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精神

经世精神（通用7篇）

经世精神 篇1

近现代以来,人们对以钱大昕为代表的潜心学术研究的乾嘉考据学者,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即认为这些学者只知道钻故纸堆,为考证而考证,没有经世精神,不关心社会现实,不讲求经世致用。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本文通过对钱大昕的个案分析,对上述看法作一简单的回应。

一、经世精神的有与无

“经世精神”本身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如果将其理解为对社会现实的关心,那么我们认为钱大昕并没有丧失儒家的经世精神。

首先,从钱大昕对儒学的认识上看,他并没有丧失儒家的经世精神。在为明代人袁胥台的著作《世纬》所作的序中,钱大昕说“: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1]422这段话的目的虽然主要是反对宋明理学家对“性与天道”等形而上学问题的悬空之谈,但同时也说出了钱大昕对儒学的理解。在他看来“,儒者”是追求实用而反对空谈的“,儒者”为学的目的就在于“明体以致用”。在这里“,明体”和“致用”都是“儒者”为学的目标。可见钱大昕并没有将“经世致用”排除在他所理解的儒学之外。此外,他在《与友人书》中说“: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1]606又专门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设“文字不苟作”一条,记录顾炎武“为文须有益天下后世”的观点[2]502,并再三强调“: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1]646可见,钱大昕至少在主观愿望上是非常重视“经世致用”的,因此不能说他“用世之念汩于无形”。

其次,从钱大昕对其他学者的评价上看,他也没有丧失儒家的经世精神。例如在为谢启昆《小学考》所作的序中,钱大昕认为“书契之作,其用至于百官治,万民察”,并称赞谢氏“:因文以载道,审音以知政,孰谓文学与经济为两事哉!”[1]395在《〈廿二史劄记〉序》中,他称赞赵翼精于历朝兴衰存亡的探究“,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认为这部著作“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3]203。在《老子新解序》中,钱大昕批评以前注解《老子》的学者“大都求之玄虚杳渺,而于当日立言之苦心,鲜能表其微者”。他认为《老子》一书其实是“救世之书”,并解释道“:周道先礼而后刑,其敝至于臣强君弱。老氏知后之挢其失者必以刑名进也,故曰‘: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1]418不管钱大昕对《老子》一书的性质的判断是否准确,如果他自己没有强烈的经世意识,显然是不会将《老子》看作“救世之书”的。可见,钱大昕是“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来进行学术评价工作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将其他学者所著书籍中的经世之言一一发掘出来,加以表彰。就这一点来看,也不能说钱大昕没有经世精神。

再次,从钱大昕自己的学术实践上看,他其实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许多文字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就不太敏感的社会问题而言,针对当时江南地区佛教渗入底层社会的问题,他发表了《轮回论》,从儒家的伦理观念出发,对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进行了严厉的驳斥;针对当时“今之好为师也以利”的现象,他有《与友人论师书》,对受利益侵蚀而逐渐异化的师生关系进行了抨击;对于当时盛行的戕害妇女权益的贞节观念,他明确表示赞同妇女改嫁,认为“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1]108;对于当时士风不正,文人相轻的现象,他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专门设有《廉耻》、《俭》、《文人勿相轻》、《诗文盗窃》、《文人浮薄》等条,试图加以补偏救弊等。可知钱大昕并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的学者,他非常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并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匡正和救治。

在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上,钱大昕更是一位勇于反思和批判当时不合理的政治现象的学者。牟润孙先生曾经抄录了钱大昕的各种政治主张和评论约40条,通过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比较、印证之后,发现他的许多言论“处处针对现实”。例如针对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尹壮图案,钱大昕通过发表《梁武帝论》,对乾隆皇帝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行径进行了批评,并明确提出“拒谏必亡国”的观点。针对乾隆朝晚期腐败盛行,统治者与民争利的现象,他撰写了《大学论》、《读大学》等文章,对统治者声称“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财之说”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公然宣称统治者如果与民争利就必然会导致亡国。此外,他通过倡导帝王的“易简之道”,对当时君权的恶性膨胀现象进行了批评;通过提倡“宽容”精神,对雍、乾二帝的狭隘进行了深刻讽刺;通过发表《皋陶论》,对乾隆皇帝干涉司法公正的行为进行了抨击;等等。可见,在钱大昕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学者之独立的对于现实的思考与批判精神几坠于沟壑”的情形;恰恰相反,他的许多文字“,对皇权专制主义和程朱理学的批判之深刻,至今读来仍具有启发人的思想和震撼人心的力量”[4]404。

由上可知,钱大昕不是一位只知道为考证而考证“,绝对不问政治”的学者;他并非不关心社会现实,并没有丧失儒家的经世精神。

二、经世精神的隐与显

如果钱大昕并非不关心社会现实,也没有丧失儒家的经世精神,那么他为什么会给众多研究者留下只知道钻故纸堆,为考证而考证的不良印象呢?我们认为,除了研究者的偏见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也值得重视。

第一,可能与钱大昕的言说方式有一定关系。我们知道,清代雍、乾年间是皇权空前膨胀,统治者实行高压统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字狱案件层出不穷,学者稍有不慎,就会“祸从口出”,遭到统治者的残酷打击。因此他们虽然具有经世精神,勇于反思和批判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但受制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得不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柴德赓先生早已指出“,竹汀深沉,不多发议论,发必有深意,有时虽无议论,而字里行间,大有思索余地。随便看过,是捉摸不住的”[5]270,“他是以论学的形式谈政治的”[5]276,“骨子里面有文章,句句针对当时实际”[5]277。事实上,钱大昕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是通过“说经”和“论史”的方式进行的。在表面上,他讨论的都是经书的“义理”或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等学术问题,但如果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他的论学文字中隐藏着“微意”。像《梁武帝论》,我们必须熟悉乾隆晚年的政治状况和尹壮图案的始末,知道尹壮图的谏词、乾隆对此案的态度和相关言论,章学诚等人的旁证,以及后梁王朝的基本情况、《贺琛传》中记载的相关史实,才能理解钱大昕在这篇文章中为什么单单挑出贺琛的进谏和梁武帝的拒谏来讨论,才能发现乾隆的拒谏方式和理由与梁武帝如出一辙,才知道钱大昕撰写此篇的现实针对性。

