使命就是：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朱理学注重构建庞大完备的理学体系，讲求逻辑结构的严谨、“格致”的路数与表面形式的完整统一，在词义的阐释与经典章句的诊释方面也颇为用功。因而理学家们逐渐忘却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思想与责任，醉心于理学体系的建立，从而成为与社会现实疏离的群体。而当理学蜕变为心学之后，儒家经典中原有的入世实用之学更是荡然无存。至此，儒学被禅佛化，流于空谈，经学也就从原初的“入世”之学变成了“出世”之学，脱离了现实，也脱离了儒家思想的本义。

二

在社会稳定、国家强盛繁荣的时代，儒学家们完全可以醉心于对经学的考证与推演，醉心于自己有一天能够通过经学研究与自省、通过立德、立言成为后世敬仰的圣贤。然而在民不聊生、国事日艰的多事之秋，如果儒学家们还醉心于在私宅之中钻研学问，不但将受到良心道德的谴责，而且有违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明朝自嘉靖、万历以后， 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科举考试失意的文人开始关注经济与民生，学以致用的思想开始萌芽。

当腐败的明王朝寿终正寝后，明末清初的学人开始深刻地反思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醉心经学现象。有人曾经痛心地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国家被其祸。鉴于明人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学风与国破家亡的沉痛教训，工商业发达、受封建思想禁锢较弱的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决心放弃“空疏之习，无当实用”的死板经学而注重“通经致用”的思想家与学人。

顾炎武认为治学的目的不是像宋、明理学家们那样专注于著述与冥思，而应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只有矫正虚骄不实的宋明理学，恢复先秦儒学朴实致用的真谛，才能革除文人们奢谈心性的流风恶习，成为一位对社会与民众真正有用的读书人。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只不过是一种“禅学”，其发展背离了先秦儒家思想，因此应当正本清源：“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先秦儒学经典都是关乎人伦日用的经世之学，只有做到真正的“通经”，才能够实现学以“致用”的目标。

当清兵攻陷江南之时， 黄宗羲曾经毁家纤难，积极抗清，然而独木难支，，社会现实最终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社会现实，也使他的治学思想发生转变。他曾感慨道：“天移地转，殖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囊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明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假借“代圣人立言”不切实际地空谈典籍，而行死记硬背古人陈腐之言之实。黄宗羲认为 “科举之学，限以一先生之言” ，“穿穴经传，形灰心死，至于老尽者” ，而一旦科举及第“便意满志得，以为读书之事毕矣”。学子们虽然苦读寒窗、皓首穷经，却没有学到真正实用的知识，而成为思想空泛，头脑禁锢的无用之辈。黄氏对此痛心疾首：“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对此黄宗羲指出了实用的为学之道：“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迁儒之学。”

黄宗羲反对把朱熹的注解权威化、神圣化，认为只有从玄谈虚渺、空疏不实的宋明理学的迷网中解脱出来，才能求得有用之学。由于较早感受到资本主义商业经济萌芽的影响，黄宗羲反对传统上重农抑商的思想，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为学理念。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学派也因此成为清初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

儒家学者们在满清高压的政策之下，学术发展并没有沿着明末清初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理学之路向前发展，而是重新回到了追求空泛的皓首穷经之途。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在科举考试统摄一切的大环境下渐渐被湮没。至乾嘉时代，清人为了逃避文字狱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埋头稽古从事考据学。此时“通经致用”之初衷早被文人们抛到了爪哇之国。学者章学诚对此提出“学业、史学所以经世也”的主张， 对汉学考据学进行批判，不但承接了顾、黄的思想主张，也启迪了后世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

中英鸦片战争的惨败与屈辱，使学者们不得不再次对清朝落后的思想与文风进行深刻的反思。朱维铮认为“埋首经史考证，罕有真想‘经世致用’之意”。而梁启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敬以逭死而已。”至此，根植于宋明理学的空乏、死板之经学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更弦易辙转为经世致用的治学治国之路。后世的发展事实证明，经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现代教育，然而经世致用的思想理念却没有消亡，反而历久弥新，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意义。

三

虽然中国政府每年对教育的投入巨大，但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问题却依然十分突出对此本文认为应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更新教育理念。许多高等教育单位只重视高深理论知识传授与积累，而忽略了学生所学知识的应用性，偏离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方向。因此，放弃假大空的办学口号，放弃好高骛远的办学心态，转变原有的教学理念，脚踏实地为社会培养出有有用武之地的应用型合格人才，才是正确的办学理念与方向。

（二）知识体系建设与工商企业联系。现有的实验课都是为单一的课程学习服务的，因而在课程体系建设中除原有的实验课以外还应大量引入实践课程，并使之贯穿整个实践教学过程。由于教学设备、资源与环境的制约，要实现大量引入实践课程的目标必须要与工商企事业单位建立紧密联系，通过引导学生到企业实习，保证学生第一时间获得使用相关行业硬件与软件设备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

（三）师资队伍建设。由于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大量专业教师的投入，因此师资队伍的建设非常重要。教学能力与实践能力俱佳的双师型教师是建设应用型、高质量师资队伍的关键，但由于现实条件所限，高校不可能培养出足够、合格的双师性人才，所以在现实的师资建设中不但要把专业教师有计划地送到大企业、大工程、大项目中去获得实践能力，而且也要积极引进企事业单位职称高、学历高、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才来校任教或兼课。

（四）建设高效的管理机制建设。实践教学的管理机制非常重要，是提高高校实践教学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能力的主管领导在了解教学实际需求并掌握国际、国内发展动向的基础上，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统一规划、严格审核的实践教学培养方案，保证教学、管理、实验室、实训等环节的协调一致和密切配合。

经世致用思想 篇4

《书目答问》是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第一, 张之洞撰写《书目答问》的指导思想是经世致用