第二,可能与钱大昕的身份特征及其经世精神的表达方式也有一定关系。余英时、艾尔曼以及山口久和等学者都指出了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即当时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使得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增幅远远赶不上知识分子队伍的膨胀速度,从而引起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分化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只不过余英时是从“士商互动”的角度,认为仕途的过度壅塞迫使不少知识分子“弃儒就贾”,放弃举业而参加到商人的行列[6]189。艾尔曼则进一步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指出官僚职位的紧张促使众多士子转向学术研究,从而推动了江南学者的职业化进程,为“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乾嘉时期学术话语的转变提供了必要条件[7]92。而山口久和则认为,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代乾嘉时期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从“儒者”向近代意义上的“学者”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精神特质”和对“知”的态度[8]19。我们基本上认同上述学者的判断。但需要稍加修正的是,我们更倾向于用“志业”一词替换艾尔曼所说的“职业”,用“分化”取代山口久和所说的“转变”。因此我们的看法是:在乾嘉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传统士大夫阶层“分化”出了一批以学术为“志业”的儒者;而钱大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综上所述,对于像钱大昕这种类型的乾嘉学者,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他们贴上“没有经世精神”的标签,而是应当结合历史实际,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论断。就钱大昕而言,他并不是一位只知道为考证而考证,不关心社会现实“,绝对不问政治”的学者。他仍然接续了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只不过这种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思想上而不是行动上,是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反思和批判,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还不得不以隐喻的方式来加以表达。可见,钱大昕的经世精神并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隐”与“显”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反映了传统社会的学术主体(儒者)向近现代社会中的学术主体(学者)的分化和转型过程中的观念变化。

摘要：钱大昕的经世精神并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隐”与“显”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经世精神反映了传统社会的学术主体(儒者)向近现代社会中的学术主体(学者)的分化和转型过程中的观念变化。

关键词：钱大昕,经世精神,儒者,学者

参考文献

[1]钱大昕.潜研堂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林庆彰.经学研究论丛(第6辑)[M].台北:学生书局,1999.

[4]许苏民.明清思想文化变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柴德赓.史学丛考[M].中华书局,1982.

[6]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7]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8]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经世精神 篇2

一、批判“舍传求经”的治史方法

《史部总叙》开头云:“史之为道, 撰述欲其简, 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 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 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 得其是非, 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 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錄以为传, 后人观其始末, 得其是非, 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 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 虽圣人不能做春秋;苟不知事迹, 虽圣人读春秋, 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 动曰舍传以求经, 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 则必私求诸传, 诈称舍传云尔。”[1]

叙文引《春秋》、《左传》说明:史传主于记事, 无事实记载难论定是非善恶, 而《春秋》过于简练, 必须借《左传》来充实史料, 二者相为表里, 后世人说经论史, 不可以“舍传求经”。叙文中所谓“诈称舍传云尔”有其特殊的学术背景。《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叙》曰:“说经三家门户, 自春秋三传始。…其间诸儒之论, 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 则《公羊》、《谷梁》胜。孙复、刘敞之流, 名为弃传从经, 所弃者, 特左氏事迹, 公羊、谷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 少可多否, 实阴本公羊谷梁法, 犹诛邓析, 用竹刑也。”这里指出:孙复、刘敞之流表面上说弃传从经, 实际私下里借《公羊》、《谷梁》来解读《春秋》, 其舍弃的系三传“部分”, 而非“全体”, 正所谓“诈称舍传”。[2]

关于“舍传求经”, 张舜徽说:“自魏晋以至唐宋, 治经风气流于泛杂之弊…啖助、赵匡说《春秋》, 与三传立异, 启废传解经之渐。至宋孙复、刘敞撰《春秋尊王发微》, 刘敞撰《春秋传》, 逞臆见说《春秋》, 务以攻击三传相高。”[3]此语中的啖助、赵匡以及孙复、刘敞等人即《史部总叙》中批判的“舍传求经”者。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之与经, 犹衣之表里, 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 使圣人闭门思之, 十年不能知也”。正鉴于此, 汉儒笃信“经传并用”的治学之方, 但是唐宋以来, 废传解经的趋势却愈演愈烈。《史部总叙》主张以“实证”的态度来治史, 对空言求经的治学趋势予以严厉批评。

二、“考证欲详”与“实证”思想

《史部总叙》云:“张师棣《南迁錄》之妄, 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时《宾退錄》, 证以全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騢》一书, 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 王铚以为出自魏泰, 邵文博又证其真出梅尧臣, 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 至今遂无异说, 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叙文借《南迁錄》、《碧云騢》的辨伪为例, 强调考证史料应从实证材料出发, 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从而得出严肃的学术结论。这一观念无疑是对乾嘉时期注重实证、明辨真伪的“汉学”风气的具体阐释。

有清一朝, “宋学”、汉学”两大学术阵营争论激烈、彼此消长。清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 将其作为统一思想的工具, 试图消弭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意识。在此政治背景下, 宋学居于庙堂之上, 并出现了许多理学名臣, 然而, 政治的稳定使程朱理学逐渐丧失其思想工具的优势, 宋学自身亦因缺乏创新而失去了生命力。而此时, 新生的汉学却以其征实的学风和杰出的学术成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将自汉至清的学术, 分为“汉学”和“宋学”两派, 并对“汉学”采取了褒扬的态度, 对汉学的兴盛起了转移风气、推波助澜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有云:说经主于明义理, 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 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 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 则褒贬何据而实。”[4]可见, 在褒贬与史实的关系上, 全书强调以史实为例, 《史部总叙》则承此观念, 大彰严谨的考据之道, 对宋学的空疏臆断及其流弊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三、史部分类体例与“经世致用”观念

《史部总叙》云:“……今总括群书, 分十五类。首曰《正史》, 大纲也。次曰《编年》, 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 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岳《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 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 皆参考论赞者也。”

《史部总叙》将历代史书分为四个层次十五种类目, 处理类目有增有减。“纪事本末类”为增设一类。其小序云:“古之史策, 编年而已, 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 遂有纪传一体, 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 以《通览》旧文, 每事为篇, 各排比起次第, 而详叙起始终, 命曰《纪事本末》, 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 其后谓之因, 其出皆起于创。因者既众, 遂于二体之外, 别立一家…” [5]

《史部总叙》认为“诏令奏议”实“政事之枢机”, 将其由集部归入史部。其小序云:“记言记动, 二史分司。起居注, 右史事也, 左史所录蔑闻焉。王言所敷, 惟诏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于《集部》, 次于《别集》。夫涣号明堂, 义无虚发, 治乱得失, 于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 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词赋, 于理为亵…”[6]