《书目答问》作为一本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 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选择基本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时就本着“读书期于明理, 明理归于致用”的主张。其书2200余种, 绝大多数都是当时易于访求、便于阅览的书。在《书目答问略例》中作者就表明了本书的收书原则:“凡所著录, 并是要典雅记, 各适其用”、“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经部举有家法实事求是者, 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 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 集部举最著者”。张之洞编本书的目的在于“告语生童”, 所以他所选择的图书都是切合学生们的实际需求, 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

第二, 《书目答问》编撰的体例极有利于经世致用

《书目答问》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之外, 还增加了“丛书目”一类, 列举“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目”及“国朝一人自著丛书目”两类。后艺校类附注:“求书于世, 但举子目, 非书贾所知, 故为举其大题如左”张之洞评价“丛书最便学者, 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 搜残存轶, 为功尤巨, 欲多读古书, 非卖丛书不可”。汪辟疆对其评价“其出丛书目以殿四部之后者, 则以丛书包举四部, 非杂家所能囿, 以便利于购求”。张之洞创造的五部分类法被近代当代古籍分编工作继承、沿用下来, 《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就采用这种分类方法, 可见张之洞分类方法及其实用。

《书目答问》在书后附录了“别录目”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将清代学人按学科分为经学家、史学家等14类, 其中四类还分为若干小类, 并一一举其姓名字号籍贯。他的目的是“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也为读者了解清代学术源流及其代表人物提供了便利。

《书目答问》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作者在书名下列举了若干比较重要的和常见的版本和注本, 并加以适当的比较和评论。这对读者做学问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第三, 《书目答问》中所收录的书籍大多都是“致用”的书籍

《书目答问》收录的图书大多都是对于学术以及社会有用的书籍, 而把荒诞不经, 于学术、社会无用的书籍不予以收录。例如:史部诏令奏议著录《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贺长龄、魏源编。长沙原刻本, 翻本多讹。此书最切用.

再如子部兵家类著录《新译西洋兵书五种》附注:“上海制造局刻本。克虏伯《炮说》四卷、《泡操法》四卷、《炮表》六卷、《水师操法》十八卷, 附一卷、《行军测绘》十卷、《防海新论》十八卷、《御风要术》三卷, 极有用。”

还有子部天文算法家附注“算学以步天为极功, 以制器为实用, 性与此相近者, 能加研求, 及有益于经济之学。”作者也因为其“及有益于经济之学”收录此类书籍达六、七十种, 其数量在“子部”中仅次于“儒家”著作。

《书目答问》所收录的具体的书籍, 作者都做了精心的选择, 首先考虑的是书籍的实用性, 是本着是否有用的态度, 是为了开卷有益。

第四, 作者编书的最终目的是经世致用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明编本书为告“诸生好学者应读何书, 书以何本为善”。所以需“分别条流, 慎择约举, 视其性之所近, 各就其部求之”。这本书想为初学者解决该读哪些书和选择哪些版本。最后作者提出“读书期于明理, 明理归于致用”的主张, 他说;“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 可用以经世, 可用以治身心。”可见作者认为读书必须具有经世致用的实用目的, 所以他编书的最终目的也是经世致用。

《书目答问》作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一本目录学专著, 张之洞编写的原则和目的是教诸生学以致用, 经世致用。《书目答问》问世以后,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家陈垣先生以《书目答问》为“读书门径”。鲁迅也曾说过:“我以为倘耍弄旧的呢, 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由此可见, 《书目答问》中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徐鹏导读。《书目问答补正》[M], 上海古籍出版, 2001 (7) 。

[2]徐有富著, 《目录学与学术史》[M], 中华书局, 2009 (4) 。

[3]程立中, 《书目答问》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J], 文化研究, 2009 (4) 。

[4]丁宏宣, 《书目答问》的特点与创新[J], 贵图学刊, 2008 (5) 。

[5]胡平, 张之洞和《书目答问》[J]贵图学刊, 1999 (12) 。

[6]潘秀芹, 《书目答问》得失谈[J], 图书馆杂志, 1994 (3) 。

学以致用周记 篇5

最近，我正在观察蜗牛，可是我嫌蜗牛太小，就不想观察蜗牛了，我想观察蝴蝶，我把想法告诉了姥姥姥姥的想法和我不一样说："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我说：蜗牛也太小了吧?我说不过姥姥，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我正愁着怎么能让看到的蜗牛变大一些呢!我忽然想起课本上第七课玩出了名堂里面两片玻璃在一起就可以把东西变大，我就立刻找了两片玻璃，凑到一起，真的放大了，我看到蜗牛有许多触角，动起来非常丑，我把眼睛贴到玻璃上，啊!把我吓了一大跳，好恐怖哦!都成了3D了，我一直用玻璃看着蜗牛，可是它却东跑西撞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一直追着它，可是没一会儿，它就四脚朝天，不会动弹了，把我吓哭了，姥姥闻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的说：我的小蜗牛死了，哇哇姥姥也不知道蜗牛为什么死了，只能不断的安慰我。

终于等到妈妈回来了，妈妈看完后说：太阳透过玻璃可以把东西燃烧，又因为蜗牛太小了，惧怕高温，所以东逃西逃，懂了么?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还有一次清明节我们全家去扫墓，要点烧纸的时候才发现忘记拿打火机了，我灵机一动，说：妈妈，别急，我有办法.说完我从车里找了块玻璃，对着阳光，对着烧纸，阳光透过玻璃聚焦在纸上，只一小会儿，烧纸成功引燃了，我得意地抬起头，正迎上妈妈投来得赞许的目光，妈妈摸着我的头说：宝贝长大了，能学以致用，值得表扬.