《史部总叙》云:“旧有“谱牒”一门, 然自唐以后, 谱学殆绝, 玉牒既不颁于外, 家乘亦不上于官, 徒存虚目, 故从删焉。”申述了删去“谱牒”一门的理由。谱牒系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维三代尚矣, 年纪不可考, 盖取之谱牒旧闻”, 可见起源之古。《史部总叙》在处理类目时, 对有经世价值的体例进行增设, 将没有实用价值的目类删去, 对类目归属不合理的另入它目, 增减适当、科学处理, 体现出“以经史之学为本体, 为学须明体达用”的汉学学术思想。“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传统, 经世既是一种人文精神, 又是一种治学目的。纪昀认为:“圣贤事业乃依乎中庸, 以实心励行, 以实学求实用。”[7]何为 “实学”一是针对时代空疏浮躁的学风, 主张以严谨实证之学来加以纠正;二是强调经世致用之学。《史部总叙》以《春秋》、《左传》二史为例, 说明治经史必须“经传并用、考证精核”, 以《南迁錄》、《碧云騢》的辨伪为例, 力倡“实证”的治学态度, 以史部体例增减变化, 主张治学经世致用, 明确体现出实证、辨伪、经世的汉学精神。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主张治经史必须“经传并用”, 采取“实证”的态度, 力求治学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体现了汉学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史部总叙,实证,经世致用,汉学精神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 清.纪昀等著, 中华书局1992年版.

[2]《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 同 (1) .

[3]《四库提要叙讲疏》张舜徽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三, 同 (1) .

[5]《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 同 (1) .

[6]《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五, 同 (1) .

经世精神 篇3

江苏科技大学是一所省部共建、以工为主、特色鲜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镇江市, 是江苏省重点建设高校,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学校坚持走特色发展、内涵发展之路, 形成了船舶、国防、蚕业三大特色, 形成了本、硕、博比较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 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工、管、农、文、理、经、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有特色的大学。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 源自1933年诞生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大公职业学校, 经历了上海市机电工业学校、上海船舶工业学校等时期, 1970年迁至镇江, 更名为镇江船舶工业学校, 1978年升格为镇江船舶学院, 1993年更名为华东船舶工业学院。1999年江苏省江海贸易学校并入, 2000年中国农科院蚕业研究所与学校合并。2004年学校更名为江苏科技大学。201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签署共建江苏科技大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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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有纸质图书189.8万多册, 电子图书53万多种, 主办有《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中国蚕业》、《蚕业科学》等公开出版学术刊物。

截止2013年底, 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三亿一千五百余万元, 教学科研设备总台套数两万六千三十余台 (套) 。

学校坚持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 构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开发型高等工程实用人才, 人才培养质量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 现有在校研究生2800余人 (含专业学位研究生) , 普通本科生近21900人 (含苏州理工学院5964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校设立了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 在校国防生201名。学校享有“造船工程师摇篮”的美誉, 毕业生就业率每年保持在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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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连续多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先后荣获江苏省高校校风建设优秀单位、江苏省文明学校、江苏省安全文明校园、江苏省园林式单位、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科技创新先进单位、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高等学校、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荣誉称号。

经世精神 篇4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 源自1933年诞生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大公职业学校, 经历了上海市机电工业学校、上海船舶工业学校等时期, 1970年迁至镇江, 更名为镇江船舶工业学校, 1978年升格为镇江船舶学院, 1993年更名为华东船舶工业学院。1999年江苏省江海贸易学校并入, 2000年中国农科院蚕业研究所与学校合并。2004年学校更名为江苏科技大学。201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签署共建江苏科技大学协议。

学校设有14个学院, 59个本科专业 (含方向) , 有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2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工程硕士、农业推广硕士、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等4个专业硕士学位培养类型, 其中工程硕士有10个培养领域。拥有1个江苏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1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2个江苏省“十二五”一级学科重点学科、1个江苏省“十二五”一级学科重点 (培育) 学科、1个江苏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4个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学科梯队, 1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国家级示范中心1个, 省级11个, 校级9个。另外还有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拥有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11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 2个国家级“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3个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5个江苏省卓越工程师 (软件类) 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7个省级重点专业 (类) 建设项目;近年来获得9门省级精品课程, 先后获省级一、二等教学成果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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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3年底, 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三亿一千五百余万元, 教学科研设备总台套数两万六千三十余台 (套) 。

学校坚持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 构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开发型高等工程实用人才, 人才培养质量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 现有在校研究生2800余人 (含专业学位研究生) , 普通本科生近21900人 (含苏州理工学院5964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校设立了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 在校国防生201名。学校享有“造船工程师摇篮”的美誉, 毕业生就业率每年保持在95%以上。

学校历来重视科学研究, 形成了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高新技术成果推广应用相互紧密结合的科研工作格局, 先后承担了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国防军工课题在内的一批高水平研究课题。近五年来, 获得国家级项目137项、省部级项目296项、科技经费6.6亿元、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55项, 其中一等奖4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发表、交流论文10600篇;合作参与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6项;专利授权402项。学校积极争取科研基础平台建设项目, 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条件, 拥有1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示范机构;2个农业部、2个省教育厅和1个中国农科院重点实验室;2个江苏省发改委工程实验室;2个省科技厅、3个农业部、3个中国农科院和1个省农林厅科技公共服务平台;2个省级技术转移中心;3个省教育厅科研创新团队;与企业合作共建5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 中心。

学校不断拓宽办学途径, 积极开展教育、科技交流与合作。先后与海军政治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舰船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与俄罗斯、乌克兰、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积极开展合作科研和合作办学。与江南造船集团公司等一批著名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英国劳氏船级社、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熔盛重工集团、美特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在学校设立各类奖助学金20多项, 年奖助学金总额近1700万元。

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连续多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先后荣获江苏省高校校风建设优秀单位、江苏省文明学校、江苏省安全文明校园、江苏省园林式单位、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科技创新先进单位、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高等学校、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荣誉称号。

晚清经世实学思潮中的经济思想 篇5

一、晚清经世实学思潮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思想

1. 传统经世实学经济思想的再现及发展

鸦片战争后, 在中国开始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 以魏源、龚自珍为代表的一部分地主阶级改革派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开拓者。他们成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起点上的最先具有对外开放意识的、爱国主义的启蒙思想家。这一阶段经世实学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经济发展中的“本”和“末”关系问题。“本”和“末”的关系问题, 其实质是对待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或立场问题。“重本抑末”思想是自然经济的反映, 是一直占据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支配地位的观点。鸦片战争后, 地主阶级顽固派仍然敌视商品经济的发展, 墨守封建的“重本抑末”的教条。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也同样把封建关系下的农业看作是“本”, 并且同样主张“重本”, 经世派人士大都属于传统的重农主义。但就其大多数代表来说, 却不主张或不怎样强调“抑末”。如包世臣认为, 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 但同时也认为三者的关系决不是平起平坐的。他坚持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第一等的重要性。“然而握金珠、枕钱布, 餐之而不能饱也, 衣之而不能温也, 然则天下之富, 在农而已!”虽然地主阶级改革派对“本”和“末”关系问题的思考, 还没有能够冲破传统经济观念关于“本”、“末”区分的界限,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成为了后来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过度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阶梯。

其次是“除弊改革”的问题。晚清经世实学思潮的一大思想特色就是揭露时弊, 要求“更法”与“改革”。经世派人物既以匡济天下为己任, 一般都能直面现实, 揭露矛盾, 抨击时政。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经世思想家极力要求“更法”, 呼吁“改革”。龚白珍认为:“自古及今, 法无不改, 势无不积, 事例无不变迁, 风气无形移。”魏源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 亦无穷极不变之法”。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因时变法, 实行改革。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漕、盐、河诸政, 以利于国计民生。二是进行吏治改革, 培养有用的人才。

漕粮、盐务、河工是清朝的三大政。清中叶之后, 吏治的腐败使其弊端丛生, 而“三大政”中日益增加的“弊端”又反过来促使吏治越发的腐败, 严重地影响着国家税收与人民的生计。为了革除这方面的积弊, 经世人士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包世臣著《海运南沼议》, 主张改河运为海运, 改官运为商运, 并主张在北方“置官屯”种水稻, 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魏源认为, 海运南漕“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刮宫、利商”。在盐政方面, 经世人土主张改变官商垄断的局面, 实行票盐制, 允许私商领票, 自由运销, 以利人民生活, 增加政府税收, 减少“中饱私囊”现象。经世人士主要针对封建社会“三大政”实行的改革, 并没有能够提出一些现代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先进思想。改革只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 维护其统治。经世派经济改革的这些特点无疑由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以及这些思想家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最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鸦片战争的失败, 使经世思想家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他们认真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 努力研究世界形势, 积极探寻应变求强之路。魏源首先明确指出, 要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 必须先做到熟悉夷情。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从。而开启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兴办中国新式工业的经济思想的道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引下, 经世人士认为中国只有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和工业技术, 才能使中国富强和, 才能有效地反抗外来的侵略。这一主张无疑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冲击和突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要旨, 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工业设备和技术, 在中国以自设造船厂和火器局为开端, 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新式工业, 以求实现富国强兵。不仅如此, 魏源还认为, 建立的新式工业不能仅限于军火的生产, 也要制造民用的工业品, 而且不能只限于官办, 应该允许商民自行设厂以发展新式工业。经世人士的经济思想已经从商业流通领域扩展到了工业生产领域, 这有利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2. 经世实学的变革——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为挽救内外交困的危局, 统治阶级内部主张“采西学”的人士, 掀起了—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给经世实学注入新内容。洋务派是一批新旧杂陈的过度型人物, 在清王朝的中枢, 以恭亲王奕沂为代表;在地方上操持实务的, 则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和地方要员。此外, 还包括思想界、工商界、科技界的一些人士, 如盛宣怀、容闳等。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口号, 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口号真正变为大规模的经世实践。张之洞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下文以其为例来介绍洋务派的经济思想。

张之洞 (1837年~1909年) , 清末洋务派首领, 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 督办芦汉、粤汉铁路等, 宣扬“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 著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重视工业。认为工业发展是枢纽, 是“本”, 是近代中国国强民富的根本之路, 同时他也强调农、工、商业三者应该协调发展, 相互联系。第二, 大力发展交通事业, 特别是铁路的发展。认为交通运输业是农、工、商三者发生联系和不断前进的基础。张之洞将“求强”和“求富”结合起来, 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 大力推进铁路建设, 为工业、商业和农业发展铺好道路。其经济思想和实践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特别是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张之洞处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时期, 纵观其一生,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程, 这在其经济思想和实践中有着明确的体现。而这种特点正是整个洋务派的特点。洋务派倾向于资本主义, 崇尚西方的科学技术, 提倡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和现代运输业, 强调工、农、商业协调发展, 并视其为富民强国的根本措施, 颇有改革精神, 这一经济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 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其思想根植于封建主义, 忠实于传统。张之洞归纳出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理论模式, 代表了大多数洋务派的观点。他们主张用西方先进机器工业来维护封建主义经济, 这最终导致了他们强国富民之梦的破灭。

早期维新派, 是一个主张变法以求富强的思想家群体, 虽于洋务运动兴起颇有渊源, 但两派的思想明显不同。洋务派主张“变器不变道“, 只“布新”而不“除旧”, 早期维新派则主张“布新”同时“除旧”, 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 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制度, 实行更深刻的社会变革。虽然洋务派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企业, 但他们的着跟点依然是传统的理财、开源和裕饷, 早期维新派则不同。他们突破传统思想的范围, 以近代西方社会为蓝本, 提倡“重商富民”, 把“商”放到了国民经济的枢纽地位。而且早期维新派的“重商”思想, 其含义已不是简单的重视商业, 而是提倡和大力发展工矿、贸易、交通、电讯、金融等近代实业。事实上, 就是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以机器化大生产为主导的近代工业社会为参照, 来改造中国的社会经济构成。

3. 经世实学的终结

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 彻底宣告了洋务派自强运动的失败。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推动下, 一场声势洁大的变法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向西方学习, 也从器物层面上升到体制。虽然戊戌变法持续的时间很短, 经世实学真正被新学取代, 要到1901年的“晚清新政”, 废科举, 办新学。但也正是由这场维新变法掀起的文化变动, 从学理逻辑上结束了晚清经世实学。

维新派与早期维新派一样, 在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方面, 与洋务运动是一致的。但在本质上, 它仍是否定洋务运动的。而且他不仅突破了洋务派的把科技知识、机器生产的应用限制在为维护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服务的范围内的尺度, 还超越了早期维新派的范围。维新派站在时代的高度上, 认识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同时他们也为中国勾画了一幅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发展蓝图。尽管这个蓝图是粗线条的, 既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 也缺乏最基本的民众或统治阶级的力量支撑。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具有崭新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虽然维新派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因变法失败而没有实现, 但他们为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宣传和准备。

二、晚清经世实学思潮中的经济思想的影响

晚清经世实学思潮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经世文化发展的最后高潮,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都带有明显的传统性。同时, 经世实学思潮, 作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最初尝试, 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即工艺制造, 到后来意识到中国社会在深层次的制度上的不足, 必须变法维新, 学习西方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经世人士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的向现代靠拢,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