经世致用思想 篇6

关键词：初中教育；思想品德；“学以致用”

一、将“学以致用”贯穿到日常教学过程中

“学以致用”应该是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师要树立的正确的教学理念之一，并且要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大纲，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三维目标”为指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在情境教学中，务必坚持教师主导学生、帮助学生通过亲身的感悟来获取情感体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从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在七年级学生刚入学的时候，我就通过活动课的形式与学生共同探讨了承担责任的话题。在活动课上，笔者首先提出了一系列诸如“什么是责任？承担责任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在班级中我们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等问题，让学生根据这些问题展开讨论，通过活动的开展，对于提高学生班级自主管理的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接着，为了打造班级文化，我给班级学生布置了“凸显班级文化，建立班级文化墙”的课后任务，随后，班上的学生迅速行动起来，有序分工，文字方面、绘画方面、甚至设计方面有特长的学生都积极行动起来，按照各自分工，认真开展了工作；而没有特长的学生也在尽可能为活动提供帮助，全体学生都投入到了活动中。活动结束后，我还专门在课堂上对学生的作品进行了点评，让学生的付出与努力受到了肯定。如此的“学以致用”，在传递“正能量”的同时，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将班级的日常教学活动与班级的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更好地促进了学生的健康发展，促进了班级的和谐向上。

二、在专题教学的过程中贯彻“学以致用”

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师还可以在专题教学的过程中坚持“学以致用”，教师要将国内外时政热点与当前教学重、难点相结合，通过专题讲座的形式，与学生沟通交流。

1.在时政专题中践行“学以致用”

中学时政专题是将书本上的知识点与社会生活有效结合的一种重要组成形式，通过时政专题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将理论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是一种有益的学习形式，也能够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比如，我就根据教科版九年级教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内容为主题，在班级学生中开展了一次中学时事讲堂特色活动课，活动的开展，让学生进一步明白了国家提出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意义，也使得学生将书本知识和理论知识有机结合了起来，让学生做到了“学以致用”。

2.在时政热点中践行“学以致用”

比如，前段时间发生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闹剧，我国以及美、韩两国都进行了声讨，安倍晋三不顾亚洲人民的反对，伤害了世界人民的感情。为了让学生对日本靖国神社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笔者在课堂上就专门举办了一次讲座，积极引导学生的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将理性爱国与发奋学习相结合，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三、将“学以致用”落实在班级建设的过程中

在班级建设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班级细胞”的构建，这个“班级细胞”就是每一名学生，“班级细胞”构建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和谐班级的建设。建设和谐班级，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学生之间“既要善于合作，又要善于竞争”，而这恰好是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的重要内容，也是七、八年级教材的重要知识点，如何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这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白，竞争能激励个人不断向前，也能推动集体不断发展。但同时也要让学生明白，仅有竞争不够，还必须有合作、参与的意识。在学习上需要竞争，但绝不能够封闭，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交流。为了竞争用牺牲同学间的交流来换取成绩，不利于自身的发展。而合作是我们获得知识和经验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扩大知识面，提高学习效率，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同时也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最终让学生明白，在我们的生活中，既要善于竞争，又要善于合作这个道理，个人的成功，离不开集体和他人的帮助，只有不断合作，才能使集体形成合力并不断发展，从而推动班级的和谐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学以致用”，教师教学的目的以及学生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运用，为了实践。所以，初中思想品德教学应该始终坚持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尽可能将抽象难理解的知识生活化、实践化，让学生在充分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宫本波.学以致用，用以促学[J].素质教育：综合版，2013（28）.

经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探索 篇7

关键词：经世思想,中国近代化,问题探究,关系分析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 但是这样的融入带有屈辱性。面对这样的屈辱, 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 如果中国不改变传统的治国思想, 将会继续受到西方国家的入侵, 从而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因此经世思想应运而生, 他们这些人开始提倡经世思想, 要求面对社会现实, 改变治国中存在的弊端。他们希望通过经世致用这一做法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 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军事制度,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从而实现国家的良好发展。正是在经世思想的引导下, 我国近代社会才涌现出大批的治国人才, 他们积极变革, 大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 渴望找到一条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 从而提升中国的发展水平。

一、经世思想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关系

中国几千年来都传承着儒家思想, 但是到宋代时程朱理学的禁欲思想的出现, 使得我国思想文化发展速度下降, 逐渐与西方国家拉开距离, 而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 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 传统的儒家思想无法拯救中国, 要想提高中国的经济水平, 就要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 引进先进的技术, 从而来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但是由于受到阶级的限制, 当时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清朝政府政治制度的腐败, 他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学习西方技术, 没有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 使得最终的发展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思想突破, 促进了我国近代化进程, 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魏源作为洋务运动使其的早期人物, 他就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 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从而提高自己国家的军事水平, 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而走向国富民强的道路。尤其是在后来对魏源思想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 他具有非常独到的眼光, 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为后来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魏源他自身涉猎的知识非常多, 在思想与技术方面都有自身的建树。在魏源的思想中, 他比较重视技术知识的学习, 他认为中国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就需要积极向西方学习, 注重夷人的生产技术, 并将这些技术应用到中国的军队中, 从而去抵抗外国的坚船利炮。但是魏源毕竟是封建社会主义下培养的人才, 在政治思想上还存在一定的落后性, 他没有认识到西方政治的先进性, 没有提出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理念。后来李鸿章、左宗棠他们继承了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 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推动了我国近代化历史的到来。

洋务运动通常情况下分为两个阶段, 其中第一阶段, 他们主要以“自强”为口号, 他们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 提高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 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 从而抵抗外国人的坚船利炮, 更好的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在进行洋务运动时, 这些知识分子积极改变国家政府机构, 从而为中国政治近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比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为了更好的适应外交状态, 清政府设立的“总理衙门”, 并且该部门独立在六部、九卿等机构之外, 有着比较大的独立性。洋务运动前期, 他们积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 并且聘请国外一些技术人员来发展自己的军事, 在此期间创建了一系列的军事工厂, 建造出许多先进的军事设备。但是由于自身经营不善, 在洋务运动后期, 他们转变自身的口号, 以“求富”为目标, 创建了许多民用工厂, 大量积累财富,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国家的富强。比如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以及轮船招商局等。经过这样的发展, 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为中国物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群众基础。除此之外, 在洋务运动期间, 中国还积极创办新式学堂, 派遣留学儿童出国学习技术, 而这些儿童在回国后都有较多的贡献, 比如詹天佑为中国修建了第一条铁路, 推进了我国交通的近代化发展进程。

通过文章的描述我们可以分析出, 经世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它推动了我国近代化经济发展, , 增强了我国军事力量。同时在这样的思想中, 许多人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 在以后的现代化过程中都在努力追赶西方, 希望缩小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 最终达到技术发展目标, 提高我国社会发展水平, 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二、经世思想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关系

清朝政府正是由于自身的闭关锁国和腐败的社会制度才导致西方国家的侵略, 面对外国人的坚船利炮, 许多人认识到只有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 实现国富才能够提升国家的军事力量, 才能够更好的低于外国人的入侵。在经世思想的引导下, 许多文人志士开始进行改革, 他们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反封建的思想, 但是其内部的调整与改变都为我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比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贺长龄等, 他们这些“经世派”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状况, 他们摒弃空谈义理的做法, 积极提倡改革, 希望利用经世思想来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增强国家抵御外侵的能力。经世思想在政治上推进近代化发展主要表现为:

1. 积极改革吏治

在传统的吏治结构中, 皇权大于一切, 官僚政治也相对盛行。但是在经世思想中, 他们对当时的吏治进行了一定的批判, 如龚自珍认为国家要想兴旺发达, 就要积极革除吏治上的弊端。在魏源的政治治理模式中提出, 漕运、水利、盐政作为国民经济的三大重要部门, 应该要进行全面的改革, 提高这些机构的运作效率, 这样才能够确保国家政治经济的安全。通过经世思想, 曾国藩、李鸿章等开展了洋务运动, 在此期间, 他们不仅积极发展中国的经济, 同时还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虽然这些改革只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小修改, 但是却为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形成打下了阶级基础。比如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洋务运动的领导人物创建了一批具有近代历史意义的军事工业, 同时还允许官僚和商人创办民用企业, 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从这些人群中产生的。也正是这样的发展改革模式, 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 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还出现雇佣行为, 为中国以后物产阶级的形成也打下基础。

2. 积极宣扬民主制度

在经世思想的引导下,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他们开始逐渐介绍西方的民主社会面貌, 更加深入的认识西方和了解西方人文状况。比如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曾介绍

过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状况, 从而向人们展现出另一种文化国体的风采, 开阔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 让中国人开始逐渐了解西方, 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开始向往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而激发了他们改变中国的热情, 带领中国逐渐走向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林则徐在他编译的《四洲志》中也介绍了许多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让人们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 让许多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改变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 比如洋务运动时调整国家政治结构体系, 在外交上设置外交机构, 逐渐摒弃“天朝上国”的外交思想, 形成“国家主权平等”的外交观念等。

三、经世思想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关系

魏源、林则徐、曾国藩等人他们虽然形成了经世思想, 但是由于他们自身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他们有着比较深的封建纲常主义色彩, 因此他们在发展教育时提出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 也正是他们这样的思想促进我国教育迈向近代化发展道路。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 为中国的近代化教育构建了良好的框架, 这样的教育中, 学生一方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另一方面也可以学到更多西方先进的技术, 这种传承和创新的做法, 可以维护当时中国社会的稳定, 能够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 传统的科举制和八股取士无法适应这种教育的发展, 因此在后来的发展中取消了科举制度, 为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发展有扫清了一定的障碍。

在洋务运动期间, 曾国藩作为相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他在发展教育中将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比如积极派遣留学生远赴西方国家学习, 从而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 这些留学儿童回国后在中国的发展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洋务运动开展期间, 学生在学堂上不仅需要学习“忠”、“孝”、“礼”、“义”等传统文化, 同时还要学习天文、化学、机械、算数、医学、生理等课程, 了解各国的发展状况, 扩展学生的学习视野, 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除此之外, 洋务运动核心人物还积极设立翻译馆, 广泛翻译外国的书籍, 让学生可以更好的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些书籍涉猎非常广,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天文、地理等。正是在经世思想的引导下, 中国教育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才可以逐渐走向近代化发展之路。

综上所述, 经世思想在治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才让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逐渐认识世界, 开始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 从而认识到自身制度中存在的弊端, 走向改革发展的道路。可以说, 经世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同时也正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加快, 才更好的带动了中国思想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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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思想 篇8

一、超前准备，反复体验

每写一篇作文，特别是单元要求中的习作，教师都应提前把习作内容布置给学生，一般为前1—3天，让他们作好有意观摩或资料收集的准备。而在教学起始阶段，教师还要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唤起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以便恢复因离开具体事物而失去的原材料的丰富性和鲜明性，形成较完整的、明晰的表象。比如在写作某一植物或记录某一场面、某个活动时，在组织课前观察的基础上，教师可制成录像或利用多媒体进行回放，让他们作二次、三次观摩，这既可丰富他们的内心体验，更可触发他们的写作“灵感”。事实证明，一些原材料只有引起他们的情感体验才能用来作文，体验愈深愈容易写出真情实感。

二、以乐促学，重“学”轻“教”

放眼当前，孩子对习作的兴趣被教师“教”得越来越少，并且教材常常偏向“教本”功能，远离学生的“胃口”。为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在多年的实践中，包括在教学专门的习作培训班时，笔者从不单纯依靠已有的教本，常常自编教材，精心设计每一节习作课。课前三分钟，一般做一些联想、想象训练，由“·”“─”“│”“□”等各种各样的点线图形或一个字，一种颜色等，让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有目的地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思维习惯。在习作课上，我还和他们一起学骑车、吹鸡毛、玩“三条腿走路”、搞时装表演、进行厨艺比拼或做一些小实验，学生在玩中获得了写作内容，玩得开心，写得高兴。