第一, 晚清经世实学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治世药方。在16到19世纪初叶的两三百年里, 西方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走过了“萌芽——夭折——再度萌芽”的曲折道路, 相对的中国文化也举步维艰。宋学的好高骛远, 考据的细碎烦琐, 几乎无一关注实政的“有用之学”。在这种情况下, 当19世纪三四十年代, 列强入侵, 能对这一危急局面做出反映的也只有经世实学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经世派所能做到的便是尽力发掘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优良传统, 变幻出“变法图强”的种种经世方略。经济发展关注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河工、漕运、盐法、农事等传统“大政”上。以这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治世药方来试图挽救清王朝这座将倾的大厦, 首举经世旗帜的都是而且也只可能是封建的官僚士大夫, 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问题就在于他们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现有的社会, 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排除障碍, 而是从其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 揭露社会的积弊, 谋求改革, 使社会长治久安, 至少使它不至于灭亡。因此, 经世实学思潮中的经济思想几乎都不能跳脱出自然经济的范围, 带有明显的传统性。

第二, 晚清经世实学中的经济思想处于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 “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从传统思想宝库中找到了一个似乎有用的武器——“经世之学”。虽然经世实学思潮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的思想体系, 但是“经世派”了解外情, 兴办实学, 反对侵略, 师夷以制夷, 这些使得经世染上了某种程度的近代色彩。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到洋务运动的开办近代工业, 最后是维新派的构建现代工业社会的蓝图;从“重农抑商”的本末思想到农工商协调发展, 最后到“重商”的经济思想的转变。固然这一转变是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 但晚清经世实学的经济思想绝不简单的只是西学的复制品。而是中国人民在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创造, 是中西学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伴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向近代的转化, 晚清经世实学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的向近代靠拢, 并为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转变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包世臣:说储[A].包世臣全集[C].合肥:黄山书社出版, 1991年版, 133页

[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5年版, 5页

经世精神 篇6

《书目答问》是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第一, 张之洞撰写《书目答问》的指导思想是经世致用

《书目答问》作为一本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 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选择基本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时就本着“读书期于明理, 明理归于致用”的主张。其书2200余种, 绝大多数都是当时易于访求、便于阅览的书。在《书目答问略例》中作者就表明了本书的收书原则:“凡所著录, 并是要典雅记, 各适其用”、“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经部举有家法实事求是者, 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 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 集部举最著者”。张之洞编本书的目的在于“告语生童”, 所以他所选择的图书都是切合学生们的实际需求, 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

第二, 《书目答问》编撰的体例极有利于经世致用

《书目答问》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之外, 还增加了“丛书目”一类, 列举“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目”及“国朝一人自著丛书目”两类。后艺校类附注:“求书于世, 但举子目, 非书贾所知, 故为举其大题如左”张之洞评价“丛书最便学者, 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 搜残存轶, 为功尤巨, 欲多读古书, 非卖丛书不可”。汪辟疆对其评价“其出丛书目以殿四部之后者, 则以丛书包举四部, 非杂家所能囿, 以便利于购求”。张之洞创造的五部分类法被近代当代古籍分编工作继承、沿用下来, 《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就采用这种分类方法, 可见张之洞分类方法及其实用。

《书目答问》在书后附录了“别录目”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将清代学人按学科分为经学家、史学家等14类, 其中四类还分为若干小类, 并一一举其姓名字号籍贯。他的目的是“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也为读者了解清代学术源流及其代表人物提供了便利。

《书目答问》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作者在书名下列举了若干比较重要的和常见的版本和注本, 并加以适当的比较和评论。这对读者做学问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第三, 《书目答问》中所收录的书籍大多都是“致用”的书籍

《书目答问》收录的图书大多都是对于学术以及社会有用的书籍, 而把荒诞不经, 于学术、社会无用的书籍不予以收录。例如:史部诏令奏议著录《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贺长龄、魏源编。长沙原刻本, 翻本多讹。此书最切用.

再如子部兵家类著录《新译西洋兵书五种》附注:“上海制造局刻本。克虏伯《炮说》四卷、《泡操法》四卷、《炮表》六卷、《水师操法》十八卷, 附一卷、《行军测绘》十卷、《防海新论》十八卷、《御风要术》三卷, 极有用。”

还有子部天文算法家附注“算学以步天为极功, 以制器为实用, 性与此相近者, 能加研求, 及有益于经济之学。”作者也因为其“及有益于经济之学”收录此类书籍达六、七十种, 其数量在“子部”中仅次于“儒家”著作。

《书目答问》所收录的具体的书籍, 作者都做了精心的选择, 首先考虑的是书籍的实用性, 是本着是否有用的态度, 是为了开卷有益。

第四, 作者编书的最终目的是经世致用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明编本书为告“诸生好学者应读何书, 书以何本为善”。所以需“分别条流, 慎择约举, 视其性之所近, 各就其部求之”。这本书想为初学者解决该读哪些书和选择哪些版本。最后作者提出“读书期于明理, 明理归于致用”的主张, 他说;“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 可用以经世, 可用以治身心。”可见作者认为读书必须具有经世致用的实用目的, 所以他编书的最终目的也是经世致用。

《书目答问》作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一本目录学专著, 张之洞编写的原则和目的是教诸生学以致用, 经世致用。《书目答问》问世以后,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家陈垣先生以《书目答问》为“读书门径”。鲁迅也曾说过:“我以为倘耍弄旧的呢, 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由此可见, 《书目答问》中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徐鹏导读。《书目问答补正》[M], 上海古籍出版, 2001 (7) 。

[2]徐有富著, 《目录学与学术史》[M], 中华书局, 2009 (4) 。

[3]程立中, 《书目答问》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J], 文化研究, 2009 (4) 。

[4]丁宏宣, 《书目答问》的特点与创新[J], 贵图学刊, 2008 (5) 。

[5]胡平, 张之洞和《书目答问》[J]贵图学刊, 1999 (12) 。

[6]潘秀芹, 《书目答问》得失谈[J], 图书馆杂志, 1994 (3) 。

徐经世治疗心律失常证治规律探讨 篇7

1 病因病机的探讨

心律失常因主症与心悸病相同, 下面从心悸病的证治规律来探讨中医对心律失常的认识。心悸病因繁杂, 病理性质不外虚实或虚实夹杂, 病位在心, 心体阴用阳, 既有客观体征, 又有较强的主观精神症状, 与心为十二官之主, 主血脉, 藏神明相勾连。结合现代社会、生活环境及发病规律, 着重于以下几点进行阐述。