由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到写出文章，中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对所获材料进行分析、比较、综合、判断，大脑要进行巨大而艰苦的劳动，教师要多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在习作指导中，教者不必提供大量的词语句子、开头、结尾，不必过多地分析习作要点与层次结构，应将自已置于与儿童平等的地位，提高习作思维的一些方法。小学生处于“摹本”阶段，为降低写作难度，教师应提供一定的习作范文。对于范文教师课前一定要精选，既要符合儿童的语言和思维习惯，又要确实有“范例”的价值(目前苏教版的习作例文大多价值不高，教师可另选)。至于教师写“下水文”，笔者建议，最好和学生放在同一时段中，以伙伴的身份，竞赛的形式出现，写成后，师生一起“解剖”，这样便于营造良好的习作心境。

对于写作有困难的儿童要加强个别指导。台湾钟圣校博士强调：“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时，宜了解学生是否害怕写作，是否有不当的信念，(帮学生)诊断写作历程上的困难，以便积极辅导学生，使学生产生写作这个复杂的发现、探索和创造的高级心理活动。”

“导”在需要时，“导”在困难时。

三、早练多练，减少限制

现行教材在三年级才有习作，二年级以“写话”形式出现，而一年级尤其是第一册没有任何习作的训练项目与要求。(这种编排有待商榷：一是书面语言训练较迟，二是在三年级出现突兀，宜减缓坡度。笔者将在另一篇论文中作专门探讨。)其实，在今天这个生活如此丰富的信息时代，一年级哪怕是幼儿园的孩子都有表达的热情与冲动，我们不妨教他们写写留言条、写写贺卡什么的。字，不会写不要紧，可以用拼音、图画代替，他们也会用稚嫩的笔写出让我们心动的文字来。

习作的方法无非是多读多写。70多年前，叶圣陶先生就说过：“写作的历练在乎多作。”杭州四中特级教师陆鉴三认为，我国近几十年来，直到今天的作文训练，作为正式规定的课时数一直偏少，“加以执教者又未必得法，是造成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写作能力普遍低下的原因之一”。其实，小学语文何尝又不是这一状况?小学目前规定每周习作课时是2节，如果不结合平时的语文课教学也是远远不够的。陆鉴三按“从严、从难、从快，大运动量”的作文训练原则，要求每个学生每学期写50篇作文，学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累和不乐意。对小学生我们不必如此苛刻，但要求写日记，养成乐于表达的好习惯总不为过。我们不必拘泥于教科书中规定的习作，每次阅读、听话、写话训练及班、队会活动都可以成为一次练笔机会(不是有人高声疾呼砍掉作文课中的作文教学而由“生活笔记”代替吗?笔者以为有一些道理)。在学生习作过程中，教师要时时记住这样的标准：习作习作，练习写作而已，一定要以宽容的胸襟，放宽对学生的要求：命题的范围应以儿童的生活范围为准;不求长短，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有草稿亦可，无草稿直接写在作文本上也行;不必追求“三段式”结构;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拼音代替;不是生活真实通过自己想象出来的也可;实在写不出的，甚至可以找一篇(段)认为满意的抄也行。实践表明，学生在自由的习作心态中多写多练，收效显著。

四、立足生活，回归实用

吕淑湘先生一直强调作文的实用性，强调作文的目的是形成和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写作能力，而不是培养文学家。新课程重视作文的实用性，既是对前人作文价值观念的继承，又是与国际写作教学的接轨。《课程标准》中提及“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作文”“使用简短的书信、便条进行书面交流”“学会写读书笔记和常用应用文”“能根据生活写日常应用文”等，这些目标描述，无不表明作文教学“实用性”的旨归。学生在学会写留言条后，出于生活需要经常给父母写留言条;教者经常在作业本中和学生留言，作书面交流;结合节日，和学生一起写贺卡、互相写贺卡等。此外，教师还可以教给儿童写收据、打借条、写请假条、发电子邮件、写广告词、写产品说明书，甚至和他们网上聊天等，学生习作兴致盎然，他们会觉得学习让他们在生活中派上了用场，而且享受到交际、表达的喜悦。

五、写改并重，以改促写

我们现在的作文批改，纯属表面工作，是应付领导检查或是给家长看的, 对学生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到底如何修改作文，叶圣陶先生曾讲述三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要“就学生所思考而思考之”，“想清楚了再改动”。因为改作文实际上就是改动学生的思维，修正学生的思想，所以批改要从学生的思维和认识水平出发，要考虑学生为什么要这样想，想清楚学生这样写的理由再改，不能以自己的思想代替儿童的思想，以自己的思维代替儿童的思维。斯霞老师是这么主张也是这么做的。当学生写“昨天，有个法国阿姨，到我们学校参观，法国阿姨是女的，我们请她坐小汽车。”她认为完全没必要改。她说，孩子惟恐别人不知阿姨是女的，写了这一句，正是孩子特点，在儿童时期，他们对“阿姨”一词的意义还不完全理解，只要不说是“阿姨她是男的”，就没关系。二是要让学生了解老师为什么要这么改。他说，必须想种种办法使学生注意和了解他的作文为什么要这么改。如果学生对改过的地方毫不理会，那么辛辛苦苦的批改功夫就白下了。改一次作文，总要使学生多一次了解，才算不白费功夫，才算于学生有益。所以他说：无论是全班改、轮流改，还是重点改，都必须使学生真正明晓教师的用意，且能用之于今后的实践，才能说是有效。三是“着重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他说：“改”与“作”关系密切，“改”的优先权应属于作文的本人。当然改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在教师适当指导修改方法的基础上，可以自读自改，互读互改，师读众生改，众人评一人改等。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评改结果都一定要得到习作者的认同。学生参与习作修改的过程，对日后的习作也大有裨益。

以上教学策略，说新并不新，它们大多是几十年前一些大家、名家的思想总结，但真正做起来，又是多么不易。习作教学，历来是众家争论颇多、意见纷呈、见仁见智的领域，但愿以上体会和建设能给语文老师一点启发，以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戴汝潜主编.袁浩.小学生作文教学心理研究与实践,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7.

[2]翟启明主编.新课标语文教学论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8.

[3]钟圣校.认知心理学.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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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央教科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6]活的语文教育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8.

经世致用思想 篇9

“没有感觉四个小时的会议论坛有拖冗的节奏,反倒是各方面的知识内容让我们受益匪浅。”有不少参加了比泽尔“一带一路”新思想·新技术路演活动的与会者都发出如此感慨,甚至在会议后还不断地找寻专家嘉宾来寻求自身问题的答案。比泽尔通过此次路演活动,不仅重逢了多年从事制冷空调工程的老朋友,而且还结识了一些从未接触过的新朋友。比泽尔所传递的新思想和新技术更是对促进当地“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乌鲁木齐到兰州、从西安到成都,总计20人次的专题报告和四场有内涵的互动论坛,将此次路演活动推向了高潮。与会者们可以从制冷剂替代研究专家Livio那里了解最新的制冷剂替代趋势并看到中国目前所处的替代形势;从比泽尔两位专家赵李曼和王玉成那里学到了作为压缩机研发专家的比泽尔怎样通过不断的创新将节能技术应用到活塞螺杆压缩机的设计当中,从而给整个制冷空调系统带来的优势。更让人欣喜的是,来全国各地的工程商代表们将他们在系统解决方案中的节能技术分享给在座嘉宾。他们的成功案例不仅体现在桶泵供液、热氟融霜、冷热联供等节能技术上,更有在CO2复叠技术及热泵应用中实践的先进应用理念。活动现场还有幸聆听到部分业内专家的精彩解读和独特的行业分析: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曹峰给我们带来的《CO2的前世今生及热泵应用的解析》,算得上是该领域专家级的报告;四川省商业建筑设计院金熹讲述的《冷库保温材料的节能》让与会者对保温材料的选择和标准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和认知。同时,新疆制冷学会秘书长丁明、四川省商业建筑设计院院长朱正钧,以及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邢子文在互动论坛中对新工质的发展趋势及节能技术在系统中的应用等话题展开的有建设性的讨论。4站总计逾600人的与会规模,也可以看出各地市场对技术及创新理念的重视。

比泽尔公司成立已逾80年,从创立之初就秉承着质量为先、技术创新,客户至上的公司理念。进入中国20多年来,比泽尔一直把最新的压缩机技术及应用解决方案不断分享,希望为制冷空调领域尽一份力。“一带一路”不只是个口号,还是引领我们向先进道路前行的指向标,“新技术·新思想”也不是终点,它是鞭策我们制冷人不断开拓进取的动力。从点滴的压缩机做起,从你我的身边做起,比泽尔必将伴随着中国的制冷空调行业不断前行。

经世致用思想 篇10

江苏科技大学是一所省部共建、以工为主、特色鲜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镇江市, 是江苏省重点建设高校,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学校坚持走特色发展、内涵发展之路, 形成了船舶、国防、蚕业三大特色, 形成了本、硕、博比较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 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工、管、农、文、理、经、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有特色的大学。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 源自1933年诞生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大公职业学校, 经历了上海市机电工业学校、上海船舶工业学校等时期, 1970年迁至镇江, 更名为镇江船舶工业学校, 1978年升格为镇江船舶学院, 1993年更名为华东船舶工业学院。1999年江苏省江海贸易学校并入, 2000年中国农科院蚕业研究所与学校合并。2004年学校更名为江苏科技大学。201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签署共建江苏科技大学协议。

学校设有14个学院, 59个本科专业 (含方向) , 有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2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工程硕士、农业推广硕士、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等4个专业硕士学位培养类型, 其中工程硕士有10个培养领域。拥有1个江苏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1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2个江苏省“十二五”一级学科重点学科、1个江苏省“十二五”一级学科重点 (培育) 学科、1个江苏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4个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学科梯队, 1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国家级示范中心1个, 省级11个, 校级9个。另外还有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拥有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11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 2个国家级“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3个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5个江苏省卓越工程师 (软件类) 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7个省级重点专业 (类) 建设项目;近年来获得9门省级精品课程, 先后获省级一、二等教学成果奖多项。

学校现有镇江东、南、西3个校区和张家港校区, 占地2500余亩。现有教职工2000余名, 其中专任教师1164名。具有正高职称人员156名, 副高职称人员494名。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59名, 全国优秀教师1名, 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名、江苏特聘教授3名、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名、江苏省教学名师1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5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对象12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21人。

学校现有纸质图书189.8万多册, 电子图书53万多种, 主办有《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中国蚕业》、《蚕业科学》等公开出版学术刊物。

截止2013年底, 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三亿一千五百余万元, 教学科研设备总台套数两万六千三十余台 (套) 。

学校坚持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 构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开发型高等工程实用人才, 人才培养质量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 现有在校研究生2800余人 (含专业学位研究生) , 普通本科生近21900人 (含苏州理工学院5964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校设立了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 在校国防生201名。学校享有“造船工程师摇篮”的美誉, 毕业生就业率每年保持在95%以上。

学校历来重视科学研究, 形成了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高新技术成果推广应用相互紧密结合的科研工作格局, 先后承担了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国防军工课题在内的一批高水平研究课题。近五年来, 获得国家级项目137项、省部级项目296项、科技经费6.6亿元、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55项, 其中一等奖4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发表、交流论文10600篇;合作参与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6项;专利授权402项。学校积极争取科研基础平台建设项目, 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条件, 拥有1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示范机构;2个农业部、2个省教育厅和1个中国农科院重点实验室;2个江苏省发改委工程实验室;2个省科技厅、3个农业部、3个中国农科院和1个省农林厅科技公共服务平台;2个省级技术转移中心;3个省教育厅科研创新团队;与企业合作共建5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 中心。