1.1 正气亏虚为病本

1.1.1 心律失常与心的关系

徐师认为心律失常是由于心脏传导系统功能异常引发的机械功能节律、频率改变所致, 主要表现为心悸及怔忡, 该组症状既有心脏的本身病变, 也有一定的精神因素。中医认为心脏内环境的改变是其始动因素, 外因通过内因方可致病, 心脏内环境的稳定, 须由心脏阴阳气血平衡相维系, 脏无实证, 心阴不足、心阳虚衰, 心脏气血亏虚均可致心悸。《内经·本神篇》云:“所以任物者谓之心”, 心主血脉, 藏神, 心气旺盛, 运血有力, 全身营养物质布散周身, 从而满足人体机能的需要, 心气不足则运血无力, 机体功能受损, 心体阴用阳, 气属阳, 血属阴, 心血足, 血脉充盈, 气得血养, 神有所主。朱丹溪在《丹溪心法·惊悸怔忡》亦云:“……人之所主者心, 心之所养者血, 心血虚, 神气不守, 此惊悸之所肇端也”。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一·虚劳惊悸候》:“心藏神而主血脉。虚劳损伤血脉, 致令心气不足, 因为邪气所乘, 则使惊而悸动不定”。《伤寒论》64 条谓:“ 发汗过多, 其人叉手自冒心, 心下悸, 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汤主之”。太阳病发汗过多, 内伤心阳, 心脏失去阳气的庇护则空虚无主, 所以心中悸动不安。

1.1.2 心律失常与脏腑的关系

心律失常的发病中医认为主要与心脏的阴阳气血亏虚有关。但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心脏功能正常发挥, 与五脏六腑相生相克, 维持人体的动态平衡相关。心肺同居上焦, 心与肺的关系为气与血的关系, 肺主气, 朝百脉, 若肺气不足, 则如《素问·平人气象论》:“乳之下, 其动应衣, 宗气泄也”。脾胃居中焦, 主运化水谷, 气血生化之源, 脾胃有病, 气血生化不足, 无以补心气, 充血脉, 统摄无权, 心血亏耗。肝肾同居下焦, 肝主疏泄、藏血, 维持中焦运化功能, 调畅情志, 有利于心主神功能的正常发挥, 正如《凌晓五医案精华·怔忡》所言:“心体不足, 心用有余, 肝为心母, 肝木与心火相为煽动, 肝阳浮越不潜, 彻夜不眠, 心悸怔忡”。肾为先天之本, 内藏真阴、真阳, 心肾相交, 水火既济, 脏腑阴阳平衡。因此在病理状况下, 阴阳失衡, 心肾不交, 就有心悸、心慌等症状, 林佩琴在《类证治裁·怔忡惊恐论治》中指出:“如水亏火盛, 烦躁热渴而为怔忡惊悸者, 二阴煎或加减一阴煎”。《杂病源流犀烛·怔忡》中云:“悸者, 心痹也。……其原由水衰火旺, 故心胸躁动”。另心主血、肾藏精, 精血同源, 相互资生, 心藏神, 肾藏精生髓, 脑为精髓所组成的元神之府, 神明活动之源, 所以肾精亏损, 也可出现心悸、心慌、失眠不寐等症候。宋·严用和在《济生方·惊悸》中谓:“夫惊悸者, 心虚胆怯之所致也。且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胆者正中之官, 决断出焉。心气安逸, 胆气不怯, 决断思虑得其所矣。或因事有所大惊, 或闻虚响, 或见异相, 登高陟险, 惊忤心神, 气与涎郁, 遂使惊悸。……皆心虚胆怯之候也”。心虚胆怯可致惊悸。总之禀赋不足, 素体虚弱, 或久病失养, 劳欲过度, 脏腑气血阴阳亏虚, 均可致心失所养、或扰乱心神发为心悸。

1.2 七情致病重在郁

七情是人体对外界刺激或内源性刺激的正常反应, 如刺激过于强烈, 或过于持久, 超过人体所能调节的范围就会引起脏腑的气血紊乱, 导致疾病。心主血脉, 调控人的情志, 肝主疏泄, 疏畅人的气机, 舒畅人的情志, 脾主运化, 气血生化之源, 为情志之物质基础, 所以七情致病最易损伤心、肝、脾, 但肝肾同源, 肾藏天癸, 储藏着人类的情志基质, 所以情志致病也易损伤肾。徐春甫、张景岳则分别认为郁为七情不舒, 遂成郁结;既郁之久则为病;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 此病而郁也。情志之郁, 则总由乎心, 此因郁而病也。导师则认为郁有积、滞、蕴结之义, 郁有积、滞、蕴结之义, 此处之郁不能单一从字面去理解, 它既可表现为一组临床症状的概括, 因情志之郁致病的病因, 也可作为气机不畅、气机郁阻, 甚则气机逆乱的总括。心为君主之官, 主神明, 虽七情各有所主, 情志的过与不及, 初则影响本脏, 终则因脏腑的生克制化而影响心, 发为心悸。如《素问·举痛论》说:“惊则心无所倚, 神无所归, 虑无所定, 故气乱矣”。严用和在《济生方·惊悸》中谓:夫惊悸者, 心虚胆怯之所致也……说明平素心虚胆怯, 突遇惊恐, 心神动摇, 不能自主而心悸。长期忧思不解, 一则心气结, 郁而化火生痰, 痰火扰心, 心神不宁而心悸;二则劳伤心脾, 阴血暗耗, 心神失养而成心悸。《济生方·惊悸怔忡健忘门》云:夫怔仲者, ……, 多因汲汲富贵, 戚戚贫贱, 又思所爱, 触事不意, 真血虚耗, 心帝失辅, 惭成怔忡。大怒伤肝, 肝木横逆, 则脏腑失调, 气机逆乱, 或横逆, 或升腾, 逆乱冲心, 或气机失调, 变生郁火、痰浊、瘀血等, 诸邪皆可扰乱心神而发为心悸, 《素问·金匮真言论》谓:东方色青, 入通于肝……其病发为惊骇。肝病可导致惊骇、心悸。七情致心悸是临证常见的病因或诱因, 虽有喜怒悲恐惊思忧, 但临床多见于上述四者, 结合导师及自己多年的观察, 又以前三者居多, 共同的发病机制可引发气机逆乱, 扰乱心神, 或次生脏腑气血不足, 心神失养而发心悸, 甚则变生他证。

1.3 六淫痰瘀互为病因

1.3.1 六淫致病

心悸病本在虚, 素体不足, 易受外邪侵袭, 内经云:“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临证多见心体有病, 尚处于暂时的阴阳平衡, 功能代偿状态, 如遇外邪或痰瘀等病邪的侵袭, 超过心体的贮备极限, 易诱发心悸或心悸状态持续。《素问·痹论》云:“脉痹不已, 复感于邪, 内舍于心”“心痹者, 脉不通, 烦则心下鼓”。《济生方·惊悸》亦云:“风寒暑湿闭塞诸经而怔忡……”。风寒湿三气杂至, 合而为痹, 痹证日久, 复感外邪, 内舍于心, 痹阻心脉, 心血运行受阻, 发为心悸。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卷一·风惊悸候》中指出:“风惊悸者, 由体虚, 心气不足, 心之府为风邪所乘, 或恐惧忧迫, 令心气虚, 亦受于风邪, 风邪搏于心, 则惊不自安, 惊不已, 则悸动不定”。《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病浮肿, 疼酸惊骇, 皆属于火”, 风、热外邪, 由血脉内侵于心, 耗伤心气心阴, 扰乱心神亦可引起心悸。

1.3.2 痰瘀致悸

痰瘀虽为病理产物, 也是临床常见的致病因素, 社会飞速进步,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工作、生活、家庭的多重压力, 运动量的减少, 过食肥甘厚味, 多是形成痰瘀的重要因素。瘀阻心脉, 血行不畅, 心失所养则心悸怔忡, 正如《素问·痹论》云:“心痹者, 脉不通, 烦则心下鼓”, 每遇屡治不效的心悸, 稍佐活血化瘀之品, 多有灵验。林佩琴《类证治裁·怔忡惊恐论治》:“如痰火盛, 心下怔忡者, 温胆汤加炒黄连、山栀、当归、贝母。如寒痰停蓄心下而怔忡者, 姜术汤。如痰迷心窍惊悸者, 温胆汤, 甚者朱砂消痰饮”。痰郁久化火, 上扰心神致心悸。

2 辨证要点探讨

2.1 据脉象辨虚实

中医辨证治疗心律失常主要从症状表现结合舌脉进行分析, 之所以能从脉象变化考察心悸, 是因为“寸口者, 脉之大会, 手太阴之动脉也”。反映全身气血运行及脏腑功能活动的变化, 而血脉正常运行, 必须依赖血脉充盈, 心气有序、有力地鼓动。心律失常的脉象变化主要表现为脉搏频率与节律的改变, 常见的有迟、缓、数、结、代、促、雀啄脉等, 与其他脉象相结合, 自然反映脏腑气血功能状态的变化, 因此, 脉象在心悸病的诊断中尤为重要。与外感疾病不同的是数、促脉不一定均反应阳热亢盛证, 随着现代医学发展, 雀啄脉, 甚则一些所谓的死脉治愈率或好转率也在逐年升高。表现在虚证上, 一般为气虚, 血虚多见, 日久可兼见阳虚、阴虚, 气血两虚或阴阳两虚;实者为气机不利, 多为痰浊、水饮、瘀血、痰热阻滞气机。

2.2 察症候辨病邪、脏腑

心律失常病位在心, 通过心悸及伴随症状可辨病邪、脏腑。心为十二官之主, 与其他脏腑关系密切, 临证辨病以心为本, 应注意五脏的相关性, 不可偏执一脏。心与肺主要是肺主气与心主血的关系。心肺气虚, 或气机不畅均可导致心悸, 且以气虚者多见, 并常伴见肺阴虚。心与肝的关系除了母子关系外, 还体现在血液运行及调节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上, 而血液充盈是维持其藏血、主疏泄之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心与脾的关系, 脾为心之子, 心主血, 脾既统血又为气血化生之源, 两者主要体现在血的生成和运行方面, 此外脾为生痰之源, 痰饮亦可导致心悸, 但其产生原因主要是脾虚。心与肾的生理关系主要体现在精血同源、水火相济两方面。心肾不交、心肾失调是心悸发病的重要病机, 且肾虚不能制水, 水饮凌心亦可导致心悸。

3 临证分型施治探讨

心悸病分型复杂, 各医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有所侧重。徐师认为内科杂病的心律失常初多以虚实为主, 或虚实夹杂, 表现为心络失养, 心络不通, 心络失荣, 久病痰阻血瘀, 气血不畅, 形成虚实夹杂。病初多病及心、肝、脾三脏, 久则五脏俱损, 正如《灵枢·口问》中所言“心动五脏六腑皆摇”。临证以下四型多见, 适时加减即可。

3.1 心脾两虚

心脾两虚多为气血亏虚, 气虚不能生血、运血, 心血不足, 不能养心。证见心悸, 面色不华, 头晕, 夜寐不安, 倦怠乏力, 纳差, 甚则便溏, 舌质淡, 脉象细弱, 或缓、结、代。林佩琴在《类证治裁·怔忡惊恐论治》[18]中指出:心脾气血本虚, 而致怔忡惊恐, ……其基本病理改变为心脾两虚。《伤寒论》102条:“伤寒二三日, 心中悸而烦者, 小建中汤主之”。此型多以补心脾, 益气补血, 宁心安神为主。徐师仿归脾之意组健脾养心安神汤, 组方:黄芪20 g, 当归12 g, 党参12 g, 白芍10 g, 白术10 g, 茯神10 g, 酸枣仁20 g, 绿梅花20 g, 炙甘草6 g, 桂枝2 g。此方重在补心脾, 宁心神, 依五行生克规律, 佐绿梅花疏肝理气, 稍佐桂枝温心阳、通心络, 引药直达病所。临证加减, 若阴虚甚可加用麦冬、阿胶、地黄; 阳虚可加桂枝量, 酌加制附片;失眠多梦, 加用合欢皮、夜交藤、五味子、柏子仁等;纳呆腹胀, 加陈皮、建曲、内金、枳壳健脾助运。尝治某某, 女, 57岁, 2008年4月初诊, 心悸4个月, 动则加重, 面色不华, 头晕, 偶有耳鸣, 思睡但难以入睡, 倦怠乏力, 纳差, 大便软, 平素怕冷, 舌质淡, 苔白微厚, 脉象弱结代。心电图示:窦性心律, 频发室性早搏, ST-T改变;心脏超声示:心室前壁节段性运动减弱。心脏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左冠状动脉前降支75%局限性狭窄。西医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心律失常, 频发室性早搏。中医诊断:心悸, 心脾两虚。治拟益气补血, 宁心安神, 佐以温阳。方药:上方改桂枝6 g, 加制附子6 g, 服7剂。二诊:诸症略减, 畏寒症状缓解, 去制附子, 加党参15 g, 10剂。三诊上述症状明显缓解, 继服20剂, 随访告愈, 复查心电图示:窦性心律, 无ST-T改变。