学校不断拓宽办学途径, 积极开展教育、科技交流与合作。先后与海军政治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舰船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与俄罗斯、乌克兰、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积极开展合作科研和合作办学。与江南造船集团公司等一批著名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英国劳氏船级社、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熔盛重工集团、美特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在学校设立各类奖助学金20多项, 年奖助学金总额近1700万元。

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连续多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先后荣获江苏省高校校风建设优秀单位、江苏省文明学校、江苏省安全文明校园、江苏省园林式单位、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科技创新先进单位、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高等学校、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荣誉称号。

经世致用与财税改革 篇11

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

1840年的炮声轰醒了长年沉湎于程朱理学、仕途经济的中国知识界，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加速了中国士大夫集团的分化。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中国的知识界终于从过去“天朝大国”“长治久安”的幻想中看到即将亡国灭种的危势。先进的知识分子转而关心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积极寻找改革之道。他们提出“更法”“改制”、“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方针给以后的改革者和爱国者很大的启迪，对近代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统治集团中又出现了以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的洋务派，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兴起了办军事、办工业的洋务运动，以图自强求富，挽救民族危机。但是，经过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特别是九十年代的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彻底宣告失败。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靠他们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根本无法自强求富，要挽救民族危机只能另走新路。于是出现了包括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派。他们以“变法”“维新”为旗帜，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抨击封建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并以“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强硬姿态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维新变法运动后来虽仅以百日“新政”而结束，但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百日”间所昭示“新政”虽然大多没得以继续，有的甚至还来不及实行，但维新派所翻译介绍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等思想，却给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带来了观念性的变更，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社会进步力量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变法维新的失败也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造成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所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行动纲领，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在1911年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从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

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正是思想上经世致用、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连同“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批判革新精神，驱使晚清财税体制也向着新的方向发展。

清代财政由盛转衰的转折应在在嘉庆年间。由于爆发了历时十多年的白莲教起义，以及以后的多次小规模民变，政府耗去了2亿多两白银，相当于当时4年的财政收入。乾隆晚年积累的7000余万两国库盈余，减至嘉庆后期的1000余万，到道光年间更是出现了赤字。至鸦片战争战败赔款和太平天国之乱爆发，沉重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山穷水尽无出路的严峻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对全国财政收支进行了清理，对财政管理体制及预决算方式进行了调整与改革，以此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限，改变上轻下重的局面。

最先考虑的就是改革财务行政，加强中央集权。1903年，清廷最先在户部外特别设立财政处，目的是通盘筹划全国财政，这个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清末财政行政体系的改革拉开了帷幕。1906年财政处并入度支部，由度支部接管了综理全国财政的权力。5月，清政府成立了税务处，1909年清政府又设立了清理财政处和督办盐政处，想借为立宪筹款之名，乘机收回一部分地方财政。1910年对地方繁杂的局、所等特别财政机构归并裁撤，成立了财政总汇处。这使同光以来的财政割据形势转向财政活动相对一致，为重新正式划分中央和地方两个财政范畴奠定了组织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财政的统一，有利于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推行。

公库制度和分税制

还有要设立银行，建立公库制度。清朝的财政机构，原来是行政管理和钱物保管与支出不分，弊端多。1904年清政府决定创办户部银行，“以为财政流转总汇之所”，这是中国创办国家银行之始。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设银行监督，扩充资本至1000万两，至1910年，大清银行先后在天津、上海等20多个地方设立了分行或分号达50多处。为实施公库制度，1910年资政院会同度支部订立的《统一国库章程》中规定：国库分总库、分库、支库三种，总库设于京师，分库设于各省，支库设于地方；凡国库，由库支大臣管理，其保管出纳则由大清银行任之；国家收支各款，均须汇总于国库。1907年，邮传部设立了交通银行，“将轮路电邮存款改由该行经理”。该行的出现标志着财政特别会计的公库由此初步建立。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设立官银钱号和省银行，参与经理省库之业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呆滞的贵金属搬运调度财政资金的落后方式，方便了财政资金的调度运用， 在当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上都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实行分税制和预决算。1908年福建道监察御使赵炳麟上《统一财权整理国政》折，就分税制和预算制提出建议。同年12月，度支部、会议政务处依据赵炳麟的建议重新议定清厘整顿章程，在度支部奏定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调查光绪三十四年出入款项，编制财政说明书，度支部还向各省奏派了正副监理官。1909年初，提出清理财政的六项措施。1910年，清政府在基本清查各省财政收支的基础上，仿效西方国家制定预决算的新型财政体制，决定试办全国财政预算。但由于度支部对地方财政无从了解， 清廷无明确的财政方针和各省财政的自行其事，所以此次财政预算案只是一个各省和中央各衙门上报数字的汇总，因此，实际上很难说是近代意义的预算案。但它第一次触及到带有现代性的财政划分制度，它的试行以及预算案中科目之分类等，对民国初期内外财政的整理和预算的编制起了“蓝本”的作用。

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一面，首先是强化了中央对财政的控制能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实行。其次是国库收入的增加，使新政和预备立宪运动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财政支持。最后清末财政体制的改革，为民国初年财政管理培养了一批人才并积累了一些可贵的经验。清末两级财政的划分以及公库制度的实施和科层管理体制的确立，都在民国时期得到了继续和发展。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财政系副主任）

对魏源“经世致用”观的分析 篇12

魏源生于公元1794 年, 卒于公元1857 年, 字默深, 生于湖南邵阳。魏源身处晚清时代, 当时清政府昏庸无能, 大清朝内外交困, 作为一名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分子, 他勇于 “睁眼看世界”, 讲求经世之学, 是 “通经致用”学派的代表。

晚清政府一直都是 “天朝大国”的统治思维, 整个社会基本遵循的是封建传统文化, 他们认为中国之外的地方都是 “蛮夷之地”, 体现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就是 “闭关锁国”。然而, 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政治、领土等都不断发展和扩张的时代, 由于中国的 “闭关锁国”政策, 尤其是大清王朝对于鸦片贸易的打压和禁止, 产生了严重的贸易逆差。

1839 年6 月, 林则徐在虎门销毁了大批鸦片, 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紧接着, 西方列强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 节节败退的清政府接连签署了几个中外不平等条约, 导致中国的领土、资源都遭受了重创。

这种时代背景之下, 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有识之士积极倡导社会改革。他们深刻认识到, 原来古代史学以 “资治”为宗旨, 以 “王朝兴衰治乱” 为参照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不能承担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了。开始转眼看世界, 从其中探寻 “御夷狄之策”, 希望把对外国的研究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 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二、“经世致用”观的源头

“经世”二字较早出现在 《庄子·齐物论》中:“六合之外, 圣人存而不论; 六合之内, 圣人论而不议;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 圣人议而不贬”, 这里, “经世”二字被注释为 “经纬世事”, 可以理解为治理国家的意思。 “致用”原意是 “尽其功用”, 后意为将思想付诸实践。另一例子, 司马光描述自己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 “每患迁固以来, 文字繁多, 自布衣之士, 读之不遍; 况于人主, 日有万机, 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 欲删削冗长, 举撮机要, 专取关国家兴衰, 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者, 为编年一书, 使先后有伦, 精粗不杂。”司马光的编写目的十分清晰, 就是为了 “以史为鉴” “经世资治”。晚清时代, 清王朝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封建统治日益腐败, 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崭露头角, 清王朝对这些因素已基本处于 “失控”状态, 亦即无力也无法控制这种社会变化与走向。此时, 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 “经世致用”派兴起。他们认识到, 空谈义理根本无法解决大清王朝的现实社会问题, 应该 “变法”, 改造清王朝。

三、魏源的 “经世致用”观

( 1) “经世致用”。魏源的 《海国图志》用了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记述西方先进技艺。他在序中写道: “是书何以作? 曰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为了明确表示自己作此书的实际目的, 魏源在序中将自己的书与以往作者所做的海图书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 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书中, 魏源提到,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 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 “有用之物, 即奇技而非淫巧者, 火轮火器不等于古代所谓的射御乎? 然则欲制外夷者, 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 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 造就边才者, 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在此, 他明确表达了著书立说就是为了回应 “抗敌御夷”之迫切的现实需要。另外, 魏源也十分注重 “人才” 在推动与实施 “经世致用” 观中的作用, 他提出 “国家之有人材, 犹山川之有草木” “财用不足, 国非贫, 人才不竞之谓贫”以及“器利不如人和”的观点。

总而言之, 魏源提倡 “以实事求实功, 以实功程实事”的学风, 旨在强调经学与致用是一个不断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的过程。

( 2) “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集》所收录的文章, 除了碑记、志传外, 大幅文字可见作者对于当时国计民生、文治武备一些大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如对英战争、洋务通商、河防水利、海运盐务等, 这些都表明作者著书的 “致用”态度。对外, 魏源认真总结了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成功的历史经验, 说道, “今西洋器械, 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 通神明, 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 以前民用……俄罗斯之比达王, 聪明奇杰, 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 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这里, 魏源明确表达了对于彼得大帝敢于学习西方先进技艺进而强国富民的钦佩, 同时也传达了大清王朝欲重振国威, 杀狄御夷必须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呼声。魏源肯定了夷技几个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战舰、火炮以及养兵练兵之法。

( 3) “变古愈尽, 便民愈甚”。魏源道: “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 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 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这种思想体现了他从 “师夷长技”逐步转向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变化。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 “势、利、名”集中于君主一身, 而君主只知 “穷天下之乐而不知忧天下之忧”, 以至于 “奸雄觊夺君位”, 社会动乱, 朝政腐败, 人民蒙难。魏源认为, 西方的议会制度采用“议事听讼, 选官举贤, 皆自下始, 众可可之, 众否否之, 众好好之, 众恶恶之, 三占从二”的方法十分周全。这种思想在当时整个大清王朝民族危机加深的状况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是对于革新社会方法的大胆尝试, 也是推动中国社会步入近代的内部动力。

四、魏源 “经世致用”观的局限性

( 1) 时代局限性。 (1) 政治上, 封建社会的专制独裁统治日益衰落瓦解; (2) 经济上, 尽管 “闭关锁国”, 也抵不住西方 “船坚利炮”的轰击被迫打开了大门; (3) 思想上, 僵化落后的封建儒学与“崇实黜虚”的明清实学并存互斗; (4)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尤其是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 以及中日 《马关条约》的签订, 向当时那批 “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们宣告, 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是不行的, 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及其统治才是失败的真正根源。然而, 当时这些代表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始终以 “忠” “孝”为宗旨服务于大清王朝, 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认清这个根源, 也无法从根本上去撼动这棵大树。

( 2) 阶级局限性。无论具备怎样进步的思想与认识, 魏源仍然属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因此, 从本质上讲, 魏源的 “经世致用” 观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巩固地主阶层的利益。另外, 魏源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一员, 仍然服务于大清王朝, 并且多半从事文字与理论工作, 因而, 从这个角度来说, 魏源的经世观多见于其编撰的文献中, 而少见于实践。这可以从魏源晚年由于苦苦找不到出路而陷入彷徨苦闷, 最终笃信佛教, 皈依佛门直致后来的郁郁而终窥见一斑。

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随时崩塌的地步, 魏源勇于思考, 敢于学习, 采用了 “经世致用” 的学习态度与治国思维, 这对于当时的国家治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然而, 魏源代表的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考虑的终究是大清王朝的命运与前途, 因而, 他的 “经世致用”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用来 “治世”和 “救世”, 是难逃失败的宿命的。

参考文献

[1]蒋先寒.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成因[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