3.2 阴虚火旺

阴虚劳损, 七情内伤、素体阴虚、久病之人, 阴血暗耗, 阴虚既可形成心失濡养, 又可导致虚火上扰心神而心悸。证见心悸, 易惊善恐, 心烦不寐, 易怒, 烦热, 口干, 便结, 腰酸膝软, 舌红, 脉促、数等。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怔忡惊恐》谓:“此证惟阴虚劳损之人乃有之, 盖阴虚于下, 则宗气无根, 而气不归源, 所以在上则浮撼于胸臆, 在下则振动于脐旁。虚微者动亦微, 虚甚者动亦甚”。参林佩琴二阴煎或加减一阴煎的立方理论, 拟养肝清心宁神汤加减, 组方:酸枣仁20 g, 知母10 g, 川芎10 g, 茯神10 g, 生地10 g, 当归12 g, 牡丹皮8 g, 淡竹叶8 g, 白术10 g, 琥珀3 g, 甘松12 g, 生甘草5 g。该方酸枣仁汤合六味地黄丸中的三补药物, 补肝肾养肝体, 疏肝理气, 清心除烦, 佐以琥珀重镇安神, 甘松疏肝降逆, 除烦安神。肾阴虚亏, 虚火妄动加龟板、熟地, 阴虚兼有瘀热者, 加赤芍、丹皮、桃仁、红花等清热凉血, 活血化瘀。尝治某某, 男, 46岁, 公务员, 2007年10月初诊, 心悸阵作1年余, 加重1周, 烦躁, 夜寐差, 时觉五心烦热, 记忆力下降, 近感腰痠倦怠, 口干, 溲略黄, 大便正常, 纳食佳, 平素伏案工作, 体瘦, 舌红体瘦, 苔薄黄, 脉细促。24 h动态心电图示:窦性心律, 频发房性早搏 (2 467/24 h) , 频发室性早搏 (1 764/24 h) , 心脏超声示:左心室假腱索, 余正常。西医诊断:心律失常, 频发房性早搏, 频发室性早搏。中医诊断:心悸, 阴虚火旺。治拟养肝清心宁神汤加减, 上方加黄芩10 g, 服10剂。二诊:诸症减轻, 病久肝肾阴亏, 虚火上炎, 采取缓则治其本之法, 守上方去黄芩, 加砂仁拌熟地10 g、龟板15 g、白术8 g。继服10剂。三诊时, 症减大半, 继续加减该方, 共服汤药50剂, 告痊愈。心电图复查, 窦性心律, 偶发房性早搏 (157/24 h) , 未见室性早搏。

3.3 痰热上扰

饮食不节, 嗜食膏粱厚味, 均可生痰蕴热化火, 或伤脾滋生痰浊, 痰火扰心而致心悸。心悸时作时止, 伴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所言“心中惊悸而四肢缓, 头面热, 心胸痰满, 头目眩冒如欲动摇”。失眠多梦, 口干苦, 便秘溲赤, 舌红, 或黯红, 苔黄腻, 脉滑数或促。李蜒在《医学入门·卷四·内伤痰类·惊悸怔忡健忘》中指出:“怔忡因惊悸久而成, 痰在下火在上故也”。林佩琴在《类证治裁·怔忡惊恐论治》更提出了具体的治法方药:“如痰火盛, 心下怔忡者, 温胆汤加炒黄连、山栀、当归、贝母。……如痰迷心窍惊悸者, 温胆汤, 甚者朱砂消痰饮”。徐师宗清热化痰、宁心安神之法, 拟琥珀黄连温胆汤加减, 组方:琥珀3 g, 黄连6 g, 法半夏10 g, 陈皮10 g, 茯神20 g, 竹茹12 g, 蒲公英20 g, 枳壳12 g, 生甘草5 g。方中黄连温胆汤清热化痰, 琥珀镇惊安神, 兼活血祛瘀, 剂量可随症加减。大便秘结, 加用大黄;心悸重者, 加珍珠母、磁石重镇安神;火郁伤阴, 加麦冬、玉竹、生地;脾虚者加党参、白术、谷麦芽益气醒脾。曾治某某, 男, 37岁, 2008年5月初诊, 时觉心慌、心悸1月余, 甚则胸闷, 面红体胖, 口苦口干喜饮, 大便结二三日一行, 溲黄, 夜寐可, 平素饮酒较多, 喜食肥甘之品, 舌红, 苔黄腻, 脉滑而结。心电图示:窦性心律, 频发室性早搏。心脏超声:心脏结构大致正常。西医诊断:心律失常, 频发室性早搏。中医辨证为心悸, 痰热上扰。治以清热化痰, 重镇安神, 佐以宽胸理气通便。方药:上方改琥珀6 g, 加生大黄3 g (后下) , 柴胡10 g, 服5剂, 并嘱调整生活方式。二诊:上述诸症略减, 大便正常, 守上方去大黄、法半夏加麦冬12 g, 甘松12 g, 继服7剂。三诊:诸症明显减轻, 继服10剂痊愈, 随访3个月未复发。

3.4 心络瘀阻

心络瘀阻, 心体失荣, 神明欠安, 证见心悸不安, 胸闷不舒, 心痛时作, 痛如针刺, 舌质紫黯或有瘀斑, 脉涩或结或代。王清任《医林改错·血府逐瘀汤所治证目》提出心慌心跳, 用归脾、安神等方不效, 用血府逐瘀汤百发百中。治以活血化瘀、理气通络安神, 徐师拟方活血宁神汤加减, 药物组成:桃仁12 g, 红花8 g, 川芎12 g, 丹参15 g, 生地12 g, 薤白8 g, 龙骨20 g, 甘草3 g。全方以活血化瘀为主, 兼以行气, 活血而不耗血, 祛瘀又能生新, 薤白入心经, 理气通阳, 引药直达病所, 龙骨重镇安神。兼七滞者, 加柴胡、枳壳;气虚加党参、黄芪;血虚加当归、熟地、首乌;阴虚加麦冬、玉竹、五味子;阳虚加附子、肉桂;痰瘀互结加瓜蒌、半夏等。曾治某某, 男, 58岁, 2009年9月初诊, 心悸、心慌不安3月, 活动后略减轻, 伴胸闷, 甚则胸部闷痛, 形体肥胖, 舌黯, 苔白微腻, 脉涩结代。西医诊断为冠心病,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频发房性早搏、室性早搏, 交界性逸搏, 建议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术。病人拒绝, 转诊中医, 拟诊心悸, 痰瘀互结。治拟活血宁神汤加减。方药:上方加瓜蒌12 g, 姜半夏10 g, 煎药至沸腾时, 加白酒15 mL, 服10剂, 二诊:胸闷胸痛明显减轻, 心悸发作次数减少, 舌脉同前, 效不更方, 再服10剂复诊, 胸闷痛缓解, 心悸心慌偶作, 舌稍黯苔白, 脉缓、偶结代, 治拟活血宁神汤续服20剂。再诊, 病情稳定, 常年口服复方丹参滴丸或麝香保心丸巩固疗效。

4 结 语